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4 17:04:39
序论：在您撰写古代文学基础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理念；“经典诵读”；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1-0064-03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作为传统性较强的基础课程，它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和方法，而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并不完全适用。而且，现如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那就是教学内容的庞杂与课时数有限之间的矛盾。因此，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应该是课程改革探索的首要任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以文为主并实行“经典诵读”，以此回归文学本位；教学中要尽量做到贯通古今，并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一、实行“经典诵读”，回归文学本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受到一直以来文学史模式以及史学本位的课程观念影响，很多都是讲文学史必讲作家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和影响，讲文学作品必讲创作背景、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审美性重视不够，导致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直观体悟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逐渐丧失，导致“文学作品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学科中应有的基础，而处在一种知识传授的辅助地位”。[1]尤其是受课时被压缩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一味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把握，而忽略对文学作品细微的情感、艺术和审美质素的阐发，往往将鲜活的文学作品变成了注解文学史的史料，这样的教学理念不仅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不适宜，更不适用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笔者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不应该以文学史为主，而是需要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的以文为主，回归文学本位。要想真正让学生回归文本阅读，实行“经典诵读”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文学经典是历经了几千年风雨历练和时间考验的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积淀着广博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之魂，充分体现了先人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尤其是那些反映积极进取、忧国忧民、识礼重义等儒家人文传统的作品对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平复急功近利的心态，塑造健全的人格很有启发和帮助。
“经典诵读”能够使学生从道德修养、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等方面受到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无疑比直接对他们进行说教更有效，而且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这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文学发展和历史文化的背景上，对一些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诵读和基本分析、鉴赏的文学作品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在作品讲读、分析的时候，多运用描述性、抒情性的语言，重视意境的感染和心灵的触发，并注意加强诵读指导。“经典诵读”不仅仅能够提高人文素养、夯实专业基础，同时也能够扩大学生的文学知识视野，培养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理解力，进而磨砺思想、提纯情感、积蓄能量、放飞理想，而且，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诵读经典同时也是对汉语言精妙境界的至高体验，可以说，“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对语言艺术的精微训练，这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打好专业基础很有助益。
目前，一些高校采取以“经典诵读”为辅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并以背诵默写中国古代文学名篇的方式进行考核，这种做法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或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中都值得推广。学生一开始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感到不适应，而他们一旦真正进入作品，形成诵读习惯，就会逐渐被吸引。而一旦这些经典所承载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在学生的思想中确立了主流地位，这对于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塑造健全的人格均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二、弘扬中华灿烂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更是一个贯通古今的过程。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用性、现代性，努力想办法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拉近学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离，引导学生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及其历史变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师还应该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创造性的解读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让学生深刻感受到这些经典作品与他们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血脉相通的，尤其要注意发掘这些作品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后，对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建构起到的重要意义，以此启发学生的思辨能力，拓展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与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有些办学者和研究者似乎有意无意地把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和汉语言专业完全等同视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科教学和专业教育的区别，只注重语言的学习和训练，忽视文化知识的传授”。[2]尤其是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每人都是光荣的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传承者。那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就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通过与作家和作品穿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能够建立起与前贤今哲对话的平台，拉开与现实世界的距离，看到一个有别于现实功利世界的更加丰富博大的精神世界，使学生在功利追求的人生中看到一种更加高尚的人生，懂得更多处事做人的道理，懂得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因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将来很可能成为跨文化的交流人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引导学生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余秋雨先生曾经指出，“文化在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3]所以，教师要注意中外文学比较时的态度问题，并引导学生在将来的教学和文化交流中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各国文化，包括能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勇于过滤其中的糟粕。
三、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
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
作为艺术结晶的文学作品，它不是简单的再现现实，而是体现了经提升之后的理想的精神境界。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承载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感受，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和美学特质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审美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之所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材料。然而，现如今的教学大多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个性化的文学体验，以及心灵的感悟和审美的熏陶，把本来生动的、立体的文学变成了缺少生气的、平面的知识。很多教师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的时候，往往是直接灌输给学生一些死记硬背的条条框框，根本没有进行真正的审美阐释，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长此以往，学生会渐渐失去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
对此，教师首先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审美素养，使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文本鉴赏和阐释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试着先撇开围绕作品的外在说明，直接把学生领到作品面前，并努力为学生创设自由的审美氛围。比如使用一些诗性的、形象性的语言，或音乐等多媒体等手段，把学生带进作品所表现的意境之中，帮助学生进入一种自由的审美状态，鼓励他们对作品本身的结构、语言艺术等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而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重新唤起学生的文学感觉。例如唐诗名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极富诗情画意的诗篇，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是按部就班地讲授作者生平、师生朗读作品、分析诗歌内容、师提问生回答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激发学生对这首诗的审美感受。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运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专业人士的朗读录音，并让学生充分朗读作品，再加上教师在讲解中运用富于感性和诗意的语言，可以丰富学生的视听，激发学生的审美感受。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绝非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更是一个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的过程。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领悟那些蕴含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包括经世报国的博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豪迈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等，使他们懂得更多做人的道理和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写的是日常生活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小事，苏轼却赋予了它深刻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人生的起伏是多变的、是突然的，是无法预知的。在人生的风雨中，重要的是心态，如果能以乐观洒脱的态度去面对坎坷，泰然处之，总会有云散日出的时候。教师由此可以联系苏轼在黄州的经历，引导学生学习体会苏轼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背后，仍然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之精神。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学知识的传声筒，更应该肩负起传道的责任，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文学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
总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以文为主并实行“经典诵读”，实行“经典诵读”，以此回归文学本位；教师应该努力想办法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拉近学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离，并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创造性的解读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鉴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美育功能和特性，教师在教学理念上应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以诗性阐释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1]杨柏岭.文本・美育・文化：当代高校文学类课程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0（9）：44.
关键词：传承 对接 交流
古代文学作品是高中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文课程标准中，对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有如下要求：能够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断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性。
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或是因为作品年代久远，学生认为于今无关；或是因为语言文字障碍，学生认为学之无益；或是因为某些作品篇幅较长，学生认为借鉴有碍；或是因为古今价值观之差异，学生认为无从学起。因此，学生往往对古代文学作品避而远之，感觉枯燥单调，有恐惧畏难的心理。而笔者认为选入课本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时间的淘洗、岁月的打磨，是公认的经典，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特别值得学生认真学习、仔细揣摩、加以吸收。所以，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显得尤为重要。
一、通过中外对中国文化精华的传承发展之比较，引发学生深入的思索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曾经举过这样两个例子。一位日本学者曾得到一本用中国古老方法推演《易经》的书。之后，他据此写了一本预测未来的书，这本书成功地预测到了中日、战争的结局以及中日双方最后谈判的结果。在这本备受关注的书的序言中，引用了《大学》、《论语》、《孟子》中的大量语句，其主旨就是要告诉日本国人：应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药的历史几乎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长，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有人认为，现在的中药似乎应该改一下名字，改成“日药”“韩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的中药在国际中药市场上的份额只占约百分之五，其余百分之九十五都由日本和韩国占据。但是日本与韩国出口的中药，种植、生产、加工都在中国，完全按照中国的古法来炮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一些企业根本不愿意按照古法精益求精地去做，而日本与韩国却能够认真学习，严肃对待，从而在中国人引以为国粹的中药领域取得绝对的优势。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此讲来，必然能够引起学生深深的思索：连外国都在高度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作为中国人，有何理由不奉之若宝，有何理由不去好好学习呢？
二、通过古代与现代的巧妙对接，引起学生求知的乐趣
笔者在教授《林黛玉进贾府》这篇文章时，结合本人的阅读参考，引导学生做过这样的梳理：在《红楼梦》中，四大最美风景分别是什么？分别是晴雯撕扇、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在大观园里，四大名嘴分别是谁？一定是王熙凤、林黛玉、贾探春、史湘云；有名的三剑客分别是谁？当然是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学生在开动脑筋、积极思索课文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原著的浓厚兴趣。
在分析贾宝玉的形象的时候，笔者引导学生思考：影视剧中扮演贾宝玉的演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经过探究讨论，总结如下：宝玉首先是非“红”不可，原因是在服装上多是红色，喜欢与女孩子沟通，并且接受女子的价值观；本民族的第一个阳光少年。其次，眼神像儿童一样纯洁无瑕。原因是看世界没有功利色彩；看女子没有占有之心，只是把女子当成花一样来欣赏；可以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索：在红楼梦中，有几种爱情观？在贾宝玉出现之前，有几种男人形象？
可进一步引导学生把大观园中的女子与现代职场女性联系起来。王熙凤，是职场狂人；平儿，是职场“万能胶”；李纨，是笑到最后的职场“剩女”；王夫人，是女经理人；晴雯，错位的职场人生；刘姥姥，成功再就业的模范；贾母，是快乐的董事长……
这样，必定能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使学生意识到：原来古代文学作品，竟然包含着如此充实的内容，竟然蕴藏着如此宝贵的财富；原来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距离现代是如此之近，他们又是那样的可触可感可爱可亲；原来古代文学作品，也可以学得很快乐。
三、通过学生学习经验的沟通交流，激发学生学习的潜能
笔者的一个学生曾经这样总结他学习语文的经验：语文的成功全在阅读《论语》。《论语》是他的教科书，那些秀逸的文字、铿锵的音韵，那些能读懂的道理、读不懂的道理一次次和现实碰出火花，让他更好地理解社会，让他更顺畅地表达自己。文言文读得顺畅，是《论语》的功劳；作文写得充实，更是《论语》的功劳。一部《论语》，竟然让学生有如此巨大的收获。
民国时期的元曲研究与60年代前期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连续性,但共和国的建立毕竟使元曲研究发生了一些重要转折。1954年《剧本》月刊连续刊载阿英的《元人杂剧史》可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标志。这部专着显示的新的时代特征是,作者努力以的理论和方法来重新理解、评价我们承自古人的文学艺术。1957年,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讲座》出版后,有读者在《戏剧报》上提出意见,指出作者“没有从政治、经济和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问题。”[1](冯其庸序)周贻白先生虚心接受了意见,决定毁稿重写,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当时的元曲研究者们也大多像周贻白先生一样,真诚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改造,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元曲,作品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挖掘从此成了元曲研究最主要的方面。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元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色彩也愈发浓厚,正常的学术研究终于难以进行下去了。
当大陆的元曲研究陷于中断时,台湾的元曲研究者在郑骞、张敬、汪经昌等由大陆至台的几位学者的坚持和引带下,基本上保持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像郑骞《景午丛编》(1972)、汪经昌《曲学例释》(1962)、罗锦堂《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1960)等都是难得的诚实、严谨之作。
在大陆第二阶段的元曲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58年元曲大家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为世界文化名人。这一年,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全国报刊发表的各种关汉卿的论文不下百篇[2](P99)。1958年的关汉卿纪念活动,直接的社会效果是提高了元曲在我国文艺史中的地位,形成了建国后元曲研究的第一个,为第三阶段的元曲研究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在元曲研究未被中断之前,关汉卿、《西厢记》以及其他作家作品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前两个阶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第三阶段的元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拓展。元杂剧研究的成果尤为显着,仅1978年至1994年16年间,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各种论文约为千篇,这一数字是建国后前17年的三倍[3](P317)。据笔者粗略统计,70年代末以来出版的元曲研究专着近30种(其中不包括各类戏曲通史和文学史着作),这一数字是诗、文、词、赋等其他各体文学研究难以相比的。80年代中后期,围绕元杂剧兴衰的原因、元杂剧的历史分期、关汉卿的生平等问题,元曲研究呈现出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形成了建国后元曲研究的第二个。这一阶段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前一阶段已开始试用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历史考据的方法也重新得到提倡。我们对元曲历史内容的把握远比前两期为深入,文本研究不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的存在或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感悟赏鉴,文学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得到揭示。
与前两个阶段的研究相比,第三阶段的杂剧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的一面,杂剧的舞台表演、音乐、剧场等因素也成为研究考察的对象,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1980)、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1981)、李修生《元杂剧史》(1996)等论着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变。戏曲文物研究也开始成为重要的研究分支,戏曲文物研究者们栉风沐雨的野外奔波,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元杂剧的认识,元杂剧的研究也免于单向性和平面化。在这一阶段,一直冷落的元散曲的研究也开始得到重视。1990年,中国散曲研究会在河北石家庄成立。1991年,在江苏扬州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吸引了台湾的元曲研究者。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像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1991)、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1998)等比较优秀的散曲专着。
这一阶段出版的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982)、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1985)、王文才《元曲纪事》(1985)、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1980)、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1983)、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91)等着作,与前期同类着作相比,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后出转精的特色。王季思、王学奇、徐沁君等学者则在元曲文献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元曲的论文、论着照出,在数量上也不是“锐减”,但研究者们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元曲研究转入一种低沉的局面。南戏研究因为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直在平稳中行进。明清传奇杂剧开始得到年轻一辈研究者的青睐,80年代末以来的“目连戏热”、“傩戏热”也足以吸引人们的一些注意力。维持元曲研究冷清局面的仍是过去一批中老年学者,像对《西厢记》一往情深的蒋星煜先生等。
元曲是否果真已被我们说完了,道尽了?随着20世纪的终结,我们是否将揖别元曲而心中无憾?研究者们也许正陷入深深的思考,谋求未来的进步。这其中,研究思路的转换也许很重要。笔者于此虽思虑已久,终不敢以为是,谨申述所思,就教于方家达者。
刍议之一:讲一点还原法?
还原,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事实,少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个人主观随意的解说,尽可能客观地面对历史材料,走近古人,阐释古人。元杂剧和关汉卿的认识、评价都存在一个历史“本来面目”的问题。
王国维显然是以西方戏剧为参照来构建他的《宋元戏曲史》的,在王国维看来,中国有中国的戏剧——“戏曲”,元杂剧就是一种“真戏剧”。《宋元戏曲史》之后的元杂剧研究也大都是“戏剧”的研究,关汉卿被称为“伟大的戏剧家”。 元杂剧既是一种“戏剧”,按照我们对于“戏剧”的理解,元杂剧人物刻划、情节结构、戏剧冲突以及创作主旨的剖析似乎就应当成为我们的切入点。然而,这一思路是否适用于元杂剧呢?
元杂剧表演体制的一个显着特征是“一人主唱”,即由同一个演员—“正旦”或“正末”从头至尾唱完四套曲子。一般认为,这一形式虽然不利于表现“丰富的思想内容”,却有利于“集中深刻地塑造主要人物”,像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这样,“正旦”扮窦娥唱了四套曲。但现存元杂剧中,也有主唱的“正旦” 或“正末”在一剧中改扮两人或三、四人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共计60种(约占杂剧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扮三人的16种,扮四人的两种(即《黄粱梦》和《黄鹤楼》)。如《薛仁贵》剧,故事的中心人物薛仁贵无唱,正末先扮朝臣杜如晦唱第一套,又扮薛仁贵父唱第二套,再扮拔禾唱第三套,最后又扮薛仁贵父唱第四套。“正旦” 或“正末”在一剧中改扮两、三人,若想集中笔墨刻划一个主要人物实际上已极为困难。即使“正旦” 或“正末”在一剧中始终扮一人的剧作中,其所扮人物也不一定是戏剧故事的主要人物或核心人物。又如水浒戏《三虎下山》,三位梁山英雄关胜、徐宁和花荣都无唱套曲的机会,作者却使一个与故事正题无关紧要的人物—山下小官吏李孔目妻李千娇唱曲四套。这种做法是现代戏剧家难以理解的,而且这种情况在现存元杂剧中也并不是偶然现象。难道元代的“戏剧家”们竟没有一个描绘人物的概念?
文学传播作为大众传媒层面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也是文学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作为古代传播信息、传承文化、传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古文化传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主要从传播方式、类型、思想以及传播的价值取向几个方面对社会政治文明和道德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作为文学价值的社会中介，它的传播历史沿革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还会引起新的传播方式的产生，所以说，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和方式，对现代大众媒体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传目的初探
1、直接目的——对情感波澜和心灵世界的言说
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达是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得以源源不断创新的直接目的。人的主观情感需求，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体验，文学创作则是要表达自己对这种体验的感受。这种文学方式的表达和传播对后人而言，是一种原创性的表达方式，值得珍视和赞誉。这种传播方式表达的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体验和认识感受，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情感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心灵的感受才是创作的核本文由收集整理心因素。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往往都是要寻求心理的满足和愉悦，以引发心灵世界的情感波澜的涌动。
2、现实目的——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好奇心
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止境的， 在我国古代，人们企图揭示宇宙奥秘，试图以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改革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以建立起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客观需求。比如在我国周代，当神灵让位于君主进入人治社会后，人们便不再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力量。那么，过去的以神灵秩序为主的世界就转变为以人治为主体的社会 。这一点足以说明人类是具有能动性的高级智慧生物， 也说明了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层次时，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的敏锐和复杂。当信仰缺失时，人们往往会希望重建灵魂的秩序。当权力失衡时，人们也热衷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学创作就充当了人类表达思想的媒介。
3、功利目的——为了获得生存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不仅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寻求生存技能和生活技能，这种功利性的需要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存技能， 主要集中于用火、采集、狩猎、 种植以及用各种方式抵御外敌的入侵。在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古代，每个生命诞生以后，都必须学习这种生存本领，依靠掌握前辈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生存经验来保证自身生命的延续和安全。例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源于人们对生命起源的认识。而在生存过程中会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为了预防和弥补这些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们就创造了女娲补天这种类型的神话，也由此带来了冶炼技术的萌芽和发展。
二、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初探
从传播学中的一般传播方式角度来看，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要遵循以下几种传播方式：
1.比乐弦歌
比乐弦歌，顾名思义，就是把当时的诗、词、曲等文学作品配上乐谱，然后通过乐器演奏的方式，再配以人们的吟唱进行传播。这种传播类型的代表作品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期屈原的《九章》等作品。比乐弦歌的文学传播方式发展到汉代以后，就有了专门的国家机关汉“乐府”。再到后来，就发展出词、杂剧、等专门依靠歌唱来传播的文学，例如宋代柳永的词，语言优美，唱出来委婉动听，深受人们好评。
2.吟
吟，主要有行吟与吟游两种方式。限于当时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水平的落后，先秦时代文学几乎都是靠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所用的就是“行吟泽畔”的传播方式。行吟这种传播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演化为诗人在游历过程中以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时，便出现了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即吟游。这种传播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李白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边塞诗派。
3.周游列国和聚徒讲学。
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代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徒讲学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信息技术 初中语文 古诗文教学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显而易见。因此，作为新一代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初中语文的古诗词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显得尤为重要。
一、培养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
学习初中语文的古诗文，兴趣是学生走向成功的最大动力，而信息技术在课堂上的运用是初中语文老师进行高效率教学的基石。信息技术泛指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项技术，包括应用软件、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这三个计算机技术在初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中的作用最为普遍，初中语文老师常常运用幻灯片和多媒体开展教学。
初中语文老师在开展古诗文教学之前，必定要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找一些水平高的朗诵家给大家朗读课文。这种信息技术在初中语文老师的教学中的有效运用，可以让学生读准自己不认识的生僻字词，纠正学生的错误发音――比如《诗经》的名篇佳作《关雎》中生字词“参差”、“寤寐”和“钟鼓乐之”和曹操的《观沧海》中的“水何澹澹”和“山岛竦峙”。这些诗歌都具有超出物象的特点，是引导人们突破作品特定形象的直接性、有限性，从直接中看到间接，从有限中寻求无限①。
二、用幻灯片辅助教学
初中语文老师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对诗词进行详细的介绍，用幻灯片和音像视频的形式向大家传播古诗词的基本知识，大大降低了老师的负担，降低了初中语文老师书写板书的时间耗费，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诗歌与哲学是近邻②，初中语文老师可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诗文进行鞭辟入里地深入分析，比如古诗文是最早在各民族文学中产生的文学体裁，它按照一定的音调、韵律和音节的不同要求，将人们头脑中最丰富的想象和充沛的情感，用最凝练的语言，高度集中地反映出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
初中语文课本中脍炙人口的古诗文不胜枚举，这就要求语文老师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古诗文教学的时候，首先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针对北朝民歌《木兰辞》这样的千古名篇，初中语文老师应该先用多媒体放一些文章的创作背景，有利于学生对这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主人公表达的情感进行深入的把握。语文老师可以先在幻灯片上放上以下内容――“《木兰辞》又称《木兰诗》，是中国南北朝期间的一首民间叙事诗，它讲述了古代女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伟大事迹。本诗歌创作于北魏，最早录于南朝陈的《古今乐录》之中，长达300多字……”这样，学生就会对古诗词的创作背景和基本内容进行大致的了解和掌握。
三、放一些与教学有关的视频
信息技术的良好运用，有利于培养初中学生学习古诗文的浓厚兴趣，就会愿意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个对他意义非同凡响的重大事物。反之，如果学生兴趣缺乏，就会很容易造成他的注意力转移。初中语文老师可以放一些与古诗词有关的电影和音乐视频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轻松自如地学习。信息技术在初中古诗文教学中的高效运用，可以调动学生意志活动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和学习动力。
学生的本性就是对新鲜有趣的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旦老师利用信息技术给孩子提供了新的启示和知识，学生就会变得兴高采烈和热情洋溢。初中语文老师在教授《敕勒歌》这篇古诗词的时候，可以运用信息技术给大家放一些蒙古大草原的迷人景色，来展现敕勒川的迷人风光，还可以放一些蒙古族的穹庐让学生体会诗歌中“天似穹庐”的意境。此外，老师还可以放一些蒙古族的音乐视频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放乌兰图雅演唱的歌曲《我的蒙古马》来让学生体会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画面。乌兰图雅演唱的歌曲《我的蒙古马》中歌词“我的蒙古马，路在你脚下，你四蹄生风，彩霞满天涯……”与《敕勒歌》中“男儿血，英雄色。为我一呼，红海回荡”的意境恰好吻合。
初中语文老师除了用一些生动有趣的图片和视频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放一些有关诗词作者的纪录片或者《百家讲坛》等节目，来帮助学生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诗词的创作背景，更好地辅助语文老师开展古诗文的教学工作。老师在教授杜牧的《泊秦淮》这首诗歌的时候，可以放一些有关杜牧的生平介绍的纪录片，还可以放一些其他有关南京的古诗词，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古诗词的阅读量。
总而言之，初中语文老师应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学生开展行之有效的教学，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初中语文老师作为中华文化的捍卫者，对学生进行古诗文方面的传道授业和解惑工作责无旁贷。相信在初中语文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学生的古诗词阅读素养一定会得到日行千里的提高……
【注释】
① 蒲震元. 中国艺术意境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转贴于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