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15 17: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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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是在一定区域内,在特殊的制度安排下,按特定的目标向贫困人口直接提供贷款资金及综合技术服务的一种特殊的信贷方式。
一、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
(一)小额信贷的产品单一,贷款期限较短,贷款数额严格限制
现行的农村小额信贷的发放,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和养殖业,贷款投向结构单一,导致只能基本满足贫困农户正常生产,贷款风险集中度较高。同时农村小额信贷期限普遍较短,最长的也不超过3年。期限结构的不合理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不仅增加了农户小额信贷的逾期数量,而且导致了农户信用等级和信贷需求满足率的下降,提高了呆坏账的发生率。小额信贷的贷款上限也有严格限制,农村地区的非农项目不超过10000元,城镇项目不超过20000元。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旋律,农业经济由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变,承包果园、建蔬菜大棚、现代化养殖厂等的投资都在5万元以上,此类贷款限额的设置只能适应扶贫性需求,难以支持农户在高效农业、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等方面的大额资金需求。
(二)利率缺乏弹性,使小额信贷缺少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长期以来,对扶贫小额信贷的利率,我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政策有严格的规定,尤其对政府和银行专项扶贫的贴息低利率更不允许作任何的变通。利率控制使目前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收取的利率不能补偿操作费用,不得不依靠外部补贴,因而不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信用环境较差,没有科学的信用评估体系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缺乏安全保障,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用环境相对较差,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农村信用社是依据农户的信用等级确定信贷额度,因此农户信用等级的真实度直接关系到农信社信贷资金的安全。然而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信用等级评定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某些信贷人员仅凭个人的主观印象评定农户信用等级,致使所评定的信用户的贷款存在潜在的信贷风险。同时,由于事先农户一般都没有建立家庭收支状况和经济活动情况档案,信用社对农户经营活动、收入状况、家庭资产、信用记录等底细不清,评级授信仅依据当地村干部一张证明,极易受人情、关系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户小额贷款信用评定失真。
(四)法律缺失,制约了小额信贷金融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我国目前除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外,其他从事小额信贷项目的组织尚未完全获得正式的合法身份。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我国小额信贷组织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临时观念,对其内部的制度化管理重视不够,这显然不利于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和扶贫攻坚的顺利、健康发展。
二、我国发展农村小额信贷的对策
(一)扩大贷款种类和额度,放宽贷款期限
现行的贷款种类、额度和期限都不能顺应农业发展的趋势,必须要扩大。目前小额信贷的对象仅限于生产性贷款,可以按照消费信贷模式,拓宽小额信贷的种类和领域。比如可以向农户建房、子女上学以及农户消费等其它方面逐步倾斜。同时应根据地区发展情况以及农户自身需求及经济状况适当提高小额信贷的额度,以顺应农业发展的趋势,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在扩大小额信贷种类和额度的同时,也要对小额信贷实行灵活的贷款期限。根据农户的不同贷款需求,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力求在贷款期限方面进一步贴近生产经营的实际。
(二)确定合理的小额信贷利率,有效实施利率市场化
科学合理的利率是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既然是信贷,就要遵循商业利率原则,即要让参与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能赢利,这是金融机构愿意扩大并能持续提供小额信贷的根本保证。国际成功经验也表明,小额信贷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保持能够抵偿成本费用的利率水平,只有较高利率才能使小额信贷机构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小额信贷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用于生产后获得的回报率较高,因此,利率水平略高于商业银行利率并不会把他们吓退,维持小额信贷的高利率是可能且可行的。
具体做法是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农村小额信贷利率定价的分级授权制度,使城乡信用社综合贷款风险、成本等因素进行差别定价,在浮动区间内自主确定贷款利率,从利率政策上给予倾斜,这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贷款难、利息负担重的现象,而且使小额信贷专职机构拥有自己合理制定利率水平的主动权,使其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完善信用评级制度
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开办好小额信贷的关键。各地政府和信用社要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提高农民对推广小额信贷工作的认识,让农户认识到小额信贷不是政策性扶贫资金,应严格按照贷款有关规定,树立严守信用的意识,让其意识到还款的必要性、强制性和法律性。同时建立对农户的违约惩戒机制,运用各种手段,联合打击恶意逃废债务现象,鼓励诚实守信,努力塑造“相互信任、双赢双活”的社、农关系,为农村小额信贷推广工作创造坚实的诚信基础。
农户信用等级评定是农村小额信贷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决定小额信贷质量的关键。因此,一是要健全资料档案,系统收集农户的信用信息,包括家庭情况、生产状况及历史借贷信息,逐项认真审查核实,作为信用评级和决定是否担保的依据,最大限度地防范信用户评估失实的风险。同时可以参照2003年7月由国家税务总局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以及2002年5月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暂行办法》,将农户资信评定为A、B、C、D四等级,细化各个等级的具体评判标准,定期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而且要严格按照评级标准,评定农户信用等级,对所有农户都采用统一的标准,以确保评级客观公正。
关键词：农村；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在我国农村，高中阶段教育主要包括县镇及村屯的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不但能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为高等学校提供优质、充足的生源，而且还能顺利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一、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原因
1.农村普通高中教育供小于求，未能顺利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无理想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九”人口覆盖率达90％，高校招生数量自1999年以来也快速增长。然而，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增长缓慢，作为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的中介，普通高中教育成了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据1999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统计，我国县镇普通初中生毕业生4241585人，普通高中招生1892528人；村屯普通初中毕业生8913107人，普通高中招生551471人，由此计算出县镇、村屯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率仅为18．6％，远低于城市60％-70％的升学率。未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主要有以下几种选择：第一，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但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存在种种缺陷以及其他原因，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寥寥无几。第二，复读。这部分学生比例较大，九年的义务教育已经培养了学生的“离农”意识，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强化了学生的学习动机，高校扩招增加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他们读高中、上大学的愿望更加强烈。然而复读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使本来就短缺的农村教育资源更加紧张，而且加重了复读生的经济和心理负担。第三，进入民办普通高中。农村民办普通高中数量少，教学质量与公立学校有很大差距，大部分读民办高中的学生期望值较低，仅仅为了获得高中学历。第四，放弃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毕业生中小部分回乡务农，大部分离乡打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就业压力。这部分学生由于不具备专业技能，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收入较低，给社会安全造成隐患。
2．农村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面临办学困境，未能充分发挥其为农村培养实用人才的功能
农村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处于萎缩状态，生源严重不足。据1999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统计，县镇初等职业学校毕业生41852人，普通初中毕业生4241585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612065人；村屯初等职业学校毕业生191843人，普通初中毕业生8913107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242543人。县镇、村屯初中毕业生升入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仅为6，4％，远低于城市27％的比例，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只能靠招收普通高中生和初中生维持生存，造成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基础设施落后。绝大多数学校的教学仪器、校舍、图书资料都非常陈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其次，合格的专业教师紧缺，不少学校的专业教师是由文化课教师改任的，高水平、高学历的教师特别少，因而学生的专业技能差。第三，教学质量差，学生就业率低。第四，自1999年以来，高校连续扩招，增加了学生升入大学的机会，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造成很大的冲击，使原本处于弱势的职业技术学校雪上加霜。在这种办学条件下，农村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不可能发挥为地方经济培养实用人才的功能。
3．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可缓解就业压力，积累人力资本
农村初中毕业生大多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回乡务农，或进城务工。我国农村已有1．5亿富余劳动力，城市也有大量下岗工人，如果创造条件让初中毕业生进入高中学习，可推迟他们进入就业队伍的时间，暂时缓解就业压力，还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失业高峰期，政府应大力发展教育，这既是解决失业的治标之策，也是提高未来劳动力竞争能力的治本之计。
4．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才能提高劳动力素质，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科技人才几乎是凤毛麟角，农村劳动力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仅占1％左右。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农业科技人员极为短缺，致使绝大部分适合农村应用的科技成果在农村无法推广，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仍为粗放型，生产效率低，传统农业仍是主体。另一方面，不利于农村劳动力顺利实现由从事农业向从事其他产业转移，影响了城镇化进程。近年来，许多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或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但由于素质低，多从事临时性和随机性很强的职业。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欲望和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那些受了较高层次教育的农村人口有较强的迁移欲望。由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他们的迁移行为也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在农村经济发展及城镇化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夸大教育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教育的功能。基于农村的劳动力现状，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培养实用人才，应是改变农村面貌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面临的困难
1．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未受到政府的重视
从多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来看，高中阶段教育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高中阶段教育经费在我国各级学校教育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太低。1986—1998年，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一直致力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99年以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将工作重心放在高校大规模扩招上。农村的部分地区为了“普九”验收合格，已经负债累累，在国家对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没有统一要求的情况下，自然不重视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
2．由于经济困难，农村家庭对投资高中阶段教育的动力不足
尽管农村高中教育总量供小于求，但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对投资高中教育动力不足，主要是由于以下的经济原因。首先，农民收入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人大幅度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制度效应已逐渐减弱，农村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慢，有些地区由于地方财政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村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这对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以对普通高中的调查为例，在县城、乡镇和村屯分别有52．1％、48．4％和50．6％的普通高中学生认为他们的同伴没有读高中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县城、乡镇和村屯分别有89．2％、82．9％和74．0％的普通高中生认为他们的同伴没有读高中是因为即使上了大学也交不起大学的费用，也就是说，在没有读普通高中的农村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考虑到大学费用过高而过早放弃了读高中这一选择。其次，农村教育投资风险大而收益小。由于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学习环境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致使农村普通高中学生升入大学的比例很低，而高中收取的学杂费、资料费又较多，并且学生在学校所学内容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回乡后一无所长，等于高额的教育投资得不到回报，所以说农民教育投资风险是很大的。大部分农村高中生考上的是非重点院校或地方院校，毕业后去中小城市甚至乡镇，这意味着他们就业后的收入较低，农村高职学生就业后的收入更低，对这些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投资收益不高。农民收入敞薄且不稳定，因而在把有限的收入作为教育投资时会考虑风险及收益，经过权衡，必然选择风险小而收益大的项目，放弃对子女的高中教育投资。
3．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办学条件差
办学条件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目前我国农村高中办学条件虽有很大改善，但仍不能满足需要。第一，教师数量缺口较大、质量亟待提高。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到2005年，我国平均每年需补充高中教师24万人，而2001年仅补充了8．3万人，相当于应补充教师的1／3。显然，在全国范围内，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教师严重不足。在农村，由于待遇低，生活条件差，高中阶段教育教师更加短缺，农村中学不但难以引进优秀人才，而且骨干教师流失严重。教师数量不足，成为制约农村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扩大的瓶颈。另外，高中阶段合格教师紧缺，不能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2001年，我国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合格率为70.7％，农村要低于这一比例。英语、数学、信息技术、体育、音乐、美术、劳动技术等课程的专任教师不仅短缺，而且学历合格率更低。第二，教学设施配备水平落后。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各类学校理科教学仪器、设备达标率虽有较大提高，但职业高中达标率普遍偏低，其他如音乐、体育和美术设备配备达标学校比例都不高。第三，班额偏大，影响教学的正常运转。农村普通高中班额普遍超过60人，职业技术学校平均班额小于普通高中，但部分学校也存在班额过大的问题。
三、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对策
1．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农村不同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规划
中国地域广大，不但城乡间发展不平衡，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促进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可加快普及高中的速度，但要注意初中毕业生的质量；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如果生源质量能够保证，可考虑农村高中阶段教育优先发展的问题。
2．加大政府经费投入，多渠道筹措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经费
有了充足稳定的经费来源，才能改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农村高中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确保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同时，高中阶段教育属非义务教育，地方政府可制定必要的政策，吸引社会各界支持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还应根据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适当提高高中阶段教育的收费标准，形成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扩大高中阶段教育的经费来源。
3．实施对农村贫困高中生的资助政策
我国对贫困大学生实施了勤工俭学、助学贷款等一系列资助政策，建议对农村贫困高中生实施类似的政策，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勤工俭学不太适用于学习紧张的普通高中生，但职业学校的学生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勤工俭学，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奖、贷、助、减、免”的资助政策也可以逐步在高中实施，其中助学贷款更为可行。通过一系列的资助政策，为学生提供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
4．扩充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师资队伍，大力提高教师素质
应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出发，建设高中师资队伍。在数量上，除了扩大本科师范院校的招生规模外，还应针对农村的实际，通过提高农村高中教师的待遇等途径，吸引大学生来农村任教，防止教师流失。此外通过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从社会各行业中招聘合格的人员，也可有效地缓解教师短缺的局面。在质量上，一方面，要积极引进本科生，另一方面，要为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创造条件，提高教师的学历达标率。
5．进一步推进多元办学体制，扩大农村普通高中的教育供给
在农村普通高中供给小于需求的矛盾较为突出，为了满足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应进一步推进多元办学体制，扩大普通高中的教育供给：首先，要努力办好公办普通高中，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扩大优质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这是扩大教育供给的主渠道。其次，大力发展民办普通高中，制定宽松的政策，鼓励和扶持民办普通高中的发展。再次，探索“公有民办”、“民办公助”等办学形式，实现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的重组和优化。
6．改革农村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其吸引力
与农村普通高中供求状况相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供大于求，许多学校已经出现生源危机，建议改革农村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首先，在专业设置上，要依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办特色专业，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其次，在教学上，抓住“质量是生命”不放松，狠抓学生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让学生得到社会的信赖。再次，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升入高等职业学校的比例，让学生和家长感到就业有门，升学有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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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成功企业的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有深厚的自身文化的沉淀。但企业文化往往又是企业管理中最模糊的领域，然而对每个企业来说也恰恰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文化具体反映在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经营方式、士气和沟通的方式中，也具体反映在全体员工的行为习惯中。这充分说明企业文化与企业的生存及发展息息相关，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本文通过分析企业文化与企业生存及发展的辩证关系来论证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影响，以引起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重新审视企业自身文化现状，更加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关键词] 企业文化 企业生存与发展 辩证关系 影响
企业文化是与企业相伴而生的客观现象。但是,人们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并倡导企业文化理论的是美国的管理学者。正是美国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才引起日本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并相继波及其他国家,由此兴起一股世界范围的企业文化热潮。
企业文化中所包容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作为一个群体心理定势已广泛存在于企业员工之中，它是一种信念力量、道德力量和心理力量。在这种企业文化面前,员工会自觉遵循企业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积极、主动地为企业创造财富,这种作用是无法去度量和计算的。
企业文化，从狭义上讲体现为人本管理理论的最高层次。企业文化重视人的因素，强调精神文化的力量，能够用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形成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凝聚企业员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企业员工为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而努力，并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产生作用。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1.企业自身角度看企业文化与企业生存发展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从企业的层面上来看，企业文化是企业所依赖的一种文化价值观。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企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生产和经营而展开活动，似乎只有经济价值观，没有文化价值观。但事实上，在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中无不充满着文化的气息，企业文化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融入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始终主宰着企业的一切行为。
从企业员工个人层面来看，企业文化是员工行为的指导思想。现代企业里的员工，已不仅仅只想通过劳动从企业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他们还需要被社会和企业认可，并有一种个人的成就感和归属感。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认可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值，它规划了员工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并渐渐将其演变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规则。而且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还能在新老主管交替、新老员工交替过程中具有延续性和保持性，这样的企业文化能使企业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2.企业外部角度看企业文化与企业生存发展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与外部保持良好而和谐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科学的理念、开放的模式和柔性的手段，通过“以人为本”的管理，倡导企业使命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把“服务社会”与“成就员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以及企业与员工、企业与客户、企业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一种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与相互信任、互相遵守的和谐共事氛围，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诚信、沟通与合作，实现员工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是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是新形势下企业管理的核心、改革的保障、发展的动力、经营的灵魂。
二、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1.企业文化可以提升的企业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本质上讲,就是企业内在的一种“以人为本”的创新发展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粘合剂，可以把员工紧紧地粘合、团结在一起，使他们目的明确、协调一致。其次，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方向盘，对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企业价值观与企业精神，能够为企业提供具有长远意义的、更大范围的正确方向，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基本竞争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第三，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对于企业员工能够起到精神激励的作用，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并激发出来，提高各部门和员工的自主管理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第四，企业文化能够约束企业行为，使员工明确工作的意义和方法，提高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五，企业文化为企业塑造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信誉，扩大影响，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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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118-11
A Review of Ethnic-college Tourism in China
LU Hong
(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1，China )
Abstract: Ethnic-collegetourism is named as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in Taiwan.This paper summarizes,contrasts and comments on ethnic-collegetourism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in Taiwan fromtwo aspects-development and research,and 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 about the basic trend of ethnic-college tourism’s development and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 ethnic-college tourism；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选择民族村寨旅游作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形式。同时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主题公园式民族文化村寨，如深圳的中华民俗文化村、昆明的云南民族村、台湾南投的九族文化村等，为民族村寨旅游增添了另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迅速，并且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热点。
民族村寨旅游是我国大陆的一种称呼，而在宝岛台湾省则称之为原住民部落观光。因此本文包括祖国大陆的民族村寨旅游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发展概述和研究评述，以期读者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和研究进展有一个总体认识，并希望两岸学术界加强交流，促进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共同发展。
一、概念分析
（一）民族村寨旅游相关概念
大陆学者在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问题时，出现过“乡村民俗旅游”、“乡村民族旅游”、“民族文化村寨旅游”、“民族村寨旅游”等提法，它们含义相似，略有不同。在各种提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民族村寨旅游，这说明已被众多学者接受。本文标题使用“民族村寨旅游”这一概念，把台湾的“原住民部落观光”也包含其中。
国外文献中关于民族村寨旅游方面的研究，或在民族旅游、乡村旅游或文化旅游的背景下展开，或对原住民旅游或部落旅游进行专门研究。近几年国内大陆学术界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定义并不多见，其中罗永常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罗永常(2003) 认为民族村寨旅游是指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为旅游目的地，以目的地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以体验异质文化，追求淳朴洁净，满足“求新、求异、求乐、求知”心理动机的旅游活动。从该定义及进一步分析可知，民族村寨旅游的活动场所在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主要目标市场应定位为异族游客，民族文化性和乡村性是民族村寨旅游的两大本质属性，并且前者应是其首要属性。民族村寨旅游不等于在民族村寨的旅游，而必须以体验民族文化为主要目的。从类型上看，严格意义的民族村寨旅游属于乡村旅游和民族旅游的交叉型旅游方式。
（二）原住民部落观光相关概念
在台湾的土著民族过去被称为“番”，1994年起都将他们称之为“原住民”。台湾原住民，在学术分类上属于“南岛民族”，是指外来政权进入台湾以前，最早抵达台湾定居的族群。具有原住民族被征服的殖民意味，但他们都愿意被称为原住民。台湾原住民包括部落原住民和都会区原住民。这里的都会区是指原住民行政区外所有汉人居住的区域。原住民部落是指原住民的传统生活领域。
“原住民部落观光”也常称为“原住民观光”，在国外，有许多学者对“aboriginal ／indigenous tourism”（原住民观光）给出了定义，台湾的不少学者也定义了“原住民观光”，并将其在研究类型上归属于“异族观光”（ethnic tourism，大陆称“民族旅游”）。以下是台湾学者对“原住民观光”所下的几种定义。
谢世忠（1994）认为原住民观光系指游憩据点的居民及工艺品（包括衣服、建筑、戏院、音乐、舞蹈及一些造形艺术）是异于现代潮流之文化情调，特别是以吸引游客为主要策略。该定义强调了原住民观光的文化差异性。
张玲玲（2004）将原住民观光界定为：“原住民部落自主运用其周边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作为观光游憩资源，观光客透过部落文化巡礼、参观文物、歌舞展演、生活体验、导览解说等经营行销方式，观察并了解原住民文化特质”。该定义内涵较为全面，包括观光主体和经营主体、营销方式、观光空间和内容等要素。
另外，东海大学景观研究所（1998）、蓝淑琪（2004）分别从突出自主经营的角度和资源与观光内容的角度解释了原住民观光的含义。
台湾学者从不同侧重点解释了原住民观光的含义，但都将原住民文化视为原住民观光的重要属性。
以上有关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观光的定义多指狭义的原生型，而本文综述时把广义的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观光亦包括在内，即还包括异地主题公园型，主要意欲较全面反映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情况。虽然有的学者将少数民族和原住民不加区别，但本文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观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住民部落观光是民族村寨旅游在特定地区的称谓，民族村寨旅游的外延更广。
二、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综述
（一）大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综述
1．发展历程
大陆民族村寨旅游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旅游形式，总体来看，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大致又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1980年代：起步阶段。随着现代意义的乡村旅游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尝试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旅游局首先选择了安顺的布依族石头寨、黔东南的上朗德、青曼、西江苗寨、麻塘革家寨等8个村寨对游客开放。我国民族村寨旅游随之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陆续开展。这一阶段的发展规模不大，层次也较低。
1990年代初期至后期：稳步发展阶段。1991年，贵州省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旅游扶贫”的理念，而民族村寨旅游又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突破口。很多民族省区纷纷跟进，民族村寨旅游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1991年深圳创建了有“露天民俗博物馆”之称的中华民俗文化村，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建设主题公园式民族村寨的热潮。
1990年代后期至今：快速发展和转型阶段。1998年，中国与挪威联合在贵州省创建的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始探索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由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组提出的建立若干民族文化生态村以有效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构想，经过多年实践在云南取得了明显成效。许多省区纷纷仿效，开始探索民族文化村的生态旅游发展。
2．发展现状
目前在我国大陆,民族旅游村寨的开发有民族农家乐、民族文化生态村、生态博物馆、异地集锦仿制型村寨等形式。地域分布上，贵州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最早，发展体系较为完善，云南、四川、广西、湖南、黑龙江、新疆等省区也发展迅速。
从相关政策支持方面讲，国家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自由等法律、法规和发展政策，是民族地区开展旅游业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近年来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的周末双休日和“五一”、“十一”黄金周，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推动和刺激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同时，如何使民族村寨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地发展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旅游政策方面，2006年8月，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3月16日，国家旅游局、农业部联合了“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2007年3月23日国家旅游局与农业部签署了“关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共同组织实施乡村旅游“百千万”工程。这些有关乡村旅游的发展政策是当前开展民族村寨旅游的指导性纲领。在地方政策上，2002年2月，贵州省旅游局出台了“贵州省旅游村寨定点管理暂行办法”，成为直接指导贵州民族村寨旅游的政策性文件。
（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发展综述
1．发展历程
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50～1960年代，原住民观光萌芽和发展。1950年代，台湾接受美援，驻台美军的假日旅游促成了台湾国际观光事业的萌芽，乌来因温泉成为台湾早期的旅游地；原住民开始将保留地使用权转让给平地人，观光资源沦入平地资本家手中。
1970年代，原住民观光的快速发展和负面冲击加剧。1970年代台湾外交受到挫折和大陆开放观光，国际观光事业面临困顿阶段而国内休闲需求相对剧增，开发者、经营者和旅游者对山地展开侵蚀。原住民被卷入劳动力市场，山地部落人口外流，社会结构出现断层，加速了弱势文化的瓦解。
1980年代，国家公园与原住民文化村相继成立并引发抗争。1983年，“国家公园法”及其施行细则公布实施。各国家公园的陆续建立却没有保障到原住民的权益，反而侵夺到他们的生存空间，造成原住民的反感和多次抗议。1986年10月台湾第一个以原住民为主题的游乐区――九族文化村在南投成立开放，开始了游客对原住民观光的另一番旅游形式。但这种抽离了环境生活的文化展示却引发了大家的争议。
1990年代至今，原住民部落观光转型。1990年，颁布实施“新山村建设计画－山地聚落环境改善之村落”。达娜依谷、布农文教基金会园区、司马库斯、阿里山乡茶山村等原住民部落开始尝试发展生态旅游，强调部落自主、排斥财团介入、要求经济利益留在当地。2002年为国际生态旅游年，生态旅游观念逐渐被国人认识。2004年，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发表生态旅游白皮书。2006年原住民部落永续发展计画说明。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逐步迈向永续发展的道路。
2．发展现状
台湾原住民包括高山族和平埔族（已高度汉化）两大类12族群，目前有45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2%左右。原住民分布地区包括五十五个乡镇、四百四十六村里，范围遍及高山地区、东海岸地区及兰屿等地。
随着国民旅游的盛行,原住民部落地区因拥有游客最喜欢的组合―优美的自然景色、丰富的生态与独特的文化，特别是原住民的祭典、仪式、歌舞与竞技等民族文化形式，极具观光价值，遂成为游客最佳去处之一。加之1993年的国际原住民年，2000年的国际原住民观光年以及2001年起全面实施周休二日，带动了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迅猛发展。
根据余文德(2003)之调查，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产业有以下类别：（1）饮食方面：农特产品、原住民风味餐饮、其他。（2）住宿方面：民宿、度假山庄、观光饭店、露营。（3）育乐方面：文物展示馆、生态展示馆、休闲农场、游乐区、主题乐园。（4）传统工艺方面：传统手工艺品。（5）自然资源方面：温泉、瀑布、花季、神木群、矿产。（6）产业/文化活动方面：产业活动、原住民文化活动、生态旅游。
2002年,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拟定了“国内旅游发展方案”，其中原住民委员会规划了六大重点项目，成为台湾推动原住民地区观光事业的指导纲领。
三、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综述
我国两岸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从学科取向看，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旅游资源与开发学、消费者行为学、旅游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等；从研究内容看，主要包括基础性理论、产业发展、旅游供给、旅游需求、社区参与、旅游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从研究案例的地域分布看，大陆集中于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少数民族众多且旅游业发展迅速的省区，台湾集中在中、东部的高山部落；从研究方法看，有文献分析法、调查法、统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与综合分析法等。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专著、论文集、期刊、报告与硕博论文，资料选择原则是文献的代表性和观点的差异性，能反映两岸学术研究水平和研究者的不同观点。下面主要以研究内容为线索，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进行简要回顾与评述。
（一）基础性理论研究
前面已经对概念作了简要的分析，基础性理论研究还包括民族村寨旅游的特征、资源性质、类型等方面的研究。
罗永常(2005)指出民族村寨旅游有典型的乡村性、鲜明的民间性和地方性、强烈的文化交融性、广泛的参与性、突出的层次性、鲜明的环保性六大基本特征。这对以后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特征和本质属性有一定的启迪。
金颖若(2002)认为民族文化村寨是民族文化旅游最好的物质载体,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它是全面、系统、集中、原生态的民俗展示,是活生生的正在运行、发展着的民俗。其研究在性质上对民族村寨的旅游资源进行初步探讨,具有一定的新意。
在产品或市场类型方面，台湾学者的研究较为深入。
钟洁（2006）将民族村寨旅游分为原生村寨型和主题公园型两类。
罗永常（2004）根据开发历史和开发现状的不同,将民族村寨分为盛名热点型、重点文物型、新兴热点型和待开发型四种。
台湾学者中，谢世忠（1994）将原住民观光分为四种类型：都市情境的山胞观光、生活区的山胞观光、社区动员的山胞观光、集中展现的山胞观光。
吴宗琼,吴敏惠(2000)将台湾原住民观光发展进程分为几个重点型态:纯表演型、传统祭典型、主题乐园型以及社区发展型。
另外，东海景观所(1998)、侯锦雄、李素馨(1999)也分别对原住民观光的发展型态和市场类型进行了分类。
从总体看，我国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全面、完善和深入，有待今后拓展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产业发展研究
主要体现在旅游可持续发展及其有关的各方面。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如徐永志(2006)认为民俗风情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蒋丽芹(2005) ，王雯雯(2006)分别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体系和对策。台湾学者吴宗琼（2003）认为透过生态资源（Ecological）、经济利益（Economical）、游客体验（Experiencing）的3E平衡发展使原住民部落达到永续经营的最大整体效益。
在发展模式及策略方面，黄亮，陆林，丁雨莲(2006)阐述了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及相应发展战略。台湾学者中，钟任荣(2005) ，郭训德等(2005)利用SWOT矩阵分析法，分别提出了台湾和花莲县丰滨乡丰富部落发展原住民观光产业的策略。林光浩(2007)以屏东县春日乡部落为例,了解受访者(居民与游客)对于部落发展生态旅游的认知与态度，两者作为研究生态旅游发展潜力主轴，并提出策略拟作为生态旅游的发展蓝图与建议。上述台湾学者的分析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另外，两岸学者还在村寨保护和发展的具体对策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在其他相关研究中，如张河清，方世敏（2003）提出实施区域协作，使湘西民族旅游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卢世菊（2006）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刘晓辉（2006）探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贵州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可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带来有益的启迪。
（三）旅游供给研究
1．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方面
罗永常（2006）针对贵州实际，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目标和原则。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开发模式上，大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例如丁健，彭华（2002）从空间角度将民族旅游的开发模式分为原地开发模式（包括原生自然式、原地浓缩式）和异地开发模式两种。这实际也符合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实情。张华明，滕健(2006)提出一种以保护(Conservancy)开发为前提、公司(Company)起主导作用、有鲜明特色主题(Topic)、村民(Villager)普遍受益的多赢发展模式,即CCTV模式。杨兴洪（2005）通过天龙、郎德与中洞三种开发模式的分析,对贵州乡村民族旅游实现科学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生态旅游开发上，聂泽龙等(1999)以云南曼么哈尼族村寨为例,分析了秀丽的热带风光和多样的民族文化对于生态旅游开发的价值。邓永进，郭山（2001），陶犁(2002)，江晓云(2004)，蒋丽芹(2005)分别以不同的案例，对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开发生态旅游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另外，我国学者还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变迁、培育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民族节日符号运用、旅游景观系统构建与开发、旅游策划和规划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2．民族村寨旅游各产品类型的研究方面
杨家娣、叶文（2003），杨兆文、徐乃瑞（2004）均以云南民族村为例，前者进行了问题和对策分析，后者探讨了民族文化村产业化发展道路。这是侧重于异地主题公园式民族村寨方面的研究。
马晓京（2002）提出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村”是民族旅游保护性开发的新思路。黄萍，王元珑（2005）认为建立“文化生态村”是实现四川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沙爱霞（2004）提出了宁夏纳家户民族生态旅游村开发的原则和措施。这是对属原生型民族村寨类型之一的民族文化生态村旅游开发展开的研究。
周真刚（2002）、杜倩萍（2001）、周真刚和唐兴萍（2004）、黄萍和游建西（2004）、刘沛林等(2005)、刘旭玲，杨兆萍，谢婷（2005）等人论述了生态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建设、保护、在少数民族社区景观保护的作用以及生态博物馆理念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这是对原生型民族村寨的另一种类型―生态博物馆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成为研究热点。
3．家庭旅馆研究方面
大陆学者对民族家庭旅馆的研究较注重经营管理对策，如鄢杰（2003）提出西部民族地区民居接待产业化“两会（村委会和行业协会）+农户”、“公司+农户”、“政府+公司+移民工程”三种主要的经营管理模式。陈国兰（2006）对沪沽湖落水村家庭旅馆进行了个案分析，提出“政府十行业协会+接待户”的多层次管理模式。
在台湾，家庭旅馆被称为民宿。从论文研究方向来看，有从民宿建筑法令或民宿功能方面探讨，有从游客需求与评价着手，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多注重区域性、原则性的论述。
另外，在对旅游线路、旅游商品开发的研究方面，大陆学界多在民族旅游的框架下进行。一方面很多都适用于民族村寨旅游，另一方面也可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尤其是对民族村寨旅游线路设计方面。今后可针对民族村寨旅游并结合案例进行相关研究。
（四）旅游需求研究
旅游需求研究主要是针对游客的研究，包括旅游动机、认知、态度、需求、消费行为及满意度等方面。大陆学者如吴忠军，唐晓云（2004）以广西龙胜为例对民族旅游地国内游客行为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了龙胜国内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需求与消费行为、游客的时空分布，探讨了游客行为研究在市场导向型旅游规划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为民族村寨旅游游客行为分析提供了方法借鉴。钟洁（2006）以云南民族村和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对民族村寨旅游的游客体验度进行了对比研究。
台湾学者中，如蓝淑琪(2004)以新竹县尖石乡司马库斯为例，分析了部落生态旅游游客的环境识觉与行为。掌庆琳,洪雅芳,吴淑铃(2006)探讨了原住民地区民宿游客於原住民节庆活动期间的参与动机与选择民宿的动机。游钦忠(2006)探讨了太鲁阁国家公园原住民特色产品的产品属性与游客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吴佳霖等(2003)进行了游客对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满意度的研究。
（五）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大陆学者如黄华（2004）总结了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类型、阶段、层次以及参与方式，分析了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制约因子和现存问题，提出了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原则、发展机制和利益保障措施。
台湾较注重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如蔡志坚（1996）提出建构玉山国家公园与当地原住民共同合作经营之模式。纪骏杰(2001)提出资源共同管理的理念。黄跃雯(2001)指出原住民部落要发展生态旅游，首需获得部落居民的支持、参与，提升服务品质。
（六）旅游影响及影响认知研究
大陆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研究多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分析，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影响分析偏重社会文化影响。
如良警宇（2005）从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探讨了旅游开发对民族村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唐雪琼，车震宇（2004）从村寨面貌、经济状况、消费观念、思想意识、人际关系、女性地位等方面分析了旅游开发给村寨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付保红，徐旌（2002）对曼春满村寨民族旅游中村民社会角色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
钟洁，陈飙，杨桂华（2005）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效应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展望。
李志飞（2006）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针对民族村寨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影响认知的研究在大陆还不太多。
台湾有关观光发展影响的研究，目前普遍认为观光开发对当地影响之研究应涵盖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及实质环境影响三个层面，且正负影响兼具。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关于当地原住民或游客对于部落发展观光可能带来的正负面冲击的认知和态度的研究也甚多。如黄宗成等(2001)、陈锦鸿(2006)、 吴宗琼(2002)分别研究了原住民对观光、民宿业、观光庆典活动冲击的认知与态度。在居民对观光冲击影响认知因素的研究方面，根据欧圣荣与颜宏旭(1994)、黄宗成等(2001)、欧圣荣与陈明川(2003)等人的研究归纳有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个人月收入、住家离观光据点距离、居住时间长短、与游客接触程度、参与游憩活动机会等因素。
（七）其它视角下的研究
两岸学者还从其他视角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里举几个例子，如：
徐新建（2000）以较独到的见解论述了我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张明（2005）以落水村为例，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了旅游目的地文化真实性问题。
张义平（2001）构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测度模型，并对云南民族村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测度、分析和研究。这对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有着理论和现实意义。
梁炳琨(台湾，2004)从新区域地理学研究取向，以地方文化与观光地景生产为研究对象，探究近年台湾原住民族地区在全球文化经济环境中，如何以地方文化，透过文化经济运作的策略，进行观光地景的生产，回应市场经济与国家政策，并且在观光发展中，如何进行地方建构。
王亚欣（2006）从借鉴的视角，以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营造为借鉴，对大陆民族社区旅游开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深入研究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文章在大陆不多见。
四、总结和展望
（一）大陆和台湾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和研究对比
从所在区域看，大陆的少数民族和台湾的原住民大多分布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从旅游影响看，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对两岸村寨社区都存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正负面影响；从发展阶段看，都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探索发展时期和转型发展时期，发展过程类似；从发展类型看，大陆和台湾都存在原生型与异地仿制型民族村寨；在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和台湾都很关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以上是海峡两岸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方面的主要相似之处。在研究方面，两岸学者都很重视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旅游发展策略的制定与旅游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文献分析法、综合与对比分析等常规方法外，两岸学者也逐渐重视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的应用，并引入统计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
大陆和台湾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和研究方面又存在以下不同：
1．现代意义的民族村寨旅游是台湾发展早于大陆，台湾当局有专门关于原住民观光的政策，大陆的国家旅游局还未出台有关民族村寨旅游或民族旅游的政策，目前大陆的民族村寨旅游是在乡村旅游政策的指导下发展的。另一方面，台湾学者对原住民部落观光的研究也较早，在很多方面研究也较深入。
2．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发展较早，一方面积累了多方面经验，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问题。大陆的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发展的非持续性现象，但可发挥后发优势，使发展方向及时转型。例如在1998年，贵州省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创了内地民族村寨旅游的生态发展之路。
3．在研究内容上，内地学者较注重开发和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台湾学者较注重社区参与和旅游影响认知的研究。特别地，内地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影响的客观分析较多，但专门进行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居民或游客对旅游影响的主观认知研究还不太多。
4．在研究方法上，内地学者采用定量分析的不多，即使采用，方法也较单一。台湾学者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无论是旅游需求分析、旅游影响认知分析，还是发展策略的制定，均喜引入不同的定量分析方法。不过这一差异在逐步改观。
（二）启示
这里的启示应是双向的，大陆和台湾应相互借鉴，从对方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如大陆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理念，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社区营造理念，均可为对方借鉴。在政策制定方面，大陆国家旅游局可出台民族旅游或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政策，以指导其健康发展。另外，海峡两岸学术界可在民族村寨旅游方面召开研讨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促进大陆民族村寨旅游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共同发展。
（三）问题和展望
1．应建立清晰的概念体系和当前阶段相对规范的产品分类体系，来规范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研究，并注意利用多学科视角下的研究成果。
2．加强游客对民族村寨旅游的需求研究,把游客的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走一条切合市场的科学发展之路。
3．旅行社可从区域旅游的视角，根据各种民族文化主题，进行民族村寨旅游的专项线路设计，也可将有特色的民族旅游村寨纳入到各种旅游线路之中。
4．在研究层面，应注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合，增强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或可借鉴性；在管理层面，应选拔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调多方参与决策，重视专家的建议，实现科学管理。因为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主管领导一般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因此要特别注意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注意专家研究成果和管理的有效结合。
5．无论是民族文化生态村还是民族生态博物馆，是否真正走上了生态发展的道路？民族村寨旅游还有没有其它的发展形式？如何在旅游发展中面对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问题?如何处理村寨保护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如何促使民族村寨旅游和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旅游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层面和程度到底怎样？另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民族村寨旅游中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那么游客、当地村民和当地政府等方面对社区参与的态度如何？社区参与理念是如何运作的？社区居民从社区旅游中得到了哪些好处？上述问题实际上都是动态发展的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能够做出回答，但也许我们将来能给出更满意的答案，又也许将来我们提出的问题会更多。一切都在发展，相信我国海峡两岸民族村寨旅游业的前景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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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 The key topics about the movie studies in 2007-2008 are mainly focused on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ovie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was launched in 1978. The refinement of movie industry system and reform of theater chain management are also widely discussed. The studies of television art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s of television drama， and the research makes progress in the filed of television art columns and documentary.
Key words: China; Movie; Television Ar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 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 彰显人性 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 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 《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 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 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