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09:38:00
序论：在您撰写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按照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原告有权要求收回本并分配利润。
合作协议写明原告前期投资234万,占45%。本项目今后的投资股份均按照上述比例出资。本项目实现的全部收入,扣除成本、费税后的利润按上述比例分配。补充协议写明,自签订补充协议之日起,应首先收回投入资金。
2、因本项目全部的成本和利润资料都在被告手上,原告只掌握了部分的资料,并单方面委托审计成本,若被告拒不提交手中掌握的资料,那么就应该以原告提交的资料为准。或者由法院调取资料,并委托审计机构审计本案系争项目的成本和利润。
新民事诉讼法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一百一十二条 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
法定代表人袁宏友，总经理。
委托人洪新敏，海南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肇庆酒家大厦（以下简称肇庆酒家），住所地三亚市鹿岭路。
法定代表人曾维彬，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房地产管理局三亚房地产管理处（以下简称三亚房管处），住所地三亚市大东海海韵路。
法定代表人邢楚丰，处长。
上诉人宏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肇庆酒家、原审第三人三亚房管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亚民初字第8一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宏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宏友、委托人洪新敏，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曾维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
原判认定，宏发公司和海鲜城（肇庆酒家前身）与三亚房管处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合作建房合同书》、《补充协议》及宏发公司与海鲜城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建房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应有效。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付原告押金20万元。原告称其已付给被告投资款200万元，在被告提出合理反驳的情况下，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佐证其已履行了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约定，故对其主张已投资20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原、被告在履行开发合同及联合开发协议书过程中，曾达成口头协议，由双方各付给第三人房屋造价款135万元，并得到第三人的同意。据此，被告是否按约付完其应付的房屋款，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原告不能因此主张被告违反了双方所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约定。本案中，被告已依法平整出双方的合作用地，虽然其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平整出第三人的用地，但也不构成对原告的违约。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宏发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宏发公司称：上诉人支付200万元投资款是合同签订时已完成的投资款，包括已支付的投资款、搬迁原酒家、家具厂补偿款及其他工程前期费用。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条款中已确认，原判认定＂未能举出相应证据佐证其已履行了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约定＂错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投资500万的义务，导致了上诉人前期投资落空。原判认定双方约定各方各付第三人房屋造价款13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320万元；被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已履行了全部负责垫资该项目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的200万元是被上诉人当作利润确认的，上诉人并没投入，上诉人没有损失。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没有答辩。
经审理查明：1994年11月28日，宏发公司、肇庆酒家海鲜城（肇庆酒家大厦前身）作为乙方与甲方三亚房管处签订了《大东海（4465）座落合作建房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其位于三亚市大东海海鹿岭路＂六Ο＂高地（4465）座落6.5亩土地与乙方合作开发。合作期限50年。乙方负责在1996年3月31日前为甲方建造3600平方米的公寓，并补偿甲方65万元。剩余土地全部由乙方自行经营使用。合作期满后该土地上全部不动产归甲方所有。同日，宏发公司与肇庆酒家签订了《大东海（4465）座落建房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一号台块土地（75米×35米和二号台块土地（60米×25米）沿山坡上下方向划分为两等份，双方各使用一份。该项目的规划、设计、平整台阶土石方基础设施配套及给第三人建房的全部资金，由肇庆酒家负责垫资（500万元），工程结束后双方平摊，后由宏发公司按季退还垫资款。宏发公司负责工程前期投资200万元，该款已支付，应打入1995年的工程款结算。肇庆酒家在合同签订10日内付宏发公司押金20万元。上述合同签订后，肇庆酒家于1994年12月5日付给三亚房管处补偿款65万元。同年12月8日付宏发公司押金10万元。1995年间，肇庆酒家投资212万元对该项目土地进行了平整。并于1996年3月建成了肇庆酒家大厦开张营业。1996年1月，宏发公司和肇庆酒家作为乙方与甲方三亚房管处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不再由乙方建造公寓楼，改由乙方按每平方750元的造价，付甲方270万元造价款，由甲方自行建房。付款期限自1996年1月起，每月付款30万元，至付清止。逾期三个月不付清款项，甲方收回土地。补充协议签订后，肇庆酒家付三亚房管处建房款65.95万元，肇庆酒家以三亚房管所所欠就餐费130876元充抵造房款，二项合计83.0376万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的合同、补充协议、进账单、收据、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为证，并经庭审质证，本庭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宏发公司和肇庆酒家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合作建房合同书》、《补充协议》，宏发公司与肇庆酒家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建房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范，鉴于海南房地产开发的实际与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房屋开发已完成的现实情况，应认定上述合同有效。宏发公司前期投资200万元，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签订合同前的事实确认，应予认定。被上诉人辩称是当作利润理由不充分。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了给付给宏发公司押金10万元的证据，已经宏发公司质证，可以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口头约定各向第三人交建房款135万元的事实，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及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条款不符，被上诉人在诉讼中亦无提出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原判的这一认定错误，本庭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先投资500万元的合同义务，致使上诉人的开发不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被上诉人应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原审适用程序法的规定作出实体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三亚民初字第8一2号民事判决；
二、宏发公司与肇庆酒家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建房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有效，予以解除；
三、宏发公司、肇庆酒家与三亚房管处签订的《大东海（4465）座落合作建房合同书》、《补充协议》有效，应继续履行。宏发公司和肇庆酒家的共同权利义务由肇庆酒家继受；
四、肇庆酒家补偿宏发公司人民币200万元（含己付押金10万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
法定代表人：樊思澄，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刘敬华，北京市京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郑红，北京市京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红都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8号。
法定代表人：张清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王冬梅，北京市博景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田永卫，北京市博景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成铭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铭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北京红都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红都公司）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0）高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讼争土地座落在北京市西直门立交桥东南侧的北大安胡同8号，原系红都公司所属的西直门纺织品批发部，有办公及营业用房建筑面积1992.2平方米，总占地面积2952.8平方米，是国家划拨的商业用地，红都公司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所有权。红都公司与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总公司）经多次协商达成一致，由双方在讼争土地上联建“红都大厦”。1994年3月23日，红都公司向北京市有关领导递交了《关
于划拨建设用地的请示》。此后，红都公司及开发总公司就项目进行报批，经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等有关部门批准，开发总公司取得了该项目的开发权。1994年7月13日，红都公司与开发总公司签订《合作开发意向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建设“红都大厦”。1994年12月8日，开发总公司领取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995年3月2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复红都公司、开发总公司，同意项目名称由“红都大厦”变更为“国英二期住宅和商业楼”。开发总公司指定所属企业北京华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与香港捷铭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成铭公司，于1995年8月22日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95年6月7日，北京市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成铭公司继续对该项目进行开发建设。此后，该建设项目名称变更为“成铭大厦”。在设立成铭公司的合同和章程中均明确规定，合作公司除还建红都公司1万平方米物业外，其余全部物业由合资双方按注册资本比例进行分配。1995年11月，红都公司与成铭公司签订《协议书》及附件约定，红都公司将西直门北大安胡同8号产权交成铭公司，并将全部房屋及地上物于1995年11月30目前搬迁并腾清现场由成铭公司拆除。成铭公司在成铭大厦商业楼内以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安置红都公司作为拆除面积的补偿，并补助红都公司拆迁费160万元。还建面积于工程竣工后交付全部产权归红都公司所有并管理使用。属于红都公司的物业，成铭公司协助红都公司向政府产权管理部门登记，并办理产权证明。工程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完成，还建面积作法标准及设备选型见附件。1997年12月，红都公司与成铭公司签订《协议书补充条款》，确定还建面积为9013.86平方米，标明具置及数量为：零米以下部分一层1561.43平方米，二层790.99平方米，三层477.70平方米，因层10.50平方米；零米以上部分一层1503.83平方米，二层2279.83平方米，三层2352.09平方米，夹层19.60平方米，四层17.89平方米。双方还约定成铭公司按图纸要求完成结构和初装修后移交红都公司。
另查明：1995年11月23日，开发总公司与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签订《北京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交纳了土地出让金。1995年12月15日，开发总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1996年10月14日，成铭公司取得建设工程开工证。1997年9月10日，成铭公司领取成铭大厦加层1532平方米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成铭大厦总建筑面积为85331.7平方米。1998年9月14日，开发总公司、成铭公司与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土地受让方由开发总公司变更为成铭公司，开发总公司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1999年12月，成铭公司取得成铭大厦商品房外销许可证。一审法院在审理期间，于2000年4月17日裁定
查封成铭大厦建筑面积9013.86平方米房屋。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成铭大厦是经红都公司与开发总公司共同申报并确定给开发总公司由其与红都公司联建的建设项目。成铭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沿用原审批项目进行开发建设。成铭公司与红都公司签订的补偿还建面积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红都公司按协议迁出建设范围，已履行合同义务，成铭公司亦应履行协议。红都公司关于与成铭公司在协议约定的还建面积到期给付之主张，应予支持。成铭公司主张按拆迁法对红都公司予以补偿，不符合双方签约时的实际情况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成铭太厦是商业性开发，双方协议不具有拆迁性质，亦未履行拆迁程序。建设项目系红都公司参与合作，故成铭公司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成铭公司对成铭大厦工程超建部分已取得合法手续，对增建部分双方并未以协议的方式予以约定，故红都公司对超建面积主张权利，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红都公司与成铭公司继续履行双方所签协议书、附件及协议书补充条款；二、成铭公司于成铭大厦竣工后15日内将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建筑面积9013.86平方米交付红都公司，并协助红都公司办理产权手续（建筑面积的具置、数量分布见判决书附件）；三、驳回双方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0010元，由红都公司负担10010元，由成铭公司负担500000元；诉讼保全费500520元，由成铭公司负担。
成铭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是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不是合作开发纠纷。红都公司只是与开发总公司签订开发意向书，未签订合作协议书。红都公司未能筹足合作开发资金，故放弃合作开发意向。红都公司仅参与申报建设项目，未实际参与合作开发。从双方签订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其性质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且履行了拆迁程序。由于红都公司提供的拆迁占地面积不实，协议中关于安置面积的约定无效。成铭公司依法只能安置红都公司1992.2平方米建筑面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红都公司答辩称：红都公司是讼争土地的使用权人，成铭大厦是以红都公司为主申请立项的开发项目。红都公司将土地及地上设施投入该项目，不仅没有放弃合作开发意向，且实际参与了合作开发。红都公司参与项目的申报，亦是合作开发行为。双方协议的性质为合作开发，并非拆迁安置补偿性质，且协议合法有效。成铭公司应履行协议约定内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红都公司与开发总公司经协商约定，双方合作开发“红都大厦”，由红都公司出地，开发总公司出资，并就此项目共同申报。经有关部门批准，项目开发权办到开发总公司名下。后因资金困难引资成立项目公司，即成铭公司，并沿用原审批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在成立成铭公司的章程及合同中均明确约定，成铭公司还建红都公司10000平方米的房屋产权。红都公司与成铭公司签订的补偿还建面积协议、附件及补充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应为有效。成铭大厦为商业性开发，成铭公司主张双方系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999）民终字第1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全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北路829一831号环球广场1204－1206室。
法定代表人：吴小龙，董事长。
委托人：方向明，广州市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王玉梅，北京市伟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富港发展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路152号。
法定代表人：傅峰峰，经理。
委托人：许俊宏，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赤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司徒国华，主任。
委托人：许俊宏，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赤岗工业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新西下渡路128号。
负责人：黎德锦，经理。
委托人：许俊宏，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全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盛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富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富港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赤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赤岗办事处）、广州市海珠区赤岗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合作建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2年7月18日，工业公司经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批准征用河南下渡村东南地段土地20203平方米兴建厂房。1994年12月9日，工业公司和赤岗办事处共同向戴治国副市长写信，要求将上述土地在保留7亩建轻电工厂的条件下，其余土地拟改变使用性质为商品房、商业厂房，与全盛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同年12月19日，全盛公司向赤岗办事处支付合作定金100万元，后赤岗办事处将该定金退还全盛公司。同年12月30日，赤岗办事处与全盛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商住楼协议书》，约定：合作开发地点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路东侧，征地面积20203平方米，拟兴建多栋多层商住楼；赤岗办事处负责提供该建设用地，全盛公司负责建设所需的资金和交纳包括土地有偿使用费等有关税费。全盛公司将开发所得的利益中，提供3000万元给赤岗办事处建设轻电厂房，余下利益归全盛公司拥有。当日，全盛公司就同一地块又与富港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商品住宅楼协议书》，约定：拟兴建6栋多层住宅楼及2栋轻电工业厂房，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与部分地下室（以规划局批准面积为准）；富港公司负责提供全部建设用地，负责征地费用和清理建设用地内障碍物的一切费用，达到地平路通的开工条件，负责处理建设用地周围各有关单位与征地有关的一切遗留问题，负责缴纳所分得楼房面积的营业税，交易税及销售所发生的税费，协助全盛公司办理各项开发手续，解决施工中发生的问题及验收工作，派员协助监督工程进度的管理等，富港公司自留部分土地建厂房的工程款及税费由其自理。全盛公司主要负责项目的设计、立项、报建等一切与开发有关的工作，按协议要求筹措和支付全部建设的各项资金、国有土地有偿出让金及交缴各项税费，负责施工管理工作并通过市有关部门的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等；楼房建成后，先扣除公建配套和住宅小区管理服务所需部分，余者物业按48：52（即富港公司占48％，全盛公司占52％）分成。双方按垂直分配的原则分配房屋，具体方位的分配待规划图纸审定后协商处理。临26米路段的商铺，均按以上比例划分，一方占南边，一方占北边。富港公司要在全盛公司办理完建设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之前，处理好与土地使用有关的事项，全盛公司应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临时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三通一平工作。计划在1995年6月初从挖第一根桩起，整个工期为30个月除（人力不可抗因素外），到期没完成，全盛公司应将富港公司分得的房屋按当时市场的中上售价一次性将房款付给富港公司。双方又约定，本协议签订后，由富港公司委托全盛公司与赤岗办事处（即征地方）签具“全盛与赤岗”双方合作协议书，并办理公证，公证后全盛公司7天内即向富港公司付100万元履约定金，合同同时生效。本协议是该项目开发建设的双方共同遵守的法律依据，任何一方与其他单位签署的有关该项目的合同、协议条款与本协议条款有抵触时，以本协议为准，其他合同、协议无效。同时富港公司须持有赤岗办事处征地方的委托书，并委托全盛公司具体实施开发事宜。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1995年7月21日，全盛公司取得前述20203平方米土地中的13543平方米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商住楼。经全盛公司与富港公司共同申请，1996年9月10日，广州市国土局以穗国土建用函字〔1996〕第140号文复函全盛公司和富港公司，将原核准工业公司使用的海珠区下渡村东南地段土地改由全盛公司和富港公司共同使用，核准用地面积为13543平方米。同年12月31日，全盛公司和富港公司共同与广州市国土局签订了《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由广州市国土局将海珠区下渡路东侧13543平方米的土地出让给全盛公司和富港公司建设商住楼，土地出让金为1557.0513万元。1997年3月10日，全盛公司和富港公司取得13543平方米土地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当月全盛公司领取了雅景苑工程37289平方米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年5月8日，全盛公司与富港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于全盛公司在开发建设期间增加了费用，富港公司同意在分得的48％物业中划出1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给全盛公司。双方还约定了具体的房屋分配方案等。1998年7月，富港公司以全盛公司拒付售房款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全盛公司偿付售房款27973784.46元及其利息损失，判令全盛公司完全履行合同，将富港公司所有的房屋折价90311204元一次性偿付与富港公司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
另查明：富港公司曾出具委托书，委托全盛公司代售富港公司按双方合作合同约定应分得部分的房屋。全盛公司共富港公司销售房屋123套（具体房号详见一审判决书附表），房款总额为36337925元。到1999年5月31日止，全盛公司实际收到房款31880318.24元，转付给富港公司房款6132915元。双方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协议：对全盛公司富港公司销售的123套房屋应支付的各种费用一次性从全盛公司已收取的销售房款中扣除（富港公司应支付的所得税款暂不扣除，但富港公司保证由其支付），全盛公司还应退还富港公司房款21450457.77元。再查明：1999年1月28日，全盛公司和富港公司与广州市国土局共同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约定因规划调整后的总建筑面积为50847平方米，双方应补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4037719元，同时约定了付款方式等。同年2月8日、9日，全盛公司取得面积共46176平方米的雅景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雅景苑A座工程于1996年10月16日开始施工，A、B座于1998年9月3日取得广州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认定书》，C座房屋工程已基本竣工，并通过初步验收。
一审法院认为，富港公司与全盛公司于1994年12月30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住宅楼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签订当时，富港公司虽未取得合作用地使用权，但此后的1996年9月10日，广州市国土局复函同意将原核准工业公司使用的海珠区下渡村东南地段土地改由富港公司和全盛公司共同使用，且同年的12月31日和1999年1月28日广州市国土局还分别同双方共同签订了《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约定将合作地块中的13543平方米土地出让给富港公司和全盛公司建设商住楼，并于1997年3月10日给双方颁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现合作房屋已全部建成，故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住宅楼协议书》应认定有效。合作房屋已经建成，全盛公司应按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交付房屋给富港公司。全盛公司于1996年10月16日开工建设合作房屋，A、B栋房屋于1998年9月3日取得建设工程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认定书》，工期未超过协议书约定的30个月，C栋房屋虽至今未取得《建设工程质量认定书》，但该房屋已全部建成，通过了初步验收，且房屋未及时建成是由于双方同意扩大建设规模、变更部分设计造成的，故不能认定全盛公司房屋逾期完工。富港公司要求全盛公司承担房屋逾期完工的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富港公司委托全盛公司销售的123套属于富港公司应得份额房屋，全盛公司应将售房款退还富港公司。考虑全盛公司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长期占用富港公司数额不等的大量售房款，至今未退清，全盛公司应支付其占用期间的相应利息给富港公司。因全盛公司收取每笔售房款的时间不同，到1998年8月已收取房款2100万元，此后数额不断增大，为方便计算，同时考虑公平原则，全盛公司支付给富港公司的利息可从1998年5月1日开始起算，本金按21450457.77元，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全盛公司还清房款给富港公司之日止。至于全盛公司主张本案合建房屋关系仅在赤岗办事处和全盛公司之间发生的问题，由于全盛公司除在其与赤岗办事处签订《合作开发商住楼协议书》之前付给赤岗办事处100万元定金外，双方此后再无其他合作，且赤岗办事处在1997年11月份将100万元定金退还全盛公司，故赤岗办事处与全盛公司的《合作开发商住楼协议书》实际上并未履行。本案真正展行的是全盛公司与富港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住宅楼协议书》。全盛公司主张其与富港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是名为合作建房实为土地中介的虚假合同，由于广州市国土局将合作土地出让给全盛公司和富港公司共同使用，富港公司亦实际参与了合建房屋的报建审批和处理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富港公司承担的是合作一方的义务，享受的是合作一方的权利，且全盛公司在房屋建设过程中也一直在与富港公司联系、合作，双方之间的关系不具备中介的法律特征，全盛公司主张富港公司是非法中介理由不能成立。据此判决：一、富港公司和全盛公司于1994年12月30日和1997年5月8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住宅楼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有效；二、全盛公司应按照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将富港公司应分得的房屋（已售出的123套除外）交付给富港公司；三、全盛公司应退还富港公司售房款本金人民币21450457.77元，并偿付该款利息（利息从1998年5月1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全盛公司还清款项之日止）；四、上述二、三项全盛公司应交付的房屋和退还的款项，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交付给富港公司。案件受理费630580元由富港公司负担130580元，全盛公司负担50万元。诉讼保全费110520元由全盛公司负担。
全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富港公司在所谓合作建房的“富全协议”中所承诺的提供土地使用权之义务，是通过“赤全协议”间接由第三人向全盛公司部分履行，富港公司仅仅是以中介方式非法倒买倒卖土地，富港公司没有履行房屋合建人应直接提供土地使用权的法定义务，不应享有房屋合建人的权利。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富港公司和全盛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住宅楼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驳回富港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富港公司答辩称：双方发生的商品房合作开发民事法律行为不仅得到广州市国土局的审批，而且已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广州市国土局的审批和变更登记均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办理的，富港公司并没有采取任何欺诈、胁迫等违法行为。富港公司实际参与了整个开发工作，承担了合作一方的义务。双方合作开发的商住楼不仅已经竣工建成，而且双方已根据合同约定权属进行实际分配，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赤岗办事处和工业公司均同意一审判决。
本院认为，全盛公司与富港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住宅楼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双方签订协议时富港公司尚未取得合作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但此后广州市国土局复函同意将原核准工业公司使用的土地改由全盛公司与富港公司共同使用，赤岗办事处和工业公司也无异议。全盛公司和富港公司共同与广州市国土局签订了《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并且取得了《建设用地批准书》，现合作房屋全部建成，部分已经售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住宅楼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有效是正确的，全盛公司上诉主张《合作开发商品住宅楼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富港公司根据其与全盛公司的协议约定，实际参与了合建房屋的报建审批工作，实际参与处理了有关工程建设中的问题，在整个合作开发的过程中，与全盛公司进行直接联系、合作的是富港公司，并非赤岗办事处或工业公司。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全盛公司与富港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具备中介的法律特征亦是正确的，全盛公司上诉主张富港公司的行为属于非法中介、富港公司不享有合建人的权和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0580元由上诉人全盛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吴晓芳
审判员：胡仕浩
审判员：王文芳
法定代表人王学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肖明德，海南肖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周亚敏，海南肖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口龙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海口市振东区君尧新村115号9栋。
法定代表人毕凯，该公司经理。
委托人孟繁旭，黑龙江省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贾新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新型建材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海南省演出公司（以下简称演出公司）因合作建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海中法民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演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学忠委托人肖明德、周亚敏，被上诉人海口龙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龙兴公司）的委托人孟繁旭、贾新明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有效，认为双方所签合同中的约定，既存在房屋交付的债权也存在其他违约责任的赔偿权，演出公司依约提起的各项诉讼请求，从其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起至起诉时止，均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据此判决，驳回演出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演出公司负担。宣判后，演出公司不服原判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公，双方合同均约定上诉人享有产权分配及获得加层补偿费等权利，一审判决以产权分配完毕来否定上诉人享有获得加层补偿费等权利是错误的，明星大厦应以规划验收为准，办理房产交接手续前，双方的合建合同尚在履行过程中，因此，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龙兴公司答辩称：合同中的违约罚款是约定的而非法定，其截止期限及时效起算点也应以约定为准，加层补偿费上诉人选择了现分配的房屋面积而已放弃，宿舍楼加层扩建费，由于2号宿舍楼未拆，没有损失而不应发生，已得到的款项应退还，其他费用的发生与被上诉人无关，同时，依法上诉人所提出的请求即使成立，也已全部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应维持。
经审理查明：1993年4月30日，演出公司与海口龙兴经济贸易开发公司（1994年1月12日双方协议将其更换为龙兴公司）经协商签订了一份《合同书》，约定由演出公司提供其位于海口市公园北2号1350平方米的土地，龙兴公司提供建设资金，双方合作建设＂明星大厦＂，该大厦楼高十层，工程投资每平方米2000元。演出公司负责做好拆迁准备，解决拆除旧房时所发生的纠纷，协助办理前期手续及土地使用证、产权证；龙兴公司负责组织设计、报建、施工、装修、验收等工作并承担费用，双方按演出公司35％，龙兴公司65％的比例分配房产。分配以十层为基数，每增加一层，龙兴公司补给演出公司30万元，增加面积归龙兴公司所有。若建筑不足十层，演出公司实得面积也以十层计算，分成不小于2100平方米，剩余部分归龙兴公司所有，楼层以演出公司分配1至3层，不足部分自由选择为原则，若余数不足一单元但超过单元的50％的，可按工程成本价向对方购买此单元的剩余面积。龙兴公司的施工期12个月，报建时间半年，总计18个月，除不可抗拒因素延误外，每超过一个月罚款10万元。龙兴公司同意帮助演出公司进行宿舍楼房的扩建和顶上加层或支付加层扩建费60万元。协议签订后，龙兴公司分三次付给演出公司加层扩建费25万元。1993年6月24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龙兴公司借给演出公司人民币100万元。1993年10月28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兴建＂明星大厦＂补充协议》，约定按实际进展情况，演出公司同意报建时间拖延一个月，从11月1日起每延一天，龙兴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2000元等内容。1993年11月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明星大厦主体占地面积设计若不能达到应有的密度率（45％）时，分配给演出公司的实得面积不少于2100平方米。1993年12月4日，双方签订《明星大厦继续延长报建期限的补充协议》，约定延长报建期限到12月31日，但龙兴公司自1993年11月1日起的延期赔偿费于1993年12月31日前一次付清。1994年5月5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明星大厦继续延长报建期限的补偿协议》，约定报建期再次延长至1994年6月25日止，若龙兴公司在此前不能支付按实际天数结算的赔偿费，则该款视为其向演出公司的借款，归还期限至1994年12月31日止，年息按20％计算。1993年11月20日，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以琼文函［1993］399号文批复同意双方合作兴建明星大厦。1994年7月26日，海口市规划局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批准明星大厦报建层数为十层，1997年5月20日又为第十一至十三层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1995年10月19日，海口市土地管理局以市土字［1995］0544号文批复同意双方合作建楼转受让用地。1994年9月19日，演出公司与海口市公路分局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演出公司因施工需占用公路分局的通道临时行车，每年的使用费为1200元，使用至建楼完工为止。该协议书上除演出公司加盖有公章外，龙兴公司的全权代表邱杰在协议上也签了名。明星大厦于1994年11月25日开工。1997年1月10日，双方代表召开了＂关于明星大厦收尾工程问题联席会议＂，会议纪要第三条的内容为：＂第一层三面外墙在大厦工程验收后30日之内按双方原协商意见和标准维修＂。1997年11月8日，明星大厦经海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等单位验收，并颁发了工程质量合格的竣工验收核验证书。1998年1月15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及有关事项协议书》，约定明星大厦工程于1994年11月25日正式动工至1996年10月31日竣工，因种种原因及双方协商同意将大厦整体销售，故未进行实体面积分配，由于暂时未定确切的购房者，演出公司要求将大厦一层先行使用并已于1997年12月5日接管使用。龙兴公司同意预借10万元给演出公司，该款将在双方合作项目清算中本息一并处理。明星大厦建成后，因与原规划报建方案有异，海口市规划局未给换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此，双方于1998年4月20日向该局提交了＂关于明星大厦规划验收的请示报告＂，＂关于明星大厦规划验收的请求报告＂，1998年11月18日，又提交了＂关于明星大厦规划验收存在问题的承诺＂。三份函中均提出直接影响明星大厦规划验收的是400平方米五层宿舍楼（即演出公司2号宿舍楼）的拆除问题没有解决，并说明了未能拆除的原因和存在的困难。1998年11月26日，海口市规划局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0年4月29日，演出公司与海南大名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书》，约定演出公司将明星大厦首层外墙工程发包给大名公司承建。2000年8月21日，演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2000年8月24日，双方签订《明星大厦房产移交协议》，约定龙兴公司将明星大厦1至4层房屋移交演出公司，其中1至3层已于1999年11月10日移交使用，现将剩余部分全部移交，面积以房产证为准，实行多退少补原则，双方合作产权利益的分配即告终结。之后，房屋所有权证办妥，演出公司实际分得房屋面积为2319.2平方米。
上述事实有合同书、协议书、收付款凭证，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批复、海口市土地管理局批复、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已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所签协议，均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并经土地管理机关批准办理了合作登记手续，其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都符合法律规定，故应认定有效。双方协议所确定的一些权利义务，其具体内容及实际履行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该特点以致演出公司所提起的诉讼请求中有部分请求可分别独立存在，故其诉讼时效期间也应分别计算。当事人双方就明星大厦工程竣工期，延期报建的赔偿费转为借款的偿还期，首层外墙的施工期均有具体约定，演出公司可行使权利的时间是明确的，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请求，认定其已超过诉讼时效，并作出驳回其请求的处理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关于加层补偿费的约定，是以改变原计划报建方案为前提而议定的，演出公司就该项权利的主张，应以龙兴公司合法取得加层房屋所有权为条件，明星大厦房屋所有权证系2000年8月取得，因此，演出公司就加层补偿费的请求，未超过诉讼失效，其请求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亦以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该项请求的认定和处理不当，应予纠正。演出公司以提供土地为合作条件，其2号宿舍楼所附土地属提供合作部分，因设计方案的调整该楼未拆除，其仍继续使用。未拆除该楼的原因和理由，双方在给政府主管部门的函中均已阐明。就加层扩建费合同虽未写明是对拆除2号宿舍楼的补偿，但却约定的是＂帮助＂加层扩建，根据双方约定和本案实际，演出公司提出继续支付该款的理由不充分，其请求不予支持，龙兴公司已支付的加层扩建费不再退还，未支付的可不再支付。演出公司、龙兴公司双方都是明星大厦房产权利的享有者，就大厦建设期间占用海口市公路分局通道约定应支付的使用费，由双方按约定分配房产的比例分担，由双方与海口市公路分局结算后支付。演出公司多分得的219.2平方米房屋，按合同约定的工程投资标准，即每平方米2000元计价在龙兴公司应向其付款中折抵。龙兴公司给予演出公司的借款，因其未提出反诉，一审未作审理，二审依法亦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海中法民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
二、明星大厦加层补偿费人民币90万元，限龙兴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向演出公司支付，逾期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演出公司多分房屋面积计价43.84万元，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向龙兴公司支付，逾期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款可与本判决第二项的款项折抵；
四、占用通道使用费，双方与海口市公路分局结算后，由演出公司承担35％，龙兴公司承担65％。
法定代表人宋杨，总经理。
委托人陈朱承，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陈晓晖，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115号。
法定代表人魏荣，局长。
委托人王学群，北京市中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杨红星，北京市中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雅永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县兴怀大街甲6号。
法定代表人马襄瑜，经理。
委托人刘庆发，北京市中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宇公司）诉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西城房管局）、被告北京雅永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雅永诚公司）合作建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宏宇公司之委托人陈朱承、陈晓晖，被告西城房管局之委托人王学群、杨红星，被告雅永诚公司之委托人刘庆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宏宇公司诉称，我公司于1997年7月15日与西城房管局签订了《合作危改建房协议书》、协议书规定，双方合作改建项目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官园危改小区，为高层住宅楼，共计16800平方米。危改建房方式为，西城房管局负责提供建设场地及建筑任务指标，我公司提供改造项目的建设资金，负责总体项目的运作管理。双方在签订协议书后组成危改扩建办公室，办理一切有关具体事宜。力争在1997年底正式开工。后西城房管局又与其下属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房管所（以下简称福绥境房管所）签订《承办拆迁工作协议书》，要求福绥境房管所2个月内完成拆迁任务。1997年5月19日，西城房管局授权雅永诚公司全权负责官园1号楼翻、扩建项目的全部管理及运作，1997年8月5日，雅永诚公司又与我公司签订《合作危改建设合同书》，由我公司提供建设资金，雅永诚公司负责将建设用地上的房屋拆迁完毕，做到场平等事项。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我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而两被告却未按照合约规定将建设用地上房屋拆迁完毕，至今仍有部分房屋未进行拆迁，无法达成场平，造成我公司在前期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的情况下，始终无法对该项目继续进行任何开发建设。现请求法院判令终止两被告与我公司签订的合同和协议；判令两被告连带偿付我公司已付前期补偿费及相关费用人民币8263856.40元，以及自1997年8月至2000年6月利息，总额人民币1968902.82元，本息合计人民币10232789.22元；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其严重违约行做到场平等。1997年10月13日，宏宇公司支付雅永诚公司补偿款人民币400万元，后又分别支付设计费，市政设施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2623566元，支付拆迁补偿费人民币1032500元，宏宇公司自己花办公费605820元。因合建项目建设用地上的房屋未实际拆迁完毕，致使双方合建项目无法继续下去。2000年5月22日，宏宇公司委托北京伟业商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对官园危改小区市场价格进行调研，该调研报告称宏宇公司商业经济损失为人民币12468000元。现宏宇公司要求西城房管局、雅永诚公司连带偿付其已付前期补偿费及相关费用人民币8263886.40元。利息总额人民币1968902.82元，共计10232789.22元，连带赔偿其公司商业经济损失人民币12468000元。诉讼中，西城房管局表示不同意承担任何责任。雅永诚公司只同意返还往来款4的万元，不同意承担其他责任。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西城房管局与宏宇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西城房管局授权书、宏宇公司与雅永诚公司签订的合同书、西城房管局与福绥境房管所承办拆迁工作协议书，宏宇公司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材料在案作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宏宇公司与西城房管局签订的《合作危改建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此后宏宇公司与雅永诚公司签订《合作危改建设合同书》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应认定为有效，故双方均应依约定积极履行义务。宏宇公司依约定支付建设资金，但雅永诚公司未按约定提供建设用地及将房屋拆迁完毕，对此，雅永诚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因雅永诚公司系依西城房管局授权行为，故西城房管局亦应承担连带责任。双方的合作行为现已无法继续履行故应终止双方的协议及合同。现雅永诚公司表示可返还宏宇公司往来款400万元，本院不持异议。宏宇公司要求西城房管局、雅永诚公司偿付其已支付项目前期款，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考虑到拆迁过程中实际情况，对宏宇公司已支付的拆迁补偿款等费用应由西城房管局、雅永诚公司予以赔偿，宏宇公司对其自己所花费的办公费应自行承担，宏宇公司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宏宇公司要求赔偿其商业经济损失之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与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危改建房协议书
二、解除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北京雅永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危改建设合同书》；
三、被告北京雅永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四百万元（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执行）；
四、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被告北京雅永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连带偿付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三百六十五万六千零六十六元（本判决生效后日日内执行）；
五、驳回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西城房管局授权行为，故西城房管局亦应承担连带责任。双方的合作行为现已无法继续履行故应终止双方的协议及合同。现雅永诚公司表示可返还宏宇公司往来款400万元，本院不持异议。宏宇公司要求西城房管局、雅水诚公司偿付其已支付项目前期款，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考虑到拆迁过程中实际情况，对宏宇公司已支付的拆迁补偿款等费用应由西城房管局、雅永诚公司子以赔偿，宏宇公司对其自己所花费的办公费应自行承担，宏宇公司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宏宇公司要求赔偿其商业经济损失之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与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危改建房协议书》；
二、解除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北京雅永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危改建设合同书》；
三、被告北京雅永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四百万元（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执行）；
四、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被告北京雅永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连带偿付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三百六十五万六千零六十六元（本判决生效后日日内执行）；
五、驳回原告北京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摘 要 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分不同情况来确认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许多合作开发合同在签订时都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此时应分不同分阶段来分析其对合作开发合同效力的影响。
关键词 开发资质 建设用地使用权 合作开发
一、房地产开发资质对合作开发合同效力的影响
2005 年《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5 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司法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我国房地产开发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房地产的开发规模与企业资质相一致。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是禁止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合作开发合同不要求合作双方或多方都必须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但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应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性质对合作开发合同效力的影响
2005年《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6 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前已经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司法解释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我国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出让方式取得，另一种是以划拨方式取得。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一般都是无偿或低偿取得，如果允许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投资合作开发房地产，不仅损害国家的土地收益权，使国家土地大量流失，而且还会对土地一级供应市场和二、三级市场产生冲击。因此，在合作开发合同中，合作一方以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在纠纷发生后，在前未补办批准手续的，合作开发合同无效。笔者认为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分不同情况来确认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第一种情况为：在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合作一方明知合作另一方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投资，而且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其真实意思就是在划拨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此时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应该是无效的。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合作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双方对将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化为出让方式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分工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了违约责任，当在将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化为出让方式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合同约定的义务方不履行出资义务或不办理手续的义务，如果此时的合作开发合同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守约方将无法依据有效合同得到违约赔偿救济，对守约方显然不公平，此时的合作开发合同至少应被认定为部分无效而不是全部无效。
三、土地使用权证的取得对合作开发合同效力的影响
2005年《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4 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可知，该解释所称的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是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因为，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当事人不是该土地的使用权人，对该土地不具有支配权利。但在实践中，许多合作开发合同在签订时都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那么，此时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该怎样认定呢？
对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应分不同分阶段来分析其对合作开发合同效力的影响。第一种情况为：在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供地方未取得土地使用证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不知，此时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状态。笔者认为，此时在合作双方未发生纠纷即合作另一方未提讼前，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处在效力未定状态。因为，合作另一方在合作双方发生纠纷提讼前，还是有办理下来土地使用证的可能的；但是，在合作开发合同发生纠纷时即合作另一方提讼时，供地方仍未将用以合作的土地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此时合作开发合同应是无效的。
第二种情况：在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供地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已在合作开发合同中列明，合同中同时约定了供地方应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的时间，即将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作为供地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并约定在此期间未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应的违约责任等，这时将怎样认定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笔者认为，此时的合作开发合同中包含有两方面的合同内容，一方面的合同内容为合作开发的合同内容，一方面的合同内容为合作开发合同预约合同内容。在供地方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时，在合作另一方未提讼前，合同的合作开发内容的条款的效力处在效力未定状态，因为在另一方提讼前，供地方是有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的可能的；此时除合作开发内容条款外的合作开发预约合同内容是有效的。但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供地方未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另一方提讼的，此时，合同的合作开发内容的条款应是无效的。因为，在提讼时，供地方的土地使用权证仍未取得也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供地方对用以合作的土地使用权是没有支配权的，合作开发条款失去了履行的基础，必然将导致合作开发条款无效。
参考文献：
[1]马原.房地产案件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