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5 17: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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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的学科，对于本科学，很深受老年学员和外国学员的喜爱，学习古代文学，不仅可以帮助人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状态，掌握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能提高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还能提高他们的阅读鉴赏能力和文学修养，丰富其思想，陶冶其情操，也能增强老年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但是学习古代文学，也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对老年朋友和外国朋友来说，古代文学信息量大且综合性强，并且和古代的历史还有古代文化都有很高的要求，这对老年学员和国外学员的老年学员的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能力等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次，古代文学知识覆盖面广，整个古代文学从先秦到近代 , 纵贯三千年，涉及的作家和作品浩如烟海，而且还涉及各历史时期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想，甚至文体的演变等，这么庞杂的内容，教学难度非常大，对老师的教学技巧也提出一定的要求。
近年来，有的老师将多媒体引入古代文学的课堂，多媒体能直观、生动、形象的表现古代文学的内容，还能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从而激发学员的兴趣。多媒体教学能从多种途径获取与加工信息，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将古今中外的、自然的、社会的各种信息引进课堂。并且体用声像、图片等大容量、大密度的传递信息，满足学院的学习需要。
通过多媒体平台，既扩充了教学内容，又拓展了老年学员的知识面和视野。受到很多老年学员和外国学员的喜爱，这就是多媒体技术引入古代文学课堂的必要性。
一 前言
古代文学课程是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有着近百年的历史。课时最多，开设时间最长，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学的课程之一。其教学任务是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提高鉴赏、评析作品的能力，增厚自身的文化底蕴，为将来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及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然而，如今古代文学教学却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古代文学无用论”盛行，学生对此课程兴趣不浓，相当一部分学生有畏难和厌恶情绪，用深处困境来形容似不为过。一些学生片面的认为，古代文学只是些陈旧的东西，很难适应现代生活，应该多学些法律、经济、营销类课程，以满足人才市场的需求，在社会本文由收集整理上寻找立足之地。中文系学生没有读过《诗经》、《论语》等重要的文化典籍，没有看完《水浒传》等四大名著，许多学生只为应付考试，并没有通过阅读来体味古代文学的意蕴，更有一些学生，不知晓学习古代文学的用途，这些现象都暴露出对古代文学课程的社会价值的群体性怀疑。学生的消极态度，导致学生学而无味，教师教而无趣。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缺乏创造性，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使古代文学教学陷入困境。那么，形成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突破困境？这是目前古代文学教师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二 古代文学教学困境成因分析
笔者认为，目前高职院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成因如下：
（一）教学内容庞杂，课时相对缩减
随着高职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化，专科教学课程重新进行了整合，使得古代文学课在教学课时上从最初的四学期4课时到三学期2课时，总课时数减少一半以上。虽然这种改革使得面向小学的专科教学更具时效性和实用性，但课时的缩减必然引起教学内容的重新调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使学生了解到古代文学发展的轨迹，探究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及诸多不可回避的文学经典，是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一大难点。
（二）教学模式的单一呆板，教学方法陈旧
目前高职院校古代文学普遍运用的教学方法还是以讲授和传授知识为主，因袭传统的“一言堂”、“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延续着学生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被动学习方式，很少采用问答式、讨论式、研究式等新的教学方式。具体而言，就是课堂教学教师是讲义加板书，学生是埋头笔记，奋笔疾书。同时在教学中过多地强调以文学史为主，忽略了甚至是放弃了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单项的知识灌输必然导致学生对教学内容丧失应有的兴趣，同时也使得学生失去了品析作品、感受美感的机会。
（三）生源素质的下降
近年来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院校的不断扩招，使得高职院校生源素质出现了严重下滑。这也为高职院校的教学提出了新的命题，即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使得学生素质和学识得到最大空间的提升。在实际的古代文学教学中体现出学生对专业知识在认知、理解、运用上的不适应，甚至有一部分学生还表现出一定的畏难心理，这都极大影响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效果。
三 突破困境的对策
由于古代文学教学模式一直遵循满堂灌的旧式方法，从根本上禁锢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加之教师知识体系老化，阐释过于空泛，更是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必须直面挑战，积极探寻改革之路，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气息，提高古代文学的学科魅力，使古代文学教学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和激情。
（一）转变教学观念
教学改革所要改变的不只是传统的教学理论，还要改变千百万教师的传统观念，改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古代文学的教学不应是片面地强调文学知识点的传授，而应注重方法的传授、审美情趣的培养。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评价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及其从事教学研究的能力应是古代文学课的最终目标。
（二）改革教学方法
“教学”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但目前大学的教学更重视“教”，认为教师教得好，学生自然就能学得好；学生对该门课没兴趣，原因是老师没教好。所以，教师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备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技巧的探讨上；而比较忽视学生的“学”。对学习效果的检查方式也较单一，仅限于期末考试和一两次作业上。这种以教为主的教学模式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必须改革。
首先，须加强对学生自学的督促、检查和辅导。由于教学内容多而教学时数少，所以课堂上精讲的作品很有限，大量作品需要学生在课外阅读。其次，要想方设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传统的以教师讲、学生听记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被动的状态是不易产生强烈兴趣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教师提出了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如多提问，适当讨论，注重诵读，古诗文写作练习，等等。
（三）改变对教师的评价标准
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中文系必修专业课，开课时间两年，分四个阶段教授从远古至清代的文学。每周4学时，每学期18周，共72学时，四学期共288学时。教学内容多，课时较少，教学任务紧张，教学方法较传统，多为教师讲授，学生接受。大多数学生反映学习古代文学只有系统性，但深度与生动性不强，与社会联系不密切，实用性不强，对自身发展也益处不大。因此他们对于古代文学的兴趣不大，学习主动性也不强，这为古代文学的教学增添了难度。由此可见，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是注重智力教育的，但是对于智力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的范围内，即认为，智力是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更重视记忆能力的好坏，学生也称学习古代文学考的就是死记硬背。然而这种知识的积累，对于学生的成功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即便是能将古代文学倒背如流，会做几首诗词，与社会何益？由此可见，传统的智力观是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滞后、教学效果不明显的根结所在，因此突破传统的智力观，结合社会发展重新理解智力的含义，是扭转古代文学教学不利局面的有效方法之一。
与社会联系较密切的是成功智力理论。此理论于1996年由美国心理学教授斯滕伯格提出。他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成功智力，成功智力是一个人用以达成生活中主要目标的智力，它能使个体以目标为导向采取相应的行动，是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一组综合能力。[1]与传统的单一智力概念想比，成功智力包括了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三个方面。笔者认为，成功智力理论亦可用于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
一、分析性智力在古代文学教改中的运用
分析性智力就包括了传统智力中的诸多能力。这当然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学最基本的能力，虽不能强调其绝对性，但是也决不能摒弃。但是在培养这些能力时，教学方法也是过于传统，其方法也有改革的空间。如记忆力的培养。传统的古代文学非常注意对于记忆力的培养，但是大多为教师讲授，学生记笔记。传统的记笔记要求记录完整详尽，这种方式往往又费时又费力，效果不佳。所以即使是最传统的记笔记，也是有技巧可言的，先布置下节课的教授要点，让学生预习，并设计听讲指南如下：
听讲指南
课程讲授主题
主要观点
第一要点
支持要点的细节和例子
第二要点
主持要点的细节和例子
第三要点
支持要点的细节和离子
你的不同观点
支持你观点的细节和例子
在填这张表之前告知学生填写要求，及所有的填写内容均为关键词。这种方式使得学生在对知识点的预习的基础上，先有了一定的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有效的集中有意注意力进行有效倾听，就使得记忆深刻。在填完此表后，即日进行笔记整理，将关键词变成自己的话，也就增加了一定的理解，在考试前，学生在熟悉本文由收集整理笔记的基础上，再用此表进行巩固记忆。这种充分调动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记忆方法，使得记忆更加的简便而深刻。总之在培养学生的分析性智力时，应根据学生的特点与具体的环境设计，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二、古代文学中创新智力的培养
所谓创新智力就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思维问题的能力，即创新思维力。这种智力的培养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创新智力培养的激励与启发阶段。教师可以在教学之初，就对教材或有关书籍的观点进行质疑，打破书本的权威力量，为学生树立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念，培养学生的质疑书本的理念。如《诗经生民》中有一句的句读应是：“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但是贵州人民出版社房开疆主编的中国历代作品选的句读为：“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这时教师发现问题，质疑书本，初步破除学生的书本权威观念，接着提供资料，诸如其他版本的中国历代作品选，十三经注疏与单行本的诗经中的生民篇，进行对照。当然也可只找最权威的诗经版本。但是前提是学生得有一定的版本知识。告之理解不同，句读亦不同，答案并非唯一的，只是要凭借自己的知识判断何种更佳。这样就为学生树立了书可质疑、质疑有据、纠正得法的观念，也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智力奠定基础。
其次是创新智力的培养。对于古代文学教师比学生要熟悉，因此在学生还不会质疑知识的时候，可以由教师提出可质疑的问题，然后让学生针对问题搜集有关资料，然后指导学生运用资料质疑问题。如对于花间词雅俗问题的评价，教材上多说花间词艳俗，因此学生也多有花间词俗的概念。但事实并不如此。可以先教学生读一下全唐五代词中的民间词，再阅读晚唐诗、南唐和北宋婉约词，以及有关花间词的评论和《花间集序》，当然也有现代人的有关评论。学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花间词比民间词文雅，但是比南唐词，北宋婉约词俗。再结合有关的评论，就得知，花间词比南唐词、北宋婉约词俗主要是表现在：情趣低俗，多描写妇人体态容貌，笔调艳俗：喜欢用色泽艳丽的字眼。阅读花间集序得出一个认识：花间词人有着较强的崇雅意识。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花间词比当时的民间词雅，比文人词俗。花间词人有着较强的崇雅意识。而花间词之所以比南唐词俗是和晚唐特定的文学审美观与西蜀特定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氛围密不可分的，这也使得他们的崇雅意识有了特定的时代与地域特色。
最后是纠正不当创新智力。当然学生自己进行智力创新的时候，其方法不一定是对的，因此要对不当的智力创新进行纠正与引导。如学生认为红楼梦中黛玉的死亡是必然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对于黛玉本人来说就是最美满的结局。因为岁月流逝，如果黛玉还活着，她就会红颜变老，这也是她不愿看到的。这显然是学生自己的主观臆测。所以可以指出他智力创新的不足：针对文本的智力创新本身就不能离开文本本身。
三、古代文学中实践智力的培养
古人讲究学以致用，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观念与思维习惯。古代文学虽然是古人的文学，但是其中也充满着他们的生存智慧，可供今人借鉴。首先是做事，比如《劝学》全面系统的提出了学习的主张：学无止境；锲而不舍；用心专一；虚心求教等观点，对现在仍有较大的教育意义；其次是做人，如《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之所以能退秦师，是因为他利用站在秦军的立场上考虑：郑在晋之东，秦在晋之东，秦晋实力相当，秦晋灭郑之后，就地理位置而言，可以增强晋国的实力，而秦国的利益反而受损。由此可见烛之武的智慧在于找准同样受害的对象，站在对方的立场，表面为对方说话，实际是为自己说话。可以说这种生存智慧在我们今天反复的社会交往中仍然可用。学生也有论文反映这一方面的：如论杨修之死。探析了杨修之死的必然，思考了杨修如果生活在现在的生活状态。社会是人的科学，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有很多相似点，学习古人的生存智慧仍然可以避免我们在社会交往中遭受不必要的挫折。
关键词：古代文学常识《朝代表》
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常识应借助于《中国历史朝代表》（《中国历史朝代表》以下简称《朝代表》）。为此，我将从几个方面来论述自己的看法，望方家斧正。
一、熟记《朝代表》
我刚接高一语文课时，在课堂上遇见过这种情况，我提出问题，找三名学生回答，回答的结果是不同的。我的问题是：陶渊明是什么时期的诗人？甲同学回答：北宋。甲同学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乙同学回答：东晋。乙同学的回答是对的。我接着问乙同学：你能否说一下与陶渊明在同一时期的名人或名篇吗？乙同学回答：不能。我又对丙同学提出了这个问题，丙同学回答：陶渊明是东晋田园诗人，《归去来兮辞》是他的代表作。和陶渊明同时期的名人有大书法家王羲之和他的作品《兰亭集序》，和陶渊明同朝代的有西晋的“竹林七贤”。丙的回答令我很满意。我问丙同学：你怎么记得这么准确？丙同学回答：我很喜欢历史，《朝代表》背得很熟，各个朝代的名人名篇我都记得很清楚。
丙同学思路清晰、记得扎实准确并且能广泛地联系，不仅仅是喜欢历史的原因，更主要是对《朝代表》记得娴熟而且能够灵活运用。我从中得到一点启示：丙同学喜欢历史，所以重视《朝代表》，能准确地回答问题。如果让不太喜欢历史的学生也能把《朝代表》重视起来，那么，他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常识不就很容易了吗？所以，我的观点是：要想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常识，首先要借助《朝代表》，并且要熟记《朝代表》。所谓对《朝代表》的熟记，不是让学生机械地去记忆，而是让学生相互联系地去记忆。记住每个朝代的分支、每个朝代的更替、每个朝代的位置（谁先谁后）。最后达到不用看《朝代表》也能在头脑中清晰地反映出哪个朝代在《朝代表》的哪个位置上，让学生准确无误地把《朝代表》定格在记忆之中。学生头脑里有了这个《朝代表》做基础，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常识，既觉得很有趣味，又能学得准确、扎实。
二、科学利用《朝代表》
科学利用《朝代表》是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常识的重要方法。1.找出位置。（把《朝代表》写在语文笔记本的第一页上。）让学生先把学过的文学常识拿出来加以对照，看看哪些名家、哪些名篇著作出自哪个朝代。然后加以归类，每个朝代共有多少名人、多少名篇、多少著作。它们在《朝代表》里处于哪个位置上。比如，《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学生们马上就能在《朝代表》找到它的位置。还能找到时间与之大致相同的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等。再如，《楚辞》：屈原创作的诗歌体裁，屈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学生们就知道屈原是处在《朝代表》里战国的位置上，在战国这个位置上还有《庄子・逍遥游》、荀况《劝学》《孟子》《孙子兵法》《墨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2.放进位置。在语文课堂里，学生们随时就会学到新的知识，如果与《朝代表》相关，就得马上把新出现的名人名篇放进《朝代表》里相应的位置上，即把新学到的知识放进位置里。比如，学习《廉颇蔺相如列传》：选自《史记》。《史记》，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然后让学生们把作者司马迁和《史记》放进《朝代表》的相应位置上――西汉。再如，“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个汉乐府，一个北朝乐府。让学生们把它放进《朝代表》里相应的位置上――汉朝和北朝。3.脱离《朝代表》演绎练习。俗语说：熟能生巧。学生心无杂念，记忆力好，思维不混乱，只要对《朝代表》反复练习，就能日久扎根。作为语文教师，要经常对学生进行引导，把学过的古代名人名篇集中起来，穿插提问，经常提问，久而久之，学生就能把笔记本上的《朝代表》深深地镶嵌在自己的脑海之中，那些古代的名人名篇就会经常地在学生们脑海的《朝代表》里进进出出走来走去。他们的眼前就会经常出现孔子漫步春秋、庄子逍遥战国、太史公秉笔西汉、太白诗吟李唐、苏轼豪放北宋、关汉卿元朝鸣冤、施耐庵明修《水浒》、曹雪芹清唱红楼等情境。
三、认识并融合《朝代表》和中国古代文学划分的关系
学生背熟《朝代表》后，教师就应该有必要让学生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学划分的情况。也许在掌握《朝代表》之前，学生们对“上古”“先秦”这两个词汇很陌生，不知道“上古”“先秦”是个什么历史感念。掌握《朝代表》之后，学生们对它们的解释就会顿开茅塞豁然贯通。尽管这样，教师还得要向学生们解释清楚《朝代表》和中国古代文学划分的关系：
1.《朝代表》是具体的，它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常识里的人物和著作都是具体的。比如，《资治通鉴》：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作者司马光，北宋史学家；文学划分是笼统的，它是指中国古代文学在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式样。比如，“上古时期”：专指神话传说。“先秦时期”：专指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再如，“两汉时期”：专指辞赋、乐府民歌、历史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专指诗歌。“唐宋元时期”：诗词曲。“明清时期”：小说。
2.《朝代表》是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学划分的依据；中国古代文学划分是建筑，它能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式样在各个历史时期分布的情况。二者缺一不可。
四、学习《朝代表》旨在借助语文教学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要和学生们讲清楚，我们学《朝代表》背《朝代表》，主要从文学常识角度看问题，旨在对语文教学有帮助，并不是像学习历史那样详细地了解历朝历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比如商朝：只讲我国出现了甲骨文――最早的文字，有了文字，我们的文学才有了延续即可。如果再讲什么青铜器、武王灭商等就跑题了。再如，周朝：周朝分西周东周两个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主要是《诗经》（西周到春秋时的诗歌）、孔子、老子；战国时期主要是诸子百家散文著作。如果我们再讲什么“井田制”“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那就把语文课堂真的变成历史课堂了。作为教师，治学要严谨，师德要端正，课堂上不能漫无边际东扯西拉，否则就会失去语文课堂教学的真正意义，也就无从谈起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常识了，切忌把语文课当成历史课来讲。
目前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诸多误区：其一，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其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其三，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这些均不利于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提升，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本文主要对古代文学的教学误区的成因进行剖析，并提出具体的改革途径。
关键词：
《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承担着奠定学生学业基础、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重任。近年来，普通高校这门授课时间最长、课时最多、参与教师最多的基石性课程，正逐步丧失其丰沛的活力和能力培养功能，被放逐到“鸡肋”的行列中。这种尴尬的教学效果主要源自以下教学误区。
一、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策略无法培养文学感悟力
从高校教学管理来看，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安排便于检察监督课程进度和课堂教学内容。由于教学计划是全部按照教材目录做的编排，教学监督部门也很容易评判教师的课堂教学工作量多少和完成情况。从教师方面来看，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讲课方法省力省心，教学难度低。教材已经把相关问题总结得相当完备，而涉及的文学史宏观研究资料丰富易得，备课轻松，讲课出彩。尤其是在课程考核时，教师以教材制作参考答案，评阅试卷按知识点给分，方便精确，不担心学生质疑和管理部门的后期检查，简单省事。学生也认可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应试教育使得大多数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缺乏大量阅读，反复记诵，悉心体验，古代文学基础不牢，知识面不宽，阐释作品，感悟作品的能力不强，能够熟练阅读古文的学生凤毛麟角。而这种教学法恰好回避了学生的尴尬，只需要一本教材和几页笔记就能顺利轻松地通过考试，助长学生记笔记、背笔记的学习误解。古代文学课程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把握力。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人的心灵体验和文字表达，要求学习者投入个体的心灵感受和体验。“古代文学是探求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学科，不但创作者需要艺术的想象力，研究者同样需要以充沛的想象力去做‘同情之理解’。”［1］由于忽视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使“文学作品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学科中应有的基础，而处在一种知识传授的辅助地位”，［2］架空了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
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忽视培育学生的学术能力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具体表现为“满堂灌”和“一刀切”的教学法。采取“满堂灌”和“一刀切”最利于完成教学任务。因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庞杂，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课时了解古代文学发展历程和纷繁复杂的状貌成了摆在授课教师面前的重要问题。教学组织学生讨论发言、阐释作品、论证观点等活动显然难以完成艰巨的教学任务。最便捷的做法即按照固定程式概括、梳理作家生平、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文学史知识，阐述文学史观点，同时蜻蜓点水地提到大量名作或者名篇名句佐证文学史。例如，李白、杜甫、苏轼都是古代文学发展中“集大成”式的人物，既是课程的重点，也是学生兴趣的焦点。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已经接触了不少他们的生平经历和名篇名作，缺乏的是依据作品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李、杜的“集大成者”的不同表现。但在课堂讲解中教师往往该简化生平经历没有简化，该深入解析作品却轻描淡写，没有讲透课程的重点。“最直接的表现是，讲作家必讲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及影响，讲作品必讲背景、内容、手法、语言。重条分缕析，轻整体感染和心灵的触发，重说明、讲解，忽视描述、抒情，像解剖医生一样冷静与漠然，文学的课堂死气沉沉没有激情，自己都不被感染，怎样感染学生？”［3］由于假设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是平均的，教师在授课时往往采取“一刀切”模式，无视学生兴趣和能力的差异，用普及古代文学常识代替思维、能力引导。同时，由于教师对教学内容有绝对的处置权，随意授课的现象严重，如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挤压教学中的关键内容、夸大自己的研究领域等现象时有发生。
三、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活动与社会需求脱节
古代文学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提升学生的内在素养，如情趣、气质、意志、修养等。二是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包括口头表达和论文写作、创作等。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素养，就是要培养学生出色的语言表达力和写作能力。目前古代文学的教学活动未能重视社会应用，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没能激发古代文学的资源活力。因此，中文专业学生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独立思维不足、文字表达逊色、发展缺乏后劲等致命缺陷，无法满足社会对中文人才的能力期待与需求。古代文学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不利于培育中文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语言表达。这种教法利于完成教学内容，但在课堂上进行具体的文学能力操练几乎不可能。多数教师在课堂上只是传递诸多已成定论的观点，缺乏示范文学问题的提出、论据的搜集、结论的分析论证过程。大多数时候文学作品只是作为论据罗列出来，教师并未进行精妙传神的赏析。学生无法获得语言表达熏陶和研究思路的启蒙，不能激发学生反复体味揣摩所学知识的动力。加上课后的作品阅读和写作训练不能及时跟进，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和训练，不会赏析作品，不能熟练写作，也不具备思考与分析文学问题的能力，毕业后难以胜任实际的文字工作。
四、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古代文学教学策略设想
当前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语言审美力、运用力、创造力、写作实践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等文字应用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改变古代文学的现行教学模式，根本无法走到良性的发展道路上来。如何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出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是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古代文学教学应该引导学生吸收古代文学的养分提高专业能力。策略如下：
（一）教学内容设计科学合理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应该对每节课都能精心设计，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掌握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方法。有效阅读、解析作品的前提是具备并能自觉地运用科学、系统、的文体知识和理论来指导解析文学作品。在课堂教学中应该确定以文学史为纲领，以作品讲解阐释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体会、揣摩作品的情感和表达机巧，激发学生广泛深入阅读的兴趣，促进学生课后自主阅读作品。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本身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范例。如何通过感性的文学感悟洞察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技巧和复杂的心理活动、流变状态，使阅读真正有效地启迪心智，创新阅读者的意识思维和语言能力？最便捷高效的途径就是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对作品的情感和写作技巧反复揣摩才能真正开启心智，构建并塑造学生的语言体系，完成能力培育的现实目标。
（二）教师重视示范作用
教师的课堂教学应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引导与研究示范。教师梳理文学发展线索、考证作家生平、阐述作品精妙、分析论证文学争议的种种活动，应具有示范性和引导性，让学生理解每一个步骤环节的能力培养功能。教师要以文学的语言向学生示范如何体悟典范作品的美感、如何阐释其表达技巧，培养学生正确阅读古代作品的习惯而非肤浅、机械生硬地肢解作品。教师应教会学生阅读作品的方法，引发其阅读原典的兴趣，积累基本的文学经验，培育出敏锐的文字感受力和文学感悟力，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三）建立课外持续性学习和评价的平台，重视学习习惯的养成
古代文学的能力培养空间主要还在课外。能力的养成有赖于扎实的基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反三隅”的教学方法不可能在现代课堂上实现。网络的发展给课外学习提供了方便。教师可以建立网络学习空间加强和学生的互动，及时跟进、指导学生课后的阅读、写作活动，及时回应学生疑问并能迅速找到问题所在。当学生的古代文学的学习习惯养成自然后，能力的持续性发展也顺理成章。同时，一些在课堂教学环节无法进行的文学训练和学习效果评估也可以借着网络传输来实现。例如，教师可以对学生的古代文学阅读、能力基础进行摸底，将学生分组，有针对性地布置相应的能力训练作业，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古代文学课程是一座充满营养与活力的宝库，承担着重要的精神导向和能力培育责任，应该朝着引导学生能力发展的方向发展。确保课程教学完成后，学生不但能从宏观上把握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还能精妙地阐释古代文学作品，有较为扎实的语言功底、基本的写作能力和科研能力。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独学不用”“学而难用”要不得。想要学生改变，教师首先要改变思维方式和授课习惯。教学管理部门也应该理解文学教学独特性，信任和支持教师的教学改革。
作者：田宁 徐剑锋 单位：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西安航空学院
参考文献：
［1］马东瑶.对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几点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2（2）：47.
关键词：文化学；古代文学教学；地域文化因素；学习兴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高校自然科学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却与其形成鲜明对比，变得越来越冷门，古代文学学科是其一。这种 “冷遇”不但体现在高校的招生和就业上，同时也使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面临着诸多问题。
近年来西安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在本地高校日益高涨的建设地方经济文化的热情下，充实、加强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地域文学知识，有意识对其中的一些乡土特色进行挖掘、渲染成为了在现阶段我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引入地域文化对古代文学教学的迫切意义和必要性
将地域文化因素古代文学教学中，不仅是因为古代文学内容本身对地域文化知识就有所涉及，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的重要时代意义以及现今古代文学教学急需改革的迫切性。
长期以来，现行的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时间为线索，对于文学的空间问题则极少去考虑。并且，绝大多数教师在讲授时按部就班的使用现行教材，地域文学教学的自觉性也因而难以催生。由于地域文学知识常常受到忽视，导致了学生大量缺乏相关知识，地域文学的教学问题随着时代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不可否认，西安正在走向世界，而通晓本地乡土历史的人似乎太缺少了，西安市作为十三朝古都，文化遗址景点名胜丰富，近年在发展文化产业旗帜的引领下，一大批融入了历史渊源和现代景观设计的文化公园应运而生，如曲江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等，这些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市民的娱乐放松提供了好去处，在休闲之余，却很少有人去追寻这些遗迹的人文内涵。因此，地域文学知识与古代文学教学相结合的形式也能对服务地方、社会、文化的问题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充实地域文学知识，对于陕西省本籍学生乡土自豪感的培养以及本地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承接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地域文学或许给人以一种局促的感觉，但是当我们对其了解越深，越能感受到其广阔的内容，无论歌舞升平的盛景还是满目疮痍的末世，都被一一展现。既有生动外部世界，亦有真实的心灵图景。西安在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建设理当在地域传统的土壤上深深的扎下根来，同时，作为地域文化传统中重要而形象的载体，如果学生对地域文学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就会加深对于自己乡土的热爱，从而对家乡做出更多贡献，因而对于当地文化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西安本地高校云集，每年都有无数的学子从全国各地赶来求学，当他们掌握一点当地的地域文化知识，不但可以从文化上加深对西安的认知，有助于自己更好地融进西安这块热土，更可以把西安的风土人情弘扬出去，扩大西安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二、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1.庖丁解牛的过分运用，对古代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缺乏重视。
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主义思潮泛滥，认为世界上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理性世界还是感性世界都可以层次化、数量化、程序化。这样必然造成对人的精神家园的恣意蹂躏和践踏。中国古代文学在我国古代先民的情感诉求与审美上有着集中的反映，如一味地加以科学归纳，分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把对美的追求变成条分缕析的干巴知识，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际文学素养。
2.对学生的主体性角色认识不足
作为人文社科教育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存在着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模式很容易导致教师的专横独断，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原本生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笔者在高校讲授大学语文课程两年有余，认为绝大多数学生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并且其解读视域也逐渐个性化，因而，如果对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仍不加以重视，要想达到授受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共同提高的教学效果也就变得不切实际。
三、地域文化视野在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应用
综上所述，当代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建立在地域文学的基础之上。地域文学和文化可以丰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同时在西安在发展国际化大都市的大背景下，亦可培养一种尚德尚智、求实求新的教学风格。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以下方法途径值得尝试和借鉴。
1.课外实践考察
地域文化的教学更为倾向实践，这是课堂教学单一的弥补，同时，对于学生学以致用的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如在讲授地域文化结合古代文学作品时，带领学生亲近自然，进行实地考察，由此将文学情景再现。如在学商隐的《乐游原》一诗中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可以带动学生前往位于西安东郊的青龙寺参观，因为此诗正是写于此地的乐游原上，对风吟唱，忆古思今，不但可以让学生对诗歌本身有更深层次的领悟和理解，更能引发学生的兴趣。
2.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教师可以成立相关的科研团体，以阅读书目介绍和文献资料提供等形式从而将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学习兴趣和科研的热情充分的激发出来。另外，可以大胆地让那些基础扎实且善作思考的学生参与研究地域文化课题，达到读书笔记由课题形式带动，毕业论文的写作由读书笔记带动的形式，这样既能能够将第一手文献资料掌握，同时，能够理性的思辨地域文化现象，从而将学生独特的创新能力引导、激发出来。
3.学科交叉渗透
文学研究在人文社科研究的体系中从来都是一种宏观性的研究体例，要善于对学生从大文化的背景出发，重视在教学过程中交叉多种学科，另外，也要以多元化的形式对地域文学和文化设施进行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交融着文、史、哲等学科，明显的不平衡性存在文学的地域分布中，并且，文学的地域特征又具有民族性和本土性的特征。因此，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应该强调地域性和文化性，应该强调用新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观念来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以便进一步促进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
参考文献：
[1]陈小芒：论古代文学教学创新的地域性策略[N].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