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3 16: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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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问题是影响ACT发展最主要的因素［17］。关于其成本效益的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ACT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二是ACT不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但前者占主流。其中SusanM等［17］研究表明，入组前期未住院患者的费用：ACT为26535美元，对照组为22483美元，即两种模式的费用构成不同，ACT干预费用更高，两种之间有差异但不明显；经过18个月干预之后，通过t检验发现，ACT模式中15名患者报告了经济收益，其生产能力为820美元，而对照模式中，13名患者具有经济效益，其生产能力为507美元，同时ACT模式利用的社会资源明显少于对照组，分别是4101美元和8831美元，且ACT的住院费用少于对照组，分别是52814美元和77708美元，对照模式的住院费用和看护费用均高于ACT模式。由此可见与对照组相比，ACT组患者的住院费用更低，且生产能力更强。WolffN等［18］为期18个月的随访治疗发现主动式社区干预费用为49510美元，有社区人员参与的主动式社区干预费用为39913美元，标准化个案管理费用为45076美元，提示我们在应用ACT的过程中，应对社区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将其纳入其中，共同参与ACT为患者服务。也有研究表明，一般治疗组在前两年经济效益比较显著，而ACT组在第3年经济效益才比较明显［19］，但也有研究认为ACT比其他的社区服务更具有成本效益优势，尽管ACT费用高于传统的社区治疗，但其效益更好，即效益超过成本400美元／人年［17］。DekkerJ等［20］认为ACT与传统模式的成本效益相比较，成本效益更偏爱于前者，2年干预，前者的总费用比后者少5％。近年来，世界各国积极开展了对精神分裂症的ACT治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从精神症状、患者住院的次数和天数、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与患者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方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ACT的相关经济学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价。
2ACT相关精神学指标分析与评价
2．1精神症状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ACT模式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精神症状［18、21～24］，NelsonG等［25］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研究显示，ACT与传统的社区管理在症状减轻方面比较有显著性差异（由1．91降至1．73，Z＝3．15，P＜0．01）。ColdwellCM等［5］研究表明，与施加干预的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ACT精神病症状改善水平分别为26％（95％CI＝7％～44％，Z＝2．76，P＝0．006）和62％（95％CI＝0％～124％，Z＝1．96，P＝0．050），能够有效缓解精神疾病症状。也有研究表明ACT和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在精神病症状和社会功能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19］。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的减轻可以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消耗，从而减轻患者家庭与社会的负担。
2．2住院次数和天数
住院天数是衡量精神疾病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减少住院的次数和天数，可以直接减少患者的住院费用，从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研究表明，ACT能够有效地减少住院的次数和天数［18，21］；SusanM等［17］研究也表明，和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采用ACT治疗的患者住院次数更少、住院时间更短；在18个月的治疗中，相对于传统社区管理，ACT的住院天数减少了51d。但是两种模式住院利用率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显著。而在6～12个月期间，传统模式的住院天数是（25．8±57．1）d，ACT为（17．2±46．9）d，具有显著性差异（F＝5．37，P＜0．05）；而12～18个月期间两种模式住院天数之间显著性差异则更加明显。患者住院天数和次数减少，会直接降低医疗成本。但是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5］，在减少住院次数和天数方面，两种模式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10％］95％CI＝－7％～27％，Z＝1．17，P＝0．24）。
2．3疾病负担和生活质量
精神分裂症给患者本人、家庭及社会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然而研究表明ACT可以有效地减轻症状，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整体的医疗费用下降［12］，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改善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26］。有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模式，ACT服务模式中客观负担越重的患者，其主观负担越小（ACT：n＝85，r＝0，313；传统：n＝91，r＝0，675），即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ACT模式中，平均每位患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为（33473±32838）美元，而传统模式中每位患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是（35656±39446）美元，两种模式之间的费用构成具有显著性差异（F＝31．47，P＜0．001）［17］，即ACT下患者的疾病负担明显小于传统模式，因此相对于后者，前者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2．4满意度
相对于传统模式，ACT模式更受青睐，患者及家属对ACT模式的管理和治疗的满意度在成本效益原则下表现更高，依从性更好［18］。在18个月的治疗期间，利用1～7的满意度量表进行测量，ACT模式患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由4．34上升到5．07，而传统模式下的患者满意度基本保持不变（由4．62下降至4．61）。结果发现，对ACT模式来说，花费31800美元，获得4．86的满意度；而传统模式花费32700美元获得4．58的满意度［17］。ACT模式下患者以更少的花费获得了更高的满意度，且住院时间更短，对症状控制、就业、社会关系、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更好。
3小结
1.1研究对象
某镇已婚妇女3000名。
1.2研究方法
由某市皮肤医院（某市性病防治中心）派出经培训的专科医生、检验人员、公共卫生医师、护士等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分别于项目起始阶段即基线和12个月、24个月进行两次随访共3次现场横断面调查，具体方法如下：（1）问卷调查：采用一对一的问卷搜集社会人口学、性病艾滋病知识、危险行为和疾病负担情况等信息。（2）梅毒筛查和治疗：利用梅毒快速检测方法进行梅毒筛查，20分钟告知结果。对于快速检测阳性的对象，则抽血带回某市皮肤医院（某市疾病防治中心）进行确证检测。对于确证现患梅毒的病人，及时通知检测结果并及早按照国家指南提供免费规范治疗。（3）健康教育：检测前后专科医生可以提供相关的健康知识，发放性病防治知识宣传手册，回答对象提出的问题，宣传正确的知识。
1.3实验
快速血浆反应素实验（RPR）作为梅毒检测的筛查实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作为梅毒检测的确证实验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使用t检验。计数资料的结果采用卡方（X2）检验。以P<0.05为有显著性差异，P<0.01为有极显著性差异。
2研究结果
2.1梅毒快速检测阳性率和梅毒确证阳性率（传染报告阳性病例）
孕妇发病率为1.8%，非孕妇发病率为1.1%，两组之间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梅毒检查的费用和治疗费用
梅毒RPR检查10元/人，确诊20元/人。平均治疗费用，孕妇高于非孕妇（P<0.05）。
3讨论
1.1研究对象。
选取2009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眩晕门诊就诊的BPPV患者30例及2015年1月就诊的BPPV患者30例，分别纳入2009年患者组及2015年患者组。纳入本研究的标准：①短暂的眩晕病史；②Dix-Hallpike试验及滚转试验可以观察到典型的位置性眼震。③排除其他原因继发的BPPV。排除标准：①患有其他前庭疾病如梅尼埃病、突发性聋、前庭神经炎；②理解能力欠佳或不能配合者；③有严重颈椎病、心功能不全和运动障碍者。
1.2治疗方法。
诊断明确的患者初次就诊时给予手法 复位或复位椅复位。连续复位3次，具体方法参见2006年贵阳会议提出的BPPV诊治指南。
1.3疗效评价及随访。
患者初诊时记录其基本信息，初诊时填写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侧别、发病诱因、病程、首次治疗后好转时间、残留症状、复位次数、有无复发、眩晕持续时间、伴随症状、有无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首次就诊的医院、首次就诊的科室、所做检查、就诊次数、治疗方法（口服药物、静脉输液、手法复位、物理治疗）、既往治疗费用等。复诊前2天电话随访患者眩晕变化情况，并嘱咐按时复诊，复诊行位置试验检查有无眼球震颤，第1次复诊痊愈者则结束治疗，第1次复诊未痊愈者则预约1周后复诊，直至痊愈。疗效评价：①眩晕和位置性眼震完全消失为痊愈；②有效：眩晕和（或）位置性眼震减轻，但未消失；③无效：眩晕和位置性眼震无变化，加剧或转为其他类型的BPPV。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行列表资料χ2检验；疗效评价为等级资料，采用列表资料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治疗效果评估。
2009年患者组手法复位后首次治疗的总有效率为83.3%，2015年患者组手法复位后首次治疗的有效率为90.0%。2009年患者组BPPV确诊的平均就诊次数为（7.8±2.5）次，平均治疗花费5041.8元；2015年患者组BPPV确诊的平均就诊次数为（2.2±1.1）次，平均治疗花费419.5元；患者就诊科室为骨科、神经内科、急诊科、中医科、耳鼻咽喉科；所做检查多为头颅CT、头部MRI、颈椎CT、颈椎MRI和颈部血管超声等。
2.2治疗相关费用。
复位费用2009年患者组平均为（220.5±27.2）元，2015年患者组平均（180.4±17.1）元；药品费用2009年患者组（1380.5±48.3）元，明显高于2015年患者组（43.2±3.3）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677，P＜0.05）；检查费用2009年患者组（3162.3±489.6）元，明显高于2015年患者组（162.4±22.5）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987，P＜0.05）；检验费用2009年患者组为（278.5±77.9）元，高于2015年患者组（33.5±9.4）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342，P＜0.05）。就诊次数2009年患者组为（7.8±2.5）次，明显高于2015年患者组（2.2±1.1）次，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371，P＜0.05）。
3讨论
关键词:生态危机;欲望;科技理性;和谐生态观
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人类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自然界的存在成为“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过度盘剥和压榨，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根源上探究，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因此，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需要将人类的财富欲望纳入历史通道进行反思。财富欲望的张力随着世俗社会商业精神的发育而开启，在利润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带来财富的自然界。发达的科技是对自然界进行深度开发的关键力量，技术在人类财富欲望的驱使下，“促逼”着自然界，使其被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深层次里破坏着“人—自然命运共同体”。
一、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
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存在在于价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就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1］因此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获得使用价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储藏者所共有的。”［2］这种财富欲望具有一种扩张自身的内在张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义定位，它乃是指社会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对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识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动倾向，也可以说是趋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类欲望的闸门被打开以后，欲望的张力使得人类对货币、资本的追求日益强烈。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当货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这导致了货币持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极大的不平等。货币持有者极力将货币继续投入再生产过程中，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无产者则对货币持有者掌握的生产资料日益依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货币持有者日益成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主宰者，货币力量由此转化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带来增殖的资本力量。资本的扩张逻辑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扩大再生产。“资本扩张过程是资本向自然界的扩张，向自然资源的扩张。资本自诞生以来进行的数百年的扩张过程，就是将从地表到地下，从表层到深层的自然资源不断货币化、资本化，吸收到不断运转的资本机器内部的过程，也即吞噬自然资源的过程。”［4］因此，资本的扩张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为前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才能表现为资本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7］因而“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纳入经济系统中，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中，由此进一步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不断开拓着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资本追求扩张的本性具有使这些资源进入扩张体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在人类欲望的驱动下与货币相结合，进入生产领域中，便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志，被资本化后便获得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能。我们亟需对人类疯狂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层次追问。人类企图将一切资源都资本化，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刺激着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9］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推动力。人类把劳动价值注入到自然资源中时，资源被资本化了，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这种心理因素就通过物质得以显现出来。这种获得物质资源的力量承载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意志，使得人类进入了疯狂追求物质力量———资源。当人类对尚未资本化的资源进行开发，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预付金，因此必须获得利润，否则就将血本无归，因此人类陷入资本逻辑体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动机，人类的行为由于这一欲望的满足而终止。这一欲望的满足又激发了新的欲望的产生，一种物欲造波着另一种物欲，由此导致欲望动力机的马达强劲，不断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触角。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家具等舒适品和装饰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和确定界限的。”［10］满足这类没有限制的欲望的资本扩张也就处于无止境状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深刻指出了，这种资本扩张的欲望逻辑，“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测的含义范畴。”［11］这是深度资本扩张的欲望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图景。尚未开发的资源被资本化后获得了一种价值通约的社会性，这种经济性符号通兑着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有着一种将五彩斑斓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过货币把异质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量度、可计算、可兑换的存在，使得人类的生活世界被货币和资本的增殖体系宰制。人类在这个体系下追求资本的不断扩张，并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研发出越来越多的高尖端的先进科技，进一步武装着人类进行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的资本扩张欲望在吞噬着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当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消耗在资本体系中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断衰减，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2］人类破坏着与自己的身体发肤密切相关的自然机体而不自知。资本扩张欲望无资源可寻而无法得到满足时，或许人类真的会将触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将世代诗意的栖居破坏，人类被疯狂追求资本扩张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与生态危机的勾连
发达的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给人类带来快捷、便利、现代化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资源破坏与生态危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证的同时，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愈加强烈，对科技的盲目乐观的态度实际上带来的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人类的深度异化并日益成为机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说“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将对德性的追求视为“至善”，柏拉图、老子等哲学家都提出技术是“奇技巧”会败坏人的心智，反对技术的应用。近代以来，随着“科技乐观主义鼻祖”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迅速发展为人类战胜自然的武器。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进一步确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这种反思哲学中成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是提供了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14］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使得自然越来越被沦为人类征服的对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体论变成一种实证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追求对自然的深度开发，以达到人类自身的财富欲望，将自然定义为为人的利益而服务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利益驱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类的价值判断，如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等。科技的发展使科学的理念成为现实，带来便捷与舒适的同时，也越来越抛弃了对人文意义的追求。科技的发展不断助推着人类财富欲望的扩张，也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生存困境与自然困境。比如，农药、化肥、催熟剂等化学药剂的超标使用，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却破坏了土壤，同时产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药物残留，直接危害人类自身。人类开始意识到科技理性所导致的人的发展悖论。人类开始将科技理性作为批判与讨伐的对象加以审视。首先对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卢梭，他认为科学每往前推进一步，人就随之往后堕落一尺，因此他将科学定义为人类的祸患和敌人。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他指出:“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15］胡塞尔也强调“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6］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丧失了主观性，拼命追求物的逻辑而缺失了对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动力因，不断求解着X而忽视了科技对人类应用领域的后果。实证科学导致了现代人漫不经心地丢掉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思考，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困境。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所创造出来的武器使战争变得更为迫近而可怕，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认，假如不是由于科学，这些祸害不至于象现在这个样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对文明的价值一直受到了怀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学必须接受审查。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作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促逼”着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成为被“促逼”的对象。对自然和对人类自身的“促逼”达到了“座架”，“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18］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认为，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被主体运用在实现主体目的时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种效用逻辑。科学技术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逻辑下发展起来并成为对人类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马尔库塞延续了对科学技术批判的思路，认为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失了对事物的人文意义的考量，只追求技术手段的实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学发展成为一种奴役人类的异化形态，社会发展成为一种人性扭曲的病态社会，导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严的丧失。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剪断了人与自然的脐带关系，同时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转也侵占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导致人与人之间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图以对世界的操纵为目标，在影片的情节推进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工具理性实质上是科技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工具的发展正从带给人类的裨益走向反面，越来越缺失对人类自身的存在论境域的思考，成为危害自然生态环境和人自身发展的“罪恶之源”。科学技术强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给人类带来的便捷与舒适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科学的发展和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导控。人类之所与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类自身价值理性的畸形、正确价值观的缺失。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体系时，逐利的秉性操控着科技，疯狂的资本扩张欲望带来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当然是一种人类仅仅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异化的发展状态。这种异化状态可以深层次追溯到主体性哲学的痼疾，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来，发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彰显。然而人类在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他的存在对人类来说都是“他者”(Theothers)，这就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人类在自然科学与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中感到欢欣鼓舞，主体性力量达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盲目自信，科技与工业在主体性力量下发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日益丰盈。但是人类却沉迷于机器与技术的世界中，技术越来越高端、机器越来越精密，人类对工具理性越来越着迷，将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视为客体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考量之下畸形发展，由此破坏着与人类发展休戚相关的自然界机体。
三、基于对象性关系的和谐生态观
人类的财富欲望在科学技术的助推下不断扩张，最终带来了生产危机。那么能否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消灭资本也就消灭了人类的财富欲望，生态危机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马克思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资本，只有通过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这一最发达和最多样的生产组织。资本作为人类剩余劳动的结晶，本无善恶是非可言，其性质主要取决于它运用于何种生产关系之下以及人类运用资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对资本扩张的考察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反省。人类在世界资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寻找到一个与自然之间的合理距离。马克思指出，“人们需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20］人类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基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出发，强调人类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将只对人类有意义的伦理观、价值观赋予自然，自然就沦为了人类利用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人类的主体地位导致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始终将与自身生存休戚相关的自然视作“他者”，自然成为满足人类利益的奴隶。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导致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掠夺，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灾难。生态伦理学把自然当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观事物而不是与人产生内在联系的人类学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对人类的意义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将自己视为主体的人类竭尽所能去掠夺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埃里希•弗罗姆指出“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人类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21］人类错误的生态观导致无节制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而忘记了自然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对象性关系。人类在资本的驱动下疯狂破坏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时也是在破坏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即人类在进行着自我毁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回溯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物的多样性具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22］，所有自然物因为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受到保护。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23］“这里永远存在的二元论观念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与自然二分法的生态学理论导致的生态学困境。人类错误地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物，这种自然被误以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也正是错误地将人与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为中心，导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态中心主义”。幸运的是，人类已经意识到上述两种基于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确的生态观的问题所在，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为建构和谐生态观而努力，和谐的生态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将自然划分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与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6］“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脱离自然界这一对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8］事实上，现实的、有意义的自然是对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样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自然界。对象性关系意味着“别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内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29］“也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30］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是作为对象性关系而存在的并通过对象性活动而相互内在联系。这种对象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1］通过实践活动建构“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人在与自然的内在联系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深化，自然成为人的“无机身体”。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建构起与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内在联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对象性关系以及实践活动来研究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不能屈从于资本力量和人类的财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取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人的财富欲望应该服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科学技术的进步应立足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这才是满足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生态观。
作者:郑柏茹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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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11月19日报道金融海啸、跨国公司裁员，让瞄准外企的名校尖子生乱了阵脚。在一次次被用人单位招聘“调戏”后，他们发现还是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靠谱。然而，百万雄师都想挤过独木桥谈何容易，除少数幸运儿，更多人充当了“公务员考试的分母”，他们自嘲是“国考炮灰”。
何谓炮灰?按报道主人公周悦的话，“炮灰的意思就是做无用功，陪着冠军跑的人。”据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超过了104万，而最终能捧上“金饭碗”的仅仅13566人，也就是说，有超过100万人将成为“炮灰”，淘汰率高达98.7%。由此可见，“炮灰”之说，尽管有些悲情，客观上却是一种实情。
“炮灰”一说的流行，反映了大学生求职的悲怆与无奈。按理说，公务员考试只是众多就业渠道中的一条，但由于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具有户口、福利等安定职业的关键要素，这几年公务员考试一直都是求职热点，报考人数犹如芝麻开花，以至于今年中国残疾人组织建设岗位供需比达到4584∶1，夺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公务员考试实现就业简直是“华山一条道”，考上公务员无异于中了彩票。
“炮灰”一词，还暗示了一种渴望就业的焦虑情绪。就业问题原本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今年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谓难上加难。一方面，企业在校园的招聘需求大幅缩水，有些公司的校园宣讲会成为“形象宣传会”;而另一方面，今年毕业生总数将超过600万，广东省高校毕业生超过33万人，比去年上升4万人，如果再加上省外大学毕业生，将超过50万人在粤“找饭碗”。在僧多粥少的求职环境下，毕业生们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公务员考试只是在“就业无门”彷徨无助的时刻紧紧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关键词：环境微生物； 教学问题；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Q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7-158-001
环境微生物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知识涉及面广，且发展迅速，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从实际的教学情况来看，环境微生物教学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尤其是教学内容抽象、课时安排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质量。所以，在推进环境微生物教学建设中，要切实做好改革与创新两件事情，在教学方法及内容上进行创新，在实验教学上进行改革。这样，才能实现环境微生物的有效教学，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多教学问题，推动环境微生物教学的不断改革与创新能力。
一、环境微生物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抽象，学生不易理解
与其他课程相比，环境微生物学具有特殊性，尤其是无法形成直观的印象，致使课程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教师在教学中无法活生生的拿个微生物进行课堂演示，而是需要借助工具进行观察。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以直观印象的形式进行学习，尤其是对于一些相似菌种的形态结构辨析，学生的学习比较吃力，多半以识记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教学内容抽象，学生不易理解。
2.课程内容繁琐，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
环境微生物学的课程内容比较繁琐，涉及的知识点较多，如微生物实验、微生物生态等内容。当前，各大高校积极推进创新人才的培养，出现基础课被压缩的情形。环境微生物的课程内容较多，而在课时安排上显得不相匹配，尤其是在实验教学的课时上，明显出现课时不均衡的问题。对于一些教学内容，由于课时紧张的问题，只能一带而过，出现教学质量差，学生难以对该门课进行深刻的理解与掌握，缺乏足够的实践课程培养。
3.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缺乏
对于高职的学生而言，由于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缘故，相关微生物的知识接触较少，所储备的一些知识多半为高考服务。所以，学生的基础知识相对比较薄弱，且在实践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无法有效地贯彻实施。
4.教学条件有限，实验条件不足
从实际来看，高职环境微生物教学普遍存在实验条件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实验面积少、器材陈旧且缺乏等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正常教学的开展，造成有些教学内容缺失或一带而过。所以，在课程不断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改善实验教学条件，是优化环境微生物教学的重要内容。
二、强化环境微生物教学的若干措施
1.运用多媒体技术，增强教学效果
针对环境微生物学的课程特点，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是优化教学的重要工具。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进行直观的教学。教师在多媒体教学中，可以将抽象的内容以图片或动画的方式进行展示，更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学习。例如在“噬菌体侵染细菌”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就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flas展示噬菌体吸附、入侵及复制释放的全过程。这样，学生更能全面而直观的了解知识，并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构建有效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
2.合理安排课时，强化学生的全面学习
环境微生物作为环境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也就是说，环境微生物的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合理配置，这样才能满足课程内容的需求。所以，在课时安排上，要满足课程教学的大纲要求，并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课时。
3.开展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环境微生物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强调教学的创新性发展，以迎合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传统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显然不适合当前的教学需求，无法实现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以学生为主构建启发式教学，更适合环境微生物的教学需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启发式教学，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大胆探索，进而培养课程学习的兴趣与“感情”，这点是培养专业素养的关键。
4.改革实验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实验教学是环境微生物的主要课程之一，是培养学生良好专业素养与技能的重要途径。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验证式的实验教学为主导，探究性、合作性的实验教学却比较缺乏，致使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调动，在实验学习中表现出“冷淡”的态度。所以，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开展探究性、合作性的实验教学，更能体现环境微生物的教学需求，也在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情形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进而营造积极的实验教学氛围。
与其他学科相比，环境微生物教学更强调灵活性，尤其是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合理的课时安排等，都是环境微生物教学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在今后的教学建设中，环境微生物教学仍需落实改革与创新两件事情，切实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而更好地适应社会，满足环境微生物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孙蕾.《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J]时代教育，2012（03）
[2]朱定和，肖仔君.微生物学教学改革与探索[J]现代食品科技，2007（03）
关键词：心理危机；预警系统；运转机制
联合国专家预言，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场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会给人们造成持续而深刻的痛苦。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与之呈正相关的是，随着高校人数的激增，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也在增加。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承载着诸多的压力和冲击，其心理危机的发生率呈逐渐上升趋势。因此，研究大学生心理危机，建立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预警机制，对预防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培养大学生的危机意识，把握心智成长的契机，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
危机是人们在遭遇了超出他们的资源和应付能力的事件或境遇时，个人无法应对而导致的一种心理状态。布拉默(Brammer)把危机划分为三种形式：发展性危机(developmentcrisis)、境遇性危机(situationalcrisis)和存在性危机(existentialcrisis)。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危机被理解为一把双刃剑。对大学生而言，心理危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灾难，而是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是其成长、复原及进一步分化所必须的资源。对处于危机中的大学生来说，危机在于它可能导致个体的心理创伤与失衡，而机遇则在于危机解决过程中所导致的积极和建设性的成果。
所谓危机预警是指对心理危机进行早期的预测。通过对预警信息的评估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或现实的危机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必要时发出危机警报，以减少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具有预测危机、防范危机的职能，是一种超前的危机管理。
所谓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就是当发现学生出现心理危机及心理问题时，各级相关人员要预先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措施给予及时的保护，防止过激行为和严重侵害事件的发生，达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的目的［1］。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机制的研究，是根据危机管理理论和心理危机的干预理论，找出大学生心理危机发生的内部因素，未雨绸缪，形成预防学生心理危机的机制，规范心理危机预警组织的职责，使危机预警工作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达到从上到下，由下至上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形成有效的预警程序。
二、大学生心理危机根源的分析
大学生处于青年中期或成年初期，是其形成固定心理结构之前最不稳定的时期。强烈的自我意识、动荡的人生目标、激烈的情感冲突、复杂的价值取向使其在成长过程中的矛盾与困惑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明显和复杂。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产生，既有外部应激源因素，如社会转型带来的兴奋与迷惘，高考教育模式改革带来的压力与冲突，生活事件带来的震惊与恐慌，也有个体易感性因素的作用。大学生要在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保持平衡。但为什么对同质同源的危机，不同的学生主观感受不同，结果、价值也不同呢?这涉及到危机背后的深层心理问题。
1.自我认同危机
艾里克森在描绘人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心理与社会的矛盾时，使用了“危机”的概念。这是指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积极地选择有助于加强自我的力量，而消极地选择则导致自我力量的削弱。在艾里克森看来，自我认同危机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冲突，个体常会模糊自身存在的状态，一切变得不确定，无法将已获得的认识与对自我的评价协调起来。大学生活动能力强，情感丰富，但思维深度不够，心理适应能力差。在面对学习、生活、爱情等方面纷繁复杂的选择时，易陷入内心与外界环境的不平衡与不稳定之中，人格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压抑了自我的积极性，出现了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
2.意义世界的缺失
在意义世界里，人的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的理念，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人的精神慰藉与精神归依。“正是人的意义照亮人的存在”［2］。意义世界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将威胁着人的健康心理状态和人的生命质量。在大学生生活中所体现出的空虚与混乱、冷漠与消极中都流露出种种消极的倾向；而“郁闷”、“无聊”的言语背后又将迷惘与无意义感传递给世界。大学生在经历心理失衡后必将以消极的形式追寻本真的存在［3］。当所珍视的意义缺失产生心灵空寂时，生活与学习的勇气与信心也将消失殆尽。心理危机便产生了。
3.应对机制的不当
心理应对机制是指个体为了摆脱精神紧张而建立的心理适应机制，它通过调整自身的价值系统，从而改变自己对挫折的认识和情绪反应，借以减少精神痛苦，维护自尊心，求得内心平衡。班杜拉指出，人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会采用各种应付机制，那些在过去某一时候应用过并被证明是有效的应付机制，就会成为人们日常解决压力的一部分资源，从而纳入他们的生活之中。反之，如果没有或缺乏恰当的有效的应付机制，压力或紧张感会持续上涨，危机也会随之产生。通常大学生所采取的积极防御机制能帮助他们平安地度过危机，而采取的消极防御机制虽暂时能缓解内心的紧张状态，但是，却为心理危机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在危机发生时采取“聚焦式”的思维认识事物、分析问题、进行消极归因时，都不利于行为的坚持性进展，所表现的是头脑中形成的一片暗区，形成无可奈何的消极、失落心态。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进一步加大，最终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行为。对学生来说，可能会产生了此一生的的后果；对学校而言，会使声誉受损；对家庭而言，不次于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可以合理地缓解与释放大学生潜在的心理风险，将问题消弭在萌芽状态。建立预警机制，可以加强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形成认知和情感的协调机制，增强个体的危机承受能力，用来正确对待、化解心理危机。可使教育工作者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控制危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以提高心理危机的拯救率，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和谐校园的工作顺利地开展。
三、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的架构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的建立，不单纯是学校内部的事情，它需要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形成完整的心理危机预警系统和信息传导流程，将风险降至最低限度。这是以学校为基础，以家庭、社会为辅助，以医疗机构为保证的系统。为此，笔者以林学院心理危机干预体系为例，设计制成图表加以说明。图中箭头方向表示信息的传导方向。
预警领导小组是最高决策机构，由校负责学生工作的书记、学工部人员、心理咨询专家组成。该机构具有较大的权力与权威，平时是松散的组织，根据需要定期集会。职责在于协调各方面工作，一旦有危机征兆发生，能在一定时间内调动人员或资源来应对危机，具有决断能力并承担责任。
心理咨询中心在整个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它的职责在于负责执行预警领导小组下达的工作任务，指导各学院心理工作的开展，与医疗结构、学生家长密切联系，全方位地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导航。浙江林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在心理危机预警工作方面形成了自己较为完善的工作格局，除上好经常性的心理健康课与做好心理咨询工作外，每年还举办两次大型心理宣传活动；不定期对辅导员、心协会员、班级心理委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及对危机信息的准确预测；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发现、评估、反馈预警信息，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密切与各学院的关系，沟通与交流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将心理危机的预防拓展到每一个角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有的放矢；开通网络咨询和三部心理健康热线，随时解决学生的心理困惑。
学院各职能部门、医疗机构及社会组织为预警工作提供人员、信息及资源的保证，协同应对可能发生的心理危机事件。
各学院成立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站，由主抓学生工作的书记、辅导员负责，及时了解学生的生活、思想、心理状况，经常讨论可能发生心理危机事件的领域，预测可能发生的危机。当心理危机事件出现时，制定策略和应急程序并及时上报。
班级是预警系统的根基部分。它具有以下明显的优势：班主任、辅导员了解本专业学生的个性特点，对他们所发生的事件掌握及时；班级内部成员信息畅通，易于观察到反常学生的行为；班级心理委员与同学联系密切，是心理预防的宣传员、观察员、联络员，对异常情况能早发现、早报告，避免事态恶化。
总之，该院在心理危机的预警系统建构中贯彻“居安思危、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快速反应、信息顺畅，处置得法、避免扩大”的原则，为预警系统的有效运转、降低心理危机发生率，为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四、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的运行机制
1.领导管理机制
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是一项全局性、全面性、全员性、全程性的工作，如果得不到学校领导的支持与配合，很难正常开展并落到实处。浙江林学院已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列入学院党委工作日程，纳入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全局统筹规划中。院党委副书记亲自挂帅，每学期召开专门会议，总结经验、分析问题、部署任务、提出要求。并在经费、师资、设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与扶持。现在，学院用于心理危机预防工作的经费已达到10元／人，并列入学院预算，该院已做到在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普查建档、添置设备、辅导讲座和师资培训等方面专款专用，这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大学生心理档案建立机制
心理建档是指把对学生心理测验的结果、学校心理咨询与辅导记录等材料进行集中保存，将这些资料按照一定的程序，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体系，做到如实反映学生的心理面貌。它是学校为了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为每个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设立起来的档案材料［4］。每年在新生入校时，学校要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工作，为学生建立心理档案，发现心理素质方面有问题的学生，就有针对性地展开心理辅导和跟踪观察，进行预防和治疗，必要时加以及时干预。通过有效的普查和完善大学生心理档案，对于形成教育、跟踪咨询和干预一体化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预警彰显的是对学生的关怀与呵护，从这个层面上讲，心理健康教育应渗透到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化为其追求健康心理的自觉行为。浙江省高校在十八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即以防治心理障碍、完善心理调节、促进心理发展为指导思想，按心理健康宣传、心理健康教学、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三个发展步骤进行，将心理健康服务、教学和科研作为三位一体的工作内容，以德育、心理学、医学三支队伍结合构建“三级网络模式”。各高校依本校特色与优势来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心理危机的预防方面，首先，重在普及。主渠道之一就是将心理健康知识引入课堂，在全校范围内开设相关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帮助学生认识大学生的心理发展问题，掌握必备的心理健康知识，学会自我调节和自我保健。其次，各高校还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增强大学生预防心理危机的能力。一些学校实现了“六个一工程”，即对新生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心理普查、创办一个校报心理专栏、每学期办一份心理简报、开通一个心理网站、开播一个心理节目、放映一部心理电影。这些实质性的工作着眼于未雨绸缪，使大学生关注自我发展，增强了自身抗危机的免疫力。
4.大学生心理自助与互助机制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预警工作要以学生为主体、为出发点，依靠学生自身主动正视与适应现实，鼓励学生自我选择和自我指导［5］。这需要学生树立危机意识，在心理危机发生前对危机有足够的认识，面对危机临危不惧，能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能自我调控、自我鼓励，及时消解消极情绪和心理困惑，提高自知、自觉、自助的能力。
据调查，在我国，人们心理调节的途径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自我调解与知心朋友调解。大学生之间由于鸿沟小、防御性低、共性大而易于互助。每个班级所设的心理委员，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都经过心理健康知识的培训，具有辨别他人是否处于心理危机的能力，能及时发现危机线索，能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直接监督与干预，并能将同学中存在的一般性心理困惑情况及时反馈到上一级机构。他们是大学生心理互助的主体，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络员。因此，大学生心理自助与互助机制的完善，对培养学生的积极情绪、健康心理乃至个性的完善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使大学生在思想、意向、态度等方面进行积极的心理交换，促进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心理效应。
5.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整合机制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预警，不单纯是学校一厢情愿的事。它不仅要建构来自于学生、老师、父母等方面的社会支持网络，而且也要建构来自于学校、社会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编织学校、家庭、社会的“心理安全网”，形成学校为主导、家庭为依托、社会力量为辅助的运行模式。
此外，也要完善学校与社区及社会各界的关系，充分整合社会资源，从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获得有力帮助。高校应利用社会的机构、设施为大学生提供环境支持与技术支持。只有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通力合作，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预警才能发挥它的功效，才能保证大学生健康、和谐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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