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构成
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基本动力与统治合法化的重要基础，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曰科学技术是现代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所有阶段，而是出现在现代社会晚期，即科学技术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既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重要的有机组成，又是维护现代社会统治的重要力量。
(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属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其产生的背景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特征。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其实质乃是政治结构的科技化:“它不管实践问题，因而也不管关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志形成的标准讨论……国家活动的任务表现为技术任务”［4］61。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这两种特征形成之后，现代社会使得“自然科学成为教条，使它看不见可以影响和构造其运作的惟妙价值观体系时，科学自身就变成了意识形态”［7］80，即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了意识形态这一当代社会的重要构成因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政治活动的科学化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在这种语境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之中，成为社会主导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形式。而这种意识形态则逐渐塑造人们的自我理解，一方面将传统的文化价值作为落后的要素排除出去，将科学技术价值作为唯一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科技意识形态背后的目的理性系统则压制了人们的交往活动和语言系统，树立了目的理性系统独大的局面，从而使得交往活动逐渐萎缩，退化为一种畸形的交往，成为科学理性的附属物。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形式，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具有重要的维护功能。第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更能维护统治的稳定性。旧的意识形态是“个别的信仰体系或象征形式，它们在世俗化以后出现，服务于发起政治运动或掌握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政治权力”［2］93，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虚假的东西，它含有一定的技术性和真实性，如补偿纲领，而这种补偿纲领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现实表现，其由于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某些生存问题以及个人的发展问题，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从而保证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维护了社会统治的稳定性。第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形意识形态，在突出目的理性系统子系统问题重要性的同时，又掩盖了人类交往活动中的实践问题，即忽视了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工具理性并不仅仅是变成了支配性的，而且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承认的唯一的合理性形式”［7］85，这种意识形态“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的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4］69。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排除了与生活联系的问题，将科学技术问题或目的理性的子系统问题作为社会生活问题的全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并且通过这种手段的实施及其结果将生活束缚于目的理性系统的坐标系之内，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开始被科学技术问题及其思想同化，这无形中消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往意识与反抗意识，维护了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同时，损害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为标志的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片面化发展，取消了以交往理性为内容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解放的潜力，成为阻碍人类自身发展的桎梏。
二、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是重建社会合法化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凸显了目的理性系统的重要性，却严重损害了交往理性的正常发展，导致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片面性和异化，这种情况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只有恢复交往理性的地位，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束缚，才能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设想了几种可能性的途径，企图通过它们反抗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恢复交往理性的功能，以便重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一)建立批判的解释学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涉及的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语言理解的问题，他指出，语言是社会系统的“元制度”，对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把语言理解成为所有社会制度都依赖的元制度具有一种重要意义”［8］。在科学技术理性的压抑下，交往活动的基础———语言结构也被科学意识形态所侵蚀，语言成为表征社会权力关系的媒介从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而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又造成了语言交往中的“误解系统”，使得日常语言交往成为一种“一贯被扭曲的交往”，交往活动失去了其本质，这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滥觞。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关键和重点就是要改变当前扭曲的语言结构，建立正常的语言交往系统，以达到社会交往活动的合理化。鉴于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的方法，即通过对交往主体的交往方式进行反思，以此来纠正语言交往的歪曲性，这主要包括两种批判:交往行为者相互对他们的解释进行批判与解释者对自己的解释进行批判，通过这两种批判，使得交往主体能够反思性的使用交往能力，破除科学技术理性的束缚，达到“把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移入生活世界语境……变得明白易懂”［9］，进而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对话关系，以此来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压制，建构合理的交往活动结构，破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实现社会历史的合理性。
(二)实行协商民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与国家干预活动片面凸出技术问题和补偿纲领，而将人类的自由和价值问题排除出去，民主成了虚伪的形式，“在市场和管理的自动调节功能下，我们现代人则要使我们自身的行为与交往的最小化相适应”［10］，“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就是把民主工具化……工具性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11］。针对这种情形，哈贝马斯指出，要消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制约，必须要发展一种真正民主化的社会制度，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讨论道德实践问题和人类解放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民主的对策，这种协商民主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12］，前者属于高度结构化和形式化的强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社会事实上的民主有效性，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维护民主的效力;后者属于以非组织化的舆论为主的弱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性意义上的有效性，通过市民的自由交流和协商，体现民意和价值诉求，但是必须遵循语言交往的真实性、真诚性与正当性等原则和程序。可以看出，这种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民主，“民主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为在民主过程中并不存在脱离程序的正确性标准;决策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过程是否符合程序”［13］。哈贝马斯主张在遵守严格程序的前提下，强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应该向弱公共领域开放，以此将公共舆论和公众意见纳入形式化的法律程序之中，“把国家公民和私人法律主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14］，保证广大公民意志的法律化，从而实现民主协商的事实意义上的有效性和规范意义上的有效性，并最终体现并保障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权力，在此基础上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保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三)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批判的解释学和协商民主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发展交往理性提供了条件，那么，现实中的交往主体由谁来充当以反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是社会公众。他指出:社会公众通过呼吁科学技术专家与政治专家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对话，可以树立“人道的科技观”，将科学技术的选择同人们的交往活动联系起来，进行“劳动和语言方面的设计”与“整个人类的设计”，从而达到主客体的解放，进而促使社会制度更加合理化。哈贝马斯尤其关注学生团体的反抗力量，因为大、中学生集团不像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去被动的适应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及其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而是从人类的交往活动层面向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贝马斯从这种要求中看到了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力和建立合理化社会的信心，“从长远的观点看，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也许能够持续地破坏这种日益脆弱的功绩意识形态，从而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本来就虚弱的、仅仅由于群众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护的合法性基础”［4］80。只有瓦解了这种脆弱的合法性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以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和谐发展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方式，才能实现更加合理化的社会制度。
三、结论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视角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基础及其发展趋势，揭露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及其解决途径，对于深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较为科学地回应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诸多的新现象，如何看待这些新现象，特别是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系统中的功能，成为当今社会必须要思考的重大课题。马克思认为，考察社会的变革必须从物质和精神或意识两个维度进行，“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5］。哈贝马斯确实从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方面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状况，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内涵，“以思想的实证主义形式出现的技术与科学，当其被表达为技术决定论时，它就取代了已被摧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16］。这一论断表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共谋性，科学技术价值中立的思想开始动摇，促进了人们对于科学理性的进一步反思。西方理论界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启发之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反思，开辟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领域，主要表现为将意识形态批判深入日常生活、审美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成为一个包容万象的理论体系，这对于正确认识晚期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09 — 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 “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 考 文 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3〕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13.
一、当代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及实质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断密切，既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关，也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时代主题变更相关。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木主义阵营的对抗，既表现为军事较量，也表现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木主义的森严对垒转化为并存竞争，意识形态既推动这一转变的过程，又在这一过程中拓展了自身职能，表现为文化形态。这种转变，并不是西方学者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或“非意识形态化”，而是意识形态具有与过去不同的服务对象与功能属性。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争论激烈，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论”与“等同论”。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论”
对立论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持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他把意识形态界定为偏见、情绪、虚妄，而把科学界定为真 实、理性、正确，从而认定两者是对立的。对立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他认为科学是在抛弃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前提下形成的’也就是说’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条鸿沟，他称之为“认识论断裂”。之所以有这种断裂，就是因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即思想的基础结构或思维模式。这种问题框架居于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一旦它上升到意识层面’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认识断裂就出现了。所以他提出，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自由的科学。很明显，阿尔都塞同样认为意识形态是强制性、虚幻性、普遍性的存在，只有不断改造、摆脱意识形态’才能形成科学理论;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把意识形态从科学领域清除出去，保持科学的发展性。
对立论把意识形态视为情绪、僵化、虚幻的东西而与科学对立，否定意识形态具有科学的可能性。这种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割裂、对立的观点，不仅否定了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而且否定了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作用，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不需要科学技术以外其他条件的纯科学技术活动。这种观点是导致西方社会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流行的认识根源。这种唯科学主义观点，在尊重科学经验与事实的名义下’推行不可知论和主观经验主义，把木来属于“工具理性”的科学，要它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论，’
等同论认为，资木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法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最先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代资木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可以论证社会目标的合理性，又可以掩盖其不合理性;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物化”已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深奥的“自我施加的现象”;“技术的合理性”已转化为“统治的合理性”；“各种精密观测仪器正在使语言木身失去其表现特征，并越来越排他地显现出一系列符号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甚至每个个体灵魂的无限意义和价值观念也已经变得陈腐过时。”等同论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工艺的应用，而且工艺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技术和科学取得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_马尔库塞只看到了资木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木主义意识形态向各个领域渗透的一面，从而陷人唯科学主义。
等同论的第三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哈贝马斯通过对当代资木主义的分析批判，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命题。他认为，在资木主义社会，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日益失去意义，资木家一方面主要靠科学技术获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加强，统治者也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交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由科学技术专家运用技术来解决的问题，这样科学技术就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说：“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哈贝马斯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科学技术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又实现了对人的统治。哈贝马斯的这种思想，实质上就是“技术统治论”思想。“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4]应当承认，哈贝马斯看到了当达资木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统治工具的倾向，警 示人们要认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动向，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用科学技术掩盖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矛盾’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既违背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关系而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又掩盖了发达资木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的实质而在政治上有害，其要害如美国学者A?赫布斯在《社会问题与科学主义》一书中所说的，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回答所有的人类问题’它使科学成为哲学、宗教、习惯方式和道德的替代物”。
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在西方国家中对立或等同两者的关系，便出现了既有将科学技术看作纯粹“客观知识”或纯粹“客观工具”，否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作用的科学主义流派，也有将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孤立化、绝对化，排斥科学技术作用的人文主义流派，这两种倾向只会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断裂。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
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上的“对立论”与“等同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的“关系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有区别而不能等同，有联系而不能对立。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对象不同。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时，认为历史“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而“意识形态木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认识、利用与改造的产物。如果说它反映了某种关系的话，除了反映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外，从人的角度来说，它只不过反映了“人对自然现象的关系”，并不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而意识形态则是人们关于社会的观念形态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反映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是人们阶级关系的反映。
其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木来面目，进行事实判断。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怎样，在科学的领域之外，仍然需要对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科学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至于用科学是为人类造福还是危害人类，就不属于科学范围的问题，而是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范围。意识形态是为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辨别善恶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再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属性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_31~35)科学技术有别于哲学、政治、宗教、艺术等知识形态，它内在地连接着劳动者的体能、技能和劳动工具’具有技术实现的需要和可能。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作用的强化，无非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都有强化作用。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以一种无阶级性的特殊意识形式，处在向物质形态的转化中而推动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科学技术称之为“头等生产力”、“第一生产力”。而意识形态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上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木利益和观念的总和，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鲜明的阶级性。
总之，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在木质属性、功能属性、社会属性上，在反映、服务的对象上，在社会生活中所担当的任务上都是不同的，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不管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强大，但它不可能消除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价值取向。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需要人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与更合理的价值取向来推动、驾驭科学技术发展，正确运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片面夸大科学技术作用，否定意识形态作用，无疑会使科学技术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无法驾驭，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恶化，这决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生存、发展目标。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两种不同事物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资木主义生产力发展时，指出科学技术在资木主义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这是因为，“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正因为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所以，“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它不仅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自然科学研究所创立的理论和使用的方法，形成的科学精神，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力量。科学的木性是尊重客观事实，不迷信任何偶像权威，不承认任何陈腐不变的教条，不盲从任何权力意志。因而科学木身是彻底革命的，它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力地摧毁着落后的意识形态，并促进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作用后指出，这些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导致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不断开辟新的发展领域。为此，社会的规范、准则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更，形成新的政策与法律条文。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能帮助人们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树立新的价值与伦理观念，摒弃愚昧无知、陈旧落后、封建迷信的思想意识。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如系统、综合、协调等思维方式，使人们观察、分析问题有新的特点，帮助人们从单一到多样，从把握线性关系进而研究非线性关系，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上升到新的水平，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强化意识形态功能。其一，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运用科学技术服务政治需要、维护政治制度。科学技术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它一旦为某一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掌握和运用，便具有为特定阶级、社会主体服务的社会属性。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总是力图从科学技术那里寻求支撑，为自身的利益和政治制度辩护。无产阶级用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为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和彻底的革命理论作论证。资产阶级也利用某些科学理论反映和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如资产阶级利用适用于自然界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解释社会领域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生活方式，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被资产阶级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资木主义弱肉强食、对外侵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恩格斯说:资木主义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木，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其二，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关系的变化。蒸汽机的出现引起工业革命，新兴资产阶级拿起近代科学技术这个武器反对封建神学，建立了资木主义政治制度；电磁理论应用引发的电力技术革命，促进资木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变革，使自由资木主义进人到帝国主义阶段。
再次，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双重性，即既可以增强世界政局稳定，又可能引发国际冲突。科学技术应用得当，可以合理进行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推进各国经济发展。如果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威胁甚至发动战争，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甚至使世界遭受灾难性后果。例如，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转移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17世纪末英国成为欧洲科学技术中心，英国凭借强大的科技与经济力量，对外推行炮舰政策，以帝国面貌称霸于世界。19世纪初到中叶，科学技术中心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当时以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上世纪末开始到木世纪中叶，科学技术中心又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现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称霸世界，推行强权政治。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科学技术发展能够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会改变国家的政治地位与世界的政治局势。所以，各国都先后制订了“科技兴国”、“技术立国”、“科技治国”的战略方针。
第二个方面，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在分析了经济关系与法律的关系后指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一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自他还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意识形态对作为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的作用，首先是政治的作用。政治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意识形式，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普遍存在，它对社会，包括对科学技术具有既保证又制约的作用。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总是要受一定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法规、体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制约。这种支配、制约的作用是通过现实的人来实现的。政治环境对人产生直接的外部影响，政治原则、规范约束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行为，政治意图和要求只有通过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才能指导行动和产生效果。政治支配、影响科学技术发展，同政治支配、影响经济发展的道理一样，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支配、影响的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在分析资木主义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反作用时指出：“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自由探索、自由讨论，要有先进的、民主的政治作保证。资木主义社会的民主比封建社会的民主程度高，因而资木主义社会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第一次使民主成为一种国体，比以往任何民主制度都要优越，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条件。
其次，道德反作用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思想面貌一旦改变，社会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它对于经济基础就会表现出巨大的反作用，对维护和巩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起着进步的或反动的作用。因此，道德水平一旦提高，良好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就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定的道德，归根结底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反映一定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道德不仅为科学技术提供价值目标与价值判断，而且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科学发现与道德关系时，提出了一个著名格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_恩格斯则阐述了科学的道德要求，他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的演讲时说:“像居里夫 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的重视、提倡和修养，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我国是一个道德资源丰富而深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不仅对传统道德资源进行了传承、开发与创新，而且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道德观念，如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科学、注重奉献的观念;不甘落后、敢于竞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观念等等，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科技领域的道德风尚，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全面研究和正确处理这一关系，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科学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相对落后的科学技术，由于其木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尚不突出，因而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推动，和意识形态对其作用也不明显，实践过程和理论上的研究也显得不足。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在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与经济、科技结合，向经济、科技领域渗透、转化相对薄弱，我国在面对世界激烈科技竞争和意识形态较量中，既面临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一）科学技术的决策保证与快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从理论上论证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从全局上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位。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科学技术纳人国家政策程序，迎来了久违的科学技术春天。1985年国家颁发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解除体制、政策障碍，为发展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随后，国家出台了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科技规划。这些计划、规划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动员令和指挥棒，推进各项科学技术研究、攻关全面有序展开。1995年，我国在对科技体制改革10年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兴国”战略，次年建立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并启动了《技术创新工程》；1997年我国作出决定:实现发展经济依靠科技的根木转变，并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教育的战略基础地位、科技的战略主导地位在我国确立。同时，我国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向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弥补了经费紧缺，带动了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参与外资、合资企业的生产、管理而掌握先进技术。我国从国外引进科学技术人才，不仅为我国直接提供了科技成果，而且有利于为社会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学技术骨干。进人新世纪后，我国确立了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2010年进人世界“科学中等强国”行列；2030年前后跃居世界“科学中等强国”前列；2050年左右跻身世界“科学强国”行列。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是我国进人新世纪新阶段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规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实施顺利，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科学技术成绩斐然。一是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在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纳米科学、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一批原始性创新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在航天科学领域，我国掌握了卫星回收和一箭多星等技术，自主研发的“神舟”系列航天飞船成功发射，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实现了载人航天丁程的重大突破;“嫦娥”一号探月之旅和“嫦娥”二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成功跨人深空探测的新领域。三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在国际T0P500组织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量子避错码被国际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纳米电子学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研究获突破性进展，六千米自制水下机器人完成了洋底调查任务等。四是在生物科学领域，杂交水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完成水稻基因图谱的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基因绘制图，首次定位和克隆了多种基因，体细胞克隆羊、转基因试管牛以及重大疾病的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技术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五是重大疾病防治及创新药物的发现，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节能减排、气候变化预测等重点战略需求领域的一批创新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工业生产、油气勘探开发等行业中的一些关键科技问题的解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六是专利事业进展顺利，2010年我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四位，56.2%的年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七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商品出口增加额中，高技术产品的贡献率达30.8%。八是我国科技人力投人不断增加，科技队伍进一步壮大，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新时期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党和国家对科学技术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取决于党和国家进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政策制定、法规保证等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国新时期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断克服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传统观念，形成的学习、运用、创造科技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所有这些推进、保证科学技术发展和作用发挥的因素，都是社会主义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发挥作用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二）意识形态建设保证和推进科学技术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开创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并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木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着力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容应对，排除干扰，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木，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前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是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与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一)科学技术手段是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现代社会与科学技术具有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性社会就会失去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韦伯指出，科学技术理性从根本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相关官僚国家的兴起，不断地使行动理性化并使人类行为适应于技术效能的标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现代性社会中的作用愈加突出，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手段和基本动力，“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尤其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生产力的连续进步取决于科技的进步”。
(二)科学技术理性成为现代性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现代性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社会生产最重要生产手段，而科学技术观念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思维形式，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于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成为现代性社会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力量之一，“意识形态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这一见解以富有刺激的形式揭示了普遍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方面。”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在现代性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迫使按着技术装置塑造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个人，进行自我异化”，人们的行为和思维逐渐的科学技术化，在此基础上认可了科学技术的力量，从而保障了现代性社会的统治及其权力形式的正当性，“今天，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化”。哈贝马斯也明确指出，“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而现代社会就是就是“借助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而开始的合理化过程为标志的”，科学技术理性是现代社会合法性的基础，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具有重要的维护功能。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构成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基本动力与统治合法化的重要基础，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曰科学技术是现代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所有阶段，而是出现在现代社会晚期，即科学技术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既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重要的有机组成，又是维护现代社会统治的重要力量。
(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属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其产生的背景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特征。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其实质乃是政治结构的科技化:“它不管实践问题，因而也不管关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志形成的标准讨论……国家活动的任务表现为技术任务”。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这两种特征形成之后，现代社会使得“自然科学成为教条，使它看不见可以影响和构造其运作的惟妙价值观体系时，科学自身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即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了意识形态这一当代社会的重要构成因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政治活动的科学化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在这种语境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之中，成为社会主导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形式。而这种意识形态则逐渐塑造人们的自我理解，一方面将传统的文化价值作为落后的要素排除出去，将科学技术价值作为唯一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科技意识形态背后的目的理性系统则压制了人们的交往活动和语言系统，树立了目的理性系统独大的局面，从而使得交往活动逐渐萎缩，退化为一种畸形的交往，成为科学理性的附属物。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形式，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具有重要的维护功能。第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更能维护统治的稳定性。旧的意识形态是“个别的信仰体系或象征形式，它们在世俗化以后出现，服务于发起政治运动或掌握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政治权力”，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虚假的东西，它含有一定的技术性和真实性，如补偿纲领，而这种补偿纲领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现实表现，其由于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某些生存问题以及个人的发展问题，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从而保证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维护了社会统治的稳定性。第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形意识形态，在突出目的理性系统子系统问题重要性的同时，又掩盖了人类交往活动中的实践问题，即忽视了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工具理性并不仅仅是变成了支配性的，而且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承认的唯一的合理性形式”，这种意识形态“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的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排除了与生活联系的问题，将科学技术问题或目的理性的子系统问题作为社会生活问题的全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并且通过这种手段的实施及其结果将生活束缚于目的理性系统的坐标系之内，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开始被科学技术问题及其思想同化，这无形中消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往意识与反抗意识，维护了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同时，损害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为标志的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片面化发展，取消了以交往理性为内容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解放的潜力，成为阻碍人类自身发展的桎梏。
三、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重建社会合法化的重要手段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凸显了目的理性系统的重要性，却严重损害了交往理性的正常发展，导致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片面性和异化，这种情况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只有恢复交往理性的地位，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束缚，才能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设想了几种可能性的途径，企图通过它们反抗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恢复交往理性的功能，以便重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一)建立批判的解释学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涉及的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语言理解的问题，他指出，语言是社会系统的“元制度”，对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把语言理解成为所有社会制度都依赖的元制度具有一种重要意义”。在科学技术理性的压抑下，交往活动的基础———语言结构也被科学意识形态所侵蚀，语言成为表征社会权力关系的媒介从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而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又造成了语言交往中的“误解系统”，使得日常语言交往成为一种“一贯被扭曲的交往”，交往活动失去了其本质，这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滥觞。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关键和重点就是要改变当前扭曲的语言结构，建立正常的语言交往系统，以达到社会交往活动的合理化。鉴于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的方法，即通过对交往主体的交往方式进行反思，以此来纠正语言交往的歪曲性，这主要包括两种批判:交往行为者相互对他们的解释进行批判与解释者对自己的解释进行批判，通过这两种批判，使得交往主体能够反思性的使用交往能力，破除科学技术理性的束缚，达到“把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移入生活世界语境……变得明白易懂”，进而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对话关系，以此来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压制，建构合理的交往活动结构，破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实现社会历史的合理性。
(二)实行协商民主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与国家干预活动片面凸出技术问题和补偿纲领，而将人类的自由和价值问题排除出去，民主成了虚伪的形式，“在市场和管理的自动调节功能下，我们现代人则要使我们自身的行为与交往的最小化相适应”，“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就是把民主工具化……工具性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针对这种情形，哈贝马斯指出，要消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制约，必须要发展一种真正民主化的社会制度，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讨论道德实践问题和人类解放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民主的对策，这种协商民主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前者属于高度结构化和形式化的强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社会事实上的民主有效性，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维护民主的效力;后者属于以非组织化的舆论为主的弱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性意义上的有效性，通过市民的自由交流和协商，体现民意和价值诉求，但是必须遵循语言交往的真实性、真诚性与正当性等原则和程序。可以看出，这种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民主，“民主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为在民主过程中并不存在脱离程序的正确性标准;决策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过程是否符合程序”。哈贝马斯主张在遵守严格程序的前提下，强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应该向弱公共领域开放，以此将公共舆论和公众意见纳入形式化的法律程序之中，“把国家公民和私人法律主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保证广大公民意志的法律化，从而实现民主协商的事实意义上的有效性和规范意义上的有效性，并最终体现并保障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权力，在此基础上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保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三)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
通过批判的解释学和协商民主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发展交往理性提供了条件，那么，现实中的交往主体由谁来充当以反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是社会公众。他指出:社会公众通过呼吁科学技术专家与政治专家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对话，可以树立“人道的科技观”，将科学技术的选择同人们的交往活动联系起来，进行“劳动和语言方面的设计”与“整个人类的设计”，从而达到主客体的解放，进而促使社会制度更加合理化。哈贝马斯尤其关注学生团体的反抗力量，因为大、中学生集团不像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去被动的适应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及其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而是从人类的交往活动层面向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贝马斯从这种要求中看到了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力和建立合理化社会的信心，“从长远的观点看，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也许能够持续地破坏这种日益脆弱的功绩意识形态，从而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本来就虚弱的、仅仅由于群众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护的合法性基础”。只有瓦解了这种脆弱的合法性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以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和谐发展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方式，才能实现更加合理化的社会制度。
四、结论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视角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基础及其发展趋势，揭露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及其解决途径，对于深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较为科学地回应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诸多的新现象，如何看待这些新现象，特别是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系统中的功能，成为当今社会必须要思考的重大课题。马克思认为，考察社会的变革必须从物质和精神或意识两个维度进行，“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哈贝马斯确实从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方面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状况，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内涵，“以思想的实证主义形式出现的技术与科学，当其被表达为技术决定论时，它就取代了已被摧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一论断表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共谋性，科学技术价值中立的思想开始动摇，促进了人们对于科学理性的进一步反思。西方理论界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启发之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反思，开辟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领域，主要表现为将意识形态批判深入日常生活、审美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成为一个包容万象的理论体系，这对于正确认识晚期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开辟了现代性批判的新模式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技术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2 — 0032 — 02
科学一直被看做是一种人类生产，并且具有其他生产所没有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可以成为生产力，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服务。而哈贝马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会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应该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哈贝马斯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将所认识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一、如何理解“意识形态”
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但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要对哈贝马斯理论进行探究，掌握哈贝马斯理论，首先就是要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什么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追溯“意识形态”的根源我们可以知道，它最开始是来自于法国，被一位叫做特拉西的哲学家首先提出，并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门关于观念与感知的分析的新学科。马克思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代表着法律、政治以及统治阶级利益，是情感表象与观念的总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在具体社会中人们通过实践对于社会物质形态的理解，以及把握社会物质的程度，而这种对物质形态的理解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它反映现实的方式是依赖主观幻觉以及错误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使得统治阶级的一切统治都变得合法起来，从而让民众服从于统治阶级，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来了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使人们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满意度逐渐增加，导致人们对社会基本职能的思考减少，对社会基本职能的议论程度也逐渐降低。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晚期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来得到完善，因此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着辩护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一旦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将履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标准，分析了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原因，以及它与资本主义逐步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合理化与制度化的结论，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阶级统治的结论。而如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将有利于高度丰富社会财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如何理解技术对意识具有统治功能的思想
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只是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热衷关注的理论之一，他们在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能够促进后来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为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法兰克福派的思想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合理性，并且将之作为社会的本体，通过科学技术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一意识形态实现对人们的控制，让广大人民群众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以巩固他们统治的长久治安，使整个社会实现形式意义上的一体化。
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意识形态会对人们真正认清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阻碍，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具有模糊人们视线，阻碍人们看清现实的功用。将科学技术当做意识形态，通常会让人们丧失他们本应该具有的对于社会整体性把握的能力，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失去他们自己的认知，而人们所看到的和所认识到的社会完全就是统治阶级通过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示的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不是人们真正通过理智认识到的社会。科学就像政治、法律及哲学一样，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下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掩饰社会的本质，而且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发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使得人们对社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欺骗性，这也符合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识。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深入地对霍克海默的观点进行了研究论证，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正在改变并且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传统意义，成为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它的奴役性和工具性体现的日益明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对人进行“奴役”和统治。科学技术让人们认为它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就是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试图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从而不断巩固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提高技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
关于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哈贝马斯与前面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持有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在诞生之初就附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初期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而是到了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才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特征，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直以来，人们相信科学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它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知识的灌输，就能自然地进入人们的意识当中，让人们自觉地承认科学技术统治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而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统治方式。
三、“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第一，技术统治意识已上升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减少了意识形态性，那种使人们感到迷惑的力量已消失，从而使得它对人们的欺骗性减少，变得更为客观，合理，技术统治下的意识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为广泛。技术统治的意识比旧的意识形态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在资本主义晚期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增加了国家干预，使得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成为了政治问题，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性质。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已经被当成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原本政治上的问题演变成为了技术上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它的社会制度得到改进与完善，从这方面看来，科学技术充当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它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并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四、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并且这种渗透是无法抗拒的，它在人还未作出反应时便迅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强大的控制性是它的双重职能带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控制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实现
科学技术不断向生产领域发展，并逐渐渗透其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促进改革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还能够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促进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迁，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日益渗透的科学技术有利于维护现行制度，它并不会使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被颠覆，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有两种新趋势：一是国家越来越频繁对社会各项活动进行干预，国家的职能体现的日益明显；二是技术与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并且依赖程度加深。有了这两种新趋势，之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各种体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控制和领导经济活动，达到调节经济发展过程的目的，从而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所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对实现社会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存在，而且还以意识形态的状态存在，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二）科学技术通过整合文化和人心，加强社会整合
科学技术通过自身的社会职能对人心与文化都进行了整合。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将自身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对创造“利益一致”这一幻影深深着迷，丧失了自觉意识，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科学技术就这样实现了对人心的整合，使得它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的更为突出。
哈贝马斯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板块进行剖析，在科学技术的论述上具体地体现。他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人心和文化的控制因为他觉得文化领域能够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笼络民心，淡化阶级观念，最终实现对社会的更大程度的整合。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人们从中获取了利益，丰富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人们关注的视线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上来，淡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注，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很好地做到了对人的统治。
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通过自身极强的控制力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与重视。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系统的强大影响力，达到通过文化的整合促进社会的整合的目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是有它一定的缺点和局限性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对它的优点的认识。哈贝马斯在研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过科学技术的双重职能得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整合作出的贡献，这是哈贝马斯的不可忽视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倪伟波，任雪萍.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J〕.江淮论坛， 2007，（01）.
〔2〕 刘京.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思想探源〔J〕.求索， 2006，（02）.
〔3〕（德）哈贝马斯原著.哈贝马斯精粹〔M〕.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关键词：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原则；策略
在与时俱进的科技信息时代，科研论文、科普文章在我们的生活中都随处可见。目前大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仍以英语为分享和传播载体，由于缺乏完备的英语教学与交流环境，语言成为科研成果共享与交流的瓶颈。如何根据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做好科技论文与科普文章的翻译教学工作意义重大。
一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
由于内容固有的科学性，科技英语要求更客观、准确和精炼，在词汇、句法方面都有许多与普通英语不同之处。科技英语的逻辑性、严密性和简明性更突出，其文体特点表现在词汇上，是缩略语和复合词多，技术词汇多且意义专一；表现在句法上，是名词化结构多，长句多，被动语态使用频繁[1]。
1.词汇特点：
（1）在科技英语常用缩略语的形式，简洁明瞭、通俗易记，如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IOT）、无线射频设备（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Devices，RFID）、语义网（SemanticWeb，SW）等。
（2）随着学科交叉与融合，论文中涌现出一些新的复合词，通常是用已有的单词通过词缀法合成新词，比较灵活，不太受构词法约束，如：chargingneutrality（电荷中和），softland（软着陆），informationprocessing（情报整理），rayproofing（防辐射），integratedmanagement（集成化管理）等。对缩略词和复合词的准确翻译是科技英语翻译忠实于原文的重要体现，总结和积累专业词汇是提高学生对此类词汇掌控能力的直接途径[2]。
2.语法句式特点：
（1）被动语态的广泛使用。科技论文强调虚实推理、逻辑论证，客观准确为首要原则。第一、第二人称往往会给读者过多的主观臆断印象，因此第三人称和被动语态成为科技论文的常用叙述方式，如：InternetofThingsissupportedbyRFIDtechnology.（无线射频技术支持了物联网技术的实现）。在被动语态的句子中，一般情况下由事实、行为、活动、作用等作为主语，且往往是句子里首个出现的词语，阅读起来更醒目，如：Attentionmustbepaidtothetimecostoftheactions.（注意行动的时间成本）。而很少说：Wemustpayattentiontothetimecostoftheactions.
（2）大量采用后置定语和复杂长句。
为了完整地表达清楚科技文章的意义或概念，又不显得句子重复啰嗦，使用后置定语是较好的方法——将较短的句子成分前置，或将本应修饰某些词类的句子成分后置。这样既可以明确突出句子的语义，同时又能保持句式的平衡，一般情况下，后置定语采用的是“就近原则”，即定语从句跟在哪个名词后边就修饰哪个名词。同时，为体现逻辑关系的严密性，会用到大量的修饰语（尤其是后置定语）、并列成分以及多层次的语言结构，因此复杂长句是很屡见不鲜[3]。翻译者要翻译好这些长句，关键在于了解句子的结构层次，掌握其内部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按中文习惯把它表达出来，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内容，却又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二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原则
（1）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原文思想和内容。
通过经典科技论文的翻译实践，引导学生了解作者的主要思想，不能在文章主线上出现理解的偏差；进而解析文章的结构，包括段落衔接关系和句子层面的逻辑结构；熟悉所要翻译的科技内容的实质，如技术原理、科学知识、工程技术要求等背景知识。
（2）指导学生掌握相关科技内容涉及的词汇。
分析句法结构，弄清词与词、句与句的语法联系；熟悉词汇的实质含义，从语义层面分析词汇的词义及用法；结合相应的科技业务背景知识，了解文章技术逻辑，分析词汇在文章中的上下文语用环境，准确定位其科技意义[4]。
（3）帮助学生明确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异同。
一方面，在实际翻译教学过程中，必须帮助译者了解并利用汉语和英语在结构上相似的地方，方可通过直译的方式使得译文既符合原文的结构形式，又保留原文内容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由于英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译者要妥善选择直译和意译方法，既要避免完全直译出现“英化汉语”现象，又要基于按照科技文献准确、严谨的特点，遵循“能直译处尽量直译，不能直译处才用意译”的原则。
（4）以完整性、准确性为标准。
针对科技论文论证完备、准确严密、清晰精练的文体特点。在科技翻译教学时，完备和准确是第一要素，要强调科技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如果为追求译文的流畅性而牺牲准确性和完备性，不但会造成科技信息的丢失，还可能引起误解，造成严重后果。译文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和语言的流畅性是衡量科技英语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准。
三相应的翻译策略教学内容
1.增词和减省译策略：
（1）增词，通过在译文中补充原句中没有的词，实现句子更完善的展现。如：Sinceairhasweight,itexertsforceonanyobjectimmersedinit.（因为空气有重量，处在空气中的任一物体都受到空气的作用力）。增词为了更好的展示句子的逻辑，达到平衡结构的效果。
（2）虽然有的词从语法层面看是不可或缺的，但毫无实际意义，或有的词虽有实际意义，译出又显得多余，此时可以省略不译。减省译法的目的在于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更符合译文习惯。如：Whenthecostgetslow,theprofitbecomeshigh.（成本低，利润就高。）根据汉语的习惯省译了动词become，句子看起来更精简。
2.被动语态的翻译策略：
（1）保留被动语态。一般加上“被，由，为，受……”等词,再翻译谓语。这些助词在汉语中都表示被动的意思，如：ItissaidthatthedesignforthecarwillbemadebyaspecialgroupundertheguidanceofDr.Wei.（据说汽车将由特别小组在韦博士指导下设计）。
（2）译为主动语态或无主语句。将英语句中的主语译成汉语中的宾语,一般加上“我们、大家、有人”等主语，如：Itisconsideredthattheresourcesshouldbeintegrated(人们认为资源应被集成)。也可用句中某成分作主语，将被动意义译成主动意义，如：Measureshavebeentakentodiminishfriction.（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减少摩擦。）
（3）对it的翻译。It作为人称代词，可以翻译成“它”或所指代的名词，当它被用作非人称或没有意义的时候，往往省略不译。
3.复杂长句的翻译策略。
要将复杂长句翻译得条理清晰，必须依据汉语的习惯，将其分解成几个简单句来完成对于科技文章中出现的长句、复合句，通常我们可以在对原文思想内容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
4.引申译策略。
指从原词的内在含义出发，结合语境和译文的表达习惯，在译文中对某些词作一定的语义调整，以达到忠实、通顺的目的。英译汉时常常会遇到许多单词，按词典上给的词义来翻译，译文就会生硬难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曲解。因此，需对词义进行必要的变动，引申出能表达词语内在含义的新的表达方式。引申既可化具体为抽象，也可化抽象为具体。
四结束语
准确的翻译要求对原文的技术内容、原理等科技因素具备充分的理解。本文分析了科技英语文体的特点；从原文思想内容、词汇、源语与目标语之异同、完整性和准确性四个视角探讨了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基本原则；并以增次和减省、被动语态、复杂长句、引申译等策略为重点，设计了教学内容。
参考文献：
[1] 胡莹.科技英语的词汇特点及其专业术语的翻译[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122-124.
[2] 谢天,李从东,汤勇力,等.面向突发性制造需求的跨领域语义X列表集成方法[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5,21(4):1063-1076.
[3] 李建军.新编英汉翻译[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10-60.
关键字：法兰克福学派；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带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即通过对社会生产活动、文化活动、消费活动的渗透，与政治、法律、道德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使得科学技术也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给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致使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的考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众多的研究和讨论中，具有独到见解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在走向目的化，工具理性逐渐统治社会的价值理性，并以前者为中心使两者合二为一。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科技的运用超越了生产和经济的范围而进入到社会治理领域。一方面他们承认，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技术决定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同意说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技术“终结”了意识形态职能，而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了新的社会功能：科学技术否定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反之它本身执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作辩护。他们在对科技异化的批判中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其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最早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指出，“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但他对此并没有更多的发挥。随后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和发挥。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和统治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他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创造出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一种起一体化作用的政治统治制度。它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所固有的目标服务，作为一种总体体系、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中，代替了传统上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技术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统治，它排斥个别性、特殊性，要求普遍性、共性，其本质是统治的合理性。它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单面的社会，人失去了最宝贵的一面，即否定性和批判精神。因此，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不能造成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反而由于预先封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碍了人类向自由解放发展。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经马尔库塞发展，到哈贝马斯时真正达到了系统化。他提出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用两句话概括了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功能：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科学本身以普通的实证论思想的形式，表现为技术统治的意识，代替被废除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不同理解
1、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哈贝马斯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明确提出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家。他把“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结成一体”[31l”视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
哈贝马斯提出的这一观点并不是为了推崇、歌颂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在于揭露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对之展开批判。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产生着消极的政治效应，主要在于：它履行意识形态功能。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其主要功能就是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他说到“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一方面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另一方面它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他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合法化”的影响等方面。
这里便要引入哈贝马斯关于人的行为的划分，即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人的解放，个体化和自由”，而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技术控制力的扩大”。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并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致使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完全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技术的合理性成为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同时，交往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化了。这样，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首先，“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也即政治活动日益技术化；其次，科学技术日益侵入和“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再次，由于群众政治意识的非政治化致使公众舆论也日益非政治化。最终，在“技术统治论”的笼罩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摆脱了合法性危机。
2、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无独有偶，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重要的地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科技思想，同样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将此理论应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
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首先表明它必须渗透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中，并同其紧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绝不会随着它在生产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的凸现，成了第一生产力而有所改变，它不会也不可能独立地创造价值。其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它是价值、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与源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
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可见，除科学技术以外，劳动和自然同样也是生产力的源泉和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点，也不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性地反思了生产力系统中的科技作用，指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历史性地发展变化的。他强调必须正视科技在社会生产力中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
邓小平从世纪末政治格局的历史演变中，认识到科技发展水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对我国自身的实力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并以此定位来制定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建立循环的、良好的“科技――教育――经济”三位一体化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正确认识、评价和运用科学技术
对于科学技术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出现社会新功能的变化，我们应当予以正确认识和评价，以便于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