时间：2023-06-05 15:34:23
序论：在您撰写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浙商文化；钱庄；会计技术
中图分类号：F2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5-0070-07
一、引言
近代以来浙江地区的经济由于其独特的重商文化而逐渐兴盛起来，而发达的经济环境孕育出中国第一批民族资本工商业，同时也孕育出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经济越是发展，作为“过程控制和观念总结”的会计就愈发重要。为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业务，钱庄的记账技术不断革新，内生出以“龙门账”和“四脚账”为代表的中式复式簿记，与当时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仍采用单式簿记进行会计核算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学者Gray（1988）提出文化价值观可以通过其自身对会计文化或亚文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从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出发，分析钱庄会计技术的特点，即认为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浙商独特的文化特质催生出独特的钱庄会计技术，并影响着近代钱庄会计技术的发展与传承，同时钱庄会计为西式会计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对会计实务的影响角度展开史料研究，论证浙商文化对于近代钱庄会计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另外，与当前研究多将中国传统会计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同，本文通过细分区域及行业，选取了扎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且会计核算水平较高的钱庄会计为样本进行研究，论证中国传统会计具有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同时近代钱庄绝大多数由浙商兴建，因此对钱庄会计的深入探索不仅能够丰富浙商研究的内容，同时也能够拓展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研究视角。而现有文献尚无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相关成果主要独立地从浙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钱庄会计三个方面展开，因此下文从这些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简要文献回顾。
二、文献综述
（一）浙商文化研究
当代浙商崛起之谜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仅从浙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角度进行的研究就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陶水木（2001）认为浙江精神即实业兴国、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矢志不渝精神和敬业精神，是近代浙商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章剑鸣（2005）指出浙商文化形成的众多营养源中，重商的地域文化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原因，这种区域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存技能，是浙商文化之根。而曹旭华等（2010）的研究支持了陶水木和章剑鸣的观点，曹旭华等从历史文化角度，特别是从浙江地区独特工商经济思想的演进与传承角度，阐释了当代浙商崛起的原因。王晓华（2010）则指出浙商精神在越俗文化质朴骁勇影响下，开疆拓土的价值取向和术实创新的努力显示出一种“传统创新”的理性文化特征。
上述学者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浙江区域孕育的商业气质是“民商”，杨轶清（2007，2008）则对浙商的民商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与陶水木视角不同，尹铁（2011）从经济学角度总结出近代浙商具有重视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其经营的企业具有多元化、集团化的发展模式，以及重视企业人才培养的特征。上述研究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总结了近代浙商的文化特征，目的都是从文化角度对当代浙商崛起之谜给予解释。
与多数学者侧重当代浙商如何传承近代优秀的浙商文化不同，张仁汉、罗许成（2011）指出浙商文化需要一个提升品位、负载人文使命的批判和重构的过程，而经由浙商文化的批评与重构是建构“人文浙江”的一条可行的新路径。张仁汉等人并未沉醉于欣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以动态的眼光关注文化自身重构发展的过程以保持其鲜明的时代性，在浙商文化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
另外，探讨浙商文化的特点离不开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张炎兴（2005）将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浙商与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两者具有时代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因此不能用韦伯“新教伦理”解释浙商精神的孕育机制。
李杨等（2011）则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近代浙商与晋商的文化差异，指出浙商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厚重的文化性、鲜明的进取性、富于冒险的开拓性和浓厚的工商性，这一文化特征成为当代浙江企业家无法被他人克隆的基因。与上述研究只注意到浙商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不同，徐淑华（2010）将当代海外浙商和闽商的商业文化进行对比后，指出海外浙商深受浙东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和务实，但存在目光短浅，极端功利等问题，不利于浙商在海外的发展及融入当地社会。徐淑华是首位关注浙商功利文化中具有的消极因素的学者，其研究丰富了当前浙商文化研究的内容。
而杨轶清（2007）则令人耳目一新地指出即使是被看作整体的浙商同样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据此他将浙商细分为浙西龙游商帮，浙东南地区的温州、金华商人以及绍兴、宁波商帮。作者指出宁波商帮具有的民商特质，是浙商能够跨越时代的保证。
上述作者仅关注同时代横向比较，而曹旭华等（2010）基于文化传统视角对当代浙商与近代浙商进行了历史纵向比较，指出新浙商对旧浙商传承的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是对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文化传承。总体而言从浙商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研究成果尚停留在总结浙商文化具有的特征层面，且基本上达成了浙商文化中具有的重商、功利以及民商等特质。
（二）中国会计文化研究
近20年来国内学者多运用Hofstede（1984）归纳出的四个区别民族文化特性的社会价值层面：即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权力距离大小（Large Versus small Power Distance）、阳刚性和阴柔性社会倾向（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未来不确定性回避程度（Strong Versus Weak un，certainty Avoidance），分析当代中国会计文化与西方的显著差异。率先使用该理论进行分析的是李相直（1998），其他如吴革（2003），刘冰（2001），刘冬荣和陈晟（2001）都是对该理论的运用。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研究侧重介绍国外相关理论，而缺少运用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与上述研究不同，劳秦汉（2001）对Hofstede与Gray的理论做了发展并分析得出我国当代会计文化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阴柔性和高度回避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些会计文化特征导致了我国会计实务中具有法例管制、统一性、保密性和决策有用性的特点。
刘骏（2005）则另辟蹊径，以公共合约观为框架，分析了文化对会计规则制定、执行以及监督的影响来研究文化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研究认为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基础性和全面的。
刘开端（2000）认为中国传统会计文化在其形成期表现出开放、吸收和进取的特点，后来逐渐表现出内聚、封闭和保守，显现出思辨、徘徊与逐渐觉醒等特点。而对于中国现代会计文化，刘开端（2001）认为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鲜明的政策性与时代性、多维性等特征。张云（2007）粗略梳理了中国自古代到现代会计文化发展历史及其特征并归纳了会计文化的内涵。
与研究浙商文化的学者多关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不同，研究会计文化的学者其视角多局限于当代中国会计文化，对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缺少兴趣，因此中国古、近代会计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总体性研究尚且如此，更遑论分行业分地域细分会计文化的研究。目前仅有的几篇对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研究成果均忽略了中国这个地域文化迥异，近代行业会计核算水平极不平衡的现实，而将我国的会计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三）钱庄会计研究
国内率先对钱庄会计进行研究的非郭道扬莫属，郭道扬（1988）从会计组织机构、会计制度、会计方法三个方面系统展开研究，指出钱庄会计核算水平居于当时工商行业之上。郭道扬和曹大宽（1993）首次研究了钱庄使用的“四脚账”的基本记账原理及其特点，指出“四脚账”法是内生于我国的成熟的复式记账法，也是我国会计方法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媒介，虽然在科目体系完整性、账簿组织严密性以及基本账理的科学性等方面都显得幼稚，但并不能抹杀其在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郭道扬对于钱庄会计进行了全面的先驱式研究，之后的研究如康均（2006）、康均和王涛（2008）等无论是内容的系统性还是分析的科学性而言，均无出其右。而现有钱庄会计的研究多集中在会计账务处理技术及起账簿原理研究，并未关注文化因素对钱庄会计技术的影响。
而与本文选题最相近的徐（2009），其研究对象只是当代浙商的理财文化，该文笼统地总结出浙商财务文化具有务实性、讲究投入一产出、以及具有鲜明地域性等特征，并未对钱庄的财务文化及会计技术给予关注。因此当前钱庄会计研究有待于继续深入，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中国近代会计环境中内生出的最先进的会计核算水平，同时近代钱庄绝大多数由浙商兴建，因此对钱庄会计的深入探索也能够一定程度丰富浙商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着从浙商文化对于钱庄会计的影响角度展开分析。
三、浙商文化孕育出独特的钱庄会计
（一）“义利并重”的经济思想与钱庄业的兴起
与主流儒家“重义轻利”、“重农抑商”文化不同，浙商文化一直倡导功利、注重工商，逐渐形成了务实功利、求利求富的功利性文化价值观，因此下文将把这一独特文化价值观投射到钱庄业的会计技术中，从文化角度解释钱庄业的兴起及其记账技术的特点。
关于钱庄业的兴起，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曾指出：早在明中叶，绍兴商人开始旅沪经商，主要从事柴碳业、锡箔业、豆米业、绍酒业、染坊等行业，到乾隆初年，因柴碳店略有余赀于是开始兼营货币存放业务。由此可以看出早期钱庄资本多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身为民间商业的一份子，浙商敏锐地捕捉到江浙沪一带大量存在的中小规模的民间手工业作坊及商号有资金融通的需求这一商机，于是“放款于临近商店，以权子母，继而逐渐推广”，建立起为中小作坊和商号解决资金融通、汇划等问题的中小规模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而钱庄贷出的资金全为信用贷款，不需抵押，凭借的都是商户之间的彼此信任。钱庄业与中小商业的关系密切，直至1930年《银行周报》仍评论到：“我国商业，凡百营运，全恃钱庄之周转调剂，盈绌可通，青黄可继，为百业之枢纽。一般中小商人，尤赖钱庄之信用放款，资为周转流通之需。”可见自明清钱庄兴起开始，钱庄就一直是近代中小工商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主要渠道。
而在明清之际，重农抑商已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经营商业被认为是末流，商人的地位极其卑微，而浙江地区独树一帜的“义利并重”的人文环境使浙商并未被封建主流经济思想所束缚，因而能够敏锐地觉察出民间商业资本融通的需求进行制度创新，建立起主要为中小商业融资的场所，因此说“义利并重”的经济思想是中国钱庄业建立的文化基础。
（二）“礼治”文化在钱庄组织中的体现
虽然钱庄是浙商突破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建立起来的，但它仍然是脱胎于封建经济的一种民间金融组织，自然带有那个时代主流文化的特征。钱庄组织架构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儒家“礼治”文化的特点，具体可从钱庄组织层次中看出。
钱庄中处于组织最高等级为“太上皇”（名誉经理），一般由为钱庄发展贡献巨大但年事已高的人担任，名誉经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但钱庄倚重其历史声誉，属于钱庄的顾问角色。处在组织第二层级的是“阿大”（经理），多为股东亲属或门生担任，负责掌管钱庄实权。处在第三层级是“副手”，作为经理的助理。第四层级的分别是：会计部门、业务部门以及文书部门。钱庄内部以资历辈分论道，长幼有序，明显地表现出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特征。
而钱庄各职位的人事安排更体现出浓重的家族色彩，钱庄用人时强调家族关系，重要职位首先安排子弟和近亲，其次是同乡至好。虽然钱庄业较早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东一般从外界聘用职业经理人打理钱庄事务，但钱庄经理中却存在着不少父子相传的现象。据史料记载：上海“存德”钱庄经理由张蓉洲、文波、启梅祖孙三代担任；其他如安裕、乘裕、聚康、同润等钱庄，经理一职都是父子相传。就连处于钱庄职位最末层级的学徒，也多半为股东的子侄或亲戚。
钱庄中独特的组织架构及人事安排，将钱庄变成了一个“大家庭”，便于将家庭中的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文化完全应用到钱庄内部管理中，在钱庄早期的运营中确实可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三）民商经济特征与钱庄业过账制度的创造与运用
与其同时代传统金融机构票号相较而言，钱庄没有票号资本雄厚，同时它与政府的关系也远称不上密切。而钱庄能够屹立于长江以南，并与票号形成南北对立之势，靠的是其扎根于广大中小工商企业的土壤中，钱庄的草根特征使得他们能够以顾客利益和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创新金融服务。
起初，钱庄与客户的业务仅是银钱的收存与支取。随着商品买卖频繁发生，钱庄与客户之间业务往来日益频繁，也促使钱庄与其同行之间接触日益增多。这样一来，一方面钱庄因业务剧增而易发生错账，另一方面客户在银钱转手过程中也存在被盗、被劫的危险，另外当时中国币制混乱，盗铸私铸钱币猖獗，客户也面临着钱钞真伪辨别的问题。因此扎根于民间工商业的钱庄很快就意识到客户在现金支付与存取中的诉求，因而创新了其金融服务，产生了以虚洋本位为基础的过账制度。所谓过账制度，即各商家的资金收支从使用现金改为借助钱庄系统进行汇划，通过大同行钱庄在交换所中彼此账簿的汇划，实现同城统一清算。而从过账制度产生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过账制度产生于运动兴盛之时。而这并不是巧合，因为运动的爆发阻断了产业扩张获得正常货币供应的补充，于此同时政府还需大量筹措军饷。这样，在货币供应量已显不足的情况下货币的需求量激增，加剧了宁波地区市面上的“钱荒”问题。而钱庄业主的民商特征使他们最易感受到市场中现金紧缺，银根紧缩的问题，因此早在1864年前宁波钱庄就已创造出并系统地实施了钱庄之间的过账制度以解决当时货币供应短缺的问题，此后这一制度逐渐扩散到其他地区的钱庄中。
正如有学者指出，过账制度的实行“开始了实体货币（M0）到信用货币（M1）的革命性变革，货币供应量的定义被第一次深化，用一种虚洋本位与现金货币对接”。过账制度不仅提高了支付效率，同时也节约了现金交易成本。而与钱庄同时代存在的票号，其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家，虽也面临着市面上现金短缺的问题，但因为有较充裕的资金来源以及拥有殷实资产的顾客群，因此票号对于银根紧缩的感受显然不及草根“钱庄”强烈，因此无法相提并论地创新出同城结算工具。
（四）“经世致用”思想在钱庄会计凭证管理中的体现
儒家的诚信文化侧重自律，倡导人的内省以及“克己复礼”，即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能自觉地讲诚信，因此这样的文化环境造就了民间会计实务普遍不注重会计凭证管理的现象。而浙商很早就认识到单靠道德的软约束解决不了钱庄内部控制问题，因此自清代起钱庄业就十分注重原始凭证的审核与管理，并特别关注往来转账环节的凭证管理。
以钱庄票据设计为例，票据一般采用一式三联也有两联式，主要依据业务性质和经营环节的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支票为三联式设计，其中“第一联为‘上根’，由解款钱庄留存，待付款时作为对证；第二联为‘正票’，由出票人填写金额并签字盖章，解款数目上加盖合法印鉴，同时在其左右上角分别标明收款人及解款人各自庄号；第三联为‘下根’，由出票人留存，同时盖有各钱庄特有的骑缝号码和图记。”三联式凭证的设计体现出钱庄业较为严密的内部控制水平，它不仅能够监督银钱收付，防止欺诈冒领，而且是账房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
钱庄注重原始凭证的管理不仅出于内部控制需要，同时也是顺利实施钱庄之间过账制度的需要。从过账制度的程序看，首先由交易双方在各自开户钱庄的过账簿中做收付记录，接着各开户钱庄与其他同行之间进行账簿清算，最后再由钱庄与开户的客户之间做收付确认。由此看出，钱庄系统过账制度实施的基础在于各钱庄账簿正确和完整的会计记录，而账簿记录的完整和真实性又依赖于科学的原始凭证设计及严密的凭证管理。
因此可以这么说，钱庄业在会计凭证管理采取的慎重态度，扭转了几千年来民间会计中所存在的重信义轻凭证的局面。
（五）抵御风险的观念在钱庄利润分配方法的体现
早期钱庄业乃至民间工商企业都没有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因此对于经济业务的确认以及利润核算方法存在“千人千面”的情况。同时钱庄的投资者不喜欢大起大落、大风险，而较容易接受渐进的、稳健的行为方式。因此钱庄在编制财务报表（红账）没有统一的会计规则可循的情况下，钱庄每届的经营成果基本都以投资者意愿或根据经理的谨慎程度进行分配。在经营活动比较顺利，获利较多的年景，“编制红账，将洋价做小，将资产隐藏在现金里，或将全部可疑的放款开除，次年收还后，收入回春项下。”在废两改元前，钱庄一直以银洋作为记账本位币，因此将“洋价做小”，就可以使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少，由此少确认经营成果；另一方面，“将全部可疑的放款开除”，即是采用了现代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对不能100%确定收回的贷出款项，以100%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由此增加期间费用，目的仍是少确认当期利润。
有学者认为这是钱庄会计保守性的体现，而本文认为钱庄红账中采取的这种独特的利润核算方法与当时钱庄所处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清末民初，钱庄资本规模都不大，一般在2-4万两之间，而本文认为造成钱庄资本规模不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钱庄的年终结账制度造成的。由于年终歇业后于正月初二、三日钱庄账房编制出红账后，根据经营成果各股东分得与其投资份额相适应的利润，或者承担相应的损失，于此同时股东有权在红账公布的一、二天内决定继续投资或者撤资，一旦有股东做出撤资决定，则钱庄经理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就此关闭钱庄；要么需在正月初四前设法补足撤出的资本，才能在正月初五顺利开市。
表面上看，钱庄普遍资本规模不大没有或者很少有资本积累，而实际上红账的会计处理中存在着隐藏利润的做法，正是为了防止钱庄股东年终撤资，使钱庄免受关门的危险，因而创造出的隐藏资本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股东不撤资，则这一部分隐藏的利润则可以在营业获利较少的年度，采取相反的账务处理方法，增加当期利润。因此，浙商为了有效抵御风险有选择地使用了审慎性原则，目的是平滑各期利润以适应投资者的偏好及钱庄业特殊的投资撤资政策。
（六）锐意进取的精神在钱庄会计技术改革中的体现
钱庄业不仅在凭证管理的严密性上远超一般工商业，同时随着其业务数量的增加及业务复杂程度的提高，钱庄的会计技术也不断改进，其会计技术革新逐渐由传统单式簿记过渡到中国特有的复式簿记三脚账、龙门账的使用上。中国会计史研究泰斗郭道扬指出“钱庄业运用的一套会计方法，在民间会计中处于先进地位”。正是由于钱庄业会计核算水平较高，因此在西式复式簿记传播到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轰轰烈烈的改良中式簿记运动中，钱庄业能够较快地完成由中式复式簿记到西式簿记的变革。
以上海钱庄中经营能力较强的三大钱庄：福康、福源、顺康为例，在经历了数次金融风潮的影响，三大钱庄不仅目睹了同行关门歇业的悲惨现状，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旧式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他们意识到需要从改善企业内部管理中寻求出路，因此锐意进取的浙商在内外的压力下，力求改良旧式会计方法以增强钱庄在竞争中的抵抗力。三大钱庄不仅建立起内部审计机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看账如抄家”的普遍社会认识中，三大钱庄还定期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钱庄的报表，促使钱庄业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同时树立钱庄的社会信用。微观个体钱庄有如此力度改进会计技术，那么钱庄行业整体的会计改革又是如何呢？钱庄业的会计改革由其行业公会——上海钱业公会发起，公会聘请了注册会计师石祥和制定钱庄业会计科目及统一的会计账簿名称，后经钱业公会执委修正通过，于1937年1月1日上海钱庄业统一使用新式会计记账，在所有行业中率先制定并实施了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
会计技术的改革使三大钱庄能够在十分艰难的经营环境中顽强生存下去，据史料记载：1937-1949年，三大钱庄放款业务均保持在正常水平之上，即使在通货膨胀时期，其仍然能够获利。因此说锐意进取的浙商精神促使钱庄业迫切地认识到会计技术革新的重要性，因而钱庄业的会计革新能够走在各行业前列，获得较为丰厚的回报。正是因为钱庄业的核算水平在一般工商企业之上，同时部分钱庄又积极地改进现有会计方法，因此早期中国新式银行会计制度改革主要依靠的是钱庄中的会计从业人员，据史料记载，谢霖先后于1912年和1917年分别主持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新式银行会计制度的改良，从钱庄中挑选数人为其讲授西式簿记，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掌握西式会计方法的银行会计从业人员。理论上说，近代中国新式银行完全仿照西方银行建立，因此无论从组织结构的科学性还是会计核算体系的严密性方面均应超过钱庄，而先进的会计方法的传播方向是由钱庄从业人员到银行从业人员而不是相反的路径，不得不承认正是由于浙商钱庄锐意进取的会计改革，钱庄会计人员才易于通过已掌握的中式簿记账务处理方法而理解西式簿记理论，因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中、西复式簿记沟通的桥梁。因此钱庄能够率先实现全行业使用西式复式会计核算方法，同时钱庄的从业者中诞生出中国第一批银行会计从业人员。
该著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理论意义有：（1）探讨了政府审计思想与民主法治的关系，研究审计民主和审计法治的关系，民主审计和依法审计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加深人们对民主法治和政府审计思想关系的认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审计的本质，从而丰富政府审计理论。（2）以民主法治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民国时期政府审计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思想，从而可以丰富我国审计思想史，尤其是民国审计思想史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有：（1）审计是民主法治的工具，借鉴民国时期的审计民主和审计法治思想，为我所用，改革审计制度和发展审计事业，可以更好地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2）审计机构和人员的权力来自人民，它们本身也需要监督。借鉴民国时期民主审计和依法审计思想，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审计机构本身落实民主和法治的理念。
该著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作者对民国时期政府审计思想的逻辑分析建立在对这一时期审计活动或审计事件历史过程的考察之上，把“民主法治”这一逻辑主线的分析贯穿于整个政府审计思想中。（2）系统研究法。作者把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思想看作一个系统，研究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政府审计思想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认为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思想系统包括审计立法思想、审计组织体制思想、监审合一思想、审计人员职业化思想、军费审计思想、审计会议思想和审计公告思想这7个子系统，这7个子系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3）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该著主要运用哲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政府审计思想，例如，运用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分析民国时期的监审合一思想，把经济学的成本理论融入到政治学和法学中，提出民主法治成本的概念。
该著的创新点主要有：（1）观点新：一是提出民国时期政府审计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思想；二是提出近代政府审计是民主法治的工具。（2）角度新：以民主法治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思想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往对民国审计思想的研究有两个角度：一是从个体角度，例如，赵友良的《潘序伦的会计审计思想》及《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此文研究王王景芳和蒋明祺的审计思想）；二是以历史分期的角度，例如，郭华平的《中国审计理论发展体系研究》一文。（3）发现和收集新的材料。作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收集了民国时期各种期刊上的有关审计研究的论文以及相当的审计学著作和审计档案，所搜集的材料比前人有很大的扩展。
该著不以史论史，做到了审计史研究与当代政府审计改革相结合。作者在分析民国时期七大政府审计思想时，进一步研究这些审计思想对我国当代政府审计改革的借鉴。
民国时期政府审计立法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有：一是丰富宪法中的审计条款，明确审计机关的报告关系和报告时间，增加审计人员任职的规定；二是增加《审计法》中的事前审计权和强化获取协助权以及明确相关负责人的连带责任；三是增加现行《审计法》中审计人员的任职资格、回避原则、保护措施和限制兼职。
民国时期政府组织体制思想对当代审计改革有两种可以借鉴的思路：一是保持目前审计组织体制的基础上，作适当的补充和完善：健全审计向人大报告制度、加强审计与监察两个部门的配合、加强上级审计组织对下级审计组织的领导，减少地方审计组织层次；二是分“三步走”改革目前审计组织体制：第一步，建立审计垂直组织体制；第二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合并监察部和审计署成立监审部；第三步，改行政型审计体制为立法型审计体制，在人大下设立监审委员会，加强对“一府两院”、预决算监督。
民国时期的监审合一思想对当今的借鉴有：一是要适当减少监督机构；二是实行监审合一，即合并监察部和审计署。
民国审计人员职业化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是建立与完善以下制度：政府审计职业准入、政府审计职业宣誓与教育训练、政府审计职业人员运用与流转、政府审计职业考核与奖惩、政府审计职业保障等制度。
民国时期军费审计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有：一是提高军费审计的组织独立；二是对军费实行事前审计和稽察。
民国时期政府审计会议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有：一是规定重要审计事务必须经过审计会议决定；二是完善审计会议的具体程序；三是公开审计会议的内容。
民国政府审计公告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有：一是增加审计公告的及时性；二是扩大审计公告的范围；三是增强审计公告的透明度。
作者能够客观地评价民国时期政府审计思想，认为它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又存在着局限性。其局限性体现在政府审计职权不足、审计经费没有保障，限制了政府审计的效果。同时，由于受其他监督系统的制约、腐败的政治环境、长期的战争、民众民主意识的淡薄等原因，民国政府审计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对审计史的研究，很少从审计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审计史不同于审计思想史，审计史侧重于具体审计活动，审计事件的研究，审计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一定的审计思想为指导，审计思想史研究的就是这些审计活动、审计事件所体现的思想。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是“以史为鉴”，而“以史为鉴”的关键是要归纳出历史活动和事件中所体现的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单纯的历史性描述。该著广泛占有当时反映政府审计思想的材料，从审计活动、著作、论文、审计法规、审计制度、审计公报、政府公报以及审计档案等，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归纳，从中提炼出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思想，做到了恩格斯曾经提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该著在论述审计思想时，大量引用史料原文，并在附录部分收集了大量的民国审计法规，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使该著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会计核算外部化；理论基础；会计信息
一、会计核算外部化理论释义
会计核算外部化指适应现代会计活动的实践而顺应性建立的，传统核算会计基于所有者外化的“外部化”，是将会计的基础核算、监督功能脱离矛盾主体双方而由独立第三方行使的一种机制设计。外部化并非地理位置上的外化，而强调的是在两权分离成为现代各类经济组织普遍现象的前提下一种脱离矛盾体的独立视角。“会计核算外部化是以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理论为出发点，建立会计运行机制的一种新思路，是指所有者或产权主体将其会计核算工作通过契约形式委托给外部专业机构执行的方式。外部化会计人员则是指基于会计核算外部化思想形成的，自身受雇于外部专业机构，最终间接受托于产权主体的专业会计人员”（王晓天、高炜2010）。“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正是对“外部化”必要性的完美诠释。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文所指外部化的客体仅是会计核算部分。由于会计工作广义上讲包括了基础核算部分和运用核算资料的财务管理两部分，其中基础核算部分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系统，起到信息的收集、输入、加工、输出等功能。正是该部分功能的发挥既对“会计主体”内部财务管理提供基础信息资料的作用，同时更深远地影响着广泛的社会公众（即所谓外部信息使用者）。故此，会计核算此项功能的发挥是否公允长期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也实实在在牵动着社会各级、各界信息需求者的神经。另一部分即内部财务管理功能（管理会计），不但不能外部化，而且基于财务运作的隐秘性更应强调其专业化和高度内部化，这也恰恰迎合了近阶段强调管理会计的环境氛围。
二、会计核算外部化基础理论性的理性思考
（一）会计发展史从未否定会计的所有者角度定位
纵观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在涉及会计的活动中，可以很清楚的感知到这样一条脉络——远古时期人类用于计量狩猎成果的“刻木计数”、“结绳计数”等体现会计萌芽的主动行为，显然是由成果取得即拥有者为之（是一种人类主要活动的附带活动）；随着人类活动的逐步集体化以及剩余产品的出现，用来反应人类集体活动成果的会计活动逐步分离和由专人负责，如我国古代在西周就设有专门核算官方财赋收支的官职——司会，并对财物收支采取了“月计岁会”的方法，在西汉还出现了名为“计簿”或“簿书”的账册，用以登记会计事项；在西方，公元初期，巴比伦人民组织管理中就设置“专门记录官”。随后的会计发展则是自身理论的探索完善以及诸多技术手段的引入、应用。可以看出，在会计发展的古代、近代阶段，其反应出发点或者视角均是以自身抑或身处其中的利益集体，通俗的说，是以所有者立场来反应自身或集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即：会计的初始功能是基于所有者立场的客观反应。
（二）现代经济环境决定了会计核算应予外部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其活动的规模化，尤其是代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出现之后，会计活动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聚变期。首先表现为会计活动的反应内容无限放大，由传统的对财富（财务状况）的记录反应以及引起财富变动的经营成果的反应，放大到对成本等内因的关注。此时会计理论界敏锐的提出会计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现代会计阶段，象征则是管理会计的出现。这一切的变化本身孕育了会计活动的一场变革——基于传统会计反应的职能应当与基于考核内部经营水平的内部管理职能相分离。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当中理应建立服务于经营者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代表经营管理者团队成员的财务管理者（即管理会计）；与此相应的，传统财务会计职能的发挥也应审慎关注到自身职能在新经济环境中的特殊性和更高的严肃性（此时会计信息的受众具有社会化特点，其影响已经具有社会性，权且将其称为传统核算会计，以区别于管理会计）。正是这种所有者的外化即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的特殊性，尤其是会计基础理论中对会计人应有身份定位及立场视角的缺乏，导致传统核算会计立场分裂，出现了由一套人马（至少其立场都是一致的）同时发挥内部财务管理职能与基础核算职能的乱象。承认这一乱象的存在就意味着会计理论发展研究在现代会计阶段产生了断档，并未适应现代会计活动的实践而顺应性建立传统核算会计基于所有者外化的“外部化”，以及现代管理会计服务于经营者内部化相关基础理论，而是惯性地延续了同一会计人的“同一”会计活动（将传统核算会计与内部管理会计作为大会计范畴下的立场混同结果）。这既可以是对客观变革的漠视，也可以说成是会计理论研究的滞后。其实，当我们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差别，尤其是弄清楚所有者在两权分离中外化到相关经济组织外部之后，更应强调传统核算会计基于传统所有者立场的外部化。由此，会计职业就有了内部管理会计和外部核算会计之别。
（三）会计核算外部化是对契约意识淡薄的一种必要、合理矫正
显然，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没分离的经济组织中，核算会计与内部管理会计并无需分离。如现实中广大的私营企业以及大部分中小型民营企业。所以，强调会计核算的外部化是有前提的——即实现两权分离为基础和特征。以两权分离为主要特征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中，经营者作为委托关系中的受托方，在复杂的契约关系中行使经营管理权。而按照古典管理经济人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我们姑且不论其理论本身是否完美，只将存在于现实经济生活领域的此类现象笼统成为缺乏契约意识，而这一现象在我们这种特定人文环境下尤甚。表现为即便在完全契约状态下，也会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而相应进行利己粉饰或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理论则认为，由于经营者可在一系列的会计政策中自行选择，很自然他们会选择那些使自身效用或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盈余管理可以看作是经营者为了在报酬合同、借款合同以及政治成本中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从有效契约观的角度来看，盈余管理可为经营者提供一定的空间，以保护自身利益。盈余管理的方式有多种，经营管理者可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来选择——注销资产、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小化以及利润平滑。由于有盈余管理的存在，加拿大会计学家司可脱教授认为对投资者最有利的财务报告体系并不是对订立契约最有利的报告体系，财务报告系统也必须考虑管理当局的合法利益，所以财务会计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会计信息的财务呈报与有效契约这双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即如何从社会角度来确定信息的“适当数量”。①准则制定者被视为投资者和经理人之间存在的这种利益冲突的协调者。当然，这种协调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对准则管制的需求，许多协调可由市场力量抑或制度设计来完成——分离核算会计与经营管理者，归位核算会计的所有者立场。即就是说，会计核算外部化是对契约意识淡薄的一种必要、合理的矫正。
（四）会计核算外部化更是充实会计基础理论，顺应会计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美国会计学会（AmericanAccountingAssociation，简称AAA）于1966年发表的《基本会计理论》中有关会计信息外部用途的观点认为：会计信息对不同的外部使用者即有着不同的用途。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1）预测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这是几乎所有外部使用者都力图获得的信息，对现在的和可能的股票投资者尤为重要。（2）预测企业未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这对债权人特别是短期债权人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必须对近期债务清偿中的不确定性进行估计。（3）预测企业管理效率，它是最为困难的一种预测，但对所有外部信息使用者都是重要的。（4）考核受托方财产管理责任。在对外报告中，会计信息应当具有的相关性、可验证性、公正不偏性和可定量性这四项准则可能会产生冲突，所以AAA认为应该合理处理四者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持信息的有用性，满足其外部用途。②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会计发展相对发达的国家理论界也在极力关注会计信息的“公正不偏性”，以最大程度保持信息有用性，满足对外需求；另一方面，很显然，就连AAA也没有例外地身陷将传统核算会计内部化的前提之下，试图基于此前提通过准则的制定达到“对外报告”信息的相关性、可验证性、公允性等。那么经过半个多世纪世界各地连续不断涉及会计的舞弊案足以充分说明，仅仅对会计具体技术及手段的完善和约束，并不能有效解决会计信息假乱问题。
同时借鉴著名美籍日裔会计学家和教育家井尻雄士（YujiIjiri）教授的理论结构的如下主张：（1）会计的目标是“以恰当的方式”有效反映资源受托者的受托经管责任及其履行情况；（2）强调会计人员与资源委托者和受托者之间的双重关系，将会计人员看成是处于委托者和受托者之间的中介角色，“会计人员的行为不受资源委托者和受托者的影响”，只受会计准则的约束；（3）应予公告的财务事项必须建立在“委托人有权知道”并且必须考虑信息披露对受托者的成本（例如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等）；（4）为了阻止受托者和委托人滥用业绩计量，“计量必须标准化，必须可验证”，这样就不会发生系统生成业绩计量的不一致性；（5）必须“对会计人员的责任进行界定”，这样业绩“计量可以依赖于可靠的行为来产生”和验证，使会计人员免遭无端的指责；（6）强调“会计准则和会计系统整体的有效性”。③从中不难体会核算会计应当“以恰当的方式”在“不受资源委托者和受托者的影响”的前提下提供首先应由“委托人有权知道”的“标准化、可验证性计量”，在此前提下的“计量可以依赖于可靠的行为来产生”，确保其客观、公允。那么，在实现了会计核算外部化的基础上方能达此目标；并且在此基础上才能强调会计准则和会计系统整体的有效性。
正如前述，当我们厘清会计发展的本源立场以及现代会计理论对此的忽略，就会发现尽管目前的会计理论庞杂、厚重，但恰恰在基础理论中缺乏对会计人（行为主体）应有身份即立场的有效界定，更严重的是将其含糊于“会计主体”（理论主体），由此也就形成了作为行为主体的会计人混同于理论主体而失缺了基本立场，并事实跻身于、服务于经营管理者的怪象，毫不夸张的说，那种理想境界只有在完全满足了会计核算全方位无人化后方能实现，即便如时下热炒的“德勤财务机器人”，也仅仅局限于部分基础的、重复的、简单核算。正如理论会计主体在会计学理论中的基础性，会计核算外部化则因其是界定行为会计主体的立场而存在基础理论性，在会计学科理论体系中必须予以明确核算会计的所有者视角或立场，进而明确在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经济组织中必须实现核算会计的外部化机制。
而通过在会计基础理论中明确核算会计的所有者立场观，实现现代两权分离经济组织会计核算外部化，方能从机制上解决对外会计信息的假乱现象。同时，基于相对独立第三方（外部化核算会计）所形成并提供的会计信息，其公允性、客观真实性、相关性等，显然有别于纠缠在经营管理者利益团体之中的会计人提供的会计信息，而这也才是切切实实的会计供给侧改革之需、之内涵。
会计环境是指与会计产生、密切相关，决定着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法制、会计，以及会计工作水平的客观历史条件及特殊情况。会计环境对簿记及会计的影响是直接的，就簿记及会计的职能或曰功能作用而言，它伴随着的、的、文化的，以及经济体制等环境要素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会计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会计的功能作用，限定了人们对簿记及会计功能作用的认识，进而也限定了人们对它的评价，限定了它在某一历史时期经济工作中的实际地位。因此，会计的基本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变化既取决于会计所处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水平。人们只有在认真分析与研究会计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某一历史时期簿记或会计的职能作出正确评价，进而也才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会计定义作出科学的结论。正因如此，在研究会计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时便不能仅仅把“会计”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或者一种纯技术性的工作来对待，而应当从总体上对它加以考察，把它看作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会计部门组织之下与在一定会计法制支配之下的会计工作，以及这种工作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技巧、会计方法相协调所形成的一体化关系的集合体。这是研究会计职能与定义问题的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出发点。据此，我们分别考察历史上有关会计职能的几种不同认识。
（一）核算工具论
在人类会计发展的早期阶段，会计环境中的经济发展要素成为人们认识“簿记”职能的主要依据，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人们的“簿记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而这一历史时期又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生产的目的主要是自给自足，而非积累价值、故在此阶段经济关系较为简单：这时作为国家仅需要通过簿记核算其财政收支状况及其结果，为考察“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服务；而民间商业与手也只需要通过单式簿记核算其收支。以便在收支相抵中求得收大于支这一所企望的结果。古代数学家正是从记帐、算帐、报帐、用帐与服务相结合的角度，作出了“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的结论。这一定义仅仅表现了簿记的核算职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方面均未涉及到会计的监督职能，所以它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核算工具论”思想，是人们最早关于单式簿记本质的认识。
（二）管理工具论
随着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复式簿记在早期的业、商业等行业的中渐自成长起来，并最终在核算中取代了单式簿记的地位。这时，人们对簿记职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改写了人类会计发展的历史，它标志着由古代会计进入近代会计发展。16世纪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而从18世纪60-8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及至到19世纪这场由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人类又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此几百年间，一则，学者们通过复式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所显示出来的功能作用，将家计与公司簿记分离开来，并使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自此得以独立；二则。在市场经济体制支配下的各类股份公司逐步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此时，在权益成为管理所关注目标的同时，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簿记对于公司管理的作用；三则，由于价值决定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协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在公司内部管理中，逐步把加强成本核算作为加强管理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正是由于成本核算问题而引发，使学者们不仅明确认识到簿记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而且成本问题也逐步成为人们由簿记思想认识阶段向会计思想认识阶段演进之导因，进而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会计界完成由簿记发展阶段向会计发展阶段转变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此外，由于会计师事业的兴起及其社会性功能作用的展现，也相关地向社会显示了簿记工作在社会经济及公司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人类的会计思想与理论由“核算工具论”转变为“管理工具论”。使“管理工具论”成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与理论。
把簿记看作管理的工具，认为它是为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服务的观点，最初可以从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一书中看到。他认为簿记是商业经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它在管理资产及所有权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故商人欲求经营之顺利便离不开复式簿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克朗赫尔穆（F.W.Cronhelm）在《簿记新法》一书中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簿记，乃是通过记录财产，随时反映所有者的资本全部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技法。”这里尽管作者依旧看中簿记之技法，并仅仅强调簿记的反映作用，然而，他却明确指出簿记与体现所有者权益相关联，从这方面已体现出簿记的管理功能。此后，又有美国学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福斯特（B.F.Foster）在《复式簿记解说》一书中所作的类似结论：“簿记，乃是反映全体价值及其各组成部分的价值方法，是记录财产的技术。”这类观点对其后出现的“技术（）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工具论”这一在复式薄记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簿记思想，其影响极为深远，在20世纪现代会计发展中，西方会计界关于会计定义的几种主要派别，与其均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其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更为深刻。那里的教科书中明确写道：“核算是一种工具。”“会计核算是对国民经济统一体系的各个环节的活动进行监督和领导的最重要的工具。”50年代，这一理论被引入我国，成为直至70年代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思想及理论。究其原因，“管理工具论”之所以在上述国度复兴，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会计实体是国家而非独立核算的，故在客观上，无论政府会计还是企业会计均是实行计划管理的工具。
（三）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
历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一百多年旷日持久的探索与在渐进的历史过程中进行革新，如前文述及，终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完成了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由簿记时代进入会计时代。到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又进入到以新技术革命为基本特征的信息时代，从40年代开始，“三大”（即大科学、大工程、大企业）发展态势的出现，从此“使科学研究和生产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始了科学社会化、技术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社会化，以及生产社会化的新阶段。”信息化经济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这一背景变化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决策论”影响之下，以及在经济管理界酝酿、设计与构建“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界产生了旨在揭示新历史时期会计本质的“两论”——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现就“两论”出台的情形及其内容分述如下：
1、会计技术论
对“会计技术（Art）论”，我国不少学者将“Art”译为艺术，并依此将这一学派称为“会计艺术论”学派。从本质上考察，会计不能列入艺术之列，只能讲它在帐目、汇总帐目、求取平衡，以及表现在会计报表中对各科目的组合方面显示出具有一定“艺术”形态的技巧或技艺。因此，部分学者将“Art”译为“技术”为妥。194l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A）所属会计名词委员会的《会计名词公报》第1号《复查与提要》（RevieW andResume）指出：“会计是一种技术（Art），是关于诚实有效和以货币形式记录、分类、汇总具有财务性质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以及说明其经营成果的技术。”其后该委员会又于1953年了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ARRs）重申会计是一种技术。可见技术论仅强调会计的反映职能，并据此强调它的服务性作用，认为会计工作重点在于分析或说明财务成果。正如前文中所讲，现代“技术论”与历史上的“簿记技术论”在思想与理论上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又结合现代技术的应用扩展与充实了新的内容，最终在对会计本质问题揭示上自成一派。在80年代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亦明确写道：“会计是分析和说明经济数据的技术（Art）。”同期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三卷中也写道：“会计是记录、分类和汇总企业交易与说明其成果的技术（Art）。”刘炳炎教授曾指出：把会计仅仅看作是纯技术的工作是一种偏见，因为在一些美国人当中只承认纯理科学和自然科学，从而把会计只作为一种技术。从性质上考察，“会计技术论”是以往“管理工具论”思想的变态，它依旧把会计的本质认定为管理的工具，仅以反映的职能作用为管理服务，在思想和理论上并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百科全书》在阐述前文所引会计定义的同时，又作出这样的具体解释：“在企业，会计贯穿于每一活动之中，并且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而提供服务。”这便足以说明“会计技术论”学派在思想上与立论方面的本质所在。
2、会计信息系统论
为阐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成因，首先必须揭示其产生的历史导因，这将使我们明显地看到以往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大体上受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计算机应用之启示。最初，在部分公司中计算机部门“相当于会计部门的一个延伸机构，它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工薪帐单、财务报表和总帐。”其后，人们便渐自“把计算机看作公司严密管理资产的一种信息工具。”这种电子计算机实践对“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其次，是公司管理部门与管者、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建立“管理信息系统”过程中的直接影响。现代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促使科技工作者与管理工作者考虑到实现管理过程中的人机结合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实现财务会计信息取得中的人机结合问题。正如美国商用机器公司的特德。加维伊所讲：“为了管理复杂事件的需要，我们强调建立一种信息系统计划，它也是企业计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计划中公司会计部门被吸收参与这一工作，从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会计信息系统是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还受到管理会计发展的影响，1950年4至6月英国会计管理考察团赴美国对五十多家大中型企业和哈佛等著名大学，以及几个主要会计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当年10月写出了《管理会计》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管理会计是以帮助管理当局制订政策和控制日常企业经营活动的方式来提供信息服务的。”1965年1月，英国还将1931年创立的《成本会计师》期刊改名《管理会计》；著名会计学者莱昂德。R.艾米曾在刊物上指出：“向管理当局提供信息并指导其行动，至少同外部报告同样重要，而且，这个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重要。”他还强调指出：在当时“为决策提供信息方面是会计师最薄弱的环节，但从战略上说，这是最重要的任务。管理会计着重阐述会计人员必须向管理当局提供有助于计划、决策和控制的信息。”可见，从管理会计角度所提出的会计信息问题对于引发“会计信息系统论”学说具有何等重要之影响。
上述表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缘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历史导因。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在研究中不致于曲解它的本意，才能从会计本质内容的内在规定性方面洞察这一论断的历史局限性。
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Littleton）关于会计信息方面的论述较之上述英国考察团所写报告要晚几年，他在1953年才指出：“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又讲：“会计的显著目的在于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某种有意义的信息。”1966年在美国会计学会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指出：“从本质上讲，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既是一个经营实体一般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又是信息概念范畴中的一部分。”这一提法在70年代己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认同，并为大多数会计工作者所接受。1970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ICPA，1957年由AIA改为此名）也改变了它在40年代“会计的性质是技术”的提法，而在公报中指出：“会计是一种服务活动，它的职能是提供有关经济事项的定量信息。该信息主要是财务性质的，而且是对经济决策有用的。”这份公报强调信息服务，并在信息服务与经济决策之间建立了必然之关系。至70年代，由美国学者西德尼。戴维森（SidnyDavidson）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在序言中指出：“会计是个信息系统——一种用来将一个企业或其他实体的有意义经济信息传达给有关部门的信息系统。”这种观点历经80—90年代，已成为在世界会计界占主要地位的一种论说，其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从总的方面考察，“会计信息系统论”较之“管理工具论”、“技术论”的进步在于：一则，它迎合了时代潮流，引入“信息系统”这一科学概念，从人机结合方面突出了会计反映这一功能性作用；二则，它明确并强调了财务会计信息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有用性与必要性，并从服务方面突出了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作用；此外，这一学派从建立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方面来认定会计方法改革的方位，使现代会计方法体系与电子计算机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必须指出，从根本上讲“会计信息系统论”所强调的依旧是会计的反映职能，所肯定的也依旧是会计的服务性功能作用，即使在确定财务会计信息与决策的关系方面也依旧是从被动方面认定的，而未能体现会计的能动作用，所以，说到底它与“技术论”一样均未跳出“管理工具论”的圈子，仅仅体现为对以往“管理工具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在阐明“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把现代会计说成是由过去简单的工具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工具“，这一事实便是反映”会计信息系统论“依然囿于”管理工具论“圈子之内的最典型的例证。
纵观以上从古至今人们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演进史，以及人们在认定会计职能的同时对会计本质问题的揭示，使人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众多会计名家及著名会计团体的笔下，会计从来都未曾摆脱过作为“工具”的命运，无论会计环境发生着多么重大的变化，会计都始终被看作是纯粹服务性的工作，是处于被动状态的行为，从始至终处于作为“工具”的这个社会位置之上。面对这一令人深思，甚至被人熟视无睹的奇怪现象，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的思索：产生这一怪异现象的根本性原因究竟何在造成这一怪诞现象体现在人们思想认识与理论研究方面的误差究竟又出自何处在会计界是否有一部分人一直处在一种自惭形秽的状态之中，还是生在山中无甲子，不知世上己千年这些正是下文将试图探索的问题。
二、经济管理学家眼中的会计“庐山真面目”
检索大量有关经济管理的，可以同样惊人的发现，那些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们从来就不从“工具”的角度来评价会计，他们的观点甚至完全与一些会计学家相背离，以其所论、所云相较量，会计界中“工具论”者便陡然显得黯然失色。
美国著名学者克劳德。小乔治（ClaudeS.George）在评述考古发现的史前“帐单”时指出：在五千年以前的苏美尔人文化中所发现的世界上某些最早的书面文件，是管理控制实践的证明。同时，他认为那些祭司向所谓的“神”提交的财物保管帐目其本身便是“一种管理控制实践。”据此他还断定当时苏美尔人已认识到“进行管理控制的必要。”在这方面他与英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所作结论相同，而柴尔德又进一步强调那些史前“帐单”所体现出来的意义还表现为人类知识上的一次革命，而制作“帐单”的人本身便处在管理的位置之上，他们为“管理日益增长的收入的任务……必须设计出更好的办法来。”在经济管理学划期中，经济学家们把第一阶段古代史（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600年）划期的首要标志确定为“通过薄记来掌握和计量个别的社会关系。”并明确指出：对于经济管理学来说必须充分评价复式簿记的意义。他们认为：复式簿记与帕乔利关于复式簿记的著作“把商人的私人家政（计）与商人的经济管理分离开来，依据复式簿记使商人的经营管理独立起来。资本主义企业就是这个进程的结果。”由此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与考古学家们一开始便从管理的方位上来评价原始计量记录法与单式簿记，并对复式簿记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高度评价。事实上，他们已把簿记工作作为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19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由簿记向会计转化的前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版）中，以高瞻远瞩之伟大气魄对“簿记”之重要性、本质及其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簿记就越是必要。”马克思是把会计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这个历史动因紧紧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并作出这一科学论断的。一方面，表明社会经济越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生产与市场的关联关系越是紧密，公司内外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越是复杂，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便越是显得重要；另一方面，则表明会计具有“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之职能，既反映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及其结果，将客观经济现象如实显示出来，并作出相应的结论，而又对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发挥控制性功能作用。可见，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与”管理工具论“毫无相涉之处。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一些跨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又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对会计社会地位与工作地位更切实、更具有针对性的评价。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薄记和结算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存在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韦伯讲的”现代簿记“即现代会计。他既强调簿记的技术，又强调规定技术操作的标准——会计制度，既说明簿记在确定企业收益中的作用，但又指出这种作用并非仅仅是技术的、服务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管理意义的。显然，这是一种公正的评价，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观点。
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不仅明确把企业的财务与会计区别开来，而且相关联地确定了它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法约尔认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活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营是由技术活动、营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与管理活动六大部分有机组合而成，而其中的管理活动又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这五大要素。他还指出：财务活动的基本目标在于资本的筹措与应用，而会计除具有核算功能之外，还直接与管理相关，诸如会计组织、制度，以及成本控制等，它既体现了经营与管理之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在公司经营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中，财务及会计与其他活动结合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公司的管理行为之一。而这一点却正好在一些会计学者眼里出现了视觉上的误差。
与以上两位学者齐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Taylor），被誉为“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这位跨世纪的优秀人物在现代公司管理中确立了：“现代成本制度”。并在这一制度中充分体现了“标准成本”、“差异分析”与实行“预算控制”的精神，以及具体进行计量、考核的基本方法。泰罗不仅从工程技术与管理相结合的方位观察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认定了进行“预算控制”与“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他将会计纳入公司的管理活动，并开辟了由财务会计扩展到管理会计的通道。在泰罗之后，又有很多工程师在“管理会计”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1937年出版的由美国管理学家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与英国管理学权威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fUrwick）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将自法约尔以来的有关管理职能方面的论说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七大职能，在论及“预算”职能时，他们认为，在这一职能中应包括财务计划与会计控制等重要内容，并将会计纳入整个管理活动之中，从管理的角度认定了会计的职能。
最后，本文还要提到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古藤伯格（E.Guten berg）在《管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于财务与会计地位之认定与作用之评价。古氏之作分为三论，第三卷为《财务论》（1969年版）。论说中把筹资、投资、生产、成本、销售、会计等关键性管理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突出了财务与会计，尤其是成本控制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他的理论对其后财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此等等，经济管理学家们笔下的会计，在经济世界里显示出一种重要管理能动力，无论它在理论上的位置，还是在实践中的位置都始终与经济管理关联在一起。无论是从那荒远时代去探索会计的历史起点，还是在当今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考察现代会计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他们都把会计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确认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管理的发展始终相辅而行的关系，并且随着经济之演进使会计与管理渐自融为一体。可谓识得“庐山真面目”。相比之下，为何在会计职能作用认识与会计本质揭示方面，经济管理学家与一些会计学家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为何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在此，试从以下几方面考究其原因：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886年，美国科学管理的先躯亨利。汤（HenryTowne）发表了题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的著名论文，作者指出经济管理与工程管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认为工程师具有的知识应当扩大到经济管理范围。这一思想认识影响了包括泰罗在内的许多工程师，促使他们把工程技术问题与企业管理问题，乃至会计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于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这既是20世纪初工程师们得以在“管理会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能站在全面管理的高度来观察会计，并最终确定会计在公司的管理工作中完全可以发挥能动作用的重要原因。然而，会计学者与会计工作者则往往局限于会计范围之内来认识会计、研究会计与评价会计。这样，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或体验到的是会计的服务性作用，从服务方面所认识到的则只是会计的反映职能，从而忽视了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能动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站在会计与经济管理、科技管理的结合点上居高临下的看待公司管理中的会计问题，自然也不能从全局上来确定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同时，至现代社会，在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相互长入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知识面日益狭窄，观察会计问题的视野已处于近视状态，也就依然沿着传统之路走下去，大体上是就会计而研究会计，以致最终导致不识现代会计“庐山真面目”之结果。
（二）单纯从“会计”词意上或将“会计”作为一种纯技术工作，来认识、研究会计基本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上的失误。
会计是具有一定知识结构与职业道德素质人的工作，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后，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在智能方面有着更高要求的管理者的工作。从本质上讲，会计人员本身便是管理者，他们所从事的是管理者的工作。同时，无论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部门，会计管理者又归属于一定会计组织部门，并以一定的、制度作为他们工作的依据与行使管理权之保障。他们的会计思想受着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以及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学历、资历与理论、技能又决定着他们的管理能力及其在管理组织中的地位。以上便是考察、研究会计职能，揭示会计本质的依据或出发点。如果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把“会计”作为一个名词或一项技术工作来看待，便必然在结论上产生误差。经济管理学家们之所以能识其“庐山真面目”，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他们总是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从会计工作与会计组织部门、会计法制、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会计技巧与手段相结合的一体化方位上来认识会计；而会计学者们却总是从会计的核算技术与服务性作用方面，或是从会计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或是从“会计”词意方面来认识与评价会计，由此便在结论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体现在所作结论方面的差异，是全面看问题与片面看问题的区别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只看到了现象，而前者看到了本质。
（三）经济管理学家从会计与科学管理关系的一致性方面看到了会计的特殊性；而会计界的不少人只从形式上看到了会计的技术特性。
从前文所引史实中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们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技术的会计，而同时又从控制或管理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一门科学的会计。会计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体，至现代社会及至未来，作为科学的属性方面，它融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日益显示出作为一门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的特征，而作为技术它又将历史上形成的方法、技术本体系与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为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同时，它又在理论上包容了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管理理论，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相关理论，使它又将具有综合性科学的特征。那些会计学者们却一直是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确认其技术性，然后仅仅从技术性方面看到其服务作用，最终在服务方面走到尽头，在终点的地方便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工具”之结论。
1980年，学家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发出感叹：“会计过去从本没有受人尊敬的形象。”过去的一些同行与他有着一样感觉，在电影、戏剧及不少小说里所见有关会计的人物大都是些不幸的形象。这种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与近年来中国人对会计的看法已大不相称。然而，记忆犹新、阴影犹在，“会计工具论”依然在全世界泛滥成灾，洛尔之哀叹正是他的那些同行们造成的。可以讲，正是这支庞大队伍里的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有损自己的形象，降低了本职业的威望。当今，在会计环境这面巨大的镜子面前，该是我们认清自己形象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用任何方式表现出来的“工具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会计工具论”应当在世界上退出舞台。同时，应当看到，只有消除“工具论”在世界上所造成的不良，方能为现代会计正名，方能为现代计奔向二十一世纪从思想上、理论上扫除障碍。
三、会计本质与职能在中国的
世界会计界在会计职能研究与定义的阐述方面，有其杰出代表者。如英国的劳伦斯。狄克西（Lawrence Dieksee）、弗朗西斯。皮克斯利（F.W.Pixley）等人在完成由簿记向会计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并在会计理论建设的最初阶段作出了突出贡献。也许由于他们通常是站在公共会计师的位置上来审视会计，并且由于他们对与会计存在血缘关系的审计有着精深研究的缘故，所以他们一开始对会计地位的评价便是客观公正的。正如迈克尔。查特菲尔德（Michael Chatfield）指出的：狄克西、皮克斯利等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影响远比现在活着的任何人都大，他们正是在由会计实践发展到会计理论之时出现的人物，并且把握住了未来的会计师建立公认会计准则的历史时机。此外，在德国也可看到一些与狄克西等同的、齐名的会计学家，如雪尔（J.F.Schar）、伯利纳（M.Berliner）、霍格利（Fridrich，他们在会计学建设，明确会计在管理中的地位方面做出了同样突出的贡献。
从揭示人类会计思想演进方面来考察会计中的问题，查特菲尔德指出：“古代世界所遇到记帐、控制和检查之类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有共同之处。……私人财富的积累导致了受托责任会计的产生……调查受托者的诚实性和可靠性的需要，使内部控制成为所有古代簿记制度的主要特征。”这是从史学的研究方位考察会计问题所作的结论。
在中国，70年代末期以来，会计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与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国学者即使在引进诸如会计信息系统论之类的理论时，也是从再认识、再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并且在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一）“会计信息系统论”在中国的发展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基本观点自80年代引入中国，并经过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论断，从而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的片面性，使这一论说得到发展。其基本贡献在于：
第一，从管理的角度阐明了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信息系统。如葛家澍教授等人所下定义：“会计是旨在提高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第二，在通过对会计所下定义揭示会计本质的同时，又相关联地强调了会计具有“反映”与“控制”两大基本职能。葛家澍教授等人认为会计“在企业和各单位范围内，主要用于处理价值运动所形成的数据并产生与此有关的信息，起反映职能，上述数据与信息的进一步利用，又能起监督、预测、规划和评价等控制职能。会计的上述两项职能，都有助于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和财务决策。”事实上这一论断已将“会计信息系统论”同“管理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
第三，从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控制总体系研究方面相关联地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及其作用问题。如裘宗舜教授等人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财务、成本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是“为宏观调控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它与宏观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由此，便改变了以往将会计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公司方面的观点，从而将其作用扩大到公司以外，并最终与“国民经济总控制系统”建立起必然的关系。这是很值得肯定的进步。
（二）“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历史贡献
1912年，围绕“管理经济学”的建立，德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论战，其结果宣告了持传统技术观的私家经济学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管理经济学的建立。从导致这一转变的理论建设原因方面讲，人们不仅认为当归功于德国经济学家“施马连巴赫（E.Schmalenbach）在动态资产负债表论、成本核算论、公司（财务）论等方面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而且应归功于在簿记、会计、财务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是“管理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据。此后，日本学者铃木英寿又进一步研究了“管理经济学”的历史划期，在他划分的六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与簿记、会计发展相关联者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簿记理论时期”（1900年前后）；第二阶段“资产负债表理论、成本理论、核算制时期（1920年前后）”。因此，成本理论、财务理论、核算制，以及有关企业经营成果形成方面的理论最终便“成为管理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如果再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管理会计”的命名，并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的产生，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围绕会计与管理的关系问题，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及部分会计学家们的认识开始出现趋同之处。至4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管理经济学研究方面开始由经济实证转入理论化时期，这时企业财务不仅成为这一领域里的研究重点，而且通常把财务与会计问题联系在一起认定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受管理经济学理论的影响，5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管理经济会计学派”（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其基本理论明确地揭示了会计与管理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就中国出现的“会计管理活动论”学派而言，无论该学派是否在立论方面受到国外相关学派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我们都认为该学派从实质上揭示了会计与管理的关系，其理论的立足点是正确的。
1979年12月，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学者们首次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1981年2月，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最早使用了“会计管理”名称。1982年8月，杨纪琬、阎达五教授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会计管理”》的文章，正式提出“会计这一现象属于管理范畴，是人的一种管理活动”这一论断，并指出：“会计的职能总是通过会计工作者从事的多种形式的管理活动实现的。他们提倡在中国使用”会计管理“概念。1983年2月，阎达五教授撰文指出：”会计管理的是价值运动，会计管理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会计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和控制。1983年6月，成圣树教授等撰文指出：会计“是经营管理的核心，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并使之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能动行为，是有组织，具有管理职能的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对“会计工具论”的否定，它是我国进行会计改革以来，体现在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因为：其一，这个学派认定了现代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它在国家经济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奠定了中国会计改革的思想基础；其二，这个学派把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与对现代会计基本职能的认定结合起来加以表述，明确了会计的反映与监督（控制）职能；其三，这个学派明确了会计在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能动的，从而从根本上与“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此外，他们认为会计的本质性含义与职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强调对会计的认识与研究应破除“终极论”的观点。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
杨时展教授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这一定义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揭示了现代会计的本质。首先，定义阐明了会计基本目标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这一内在的，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其次，又在确认受托责任目标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会计是个控制系统这一关键性问题，使人明确地认识到受托责任这一目标与会计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是现代会计内涵中显示其本质的问题，而现代会计的主导性职能是控制；此外，又明确了受托责任与决策的关系。应当注意，以上三个方面所揭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而且是从会计工作的基本内容及基本程序上体现出来的。杨时展教授在会计本质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方向，在会计基本理论建设上将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可见，中国十多年来的会计改革，在会计理论研究与实务革新中已见显著成效，它产生了已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就会计本质问题研究而言，它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体现了中国会计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
四、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
在第一个问题的阐述中，笔者强调了会计环境的变化决定着会计职能变化这一基本观点，并表明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在会计的内涵与外延两方面都同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会计的本质性内容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着一代会计学者的思想，使他们在新的思想支配之下就会计的定义作出新的结论。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当如何认定会计的基本职能，明确会计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应当如何从定义上科学地揭示现代会计的本质，这是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中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一）关于会计历史演进中管与算的关系
在史前时代便可发现，原始人所作的刻画符号，一开始便与管理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那些栩栩如生的动物画图也“并不是一种神秘的‘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专门的寻求那种乐趣，而实是为的一个严肃的经济目的。”尽管人们在这个阶段对生产关心的程度不同，然而，事实却表明，人们一开始所进行的计量与记录便出自对经济进行管理的动机。进入文明社会后，在经济发展阶段，单式簿记的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它体现了官厅会计的历史贡献。除簿记方法之外，为贯彻“量人为出”之制，统治者组建了财计组织，颁行了财计制度，最终形成了簿记组织、簿记制度与簿记方法相结合的簿记工作格局。故在此阶段，人们所关注的或认识到的只是簿记的核算职能，认为簿记是为维护国家财政收支服务的工具。然而，这时客观上与簿记核算职能并存的还有簿记的监督职能，簿记工作还起着监督国家财政收支实现的作用，只不过在此期间，簿记的核算职能处于主导地位而已。
由单式簿记阶段演进至复式簿记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货币经济萌芽、演进密切相关。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当“合理商业终于在整个经济生活范围内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个领域，在这领域内便首先出现了数量的。他还认为：”在贸易由群体进行时，为了清算帐目就必须有精确的簿记。“而在单式簿记时代的簿记错误很多，即使从最近的由”佛罗伦萨留传下来的那些用文字记数的演算，竟错误到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的程度。“所以，韦伯把复式簿记称之为”真正的簿记“，是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考察簿记与资本主义性质商业的关系时，韦伯认为：”簿记（复式簿记）是在贸易组合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早期出现的一批家族性质的公司里，由于公司簿记与家计混为一体，故这类公司的帐目最初是”一笔糊涂帐“。直到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后，这种情形才大为改观，家计与公司簿记逐步严格划分开来，理论与实务统一起来，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也突出起来，人们开始认识到管与算结合的意义，进而认识到薄记的反映职能与监督职能同等重要。经历产业革命，在20世纪进入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在管算结合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逐步认识到在管理与核算之间，算是基础，是手段；管则是目的，管处于主导地位。
总起来考察，在会计发展史上，自从有了会计的算，同时便有了会计的管。会计的管不可以脱离会计的算，而会计的算又始终是围绕会计的管理目标进行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既不存在脱离管理而独立存在的算，也不存在脱离核算而独立存在的管。由会计环境的变化及人们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相对而言，在古代社会里，通常认为簿记以算为主，以管为辅；至近代社会，人们将管与算并重对待，提倡管算结合；而进入现代社会发展阶段之后，人们又逐渐从会计对于管理的能动作用方面认识到，在会计的基本职能方面，当以管理作为主导方面，而核算仅起辅作用了。
（二）论会计的基本职能——反映与控制
管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会计的发展不仅与管理发展的历史动因相同，而且它们在发展中又是同步的。人们也是从揭示管理的实质出发对管理下定义，一般认为经济管理是针对人力和资源的结合，通过计划、组织和控制来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过程。这一定义所包含的内容，与会计存在的意义至为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定义明确了会计控制的对象——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并对会计控制提出了要求，要求会计应充分利用信息，参与对一个经济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管理；另一方面，管理所追求实现的目标又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方面，自然这也是会计控制所追求实现的目标。从总体上讲，以上两方面包含着某一单位的经营管理向会计工作者所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即要求作为管理人员的会计工作者必须承担他的岗位责任——受托会计责任。
当簿记还作为一种附带工作之时，其会计责任体现于整个经济责任之中，尚未成为一种专职责任。当会计专职出现乃至会计组织部门产生后，便出现了受托责任；井在官方形成了受托责任制度，在民间则出现了体现受托责任的“人簿记”。至近代，当股份公司从家族公司形态中摆脱出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科学意义的受托责任才得以明确、普遍地体现出来。泰罗强调公司中的“岗位责任”，而法约尔则把责任与权力统一起来，他指出：“对责任的畏惧，恰如对权力的喜爱”，而有其权便当负其责。韦伯则把责任、权力体现在组织部门建设之中，从组织上明确了包括会计部门在内的作为一个管理组织的责任。至现代会计发展阶段，正如杨时展教授所指出的：“受托责伍‘已成为现代会计控制中的核心问题了，在对会计本质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现代会计的目标在于认定管理中的受托责任，现代会计工作者的使命在于履行受托责任。在市场经济下，认定经营者的责权利，维护所有者权益，以及实行科学、严格的会计控制，是履行受托责任的集中体现。
正是从现代会计所处的环境出发，从现代经济管理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出发，以及从市场经济下会计所担负的重大经济责任出发，笔者认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应当归纳为反映和控制，而为了达到反映与控制的目的，现代会计在发展中逐步构建了它的两大工作系统，即会计的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
1.会计的反映职能与系统
会计的反映职能是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遵照公认财务会计准则的要求，正确地、全面地、及时地、系统地将一个会计实体单位所发生的财务会计事项表现出来，并通过科学的分类方法，将不同性质的会计事项分门别类的、集中的表现出来，以达到揭示会计事项本质之目的；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体现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通过这个过程进行信息筛选，去伪存真，将虚伪假冒及失准的信息揭示出来，清除出去，为整个优化信息的过程奠定基础，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为决策提供有用的、能确保决策正确无误的信息。二是核算工作阶段，核算过程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这个过程体现为对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诸如以货币为统一的计量标准、设置帐簿，会计科目在分类中的应用，以及在编报前应用平衡公式进行测试等。可见，以往把会计的反映职能与会计核算等同起来对待有失片面，应当注意，在会计信息系统工作过程中，为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应当把财务会计信息确认放在重要位置上。
在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计算机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理所当然地将财务会计系统包括其中。把电子计算机处理技术与财务会计方法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又自然而然成为“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系统。除上述环节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这样，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而后通过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既在“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实现了人机结合，而又使所取得的财务会计信息成为可分解、可传递、可交换，以及可供管理者、决策者选择使用的信息。由此，通过这个系统便可达到行使会计反映职能之目的。
现代会计的反映职能是现代会计工作的基础，它通过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决策者，又是会计部门参与决策的依据；它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又服务于投资者，以及与企业工作相关的财税、金融及审计部门；此外，财务会计信息的另外一个突出作用是为会计部门的会计控制工作服务的。故可以看到，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会计的服务作用，这种服务作用也决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此外，应当明确，无论从人机结合的角度，还是仅仅从会计工作者在信息确认环节所体现出来的作用考察，都可以看到会计的反映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2.会计的控制职能与系统
就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两大职能的关联关系而言，反映职能是会计发挥控制职能作用的基础，是为进行会计控制服务的，而会计控制则是现代会计部门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以及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首要职能。
追溯历史，人类会计控制思想的产生与从会计控制方面认定会计的职能，起始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阶段。其主要历史原因，是在此期间社会生产由家庭手向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演进，具体表现集中在“成本控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的萌芽方面。1436年在威尼斯建成了为制造兵舰服务的造船厂，史称威尼斯兵工厂。该厂成立之初便采用了复式簿记、到15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早期形式的成本会计。”在16世纪，该厂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由于它开始采用控制与分权管理的办法，在工厂生产控制中已形成了由人事管理、部件标准化管理，以及“会计控制”、“存货控制”与“成本控制”组合而成的基本内容。从成本控制方面讲，当时已经把成本范围界定为“固定费用、可变费用和非常费用”三种，其控制细致程度已达到对于进入和离开造船厂的每件财物都要进行详细记录的地步。
历经产业革命阵痛之后，以成本控制为中心的“会计控制”成为“工厂制度”建立的一大支柱，这时工程师与管理者都认识到“动力传动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也提高了对资本的要求和资本成本。”他们还认识到必须通过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本来控制资本成本。“这样，到18世纪与成本控制问题乃至整个会计控制问题相关联，人们开始把财务控制作为管理的一个重点，正如小乔治所讲：在英国的那些工厂主心目中”财务是他们的王国。“正是从财务控制出发，人们充分认识到”新的簿记制度在控制方面的价值。“同时，在18世纪，人们也已认识到预算在经济控制中的重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英国博尔顿—瓦特父子公司索霍铸造厂便在管理中”制定生产标准、编制生产计划、部件标准化、成本控制应用、成本会计……“，其中以计划与成本控制作为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其后，成本控制也在美国制造业中播下了种子，并出现了由管者惠特尼所制定的”成本会计制度。“至19世纪末，人们在经济控制中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管理控制组织，实现科学的组织控制方面。20世纪初在美国企业中建立科学管理制度的同时，在大中型企业中出现了由”会计控制长“（Controller）主持的会计组织部门及由”财务控制长“（Treasurer）主持的财务组织部门，从而这种组织格局又将计划（预算）控制、成本控制、会计制度控制等内容统一起来，最终形成了会计控制的实质性内容。进入市场经济中的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便在研究”管理控制系统“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与电子计算机结合方面考虑到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其中尤其是着重研究解决了”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而另一方面在相应考虑”会计控制系统“建设与应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考虑到现代会计的这两大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处理问题。美国学者安托尼（Anthony）把公司中的控制划分为”业务控制、管理控制和战略控制“三种，其中又将会计控制纳入管理控制之列。同时，以上三种不同的控制，需要三种相应的不同信息，其中进行会计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自然来自于会计信息系统。这方面我国学者也有同样的认识，并且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涉及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控制提供信息依据方面，会计学者莫德姆。拉曼（Mawdudm Rahman）与莫里斯。海拉第（Maurice Halladay）明确指出：”会计信息的支持确定了企业中会计控制所能达到的范围：当企业需要控制系统，并明确所进行的控制要达到的目标后，他们便要在会计信息系统上投资。“
由此可见，人们对会计控制职能的认识取决于会计环境变化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三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组织与管理系统的革新；四是现代会计文化的发展，电子计算机与会计的结合应用等。事实表明，由以往“反映—监督”（或核算、监督）职能向“反映—控制”职能的演变是客观环境变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会计通过两大并存的系统——“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显示其职能作用，通过前者体现其反映职能，而通过后者行使其控制职能。反映是实行控制的基础，控制则是现代会计的目的或“落脚点”，故在两者之间会计控制职能处于主导地位，它体现着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显示着现代会计的本质。以下围绕现代会计控制职能方面的问题，试作进一步分析：
（1）会计控制职能的涵义
首先，应当明确的问题是现代会计控制的对象与目标。从控制对象方面讲，它表现为对一个法定的会计实体进行控制。如果这个实体是指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由于这种企业是由处于经营管理系统中的若干岗位或环节组合而成的，因此，为行使会计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权力，并履行其受托责任，便自然而然要按这一专职岗位设置会计组织部门，由其具体组织会计控制工作。这样便把会计的岗位职责与权力统一在一起。从现代会计控制工作所立定的管理目标方面讲，它集中体现为这个会计实体的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并且是这个实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里，如果再把会计控制的对象与所确定的管理目标统一起来加以认识，便可作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会计组织部门为实现其既定控制目标，以法制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一定科学的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与现代化手段，充分履行自己的受托责任与行使管理权力，使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与财务活动过程遵循经济活动规律及其经济活动规范运行，这一工作过程及体现在这一工作过程之中的能动管理作用便是“会计控制”。
其次，从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内容方面考察，它应当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方面：一是财务会计控制与管理会计控制；二是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参与经济决策；三是会计部门利用财务会计信息在工作过程中直接进行控制，诸如在执行财务计划中体现出来的计划控制，以及进行成本控制等；四是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即通过对优化财务会计信息的过程控制，防止信息失真；五是就现代会计而言，已由侧重利用内部信息施行控制转向从管理战略目标出发，充分利用市场信息、信息，以及来自外部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全面控制。同时，现代管理会计亦由以往固守传统的财务成本控制转向作业成本控制；六是现代会计控制还应包括内部审计控制等内容。
再次，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依据与指导思想。现代会计控制所持依据已超出财务会计理论与管理会计理论的范围，它实行控制的依据已扩展到现代经济控制理论方面，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围绕经营管理与决策问题，在充分发挥会计控制作用中还应当明确：“有效的控制必须是科学的系统的控制：系统的控制必须是把握优化信息的控制；优化的信息必须通过科学的系统方法取得。”同时，现代会计控制的指导思想又应是实行全面控制，即这种控制应在时空关系上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与事后结合在一起；同时，应把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
（2）现代会计控制系统的构成
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控制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这两个系统与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成为处于自动控制状态，并与会计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科学的控制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八个控制部分，其中过程控制又包括设计、采购、投入、产出、质量、储存、计价、运输、销售及盈亏等环节。而决策过程控制则围绕参与决策和本部门自身的决策进行，由以下九个运行环节构成，即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
以上两大分支系统不仅体现了全面而系统的控制，而且突出了成本控制这个核心；不仅从参与决策方面体现了会计的能动作用，而且突出了现代会计在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体现了以市场作为控制起点，以计划作为指导的“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思想，而且体现了对全作业过程的控制。同时，从决策过程控制这个系统的建立中可见，会计的监督作用当涵容于会计控制之中，它只是实行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不能在对现代会计职能的表述中，以监督取代控制，把会计控制职能局限在监视、考察与督促方面。倘若如此概括现代会计的职能，便会在现代会计本质揭示方面出现片面性，并影响到一系列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
当然，在会计控制系统建设方面，还远远不如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成熟，其中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3.关于揭示现代会计本质的定义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以下这个重要观点之上：进入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后，现代会计在其工作的组织运行过程中，显示出两大基本职能，一是反映职能，是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加以体现的；一是控制职能，是通过会计控制系统加以体现的。这两大工作系统都体现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如前所述，在这两大职能中，前者起控制基础作用，后者起主导性控制作用，后者是现代会计工作的落脚点；在两大系统中，前者不仅通过技术性功能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后者则通过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体现于现代会计两大职能、两大系统中的具体问题已涵容于上述内容之中，如经济效益目标揭示问题，货币计量手段应用问题、财务会计信息通过一定程序的优化问题、资金运动问题，以及受托责任关系问题等等。故依我之见，在揭示现代会计本质，为现代会计下定义时，便勿需在内容中一一加以表述。基于此，试对现代会计定义作如下概括：
现代会计一是会计管理者通过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的协同性运作，实现对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价值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系统控制的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
笔者认为作为会计的定义，它既须体现会计的对象、职能、目标、意义、地位、作用，还须描述会计控制的范围。会计定义便是这些内容的抽象性概括，它集中说明会计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与揭示会计本质相关的问题。因此，在上述定义中强调了六点：一是强调了会计管理者这个工作的主体；二是突出了两大系统进行协同运作所显示的功能性作用，在其中涵容了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职能；三是反复强调了会计控制的主导性功能作用，并强调了系统控制；四是将对象与目标结合在一起，明确对市场经济中产权关系及价值运动进行控制，这样，从控制范围方面讲，既包括了宏观经济部分，又包括了微观经济部分；既涉及到企业或公司这个市场经济的细胞，又包容了市场经济构成中的各个部分，诸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等，这样也就克服了以往表现在会计控制对象方面的局限性。同时，产权关系与价值运动是一个内容十分深广的概念，它包括了经营者、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及经济责任关系，涵容了个别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性问题，进而提示性地将经济效益问题表现出来。从广义方面讲，它可泛指企业内部经济关系与企业同社会的经济关系，从总体上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将国家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外商所有者及个人所有者的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五是将意义、地位、作用结合在一起，将其概括为会计是“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关于社会性意义从第四点可见，如将这种意义具体化，便可以得出现代会计是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的信息经济阶段）管理基础这一结论，自然，这一结论便体现出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当然，这样来概括现代会计的定义，揭示其本质，是否合适，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20世纪的日本现代会计研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在战前和战争中，日本学者受德国会计的影响最为重大；战后则是英美会计具有统治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钱伯斯（Chambers）、马蒂酉克（mattessich）、井尻雄士（Ijiri）以及其他的会计学者英文著作在日本广泛熟知，日本会计理论研究开始了新的时期。总结20世纪日本知名会计学者太田哲三（Tetsuzo Ohta）、黑泽清（Kiyoshi Kurosawa），木村和三郎（Wasaburo Kimura）、岩田岩男（Iwao Iwata）、井尻雄士（Ijiri）的贡献，以及回顾日本生态环境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日本近代会计研究在东方的领先地位，并为当代会计研究兼收并蓄、创新发展提供学习和借鉴。
一、20世纪初期日本会计学者及其贡献
（一）太田哲三 太田哲三是20世纪初期日本主要的会计学者之一。太田哲三（1922）《会计学纲要》（kaikeijo no shisan）是最早将动态理论引入日本的会计文献，其收入费用匹配法与德国施玛伦巴赫（schmalenbach）的研究相独立，他将资产定义为支出的合计，产生未来的收入或节约成本。这就要求对资产价值以历史成本计价（相对于现行成本基础）；这与当时在商业法典和税收法典中占统治地位的静态会计理论不一致。此外，太田哲三不仅自身论著颇丰，还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会计学者黑泽清也受之影响与引导。
（二）黑泽清 黑泽清（1902-1990）是日本最多产、最知名的会计学者，在不同的会计领域有着广泛的研究。他在日本会计规则形成的主要时期即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工业合理化时期、在战争中经济状况控制时期以及战后恢复时经济民主化时期等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黑泽清撰写以及编著的图书超过100本，保存下来的文章有600多篇。根据fuijita和Garcia（2005）研究，黑泽清主要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日本商业会计准则及其影响的建立；二是促进科学的（代替完全法律的）会计方法，特别是宏观和微观会计理论的完整；三是先进的政策或标准会计研究，该研究能够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在黑泽清早期的论文中（1932：16-17），强调资产负债表至少要满足三种需要（一个是满足会计要求，一个是满足管理目标，一个是满足法律目的），这预示了目标导向财务报告的需求。黑泽清1933年的著作是他的第一本会计理论著作，是当时十分重要的理论教科书。该书描述了不同地区包括德语和英语系地区会计的历史发展，试图将会计建立成为一门学科而不仅仅是实践工具。黑泽清高度评价了施马伦巴赫的账户体系结构并由此清楚表示的会计科目。在1939年的修订版中，黑泽清详细论述了资产负债表的思想，也讨论了将福利经济学应用到估价理论中。黑泽清1934年的著作研究了复式簿记理论在意大利、德国、法国、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发展，并持续调查了会计科目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使他能够比较复式簿记的不同形式，并解释他们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发展。该书是日本复式簿记历史上第一本也是最全面关于复式簿记的介绍。黑泽清并不认为卢卡·帕乔利的方法是成熟的复式记账体系，因为它缺乏资产负债表，以及没有坚持定期结帐（仅仅只是建议）。黑泽清认为法国的“商事王令”（1673年）是第一个“完整的”或“恰当的”复式簿记体系（Tanaka 1990：238）。黑泽清1938年的著作是他第一本关于成本会计的著作，它基于日本企业特别是棉纺行业的研究。日本的商业会计原则于1949年公布，黑泽清（1951a）解释了其理论基础，并与美国会计学会1936年的条款以及桑德斯等人1938年的著作进行了比较。
（三）木村和三郎 木村和三郎（1902-1973）是另一个对会计不同领域有着广泛兴趣且多产的学者。他对会计历史以及美国会计理论有着特别的兴趣，受到一些学者如哈特菲尔德（1918/71），特别是佩顿和利特尔顿（1940/53）等著作的强烈影响。他的理论特别强调商业活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影响，以及对会计对这些影响的反映。木村和三郎（1954）批评了佩顿和利特尔顿几乎完全依赖于历史成本基础，伴随的忽略了其他估价方法，在此基础上对他们（1940/53）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异议。他也对佩顿和利特尔顿所主张的会计客观性提出了异议，他相信会计师在估价及收入计量中无法避免主观性。对他而言，估值的关键问题是个别价格突然并且经常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是在通货膨胀时期的一般价格水平），并依赖于会计师的判断。可能是响应于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美国、欧洲、日本的公理和假设检验，木村和三郎认为，会计理论将仅仅随着两个假设相发展，一个是 “会计主体”，一个是“会计期间”。
（四）岩田岩男 日本会计先驱者中最年轻的是岩田岩男（1905-1955）。他对会计的科学进步以及日本的会计和审计准则改革感兴趣——尽管他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后者。他受到德国会计理论和美国审计的强烈影响，并被认为是注册会计师所遵从的日本审计制度的创始人。由于深受德国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施马伦巴赫（1919/38/50）动态会计的影响，岩田岩男建议建立两个完全独立的收入确认模型（虽然最终他将它们相结合从而相辅相成）。第一种模型是净值法（Zaisan-ho），该方法通过比较后续每年末经清查确定的所有者权益数额来确认收入。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反映收入的来源，因此，需要由第二种模型即动态模型（Son-eki-ho）加以补充（收入和支出的方法），该模型基于损益表（而施马伦巴赫的动态方法基于资产负债表）。第二种模型要求通过复式方法确认收入和支出（基于基本物理数量的购买、消费和销售）。不过，岩田岩男的系统仅仅指的是收款和付款而不是收入和支出。并且，它是一种审计程序，即期望通过足够的盘点将前者向后者调整。岩田岩男会计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在复式簿记体系中依赖盘点和定期的重新估值，代替了连续记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Morita（1994： 175）认为，最终是静态目标决定了岩田岩男的体系，并且他的“收入确认双重结构”的思想——即根据岩田岩男的设想，收入确认将静态会计（Zaisan-ho）和动态会计（Soneki-ho）相结合——不能解释或者说不能满足现代商业会计的需求。岩田岩男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希望他的理论更适合于审计（Iwata 1954a， 1955）——或者至少是内部审计——这些程序如实物盘查、确认、观察、检查会计记录的准确性在其中占主导地位（Iwata 1956： 167）。
二、公认会计理论的后续发展
首先是财务报告，特别是会计原则或准则，成为了日本会计关注的焦点，这在许多著作中有体现，如： rijun keisan-genri（Iwata 1956，日文）包含了他收集的德国文献中涉及收入确认原则的论文；《企业会计准则导论》（佩顿和利特尔顿1940/53）由Nakajima翻译，《会社会计基准序说研究》（Kaisha kaikei kijun josetsu kenkyu）（Nakajima 1979）紧随其后； Kaikei-kojun-ron（Arai 1969）和日本会计准则研究委员会（1970年）选集对会计假设和标准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Choi and Hiramatsu的日本财务会计报告（1987，英文）；Cooke and Kikuya的日本财务报告——规则、实践和环境；Kaikei kijun-ron（Hirose 1995，日文）从纯规范的角度，检验了FASB的概念框架，以便日本选择更可取的会计原则；Sunder and Yamaji（1999，英文）的日本商业会计类型。
其次，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会计研究。日本的实证会计研究受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的实证或经验会计研究的启发。主要的著作有Jissho： kaikeijoho to kabuka （Ishizuka 1987），它采用东京证券交易所（TSE）的上市公司检验了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尤其是它与之前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Sakurai（1991）实证分析通过采用投资组合理论、瓦茨和齐默尔曼的两期CAPM模型，证明了财务会计信息对东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的有用性。Suda（2000）研究了日本包括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在内的股票市场，其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和合约执行力。这些实证研究——采用美国会计学者发展的模型和分析方法 ——被认为打开了日本会计科学研究更广泛发展的大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重新评价了传统财务会计的有用性。例如，Saito（1984）重新考虑了历史成本原则，Ito（1996）探讨了重新设计日本会计准则的途径，以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革。
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基础和方法论的著作被翻译成日文。美国会计“先验研究的黄金时代”对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除了美国会计协会的出版物，还有一些知名学者的著作，如贝德福德，钱伯斯，井尻雄士，马蒂酉克，莫立茨，斯普劳斯和斯特林等。美国和英国的语言和社会学著作，也对日本会计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后续发展的宏观和微观会计的结合以及井尻雄士的三式动量会计也值得我们关注。
（一）宏观和微观会计的一般理论 二十世纪下半叶日本会计研究和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紧密联系和结合了宏观会计（包括国民收入核算）和微观会计。黑泽清（1937，1939，1941a，1951b）是先行者，紧随其后是Kenji Aizaki， Nobuko Nose 和 Fujio Harada。Kenji Aizaki （1921-1998）在促进并引起对宏观会计研究的注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高度尊重布雷（Bray）的经济核算理论，并与他的研究生Fujio Harada （1931-2002），开始研究马蒂酉克。他也比较了布雷（1949a，1951，1957）、马蒂酉克（1957，1964）和Yu（1966）的会计理念。研究人员中最专注于这些问题的是Harada，他在早期通过一些著作阐明了马蒂酉克（1957，1964）思想的本质。Nobuko Nosse（信子，1926-1998）是另一个受到承认的宏观会计师，她在通货膨胀会计，收入分配和资本保全等方面从事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她也强调微观会计和宏观会计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井尻雄士的三式动量会计 井尻雄士是著名的美籍日裔会计学家和教育家。《会计计量基础——基于数学、经济学和行为学的探究》（The foundations of accounting measures： a mathematical， economic， and behavioural inquiry）（井尻雄士1967/68）是他第一本日文版著作。这本书引起日本学者对会计的公理化方法、后设方法及集合理论方法以及计量理论和语言学理论等方面的极大兴趣。他方法的新颖性，迅速赢得大众青睐，Aizaki称之为“井尻雄士热席卷了日本学术界”。井尻雄士（1965/70）所著《管理目标和会计控制》（Management goals and accounting for control）和《会计计量理论》（Theory of accounting measurement）的日译本是最受欢迎的两本著作。相对于《基本会计理论》（the appearance of A statement of basic accounting theory） （ASOBAT； AAA 1966）出版以来主流的“决策有用观”，井尻雄士的后一本著作更强调了“受托责任观”的重要性。由于井尻雄士及之前马蒂酉克将“现代计量理论”引入到会计的促进作用，日本关于会计计量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继这些著作后，井尻雄士（1982/84）通过扩展复式到甚至取代它依靠多式，特别是三式方法来挑战复式假设。在《三式簿记和收益动量》（Triple-entry bookkeeping and income momentum）（Ijiri 1982/84），井尻雄士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所作的关于美国会计实践的日文演讲，将其作为这本书的附录（如出席的日本会计协会1983年的年度会议）。井尻雄士（1989/90）将他的受托责任观和三式簿记扩展到他所称之为的“动量会计”。这个理论将物理和会计进行了比较，这可能是井尻雄士对会计研究最根本的贡献。
三、其他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生态环境会计 二十世纪后半叶日本会计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环境会计的发展。日本关注环境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该国不仅人口稠密，而且高度工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所导致的严重污染问题。再一次是黑泽清挑战了这个问题。“Seitai kaikeigaku”（黑泽清1972a），他首次在日本提出“生态会计”一词，并于1974年在横滨国立大学建立了相关课程。本课程由Aizaki讲授（他是这个学科的第一个教授），黑泽清从一开始就认为（1972b：6）：“使环境会计有意义非常重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环境问题：财务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宏观会计体系。”由此看来，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会计研究主要的特点是一个微观会计和宏观会计的综合视角。从这个角度着手第一个也是最全面的日本环境会计文献由Kawano（1998）所著。该著作解释了联合国宏观环境会计即环境经济综合核算（SEEA）（UN1993）的结构，以及日本政府对SEEA主体的评价。它也提供了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建议的环境管理体系（EMS）有关的微观环境会计理论及实践的说明。最后，该著作讨论了微观和宏观环境会计可能的整合。另一个对环境会计有显著贡献的是Kimio Uno（1995）。他审查了SEEA建议的可行性，估计了所谓的“绿色GDP”及讨论了日本在环保相关领域积累的经验，如节能，防止污染和生活方式的巨变。 koguchi（1990，1997b，英文）建议建立区域环境会计体系，以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企业环境会计领域，也有一系列的著作，其中必须要提到的是Yamagami 和Kikuya （1995）约17篇论文的文集。其第一部分——环境保护和企业会计，探究了环境会计的基础，并与传统企业会计的方法相比较。第二部分——不同国家的环境报告，调查了欧洲国家环境报告的现状。它的大多数贡献都受到格雷（Gray 1990）《会计职业的绿色化：Pearce后的会计职业》（The greening of accountancy： the profession after Pearce）和环境会计（Gray等，1993）等著作的强烈影响。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是Kankyo kaikei（Kokubu ，1998）。该著作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提出了企业环境会计的框架。本书中，作者建议整合内外部环境会计；他也强调报告企业由环境保护活动中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的必要性。Kokubu（1999）通过对受托责任观的重新审视，扩大了上述思想。他的著作也受到格雷（Gray） （Yamagami and Kikuya 1995）及霍普伍德（如1988）方法和理念的影响。
（二）成本和管理会计 成本会计从黑泽清（1938，1941b，1952）开始受到关注，然后Kimura （1943， 1947）以及Kimura 和Kojima （1960）折旧和成本会计研究的紧随其后。此后成为井尻雄士的目标规划，引起了会计师和商人的注意。后续的研究是关于道德风险下的顺序选择（Matsumura 1988）以及管理控制和信息分析下的适应行为（Itami 1977）。进一步发展是会计模型的出现，Koshimura （1968， 1969）的著作首次在日本流行。后来的著作是马蒂酉克、理查德、戈茨、科科伦等人的文集和日译本。
近代日本管理会计更主要的成就是“目标成本（target costing）”、“改善成本法（kaizen costing）”、“实时制（just in time）”等这些概念的提出。20世纪60年代，丰田推出了一种创新的制造方法，实时制（JIT）生产体系，该方法和“精益生产”计划反映了日本对经济和纪律的态度。Monden（1983/85）非常详细的描述了JIT，促进它在全世界的推广。这些简单但革新化的思想大多出现在日本的汽车产业，并最终蔓延到许多行业和商业部门（甚至银行）。这些思想极大促进了许多国家管理会计de 发展，有大量相关的著作，不仅有日文，甚至更多的是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及其他语言。其中Monden and Sakurai （1989）《日本管理会计——世界一流的利润管理方法》，很好地刻画了这种方法的国际意义。
其他有关著作有Sato et al. （1982）提供的《日本管理决策和控制下的信息与会计》研究纲要；Sakurai（1989）的论文“如何使用目标成本”（Sakurai and Huang ，1989），讨论了一个关于日本工厂自动化和管理控制系统影响的调查；《日本成本管理》（Monden，2000），成本降低实践中日本不同企业在组织和人文方面的成本管理处理；Hiromoto （1989， 1991）的两篇关于管理会计和困难的德国论文； Monden的两本著作，一本是降低成本系统——目标成本和改善成本制（1994/95/97，分别有日文和英文版），另一本是《从零部件供应商到汽车制造商发展阶段的目标成本制度》（1996）。此外，相关著作还包括：《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目标成本制》（Cooper 1994）；《目标成本的日语语言学——关键概念的抽象》（Ishizaki等，1995）；《有效成本管理的目标成本——澳大利亚丰田产品成本计划》（国际会计师联合会1999）；《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产品成本管理的决定因素——开放的目标成本黑盒子》（古河1999）。
（三）会计史研究 日本学者一直对会计史研究具有浓厚兴趣，有日文及英文版的著作。后者的例子是Shimme （1937）和Nishikawa （1956）的著作。其后是Fujita（1968/91）关于日本会计原则的本质和发展的著作，Someya （1989， 1996）关于“日本会计革命”和日本会计历史路径的著作，Kojima （1987/95）会计史著作。Morita （1994）， Chiba （1994） and Yamagata （1994）也分别所作了关于岩田岩男（1905-1955），黑泽清（1902-1990）和木村和三郎（1902-1973）的传略（所有都包括在爱德华兹1994的著作《二十世纪的会计思想家》一书中）。
此外，还有Kim 和Song（1990）关于美国韩国和日本之间会计惯例的比较，Chiba （1996）检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部门的会计控制，Chiba （1991a， 1998）分别关于日本会计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和日本近代会计制度演变的著作，查特菲尔德和凡杰米奇的会计史百科全书中关于日本方面Iwanabe （1996）著作的词条。当然也有一些日文版的会计史著作，涉及日本固有的Izumo簿记，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以下两部不朽的作品：一个是Ogura（1962），审查了在Goshu的Nakai的商号（merchant house），另一个是Noboru Nishikawa （1993）论述的Mitsui商号（三井物产的前身）。两本著作都显示，十八世纪中叶这些江户时代的大商号，已经具备了非常先进的管理会计系统（具备了绩效评价，资本保全，分行会计，员工激励和内部控制）。此外，还有两本关于日本近代会计第一个百年的纪念著作（Aoki 1976；日本会计学会1978）。大量日本著作涉及到卢卡·帕乔利和早期意大利会计，例如Kojima（1961）、Yoshio Kataoka （1956）以及他的儿子Yasuhiko Kataoka （1988，1998）等的著作。尤其是Akira Nakanishi（1905-2005）的一系列论文（Nakanishi 1973， 1974），他和Taniguchi也翻译了Ricci （1940/73/77）所著关于帕乔利的有名著作。神户大学（1954）了标题为“关于施玛伦巴赫及其贡献的研究”，除了至少8本施玛伦巴赫著作的日译本，还有利特尔顿（1933/52）会计史著作《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Accounting evolution to 1900）的日译本（由Ichiro Katano 翻译）。 Nakano （1992）受到利特尔顿的启发，研究了从帕乔利到哈特菲尔德业论的发展。其他关于其他美国的著作有Okamoto（1969）， Hiromoto （1993）和Aoyagi （1986）；关于英国，有Chiba （1991b）所著的英国财务会计体系历史；关于法国，有Kishi （1975）关于法令商务部1673年会计规则的研究。此外黑泽清也进行了会计史的相关研究（黑泽清，1936，1982，1987等）。
四、结论
二十世纪日本会计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现代会计及其标准的出台，包括从英国、美国和德国发展的理论中选择适应的原则，并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二是探求了会计的一般基础，包括基于公理化方法的宏观会计基础。在宏观会计领域，日本部分研究领先，部分是跟随研究。其所关注的公理化共同基础都来自美国和挪威。在研究和教育中，这个兴趣仍然存在，例如，在东京的中央大学经济学系，对研究生及本科层次提供微观和宏观会计课程。三是基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会计的基础，设计了环境会计。虽然日本学者从有关外国文献中学习，但日本环境会计的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微观会计和宏观会计的综合。四是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的管理会计和成本核算程序（如目标成本，由日本产业的从业者和工程师开发）。在这个方面，日本证明了其在现代管理会计的真正引导。五是关于日本及西方会计史的浓厚兴趣，丰富的英文，德文和其他语言知名会计著作的日译本。这些日译本使日本广泛的读者接触到了外国会计经典。由于这些努力，会计制度在日本社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大发展，使其经济在亚洲乃至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会计发展及研究也成为了东方会计发展的先锋。回顾日本会计学者的贡献及日本会计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会计研究的繁荣，明治维新后和二战后会计研究的迅速发展就是明证。二是会计研究也扎根于经济活动的实践，日本生态环境会计、成本和管理会计的突出贡献就是典范。三是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会计研究成果，兼收并蓄的同时做到创新和发展。四是需继续探求微观，中观和宏观会计在内的理论框架。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2]许家林：《会计理论发展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许家林：《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4]千代田邦夫著，李文忠译：《日本会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严明：《二百年会计研究的绚丽画卷——理查德·马蒂西克教授〈会计研究二百年〉述评》，《财会通讯》（综合·上）2012年第6期。
（一）公允价值会计起源 在近代会计产生之后的几百年间，历史成本会计一直是一种最基本的会计模式，并长期处于主要地位。然而，随着银行利率、汇率以及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编制的财务报告不但不能及时为金融部门及投资者发出预警信号，更误导了人们的判断。在这种背景下，历史成本计量模式逐渐显露出缺陷和不足，并遭到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致的评判，于是，人们将目光转向既能反映现在又能预测未来的计量模式，即公允价值会计。公允价值会计（Fair Value Accounting），以“盯市”（Mark to Market）为其主要特征，因而又称市值会计，是指以公允价值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属性的会计模式，也就是说，以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市场价值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基础的会计模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交易价格为基础的传统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在证券、金融界的强烈需求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据有关资料记载，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行会计模式主要有法德的“成文法”体系和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两种会计模式，公允价值会计最早起源于法德的会计模式。所谓“成文法”体系的会计模式，是一种由国家政府控制经济实体的会计模式，这种系统化的会计规范最早产生于1673年的法国，法国政府为了保护其经济实体避免破产，要求采用市场价值计量资产负债表。这种会计模式随后被其他国家效仿，尤其在德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会计计量的重心又回归到了历史成本。“盎格鲁―撒克逊”会计模式发源于普通法系的英国，是一种以资本市场为目的，给会计实务者操作留有很大解释空间，并把“真实与公允（True and Fair）”作为评价财务报表最高原则的会计模式。随后，公允价值会计于20世纪70年代引入美国，美国虽然没有在其公认会计原则中具体提出“真实与公允”的观点，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简称AICPA）在有关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守则中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意见书中必须说明，企业财务报表是否符合公认会计原则，能否公允地揭示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变动。在美国采用了英国的会计模式之后，为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就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历程，笔者将总结并阐述公允价值会计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
（二）公允价值会计在美国的发展历程 就公允价值会计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一时期可谓是公允价值会计大力发展的一个时期，二是21世纪初期至今，在这一时期，爆发了全球瞩目的次贷危机，而很多业内人士也将此次危机归因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大力应用，但人们应全面地来看待这一问题。（1）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时期。自美国开始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来，会计界和金融界一直对金融工具，特别是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披露问题争论不休。尽管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问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严重缺陷，即缺乏相关性的认识。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以下简称“储贷危机”），造成2000多家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困境，最终导致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无力赔偿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动用1000多亿美元联邦储备基金予以补救。然而，以历史成本会计模式编制的财务报告在这些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危机之前，往往还显示“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健康”的财务状况，从而进一步暴露了历史成本应用于金融工具计量的缺陷和不足。许多投资者逐渐意识到，以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告不仅不能为金融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发出预警信号，甚至还会误导投资者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判断。为此，他们强烈呼吁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简称FASB）重新考虑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是否适合于金融机构（黄世忠，1997）。在全面分析了此次借贷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之后，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制定了在金融工具计量实务中逐渐用公允价值会计取代历史成本模式的政策。1990年9月，时任SEC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Richard C. Breeden）在美国参议院的银行、住宅及都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于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并首次提出了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同时也指出，SEC已经认识到金融机构会计由历史成本模式转变为公允价值模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努力制定恰当运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财务报告。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工具领域应用的发展与证券市场波动、经济危机和金融工具创新有直接联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股票市场波动暴露了用历史成本计量权益证券投资的局限性，80年代的储贷危机引发了对“历史成本模式是否适合金融机构”的广泛讨论。之后，SEC和FASB确立了逐步在金融工具计量实务中推广公允价值会计的基本原则，因为“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描述了市场对金融工具直接或间接包含的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的估计，所用的贴现率反映了现行利率和市场对现金流量可能发生风险的估计；公允价值信息能更好地使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使用者评估一个主体的投资和财务策略的结果”（FASB，1991）。90年代，衍生金融工具迅速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成本在金融工具计量实务中应用的基础。随着衍生工具应用不断增加，介入相关交易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但历史成本模式无法反映这些工具价值的真实情况，使许多金融机构遭受了巨额损失，例如一家金融机构的衍生工具投资损失高达10亿美元。这些事件进一步增强了SEC和FASB在金融工具领域继续扩大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决心，并坚信“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也是衍生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FASB，1998）。可见，美国“将扩大公允价值应用确定为金融工具会计的长期目标”（FASB，2007）是在总结三十多年来金融工具计量实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审慎考虑后做出的重大决策。（2）21世纪次贷金融危机前后：备受争议时期。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出现，在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引起强烈反响。以SEC和投资者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将极大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使会计信息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且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金融界为代表的反对者则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是对现行会计模式（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的极端背离，不仅缺乏可靠性，而且将导致金融机构的收益产生巨大波动，促使金融机构的贷款决策短期化。2006年9月，FASB正式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SFAS No.157，简称SFAS 157)――公允价值计量。该准则重新规范了公允价值的概念，并提供了资产及负债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一般框架。SFAS 157指出：“公允价值是指在计量日市场交易者在有序交易中，销售资产收到的或转移负债支付的价格。”但不幸的是，这个准则推出两年后便发生了自1933年以来最大金融危机。自然，人们会把金融危机的罪责指向公允价值会计，这是因为，新准则规定，在计量日，市场交易者在有序交易中，销售资产收到的或转移负债支付的价格。而次贷危机中的一些资产证券化产品如资产支持证券（A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抵押债务债券（CDO）等次债产品应用了这一规定下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这种计量包括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SFAS 157的颁布标志着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达到了顶峰，这是因为该准则正式地规定了公允价值的定义、计量和披露的框架，为公允价值会计的实施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可比的应用指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市场流动性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依据市场参数所顾忌的公允价值已经不能反映资产或负债的真实状况，公允价值应用面对了前所未有的评判。总的来说，公允价值会计在次贷危机中发挥了双刃剑作用。一方面，公允价值会计对复杂的金融工具能够合理确认、计量和披露，同时也尽可能地防范管理层利用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粉饰财务报告，掩盖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资产损失。借助公允价值会计，及时、透明、公开地披露金融资产泡沫，促使金融界、投资者和金融监管当局正视和化解金融资产泡沫。倘若不采用公允价值会计，投资者可能永远被掩盖在金融界创设的虚幻泡沫中。另一方面，公允价值会计披露要求使得金融机构不得不确认巨额的未实现和未涉及的现金流量损失。且次贷中金融工具的应用已经不是单纯地规避风险，更多的是企业和金融机构追逐高额利润的投机行为。公允价值会计所列示的天文数字般的“账面损失”，不仅扭曲了投机者的心理，还造成了恐慌性地抛售持有次债产品的金融机构股票的风潮。公允价值会计这种独特的催化剂效应最终放大和加速了次贷危机。尽管金融界对公允价值会计大加指责，但也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会计的目标之一是真实反映公司财务信息，尤其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改用历史成本计价的方式，将使很多会计信息失去意义。此外，从长期来看，公允价值仍将是适当的计量方式。它不但增加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还可以更好地反映当前的经济环境。因而，从目前情况看，尽管对公允价值会计的角色存在争议，但以成本计价的方法代替公允价值计量的方式显然并不现实，而完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成为了主流意见。
二、公允价值会计理论基础
（一）决策有用观 会计目标一直是会计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存在着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主流观点。受托责任观的理论基础是委托理论，该理论认为，会计的目标是以恰当有效的形式向所有者反映和报告资源受托者经营管理责任及履行情况，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明确，为了衡量经营者的责任履行情况，主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因为历史成本下的会计信息是客观、可核的。但是近年来，随着会计环境的转变，历史成本原则开始受到人们的批评。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编制的会计报表既无法反映资源受托者的真实经营业绩，也不能提供对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这是因为历史成本没考虑经济市场的变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企业是经济市场的一分子，企业的价值只有在经济市场中才能体现，脱离了经济市场的价值对企业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会计理论和实务中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也不那么纯粹了。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会计的目标主要是向现在的、尤其是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决策者，提供有利于进行投资决策需要的大量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信息提供者须以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有用的相关信息为目标取向，而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与市场环境紧密联系，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决策有用观出现较晚，是在资本市场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企业的主要筹资场所之后才在会计理论界被人们认同的。现在人们关注会计报表主要是因为报表可以提供与经营决策有关的信息，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已经被普遍接受。此外，财务报告的目标逐渐集中到了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需要上。投资者和债权人最关心的是投资和信贷能否带来现金资源的增加，因此提供有助于评估来自企业的现金流入和流出前景的信息是财务报表最核心的目标。这客观上要求财务报表能够跟踪反映企业与其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情况及结果，使报表信息能够体现物价变动、偶发事件的影响。很显然，相比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计量体系更能满足会计目标的需要。所以，资本市场的发展、股权分散程度的提高是推动会计调整目标，进而改革计量体系的最根本因素。可以推断，资本市场越发达，社会对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要求越高，公允价值也将越受重视。因此会计目标理论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的转变，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产生的理论基石。
（二）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权衡 相关性与可靠性是会计信息的两个根本信息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函数，相关性与可靠性二者不可或缺，“信息既要相关，又要可靠，这是会计的中心要求”。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常常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可能使这二者都保持最大，只能依据不同的环境，做出职业判断，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进行权衡。历史成本之所以能在长期的会计计量实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于其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资产或负债的成本往往是一个客观的数据，其与估计会产生偏差相比少一些主观因素，并且也比现值计算更为客观。历史成本也具有可验证性，但缺乏相关性。公允价值计量则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通过公允价值信息，用户可以了解企业当前所持有的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从而评价企业的机会和风险，及管理当局的管理业绩，从而作出投资和其他决策。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却是致命的弱点，在不存在公开活跃的市场上，公允价值需要通过估计来获得，而无论估价技术多么先进，可靠性都难以令人满意，甚至会发生操纵行为。要实现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目标，会计信息必须具备一定的质量特征。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相关性的质量特征在美国会计信息质量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会计理论界普遍认为历史成本有较强的可靠性，但缺乏相关性；公允价值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可靠性不足。尽管实证研究者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更相关”的说法褒贬不一，但在理论界，认为公允价值具有相关性优势的观点始终是主流。
三、公允价值会计在中国的引入及应用
20世纪90年代，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会计准则中开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国际会计准则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计量属性在各准则中加以运动，中国基于与国家会计惯例靠拢的目的，也开始逐渐在会计准则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1998年6月12日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具体会计准则首次正式使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该准则不仅规定了公允价值在债务重组中的应用，还对公允价值概念做了定义，该准则的颁布，标志着公允价值在中国应用的开始，这也是中国会计准则的一个突破。随后，公允价值计量又出现在“投资”和“非货币易”准则中。1998年6月24日的《企业会计准则――投资》的讲解充分阐述了采用公允价值的四点理由：第一，公允价值体现了一定时间上资产或负债的实际价值；第二，公允价值定义中的“公平交易”为其确定的价值的公允性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三，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第四，公允价值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如现行市价、评估价值、可实现净值、重置成本等。然而，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和较弱的产权保护，上述准则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企业利用公允价值计量操纵利润的现象。为了防范类似问题继续发生，并及时解决已存在的有关问题，财政部决定对原准则进行修订。财政部于2001年重新修订了债务重组、非货币易和投资三项原则，强调了真实性和谨慎性，明确地回避了公允价值计量，按账面价值入账。对于这次修订的原因，2001年修订后的《债务重组》准则的讲解中提到：由于原准则较多地运用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而我国当前的产权市场和生产要素又不十分活跃，相关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难以可靠地取得，从而给一些企业利用公允价值调节利润留下了一定空间。例如，对于债务重组中的债务豁免，按原准则的规定可以作为债务人的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利润表，这也就给少数公司利用债务豁免操纵利润创造了可乘之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国际化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在全世界的普遍应用，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2006年2月15日，中国财政部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新会计准则体系，并规定于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中实施。新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在实质上的趋同，并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全面运用是最为显著的方面。新准则采取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类似的定义，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对公允价值的计量也是采用以活跃市场报价为主的方法。据统计，在新会计准则统计中，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股份支付、生物资产等17个具体准则中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涉及范围之大和应用力度之深都超出了之前会计界的预期。相比于国际会计准则，的38项具体准则更充分地考虑了中国的国情，对公允价值的运用采取了适度谨慎的态度。自此，公允价值又开始在中国会计准则中被普遍采用。由于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采取了适度谨慎的态度，以及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尽发达，许多资产不存在易于取得的估值参数，所以上市公司对公允价值的使用还十分谨慎，使用范围也十分有限。
虽然公允价值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较短，只有十来年的光景，但其中间却出现了一次明显的反复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大胆引入，到2001年修订准则时的尽量回避，再到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大力推广但谨慎的应用，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的应用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目前，加大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是世界范围内的统一趋势。但是由于各国或组织自身面临的环境差异，使得公允价值的应用在不同国家或组织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四、公允价值会计历史演进的启示
从公允价值的产生与演进中可以发现，会计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反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公允价值历史演进的考察和审视必须结合其所处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社会背景，公允价值发展的每一个重大转折都跟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此外，从根本上讲，公允价值既不是一个新颖的概念也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公允价值只是对重置成本、现行成本、现值和现行市价的重新“包装”和运用。公允价值是会计计量力图实现的一种理想目标，即真实公允地反映特定时点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真实公允地反映特定期间企业的真实经营成果，各种计量属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公允价值体现了“真实与公允”会计理念对采用各种计量属性的一种约束和要求。公允价值与具体计量属性是一种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公允价值是采用各种计量属性进行会计记录的目的，而具体计量属性则是为了实现公允价值这一计量目标而必须采用的手段，公允价值引领和约束着“重置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现值”等各种具体计量属性在不同场合的选择应用。因此，公允价值只是代表了各种计量属性的终极目标――公平交易，其本身并不是一种计量属性（刘浩和孙铮，2008）。
会计理论界在认识到公允价值会计可能导致严重经济后果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公允价值会计自身的缺陷，金融危机暴露了公允价值会计的诸多缺陷，后危机时代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改革和重塑势在必行。但也应注意到，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极端市场条件（如投资者因恐慌而不计后果抛售金融资产、市场交易因流动性枯竭而陷于停顿)而引起的。但是，将公允价值的计量方式改回以成本计价的方法显然不现实。对于公允价值会计未来，也许受质疑的焦点不应是公允价值计量方式本身，而应是产生公允价值的过程，尤其在不活跃或者无秩序的市场上如何认定公允价值。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动荡中，人类的行为受到市场恐惧左右，为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一些例外是非常必要的。尽管可能导致信息的透明度下降，甚至是信息操纵，但可以防止金融市场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0-0069-06
20世纪以来，管理会计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丰富了会计学科的内容，改变了人们的会计理念，也标志着会计学科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理解管理会计，把握其未来发展脉络，从价值链的视角回顾管理会计演进过程，不仅有助于探索研究管理会计机制与实现价值增值的优化过程，拓展管理会计的研究视野，为发展和完善管理会计的学科建设提供科学的思路和构想，而且可以拓展管理会计的研究空间，促进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实践和应用。
一、价值链思想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5）是第一位提出价值链（Value Chain）思想的学者，他在《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中描述了如何通过一系列可以导致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作业而形成客户价值的过程。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用来进行设计、生产、销售、交货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作业的集合体，所有这些作业都可以用价值链表示出来。”[1]价值链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对产品价值形成的作业管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消除无增值作业，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价值管理效率，保持并创造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通常将价值链划分为企业内部价值链、纵向价值链和横向价值链三大类。企业内部价值链是在企业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为顾客创造价值所发生的基础活动及相关的辅助活动。虽然辅助活动不直接参与企业向客户提供商品或劳务的过程，但却能帮助企业提高创造价值的效率。纵向价值链是连接企业与供应商、顾客的价值链，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企业应在价值链中选择最具有竞争力的环节，获得专业化的竞争优势。横向价值链是在纵向价值链上处于同样位置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没有明显的接触点可以寻找，但是确实存在。这种联系实际构成了一个产业的内部联系，这种联系作用的结果可以决定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相对竞争地位”。[2]主要体现为竞争对手的价值链。
管理会计既属于企业价值增值过程辅助活动，同时又可以通过管理会计本身的职能实现对企业内部价值链优化，帮助企业提高各项价值作业活动并使它们之间的联系趋于协调。纵向价值链的概念拓展了管理会计的视野，将企业、供应商和顾客视为共同生存于同一条价值链有机体，管理会计可以利用其特有的技术和方法重新选择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与销售渠道，实现价值链的剪裁与重新构建，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利用行业价值链分析了解竞争形势和企业面临的问题，明确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的成本态势( cost position),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消除成本劣势，保持和创造成本优势，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大的更持久的竞争力。因此，引进价值链理念后，使管理会计学科的研究在时间、空间、深度三个维度都得到了系统的改进和扩展。
1．从时间上看，管理会计的研究视角由生产经营阶段拓展至产品的全寿命周期
传统管理会计的研究重点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主要包括生产决策和定价决策，围绕是否生产、怎样生产以及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确定销售产品水平等问题进行的决策。从时间来看，关注的是生产经营阶段的生产经营决策方案的选择，这种传统的决策方案人为地把企业连续的生产经营活动割裂开来，掩盖了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企业不同产品对所做贡献差别。
引进价值链后的管理会计，采用产品全寿命周期（Life-Cycle）的观点，可用图1来表示。
在不同视角下，产品寿命周期表述着不同的内涵：生产者视角的寿命周期通常包括原材料购进、加工和制造、形成半成品和产成品、包装和验收入库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由生产者来完成，因此，也可称为生产周期；企业视角的寿命周期包括研发、设计、加工、制造、营销，即从产品产生到交付顾客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称之为企业产品生命周期；顾客视角的寿命周期包括自产品研发、生产、使用，直至报废的过程，是产品的使用寿命周期，这也是生产者售后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加上研发、生产和营销过程可称之为顾客产品寿命周期或称为全寿命周期。
从价值形成的角度看，企业产品形成的过程就是企业价值活动的过程，也是企业成本的发生过程，所有的成本都可以分摊到每项价值活动之中，同时，也能够将每一项价值活动为企业所创造的价值通过价值链展示出来。企业成本的发生与其价值活动有着共生关系，即企业的各项活动依靠资源的消耗来维持，成本发生于各项价值活动之中，产品的生产阶段只是产品全寿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区间，这一阶段的价值不仅要受到研发和设计效果的影响，还会将这种影响传递至后面的营销和使用阶段。如果将价值链思想引入管理会计，一方面可以促使管理会计为企业产品的研发、生产经营、营销及售后服务提供一体化的决策信息，再将产品全寿命周期视为一条价值链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进行系统研究；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将这条价值链上的作业优化，确定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中能够增加价值和不增加价值的作业，剔除和改进那些成本与价值不匹配作业，从而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制定科学的经营决策。
2．从空间上看，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由企业内部延伸至企业外部
传统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限局限在企业内部，是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为目的的一种管理活动，可能会出现良好的企业经济效益与整个社会资源浪费和竞争秩序混乱的矛盾，最终导致企业成为价值链上处于同样位置企业的牺牲者。
从空间角度引进价值链后，扩展了管理会计对企业价值活动的研究视野，管理会计不仅关注企业内部的联系，还关注与供应商、渠道和顾客价值链的联系，以及与竞争对手价值链的差异。按着系统论观点，只有在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最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保持协调时，才是最有效的。例如，如果企业能够与供应商进行良好沟通与整合，可以减少库存，减少仓储费用，也有利于减轻或避免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或原材料供应不稳定而对企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影响；企业通过帮助供应商改善生产工艺和设计，降低成本，提高原材料质量，从而实现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利互惠；再如，如果企业能与客户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可以获得商品需要的准确信息，从而减少营销成本和售后成本。
随着制造业管理和技术的日益复杂，那种“大而全”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竞争环境的需要。一个企业可能在价值链的某一个或某些环节上拥有优势，其它的企业可能在另外的一些环节上拥有优势，如果企业之间结成战略联盟，便可形成极具竞争力的“增值伙伴关系”（Value-added partner）。每个企业通过缔结战略联盟，调整自身的增值活动以适应链上的其他企业，从而使拥有互补战略环节的企业之间在联盟中发挥出强大的整合竞争优势。因此，利用管理会计信息为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战略联盟，使双方将各自的主要资源集中于价值链中的核心战略环节，进行互补生产，这无疑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相对有限的资源，强化其核心竞争力，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3．从深度上看，管理会计的研究将成本与价值活动的结合更为紧密
在传统的管理会计中，对成本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生产成本而忽视其他活动，如市场营销、服务和基础设施对相对成本地位的影响，对影响成本的各项活动之间的联系仅从成本与作业量的数量关系角度加以考虑。虽然传统管理会计系统特别是成本会计系统拥有大量的对成本分析有用的数据和信息，但由于一方面不恰当地将不同活动的成本合并，另一方面又把与一项活动有关的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间接成本等人为地分离开来，使成本与成本所支持的活动――或者说使成本与价值活动割裂开来。
价值链视角分析与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企业的价值链，明确各价值活动之间的联系，提高企业创造价值的效率，增加企业降低成本的可靠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企业辅助生产活动对企业的价值贡献日趋增大，其成本耗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不断上升，因此，利用基于价值链视角的管理会计可以反映企业价值作业的全貌，帮助确定在企业整个生产经营中能够增加价值与不增加价值的作业，剔除和改进成本与价值不匹配的作业，制定科学的战略决策，获取竞争优势。
企业价值链分析所带来的具有洞察力的发现是：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价值链的合理程度。通过将企业的价值链与竞争对手的价值链进行比较，可以判断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环节，说明谁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是哪些价值作业或成本因素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出现。基于价值链的管理会计可以勾画出竞争对手的概貌和基本情况，通过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相比较，可以了解企业成本的相对地位，为其确定相应的战略提供信息支持。
综上所述，将价值链思想引入管理，在管理会计的决策中将价值链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分析工具，可以从多方面揭示和确认企业有哪些价值活动，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以及在整个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找出可以增加对顾客的有价值或可以降低企业成本的作业活动，即可以通过对原材料供应商到最终客户相关的作业活动进行整合（Integration），寻求一体化降低成本的途径；也可以利用上下游企业的价值链，确定是否兼并上游或下游的企业，以实现成本的降低。此外，通过对竞争对手的价值链分析，还可以揭示竞争优势的差异所在，采取维持或改进成本竞争地位的措施，以促进企业在竞争中选择和确定恰当的战略决策，为获取长期竞争优势提供重要的信息来源。
二、管理会计演进中的价值链特征
管理会计随着价值链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执行性管理会计、决策性管理会计、战略性管理会计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管理理论的背景下产生并显示出不同的价值链特征。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需要对价值链的定位、识别和优化提供依据，帮助企业制定科学的经营决策和战略决策。回顾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在管理会计发展的每一特定阶段，我们都可以从时间和空间角度来定位、识别当前价值链，从深度角度概括该阶段的核心理论对价值链的优化作用。
1．执行性管理会计阶段：以成本控制为核心优化价值链
20世纪初到50年代，泰罗（F.W.Taylor）古典管理理论的创立对管理会计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所有者和经营者逐渐意识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取决于产量的增长，还取决于成本的高低，通过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成本，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企业的主要愿望。在古典管理理论的指导下，企业管理实践中先后应用了以定额为目的的时间与动作研究技术、差别工资制、以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为主要特征的预算管理和差异分析，以及日常成本控制等一系列标准化、制度化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对以记账、算账为主的传统会计提出了严峻挑战，规划控制会计活动受到了企业的极大重视，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使得近代会计分化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促进了以执行性职能为主的管理会计雏型的形成。
这一时期的管理会计具有以下两点显著的价值链特征：一是立足于生产作业环节的价值链 “空间”定位。这一时期在市场环境上，企业产品大多处于卖方市场，供不应求，市场呈现出同质性和稳定性，这样的市场特征决定了企业的主要工作重点是在生产阶段，很少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针对不同顾客的营销。二是以生产者视角确认价值链的“时间”跨度。这一时期的价值链识别和确认，是基于生产者视角的制造周期，其寿命周期成本主要包括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车间制造费用等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成本，而新产品研发成本和营销成本在成本结构中比重很小。企业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为了提高其利润，在控制内容上主要是在销售收入一定的前提下通过降低成本来实现。
该阶段管理会计系统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以追求效率（efficiency）为目的，关注的焦点是企业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资金运动，通过应用标准成本法分析企业实际成本与标准的差异，明确造成成本的经济责任，将成本的分析与控制有机地融为一体。虽然管理会计没有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活动，即价值创造活动，但却以辅助活动的形式对生产环节进行优化，以成本控制为核心，从价值角度追求生产效率，为企业带来增值效应。
2．决策性管理会计阶段：以决策为核心优化价值链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行为科学和运筹学为理论支柱的管理科学理论逐渐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日趋庞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买方市场基本形成，竞争趋于白热化。同时，伴随着技术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产品更新换代周期普遍缩短，企业产品市场营销观念正式确立，企业已经意识到管理的重心在于经营，经营的重心在于决策――决策贯穿于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决策成为管理会计的核心，发生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向以决策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的调整和转变。
这一时期的管理会计具有以下两点显著的价值链特征：一是立足于企业内部整体的价值链“空间”定位。这一时期，市场特征从总体上看，供给逐渐大于需求；从结构上看，顾客消费日趋个性化、时尚化，消费周期缩短。为顺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变迁，管理会计将工作重点由生产作业扩展到技术开发和营销等多项价值活动。虽然价值链由原来的一个环节扩展到多个，但仍然局限于单个企业，没有考虑厂商和价值链上的其他企业。二是以企业视角确认价值链的“时间”跨度。这一时期的价值链识别，是基于企业视角的寿命周期，其寿命周期成本主要发生在整个企业经营过程中，包括产品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过程中的成本，其中制造成本的比重在成本结构中开始下降，而研发和营销成本则大大提高；企业以自身为出发点，虽然没有考虑顾客的全部成本，但由于市场不再是卖方主导，销售收入（顾客购买成本）不再是一个常量，在控制内容上企业需要在成本与收入之间权衡以谋求收益的最大化；受行为科学思想的影响，控制主体开始关注人的精神需要，在强化激励机制，协调个人之间以及部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高管理效率；在控制机制上，企业开始注重前馈方式，随着生命周期视角从生产者转变到企业整体，价值链的控制时点也前伸到产品研发阶段，以及后展到营销、使用阶段。但这种控制还是离散的节点控制，没有形成价值链时间序列的连续控制。
该阶段管理会计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内容更加丰富，逐步形成了以预测决策会计、规划控制会计和责任会计为框架的管理会计体系。管理会计不仅追求效率，更追求的是效益(benefits)，通过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提供的大量信息，如利用变动成本法计算的贡献边际来判断企业是否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产品定价的相关决策；利用标准成本和预算管理信息纠正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现的偏差，明确经营管理中的责任，保证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管理会计通过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来保证价值创造活动或工作方式方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因此，这些决策过程也是管理会计运用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优化过程。
3．战略性会计阶段：以战略为导向优化价值链
进入20世纪80年代，管理学科中不断涌现的新学说、新观点正成为管理实践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面对新环境、新经济、新技术的挑战，传统的管理会计已经不能适应环境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客观要求，从战略的角度利用会计信息对企业决策进行支持已经成为管理会计改革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这一时期的管理会计具有以下两点显著的价值链特征：一是立足于整个行业的价值链 “空间”定位。这一时期市场买方的特征和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企业将顾客视为他们的重要资源和合作伙伴。管理会计为了提高对顾客需求的响应速度，不仅要提高企业内部流程的响应能力，同时也需要改进与供应商和顾客的联动能力，价值链在范围上从企业内部延伸至两端，纵向和横向的价值链分析成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主要依据。二是以顾客视角确认价值链的“时间”跨度。这一时期的价值链识别，是基于顾客视角的寿命周期，即产品全寿命周期，其寿命周期成本不仅包括生产经营者发生的成本，而且还要把消费者购入产品发生的售后使用成本包括在内，即购置成本和使用成本(注：产品使用成本通常包括购买产品后所发生的操作费用，如电费、油耗等，以及产品的零部件置换费用和维修费、服务费等。尽管使用成本的承担者是顾客而非企业，但其高低直接受到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在成本结构中，许多产品的制造成本等由企业支付的成本比重相对下降，而顾客购买后的使用成本比重上升；从控制内容上看，控制顾客总成本和满足顾客需求要通过降低和控制顾客使用成本来实现；在控制主体上，企业成员被赋予了自主性和个性，作为决策人以更好地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在控制机制上，企业不再局限于前馈控制、程序控制和反馈控制，而是将企业文化融入企业的经营理念，实现对企业和员工行为的全方位、多角度和长期持续的影响。
该阶段管理会计的核心工作是为企业战略服务，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以获取市场的竞争优势。作业成本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适时制（Just-in-time）、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目标成本管理 (Target cost management) 等管理思想一同渗透到管理会计中，形成战略管理会计新领域，同时，管理会计对非财务信息的关注也日趋明显，价值链的观念得到升华，管理会计借助于作业成本管理等一系列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使之对价值链的优化功能更加突出和明显，可以说，此时的管理会计已经跳出传统管理会计的思维，价值链管理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已经成为管理会计的基本理念。为提升企业竞争力，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不断改进可增加价值的作业提供相关信息，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三、启示与结论
管理会计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针对影响其发展的因素，理论界从经济环境、管理理论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是从价值链视角的分析却仍然是个空白。本文通过对价值链思想的分析，以及基于价值链视角对管理会计演进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对管理会计未来的走向与发展提供启发性的理论引导。
1．管理会计的发展主题
纵观20 世纪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管理会计沿着“效率效益价值链优化”的轨迹发展，这个发展轨迹基本上围绕“价值增值”(Value-added)这个主题而展开。从价值链的视角来看，管理会计是通过提高各项价值活动的质量并协调它们之间的联系来给企业组织带来增值。
进入21 世纪，透过价值链视角人们逐渐意识到价值增值只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切入点，比竞争优势更具有深远影响的是企业组织发展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这是企业独具的、使企业能在一系列产品和服务上取得领先地位所必须依赖的关键性能力，是一种技术与技能的综合体。核心能力可外化为品牌、技术诀窍、服务专长、创新管理专长与市场网络等。这些核心能力不是企业一开始就能拥有，而是在经营过程中培育出来的，侧重于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服务的管理会计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植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管理会计可以间接地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基于价值链视角的管理会计方法服务于技术的研发和核心产品的培养，使企业形成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其次，现代战略管理会计的实践促进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与提高，如企业特色的适时制生产系统（JIT）、作业成本计算法（ABC）和平衡计分评价系统（BSC）。由此，利用管理会计为企业核心能力的诊断、分析、培植和提升提供相关信息，必然地成为21世纪管理会计发展的主题。
2．管理会计的发展方向
管理会计和价值具有互动关系, 管理会计因价值形成的需要而产生, 因价值链的发展而发展, 管理会计为提高企业价值活动的效率、优化价值链发挥了重要的信息支持作用。依据上述价值链视角下管理会计的发展动因，可以预见，管理会计在新时期必将继续发展，围绕其主题的转变，必将形成新的价值链特征：
（1）从空间上看，立足于社会价值联盟定位价值链
“核心竞争力”概念的引入要求我们把企业组织融入到社会大背景中去考察，此时的企业是由股东、债权人、顾客、职工、政府和社区等构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企业承担着多元受托责任，除了为股东创造财富，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外，还肩负着其他社会责任。因此，从空间角度价值链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拓展，企业的定位从最初的生产作业环节，发展到整个企业内部，再到整个纵向和横向的价值链，以及此时所要涵盖的社会价值联盟。
（2）从时间上看，以社会公众的视角识别价值链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指标，企业必须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全面衡量产品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效益，以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仅仅是企业制造成本或顾客成本最小化作为成本决策的依据。社会产品全寿命周期成本大体上可理解为研发成本、生产成本、营销成本、使用成本和弃置成本，其中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由企业承担，并通过销售价格转化为顾客的购买成本，使用成本直接由客户承担，弃置成本主要体现为废弃成本和处置不当造成的环境损害成本，一般由社会承担。对弃置成本的重视，有助于对环境成本进行管理和控制，从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在体现企业对社会基本责任的同时也强化了对核心竞争力的培植。
（3）从深度上看，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核心优化价值链
新时期管理会计的中心课题是不确定条件下企业价值的评估，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企业价值又是企业现实与未来收益、有形与无形资产、自身经济走势与外部资本市场的综合表现，也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各种外化形式。将价值作为新时期的核心目标来优化价值链，是价值链视角分析管理会计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只关注生产环节的管理会计只追求效率；价值链扩展到企业整体时的管理会计相应的追求企业整体效益；当价值链向纵向和横向发展时，管理会计关注如何从不同视角为价值链的优化提供相关信息。随着价值链的不断丰富，管理会计为了对其起持久的优化作用，给企业组织带来增值，也在不断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价值链的内涵拓展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联盟，管理会计的发展主题也随之由价值增值演变为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植，围绕这个主题，管理会计会继续在价值链优化的作用下向新的方向发展并形成新的价值链特征。
参考文献：
［1］ ［美］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竞争优势［M］．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 孙茂竹．管理会计的理论思考与架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殷俊明，王平心，吴清华．成本控制战略之演进逻辑：基于产品寿命周期的视角［J］．会计研究，2005，(3)．
［4］ 李晶，李炜．管理会计发展不同阶段的核心理论及其在企业中的运用［J］．北方经贸，2003，(4)．［5］ 于富生，刘荣贤．引入价值链，构建现代管理会计体系［J］．对外经贸财会，2002，(4)．
［6］ 胡玉明．21世纪管理会计主题的转变――从企业价值增值到企业核心能力培植［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1)．
［7］ 宋献中，胡玉明．管理会计――战略与价值链分析［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