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8 09:30:58
序论：在您撰写古代诗歌理论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理论应用的依据
（一）现有与潜在发展水平
“最近发展区”即现有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关于这两个水平，前者指“一定的已经完成的儿童发展周期的结果和由它而形成的心理机能的发展水平”；后者指一定的、尚未完成，且在一定的帮助下能够完成的儿童发展周期的结果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机能，表现为个体以现有机能无法独立完成但在外在帮助下能够独立完成一定的任务。
（二）教学最佳期
教学最佳期随最近发展区的变化而变化，指最低教学界限和最高教学界限之间的期限。教学是将潜在发展水平转化为现有发展水平，相对于新的现有发展水平，又出现新的潜在发展区，因此说明的是最近发展区的动态发展特征。维果茨基认为：“发展的过程并不总是符合教学过程的，发展过程跟随着建立最近发展区的教学。”最近发展区为教学提供依据，最终实现学生进步的真实性。
二、理论应用的实践
我们通过“确定最近发展区―把握教学最佳期―理性教学促发展”的教学步骤，将“最近发展区”理论应用于古诗教学中。
（一）确定最近发展区，形成认知
确定最近发展区是应用最近发展区理论的首要步骤，因此教师需要在古诗教学中帮助学生创造新的潜在发展区。
1.依音识字
字音与字义联系甚密，校正字音对于理解词义极有帮助。例如：
（1）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
（2）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以上“见”字形体相同，但读音不同。（1）中读jiàn，（2）中读xiàn。
2.析形求义
从字形上来看，“见”的甲骨文字形为，金文字形为，小篆字形为，《说文》：“见，视也，从儿从目。”儿象人形，目象夸张的眼睛。由此可知，“见”的本义为看到。可以再现词义的引申脉络，如下：
由此可以看出，“见”与“现”是为引申义造字的古今字。例中“见”字为引申义，（1）中指“见面”，（2）中指“显现”。
（二）把握教学最佳期，总结规律
在积累一定量的材料之后，应适时地总结规律，形成系统性的词语网络，更新教学最佳期。
1.系联字义范畴
例如，观察古诗，可以从偏旁的角度发现造字记词的规律。如右表：
[偏旁＼&例字＼&例句＼&词语
意义＼&偏旁
特征＼&心/忄＼&思＼&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念＼&心理
范畴＼&情＼&不及汪伦送我情＼&感情＼&日＼&春＼&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①时间
②光明＼&明＼&夜深篱落一灯明＼&明亮＼&扌（手）＼&招＼&路人借问遥招手＼&招手＼&动作
范畴＼&挂＼&遥看瀑布挂前川＼&悬挂＼&]
2.辨析同义关系
对常见的同义词进行辨析，有利于增强学生语言表达的精确性。例如：
A1：远看山有色（王维《画》）
A2：举头望明月（李白《静夜思》）
B1：近听水无声（王维《画》）
B2：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A组，“看”侧重于一般的看，“望”侧重于远看。B组，“听”强调听的过程，“闻”注重听的结果。通过比较，使得学生对词语学习有了新的认识。
（三）理性教学促发展，提升能力
引导学生学会领略词语的内涵极为重要，在此基础上，再注重足够的量的积累，逐步实现质的提高。
1.分析语境，理解隐含之义
可以通过分析语境，帮助学生理解诗文的隐含之义。例如：
（1）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
“晚”字表现诗人为赏枫叶停车时间之久，可见诗人对被霜打过的枫叶的深爱。诗人爱枫叶的火红鲜艳，爱其耐寒、富有生命力的品性。这样，就可以最近发展区为依据，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完成对词语“识记―理解―运用”的过程，实施促进发展的教学，优化了古诗教学。
2.超越感性，到达理性王国
教学后期教师应尽力从唤醒感性到超越感性，引领学生到达理性王国。例如：
（2）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晚春》）
“杨花榆荚”与“雪”的搭配独特，可以说是不合逻辑的配置式。这是因为作者使用了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与“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冰”与“心”一样，使用了词语不合常理的搭配，表达了诗人对于内心自由等的珍爱之情。
三、小结
一、高中古代诗歌教学现状
1.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古代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成形的文学体裁，韵律优美、内涵丰富、语言简练、意境深邃，但如果对古诗中蕴含的情感、表达的内涵了解不深，就很难进入诗歌意境中，学习兴趣自然无法提升。就当前学生的学习现状来看，高中学生对古代诗歌的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对诗歌内涵无法准确把握，缺乏诗歌鉴赏能力。从对诗歌的课外阅读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阅读时间较短，且不能坚持阅读，或选择杂志、小说等其他题材的阅读材料。
2.教师的文学素养有待提升
高中古代诗歌教学不仅要求教师掌握传统的教学技能，更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注重对学生鉴赏能力、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对诗歌意蕴的深入讲解。但是在高中古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文学素养不高，缺乏创新意识与发展眼光，只是死板地按照教辅书与教材内容讲解，对涉及诗歌创作背景、作者经历及思想内涵等方面的内容做不到适当拓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古代诗歌的教学效果。
3.教学方法陈旧
古代诗歌内蕴丰富、思想深远，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很容易产生厌烦心理。因此，教师应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尝试新型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但就当前现状而言，在古代诗歌的教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仍然采用以往陈旧落后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仍然是粉笔+黑板+教材，将诗歌作为简单的背诵材料，要求学生学会背诵即可，至于诗歌的内涵、韵律、情感等重点内容只是一扫而过，使学生无法真正体会到古代诗歌的美，更谈不上诗歌鉴赏能力的培养了。
二、高中古代诗歌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路径
1.重视诗歌意象，理清情感思路
与现代文相比，诗歌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且语言描述简短、跳跃，表情达意内敛含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诗歌本意难以准确把握，也就难以做到对诗歌的正确理解。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所在，是诗人情感与客观物象的融合体，因此，在古代诗歌教学中，要想让学生准确掌握诗歌的思想内蕴，首先要做的是指导学生从诗歌意象着手，通过对诗歌结构的分析，理清诗歌脉络，明确诗人感情思路，进而加深对古代诗歌的理解。久而久之，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诗歌分析习惯，进而培养其诗歌鉴赏能力。
2.增加诗歌诵读量，灵活掌握诵读技巧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想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大量的诗歌诵读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除了向学生教授教材上的诗歌篇目外，还应指导学生在课外时间适当多诵读一些古代诗歌。例如，在教授完李白的《蜀道难》以后，教师向学生推荐李白的其他诗歌，如《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感受李白超然的英雄性格与高瞻远瞩的人生理想，进而加深对李白的认识，对今后理解李白的诗歌内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另外，在诗歌诵读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苦于诗歌背诵，一遇到需要背诵的诗歌就苦不堪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未掌握诵读技巧所导致的。因此，教师在讲授诗歌时，应注重对学生诵读技巧的培养，引导学生在掌握诗歌内涵的基础上进行背诵，同时要了解遗忘规律即先快后慢，多加复习，巩固记忆，以此提升记忆效果。
3.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习兴趣
关键词：阅读心向；阅读期待；高中古典诗歌
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语文教学以培养学生审美、探究能力为目标，偏重于对基础知识的运用。教学大纲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语文提高整体把握文本内容，归纳总结文章要点，独立进行阅读材料分析、判断的能力。在高中语文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除了引导学生朗诵、理解、记忆、运用古典诗歌外，还应加强对学生鉴赏、联想等能力的培养。这对高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擅长开发、利用教学资源，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古典诗歌知识的深度、广度。
一、解读“阅读心向”“阅读期待”的内涵
笔者根据文献资料，并结合教学实践，对“阅读心向”“阅读期待”的内涵进行了整理、内化。
（一）阅读心向
阅读心向，即阅读心理的倾向，主要包括阅读愿望、阅读动机、阅读心境、阅读兴趣四个部分。积极向上的阅读心向是提高阅读效率的必要条件。学生在进行语文阅读之前，做好“主动接受”的心理准备，是促进语文教学的关键点。语文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积极阅读心向，进而使其养成主动阅读的习惯、态度。
（二）阅读期待
阅读期待从心理学角度属于迫切求知，阅读者开始阅读之前就已经在内心深处对情景、期望进行了预设。读者的知识水平、个人喜好、鉴赏水平等能够在阅读期待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阅读期待蕴含了拟定期待、实现期待两个过程。教师可以通过设置悬念、提出问题等环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进而促使学生主动参与阅读。
二、“阅读心向”“阅读期待”理论优化高中古典诗歌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阅读心向”的应用策略
1.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引起学生的心理需求
学生的心理需求一般受认知、写作、审美等因素的影响，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刺激学生。
（1）认知欲。认知在心理学中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功能。高中语文教师可以抓住学生的认知心理开展教学。例如，在教学屈原的《离骚》时，教师可以播放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的视频，从而调动学生的认知兴趣，接着引入屈原与端午节的渊源故事。
（2）引导学生创作的欲望。在进行古诗学习前，教师可以设置一个主题供学生自行创作。然后，学生将自己的创作与已有的古典诗歌进行比较。这种做法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3）审美欲。审美能力的培养是高中语文教学的目标之一。教师应该合理利用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审美动机，进而促进学习。笔者在《观沧海》的教学活动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开始诗歌学习前，首先播放了风平浪静时大海的波浪声音、海鸥的叫声、游轮的汽笛声，为学生营造了幽静、安逸的氛围，促使学生心中对大海产生神往之情，进而引导学生鉴赏《观沧海》。
2.培养学生的参与感
学生消极学习的状态一直得不到改善，归根结底，都是“填鸭式”教学模式造成的结果。“阅读心向”的建立，离不开学生积极主动的心态。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转变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例如，在教学杜甫诗歌《望岳》时，我先让学生分享了爬山（最好是泰山）的趣事及感受。当他们沉浸在分享的热闹氛围里时，我适时引导：“今天老师带领大家学习杜甫的《望岳》，看看大诗人杜甫爬山时会有怎样的领悟。”
（二）“阅读期待”的应用策略
1.提高学生对阅读期待表述的能力
学生可以不同程度地构建阅读期待，但不一定能顺畅、完整地表述出来。教师在课堂上应尊重学生设立阅读情景的能力，并为他们提供交流的平台。比如，在教学《蒹葭》时，可以要求学生对这种诗歌的意境进行描绘，而后进行深入学习，进一步体会《蒹葭》的语境美。
2.为学生精选课外学习资料，提高阅读期待的开放性
经研究表明，学生的知识水平决定着其阅读期待的层次高低。学生通过扩大阅读范围，可以深化原有的阅读期待。比如，在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教学实践中，笔者做了一个实验：将学生分为两组，第一组只能参考教材产生阅读期待，第二组还可参考我给他们配备的关于钱塘湖美景的图册。结果证明，第二组的阅读期待要比第一组的更加生动、翔实。
“阅读心向”“阅读期待”理论在高中古典诗歌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希望广大高中语文教师加大对学生积极阅读心向的培养力度，进而提高学生阅读的深度、广度。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批评法 诗歌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387.
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桥梁，它在完善知识结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和无可比拟的作用。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都需要以此来构建最完善的知识结构。我们作为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研究生，在诗歌研究中我们同样能寻找到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契合点。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转贴于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387.
关键词：古代文论；人物形象；缺位
美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亚伯拉姆斯在他的重要文艺论著《镜与灯》中认为艺术创作涉及四个要素：作品、作者、宇宙（或自然）和读者，我们现在研究文学作品，首先提到的是人物形象。而我国古代的诗文理论，讨论作品艺术性时，长期以来注重语言之美和前景交融等方面，忽视人物形象描写，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小说创作的大量涌现，人物形象的缺位才得以改善。①这一现象可说是我国古代前期文论的一个特点，本文试从中国传统哲学观、文学观、史学观三方面来探讨这一现象。
一、中国传统哲学观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是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沾染着该民族哲学的特色。
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其显著的特征是文学的哲学化（如《诗三百》被列入 “五经”），和哲学、历史的文学化（如《庄子》被视为文学散文、《史记》中的一部分被视为传记文学）。一般而言，哲学的表达方式是思辨的、说理的、演绎和归纳的；但也可以是叙述的，描写的，甚至是抒情的。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更擅长用后一类方式言说思想、建构体系。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冯友兰道：“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②这就使得文字简洁而内涵深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人格精神，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塑造出“内圣外王”的人格范型，它要求爱智（哲学）者“不但要知道它，而且要体验它”。中国哲学不仅是认知的、思辨的，更是体验的、感悟的，在后一个侧面上，它与性灵、妙悟的中国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直接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歌精神和诗性特征。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以诗人的情感内质、思维特征、表达方式来评说研究对象，来构建文艺理论，使得古文论一开始便具有感悟、空灵、自然、随意，以及个性化、人格化、诗意化、审美化等特征。孔子文论的语录体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以及《诗三百》部分文论思想的诗句，为后来中国文论奠定诗性精神基调。《文心雕龙》虽具备“纲领明”、“毛目显”的理论体系和“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辨方法，但仍然具有“骈文”的形式魅力和诗意化的语言。《诗品》以“直寻”和“骋情”的言说风格，“意象点评”的言说方法，开中国文论最具诗性特征的文本形式。《二十四诗品》一首四言诗描述一种文学风格，一品即为一组意象或一种诗性境界。《人间词话》以词作释词境，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为“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化有别于西方文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明晰性等特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
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使我国古代诗文理论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说的“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深刻地把这种观念形态表现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诗言志”贯穿了我国古代整个诗文理论，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一向主张诗以言情。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篇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我国古代长期以来诗歌创作以抒情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因此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主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毛诗序》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诗歌的“吟咏性情”，无论是“志”还是“情”都不属叙事。西晋陆机有“诗缘情而绮靡”，唐代有“诗者，苗言，根情，华声，实义”之说，晚唐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宋代诗歌总体来说是重理尚法，以议论为诗，也没有把现实生活当作诗歌内容来咏唱，严羽又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来的“四灵派”、“江湖诗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一直到清代的“格调派”、“肌理派”等等。总而言之，上述诸多诗学理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是投向心灵，把“情”和“志”以及人生体验作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 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视诗歌内容。很少把现世生活和现实事件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对象， 这显然影响叙事诗的发展。
另一方面，诗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韵等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诗歌的叙事。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齐， 以便歌、舞、乐的配合协调。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七言诗， 最终发展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篇有定句， 句有定字， 对仗和押韵有严格的要求， 这种诗体是极其不便叙事的， 因而影响叙事诗的发展。
除了叙事诗不发达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文学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们的审美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们主要从政治美刺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辞章之美、个性情感之美，开始有所认识，如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唐以后人们开始把文章之用从政治美刺转向道义，提出“文以载道”。在骈体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骈体文学崇尚的骗偶、辞藻、声韵、用典等语言文辞之美，作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艺术特征来看待。唐代诗文创作涌现出一部分文人主张写散体文，诗歌领域一部分人提倡写古体诗，推崇建安风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骈体文学占据优势地位，并反映到理论批评方面。《旧唐书·文苑传序》鲜明地表现了编者拥护骈体文学的立场和态度。
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诸如比兴、意境、星期、韵味、神韵等，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讨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戏曲、小说到元明清才进入繁荣时期，在此之前诗文一直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作品（志怪、传奇、变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轻视和排斥。
三、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影响
从先秦到唐代，中国古代叙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学中的神话、寓言故事、志怪小说外，主要是依附着历史写作发展起来的历史叙事方式。《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典型。近年有学者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诗性叙事和叙事诗论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并认为：“中国的叙事诗论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论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艰难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③
古代文论的叙事传统从《尚书》和《左传》开始，《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则是被誉为“ 叙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二者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就是从《尚书》和《左传》开始谈起的。刘知己指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④“ 以文叙事”，即中国文化“ 文史不分”的传统。“ 史”之叙事必须借助于“ 文”，而“ 文”之批评和理论又常常寄生于“ 史”。就后者而言，《史记》有文学家列传及其“ 太史公曰”， 《汉书》有《艺文志》， 《后汉书》有《文苑传》， 《隋书》有《经籍志》和《文学传》……历史叙事与文学（ 理论）叙事缠杂交错，难解难分。在古代中国， “ 史”的叙事者，同时也是“ 文”（ 文学和文论）的叙事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刘知己、欧阳修、司马光、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等。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史书中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屈原传》等；或者在史书之外另有文学理论的专门著述，如班固之《离骚序》、《两都赋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学（ 理论）与文学（ 理论）的双重性质，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使“史传文学”更好地承担了人物形象塑造这一重任。
“我们考察、衡量古代诗文的艺术价值，应当实事求是地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结合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而不是套用国外的理论（如形象性、典型性），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⑤我国古代文论注重语言和修辞具有较强的诗性特征，从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和我国的传统哲学观、文学馆、史学观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内在矛盾。我们评价判断一种文学理论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种文论对文学现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对后世文学的指导性，而中国传统诗文理论“以诗论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对象（文学）的界线。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如何成功“转型”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注解：
①本文所谈及的古代文论严格来说指中古时期——从汉魏到唐五代。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③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0、141页。
④[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叙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⑤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参考文献：
[1]王运熙 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 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
[5]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 ].上海：三联书店1999.
[6]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M ].济南：齐鲁书社，1987.3.
[8]王运熙.著望海楼笔记[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9]李建中.李建中自选集[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10]王国健.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问题聚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11]罗宗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12.
[12]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
一、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诗言志”贯穿了我国古代整个诗文理论，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一向主张诗以言情。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篇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我国古代长期以来诗歌创作以抒情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因此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主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毛诗序》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诗歌的“吟咏性情”，无论是“志”还是“情”都不属叙事。西晋陆机有“诗缘情而绮靡”，唐代有“诗者，苗言，根情，华声，实义”之说，晚唐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宋代诗歌总体来说是重理尚法，以议论为诗，也没有把现实生活当作诗歌内容来咏唱，严羽又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来的“四灵派”、“江湖诗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一直到清代的“格调派”、“肌理派”等等。总而言之，上述诸多诗学理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是投向心灵，把“情”和“志”以及人生体验作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视诗歌内容。很少把现世生活和现实事件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对象，这显然影响叙事诗的发展。另一方面，诗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韵等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诗歌的叙事。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齐，以便歌、舞、乐的配合协调。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七言诗，最终发展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对仗和押韵有严格的要求，这种诗体是极其不便叙事的，因而影响叙事诗的发展。除了叙事诗不发达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文学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们的审美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们主要从政治美刺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辞章之美、个性情感之美，开始有所认识，如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唐以后人们开始把文章之用从政治美刺转向道义，提出“文以载道”。在骈体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骈体文学崇尚的骗偶、辞藻、声韵、用典等语言文辞之美，作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艺术特征来看待。唐代诗文创作涌现出一部分文人主张写散体文，诗歌领域一部分人提倡写古体诗，推崇建安风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骈体文学占据优势地位，并反映到理论批评方面。《旧唐书•文苑传序》鲜明地表现了编者拥护骈体文学的立场和态度。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诸如比兴、意境、星期、韵味、神韵等，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讨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戏曲、小说到元明清才进入繁荣时期，在此之前诗文一直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作品(志怪、传奇、变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轻视和排斥。
二、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影响
从先秦到唐代，中国古代叙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学中的神话、寓言故事、志怪小说外，主要是依附着历史写作发展起来的历史叙事方式。《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典型。近年有学者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诗性叙事和叙事诗论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并认为:“中国的叙事诗论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论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艰难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③古代文论的叙事传统从《尚书》和《左传》开始，《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则是被誉为“叙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二者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就是从《尚书》和《左传》开始谈起的。刘知己指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④“以文叙事”，即中国文化“文史不分”的传统。“史”之叙事必须借助于“文”，而“文”之批评和理论又常常寄生于“史”。就后者而言，《史记》有文学家列传及其“太史公曰”，《汉书》有《艺文志》，《后汉书》有《文苑传》，《隋书》有《经籍志》和《文学传》……历史叙事与文学(理论)叙事缠杂交错，难解难分。在古代中国，“史”的叙事者，同时也是“文”(文学和文论)的叙事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刘知己、欧阳修、司马光、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等。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史书中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屈原传》等;或者在史书之外另有文学理论的专门著述，如班固之《离骚序》、《两都赋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性质，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使“史传文学”更好地承担了人物形象塑造这一重任。“我们考察、衡量古代诗文的艺术价值，应当实事求是地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结合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而不是套用国外的理论(如形象性、典型性)，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⑤我国古代文论注重语言和修辞具有较强的诗性特征，从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和我国的传统哲学观、文学馆、史学观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内在矛盾。我们评价判断一种文学理论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种文论对文学现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对后世文学的指导性，而中国传统诗文理论“以诗论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对象(文学)的界线。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如何成功“转型”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作者：肖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