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15: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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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但总体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还不够高，主要表现为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数量扩张型的。一是出口商品中，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仍占有一定比重，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加剧了国内资源和环境压力。二是出口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造环节上，即使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环节，国内增值率不高。三是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少，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出口商品中，拥有自主品牌出口产品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不足10%。四是数量的持续扩张，导致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我国出口比较集中的市场上，我国商品数量增长很快，引起较多的贸易摩擦。
第二，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建议》指出，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这是因为就业压力仍将是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相对低劳动成本的优势还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因此，发展对外贸易仍将是我们长期的任务和优势。《建议》要求，要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从国内产业发展的基础看，我国具备了在“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一是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较快提升，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数控机床、电站设备在内的一批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有望出现突破性的快速增长。二是传统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继续提升，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以从出口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外商投资企业继续提升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加强研发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值率。
（2）提高加工贸易产业层次。加工贸易不断发展是全球产业内、产品内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的必然现象。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2004年，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47.6%，其中占出口的比重为55.2%。加工贸易提供了超过2500万人的就业机会。加工贸易产品也在不断升级，我国出口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品中，90％以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建议》提出，要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重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形势，并就对外贸易中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几点理论思考。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 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 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 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 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 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 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
3. 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 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 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 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制度解析中图分类号：F752，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1-0009―04
收稿日期：2006－08－3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影响和制约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我国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进行解析，探求其存在问题的根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对外贸易的粗放型增长
(一)出口创汇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决定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型
我同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口创汇(1994年前)，政府对外贸企业的要求是“奖出限入”和增加外汇收入；二是拉动经济增长(1997年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外需、增加出口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价值观念是出口越多、创汇越大、经济增长越高，形成的思维定式是顺差好于逆差、高增长好于低增长。在这种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从1979年至1994年各级政府层层下达创汇指标给外贸企业，外贸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以完成创汇任务为第一位。成本则放在第二位，我国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快速增长，由1979年的21，54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516，20亿美元，增长了24倍，国家外汇储备也由此进入了较为宽松的时期：从1997年至现在各地方政府对出口企业也有形无形地下达了出口额指标，以多出口为第一位，资源配置和利用为第二位，我国对外贸易额快速增长，到2005年，对外贸易额已排在世界第3位，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35％左右。
由于对外贸易的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一方面，我国与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4年间我国共遭受反倾销365起，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由此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贸易利益的巨大损失。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2005年贸易与发展报告》，2003-2004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6％左右；因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相当于我国当年GDP的1，1％和2，1％。另一方面，出口贸易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趋势。2003-2004年，铁矿石和石油等资源性和能源性产品进口激增且进口价格猛涨，出口产品普遍不增价；如2005年1月，中国出口欧盟的女式衬衣和罩衫等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增长2倍以上，而出口价格却下跌了41％。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最适合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业绩的尺度是该国的生产力，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归根到底是为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服务的。应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去甚远。
(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强化了我国产业的低端构成，进而决定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型
一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其各产业的内部构成)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决定了它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如果不能适时和有妒调整反过来又会强化它的产业结构，而被强化的产业构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丧失比较优势，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了重工业，但在重工业上我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相反，我国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由于世界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一国的比较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快了纺织、轻工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据此逐步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对外贸易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内需求不足和技术创新乏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得到进一步强化，对比较优势的一味追求制约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和需求趋于饱和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趋同的影响，在过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外出口的商品普遍出现了量增价跌的态势，对外贸易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我国面临着比较优势陷阱的威胁。
二、对外贸易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对外贸易在粗放型增长的轨道越走越远
(一)重数量轻质量的对外贸易推进制度，固化了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粗放型
我国促进对外贸易增长的制度供给多与数量型增长相关，而与对外贸易的质量型增长的制度供给少之又少。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是影响和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状况的主要制度，从我国促进对外贸易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上看，基本上是为满足出口贸易的数量型增长而制定的。从财政制度上看(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调控机制及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率高低的调整影响出口商品的成本和利润，最终影响出口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是通过出口退税率结构的调整影响不同出口商品的成本和利润，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的结构并最终影响出口贸易的质量。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践上看，一方面出口退税率高低的变动频繁(见表1)，这对出口贸易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商务部有关部门粗略估算，出口退税率每上调1％，就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下降约1％，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是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数量型增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出口退税率结构的调整呆滞，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善，同时也加重了我国对资源型、能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过度依赖，致使我国的出口贸易及整体经济运行质量难以提高。从我国的金融制度上看，人民币汇率制度也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而不断使人民币贬值的(见表2)。
(二)重规模轻效益的对外贸易评价制度，使对外贸易在粗放型的增长轨道上越走越远
我国在对外贸易的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制度安排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规模上，而与进出口效益相关的制度专排少之又少。长期以来，我国对进出口贸易的宏观统计和监测的制度安排主要集中在进出口价格变化，出口对GDP、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度等规模(或数量)指标上。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
外贸强省、市和县的各类评比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宣传，也多以规模和增长速度来衡量和宣传的，这使得粗放型的外贸评价体系得到进一步强化。而与出口效益(或质量)相关的制度安排如对外贸易企业的竞争力指数，进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等指标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应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评价制度直接导致和决定了我同对外贸易在粗放型的轨道上惯性运行。评价制度不改，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难变。
三、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在相关制度的影响下形成超强的路径依赖
(一)财政包干和分税制的实施，使地方政府对出口贸易的数量型增长形成了超强的路径依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包干体制和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各地方政府在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的动机诱导下，产生了积极和大力推进外贸出口总量扩张的热情。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出口退税和人民币汇率等制度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人民币币值越低、出口越多，出口越多、退税越多；另有相当数量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只有靠国家的退税才能维持生存)。并一度出现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骗税，并经常使国家退税大于征税，从而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同时，因出口的高速增长也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和最终被迫升值。另一方面，在企业对现有制度形成超强的路径依赖的情况下，企业既无创新动力也就必然缺少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因此各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只有大力发展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仅造成了我国资源的低效和过度利用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也使得我国企业过分依赖国家的出口退税等出口优惠政策来保持产品的低价竞争优势，这也是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量增价跌”的主要原因。
(二)官员升迁的唯GDP论的制度安排在官员政治晋升的激励下导致经济上的短期和机会主义行为，使外贸出口在粗放的轨道上惯性运行
在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经济发展逐渐成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制度强调速度、规模和顺差等数量型增长指标，因此上级政府在评价下级政府业绩时也就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的快慢、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和顺差的多少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导致了各地方政府为推进对外贸易数量型增长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这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各地近年来在外资(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引进中的“恶性竞争”。造成了国家利益的损失(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低于国家优惠政策底线的税率等)：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省份或地区相邻、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为获取政治晋升的优势而投资于相同的出口产业(投资相同产业的结果可能导致投资的负利润，但却有可能改变政治竞争参与人的相对位次)，造成了地方产业结构的雷同和严重的重复建设，因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产品的无差异性和出口市场的集中等原因，低价竞争和以数量取胜就成为必然。
四、政府推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的举措，受现行制度缺陷的影响而收效甚微
(一)经济体制存在不足，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重要原因
我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以外贸体制改革为例，宏观上政府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管理和调控对外贸易的职能还没有完善，而仍过多地依赖行政调节，即使依赖行政调节，也因部门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导致国家促进外贸的政策缺乏权威性、严肃性、统一性和有效性，结果导致国家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失效：中观上行业协会的监督和服务职能还十分有限，对出口价格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协调，也无法提供公平竞争的外贸环境；微观上国有外贸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于市场分割导致竞争的有限性。众多的外贸企业展开了无序竞争。这不仅导致市场价格难以形成而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率，也使得国家调控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各项政策失灵。
(二)国家科技创新制度的缺失，使国家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努力难以实现
我国推动对外贸易质量型增长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一条通过引起先进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但“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缺乏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创新和输出的制度安排，导致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不足。以引进技术用于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投入为例，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和韩国用5～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㈣，从而使我国的产品，出口仍停留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粗放层面和价值链的底端，也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近年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趋势：二是科技创新制度缺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我国自主创新的平台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导致我国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只能是以数量取胜：三是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严重不足。以企业制度为例，我国外贸企业多为缺乏激励的国有企业(我国外贸企业构成为：国有外贸企业占30％、外资企业占60％、民营企业占10％)，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多数企业愿意在原有的水平上维持企业生产，缺乏采用新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机制，导致企业即无创新动力也无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五、促进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对策
(一)端正对外贸易指导思想、确立科学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这是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
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属于制度构成中的非正式制度，它是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标准。因此，要想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构建好这个理论基础和最高标准。一是对外贸易指导思想要从出口创汇、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出口创利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来，因为只有出口创利才能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当前利益，也只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确保实现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二是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要从单纯的出口导向转变到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上来，科学确立大国的贸易战略，有效提高经济整体的运行能力和质量，避免国际风险。
(二)改善对外贸易制度的供给结构，适度增加促进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制度供给，这是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在原有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已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突破这些稳定性强和影响力大的非正式制度的禁锢，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正式制度的安排和有效实施。为此，一是要尽快改善推进对外贸易增长的制度结构，主要是增加质量型的制度供给，如适当提高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装备制造业等产品的出口退税；尽快提高企业生产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和资源、能源利用标准等，不断实现对企业的国际化标准管理；适当减少数量型的制度供给，如不断取消加工类、资源类和能源类产品的出口退税，使制度供给符合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需要。二是尽快制定和出台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对外贸易评价体系。为对外贸易的集约型增长提供科学的价值标准。三是完善对外贸易制度的实施机制，强化制度的贯彻和落实。
(三)完善政治、经济等相关制度建设，这是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必要保证
一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政治保障。经济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解决了，经济问题才能解决。一方面，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经济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变，这是打破地方割据、消除诸候经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改进官员的选拔和升迁机制，变官选为官选和民选相结合并最终过度到民选，这是实现科学执政、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根本保证，更是实现对外贸易、特别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弥补体制漏洞。首先，在对外贸易体制上重在国有外贸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这是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微观基础；其次，提高行业协会等中观层面的监督能力和服务水平：最后，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取代行政手段，确保对外贸易活动的有序运行。三是制定国家科技创新制度体系，构建国家科技创新平台，使企业成为国家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 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
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 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
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 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
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 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 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
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 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
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 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
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 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
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外贸的健康发展。现阶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便是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指南针”，外贸的转型任重道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肩负起使命，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使出口主体——企业从集体非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参考文献：
[1]张汉林、李计广等著. 《入世后过渡期我国外经贸发展的问题、症结及对策》.第四届中国WTO 研究学术年会会议资料，2005年11月。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选择 对外贸易额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探索。随着世界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共识，是东亚经济合作最大最受关注的成果。
2002 年 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中国首先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于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人口、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开始浮出水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进。
为了不落在中国后面，日本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在2003年12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计划在2012年建成fta的协定。韩国也宣布要加快与整个东盟建立fta的谈判进程。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就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开始与新加坡就双边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竞争性地提升了另两个“10+1”的进程，使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以3个“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们抛开复杂的政治、边界等因素，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0+3”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3个“10+1”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利。
2 模型的建立与回归
2.1 模型的假设与建立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s模型，一国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而需要进行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实现要素互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我们用这种联系来衡量中国与他国或地区贸易自由化后，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对我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
为简化模型、便于统计与计算，我们假设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全是优势互补贸易的结果。同时假设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外贸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同等效应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通过经验分析，就能求出中国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还是中日韩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即哪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更有经济利益。
这里，我们假设中国对某国的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线性关系。模型基本形式为：
y=e+ax1+bx2+cx3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i为中国与xi国的贸易额，各系数为两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
2.2 样本的选取
在数据选取方面，截取了中国比较稳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总额以及与各国贸易额为样本数据。复旦大学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这里用更长、更新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他五国要明显密切很多。2001年这五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东盟总进出口额的94.56%与93.36%，且这五国已统一了内部关税。另外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将首先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所以选取中国与这五国的经贸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数据见下表。
2.3 回归分析与检验
首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即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在模型中表现为促进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表示为:
y=e+ax1（1）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进出口额之和，a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把上表的数据用eviews5.0进行ols回归:
y=757.4226+11.10771x1（2）
t（12.85） （104.3397）
r2=0.998991，f=10886.78，d.w=1.724
（2）式的拟合优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2）式这样的线性关系。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即系数a约为11.108
接着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可表示为:
y=e+ax1+bx2+cx3（3）
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贸易额之和，x2为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x3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a，b，c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回归得出：
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
t（3.44） （3.63）（1.39）（-0.54）
r2=0.999，f=3811，d.w=1.69
（4）式的拟合优度r2,f值、d.w检验、x1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但是和x2,x3的t检验不通过。检查发现第三、第四、第五期有异常值，估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波动。引入虚拟变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异常值。再次回归得:
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
（5.48） （4.89）（2.74）（-1.94）（-3.22）（-1.16）
r2=0.9997，f=4708.55，d.w=2.27
可以看出（5）式引入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r2, 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结果都不错，t检验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进，其中拟合优度r2, f值、x1的t值远远超过其临界值。由回归结果得知，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存在（5）式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8.32、4.53和1.08。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分别会增长8.32,4.53,1.08亿美元。
3 模型结论并分析
3.1 模型分析
从上面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和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而贸易额增长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其边际产出达到11.07，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会增长11.07亿美元，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所得的10.69还要大。
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种贸易额的增长同样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不过边际产出值会发生变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下降到8.32，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分别只有4.53和1.08把三个边际产出加起来有13.93，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型中的11.07。
这说明建立但从贸易额方面讲，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各增加1亿美元，中国的总贸易额会增加13.93亿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增加1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会增加11.07亿美元。如果仅仅从贸易方面讲，这个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结论一样。但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个人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时间序列选取比前者大，数据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两年中日、中韩贸易增长幅度也有很大提高。从长期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更能体现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增进贸易。
3.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利益
上面对两种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了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复杂的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两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tcd从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深化，加上东盟国家希望减轻自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扩大彼此间以及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相信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会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模型中的边际产出效应对中国外贸总额造成11.07倍的扩张，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3.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足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
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又是中国长期竞争力提高的关键。由于模型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无法反映出来。
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近似性将会制约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的近似性较强，而且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存在一定竞争性关系。根据一家研究所对东亚地区各国制成品的贸易特化系数(tsc=(xi-mi)/(xi十mi )，其值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趋同，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异化)的估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0之间。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虽然双方的贸易会有较快的增长，但进一步的分工，特别是产业间分工受到了制约。
从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外贸总额的推动作用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即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需求更迫切些。这一方面说明了近几年，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保持了不亚于与东盟的外贸增长值，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互补的经济关系在比较长的时期来看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虽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要成熟，所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相对不如东盟那么快（增长的绝对值不相上下，但东盟五国的基数较小）。但从中日韩的产业分工看，中日经济关系以互补性为主。日本的国际资本密集型和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优势。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十分明显，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韩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产业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三国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各国产业优势的发挥。
贸易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从吸收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等非贸易经济角度看，中国更需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另外，与这一地区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4 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中国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短期优势已经由着数据样本时期的变长而不复存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对中国来说首选的是发展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关系，其次才是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另两个“10+1”得以竞争性地提升，从而加速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2004年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和韩国的诱惑无疑是不可抵挡的，他们都不愿意与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国不积极推动fta的建立，他们也会为之努力。但是，中国不必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牺牲和让步。东亚地区的复杂历史、政治关系的现实，使得中国应该在不过多牺牲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政策安排才能为中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李靖宇.“10+3'合作框架下的东亚经济发展前景”［j］.和平与发展，2001，（2）.
［2］王世金,宋健.“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选择”［j］.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莫长炜.“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东亚'雁行模式'的发展趋势”［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4］田中青.“东亚合作与中国的战略利益”［j］.当代亚太，2003,(5).
［5］杨义瑞.“日本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立场浅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5).
［6］徐坡岭，陈悦.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约因素及模式选择［j］.当代亚太，2004，(4).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选择 对外贸易额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122-03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探索。随着世界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共识，是东亚经济合作最大最受关注的成果。
2002 年 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中国首先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于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人口、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开始浮出水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进。
为了不落在中国后面，日本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在2003年12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计划在2012年建成FTA的协定。韩国也宣布要加快与整个东盟建立FTA的谈判进程。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就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开始与新加坡就双边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竞争性地提升了另两个“10+1”的进程，使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以3个“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们抛开复杂的政治、边界等因素，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0+3”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3个“10+1”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利。
2 模型的建立与回归
2.1 模型的假设与建立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S模型，一国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而需要进行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实现要素互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我们用这种联系来衡量中国与他国或地区贸易自由化后，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对我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
为简化模型、便于统计与计算，我们假设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全是优势互补贸易的结果。同时假设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外贸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同等效应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通过经验分析，就能求出中国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还是中日韩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即哪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更有经济利益。
这里，我们假设中国对某国的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线性关系。模型基本形式为：
Y=e+aX1+bX2+cX3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i为中国与Xi国的贸易额，各系数为两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
2.2 样本的选取
在数据选取方面，截取了中国比较稳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总额以及与各国贸易额为样本数据。复旦大学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这里用更长、更新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他五国要明显密切很多。2001年这五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东盟总进出口额的94.56%与93.36%，且这五国已统一了内部关税。另外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将首先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所以选取中国与这五国的经贸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数据见下表。
2.3 回归分析与检验
首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即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在模型中表现为促进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表示为:
Y=e+aX1（1）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进出口额之和，a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把上表的数据用EVIEWS5.0进行OLS回归:
Y=757.4226+11.10771X1（2）
t（12.85） （104.3397）
R2=0.998991，F=10886.78，D.W=1.724
（2）式的拟合优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2）式这样的线性关系。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即系数a约为11.108
接着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可表示为:
Y=e+aX1+bX2+cX3（3）
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贸易额之和，X2为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X3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a，b，c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回归得出：
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
t（3.44） （3.63）（1.39）（-0.54）
R2=0.999，F=3811，D.W=1.69
（4）式的拟合优度R2,F值、D.W检验、X1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但是和X2,X3的t检验不通过。检查发现第三、第四、第五期有异常值，估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波动。引入虚拟变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异常值。再次回归得:
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
（5.48） （4.89）（2.74）（-1.94）（-3.22）（-1.16）
R2=0.9997，F=4708.55，D.W=2.27
可以看出（5）式引入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R2, 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结果都不错，t检验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进，其中拟合优度R2, F值、X1的t值远远超过其临界值。由回归结果得知，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存在（5）式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8.32、4.53和1.08。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分别会增长8.32,4.53,1.08亿美元。
3 模型结论并分析
3.1 模型分析
从上面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和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而贸易额增长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其边际产出达到11.07，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会增长11.07亿美元，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所得的10.69还要大。
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种贸易额的增长同样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不过边际产出值会发生变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下降到8.32，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分别只有4.53和1.08把三个边际产出加起来有13.93，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型中的11.07。
这说明建立但从贸易额方面讲，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各增加1亿美元，中国的总贸易额会增加13.93亿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增加1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会增加11.07亿美元。如果仅仅从贸易方面讲，这个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结论一样。但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个人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时间序列选取比前者大，数据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两年中日、中韩贸易增长幅度也有很大提高。从长期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更能体现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增进贸易。
3.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利益
上面对两种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了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复杂的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两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TCD从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深化，加上东盟国家希望减轻自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扩大彼此间以及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相信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会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模型中的边际产出效应对中国外贸总额造成11.07倍的扩张，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3.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足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
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又是中国长期竞争力提高的关键。由于模型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无法反映出来。
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近似性将会制约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的近似性较强，而且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存在一定竞争性关系。根据一家研究所对东亚地区各国制成品的贸易特化系数(TSC=(Xi-Mi)/(Xi十Mi )，其值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趋同，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异化)的估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0之间。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虽然双方的贸易会有较快的增长，但进一步的分工，特别是产业间分工受到了制约。
从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外贸总额的推动作用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即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需求更迫切些。这一方面说明了近几年，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保持了不亚于与东盟的外贸增长值，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互补的经济关系在比较长的时期来看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虽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要成熟，所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相对不如东盟那么快（增长的绝对值不相上下，但东盟五国的基数较小）。但从中日韩的产业分工看，中日经济关系以互补性为主。日本的国际资本密集型和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优势。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十分明显，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韩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产业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三国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各国产业优势的发挥。
贸易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从吸收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等非贸易经济角度看，中国更需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另外，与这一地区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4 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中国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短期优势已经由着数据样本时期的变长而不复存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对中国来说首选的是发展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关系，其次才是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另两个“10+1”得以竞争性地提升，从而加速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2004年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和韩国的诱惑无疑是不可抵挡的，他们都不愿意与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国不积极推动FTA的建立，他们也会为之努力。但是，中国不必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牺牲和让步。东亚地区的复杂历史、政治关系的现实，使得中国应该在不过多牺牲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政策安排才能为中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李靖宇.“10+3'合作框架下的东亚经济发展前景”［J］.和平与发展，2001，（2）.
［2］王世金,宋健.“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选择”［J］.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莫长炜.“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东亚'雁行模式'的发展趋势”［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4］田中青.“东亚合作与中国的战略利益”［J］.当代亚太，2003,(5).
［5］杨义瑞.“日本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立场浅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5).
[关键词]对外贸易 增长方式 必要性
一、浙江省外贸发展总体现状
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全省进出口总额从1986年的1.2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391.5亿美元,年均增长49.6%。其中,2006年出口总额为1008.9亿美元,继2005年增长26.0%后又增长了29.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出口增幅居沿海主要省市第四。无论是进出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还是进口增长率,浙江省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进出口占全国比重稳步上升,1998年以来,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四。1986年浙江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为3.6%,到了2006年,进出口比重增长到7.9%。1998年以前浙江出口在全国的位次徘徊在第六、七、八、或九位,1998年以后,出口规模己连续九年稳居全国第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对外贸依存度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986年浙江进出口依存度为8.9%,2000年提高到38.2%,2006年则升至65.1%。
二、 浙江省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
1.贸易摩擦逐年增多
浙江贸易在迅猛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居高不下的国际贸易摩擦。在全球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的大背景下,出跃的浙江商品已成为贸易壁垒的受害者,单纯依靠数量规模和价格优势的增长方式弊端日见,浙江外贸发展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口产品遭遇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和知识产权壁垒案件日益增多。
2.资源约束日益突出,高消耗、高污染、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对外贸易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浙江是市场大省,却是资源小省,缺煤少电无油,土地、能源等各种要素资源短缺,这使得浙江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较强的资源约束,而国际市场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震荡,这些都将继续制约浙江外贸的发展。同时,浙江对外贸易是粗放型增长,输出大量的物,却换回数量不对等的“钱”,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输出资源、输入污染,出口增长越快,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压力就越大。浙的外贸发展单纯通过数量扩张来促进增长已越来越多的受到市场和资源等诸多性因素的制约,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因此,以打造外贸强省为目标,按照科发展观的要求,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外贸工作关键。要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对外贸易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浙江省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性和必然性
1.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浙江省对外贸易面临严峻挑浙江省以取胜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从总量、结构、效益等多方面己制约江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浙江省粗放型增长的对外贸易“大”而不“强”,而存在很多的问题,浙江外贸的“粗增长”之路会越走越窄。浙江省要想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保持贸易利益的持续获得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培育动比较优势,提升外贸竞争力。
2. 当今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福利的增加己成为世界各国外贸发展的目标。浙江省经济增长要求其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而浙江省作为我国的贸易大省,其外贸方式的转变不仅对浙江省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外贸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3.转变增长方式对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一种增长方式不进整和转变,不仅使增长停滞,还会带来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浙江外贸发展由增加到质的突变,由传统的数量扩张型的粗放式经营方式转变为质量效益型的式经营方式,是实现浙江外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浙江由贸易“大”省转变为贸易“强”省的正确选择。尽管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一个长期的动程,在现阶段,浙江省粗放型的外贸增长可能还会持续,但是根据相应的外贸规律,积极转变浙江省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浙江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
1.优化浙江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转变浙江外贸增长方式就要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贸易条件等几个原则,优化浙江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出口商品结构是否优化,要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否有利于改善出口商品的贸易条件,或贸易条件处于有利于地位的商品是否占主导。从这个衡量标准来看,在国际分工形式中,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国家要优于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国家则处于最佳状态。同时,还要遵循动态比较优势和出口效益这两个原则,看商品结构是否按照本国或本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点,发挥要素或资源的动态比较优势。
2.大力发展进口,突破资源小省的“瓶颈”限制
注重进、出口的相互协调,既要坚决控制“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品出口,又要注重进口资源、能源和技术。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资源短缺已对浙江的经济增长和外贸增长构成了严重威胁,为突破资源小省的“瓶颈”限制,浙江应该利用市场大省优势,选择若干产品积极扩大进口。
3.提升浙江省加工贸易地位,促进加工贸易结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