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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技术创新能力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技术创新能力是确保国家竞争力的由多项能力要素耦合而成的内生能力体系,近10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世界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在生产国际化的同时也进行R&D国际化,如在海外建立独立的R&D机构、跨国并购和R&D战略联盟等,而R&D的国际化势必对我国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研发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R&D国际化的现状
目前,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设立形式灵活多样,主要采用的形式包括:其一,设立独资研究中心或技术开发中心。这是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最成熟、最高级的形式,它们与跨国公司总部联系紧密,而与其在中国的企业联系则相对较弱,主要任务是研究公司长期发展的关键技术。其二,在具体业务部门或合资企业内部设立研发部门。这类研发投资已经历了从消化吸收到技术创新两个阶段:前者的任务是实现技术的本地化,将国外成熟技术根据本地市场的需求特点、原材料特点等进行技术改造,以实现生产的本地化;后者则是在国外提供的设备、技术基础上研究开发新产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其三,与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合作成立研究中心。一般采用项目委托、联合研究与开发、建立培训中心、建立联合研究中心等多种形式。如美国惠普公司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惠普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研究中心。其四,与中国企业建立技术联盟。例如,朗讯科技公司与康佳电子公司合作开发手机;莲花公司与TCL信息产业集团合作开拓Internet业务等。在合作进行研究与开发的同时,成立合资企业,对研发的技术、产品直接进行市场化经营。而出于对技术保密和技术领先带来的受益考虑,目前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机构更多的是建立在其独资企业内部。
2R&D国际化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正面影响
2.1有利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开发
(1)吸引高层次科技人才回流。我国许多地区与国外相比高层次研发工作机会不足,劳动报酬与国外相比也有较大差异,人才外流现象比较严重。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R&D机构,将会创造大量的高薪工作岗位,不仅有助于稳定我国本土科技人才,而且可以吸引海外高级技术人才回流。
(2)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具有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良好环境,它们拥有完备的培训体系和先进的培训理念。我国研发人员虽然总体规模大,但是大都集中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基础性研究工作,缺乏面向市场的能力。跨国公司对研发人才的市场化培训,在给跨国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提高了这些人才的市场适应能力。同时,在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工作的中国员工可以利用跨国公司先进的设备,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积累大量的经验,提高自身的科研素质。
(3)为本土企业培训人才提供支持。有些跨国公司还为我国本土企业提供培训服务。摩托罗拉公司与国家发改委合作成立了企业优化中心,向国有企业提供各种培训手段、方法和适用的规章制度。到2001年末,摩托罗拉已经为400多家企业培训了1400多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并且,跨国公司对其雇员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法,也可以为我国企业培训员工提供示范作用。这些培训也会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建设。
2.2弥补了我国科研投入,尤其是企业研发投入的不足
R&D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的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我国企业普遍面临R&D投入不足的困境。例如,2003年,我国企业在R&D的投资为186.01亿美元,占GDP的1.31%,而美国这一指标达到2.6%,日本3.15%,韩国2.64%,不仅如此,在总额来看,由于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我国全部的科技投入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而且在我国研发支出结构中,政府投入为主,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投资极为有限。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增加了我国的研发资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研发投入不足的窘境。
2.3利用先进技术、知识的溢出效应
跨国公司R&D国际化为我国带来先进的研发管理经验。跨国公司拥有最先进的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网络,因此,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扩展,部分当地人员参与跨国公司当地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管理,必然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研发管理水平。
此外,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的另一条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跨国公司向我国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持或援助。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通常与我国的零部件、原材料与相关服务的供应商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当外国子公司将其部分工作分包给当地公司时,这种联系就更加紧密。根据建立这种联系的目标来区分,分为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在后向联系方面,比如为了保证其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为供应商建立生产性设施、提供技术援助、信息咨询服务和管理培训服务等,有利于上游产业的制造能力的改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同时,当跨国公司对产品与工艺进行调整改进时,通常会邀请我国当地供应商与分包商的研发机构参与其中,从而使我国能够掌握必要的技术以适应其服务对象的产品与工艺变化,这种做法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常见。在前向联系方面,通过向下游产业的技术转移以及对当地经销商产品的包装、分配、维修或客户培训等服务,促进下游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和经销商服务能力增强。
3跨国公司R&D国际化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负面影响
3.1冲击了我国技术创新体系
(1)冲击了现行的以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研发体系。跨国公司R&D国际化对我国现行的科研体系带来破坏性影响。国内部分研究开发机构面临着来自跨国公司在项目投标中的竞争压力,而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先进的科研仪器、管理经验,而使国内的科研机构逐步萎缩,其技术积累、人才培养等基础将难以发挥。
(2)抑制了我国企业的研发行为。一些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生产基地,取消或削弱了合资企业中方的研发机构,使我国在获得跨国公司生产能力的同时,减弱了本国的技术开发能力。目前,在一些我国本来已经形成较强研发能力的产业领域,由于产品市场已被外商投资企业占有,国内的研发工作失去依附而被取消或削弱。
3.2造成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人才流失
跨国公司R&D机构不仅给研发人员提供了高薪,还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因此国内许多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大批人才被外资R&D机构吸引,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我国R&D机构的研发力量。
3.3国内研发成果轻易流失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对过去由国家研究机构多年积累的很多研究成果,并没有很好地加以保护,这些成果有可能被外资研究机构以很小的代价获取,使我们丧失本来可以获得的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一些属于保密范围内的技术和研究项目也可能随着主要人员的流动而流失。人才的流失实际上意味着我国科研院所或企业向跨国公司免费扩散技术。
4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4.1利用好跨国公司R&D国际化的机遇,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
跨国公司对我国的R&D投资,对于我国技术创新是一个机遇,我国应该通过调整吸引投资的方向和政策,最大化地吸收和接受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溢出;加强和跨国公司的R&D合作,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调整吸引外资的方向和政策。在引资方向上,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引资的质量,扩大引资的技术含量,多引进技术合作型的跨国投资,这样有利于更好的接受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引资政策上,真正把“以市场换技术”落实到实处,提高这一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一个没有能力通过自身机构进行科研的国家,也难以从跨国公司的科研中得到较大的收益。一个发展中国家选择、吸收和利用科技知识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创新技术所需要的同类研究能力。”吸收能力存在着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粘性,前期的研发平台和R&D投资将影响后一阶段知识吸收的多样化和效率。因此,要加强技术吸收能力培育:首先,促进企业积极寻求挖潜改造途径,增加R&D投入,开发新产品,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其次,加强对企业的技术服务和提高融资的便利性。可以建立企业技术服务机构,并为企业提供各类专业的人才,同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便利的融资环境,加快企业的技术革新。
(3)加大吸引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R&D机构。在国外设立R&D机构是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应该利用好这一契机,通过良好的科研环境建设以及科研设施的改进,吸引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R&D机构。这样虽然给跨国公司带来了技术的革新,但同时也加大了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技术的集聚效应会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
4.2学习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经验,实现我国企业自身的R&D国际化
最近的实证研究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提高母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这被称为反向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高新技术的相对垄断,与国内独立开发相比,成本要低得多。同时通过对外投资,也能够更好的学习国外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经验。具体地说,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大力发展我国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具有反向的溢出效应,我们的企业就要积极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加大在发达国家技术聚集的地区投资,发展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资。这不仅需要我们的企业有相当的规模,我国政府也要加强对企业跨国投资的指导和可行性研究,引导企业在合适的地方投资合适的产业。
(2)逐步开展我国企业设立在其他国家的企业的R&D活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R&D活动,进一步拓宽投资技术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并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开发新产品,更多地占领当地市场。设立在技术水平先进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R&D活动,可更好地开展技术获取工作,充分利用境外企业接近当地技术资源的优势,实现跟踪先进技术的目的。
(3)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这样可以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也减少了独立进行R&D的风险性。如与之合作在海外兴办技术开发中心、海外实验室等,还可就某一方面的技术开发项目结成较松散的联盟。
(4)培育和壮大我国的跨国公司。企业实行跨国经营,可以更好地获取国外技术进步的信息和资源,利用国外资源、技术、资金、管理经验,从而择优确定企业技术进步战略,实现企业技术进步要素优化配置,壮大企业技术进步的实力。目前,大多数跨国经营企业规模较小,难以形成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必须进一步培育壮大我国的跨国公司,实施企业集团化经营战略。
参考文献
1刘云,王硕.跨国公司海外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模式初探[J].预测,2004(6)
论文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是企业把握技术创新的本质和规律,在竞争中检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总结创新经验的重要手段,对企业制定正确的技术创新策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减少创新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介绍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做简要分析,并提出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措施和建议。
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必须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为了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要寻找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方法,涵盖企业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企业正确认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建立科学、完整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以研究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劣势。
1 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基本概念
Bargelmm M.A.Maidigue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是知识企业技术创新的一系列特征的总和,它包括利用创新资源的能力,对行业发展的认识能力,对企业发展的认识能力,对企业外部和内部环境的认识能力,和对企业的管理能力。
D.C.Barton认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体系,企业管理技术创新体系的能力和企业的价值观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
王伟强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是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的组合,是两者的耦合及其决定的整体能力。
本文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是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的耦合,是一个系统的能力,以实现企业的创新战略为目标。
魏江(1995)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由6个能力组成,创新决策能力、R&D能力、生产能力、市场营销能力、资金能力和组织能力。
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国家对其评价的指标也是不同的。例如意大利采用的是专利、技术贸易和进出口额三个指标;日本则采用专利、技术贸易、技术密集产品输出和制造业总附加值四个指标。我国使用技术开发经费投入、科研人员、科研成果、技术转让、新产品销售、新产品出口作为技术开发的指标。这被大多数学者认识能够反映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被用于评价各个区域的技术创新力。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研究的相对较少,并且由于对于研究企业的相关指标很难搜集。远德玉等(1994)论证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对技术创新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也是不同的。Robert J.Watts,Alan L.Porter(1997)从三个方面预测了技术创新的前景:技术生命周期、创新环境和产品价值链,但这并不能运用于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王伟强将技术创新能力的两个子系统产品创新能力指标和工艺创新能力的指标的组合作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分别为企业产品研制周期、产品研制效率、综合商品质量;样机生产周期、模具生产周期、工艺准备周期。
国内学者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研究还不够深入,一些问题还存在空白。首先,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认识不够清晰,结论差异性较大。其次,虽然意识到了环境和时间在技术创新能力中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将其纳入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中,缺乏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未来评价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最后,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没有反映各要素间的关联性,使得评价结果的现实意义降低。因此,有待对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深入研究。
2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重要性
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企业技术开发的能力,给企业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的本质就是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否使企业获得利益进行评估,对以往的技术创新进行经验总结,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是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系统评价,是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潜力的评价,为企业探索、发现和应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依据,是企业未来技术创新的基础。对技术创新的消化吸收能力的评价,可以得到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能力,只有提高了消化吸收能力,企业才可以说是在技术引进后提高了技术创新的能力,否则知识提高了生产能力。对企业长远的技术要求的分析,有助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即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企业创新倾向的评价,反映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且创新氛围浓厚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可能性越大。对企业研究开发成果的持续性研究,可以看出企业的技术创新的饿持续性;自主创新产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企业营销能力的评价,可以看出企业市场研究的水平、对消费市场的了解程度和营销体制适合度。这些因素对企业制定正确的技术创新战略都非常重要,而正确的技术创新战略将大大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在目前的技术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时代,不论是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企业间的技术转移日益频繁,科学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成为企业发现劣势,不断进步的重要途径,给企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国目前的技术转移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创新战略中存在诸多缺点。短期的技术引进有时并不会带来效益,反而造成了企业的损失,对我国经济和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利。其次,种类繁多的技术创新,使企业对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理解不够,不能正确给自己正确定位。因此,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对企业是迫切并且是必要的。
3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对企业的作用
3.1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战略依据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在企业制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战略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受环境的影响很大。Fransman是技术创新能力支持系统研究的最早学者,他的观点是国家技术基础设施的薄弱和科技环境的不完善造成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UNESCAP(1989)通过对国家技术能力的分析,认为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Nawaz Sharif(1994)通过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构成时,认为企业要进行有效的技术创新,受到四个方面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技术所有者和供应者、国家的政策法规、技术使用者和社会以及技术竞争者。首先,在现有的环境中,对企业核心技术进行优势和劣势分析,风险性分析以及市场前景分析,可以得出这一技术的创新对企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带来多少的利润,确定技术存在的瓶颈,给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规划和实施提供依据。
其次,通过对技术创新投入资源的分析,根据不同的资源的贫富程度,确定技术创新的方向。例如通过分析,可以找出哪些投入的增加可以减少企业的成本而提高利润,哪些投入的增加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会减少利润,这就会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较少资源的使用量或者提高使用的效率。
所以,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指引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方向。
3.2 技术创新环境的分析,保证了技术创新能力与环境的协调性
通过对技术创新环境的深入分析,了解企业在国际、国内环境中的优劣势。同类企业的技术水平如何,现有的最高技术水平状况,自身技术的薄弱环节是什么。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明确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向是什么,抱枕过了技术创新能力与环境的协调性。
3.3 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长远发展
企业对技术创新能力评价,进而制定的技术创新战略,是站在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通过科学的评价模型,确立了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使企业在复杂的环境中不会迷失方向,不被短期的收益迷惑,保证了企业稳定健康的发展。
3.4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利于国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宏观管理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国家不再对企业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通过政策制定进行间接的宏观引导。国家通过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向。
首先,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是国内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的一部分。国家通过对宏观环境改变影响企业的发展。例如,日本就是通过反垄断法改善了宏观环境,给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条件,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其次,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利于国家制定正确的技术政策。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企业营造良好技术创新环境是国家技术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战后实行的“科技立国”战略,不仅就科技战略,还从政策、财政、税收等方面,改善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潜力,最终带来了经济的复苏。
4 推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建设的建议
我国企业目前的技术创新水平还不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缺乏有效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是其原因之一。因为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对企业和国家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因此,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要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着手。
4.1 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建立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企业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最大障碍就是注重技术的短期收益。企业要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就要从企业的长远利益考虑企业的行为,不能局限于当前的技术创新优势。其次,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机构建设存在空白。企业在注重技术创新的同时,并没有设立相应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估机构,要想及时了解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不得不注重评估部门的设立。
4.2 国家加强技术创新能力评估推广力度
首先,国家要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估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国家政策、法规层面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的法律地位,从根本上保证企业的技术创新,这样企业才会大范围地进行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估。其次,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政府要有相应的政策引导,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巨大作用和长远的利益的技术,在政策上可以适当鼓励和指导性规定,这也是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作用之一。最后,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其评价工作还相对不足,国家可以提供技术部门和专业人员的便利,给企业市场的帮助。
随着国内外技术竞争日益激烈,我国技术创新的不断的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也逐渐受到重视,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工作必将在国家和企业的支持下越加成熟,推动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Xu Qingrui, Wei Jiang. The Concept and Assessment of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Research Report. Research Center of Management Science & Strategy,1995.
[2]D.L.Barton.Core Capability & Core Rigidities: 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ic Mgt.J.13,1993.
[3]王伟强,组合创新研究[D].浙江大学:管理科学研究,1995.
【关键词】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一、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含义
(一)企业技术创新概念的提出
1912年,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企业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所做的新的组合”。企业的生产要素大致可分为人力要素、财力要素和物力要素,它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并不是所有的组合都是企业需要的创新,创新是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或提高质量或加快速度,或兼而有之,要素的组合方式并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首先,要根据市场的需求,结合企业自身的生产要素占有情况,明确的基础创新的目标;其次,人力要素运用科学理论、数学模型、真实数据等,进行测算分析,估计项目的可行性;最后,在人的指导下,将需要的物力要素及财力要素投入到具体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进行创新实验。创新是不断尝试的结果,每一次的尝试的失败都是为了创新的成功做铺垫。
(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出
不同的学者对技术创新能力的界定是不同的,一些学者从能力本身来界定技术创新能力。这一观点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由于企业的特性所决定的,是企业本身所具有的,不具有模仿性。由于不同企业拥有的要素资源、财力支持、企业文化、管理水平等硬件及软件不同,企业中的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采用新工艺、新方法的决策不同,所以在改善质量或提高速度的效率和效果上也会有所不同,这用差异就是体现了不同企业在运用资源整合时的技术创新能力。
另一些学者从过程的层面来定义技术创新能力。这种观点强调技术创新是一个多人参与、集体协作、集思广益的思考与实践的过程,它强调过程的重要性,认为由组织生产某种新式的、能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的过程即为技术创新能力的体现,侧重对过程的把握与考核。有学者认为“组织通过不断学习,从而为企业革新带来新的思路与想法,为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催化作用”,这也是从过程这一角度阐述了技术创新能力。
有了从过程的角度定义技术创新能力,就会有从结果层面考量技术创新能力。顾名思义,从结果的角度则更注重产出效应,即在投入企业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同时,配以新思维、新想法创造出更先进的、不同于现有的产品或服务以体现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二、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
基于对上述技术创新能力的不同定义,其评价的指标也有所不同,下面将分别进行论述:
(一)基于从能力本身定义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从其根源方面看,它是企业中各种要素能力的组合,所以要评价技术创新能力,就要从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要素资源入手,前面说过企业的资源大致可分为三类: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能力不仅包括是指企业中参与创新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而且包括管理人员的决策水平以及其他不直接参与创新的人员的间接支持;物力资源包投入的物质生产要素,如主要原材料、能源等;财力资源则主要是资金的支持。技术创新的能力,只有企业中各个要素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有可能实现创新。近年来,通过不断的实践研究,事实证明,除了企业内部,企业外部的环境要素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部环境也可以从上述三方面提供能力支持,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增长,人力方面提供外部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咨询,物力方面提供专利技术和专项设备,财力方面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提供专项资金,这些外部环境要素与内部能力要素本身的能力组合就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体现。
(二)从过程角度定义技术创新能力。如前所述,这一说法本身强调技术创新是一个由多个环节组成的、有序联系的动态发展过程,每一个子环节都会对最后的技术创新结果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因此,从这一方面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就要评价其各个运行过程,其评价指标可包涵要素投入过程、生产制造过程、改良更新过程、管理评价过程等,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既存在共性,也存在个性,因此各个组成部分所占的权重比例也不同,同时赋予各个组成过程以相应的权重,让后进行加权,得到的数值也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因为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各个要素并不是单纯的叠加,就能体现整体的效用,当然,这种方法对于粗略评价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三)从结果的角度定义技术创新能力。当技术创新实现成果转化时,其能力体现在具体的产品或服务上,我们就把能力这一无形的要素转变为有形的要素。那么对产品或服务的评价也就可以代替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对于评价产品和服务,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成熟,如对其质量、客户口碑、市场占有率、顾客满意程度等进行相应评价,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等将数据进行汇总,最后的出最产品或服务的综合评价,即刻粗略的出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水平。
三、对于现有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法的思考
上文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含义入手,介绍了三种主要的评价方法,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本是都是对不同要素进行评价,只是三种方法从不同的方面定义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其选取的要素指标也不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要素的选取存在一定困难,不仅在选择本身,还在选择的数量上,要素的选取必须体现科学合理有针对性上,同时选择过多会增加评价的成本,而选择过少,不能准确评估技术创新能力;第二,选择评价要素后,运用哪种方法进行要素整合也是一个难题,这本身比要素的选择更重要,因为技术创新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配合的结果,因此选取的方法要考虑到各个因素之间的促进与抵消作用。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学者在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突出性问题,因此,在以今后的研究中,应重点关注上述所列举的问题,以期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更精确的评价,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做贡献。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80
[2]魏江,许庆瑞.企业新能力概念、结构、度量与评价.科学管理研究,1995(5):5055
[3]王立新,高长春,任荣明.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研究.东华大学学报,2006(3):3437
作者简介:
中国政府于2000年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区:重庆、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古、宁夏、广西、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和西藏。
这些省市区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发展相对落后。战略实施七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建设西部,使得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增长加快,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年均超过8.5%。
区域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日益普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的竞争逐渐成为焦点。
过去单纯以价格优势为基础的数量型发展模式已经不足以保障各省市利益的获取,拥有自主产权的地区才能获得经济的快速和持续的增长。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是衡量一个区域技术创新实力的重要尺度,但技术创新过程的性质特点,决定我们“无法直接衡量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Hill,1979)。斯切尔(Scherer)1992年认为,技术创新最终实现的包含很广,而且创新活动方式极不相同,因此,企图找到一个通用性的实现测度指标或体系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只能根据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而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
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对于创新性组织的持续发展及其重要,因为通过正确合适的测度,创新型组织可以了解自身的优势,劣势和竞争的地位,以便制定或调整相应的战略去赢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因此建立一个好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衡量。
一、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对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内涵和结构进行分析,基于可操作性、数据可获取性原则,借鉴国内外已建立的评价体系等,我们把体指标建立如我们将技术创新能力分为10个指标,主要有:R&D投入强度(x1)、R&D人员比重(x2)、科学家工程师比重(x3)、研发费用(x4)、科技经费投入强度(x5)、拥有专利数(x6)、研发机构数(x7)、新产品销售比重(x8)、新产品产值率(x9)、新产品劳动生产率(x10)。这些指标从创新的投入能力、研发能力、产出能力来制定。
二、西部各省市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以及科学技术部正式公布的有关资料数据,我们对2005年西部各省市工业技术创新力进行初步测算,由于西藏的数据不可获得,所以只包含了其他11个省市的数据。
首先使用SPSS13.0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以排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之后根据软件生成的相关矩阵得知,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随后我们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进行分析,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提取出两个因子。第一主成分Z1与指标x1,x2,x4,x5,x6,x7,x8,x9相关,我们称为投入产出因子。第二主成分Z2与指标x8,x10相关,我们称为人力资源因子。
由于上述信息无法判定西部各省市工业发展中创新的优势与不足,故需要计算各省市在第一、二个主成分及综合创新能力的得分。由SPSS10.0软件得到各公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出各因子与综合得分排名按重庆、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宁夏、广西、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的顺序排列如下:投入产出因子排名分别是第2、1、3、5、6、8、4、9、7、10、11;人力资源因子排名分别是1、11、9、7、4、6、3、10、5、8、2;综合创新能力因子排名分别是:2、1、3、6、5、8、4、9、7、10、11。
三、结论及对策
我们从以上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在投入产出方面,四川、重庆、陕西位居西部上游水平,而青海与西藏在该方面处在下游,其余省市水平一般。至于人力方面,重庆仍然位居前列,但是陕西与四川人力资源水平处于西部落后水平,新疆与广西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效果显著。由于投入产出因子所占权重较大,使得最后结果接近于投入产出方面各省市的排名。针对上述现象,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西部开发以来,虽然有国家建设资金向西部投资倾斜、东部资金介入等因素,使得西部地区的投资得以快速增长,但是投资产出效率仍然偏低,而且近几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资金有所转移,使得资金投入减少。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西部应该一方面靠国家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应采取多种措施筹集资金,如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和境外资金投入;拓宽西部开发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农户小额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支持有生产能力、守信用的贫困农户尽快脱贫致富。要从根本提高工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加大创新力度。
第二,西部开发以来,由于国债资金、财政预算内建设资金向西部投资倾斜、地方配套增加以及东部资金介入等因素,西部地区的投资得以快速增长,但是投资产出效率仍然较低。在此基础上,西部一方面靠国家财政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等。
另一方面应采取多种措施筹集资金,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提高工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加大创新力度。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和境外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西部开发间接和直接融资渠道,鼓励各金融机构采取银团贷款、混合贷款、委托理财、融资租赁、股权信托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加大农村信用社改革力度,继续扩大农户小额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支持有生产能力、守信用的贫困农户尽快脱贫致富。
加强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增加对西部地区信贷投入等等。虽然在投资的软、硬件环境上,西部地区和东部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是相信通过西部人更多的努力,与东部并驾齐驱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西部地区重庆,四川和陕西三省市综合创新能力最强,四川现有科技人员50万人;陕西拥有自然科学研究人员 47万人,不论是每万人拥有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还是高校教学科研综合实力,都在全国居于前列,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人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资金缺乏,又阻碍了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导致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据调查,西部省区有约占1/3的科技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的强大吸引下,西部地区的人才普遍存在着“孔雀东南飞”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象。西部开发迫切的需要科学技术与人才。因此,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整个西部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是西部开发的又一重要任务。
关键词:新疆;FDI;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2
引言
伴随着经济区域化、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国际经济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位居我国向西开放前沿的新疆自1980 年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利用FDI的规模与质量却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新疆这小规模的FDI是否也会提高新疆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探讨这一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FDI在提高新疆技术创新能力中的地位。如何促进新疆FDI的吸收及推动新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乃至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FDI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对外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自新疆1980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形成规模以来经过了将近3O年的发展。2009年底,新疆实有外资企业317家,其中独资企业119家,合资企业162家,合作企业27家,股份公司9家。从投资规模来看。从1980年到2009年,新疆累计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763个、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35.4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0.24亿美元。新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980年的109万美元发展到2009年的21570万美元,增长了近197倍。
二、FDI对新疆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研究普遍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创新能力是在无数次的创新过程中得到提高的,创新过程类似于生产过程,即集合各种资源(人力资本、资金、设备等)创造出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一般来说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有着效果十分明显。一是投资在当年表现为技术创新的需求效应:二是一旦投资形成在长期表现为创新产出的供给效果。而技术创新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又较难量化,很多研究中以专利受理量为技术创新产出,因为专利(Patent)受理量既包括企业的创新成果也包括学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能够全面反映该地区的创新能力。另外这也较符合新疆的实际情况,每年新疆专利受理量与专利批准量相去甚远,为此本文用专利受理量代表创新产出有夸大创新能力提高的积极效应。因此本文以实际利用的FDI总额为资本投入,以专利受理量为技术创新产出研究新疆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的技术创新量化指标――专利,根据其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不同等级可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是指对产品、方法或对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其科研投入要求最高、科研产出最具创造性和影响性。实用新型专利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所提出的适用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外观设计专利是指对产品的外形、图案色彩或其结合做出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相对于发明专利而言,无论是科研投入还是模仿学习难度都比较低,其创新产出的技术水平也比较低。因此本文不仅分析FDI对专利产出的影响,而且进一步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产出方面分别进行研究。
新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增长趋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图1所示,图中实用型新专利受理量增长最快,从2000年的699件增长到2009年的1865件,增长了将近2.7倍。发明专利受理量增长速度缓慢,但也有所增长2009年产量为662件,是2000年的3.5倍。而外观设计受理量的曲线从2006年开始呈现出下滑趋势。
新疆三种专利受理量的发展趋势
图1 资料来源: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01-2010年)
下面我们将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FDI对新疆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建立模型如下:
lnTEPt=C+αlnFDI t +ε(ε为随机误差项)
式中TEP t为t年的专利受理总量,FDI t为t年的实际利用的FDI总额。C、α、ε分别表示为常系数、专利弹性系数和随机误差。本文以2000-2009年为样本区间来考察新疆FDI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选取区间内专利受理总量及实际利用的FDI总额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Eview6.0软件,对式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为:
lnTEP = 1102.99116744 + 0.0824279890132*lnFDI
T值 (9.495258) (7.692603)
Adiusted R Square =0.866024
F-statistic = 59.17614
回归模型显示:变量的Prob值均为0,通过加权二乘回归WLS得出,Adiusted R Square 值为0.866024,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也较高,方程与变量的显著性较好,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F检验值大于临界值,lnFDI的T检验值为7.692603大于临界值,说明实际利用的FDI 总额对专利受理总量有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FDI和新疆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密切相关。新疆FDI实际投资额每增加1%,就能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0.082%。
进一步将新疆实际利用的FDI总额分别对发明专利受理量(EIP)、实用新型专利受理量(EUP)和外观设计专利受理量(EDP)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回归模型如下:
lnEIP = 162.403285965 + 0.0212354299529*lnFDI
T值 (6.947964) (9.848899)
Adiusted R Square = 0.914286
F-statistic = 97.00082
lnEUP = 660.633348213 + 0.0490994945954*lnFDI
T值 (10.13874) (8.168912)
Adiusted R Square = 0.879568
F-statistic = 66.73113
lnEDP = 279.954533259 + 0.0120930644649*lnFDI
T值 (3.709001) (1.736879)
Adiusted R Square = 0.183062
F-statistic = 3.016750
回归模型显示:发明专利和使用新型专利Aajusted R Square值分别为0.914286、0.879568。说明线性回归效果比较好,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也较高,方程与变量的显著性较好,通过对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发明专利和使用新型专利的F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lnFDI的T值分别为9.848899、8.168912,大于临界值,说明实际利用的FDI总额对当年的发明专利和使用新型专利受理量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并且FDI总额每增加1% ,就能拉动当年的发明专利和使用新型专利的受理量分别增长0.021%和0.05%。由此可以看出实际利用的FDI总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明专利受理量和实用型新专利受理量的增加,其中对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影响最大。而外观设计专利Aajusted R Square值为0.183062,拟合优度较低,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实际利用FDI总额对外观设计专利受理量的增长没有过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实际利用FDI总额与专利受理总量和各专利受理量的回归结果可显示,总体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专利受理总量有积极的技术创新效应,可这种效应影响程度并不大。但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受理量上。而对于的外观设计专利受理量的增加却没有显著影响。
三、提高新疆对FDI的吸收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对策
FDI的大量流入对新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程度推动作用,但这种推进作用仅局限于科技创新的较低层次,对我区科技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的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却很难得到。因此,本文将对今后如何合理引资,如何进一步提升FDI对我区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作用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1.发挥新疆自身优势
新疆有着与我国其他地区不同的资源、地缘、人文以及政策优势。全面发挥新疆特殊的上述优势,让流入该地区的FDI的规模逐年稳定增长。为此,在外资进入审核时要更加重视对质量的考核,把其包含的技术价值高低、溢出效应强弱以及对引入行业的贡献大小等因素重点考虑进来。地区政府应该多鼓励溢出效应较强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FDI的流入,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的入驻;而对于那些仅仅是利用当地廉价劳力、“掠夺”稀缺自然资源以及严重污染环境的FDI要将其拒之门外。另外,地区政府应该取消对外资的普遍优惠待遇,营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2.重视科研,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由于经济水平落后,发展空间不足等原因新疆人才外流比较严重不利于我区人才储备的增加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其次,新疆目前大力从事的科研活动主要是科研价值相对较低、创新性较小的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科技投入的相对不足以及科技经费使用结构的不合理依然是制约新疆有效吸收外资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瓶颈之一。为此,今后我区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如对企业研发活动给予适当税收补贴,鼓励企业、高校之间的产学研合作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支持研发的活动,要大力宣传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树立自主创新榜样,引导、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积极主动地投身自主创新活动。
3.有针对性地引入先进技术,最大限度吸收FDI外溢效应
自主创新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世界化的大时代背景下的对外开放的自主创新,因此,新疆本地企业不仅要具有自主科研攻关能力,同样也要放眼世界,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重引进,更重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最终提高新疆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4.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
消除新疆企业快速发展的障碍,明晰企业产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政府要有的放矢地对一些已初步具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进行扶持,以增强其竞争力,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到国内及国际竞争中,在竞争中主动吸收FDI技术外溢,结合自主研发最终提高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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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联盟;技术创新能力积累;联盟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73.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12-0026-0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升级,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压力逐渐加大,具体表现为产品的生命周期、企业研发周期逐渐缩短,产品的复杂性增加,必然要求企业在技术、产品的研发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从而应对新的竞争环境。联盟的出现正是反映了企业的这一要求。联盟成为战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已经有20余年的时间。目前,关于联盟的定义非常广泛,以至于人们很难将其与其他形式的企业合作契约关系相区分。战略联盟具体包括股权式联盟和非股权式联盟两种形式,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s)就是最常见的一种股权式联盟。尽管企业内部的合作包括很多种形式,但不少研究显示,企业合作研究领域讨论的焦点是与技术有关的问题(Dodgson, 1993),由此便产生了关于技术联盟的大量研究。
战略联盟的形成按照其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掌握新技术为目标;二是以获取市场为目标;三是技术、市场兼顾(Vyas et al., 1995)。技术联盟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基于技术因素考虑所形成的一种战略合作,技术联盟的核心是技术开发,技术联盟与其他形式的技术交易、技术合作的根本区别在于技术联盟强调联盟双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除此以外,企业之间随意的、低层次的技术合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联盟。技术联盟的性质决定了联盟方合作关系的复杂性,联盟基于契约关系,但合作的深度又超出了契约所能涵盖的内容。由于技术联盟合作方式灵活多样,有效的实现了技术互补、缩短创新阶段时间跨度及获得市场等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战略目标,技术联盟已经成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一种重要组织方式(罗荣桂等,2004;卢兵等,2008),[1][2]而联盟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又与联盟中的知识转移密切相关。
一、技术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
关于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问题是随着联盟研究趋热才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可以说,只有建立在知识转移的基础之上,联盟整体进而联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得到提升。
联盟内部的知识包括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Polanyi, 1996)。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语言、文字等形式记载在物质介质上并能以某种方式传播的知识,具有确知性、客观性、有形性和可表达性等特征,易于文本化且转移成本较低。所以,显性知识的转移障碍小且转化率高。以合资公司为例,在合资公司内部,公司经常选派员工到外方母公司接受培训,或者由外方母公司派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或者派专家到合资企业提供培训,这些都将促进显性知识的转移。隐性知识是指难以用文字、语言、图像等形式清晰表达的、不可能传播或难以传播的知识,存在于知识主体的潜在素质中,是知识主体长期积累的结果,具有高度个性化、非文档化、难以共享等特征。依靠联盟的组织架构,通过联盟内部公开交流与人员流动,显性知识的转移变得较为容易,而隐性知识的转移则是通过联盟内的多方位合作完成的。并且,当被转移的知识比较复杂,或者被包含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或组织框架中,这种知识转移的复杂程度将进一步决定合伙人的合作关系(史占中,隋丹,2003)。
对于某一企业而言,合作则意味着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行知识创造。从学习型组织的视角来看,技术联盟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所在即是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企业学习、知识扩散的机制。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开始讨论合作的学习效果(Kogut, 1988a; Ciborra, 1991; Teece et al., 1992)。Pavitt(1988)认为通过联盟组织所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合作将成为一种转移缄默知识和企业专业知识的有效机制。Dodgson(1991)也认为合作有助于企业应对新的技术变革,促进企业进入新的技术领域。由此可见,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转移是技术联盟的核心环节。也正是因为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才决定了技术联盟的创造性属性。
技术创新是技术联盟的战略价值所在,与技术吸收、技术改进不同,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研究开发中学”,而技术吸收、技术改进则依靠“干中学”、“用中学”(陈劲,1994)。因此,技术联盟最核心的内容即是开展合作研发,合作研发是隐性知识转移的最高效的方式,原因就在于合作研发建立起了适合知识转移的情境渠道,更容易形成交流的共同语言。但是,技术联盟内部开展合作研发又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首先,合作研发要求联盟方掌握一项擅长的技术,即要有足够的合作筹码。如果不具备足够的谈判筹码,难免会出现联盟“一边倒”的情况。其次是联盟方之间必须要有足够的信任度,这种信任可能是建立在一套恰当的收益分配与风险控制机制之上,也可能是基于伙伴企业以往的合作经历,一般有着良好合作经历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对手的信任,从而来保证联盟内部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在我国,大多数企业还未能在与外方建立的合资企业中进行高水平的合作研发。大量研发只是针对本土市场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知识、技术含量有限,从而制约了中方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二、技术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决定因素
现有文献关于合作中学习、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有大量讨论。Hamel(1991)[3]对影响股权联盟――合资企业学习的因素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当合资者具有不同的学习特性时,他们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学习效率,他认为影响合资者学习效率,进而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包括:合资意图(Intent)、合资者的接受能力(Receptivity)以及合资双方之间的透明性(Transparency)。所谓透明性指合资双方共享知识的意愿和开放程度,主要由合资双方的信任度决定。
Hamel(1991)进一步强调了合资者的学习动力和吸收能力是影响学习效率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程度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通常,学习意图越强烈,越能有效地获取对方的知识。事实上,联盟成员的学习能力与其吸收能力密切相关。在技术联盟中,联盟方的吸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获取知识的程度。Cohen & Levinthal(1990)[4]将吸收能力明确定义为“对新信息价值的认知、消化,并最终将其应用于商业活动”。而吸收能力又取决于企业之前知识、能力的积累,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通常,企业的研发投资越大,企业的吸收能力就越强,吸收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投资研发的副产品。另一方面,Abemathy(1978)and Rosenberg(1982)的研究则说明企业参与生产经营活动更有利于其掌握与某一市场密切相关的新信息,因此,吸收能力也可以看作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副产品。Zahra & George(2002)进一步将吸收能力划分为潜在的吸收能力和现实的吸收能力,前者包括获取和消化知识,后者包括转化和开发知识。总之,对于吸收能力,现有文献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大量讨论。企业吸收能力越强,越能较好地理解、应用联盟中的知识。
尽管吸收能力在知识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技术联盟而言,吸收能力仅仅是决定知识转移的客观因素。主观层面上,知识转移的结果受联盟目标的兼容性、知识移出方转移知识的动机强弱的影响,即与Hamel所强调的合资意图密切相关。
考虑联盟中的交易要素,技术联盟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类:纯知识对称性联盟、纯知识非对称性联盟以及知识为主、资源为辅的联盟。后两种联盟本文将其统称为非对称技术联盟。在联盟中,掌握核心技术知识的一方称为强势企业,拥有资源或非核心知识的一方称为弱势企业。弱势企业的目标是通过联盟积累知识,提升技术水平。强势企业的目标多是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或研发成本。可见,非对称技术联盟的重要特征即联盟方要素与目标的不对称。如果联盟双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在同一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就称此类联盟为竞争性联盟。
按照对称性和竞争性这两个纬度,技术联盟企业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见图1。当联盟属于对称性联盟,并且联盟企业又不存在直接地激烈竞争时,合作是联盟的主导关系。此时,联盟的主要意图在于技术上的优势互补,企业具有同等的讨价还价能力。当联盟企业在同一市场上进行竞争时,企业进行有保留合作,竞争是联盟的主导关系;当联盟属于非对称联盟,并且企业又可能在同一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时,那么,联盟在生产合作的表象之下,强势企业会对弱势企业隐瞒核心知识,限制知识向弱势企业的转移,形成对弱势企业的技术遏制,此时联盟实质上是一种遏制关系。对于此类联盟,交易多发生在技术与市场资源之间,由于市场资源的可控性很低,即市场资源是一次性让渡的,联盟的控制权往往掌握在拥有技术的一方,尤其是在获得市场资源以后,企业转移技术知识的动机会大大降低。并且,隐性知识的转移过程是难以觉察的,在知识转移动机降低的情况下,强势企业可以轻易地采取消极的转移行为,使知识转移活动不能产生实质性作用并且不会受到违约的惩罚。对于非对称、非竞争性联盟,弱势企业往往为强势企业提供生产配套,依附强势企业而存在,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
实际中,很多跨国企业之间的强强合作基本都属于对称性联盟,联盟内部的知识进行双向转移,如General Motors(GM)和Toyota之间的联盟,不同时期合作关系与竞争关系交叉存在。而跨国公司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合资公司多属于非对称技术联盟,知识转移以单向为主,要么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转移,要么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程度十分有限。
总而言之,就联盟内知识转移而言,包含知识移出方转移知识动机的联盟意图以及知识接收方的吸收能力决定着联盟内部知识转移的成效,进而决定着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见图1)。
三、联盟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
知识转移过程是联盟技术创新能力积累过程的关键环节,联盟内部知识转移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联盟创新能力积累的程度。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企业,技术能力不仅包含技术文件、技术蓝图等明晰知识,更多地体现为关于如何应用技术和开发技术的隐性知识(Kim, 1999),因此隐性知识的转移又在知识转移中占据主导地位。联盟企业的学习行为可以有效地推进知识转移,事实上,知识转移过程与联盟成员间的相互学习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根据联盟的建立目标,关于联盟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讨论:
(1)联盟整体层面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
联盟整体的技术创新严格依赖于联盟方之间的信任程度及由其决定的知识转移程度。联盟技术创新强调知识转移基础之上的新知识创造。联盟内知识转移的越充分,越容易进行技术的有效集成及创新。当联盟方旨在集成双方技术、从而开发能在与第三方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的新技术时,联盟内部知识转移的程度将会大大增强,联盟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往往会有突破性飞跃。有着一致技术开发目标的技术联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联盟形态。
作为一个组织,创新能力的积累除了依靠内部学习之外,外部学习也是不可或缺的。外部学习指“组织边界跨越者”将外部新知识带到组织内部并为内部消化、吸收的学习过程。外部学习的重要性对于联盟而言体现在其联盟成员的构成上。当某一方对于联盟的技术创新至关重要时,其往往会被联盟所吸纳,成为联盟的一员。
(2)联盟成员的技术创新能力积累
有时,技术联盟是源于联盟成员对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积累的关注,即希望通过参与技术开发积累知识,从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非对称技术联盟中的弱势一方尤其关注自身在联盟过程中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其主要采取的是获取性学习,以消化、吸收联盟中已有的知识为主。尽管联盟为知识转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在现实中,由于联盟方实力与目标的非对称,联盟中知识转移往往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前文提及的技术遏制就是一个突出问题。当联盟企业的技术能力悬殊很大,弱势企业不能对强势企业的造成威胁时,强势企业的知识转移水平会较高。随着弱势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强势企业转移知识的水平就会下降,从而强势企业转移知识的水平会与弱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
对于对称性技术联盟,在成员企业具有同等的吸收能力的前提下,联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通常随着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而提升的。另外,当对称性技术联盟成员的学习、吸收能力不同时,联盟成员的讨价还价能力就会在联盟的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就会逐渐在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我国企业的技术联盟实践来看,因为知识转移程度有限,我国企业没能通过联盟积累必需的创新知识,从而使得我国企业在联盟的过程中技术创新能力得不到提升,并进一步导致了长期的技术依赖。这些年来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汽车行业中,联盟技术主动权掌握在外方企业手中,由于中国企业技术能力较低,中国企业在联盟中处于被动地位,外方企业则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一点一滴地将次新技术转移到中国,从而使中国产业发展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实现了对中国企业的技术遏制。事实上,要想通过联盟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必须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联盟内部知识转移。
四、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联盟启示
目前,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联盟大都属于存在遏制关系的非对称技术联盟,充其量这些联盟只能属于技术合作的范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联盟。我国以中外合资企业为代表的技术联盟间的学习更能多的是停留在生产能力学习阶段,其中以提高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和解决生产问题最为重要。常见的情形譬如,中方从外方引入生产线来生产新产品,外方派出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中方从生产线的操作中积累一定的知识,从而生产能力得以提高。其中开发性学习非常不充分,开发能力的积累是相当有限的(谢伟,2001)。[5]技术联盟间共同的技术攻关频率偏低,开发性目标以产品的本土化调整(包括零部件调整和整体产品的调整)为主,较少开发新的零部件或新产品(何玄文,张学鹏,2006)。[6]结果是,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合作众多,但获得的却总是次优技术,并且在与他人的长期合作的过程中,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却逐渐弱化。
在技术联盟内部,尽管知识的转移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动发生,但知识转移仍然是一个可以管理并加以完善的组织过程(Inkpen, 2008)。[7]因此,从组织层面加强对知识转移的管理,建立良好的知识转移渠道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对称性技术联盟,知识转移的讨论多处于组织管理层面。而对于非对称技术联盟,技术联盟知识转移有限的根源在于强势企业缺乏持续转移知识的激励,知识转移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组织管理层面。以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在非对称、竞争性技术联盟中,联盟治理机制的设计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看联盟设计是否有助于促使外方企业持续得将更为先进的技术转移到国内,二是看联盟设计是否有助于促使双方合作进行新技术研发。联盟的最终目标在于:一提高现有技术水平,二通过“研发中学”积累研发经验,提高国内企业技术研发水平以及学习、吸收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在满足短期发展的技术要求的同时获得长期的技术创新能力。毕竟,掌握一项技术并不意味着拥有技术创新能力。在现实当中,一方面联盟方基于对可能形成的潜在竞争局面的担忧,会使得知识移出方尽力去阻止信息的共享和知识的交流,从而来维护其自身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隐性知识转移不可控或者要分多次进行,而市场机会的让渡却是一次性的,这种客观情况强化了知识移出方遏制知识转移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一旦凭借联盟方式获得市场准入的资格,从此也便失去了知识转移的主观意图。某种程度上,引入第三方竞争,为强势企业创造潜在的竞争对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非对称联盟中的技术遏制问题。换个角度看,市场在解决中外技术联盟知识转移的问题上存在失灵,由此政府必须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强我国企业联盟的谈判筹码以及改善产业的竞争状况上。同时,在联盟组建之初,强调联盟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尤为重要,以此来缓解联盟中的对立与冲突。本文在此只对以知识转移为基础的联盟机制的完善进行一个初步探讨,更为系统地工作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走了一条“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但实践已经证明,核心的技术是永远也换不来的。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在组建中外技术联盟时,一方面应通过事前有组织的准备加强相关知识的积累,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就是政府通过产业组织政策的调整,提高行业的竞争程度,以激励跨国公司提高技术引入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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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echnology Alliance
Zhang Rongjia (Economic Depart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目前中国制造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国内面临劳动力成本过高、生产效率偏低、原材料利用率低、能耗大等严峻挑战[1];国际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为了保持制造业的先进地位,发达国家严格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使得引进方式获得先进技术的难度更大,解决这些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企业自主技术能力的提升。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给当今中国制造业带来的技术赶超机遇,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破解资源约束,优化产业结构,在新一轮科技发展中抢占先机的契机,密切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培育,对于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势在必行且具有重大意义。
2理论回顾与分析
2.1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与后发技术追赶的历史经验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耗费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2]。“战略性”强调该产业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能够实现产业主导技术突破所带来的潜在市场需求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新兴性”强调产业技术的先导性,认为该产业处于生命周期的萌芽期及成长初期,核心技术和主导设计都不成熟,技术和市场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3]。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技术变革的有利时期通常是在技术的初创期甚至成长期,由于该时期发达国新的技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产业进入壁垒低,技术创新的盈利机会和增长潜力大,因此存在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4]。因此中国做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旨在通过掌握新兴产业的领先技术为改造传统产业提供优势,从而完成跨越式发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
2.2自主创新与后发国家技术追赶路径
传统追赶理论针对后发技术追赶的研究,基于后发国沿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既定技术轨道的追赶情境[5]。国内学者陈劲1994年提出自主创新,并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的终极目标应是实现更多的自主技术创新,提高发展的竞争性与持久性[6],国内外研究把自主创新分为三种模式: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本文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典型企业为样本,结合中国情境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高技术企业技术赶超的路径“是什么”、“为什么”;分析在后发追赶情境下高技术企业技术能力提升与技术赶超路径模式,为高技术企业技术赶超提供理论借鉴。
3研究方法
3.1案例企业选择
案例对象选取基于以下标准:①行业有一定分散性,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子行业,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②被选择的样本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使案例对象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最终选择了两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北车)、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
3.2案例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案例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进行,结合媒体报道、专业杂志、文档资料等二手资料作为信息来源,通过多样化的数据来源进行三角验证。案例分析采用模式匹配和时间演化相结合的方法,以高新技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实践为主线,从纵向维度描述不同阶段每个案例主体的技术能力演化过程;再把两个案例进行对比。围绕核心问题“高技术企业的技术赶超路径是什么”,其关键影响因素、相互关系逐渐显现出来,主要有:技术环境、技术能力、技术来源方式、技术战略等。
4案例描述及分析
4.1政府引导下的高铁产业赶超路径:“引进—集成—创新”
(1)高铁产业的整体技术环境。大规模发展高速铁路,是中国在能源和环境约束下解决交通运输供给不足,同时带动大批高新技术和相关产业、制造业提升与发展的战略决策[7]。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高速铁路研究的国家,同时善于技术引进再创新的日本通过积极与法国合作,引进法国技术创新的先进成果,集中力量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在短时间内对高铁技术进行了系列改进与创新。此后英、德、美国等在该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技术追赶,这些发达国家在较长时间内,形成对高铁技术的国际寡头垄断格局。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高铁技术体系是日本新干线、法国TGV和德国ICE三大技术体系。(2)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与赶超过程。中国高铁及车辆技术的研究经历了近20年的里程。以2008年为分界点,将国内高铁技术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至2007年,该阶段前期主要依靠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进行技术突破,后期铁道部决定转而采取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路径,有针对性地开展德国、日本、法国的高速动车组的引进消化吸收。从2004年开始经历了整机进口、零部件进口、整机组装、技术消化,提高国产化率的过程,中国北车积极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所蕴含的隐性知识,采用先模仿、再创新的方式,短时期内缩小了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建立了时速200~250公里技术平台和动车制造体系。但是制造能力并不等于创新能力,当时中国北车在高铁车辆国产化改造中,对高速列车的九大核心系统的认知,还停留在参照引进的图纸从事低水平的研究阶段。第二阶段从2008年至今,实施《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7]。这个阶段可以用两个跨越式台阶来描述高铁产业技术创新:第一个跨越,自主研制时速350公里动车组,主要解决高铁技术系统耦合引致的技术需求,可以看成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进行的技术优化,依靠国内技术攻关,中国高铁在转向架技术、轮轨动力学、车体结构等影响列车提速的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第二个跨越,突破了时速380公里的新一代列车,同时依托时速500公里高速列车试验的技术需求,开展高新技术在应用中带来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气密强度、振动模态等十大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8],上述关键技术的突破,标志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技术集成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通过集成世界4种最先进的高铁技术,我国高铁产业具备了产品完全自主开发能力、低成本进军国际市场优势。依托国家大型建设项目,在铁道部的引导下,国内高铁企业成功实现了对世界高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通过技术引进,高铁企业搭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铁产品技术平台,最终完成了高铁技术的跨越突破。通过对中国北车与国内高铁企业研发、制造能力的各阶段观察,发现中国高铁企业的技术能力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定积累水平的初始技术能力阶段(第一阶段);持续改进与发展技术能力阶段(第二阶段);复杂产品的系统集成创新能力阶段(第三阶段)。中国高铁产业的成功赶超是在科技部、铁道部和行业部门协同下组织实施,铁道部通过统一向国外招标,一揽子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然后根据高铁所需要的项目性质,通过大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校、核心配套企业等组成各项目联合体;形成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国家科技项目经费为牵引,建立协同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各创新主体的作用,把多方技术创造性地集成;最终依托国内巨大运输市场需求,使高铁产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突破。据此提出以下命题:命题1:对于具备一定技术积累、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选择引进产业带动效应大的重点技术,通过技术消化吸收,强化集成创新能力,这是后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命题2:以国家科技项目经费为牵引,由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建立协同创新平台,集成优势创新资源,是实现复杂产品系统创新与技术赶超的关键条件。
4.2中兴通讯的技术赶超实践:“跟随———引领”模式
(1)产业技术环境分析。电子信息产业是创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广、渗透性最强的高技术产业,作为科技主导的产业,它的首要特点是研发投入多、科技含量高、更新换代快,技术环境整体处于复杂与高度不确定性。在国际经济衰退背景下,中兴通讯和华为逆势增长,在市场份额和专利权上都有重大突破。中兴通讯2012—2014年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三年位居全球前三,当今已拥有超过6万件全球专利申请,1.7万件已授权专利[9]。作为信息通讯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成功实现了技术追赶和多项突破,进入全球信息通讯企业第一方阵,居于引领地位。(2)技术追赶与超越历程。电子信息产业属于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兴通讯从技术追随者、局部领先者、到技术标准制定者,实现了追赶与超越的“三级飞跃”,企业的技术能力也经历了从弱到强的三个阶段:1987—1995年“跟着跑”———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形成自主产品开发能力。1987年中兴进入以固定电话为主的国内通信行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通讯信息业与国际先进技术相差30年以上,在“后发优势”战略思维下,中兴通讯一步到位引进当时最先进的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并努力对该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根据技术轨道理论,在累积性弱的技术轨道中,企业容易学习和追赶,同时在技术发展中容易出现实现跨越的机会[10]。中国信息通讯业实现技术突破和赶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用通讯技术产业的技术轨道积累性较弱,移动通讯技术演化过程“整体上升、代际差别”存在技术跨越的机会窗口,从而抓住市场重大变化带来的有利机遇实现赶超。在技术跟随战略下,中兴始终将技术能力的提升放在首位,借助逆向工程等途径分析引进技术的核心隐性知识,挖掘核心隐性知识与自身知识的互补性,特别注意“学习机会”的大小,通过“干中学”进行技术积累,缩小与领先者差距。1995年中兴自主创新研发了10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标志着自主开发能力提升。1996—2005年“并肩跑”———培育复杂技术整合能力、实现技术多元化。1996年中兴实施战略三大转变,一是产品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拓展;二是产品市场由“一网”向“多网”扩展;三是从通讯传输产品进入手机生产领域。容量巨大的中国市场为中兴通讯这一阶段的跨越发展提供了主要优势,中国市场对电子类产品的需求升级给坚持市场导向战略的中兴提供了机遇。快速而准确地捕捉市场机会的战略能力,使得中兴识别和利用每次市场机会,开拓了小灵通市场、研制手机产品,大规模进入大众消费品领域,充分发挥它在制造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奠定了中兴通过能力积累最终实现原始创新的基础。2002年CD-MA、GSM和PSTN三网融合标志着中兴的复杂技术整合能力迅速提升,在许多技术领域极大地缩短了与技术领先企业的差距,从2G时代的跟随者,跃升为全球3G时代的同行者,并且有能力进一步在核心技术领域突破,从而将技术战略从技术跟随型转向技术引领型。2005年以后“领跑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核心技术领域。随着行业地位的持续提升,中兴的技术研发从国内向国际研发合作发展,加大了海外市场和研发中心的扩张度,重视R&D,每年研发投入约占销售收入的10%,2013年R&D投入超过了10亿美金;在美国、法国、瑞典、中国设立了18个R&D中心,各个R&D机构形成了“蛛网型”内部知识共享网络,多渠道多方式的知识交流,提高了R&D网络的联系深度、广度和多元化[11]。国际研发合作有利于企业获得互补性知识,缩短产品开发时间;有利于降低研发风险和研发成本,提升研发的规模效益;有利于产品适应东道国顾客的特定需求,增强在各国的适应能力,为中兴知识储备调整和准确捕捉市场机会创造了机会,也为实现产品和服务多元化以及核心技术重大突破准备了条件。目前在LTE/4G、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技术领域,中兴拥有数千件基本专利、核心专利,其中持有专利的90%以上为技术品质高的发明专利。在核心技术领域,作为4G标准的主要起草者、5G技术标准的主要创新者,中兴成为信息通讯技术的领跑者。分析发现:通过“干中学”进行技术积累,同时建立广泛的国际研发合作是中兴通讯利用机会窗口进行技术跨越发展的前提基础;把握市场机会,尽早预见到由于技术变化带来的市场转型,继而占领新一轮技术转型先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才能最终拥有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成功实现技术赶超。命题1技术能力积累和构建广泛的外部研发联盟是后发追赶情境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技术追赶的基础。命题2处于市场成熟、竞争充分产业环境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注重技术和市场的结合点,尽早预见到市场转型,继而占领技术转型先机是技术赶超实现的重要条件。
5结论及政策启示
5.1技术赶超路径选择:技术能力与技术来源方式的协同
技术赶超路径选择受到技术环境、企业技术能力、技术来源方式等因素影响。企业技术能力是推动技术赶超的前提内因,是赶超成功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企业涉足全新技术领域赶超时,能否在赶超过程中迅速有效地弥补自身知识与能力的空缺,“开辟新的技术积累轨道,积累新的技术与技术能力,是赶超成败与否的关键”[12]。在技术和市场已经高度国际化的技术领域,当新兴产业内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时,可以选择技术收购、技术引进等方式,通过消化吸收来提升技术能力,并在技术能力提升的基础上,调整研发模式,加快技术追赶速度。同时,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技术特性采取差异化的创新策略。因此,后发追赶情境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阶段的技术追赶会表现出不同特点,可以选择的赶超路径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5.2后发追赶情境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赶超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