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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机制；利润；成本；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7-0020-07
对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来说，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显然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特别是我国政府在衰退发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经发生之时，还在不断加强紧缩政策的力度；但相对于其他各国对本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的认识来说，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却又是最乐观的。这种认识是基于所谓的良好的基本经济面，但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向并不是由这些所谓的基本经济面决定的，而是由承担生产组织任务的企业行为决定。然而，企业行为是由效益决定的，即由相对价格关系或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或者说是由微观机制决定。这说明，要揭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必须从微观机制着手。
一、当前经济形势判断
实际上，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看，这次出乎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预料之外的经济衰退在两年前就有可能发生。
根据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周期计算，我国的这次衰退应在2006年底前后发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时间约为9年，如以衰退谷底为起点(见图1)，我国前两次经济周期的时间分别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从这种现象看，从1998(或1999年)开始的本次经济周期，约在2006年前后发生衰退，而在2007年达到谷底。所以，从正常的周期关系看，当前我国的衰退实际上比正常期间延迟了两年左右。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周期的平均长度并不能说明每次周期就一定会遵循同样的运行过程。实际上，经济运行对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之所以说本次衰退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生在两年前，是因为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显示了这种迹象。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微观机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行为支配的，所以，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决定着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
对利润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考察所有企业或企业整体经营活动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在劳动生产率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如产出品价格与投人品价格之间的变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变化中，产出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还是慢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等。如果产出品的价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那么利润就会减少。只有在产出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与要素价格的上升时，利润和利润率才会上升。
从这种关系看，我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紧缩现象。如从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分别增长-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分别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电器的价格指数代替)；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劳动力价格则分别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这是各种价格上升中最快的；对于地租与利息价格的上升，这些年同样是非常快的。可见，在各种价格变化中，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是1.8％；而中间品价格增长较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4.4％；上游和基础性产品价格的增长更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6％；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是最快的，如劳动力价格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7.5％。在这种相对价格关系中，必然得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效益(利润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断下降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大批的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的状况。正如郎咸平所说，2006-2007年我国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停业，从而将资本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结果。
对于统计资料显示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化，也就是上游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变得短缺或产品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结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就预示着宏观经济即将发生转折。由于这些产品的可替代程度较低，产业的调整时间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供给状况，因此会像瓶颈那样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从宏观经济看，虽然这些产业的产出也构成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但却又是中下游产业的投入品。它们的短缺和高价格，不仅会从数量上强性约束其他部门的增长，而且会导致后者成本的不断上升，从动力机制上抑制它们。上游和垄断性行业在高利润作用下，虽然也会进行扩张性的投资，但受资源约束和投资所需时间长等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力量是远远抵消不了中下游行业的衰退力量，导致宏观经济在它们之间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长中衰退。所以，当上游产业、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部门出现高利润时，也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即将发生转折或衰退的时候。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垄断性产业、中上游产业，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国有企业。当它们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时，也就是广大的中下游产业陷入困境，进而宏观经济行将衰退之时。
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都是由其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生产组织者时，经济扩张；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背离生产组织者时，经济衰退。市场经济是由企业支配的经济，企业的利益目标是利润，当平均利润率提高时，经济扩张；当平均利润率下降时，经济衰退。同时，在利润分配中，当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中下游产业资本时，经济扩张；当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资本倾斜时，经济衰退。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决定了经济高涨的后果一定是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础性产品变得短缺，价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业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在最终产品需求方面，则因消费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结果)、净出口相对减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而降低产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等)、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收敛作用等而相对不足，使企业收入相对下降。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性变化中，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当企业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宏观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在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宏观经济在两年前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衰退。
这种强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海外的强劲需求与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畸形扩张。这种需求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例如，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以美元计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分别达到1774.8亿美元、2622亿美元、2955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分别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长速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更是分别达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长速度。同时，因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如2006-2008年，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强力作用下，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样，强大的外部冲击，虽然延缓了衰退的到来，但也加大了经济系统内部的抑制力量。如近两年来，基本要素的价格、上游产品、基础性产品和进口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以极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气候影响的农产品及食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则非常缓慢，只是因最终需求的存在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一旦需求减少，大部分企业必然会在收入减少与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萎缩。
最要命的是，企业除了遭受经济系统内在抑制机制的作用外，还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强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强大抑制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高涨时期，不合时宜地出台了一系列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紧缩政策，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持续性的货币紧缩政策等，更是加强了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发生转折，宏观经济就会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急剧衰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几乎为零(同比增长6.8％)，企业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各种基础性产品如运输、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严重过剩。这都显示我国本次经济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笔者曾多次分析过，在经济高涨阶段，是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因为，这时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已经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
“繁荣”的过后是“危机”或“衰退”，即使不实行紧缩政策，经济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实行紧缩政策，无异于落井下石。所以，繁荣阶段是绝对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实际上，繁荣时期的任何调节都是无效的。不过，如果一定要调节，那么扩张政策比紧缩政策要稍好一点。
二、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相对于政府和理论界大部分人的乐观来说，笔者对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趋势持谨慎态度。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具有巨大惯性的运动体，在它的惯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变其运行轨迹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周期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还只是刚刚迈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在继续加强，如消费在明显萎缩，出口则急剧下降，自发性投资也在减少等。同时，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衰退还在快速地相互传导，这说明经济系统内的各种反制力量还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项数据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必然要持续一段时间。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也就是由企业效益或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从现有情况看，整体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益都在向着不利于平均利润率的方向运动。
(一)收入趋势分析
企业效益是通过利润的大小或利润率的高低来体现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减少慢于成本的减少时，利润才会增加；如果相反，则一切反之。这里，首先分析企业收入情况。
对整体企业来说，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可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等四个组成部分。
1 消费支出预期
那些对我国经济形势持乐观认识的人，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我国消费支出有巨大潜力的乐观预期上。因为我国现有的消费率很低，或者说有很高的储蓄率，中外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又大，所以，我国有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是缺乏依据的。
从形式上看，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是有巨大消费潜力的象征，但实质体现的则是我国的制度结构和分配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制度结构看，我国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惧感，以至有钱不能也不敢消费。虽然政府目前正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远水难解近渴。从分配关系看，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接近0.5，属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储蓄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拥有的储蓄却很少，以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广大的农民群体等，虽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却缺乏消费的能力。当前启动的各种工业消费品下乡，希望通过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来为城市经济解困的措施，注定会以失望收场。如果成功，则必然会以农村经济的持续凋敝为代价。因为对这些(相对高级)消费品的购买，将会挤占农民用于维持再生产的资金，减少他们对生产的投入。所以，这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持续的伤害。要扩大农村消费，必须首先增加农民的收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在当前困境下，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而不是最贫困的农村来援助城市。
正是因为这样的弊端，导致消费需求不振。这是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痼疾。如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费率则由48.2％下降到36.2％。这种趋势近两年还在持续(2008年可能接近33％)。随着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必将更加突出。为应对严重过剩的局面，许多企业进行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降价促销，由此提前释放了相当部分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又出台许多鼓励消费支出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200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15.2％，远低于上年同期的20.2％。这种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指望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
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在衰退阶段往往会下降。如危机以来，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居民储蓄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倾向，政府刺激经济的相当部分支出变成了居民的新增储蓄。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除菲律宾的消费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薄弱，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所以，衰退阶段的消费支出也必然会更加疲软。
2 投资需求
这里将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支出对待，因而仅分析市场自主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投资支出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当前经济困难之时，投资是否能够充当引领经济、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需求是由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企业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严重阻碍投资的增长。从统计资料看，2008年中期以来，虽然投资保持了稳定状态，且在各方面有明显萎缩之时，2009年1-2月投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资的增长。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了35.6％，中央项目投资更是增长了40.3％，扣除这部分投资后，由市场调节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二是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刚性。这也就是说，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投资速度的稳定应该看作是前期经济过热时大量新增项目投资的延续。随着市场前景的日益暗淡，企业继续投资的愿望与能力必然会受到极大影响。
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内源性的投资必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如前几年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两大热点――房地产泡沫和中上游资源价格的畸高现象都已消失，导致这两方面的投资呈现快速下降态势。2009年1-2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已从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我国空置的商品房数量是年需求量的数倍，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超过l亿吨等，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普遍存在。在这些过剩产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资是不会明显增加的。2可见，投资的回升将会明显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净出口
出口曾是长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持续的出口增长来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国极其严重的对外依赖。如2007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64％(2008年因人民币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6％，与此对应的则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显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未来的出口需求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2008年11月我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长17.6％逆转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如与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别下降17.5％、25.7％、20.9％、22.6％；外贸顺差也大幅萎缩，2月份贸易顺差只有48.41亿美元，只及1月份391亿美元的8.7％。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熄灭。
不过，比之依赖出口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来说，我国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要轻得多。这些国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过40％，远高过我国的27.2％。主要原因是，两者间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产品层次存在差异，即前者出口的是价格与收入弹性较大的、相对高档和奢侈的产品，而我国出口的是弹性较小的、低档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更明显。这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零售额明显下降之时，出售大众普遍消费品的大型超市的销售额却仍在上升一样。可以乐见的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衰退，同时不出现严重的贸易保护，那么不排除中国出口有发生逆转的可能――会替达国家的高价商品。这种情况也给人们一种警示，盲目地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项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以来，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180度弯地改变了货币政策，而且启动了两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扩张需求的财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实行财政补贴等，由此使200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9500亿元，实际结果甚至还会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下降可能会超过预期)。所以，在各项支出中，政府支出应该是增长最大的部分。
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当前各界对政府4万亿投资的作用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实际上，相对于原有的投资规模(17.2万亿)和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来说，该投资额是不大的，并且还是分两年进行。其中，政府的财政投资仅仅只有1.18万亿，其余的还得依赖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缩之势，指望这点投资来扭转经济运行的态势，真有“山羊拉大车”之感。从受益者的结构看，结论会更加悲观。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将落人大型国有企业等垄断利益集团，所以会极大地降低其乘数效应和就业效应。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较强的调控能力是我国应对危机的重大优势，但却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在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在(微观)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政府既缺乏对宏观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能力，也缺乏正确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数次所谓经济过热的降温调节(1986-1989年的控制经济过热调节、1996-1998年的“软着陆”调节、2007-2008年的紧缩调节等)，都导致我国经济持续数年而政府束手无策的衰退。本次调节政策的转换之快，即使思维最活跃的人也会目瞪口呆。近两年政府对股市调节的结果，更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谓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很可能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无穷后患。因为，其内容主要是“官进民退”、垄断取代竞争、破坏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规则等，实际上是这些行业中的垄断集团在特殊时期瓜分国家利益的行为，这不仅起不到扩大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中外历史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以上各项需求的综合内容看，今后数年内，我国有效需求，或者说企业总收入的增长将非常缓慢。
(二)成本趋势分析
在收入预期悲观的情况下，如果要宏观经济的运
行态势发生转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从宏观角度看，整个社会企业的总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资本折旧、税收和进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成本中，对企业整体来说，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税收；有些是内生的；有些则具有外生与内生的两重性，如资本折旧和进口要素的支出等。
劳动工资支出是整个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次经济周期以来，在各种价格中，劳动工资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术平均增长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来，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这是侵蚀企业利润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就业形势的恶化，企业的劳动支出压力会有所减轻。如失业会使企业节省部分劳动支出，同时也会减轻工资上升的压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资水平本身有易上难下的刚性特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资水平下降的空间。所以，工资成本的减少虽会减轻，但像产品价格那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则是很难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决于借贷资本的总量和利率水平。对企业来说，借贷资本量往往变化不大。因为，大部分资本属于过去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本，变化的主要是季节性的流动资本，它们占总资本的比例较小。所以，衰退阶段因此减少的利息支出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变化是不大的。总体而言，衰退以来，中央银行已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因而企业的这方面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但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却是极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处被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广大中小企业获得的利益则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后者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间借贷资本的利率在经济衰退期间则往往是最高的(风险最大)。所以，对那些仍在营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阶段，虽然企业对土地及其附属物需求的减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对那些持续经营的厂商来说，租约的期限往往较长，由此决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间有限。
资本折旧，对企业来说属于长期固定费用，且折旧率由“税法”决定，因而不会有明显变化。只有对那些破产重组的企业来说，因资产大幅贬值，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显下降。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政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如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每年可减少税收负担数千亿。
进口要素，其中包括技术、设备、人员和原材料等各种投入品。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价格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如石油价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来，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出口商品价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现了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如2009年1月份进口价格下跌10.6％，出口价格则上涨23％。从世界经济形势看，进口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低迷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说明，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将由近几年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转向制成品生产国。
从以上各项成本的形势看，在经济萎缩的作用下，各项成本都会下降，但进口成本、税收与利息支出的下降会更明显。在整个生产成本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业中，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间品次之，上游产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而最终端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下降则达到5.7％，其中，加工工业下降3％，原材料工业下降8.4％，采掘工业的下降则达到17.4％。而前几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价格的变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最快，中间品次之，最终产品最慢。这种变化说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中下流产业倾斜。这是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开始衰竭，扩张力量逐渐加强的标志。
(三)企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从上面收入与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企业整体将面临收入减少与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润的，后者则是增加利润的，因此，企业利润会向哪个方向运动，也就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当前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看，在今后两年时间内，企业收入的下降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收入减少产生的乘数效应会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则受到存量资本和工资刚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同样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两者间会出现非均衡性的变化。受收入与成本之间这种非均衡变化的作用，平均利润率会继续下降，由此会促使宏观经济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衰退。这种机制是造成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将要持续数年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衰退的持续，经济系统中的扩张力量会逐渐加强。当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费倾向会重新上升，政府的净支出也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会扭转收入减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则会随着衰退的持续而加强。所以，在衰退中，抑制与扩张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到一定程度时，扩张的力量就会超过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动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反转。对我国来说，这个时间将出现在2011年左右。因为，只有利润回升，同时利润的重心向中下游产业倾斜，企业才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和能力，由此带动宏观经济的扩张，而利润的明显回升，只有在两年后才会见到。所以，宏观经济起码要到2011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反转。
三、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企业，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只有利润回升并达到一定程度，宏观经济才能真正反转。这说明，要促使宏观经济早日回升，就必须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着力。
虽然对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存有疑问，但在帮助企业脱困，提高利润方面，政府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短期来说，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业税负，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担保力度，适当放松《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约束，限制基础性产品的价格(以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损失为代价)，以降低广大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在长期方面，应该完善经济环境、破除垄断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发放非替代性的消费券等；在长期方面，应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现象，缩小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上的后顾之忧，并将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垄断集团等向民众转移。
应特别指出的是，各界都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面比较健康，因而会先于其他国家进入复苏。笔者认为，这种乐观的依据是不牢靠的。一个内需乏力而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全面复苏的。虽然我国实施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但面对急剧下降的出口和明显萎缩的消费与民间投资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难以扭转经济运行的趋势。更主要的是，我国还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对外转嫁危机，而且要分担它们危机的部分损失(目前情况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所以，从各方面看，那些认为我国基本面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并率先复苏的乐观认识，都是缺乏客观依据的。为此，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①本文的各种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包括“统计年鉴”、月度资料和季度数据等)和海关网站的“统计数据”。
②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对房地产不救市，而直接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开发建设投资的思路是对的。这种投资可以直接带来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前者则只是救了开发商，但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
③假设经济体系封闭，工资是劳动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费倾向小于1，那么就整体而言，企业不仅不可能从就业者身上获得利润，而且一定会出现亏损。因为，企业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从失业者身上，企业才可能获得利润(失业者的消费支出构成企业收入，而成本为零)。参考文献：
[1]杨文进，警惕经济衰退的征兆――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5，[6]。
[2]杨文进，从周期关系看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其趋势j，统计研究，2004，(8)。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一、利好数据背后藏隐忧，经济好转趋势尚难定论
5月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均现积极信号。出口经过4月份的下探后大幅反弹，同比增长15.3%，较上月上升10.4个百分点。投资在房地产、基建投资的支撑下出现企稳迹象，1—5月份累计同比增长20.1%，较1—4月份继续下滑0.1个百分点，不过下滑速度明显放缓。当月增速则上升0.9个百分点至19.9%。名义消费同比增长13.8%，较上月下滑0.3个百分点。不过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较上月略升0.3个百分点。在需求趋好的情况下，工业产出增速也有所上升，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较上月小幅回升0.3个百分点。
5月份经济数据没有继续恶化，显示出一定程度好转的迹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较去年同期少一个工作日，5月份较去年同期多一个工作日，由此产生的基数效应不容忽视。特别是近期外部实体经济并没有明显积极的变化，出口却出现超过10个百分点的反弹，这或许更多的是来自于数据扰动等短期效应，实际情况恐怕不容乐观。而投资虽现企稳迹象，但动力仍然较弱，消费也增长乏力。总的来看，5月份利好的经济数据背后仍然藏有隐忧，宏观经济形势还很难做出趋势性向好的判断。
出口大幅反弹缺乏需求支撑。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4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当月进出口规模刷新去年11月创下的3341.1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其中，进、出口规模双双创月度历史新高，当月出口1811.4亿美元，增长15.3%，较上月上升10.4个百分点；进口1624.4亿美元，增长12.7%，较上月上升12.4个百分点。
3、4月份进出口增速连续下滑，并维持在10%以下低位，5月份则双双大幅反弹。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内外需明显转暖的证据来支撑这样的大幅反弹。这样的反弹恐怕主要是由于上述所说工作日变化导致的基数效应等因素的扰动，实际的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从主要出口地区来看，5月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22.99%，与4月相比上升了13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3.43%，与4月相比上升了5.81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对东盟同比增长28.05%，与4月相比上升了22.67个百分点，对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香港同比增长分别为13.03%、6.25%、15.87%。
从近期的欧美经济情况来看，美国近期新出炉的GDP及新增就业情况远低于市场预期，失业率更是不降反升。欧元区失业率持续上升，PMI频创历史低点，欧债危机更是不断升级。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也持续放缓。由此可见，5月份出口的大幅反弹没有得到外部环境明显改善的验证。此外，5月对美出口强劲可能还和汇率因素有关，自5月初起美元兑人民币持续升值，这或称为拉动中国对美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欧出口上升则还可能受到另一个短期因素的影响，即欧洲杯的举行从而拉动了中国对欧出口。
总的来看，5月份出口的反弹缺乏外部绝对需求的支撑，更多的是一些短期效应，缺乏需求支撑的出口反弹或难以持续。未来出口维持10%以下低位增长仍是大概率事件，而外部经济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房地产、基建支撑投资企稳。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892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增速较1—4月份继续回落0.1个百分点，不过回落幅度明显收窄。5月份同比增长19.9%，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现企稳迹象。在三大投资领域中，1—5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8.5%，增速比1—4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5月当月房地产投资增长18.2%，较4月份上升9.0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4.5%，较上月略升0.1个百分点，保持相对稳定。在国家“稳增长”的背景下，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等基建投资整体继续上升。具体来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增长19.4%，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累计增长-6.4%，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累计增长9.3%，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此外，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和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累计增速分别回升1.5和0.4个百分点，也体现出国家稳定投资增长的导向。
5月份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速仅略下滑0.2个百分点，降幅明显收窄，当月增速则大幅反弹，超出市场的普遍预期。当月增速的大幅反弹存在基数扰动等影响，不过观察近期形势可以发现，房地产市场的确出现了回暖的迹象。首先从本月数据来看，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累计继续呈现同比负增长的态势，不过降幅较上月分别收窄1.0和2.7个百分点，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也从数据上验证了市场所谓的“红五月”。在整体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近期全国多个地区继续“微调”房地产调控政策，央行年内已两次下调存准率，6月8日更是3年多来首次下调了利率。尽管6月份的降息不能解释5月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但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国家稳增长力度不断加大，市场对房地产的预期也开始改变。央行近日的调查显示，15.7%受访居民准备购房，为去年以来最高值。统计局的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在70个大中城市中，5月份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比4月份增加了一倍。同时近期，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住宅成交均价也纷纷走高。这些现象均说明房地产市场确实出现了回暖迹象。在此背景下，房企拿地热点也向积极方向转变。1—5月份，土地购置面积和成交价款增速分别较上月回升0.6和3.7个百分点。
尽管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回暖迹象，中央也的确提高了对地方微调楼市的容忍度。不过中央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总基调仍然未变，至少目前来看，楼市调控放松要重述2008年的历史几无可能。同时未来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刚需”恐怕难以支撑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反弹，房地产投资恐仍将继续下滑，可以预期的是，在国家稳增长的背景下，这种下滑的速度和幅度将放缓。不过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在调控的限制下住宅市场较为低迷，而商业地产则一片红火。今年1—5月份，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4.7%和31.6%，均大幅高于住宅以及整体投资增速。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经济基本面较为低迷的情况下，资本大量涌入商业地产将吹大并引发其泡沫的破灭。
总的来看，房地产的反弹和基建投资回升以及制造业投资的稳定支撑了5月份整体投资的企稳。5月份，发改委集中审批了一批投资项目，不过这在5月的投资数据中表现并不明显。在国家稳增长甚至保增长的背景下，未来投资有望逐步企稳回升。尽管难以再续2008年“四万亿”的投资盛宴，投资稳增长依然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这次投资再刺激还会积累更大的产能，而外部消费需求难以复苏，国内分配改革难以启动，更大的过剩危机在后面。
消费名降实升但仍增长乏力。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1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8%，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较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从环比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84%，继续呈现回落态势。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5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4536亿元，同比增长13.7%，低于4月份的14.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179亿元，增长14.3%，低于4月份的14.6%。剔除价格因素，5月份城乡与农村消费增速10.7%与11.4%，分别高于4月份的10.6%和11.2%。从具体商品来看，日用必需品类和汽车消费企稳，降幅在0.5个百分点内，但家电、家具和家装持续回落，降幅超过1个百分点，表明房地产消费链依旧处于调整中。
总的来看，由于物价水平的快速回落，5月份名义消费增速继续下滑，不过实际增速有所上升。受制于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滞后，在内外整体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我国消费增长很难表现出独立的走势，加之前期消费刺激政策的退出，消费增长表现乏力。从未来形势来看，随着国家新一轮消费刺激政策的陆续出台，实际消费增速有望继续企稳，不过在价格水平快速回落的情况下，名义增速恐将继续下滑。
工业产出回升趋势未定。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6%，比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分轻重工业看，5月份，重工业同比增长9.8%，增速较上月回升0.9个百分点；轻工业增长9.1%，是2010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增速下滑1.2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速回升是5月工业增速超出预期的主要原因，而轻工业增速回落则拖累5月工业增速。重工业的回升与投资的企稳相关。具体来看，通用设备、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业、电气机械和电力热力等重工业行业同比增速较上月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发电量、水泥、十种有色金属和汽车等主要产品产量呈现显著回升。从产销率看，5月份产销率下降0.2个百分点至97.9%，反映企业库存有所上升。总的来看，虽然5月份工业产出增速出现上升，不过如果考虑到工作日的因素，实际的增长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而在需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目前工业仍处于去库存阶段，短期内工业增速仍将波动调整。
二、物价水平短期加速下行，通胀压力进一步减轻
3月CPI同比出现反弹，4月重拾回落态势，5月份则延续了回落的趋势。5月份，CPI同比上涨3.0%，较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涨幅创23个月新低，环比下降0.3%。5月份CPI构成中，新涨价因素为1.26%，相比4月份回落0.32%，翘尾因素为1.74%，相比4月份回落0.08%。因此，5月份CPI的回落，主要是新涨价因素的作用。食品价格继续呈现季节性回落，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4%，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8%。食品价格的下降主要是肉类与蔬菜价格下降所致，其中猪肉价格环比下降3%，蔬菜价格环比下降6.9%，其他食品价格小幅上涨。非食品价格上涨动力趋弱，同比上涨1.4%，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环比持平。受油价下调影响，非食品价格中交通通讯及服务的价格同比下降0.1%，环比下降0.3%。
5月份，PPI同比下降1.4%，降幅较上月继续扩大0.7个百分点，同比创30个月新低，环比结束了连续3个月的正增长，下降0.4%。其中加工工业PPI同比持续6个月为负表明终端需求的疲软，而原材料和采掘业PPI同比出现了30个月来的首次下降，表明下游需求疲软逐渐传导至中上游。
5月份CPI加速下滑，通胀压力得到进一步减轻。而进入6月份后，随着气温升高，部分瓜果类蔬菜上市量增加，预计将带动蔬菜价格继续回落。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输入型通胀压力，就在5月份CPI公布的当天，国内成品油价格再度下调。经过两次成品油下调之后，一季度油价上涨幅度基本被消化，交通运输、物流等用油单位有望明显减负。进入6月份后，CPI翘尾因素将大幅下降，有利于CPI同比增速的继续下降。在目前经济保增长需要政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的情况下，CPI这一下降趋势则为货币政策的放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为稳增长政策的加力提供了政策空间。而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在4月同比下降0.7%的基础上加速下滑，同比下降1.4%，PPI指数已连续3个月负增长，显示目前经济增长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反映出目前产能过剩矛盾加深，这也是上一轮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后遗症。
三、货币供应增速有所上升，新增贷款超预期增长
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2%，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反映企业短期资金周转的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3.5%，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7932亿元，同比多增2416亿元，高于市场普遍预期。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5月份新增贷款将较4月上升，不过实际贷款规模仍然超出市场预期，为2011年2月以来的第二高水平，仅次于今年3月的1.01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重较上月明显提升6.2个百分点至34%，显示出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在逐步显现，投资需求有所好转。不过该比重仍然处于低位（2011年平均为45%左右），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占比过大的问题依然突出，表明当前投资需求仍处于低位；而票据占比居高不下显示政策推动范围之外的贷款需求仍然疲弱。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较多，是货币供应量增速小幅回升的主要原因。另外，5月18日，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对于货币供应量反弹也具有一定贡献。但M1和M2之间的剪刀差与上月持平，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企业活期存款占比较低的状况仍未显著改善，表明当前实体需求仍然疲软，企业活力以及投资意愿有待提高。
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因此稳增长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预调微调力度加大，国家重点项目审批提速，信贷需求有所回升。从后期来看，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将进一步显现，信贷需求随着政策放松逐渐恢复，而且6月初的降息使得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压力将有所减缓，融资需求也将增加。而从放贷规律来看，二季度放贷在全年占比为30%，与一季度规模持平，4、5两月共放贷1.5万亿元左右，这说明6月份还需投放1万亿元左右。从银行的角度来看，5月的降存准率使得流动性压力减小，而央行将存款利率上限提高至1.1倍，引入竞争机制，银行可以自主在限定范围内调整利率，吸引存款，减少存款流失现象，从而减少存贷比限制对放贷的影响。从信贷结构和供应增速来看，当前的实体经济仍然偏弱，终端需求依然疲软，因此实体需求有待随着政策的刺激进一步释放，货币政策还将继续朝着宽松的方向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流动性环比将不断趋松，但在基数的影响下，货币供应同比增速仍有可能波动。
四、投资稳增长恐将加剧我国产能过剩矛盾
5月份经济数据出现了多处利好。不过考虑到工作日带来的基数效应后，这种利好恐怕需要打一个折扣，实际经济增长情况不容乐观。央行在数据公布前三年多来首次下调了基准利率或可成为佐证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口的大幅反弹并不值得乐观，投资增长仍在波动企稳，消费也表现欠佳。由于外部环境依然不稳，欧美等国家经济复苏不稳，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外需仍然是我们需要首要关注的经济增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重启了投资稳增长。
在经济下行风险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以稳定经济增长确有必要，不过投资虽然是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而是迟早要变成供给的需求，所以增加投资对总量平衡的最终影响不是增加了总需求，而是增加了总供给。在2009年出台“四万亿投资”刺激政策时，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实际已经很严重，在四万亿投资盛宴之后这一矛盾继续深化。这从今年以来钢铁行业出现罕见的全行业大幅度亏损中可见一斑。而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国家不得不重新拾起投资这根政策大棒。不过正如我们上述所说，这次投资再刺激还会积累更大的产能，而外部消费需求难以复苏，国内分配改革难以启动，更大的过剩危机在后面，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今年以来，随着扩大内需政策效应的逐步释放，我国经济快速下滑的势头得到了抑制，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第一，投资快速增长。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9％，比2001-2007年平均增速高出近10个百分点。
第二，消费增长平稳。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比去年同期回落了6个百分点。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0个百分点。因此，剔除价格的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仍高于2008年各月的实际增长水平。在国家“家电下乡”等扩大农村消费政策有力推动下，农村消费增速已连续4个月快于城市消费增长。
第三，工业运行呈现低位趋稳态势。1-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其中3、4两个月增速分别为8.3％和7.3％，均高于去年后两个月和今年1-2月增长水平。
此外，作为经济先行指标的PMI指数连续3个月超过了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线，汽车消费和资本市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暖迹象。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基本遏制了快速下滑的态势。但能否就此判断我国经济开始企稳回升、进入持续上升通道呢?在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上，要注意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要注意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总是出现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环往复，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征是一种客观存在。奥地利经济研究所近期对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1977年“西班牙经济危机”、1992年“日本经济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四次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和有较大影响的经济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危机造成工业生产力下滑的时间平均持续2年，工业产值跌幅为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先后经历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三次冲击。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落(GDP增长下降1.5个百分点)，1999年经济增长延续下滑态势(GDP增长下降0.2个百分点)，2000年、2001年经济开始稳步复苏，到2002年回复到9.1％的较高增长水平。尽管对我国经济复苏时间存在诸多争论，但一个共同的判断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因此，我国经济实质性复苏还面临很大困难。
另一方面，要注意支撑经济进入合理增长区间的动力是否可持续。从当前的经济运行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内需增长强劲，外需持续走低。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最近几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左右(按照支出法测算的外需贡献率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例如，无法衡量大进大出和小进小出对经济活动的不同影响)。根据我们的测算，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0％。因此，在我国经济的回暖历程中，进出口的走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贸出口持续下滑。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同比下降24.7％。其中，出口同比下降21.8％，进口同比下降28％。5月份当月，我国出口下降26.4％，与4月份相比，同比降幅加深3.8个百分点。
从对外贸易的区域结构看。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贸易额下降更为明显。1-4月，我国与欧盟贸易额下降21％；与美国贸易额下降16.2％；与日本贸易额下降23.8％。但我国与东盟、韩国、台湾地区、印度、俄罗斯、巴西贸易额分别下降了27.1％、28.1％、40％、30.4％、41.6％和25.4％。可以看出，全球经济衰退已严重影响到国际贸易，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仍很严峻。
新出口订单指数通常可以用做反应出口形势变化的一个先行指标，4月份的数据显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9.1％，继续保持了上升态势，并接近扩张的临界点。根据2006-2009年数据，计算得到的出口增长率与新出口表定单指数的相关系数表明，二者时间变化的时滞效应约为3个月。按照这样的判断，下半年我国出口进一步下滑的空间不大。
二是中央投资强劲，地方配套困难。扩大内需措施和产业振兴的规划实施能否有效地实现短期保增长、长期扩内需和调结构的预期政策目标，关键在于落实中央扩大内需的投资激励措施。目前我国的投融资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投资规划基本可以迅速贯彻和实施。这样，扩大内需措施和产业振兴规划实施能否有效地实现预期政策目标的关键就在于落实地方和社会投资配套机制。
审计署提供的数据表明，4万亿投资计划在具体落实中，中央投资资金到位率94.01％，而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只有47.98％。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可能导致有些项目不能按计划及时开工，或者已开工的项目进展缓慢，使新增投资项目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地方配套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财政”遇到了困难。随着经济下滑，房地产市场萎靡导致的土地转让收入下降，使得地方财政难以足额落实配套资金。
目前我国的地方和社会缺乏有效的市场化配套投融资机制。现行《预算法》等法律限制地方政府实行赤字融资、发行债券、市场借贷，因此地方政府只能依靠规费、土地批租收入、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和税收返还等预算外资金以及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基金等方式配套投资。如果没有配套政策和措施来引导和确保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到位，那么，中央投资一方面可能不足以引导实现保增长、扩内需等预期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可能还会威胁中央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和可持续性，以及在长期内抑制居民消费能力。
三是国有投资快速增长，民间投资尚未有效激活。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2009年1-5月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同比增长40.6％，比同期固定资产投资高7.7个百分点。国有投资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政府投资起着先导作用，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民间投资能否有效激活。没有民间投资的配合，国家促内需、调结构的目标也不容易达到。民间投资多集中在批零贸易餐饮、建筑、房地产等一般竞争性行业。近期的数据显示，民间投资意愿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以房地产投资为例，2009年1-5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只有6.8％。民间投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资金不足，大量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仍很突出，而另一方面，一些行业门槛仍然太高，民间投资很难涉足。
二、宏观调控的方向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
连续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取得积极成效。但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当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和政策刺激效应的格局越来越明显，由此形成的产能过剩、投资和消费比例不平衡以及产业结构不平衡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保增长仍然是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最重要内容，但要避免急于求成，正确认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在保增长、扩内需的同时，宏观调控更要突出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在积极推进和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的同时，做好政策储备，从容应对国际和国内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调整投资结构，要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投资适度地快速增长。一方面，要引导、鼓励增加民间投资，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信贷的金融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财政性的公共投资，并充分利用好财政的公共投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促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合理调整。政府积极加强民生工程建设，才能改变居民收入与支出预期，释放居民消费潜能，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改变拉动内需单纯依靠增加投资的方式，实现投资消费双拉动，并从根本上解决投资偏高消费偏低这一结构失衡的深层次矛盾。
关键词：跨国公司 国际法主体地位 可行性
一、全球经济复苏势头趋缓，有效需求增长放缓
受制于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缺乏，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和财政压力等不利因素影响，201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GDP增速较上年放缓，显示出复苏乏力的迹象和信号。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难以进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依然较为突出。美国经济复苏动力依然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依旧低迷，银行放贷能力尚未复苏，以消费为主导的美国经济尚未有实质性好转。欧洲债务危机时有爆发，对本来疲弱的经济复苏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财政重建和刺激经济的“二难选择”中，欧洲经济很难较快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日本经济在对美国和中国的双重依赖中有所恢复，但其受外部影响较大，未来仍有不确定性。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尽管回升势头较好，但在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长疲软的情况下，高增长能否持续存在较大变数。总体而言，2011年世界经济将由前期超常规政策刺激下的恢复性反弹转向平稳甚至低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较紧。
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动力，但在外需乏力。货币政策收紧和经济活动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
就投资需求而言，2011年既有促进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总体上投资增长将小幅放缓。有利因素主要包括：各地区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投资热情高涨；“新非公36条”等政策促进民间投资。不利因素主要是2009年为应对危机出台的刺激性政策逐步淡出；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效应逐年衰减；房地产调控政策趋于严厉；财政支出重在结构调整，政策向保障民生领域转向。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在2010年回落的基础上继续小幅下降，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减弱。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将企稳，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呈现高增长趋势。1-11月全国出口名义增长33.3%，进口增长40.3%，而去年同期则分别是同比下降18.9%和15.7%，2010年出口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意识世界经济复苏，外部环境好于去年；二是2009年出口增长为负19%，出现低基数效应；三是稳定出口政策继续显效。
2011年，美国、欧洲、日本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需求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注意趋势严重，人民币升值预期、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使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降低，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有所恶化，同时受上半年基数太高等因素影响，预计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比2010年将有所放缓，贸易顺差也将减少，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所削弱。
北非中东局势不稳，日本地震危害影响短期难以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提升，贸易摩擦增加，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这些因素导致出口增速放缓。生产商宁愿更多向本土市场供货，而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口明显减少。许多国家采购商都认为今后中国工人工资将会大幅上涨，产能势必将会被压缩。从去年末开始已经有生产厂家出现供货推迟现象。相对于出口大幅下滑，对美欧的进口增速基本稳定，机电产品进口占比最大的日本呈现下降趋势，资源类进口稳步增长。总体来看，2季度外贸增速回落已成定局，贸易顺差仍将继续下滑。
三、物价水平居高不下，通胀压力明显上升
2010年全国消费物价水平不断走高，CPI由1月份的1.5%逐月回升到11月份的5.1%，达到28个月以来最高。预计2011年物价总水平（CPI）增长呈小幅回落的态势，且前高后低。总体看，导致物价下行的因素增多增强，导致物价上行的因素减少减弱，预计全年CPI增长2.5%左右。推动2011年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依然很大，一方面来自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来自于国际粮价震荡和上涨在国内的传导。二是要素价格上升，成本推动型通胀成为主要形式，特别是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已成定势。三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与此同时，2011年经济增速将比2010年有所放缓，产出缺口缩窄，有利于坚强通胀的压力。趋紧的货币政策将逐步回收过剩的流动性，货币供应增长逐步回归常态，对通胀压力也有减缓的作用。
受经济运行惯性影响，2011年上半年CPI涨幅仍处于高位，5月份CPI同比上涨5.5%，创34个月新高。随着各项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下半年CPI涨幅将出现回落,全年通胀走势前高后低，呈现见此回落的态势。
四、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整体维持上涨局面
2010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延续着2009年以来的上升势头，但速度明显放缓，波动性加大，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回到了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水平。2011年恶劣的气候表现将导致北美、欧洲、南美等主要农业产区普遍歉收，使农产品供给减少。主要金属及矿产则受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的影响，需求将进一步走高。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断地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送资金动力。随着经济复苏和通胀蔓延，2011年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维持上扬趋势，但全球经济的总体复苏态势尚不足以支撑持续大幅上涨，其间可能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国家也加大对市场投机的打击力度，在多重复合因素作用下，大宗商品短期价格走势判断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五、 经济政策以紧为主，由宽松型向稳健型转变
货币政策取向在上半年以紧为主,2季度往后,政策调控的频度将有所下降,以寻求抑制通胀和维护增长之间的平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抑泡沫、控投资、调结构、强民生。央行去年10月以来实施了包括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一系列紧缩性措施，以回收过分充裕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中长期来看，由于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日本地震后重建需求的支撑，中国仍然持续面临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王小广《2011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时事报告中心组学子专刊2011年04月
[2] 《2011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及政策:通胀形势主导预期变化》平安证券，2011年2月
经济增长走势分析
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应在全球背景下展开，并着眼于长期视角。最近，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课题组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显著下降，并且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逐渐加强。全球经济波动性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火车头”美国的经济增长趋于稳定。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以上特征通过对外贸易渠道进行传导。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依存度一直呈上升趋势，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此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就三大需求对GDP波动的贡献度而言，出口是贡献度最大的，伴随着进出口波动增长的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1999年之后制造业投资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2004年后制造业比重超过房地产业投资比重。在外需稳定的前提下，进出口的增长效应在制造业投资两期之后显现。
次贷危机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需疲软，中国政府随后启动了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政策，这是危机后中国经济得以在高位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从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看，2007年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形成完全相反的走势，反映了投资对冲净出口下滑产生的经济风险。
总结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内经济波动趋稳是融入全球化的结果，这一特征主要通过外需渠道传导；二是对外贸易的增长伴随着制造业投资的增长，这一阶段中国快速工业化主要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扩大投资的内需政策，这是2008年后经济保持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
最终消费走势
对最终消费的分析，重点在于居民的最终消费，其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长期在75%左右。可以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相近指标对居民消费进行观察。从绝对额上讲，自1990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在2011年这一趋势还将延续。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一直持续增长，形成了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二是从国民收入的要素法分析，尽管居民收入并不是所有要素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但也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00～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280元增加至17175元，年均增长率为11.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53元增加至5153元，年均增长率为9.6%。尽管许多专家学者表示负利率使得居民存款财富缩水，可能会影响消费，但如果考虑收入流的增长，并不会对最终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从增长率角度看，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大致维持在20%。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表明最终消费对GDP波动的贡献率最低；二是消费的收入弹性逐渐降低，从长期趋势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收入增量部分用于消费的增量是降低的；三是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消费产品从以前“吃穿用”为主向“住行学”过度，这其中“住行学”的产品大都具有投资属性，在统计中并不被计入。综合以上各种因素，预计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略有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走势
高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这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有关。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工业化过程，即制造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01年的14.4%上升至2003年29%的峰值，在产能形成后的一至两年，外贸顺差有显著增长。在此过程中，国内经济环境还伴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以及要素资源的价格扭曲，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有着很强的价格优势，这就形成了经济增长投资和出口依赖症。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外需疲软，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以城市化推动的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亮点。以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为例，其中1.8万亿元为“铁公基”项目，1万亿元为灾后重建项目，2800亿元为保障性安居工程，这些项目都与城市化相关，占总投资的75%以上。这些投资并不是以财政全额拨款的形式下拨，此后出现了地方政府以投融资平台形式落实这些投资的现象，这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构成潜在风险，此后国务院提出了清理整顿的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伴随着上述政策起落，经历了三个阶段：2008年的小幅上涨阶段；2009年的快速上涨和快速回落阶段；2010年的小幅回落阶段。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走势，结合2011年政策的新动向，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还将延续2010年的走势，甚至进一步下滑,其对GDP的贡献率将大幅下降。这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制造业投资可能面临继续下滑。制造业投资与外需紧密相连，目前美欧经济前景依然不明朗，尽管外需存在恢复性增长的诉求，但恢复性增长不致引起国内投资的增长；从供给角度看，低成本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状态已经发生改变，这也使得传统制造业投资不具吸引力。二是商品住房投资将进一步下降，保障性住房进一步加大投资，但后者不足以抵补前者。综合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方面的走势预测，估计2011年房地产投资会有较大幅度下滑。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所下滑。其一，4万亿元投资的效应逐渐消退；其二，去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过快，国务院于2010年6月发出清理平台债务的通知,可能形成一些烂尾工程；其三，三个重要事件对去年的投资贡献较大，分别是玉树灾后重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而2011年全国并没有大的会展和体育赛事举行，这也导致投资下滑。
进出口走势
2011年的进出口形势将表现为：进口增长率保持在30%左右，出口增长率略低；但由于出口额的基数大于进口额，对外贸易依然保持顺差态势，估计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200亿美元以上。
首先，从对外贸易的历史看，自中国加入WTO后的2001年至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保持在200亿至300亿美元；自2004年开始贸易顺差每年保持700亿美元的增长，进出口增长率稳定在30%左右，形成稳定的增长趋势。此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在2008年下半年才显现，进出口增长率在2009年经历了最低谷，但自2010年初，进出口贸易又恢复到历史增长水平。
其次，受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影响，人民币升值面临很大压力。然而关于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恶化中国贸易收支的看法，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理论在现实中能否成立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是否完全传递，其二，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即价格变动是否具有数量效应。就第一点而言，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因沉没成本、市场竞争等，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很难传导；就第二点而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价格水平显著低于主要出口国，因此出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出口和进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于1，从而“反J曲线”在中国并不存在。
综合以上两点，2011年对外贸易还将延续2010年的恢复性增长势头，由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对外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能有负转正。
物价走势分析及其治理
201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呈一路上升趋势，成为宏观调控的焦点。对此，须弄清此轮价格上涨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影响，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及能否得到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实体层面主要表现为贸易盈余的增长，在金融层面表现为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这决定了物价不具备长期上涨的基础。从CPI走势可以看出，非食品类的CPI增长率一直维持在3%以下走势，而每次CPI的大幅上涨都伴随着食品类CPI的上涨。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的CPI上涨因素是粮食歉收，全国粮食总产量在2000年至2003年一直保持在9000亿斤以上，2003年骤减至8600亿斤；2007年食品类CPI的大幅上涨主要归因于猪肉价格上涨，2006年9月全国范围内爆发蓝耳病疫情，导致猪肉出栏数和猪肉产量大幅下降。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同样是食品类的价格上涨，而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归因于2010年初自然灾害导致的供给冲击。此外，由于资源类产品（如水、电、燃气）的价格上调导致居住类价格小幅上涨，但CPI中居住类权重仅为14%，因此并非CPI上涨的主要推手。
对于此轮价格上涨，许多学者将其归为通货膨胀，进而提出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进行打压的对策。对此笔者认为并不恰当：首先，由于此轮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仅起不到抑制物价的作用，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产出波动；其次，一种观点认为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是过剩资金的恶意炒作造成的，有必要收紧流动性，然而收紧流动性并不能根本上堵住这些微型泡沫的源头，恰恰相反，大部分蔬菜都是易损品，不易储藏，也不会成为长期炒作的对象；最后，部分学者认为物价上涨是输入性通胀的结果，对此应该通过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减轻输入性通胀的风险。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国一直是小麦和大米的出口国，而大豆占据中国食品进口的50%以上，因此输入型通胀不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出，货币政策并不是应对物价上涨的主要抓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的《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将对物价上涨起到抑制作用。首先，前五项措施都是应对供给冲击的，可谓切中要害；其次，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影响的主要是低收入人群，因为食品类支出在他们总支出的比重较高，而第六项措施即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主要针对优抚、低保人群；最后，针对游资恶意炒作部分农产品的现象，通知提出了加强价格监管等措施。
在以上政策作用下，物价上涨现象将是短暂的。然而，影响2011年物价上涨负面因素依然存在，甚至要强于2010年。不仅南方遭遇冰冻天气，而且北方持续干旱，这已经影响到冬小麦的播种，而北方16省耕地面积占全国近60%。此外，2010年年末的翘尾因素还将持续。总体而言，2011年CPI走势将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全年CPI不超过4%。
财政及货币政策分析
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是宏观调控的艺术。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就财政政策而言，积极的政策取向将发挥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的作用。2011年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包括教育投资、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养老保险体系的扩大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应用。以上政策取向与整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相契合，起到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目前，东部地区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行低附加值工业化的道路已面临瓶颈，而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的道路是必然选择。对此，公共领域的投入必不可少，在教育、医疗和养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城市的服务经济也将获得大力发展。对于中西部而言，地区发展差异是最重要的议题，对此中西部应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通过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进入，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就货币政策而言，稳健是由“积极”转为“稳健”，实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从具体操作工具看，数量工具居于主导地位。价格工具让位的首要原因是市场仍然处于低利率环境，提高利率可能引致热钱流入；其次，过去提高利率的着眼点是物价，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冲击，随着冲击逐渐减弱，提高利率的压力逐渐减轻；最后，如果多次提高利率，贷款利率将处于高位，这与后危机时代的增长诉求不相称。总体判断，2011年加息的次数大致在三次左右，此外由于“南冻北旱”的天气可能再次造成供给冲击，因此央行的加息主要集中在上半年。数量工具的着眼点是对冲外汇占款，随着对外贸易的恢复性增长，外汇占款也将进一步增加。数量工具中存款准备金的应用居于主导，因为在利率上升期，存款准备金相对于央票是成本较为低廉的工具。此外，货币政策中的信贷政策将发挥结构调整的作用，如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及房贷的准入政策还将继续执行。
对策建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为在短期内校正宏观经济走势，使之符合中期的发展规划，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实体领域应消除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
第一，在中央层面应加快资源类产品的价格改革。长期以来，高能耗、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是支撑出口加工贸易发展的三大基石，这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导致了工业结构的低级化，使得我国迟迟不能摆脱经济粗放式增长的模式。对此，必须认识到，经济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须要通过资源价格改革进行倒逼。通过改革的倒逼机制，传统的产业部门将做大做强，淘汰的产业资本将寻找新的方向，而通过人为的控制价格从而抑制矛盾发展可能会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对于资源价格改革的方式，笔者并不主张通过提价这种简单方法进行，要防止用于补偿环境损失的资金转变为少数部门的福利，建议采取开征资源税的方式。
第二，在地方层面彻底改变以GDP增长为标准的政绩考核模式。首先，由于上述考核方式并未将环境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引进项目注重规模、轻视质量的行为模式，加剧了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和低级化特点；其次，这一考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房价快速上涨，一方面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可以为地方的GDP增长快速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解决税收不足的问题。然而高房价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严重负面影响：其一，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使得产业资本不愿意进入新兴产业，因为相对于高风险高利润的新兴产业，房地产行业则是低风险高利润的；其二，高房价提高了居住成本，影响了高技术人才的聚集，而人才是创新的根本因素。
财政领域的改革应围绕实体领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两条主线：一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服务化过渡；二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城市化扩展。上文围绕这两点针对短期的财政支出政策进行了简要论述，此处重点讨论长期调整的财政收入政策。
围绕第一条主线应做好如下两项工作：第一，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直接税转型。间接税存在着征收便利的优点，但其计量的基础是工业产品的流转，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的推进，税收结构也应做相应调整。第二，积极推进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一方面为保障经济发展的基础，通过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继续为第二产业减负；另一方面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通过营业税的取消和消费型增值税的开征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负差距问题。当然，为了保持地方改革的积极性，这部分收入仍然可作为地方收入入库。
围绕第二条主线应做好如下工作：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并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税源相对集中稳定、征管相对便利、收入充足、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大多列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留给地方的大多是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和收入不稳定的小税种，使得地方政府很难通过地方税有效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客观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各种非税方式――包括土地批租方式筹集预算外资金，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为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一方面可以适当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适当增加地方税税种。当前应加大力度推广房产税，从税收效果上看，房产税能够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从而优化产业资本结构的作用；从税收的技术角度讲，房产税具有税源集中稳定、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有利于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
货币金融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来配合其他领域
货币金融领域的改革重点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首先，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必然产生新的战略产业（如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七大新兴战略产业），新的战略产业必然需要金融支持，而实践表明资本市场在支持技术创新方面比银行更有优势；其次，大力发展公司债市场，降低大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利差吃饭的局面，增加银行体系竞争力。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调控环境。首先，发展短期国债市场，改变货币调控的被动局面，形成基准利率。目前，央票主导的公开市场操作产生了诸多弊端，如以自身负债为基础的调控使货币当局不能保持中立，央票在到期后支付利息实际上形成了长期扩张的态势，导致在应对流动性过剩时调控效果不佳。其次，逐渐取消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付息制度，恢复利率的零底线。最后，彻底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目前存贷款的半管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间的竞争，也使储户丧失了选择权。在当前银行理财市场逐步发展并形成竞争的环境下，放开存贷款利率市场正逢其时。
一、价格同比涨幅持续下降
2012年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43个，持平的城市有24个，上涨的城市仅有3个，且环比涨幅均未超过0.2％。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0％。与上月比较，消费价格涨幅回落0.2个百分点，食品价格涨幅回落0.5个百分点。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18种蔬菜批发价格季节性回落，三周累计下跌10.7％，预计5月份CPI同比涨幅将加快降低。
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下降0.7％。
价格涨幅回落与各方面预期是一致的。主要因为：第一，随着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不断显现，价格上涨的货币因素逐步稳定。2012年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88.9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比上月末低0.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7.50万亿元，同比增长3.1％，比上月末低1.3个百分点。与2009年12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27％比较，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十分明显，对稳定价格形成了基础性支持。第二，买房需求趋稳。2011年采取的限购等措施，在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方面取得明显成效。2012年1-4月份，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减少了13.4％。受政策控制影响，预计2012年买房需求总体平稳；受预期改变的影响，部分城市买房需求可能出现较强烈收缩。这将是房价稳定以至下调的决定性因素。第三，供给总体不断增强。2011年农业生产又获丰收，粮食连续8年稳产增产，生猪存栏数量明显增加，棉花增产，农产品供给基础进一步改善；商品住宅上市数量持续增加，存量房数量不断扩大，保障房建设步伐加快，住房供给明显增加；服装、家电、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工业消费品供给充足；重要生产资料供给水平较高，钢铁、建材、生产设备供给充足，能源紧张状况有所缓解。综合看，供给面不断改善，对物价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持。支持物价稳定的因素正在持续增加，在这些因素支持下，预计2012年物价涨幅总体趋降。考虑价格改革的因素，预计CPI涨幅也可以保持在3％左右。
二、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
在2011年经济增速平稳回落的基础上，进入2012年后经济增速继续回落。一季度GDP增长8.1％，增速较上年四季度降低了0.8个百分点，而2011年一季度至四季度共降低0.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回落幅度有所加大。2012年4月份工业增长率由一季度的11.6％进一步降低到9.3％，若5、6月份工业增速继续下降，按照工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推算，二季度GDP增长率将降低到7.5％以下。面对这一经济走势，稳增长的任务将变得更突出。
综合各方面分析,预计2015年四季度GDP增长6.9%,消费物价增长1.5%。2015年全年经济增长6.9%,消费物价增长1.4%左右。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下滑探底企稳,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实现6.7%左右增幅,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长10.8%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8%左右。出口同比增长1.6%左右,进口同比下降-0.8%左右。PPI全年同比下降1.8%左右,较2015年下降幅度减小,CPI全年增长1.3%左右,略低于今年。M2同比增速在12.8%左右,信贷同比增长14.3%。
全球经济形势总体判断:
今年深度调整 明年缓慢复苏
2015年,全球经济呈现深度调整。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总体复苏态势不稳,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明显,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仍未摆脱经济困境;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呈现明显的分化格局,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印度经济仍保持在7%的经济增速,但俄罗斯、巴西两国经济陷入衰退,南非经济增速也陷入低谷。
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导致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如期宣布提高联邦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0.25-0.50区间,这意味着美联储结束了长达7年的零利率政策,长达半年的首次加息预期终于兑现。针对美联储加息,越南、挪威、印尼、菲律宾均按兵不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等石油出口国、与美国经济周期一致的墨西哥和汇率盯美元的香港均以加息应对。
2015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给原材料进口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带来了下行压力,传导到消费者价格CPI领域,导致消费物价低迷。根据IMF的预测,发达国家通货紧缩压力明显,预计2015年发达国家CPI增速为0.3%,新兴市场国家CPI增速为5.6%。预计2016年发达国家CPI上涨1.2%,而新兴市场国家CPI上涨5.1%。
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以及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回流欧美发达国家的趋势明显,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持续贬值,俄罗斯、巴西等国的通胀率居高不下。
受需求疲软、汇率波动以及全球产业链条与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上半年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货物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10.9%。
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有望继续缓慢复苏,但是面临的下行风险在增加。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差异化导致货币政策的分化,美元在首次加息后进入缓慢加息通道,英国央行预计将迎来10年来首次加息,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仍有扩大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由此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乱局还将继续困扰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在新兴市场地区,经济增速下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及国际资本外流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的动荡。
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回顾:
经济增长实现软着陆
结构性通缩应受重视
2015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减速,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改革深化,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为“十三五”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增长平稳减速
成功实现软着陆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典型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面临需求放缓、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压力。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分别同比增长7.0%、7.0%和6.9%,预计四季度当季GDP同比增长6.9%,全年增长6.9%,比去年下跌0.4个百分点。2015年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软着陆。
1、工业和服务业走势分化,产业结构有所调整。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低增速,但服务业增速加快。前三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同比增长5.9%,较去年同期减缓 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8.4%,比去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
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2%,比10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11月份制造业同比增长7.2%,已从底部初现回升态势。非制造业继续保持平稳扩张态势,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1.4%,比第二产业占比高10.9个百分点。
2015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部分指标出现回暖迹象,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是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收窄。二是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连续四月出现同比下降,降幅逐渐加大。三是钢铁、煤炭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2、消费增速放缓,四季度略有回升。
1-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同比增长10.6%,较去年同期放缓了 1.4个百分点。消费在三大需求中相对稳定,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6%。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滑,四季度投资小幅回升,房地产投资仍负增长。
投资增速下滑幅度较大。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2%,与1-10份增幅持平,较去年同期放缓了 5.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仅1.3%,较去年同期放缓了10.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1-11月同比增长8.4%,较去年同期放缓 5.1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1-11份同比增长11.0%,较去年同期放缓6.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1-11月同比增长18.0%,较去年同期放缓2.8个百分点。从当月增速来看,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回升,房地产投资仍是负增长。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从9月份的低点6.8%回升至10.8%,但房地产投资连续四个月负增长,11月份跌幅扩大至5.1%。
4、进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增加,出口市场份额上升。
1-11月我国累计实现出口同比下降3%;进口同比下降15.1%; 1-11月累计实现贸易顺差5391亿美元,同比增长61.8%。贸易顺差增加的原因是
进口的大幅减少,而非出口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需求衰退型顺差特征。 从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来看,2014年中国出口占比平均值为12.9%,2015年1-8月中国出口占比平均值上升至14.5%,这表明中国出口份额并未下降。同期进口占比平均值分别为8.5%和8.7%,基本平稳,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对世界贸易需求并未产生相对的紧缩作用。
生产部门物价低迷
成功避免消费领域通货紧缩
2015年面临较大物价下行压力,成功避免消费领域的通货紧缩。预计全年CPI同比增长1.4%,PPI 同比下降5.2%。
虽然以CPI指标来衡量,暂时还不能判定中国已经陷入全面通货紧缩状态,但是因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低,投资和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远高于发达国家,仅仅以CPI来衡量物价变化并不全面。
PPI连续3年多负增长,对投资和生产部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紧缩作用。抛开判定通缩的概念和标准之争,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我们认为当前结构性通缩比较严重,有可能进一步蔓延恶化,对此仍应给予重视。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创新创业提供新动力
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已告别高增长、高投资、高投入时代,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创新创业提供新动力。
一是消费、投资结构优化。
经济下行过程中,居民收入快于GDP增长、就业稳定、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消费发挥了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前三季度累计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去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
二是二三产业的结构优化。
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4%,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比重高1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5.8个百分点。服务业内部出现转型,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2.6%,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快11.4个百分点。
三是居民收入增长较为稳定,就业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2%,实际增长7.7%,分别高于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2.6和0.8个百分点;累计新增就业达到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就业目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9.5%,实际增长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8%。
四是创新创业提供增长新动力。
高技术产业、网上商品零售、快递业务、手机上网流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智能电视等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商务便利化措施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户。1-10月份,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2%,好于同期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形势。
灵活运用货币金融政策
成功抵御金融风险
经济增长减速,股市、房地产、债市、汇市等潜在金融风险隐患增大,但中央政府通过灵活运用各种政策,成功抵御了金融风险。
一是稳定股市。
受多重因素影响,2015年中国股市大幅波动。今年8月中旬股市暴跌后,推出各种救市措施,股市恢复了稳定增长。截至2015年12月25日,上证综指较年初上涨12.16%,涨幅高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高于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
二是稳定房市。
为应对房地产销售压力,2015年中央出台了包括降息、降低首付比例、公积金政策调整等一系列房地产优惠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销售,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房价环比上涨城市增加,涨幅有所扩大。11月份全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分别为33个和40个,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涨幅均扩大;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降转平,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持平。
三是稳定汇市。
2015年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资本流出压力加大。自2014年下半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开始转入下降通道,并延续至今。为减缓资本外流压力,8月11日实施汇率改革,人民币在可控制范围内对美元贬值。截至2015年12月2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较8月10日贬值4.3%。
四是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有序推进。
3月26日,央行公告简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流程;4月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6月2日,央行《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并正式实施;7月21日,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8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市场化决定机制出台;9月15日,央行改革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由时点法改为平均法考核;9月30日,央行开放境外机构参与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10月23日央行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利率管制完全放开;11月20日央行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走廊初步成型;11月30日,人民币成功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推进。
财政政策加力增效
促进经济增长
今年以来,财政政策积极转变调控思路,创新方法手段,在稳定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完善宏观调控措施和手段,切实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
一是发挥政府投资稳增长调结构作用。
中央财政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加快一般预算支出进度,继续大力推进PPP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收费公路、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建设、管理和运营,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继续支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投入力度;优化水利专项资金支出结构等;支持产业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财政资金重点投向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加快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注重创新投入方
式,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 二是稳步发行地方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央财政今年落实稳步发行地方债的工作,并适度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继续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同时,中央财政还在今年发行了专项支持投资项目的债券。发行60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增加7000亿元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额度,用于支持2015年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项目及在建项目建设。下达3.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主要用于偿还2015年到期债务。
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增长新动力显现
增速下滑探底
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但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有望探底企稳。
五大发展理念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指引
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供给侧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五大理念的指引下,政府将在区域、产业、 国企、财税、金融、民生等领域推出一批力度大、接地气的改革方案。
明年经济工作总基调仍是稳中求进
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总的定调仍是“稳中求进”,“稳”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创造新供给和新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由于房地产投资仍难以显着回升,明年国内需求仍面临较大下降压力,而全球多数经济体复苏缓慢也制约外需,加上金融行业在今年高基数影响下也会放缓,明年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适当小幅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可能更为合理。这意味着经济工作目标虽然可能小幅下调,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点底线是6.5%,2016年增长目标可能设置为6.7%。
五大任务指明周期性调整的工作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前四大任务直指经济下行阶段周期性调整的艰巨任务。去产能是指传统产业尤其是重资产、周期性行业的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对应去房地产库存;去杠杆对应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控制金融风险;降成本主要通过降低税费和调整能源价格实现,补短板主要是补齐民生、产品、产业方面的短板,强化扶贫、产品和产业升级、农业等领域工作。去产能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但短期可能使得过剩行业投资继续大幅放缓,并导致企业融资需求继续大幅收缩。
加快产能出清可能带来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使得经济面临较大的通缩风险。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会议强调“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这意味着过剩产能去化会相对循序渐进地进行,供给侧将是缓慢的产能出清。
财政政策加力发挥托底作用
为维持相对较高经济增长,政府稳增长力度或加大,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一是“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这可能意味着财政支出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力度超出想象的可能性较低。二是“实行减税政策”,而减税属于供给侧改革的措施,着重于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三是“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弥补财政减收。2015年共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预计明年财政赤字规模增加至2万亿左右,赤字率可能达到2.76%,赤字净增量增加3800亿元左右。上述减税增支措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总体来看财政手段仍是托底经济的政策,经济真正意义上走出低谷不是靠中央财政加杠杆,而是靠企业加杠杆,中国要重回企业加杠杆仍需先完成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去杠杆过程。
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保持适度宽松
一是社会总需求仍然偏弱,需要在需求侧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二是配合供给侧改革,为实体经济提供适宜的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三是配合结构性财政政策,为各项财政专项债券、地方政府债务、国债发行提供有利的利率环境,同时降低存量债务的压力。四是美联储加息后为应对资本外流,人民币温和贬值。预计2016年一次降息,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4%左右。
2016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综合前述分析,2015年四季度工业生产、投资小幅回升,消费增长基本平稳。2016年宏观经济走势仍受去产能、去泡沫和清理债务等因素影响,企业库存可能见底回升;物价方面须防止去产能力度过大导致消费物价负增长形成通缩;房地产销售出现有回暖迹象,房地产去库存任重道远,能否带动房地产投资回升仍有待观察;总体上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极大挑战,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财政支出仍需加大力度。
假设2016年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不至于产生系统性风险,基准预测基于以下基准假设:(1)美元波动。因美国经济复苏走在发达国家前列,美元汇率波动与美国经济与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经济复苏的相对速度密切相关,但美元过于强势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我们假设美元指数在90到100之间波动。(2)美国加息。未来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可能慢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加息周期。假设2016年加息两次0.25%。(3)油价维持相对低位。原油价格回落至40美元/桶左右,我们假设2016年纽约原油价格维持在45美元/桶左右。(4)根据美联储公布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联邦储备银行行长12月份的点阵图预测报告,假设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2.4%,根据IMF10月份《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值,假设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分别增1.6%和1.0%。
国内政策变量基于以下假设:(1)一次降息,三次降低准备金。未来根据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化情况、金融市场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降息空间较小,仍有可能继续降准。假设2016年降息一次,降准三次。(2)人民币兑美元贬值4%,保持在6.73元/美元左右。(3)财政赤字规模增加至2万亿元左右,赤字率可能达到2.76%,赤字净增量增加3800亿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