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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古诗的文学价值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近些年来它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古代文学课时被压缩,学习意义不明确。认为在当今社会,掌握实用性的知识更为必要,古代文学离现实生活太远,对个人发展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是附庸风雅的声音时而有之。与国人忽视古代文学教学相反的是在“汉语热”的背景下,外国人对古代文学的向往。不少国家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文化传承体现在哪里,作为中国人的最典型特征又在哪里?这样看来,在当代社会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的思考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
(三)深度挖掘,领悟真理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作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4-0048-02
[作者简介]王娟(1981―),女,湖北十堰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思考的引发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近些年来它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古代文学课时被压缩,学习意义不明确。认为在当今社会,掌握实用性的知识更为必要,古代文学离现实生活太远,对个人发展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是附庸风雅的声音时而有之。与国人忽视古代文学教学相反的是在“汉语热”的背景下,外国人对古代文学的向往。不少国家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文化传承体现在哪里,作为中国人的最典型特征又在哪里?这样看来,在当代社会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的思考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1]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
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2]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3]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
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
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
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4]
(三)深度挖掘,领悟真理
古代文学教学包含着对学生的人格、心灵、情感、审美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塑造学生的思想灵魂,使学生热爱祖国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古代文学中很多优秀作品或教人明志、或教人做人、或帮人成才。古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他们关心社会、心系苍生、品德高尚,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教师要通过教学,让学生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明确人生道路,领悟人生真谛。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对高远目标的追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人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在教学过程中秉承先作品后史论的教学观念,才能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饮冰室合集: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81.
[2]孟建伟.教育与文化[J].教育研究,2013(3).
好读书的坏处自然很多。譬如终生受穷别想当官,没个好身体,不是好丈夫,没有好人缘,性格古钻。但是,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处,譬如能说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
凡能找到的书,不管文学、政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但是,切切又不要忘了精读,真正的本事掌握,全在于精读。世上好书,浩如烟海,一生不可能读完,而且有的书虽好,但不能全为之喜爱。比如我一生不喜食肉,但肉确实是世上好东西。你若喜欢一本书了,不妨多读。第一遍可囫囵吞枣读,这叫享受;第二遍就静心坐下来读,这叫吟味;第三遍便要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常又会有再新再悟的地方。
读书要读精品,你真真爱上一本书了,可以在一个时期多找些作家的书来读,读他们长中短篇,或者散文、诗歌,甚至理论,再读外人对他的评论,所写的传记,也可再读和他同期作家的一些作品。这样,你就知道他的文了,更知道他的人了,明白当时是什么社会,如何的文坛。他的经历、性格、人品、爱好等是怎样促使他的风格形成的。大凡世上,一个作家都有自己一套手法,都是有迹而可觅寻,当然有的天分太高了,但不是一时一阵便可理得清的。我读中国的老庄、太白、东坡诗文,读外国的泰戈尔、川端康成、海明威之文,便至今于起灭转接之间不可测识。说来,还是我读书太多,悟觉浅薄啊!如此这番读过,你就不要理他了,将他丢开,重新进入另一个大家。
文学(乃至其他任何艺术)是在突破中前进,你要时时注意,前人走到了什么地方,同辈人走到了什么地方?任何大家,任何名著,你只能继承,不能重复,当你学习它的时候,必须将它拉到你的脚下来读。这不是狂妄,这正是知其长、晓其短,师精神而弃皮毛啊。虚无主义可笑,但全然跪倒来读,他可以使你得益,也可能使你受损,永远在他屁股后面了。
从1971年投稿至1978年《满月儿》在京获奖至《废都》脱稿,我已写了22年,其间甘苦一言难尽。开始,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退稿涌回来,我心有些冷,恨过自己命运,恨过编辑,担心将来一事无成,反误了青春年华,夜里常常一个人伴着孤灯呆坐。但竟有这样的事发生:熬夜到凌晨一点,困极了,只要说声睡,立即就睡着了,如果再坚持熬一会儿,熬红了眼,反倒没瞌睡了。于是想,创作大概也是如此。就发奋起来,将所有的退稿信都贴在墙上,抬头低眼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退稿信真多,几乎一半是铅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铅印条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
可惜我住的水泥楼上没大梁。要不,系一条绳,吊一个苦胆,我要当勾践了。
大言者不语。只要真正寂寞,那便孤独,孤独是文学的价值,寂寞是作文的一条途径,这途径明明摆着,许多人一心想当文学家,却不愿在这条路上走,那有什么办法呢?诚然虚名可以浪得,但成名并不一定成功竟是如此无情。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转贴于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论文关键词:古诗文,爱国主义的情感,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治学精神,积极的人生态度
1、爱国主义的情感
中学语文课本中关于古诗文教学的许多篇章,高扬着古人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是伟大人格凝聚的结晶,理应为当代青少年学习和继承。教师应积极开发古诗文中丰富的资源,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加强爱国主义的人文情怀教育。
《离骚》中,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九死不悔之意志去追求探索“存君兴国”的理想直至生命的终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疑问,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博襟;《岳阳楼记》以作“记”为名,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此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精忠报国”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五人墓碑记》中,视死如归,勇于赴死的民众……,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我们人文精神教育需要的范本,也是用来培养学生忧患意识、爱国情怀最好的精神食粮。这些优秀的作品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正义、为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中学生,欣赏和学习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就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接受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熏陶。
2、良好的道德品质
语文教育必须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及其教育,尤其要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如团结、气节、孝心、谦虚、节俭、仁爱、责任感、等等,这些传统美德理应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方面,予以足够重视。
《信陵君窃符救赵》可教育学生宽厚待人,真诚交友;《训俭示康》可教育学生养成务行节俭,力戒奢侈的良好习惯;《陈涉世家》一文则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不可见利忘义。《左忠毅公逸事》则可让学生学习左忠毅公面对,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王忠肃公翱事》中的王翱处理任何事情都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不徇私情,廉洁自守,忠于朋友的无私品质在当前社会则可以给学生以深刻的思想道德洗礼。
此外,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刘禹锡的《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博怀,……都是我们今天教育学生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的优秀示例,因此,教师必须充分挖掘其中的德育内容,并行之有效地贯穿于语文的课堂教学中。
3.严谨的治学精神
中学课本中选入的古诗文作品,有许多都是紧密结合学生学习的需要,与他们的学习密切相关的内容, 对于其今天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现书有感》)告诉我们在学习中只有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汲取新的知识,心智才能更加开豁,更加敏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短歌行》) 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它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可以说是出言警策,催人奋起。民族英雄岳飞在他的名作《满江红》里也表达了相似的人生态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同时,他更以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给予后人有力的鼓舞和鞭策。《送东阳马生序》的作者宋濂以自己勤苦求学而功成名就的事实,现身说法,勉励后辈专心向学,刻苦自励,情真意挚,语重心长,给后学者以深刻的启示。
《石钟山记》则告诉我们要想获得真知,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学习这篇文章时,要让学生认真体会“事不目见而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箴言,养成不畏艰险,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游褒禅山记》的作者以游褒禅山的见闻为喻,阐发了富有哲理性的见解,讲述这篇文章时要使学生深刻领悟“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个中三昧。
此外,像《论语》中提到的“学思结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都体现了科学严谨的求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身处逆境之时,是消极避世,自暴自弃;还是积极乐观、奋发作为,不少古诗文作品也给我们做出了经典的回答。
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可以说是全文最富思想意义的警语。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总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在郁郁不得志的逆境当中也不消沉放弃。东汉马援云:“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王勃在此化用,警示那些“失路之人”不要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而王勃此时正怀才不遇,但仍有这般情怀,确实难能可贵。
《报任安书》中的作者司马迁为了“成一家之言“,完成巨著《史记》,身处逆境,隐忍苟活。他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给予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人格榜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将《报任安书》和《渔夫》两篇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司马迁和屈原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为后人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抉择,通过对比分析,讨论交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人生抉择。从而可以让学生正视人生的苦乐顺逆,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通达乐观的健康人格,并进而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这些经典诗文的学习,可以培养中学生为理想和抱负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能力,尽管遭遇许多曲折和坎坷,也要具备不懈追求、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将自我塑造成有勇、有谋、有智、有识的新时代综合性人才。
中国古诗文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最丰富、最生动的载体,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家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纵使十分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其间包含的思想也可能存在落后的东西。例如,曹操的名作《短歌行》充满着壮志豪情,然而他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却明显地带有封建帝王的狭隘与自私,他所认为的天下不过是一已之天下。岳飞的《满江红》高唱着精忠报国的旋律,但他的爱国是与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交织在一起的。《陋室铭》中,既宣扬了洁身自好、不与世俗流化的高尚人格精神,也包含着随遇而安、躲避尘世的消极思想……
因此,在古诗文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以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特点和优势,更好地发挥其“以优美的意境感染人,以深邃的哲理教育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独特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使其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姚伯登《论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南方论刊》,2008年第6期。
[2]文娟《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对学生古典情怀的培养》,《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年第8期
一、自强不息、贵和尚中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源泉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总原则,千百年来是中国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概括和体现。孔子较早的认识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重要性而且有诸多的论述。他说:“刚毅木讷近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他的弟子曾子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正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明以健,中正而就,君子正也”。《易传》把刚健作为一种品质,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坚持原则。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历时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有名的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斗志和刚毅不屈的坚强意志。这些精神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精神源泉,也是构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竭动力。贵和尚中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和谐思想进行探讨的思想家是西周末年的史伯。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这种价值取向肯定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这种贵和尚同的观念使中国人民能够正确处理和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的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二、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是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和谐社会的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自由在古代多指人通过行善,进而知性、知天,“参天地之化育”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交融互通,达到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时他认为人对自然可以“制天命而用之”[3]289,但他又说“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统一,进而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人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化解今天由于无限制的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矛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义务。唯其如此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才能达到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允执厥中”出自《尚书•大禹谟》,意指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子程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一个人如果能守护善性,言行不偏不倚,就会保持公心,体现公正。隆礼重法是荀子把孔孟的礼发展到一种规则层面,在重礼的同时提出了法治。“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者,所以正身也”[3]246。“法者,治之端也”。荀子主张要把礼乐教化与法制刑相接合。“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一方面注重道德建设,发挥“礼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法制建设,强化“法度”的职能。这和我们现在提倡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思想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健全人格的手段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倡导的努力方向。爱国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从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再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们心系天下苍生的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努力奋斗。特别是宋代,随着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代创作的主旋律。“精忠报国”的岳飞在《满江红》中吟出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喜论恢复”的陆游在《诉衷情》中道出“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以英雄自许的辛弃疾在《破阵子》发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成为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这些用热血和生命谱写成的诗句,悲怆激奋,大义凛然,洋溢着浓郁深沉的爱国情怀,激励起中华儿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华美德是在性善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特别重视诚信的品德。“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既是天道的根本,也是人道的根本。以诚为基础,形成了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多种相关的品德。如以诚待人,忠诚于事业等。“信”与“诚”含义相通。《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所以孔子强调:“言必信,行必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