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3 15:37:35
序论：在您撰写公共政策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上世纪50年代一些英国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进行国际援研究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一套社会学培训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受训者的主动参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逐渐普及。随后，这种方法在被引入到我国的高校教学中，并逐渐受到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目前，参与式教学，包括标准的参与式教学与在传统教学方法中增加参与式元素两种方式。标准的参与式教学法，通过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促使教师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充分地沟通和互动，这种教学过程通常是：在开始时学习者配对互相介绍；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者经常要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在每节小讲课后，学生要进行分组活动，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可以采用绘画、编故事、戏剧小品表演、辩论赛以及按照教学者要求制订研究计划或实施计划等生动活泼且形象直观的形式。这种参与式教学法，比较适合《公共政策学》等理论因素较少而更注重实际操作经验的课程。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大学教育课程中需有较多的理论学习内容，因此，不便也不必采用标准的参与式教学模式，但可以在课堂教学基础上加入一些参与式教学元素来提高教学效果，如基于网络的个别化教学、分组活动、基于行动研究的参与式教学、以问题为中心的参与式教学以及多种形式的灵活运用。
二、《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活动形式
遗忘是大学生知识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如何及时地回顾和总结有助于大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与提高，教师在每一章节讲解结束后，通常会安排一定的时间对本章节的内容进行复习回顾。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教师来完成的，包括课程课件的准备和讲解等。笔者在《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中为了能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将《公共政策学》课程每一章节的总结任务交给学生完成。《公共政策学》课程进行之初，在绪论中对《公共政策学》课程主要内容进行简介，然后再要求学生根自己的兴趣自愿报名，对某一章节的课程进行总结，每一章节只安排一名学生。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期末评定成绩时，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给予一定的加分。在具体进行时，总结的内容由学生自己完成，但由教师把关。《公共政策学》课程每一章节内容授课完成后，学生上讲台以教师身份对本章内容的进行总结。进行总结的学生讲述课程进行情况，可向其他学生提问及要求其他学生上讲台互动等。教师则站在旁边进行观察，对学生总结过程中出现的知识点遗漏或误解等进行及时更正。学生总结结束后，教师要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和指导，包括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和讲演技巧等。在学生总结活动进行过程中，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大都表现非常积极，也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较好的回顾。学生制作的课件，内容生动有趣，反映了同龄人的思考和认识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优于教师自己制作的课件。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还对《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内容进行适当扩展，启发了其他同学甚至教师的思路，促进了学生进行课外自我延伸式学习。在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进行课程总结时，课堂气氛相对于老师主讲时，更为活跃。台上台下的互动比较多，讲者与听者都在这种互动中收获了不少。总之，通过参与式教学形式，确实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主动地汲取《公共政策学》课程知识，能够深入认真地思考和总结《公共政策学》课程，并在此过程中体会到学习《公共政策学》课程的乐趣。此外，学生在如何面对公众进行演讲等方面也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应该说，学生是参与式教学活动形式中受益最大的群体。对于其他没有机会参与总结的学生而言，由于有机会参与总结的学生总结时体现了同龄人的思维，所举的例子也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因此也加深和巩固了他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教师的点评也有助于学生从别人的讲演中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讲演能力。教师通过参与式教学可以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在安排《公共政策学》课程内容和调整讲课方式时能更好地适应学生的特点。
三、《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效果调查
为了更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的优劣，笔者在课程结束时就学生在经历《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过程中的感受对他们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表内容分为客观选择和主观判断两个部分。与《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相关的主要是客观选择部分，从多个不同侧面请学生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进行客观评价，包括教师与学生总结的区别、总的评价、活动中的心理变化等；主观判断主要用于收集学生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总体评价和建议，但在主观判断中，学生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也谈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115名学生中回收有效调查表共98份，对其中的客观评价结果进行了统计，得到学生对每个方面问题的选择比例。对于“如何看待老师安排同学在每章结束后进行小结的这种教学方法”，有56.7%的同学选择“很好”。由数据可知，大多数同学对于这种教学形式是认可和喜爱的。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总体上，有57.7%的同学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很好；其次，有73.6%的同学认为如果上台总结，自己的收获会很大；最后，认为这种方法对解决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问与不足有帮助的学生比例达88.3%。但结果也表明，这种方式对于上台总结的同学会有更多收获，但对于未作总结的同学来说，收获则不够大。这反映出学生总结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把握不够，需要经过更多锻炼，也说明在活动形式上还要进行改进和完善，以便坐在台下的学生也能有更多的收获。从老师和学生讲解的区别来看，大多数学生听讲时的心理状态不受学生和教师身份变换的影响；而听讲状态的改变则因人而异，呈现出均衡分布。总的来看，这些数据说明上述教学形式值得肯定，但还需进一步完善，这在后面的主观判断题中也有体现。在主观判断题中，很多参与总结的同学谈出了自己对总结的看法，一致的意见是总结花时间多，但对于课程知识的掌握、自己的心理素质、演讲能力等都大有裨益。因此，也有学生建议应让更多的同学得到锻炼，比如让多人同时准备总结，在实际讲解之前从中选择最好的上台去讲。
四、结语
公共政策学产生于美国，因此其理论体系都贯穿着西方国家的问题，并体现在主流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中。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的宗旨是“政策分析与探求美国问题的方案”，并用理性主义决策理论、团体决策理论、渐进主义决策理论等理论分析了美国的刑事司法、健康福利、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反观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尽管也有形式上的“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体系，但本土化的程度很低，表现为教学内容安排的仿西方化以及教学方法上的“灌输式”讲解和“牵强式”举例。教学内容安排的仿西方化通过国内出版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直接体现出来。截至2011年，国内学者出版的公共政策学教材达到106部[3]。尽管数量不少，但其内容构成基本都是西方的公共政策学知识体系框架，有的甚至是西方教材的“翻版”。国内教材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系统”、“政策过程”、“政策分析”三个板块。如果将这些教材与国外的经典教材对照，就会发现每个部分都有明显的西方“蓝本”：政策系统的“蓝本”是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的《政策制定过程》和迈克尔•好利特、M•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政策过程的“蓝本”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政策分析的“蓝本”是威廉•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以及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教材的编著者抽取这些内容中的理论部分，隐去西方的背景和案例，用中国式的思维和语言重新编排起来，就成为公共政策学教材的主体框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共政策学的教材都没有跳出上述西方教材“蓝本”的三大板块，再加上一个必要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发展”导论，就成为标准的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四部曲”。
以政策过程理论为例，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对政策过程的讲述完全以安德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作的政策问题、政策议程、政策方案形成、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变迁的逻辑划分为“蓝本”，基本是一个逻辑环节一章的内容篇幅，不同的只是对这些逻辑环节的具体划分和取舍有所差异。这些对公共政策过程逻辑环节的讲述往往占据一本教材的很大比例，有的甚至占到所有章节的80%以上。按照这种框架给学生讲述公共政策过程，学生的常见反映是“过于理想化”，与政策运行的现实过程不符。实际上，西方学者后来将这种方法称为“阶段启发法”，也称为“教科书法”。从这个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种理论的批评态度。这种逻辑划分不仅与政策过程的复杂现实不相符，也无法解释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西方公共政策学者全面改革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内容体例安排，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就完全抛弃了“阶段启发法”的内容体例，而是按照不同领域政策专题的形式进行讲解。然而，国内的教材在讲述公共政策过程的时候，依旧在西方早期的“阶段启发法”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公共政策学教学的本土化严重不足还表现为教学方法上的缺陷。一方面，大部分任课教师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是“灌输式”讲解，即使不是“照本宣科”，也只是在西方的理论内容上随机添加一些自己的个人观点甚至是经验感悟来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为了弥补“灌输式”讲解西方理论的教学缺陷，近年来很多任课教师尝试学习和引进案例教学，但这些所谓的案例大部分更多地只是“牵强式”的举例说明，还远未达到案例教学的规范。
二、公共政策学教学本土化的途径
从社会科学知识“地方性”（Parochial）的基本属性来看，公共政策学教学本土化的根本途径是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因为只有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研究本土化了，才能提供本土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尽管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依然是西方的，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本土化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在公共政策学的教科书和课堂教学中。因此，公共政策学教学的本土化有两个途经：首先是鉴于绝大部分理论知识没有本土化，要求任课教师必须辨识并讲述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称之为“西方理论——适用辨明”式教学；其次，紧密追踪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的动态进展，及时将那些某种程度能够修正西方理论甚至尝试提出本土理论的成果设计在教学内容中，称之为“西方理论——本土修正”式教学和“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下面以政策过程理论为例，对这三种本土化教学策略进行分析。
（一）“西方理论——适用辨明”式教学在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过程中引介西方的理论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无论是公共政策学的教科书，还是课堂教学，都习惯于机械地讲述西方理论内容，而对理论产的背景脉络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不作任何介绍和分析，其结果是教师对理论的讲述和学生对理论的学习只能“生吞活剥”。对西方理论的教学，在讲述内容之前，应该着重介绍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在讲述完内容之后则引导学生思考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例如政策过程理论中的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网络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政策活动中的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构成政策网络，而政策网络的结构和网络中行动者的策略影响政策产出。但是教科书中对这个理论的讲述都是介绍政策网络的概念、类型及其对政策产出的影响。于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就开始在课程作业中大量直接套用，但在很多情况下错误地使用了。典型的代表就是将我国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也直接理解为政策网络。虽然西方理论中对政策网络的分类包括“府际网络”，但在我国并非凡是政府之间的关系都能形成政策网络。在这里，必须要向学生讲述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的背景和来源。政策网络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分权体制，即政府结构内部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分权和制衡。即使是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也是分权的，例如在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是分权的，而州以下的地方政府是自治的，在联邦宪法和州宪法规定范围内行使自治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与无权直接干涉地方政府的事务。因此在分权体制的西方国家是存在纵向上政策主张完全相反的“府际网络”。但是我国的政府架构是权力集中体制，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威和行政权力，上下级政府之间无法各自成为独立的博弈主体。即使存在下级政府消极抵制或拖延执行上级政府政策的现象，但难以出现下级政府或政府部门联合形成政策网络提出与上级政府相反政策主张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相互公开对抗的政策网络。因而，必须要注意到中国政府体制的等级制约和权力集中的特点，由于政府间关系在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必须要辨识垂直的“府际网络”的适用性。如果这样给学生讲述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哪些情况下适用，哪些情况下不宜适用或根本不适用，不仅可以使学生在比较中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政策网络及其功能，也可以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理论——本土修正”式教学在辨识和讲述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基础上，任课教师或者自己发现，或者通过其他人的研究发现本土的政策“案例”与已有理论不符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述适用性的层面上，而是要将这些发现及时吸纳进教学内容，展示本土“案例”对西方理论的修正和扩充作用，逐渐引导学生思考本土“修正版”的西方理论。例如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多源流”理论。“多源流”理论由美国公共政策学家金登提出，其基本内容是：政策议程的开启和政策变迁取决于政治系统中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当三种源流符合特定的条件并交汇时就会开启“政策之窗”，议题就会提上政策议程从而政策就会发生变迁。其中，政策流中的政策建议需要具备“技术上可行”和“价值（政治）上可接受”两个基本条件。“技术上可行”是指政策方案在法律、行政、财政和具体操作上可实施；“价值（政治）上可可接受”是指政策方案符合既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政策流”才能与其它源流交汇并促进“政策之窗”的开启。但中国本土的案例反驳了“政策流”的标准要求，证明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即使“技术不可行”也可以开启“政策之窗”。典型的案例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4]。法学学者提出十分激进的“宪法审查”政策方案当时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如果按照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政策流”中的政策方案“技术不可行”就不符合“政策之窗”开启的基本条件。然而，2003年6月，国务院很快就以《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实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不仅开启了“政策之窗”，而且实现政策的重大变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源流”理论源于美国的分权制衡和“否决”体制，政策要出台必须要闯过重重“否决点”，这就要求任何政策方案必须在各种“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的实施可行性，才能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成为正式政策或改革政策。但是我国是党领导下的权力集中体制，越是重大问题和“棘手”的问题，越可能从常规程处理序“转移”到高层或顶层决策机构中去“特殊”处理，也就越有可能实现重大变迁。“孙志刚”事件中法学学者提出的“宪法审查”的“技术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就是一个重大而又“棘手”的问题，因而问题迅速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很快，国务院就“自行”宣布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并出台“救助”制度。这说明在我国政治体制下，如果是“价值（政治）上可接受”但“技术上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反而可能会开启“政策之窗”。对于这种方式的教学，首先要向学生客观地讲述“多源流”理论的背景和基本内容，然后让学生思考并举例说明在中国是否适用，接着详细地向学生讲述“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来龙去脉，引导学生对照“多源流”理论思考这个案例中的差异及其原因，最后进行总结和点评。这种教学不仅不至于让学生将“多源流”理论生搬硬套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上，而且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
（三）“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近年来，还有一些研究尝试完全基于中国本土的政策实践和政策案例提出本土化的政策理论。任课教师要充分吸收这些成果，将其设计成“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典型的代表是陈玲提出的“制度——精英”双层决策模型和王绍光提出的“共识型”决策模型，这两个政策决策模型都是基于本土的重大政策案例而提出的。陈玲基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变迁与重大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是在“制度”和“精英”两个渠道交互影响下达成“共识”的过程。正式制度层面上形成“政策舞台”，政策问题自下而上按既定程序进入决策层；同时由“人际关系”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则形成“协商网络”，政策问题自上而下在各类精英之间寻求“共识”；“政策舞台”和“协商网络”两个渠道相互作用，达成并扩散“共识”，就可以完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样，王绍光和樊鹏基于我国“新医改”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由“开门”型参与结构和“磨合”型互动机制两个维度构成，多元主体参与和多渠道协商沟通形成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过程。这两个理论不仅是本土的，而且所依据的事实是学生有所了解的。在讲述的时候可以完全抛弃教材上充斥的西方政策过程理论，首先细致地向学生介绍案例，之后让学生讨论并从中自己概括案例中所蕴含的政策制定方式，然后再完整讲述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本身，加深学生对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特征的理解。最后，还可以鼓励和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人际关系”、“协商政治”等标志性的本土元素是如何体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激发学生以此去观察和分析其它的政策制定事件。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中国“政策试验”的研究，其独特的政策过程直接挑战了“阶段启发法”，这也是政策过程理论教学本土化的可用内容。
从上述本土化教学的途径和策略可以看出，教学内容的本土化和教学方法的本土化是“一体之两面”。教学内容的本土化离不开案例教学和讨论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而无论是案例式教学还是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的本土化，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教学内容作为理论主线，要么是天马行空式的“花边新闻”课堂娱乐，要么是牵强附会地“举例说明”应付了事，难以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兴趣和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探讨了公共政策学的教学方法改革，但研究较为笼统，对公共政策学教学的特点缺乏针对性，忽视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实际效果也不如人意。下面探讨PBL教学法与公共政策学教学特点的契合。
（一）PBL教学法的内涵
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霍华德•白瑞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麦克马斯大学首创。它是一种让学生通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来理解并掌握知识的新型教学法。PBL教学法提倡让学生通过自学、讨论、研究和合作解决问题，着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作用是及时提供知识上的帮助和研究方法的指导。
（二）PBL教学法与公共政策学教学的契合
由于PBL教学法比传统的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法等更能适应公共政策学的教学需要，因此与公共政策学的学科特点有很多契合之处。
1.有利于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在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学生对政策问题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原因在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够，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则要求学生必须在课后主动学习相关背景知识，这在课堂有限的课时内是无法完成的。PBL教学法突出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学生围绕问题查资料、开展小组讨论等学习活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寻找问题答案，使课上与课下有机结合，从而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有利于构建循环学习模式
公共政策学各章节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可以在不同章节从不同角度予以阐释和理解，这就决定了公共政策学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PBL教学法以问题为基础，以问题的解决过程为核心，很好地契合了公共政策学教学的延续性和主观性特点。从提出问题开始，学生通过查资料，补充相关理论知识开始基础学习；然后通过研究、讨论等学习活动，进入深入剖析问题阶段；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或政策建议。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带动学生进入“提出问题—学习—思考问题—学习—解决问题”的循环学习模式中，有利于提高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应用能力。
3.有利于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在以往的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常常会发生教师的作用与课程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要么“满堂灌”，要么“蜻蜓点水”，难以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PBL教学法，教师在指导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给学生指明学习的方向，并营造有利于开放性探究学习的氛围，遵循自主性和探索性原则，把自己的一切教育行为定位于支持和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解决问题。从而有效转变教师的角色，发挥教师在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全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二、PBL教学法在公共政策教学中的应用
（一）教学内容体系的梳理与问题引导
在应用PBL教学法过程中，首先要向学生介绍课程的理论渊源和框架体系，使学生对公共政策学的内容体系和教学目标有宏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解决以下问题。
1.课程总体认识要准确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准确把握课程的内容体系，对各章节的内在逻辑关系有清晰的认识。首先，在政策科学理论的演变上，学生要能准确理解，并与政策实践的发展相联系；其次，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监控和终结等各章节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衔接要进行详细介绍，使学生树立公共政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概念；最后，要对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理论进展有初步了解，从而促进学生把现实问题与政策学科发展联系起来，有利于深入掌握课程内容。
2.公共政策问题的引导
在对整体教学内容体系和理论框架的讲授过程中，按照PBL教学法的原则，应该对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政策实践问题进行相关引导：一要引导学生对身边的公共政策从理论的视角去理解和认识；二要引导学生学会从政策过程角度发现和分析现实中存在的政策问题，从而在宏观层面使学生逐步养成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中发现政策问题。
（二）教学章节的内容设计与问题研究
1.精心设计教学章节的内容与传统教学方法不同
PBL教学法不仅要实现知识和技能在师生之间的位移，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在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发展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学生自我学习、自我培养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从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着眼，精心设计每一章节的问题体系，构建规范的问题链条，把学生对问题的研究由浅入深，不断拓展，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对政策问题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
PBL教学法的关键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核心，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按男女生比例以10人为一组，每章结束时安排一次案例讨论，让学生互相交流所思所想，然后每组汇报讨论结果；在课程结束后，每组进行案例汇报，其他同学现场提问，组员进行补充。因此，创设了研究问题的教学情景，缩短了教学内容与学生之间的时空距离，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调动了研究问题的积极性。
（三）教学内容的引申与问题探讨
公共政策学教学局限于课本是不够的，必须把课本内容与现实社会问题紧密结合，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引申，从而提高学生对课程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问题探讨有机串联课本各章节的内容，加深学生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笔者把公共政策理论学习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结合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探讨、推进中国政策评估事业的思考、21世纪中国政策体制改革等专题研究，弥补了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与我国政策现实相脱节的不足，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PBL教学法在公共政策学教学中的完善
（一）找准课程定位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
必须由传统的理论型向应用型及创新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要求。因此，公共政策学课程的定位应围绕培养学生分析政策问题的能力，紧密结合现实问题，将理论问题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通过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应用能力，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把公共政策学课程从偏重理论教学转化为侧重知识的运用、能力的提高和思维的训练。
（二）转变师生角色应用
PBL教学法必须转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这样才能保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连贯性和有效性，避免教学双方产生越位、错位和失位问题。教师的角色应该定位为指导者、合作者和设计者，在教学中围绕对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给予学生全过程的指导，并与学生形成合作关系，彼此交流意见，帮助学生探索问题，从而提高对问题的理解。学生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转变，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化为知识的自学者和问题的研究者，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适应新角色，师生双方都要尽快进入并适应新角色。
（三）完善问题结构
一、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
把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学生塑造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技能的社会需求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要完成合格人才的培养任务，就要做好管理、教学等各项工作，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作为学校一员，笔者既承担教学任务，又承担办公室日常事务。如何协调好教学与行政工作，提高服务质量，是笔者个人努力的方向和关注的重点。
(1)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现代教育强调：教育为人民服务，学校为学生着想。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在提示我们，应确立和形成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并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家长、学生提供优质、周到的服务。作为一名现代教师，要清楚自身定位，自觉摒弃传统的“教师至上”的观念，树立“学生至上”的观念，自觉把自己定位为“保姆”“服务者”的角色，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热心、诚心对待广大师生。教师在关注学生学业的同时，应更为热切地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从细节入手，从小处抓起，真正去理解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切实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让每一位学生都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到成长的快乐。急家长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把我们的工作切实做到学生、家长的心坎上，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2)扎实做好服务工作。如何协调好教学与行政工作?笔者觉得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要以教学工作为重心，切实提高教学服务质量。作为一名青年教师，要认识到自身在教学经验、驾驭课堂能力、专业素质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努力查找自身问题，花大力气、下真功夫做好备课、上课、辅导等教学工作。同时，主动向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教学技能突出的中青年教师学习，善于总结经验，勤于查找不足，精于提升素质，严于教导学生，切实提高讲课水平，提高育人质量。二是要做好行政工作。对于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除精心、务实、严谨地做好工作以外，还要经常向自己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施加压力，自我提高，尽善尽美地完成工作任务。比如，遇到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冲突时，笔者总是给自己鼓劲，要求自己不能懈怠，抽时间，找空当，加班加点地完成工作任务。三是要协调好教学与行政事务。工作无大小，无轻重、贵贱之分，说到底，都是为了搞好服务，为了发展好学校事业。既要重视教学，又要重视行政事务。要在教学工作完成之余，保质保量地完成行政工作，做到工作中不怠工，不扯皮，不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做到教学与行政事务“两不误”，切实提高服务质量。
二、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要干好工作，不仅要有能力，更要有工作热情。为此，笔者认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教师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才能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一是加强理论学习。要充分利用全体会、科室会、支部会、自学等多种途径，学习和贯彻党的关于教育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提高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有关要求，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的学习，努力提高职业道德修养。二是加强业务学习。当今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学习化的时代，教师要想传道授业解惑，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进步，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向学生传授新知识，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时代在发展，教育学和心理学也有很大的发展，教师要适应教育新形势的需要，了解学生的成长规律，不断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三是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要牢固树立“育人先做人，正人先正己”的意识，树立“以德治教，以德服人”的意识，发扬人梯精神，树立主人翁意识以及以校为家、以教为业、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荣辱观。
关键词：高校 贫困生认定 问题 完善
一、高校助学政策中贫困生认定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贫困生认定工作是各高等院校助学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工作，是确保资助政策体系各扶持帮助政策能否顺利落实到位的重要依据和依赖，因而也是高校资助工作开展的一个前提。近些年来，国家资助力度在不断扩大，资助的对象也不断调整，对贫困生的认定规则和标准自然不断发生变化。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作为贯穿这一工作主线的贫困生认定标准一直缺乏较为详细的规定，对现实的操作指导性不强。这就导致在贫困生的认定过程中，出现主观性、随意性和不科学性的现象和情况。下面，我们就从目前贫困生认定工作的三个环节的现状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确定贫困生的认定标准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孤儿、残疾学生以及残疾家庭子女、见义勇为人员子女以及见义勇为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其他优抚对象子女且家庭经济困难;单亲家庭、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丧失劳动能力等，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的学生;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学生本人突发疾病或意外事故），超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享受城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家庭中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且经济困难;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其次，从困难生认定的程序来看，一般为：首先由个人提出书面申请，并在申请书后附上尽可能提供的贫困证明;二是班级调查、测评、摸底;三是辅导员组织班委评议、排队、预审;四是系部或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公示;最后由学校贫困生资助中心审核并建立贫困生档案。
最后，从贫困生等级的确定条件来看，一般是：一是只要学生提供家庭所在地政府部门加盖公章的任一形式的贫困证明或在家庭经济调查表中有政府部门加盖公章的低收入家庭，可初步认定为“一般困难”;在此基础上，如果能提供三级贫困证明原件，户口薄及其他贫困证明材料，可初步认定为“比较困难”;在此基础上如果还能提供其他困难证明者，如监护人丧失劳动能力证明，无经济收入证明，孤儿证明或受灾证明等，可初步认定“特殊困难”。与此同时，还综合考虑学生的表现和日常消费行为等。
二、对高校助学政策中贫困生认定工作存在的问题之完善
贫困生认定是高校做好资助工作的前提，是确保国家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的切实保障。因此，完善高校助学政策中贫困生认定工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针对上述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建章立制，从宏观的角度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这需要从二个层面来进行。一是从政府层面来讲，应该制定并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为贫困证明的真实性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生源地开具的贫困证明对于认定高校贫困生工作来说应该是最可行、最准确、最有效的方法。但地方民政部门没有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家庭收入、人口、日常开支等详细情况就盖章，使得高等院校贫困生认定工作变得异常艰难。这就需要国家制定法律法规，约束生源地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不负责任地开具贫困生证明的行为。对胡乱开贫困证明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和追究。同时要求责任人在每一份贫困证明上签署自己的姓名并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学校进行调查与核实，这也对责任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从而保证所开出的“贫困证明”真正起到证明的作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假贫困生”的出现。二是从高校层面来讲，应该要建立和完善高校在贫困生资助工作中的相关法律法规，使高校在贫困生资助工作中真正做到法律化、制度化。对处在一线的辅导员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师德建设。提高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因为辅导员的失职而造成“假贫困生”的出现，要追究其辅导员的责任，情节严重者应给予纪律处分。对于参加评议小组的学生干部，清楚明白地向学生传达国家、学校的相关资助政策，使他们按章办事，真正做到公正公平，绝不能因为怕得罪人而让非贫困学生“混水摸鱼”。对在此项工作表现不称职的学生干部，在评奖评优中实行一票否决制。
第二，依托信息社会的资源平台建设，构建全国性的贫困生信息网络。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借鉴网上学历认证和银行管理系统的成功经验，建立全国贫困生信息共享平台。此信息平台应包含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的主要内容（家庭成员及健康状况、工作单位、年收入、家庭所在地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高等院校名称、高等院校所在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学生在校期间基本情况（贫困生所接受过的所有资助、在学校的表现、交费情况、校园卡的消费情况等信息）。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的主要内容，由生源地民政部门的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对符合要求的贫困家庭的家庭成员经济收人等数据输入、上传，做动态的更新与维护，时刻保证这些资料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关键词：硕士论文；论文选题；中国知网
硕士教育是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而硕士学位论文是继学科课程教育和科学研究之后又一核心环节，并且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环节、硕士项目的重点①。在撰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如何选题也成为了重中之重。
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政策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硕士研究生是其研究的生力军。本文通过对中国知网刊登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选题分析，分析股利政策在硕士论文中的选题走向，旨在为下一步该课题的研究方向提供借鉴。
一、样本的选取和分析方法
1.样本的选取。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为主题，在中国知网的硕博论文中进行了精确筛选，从而选出了2000年-2013年相关硕博论文55篇，考虑到硕博论文的选题差异，本文特剔除5篇博士论文，其余50篇硕士论文均选作研究样本。样本所在的年份分布如表1所示：
2.分析方法。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以了解硕士学位论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选题方向。运用EXCEL软件，对选题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在调查分析的情况下，得出对该研究课题下的硕士学位论文撰写的相关建议。
二、样本的的数据分析
1.选题视角分析。从搜索的结果看到，硕士研究生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政策的研究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而选题的视角也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影响因素等，具体分布见表2：
从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5年起，硕士论文对股利政策的研究视角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不再单纯的局限于股利政策研究和与相关传统理论的关系研究，而更多地考虑到管理者及市场行为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同时，开始出现了将中美企业进行对比的分析研究。
2.研究方法分析。通常，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但是经过对中国知网2000年-2013年的有关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硕士论文的题目调查后发现，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我国硕士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具体分布如表3（有些论文不只使用一种研究方法）：
在比例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理论分析研究是研究的基础，是最基本和最传统的研究方式，但在当今硕士论文的题目中，单纯的理论分析命题方式已逐渐退出范围，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创新亮点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当然，样本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评价及建议
1.选题内容方面。从2000年到2013年14年的检索数据来看，我国硕士围绕《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这一主题的论文选题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是，依旧集中在与相关经典理论的关系中。同时，与期刊论文相比，多元化的趋势仍旧有待加强。
2.研究方法方面。由于时间有限，本文探讨的研究方法仅仅是从论文题目中看到的，并未深层探究文章内容。但就题目而言，能够看出除了理论分析之外，许多论文采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公司股利政策的选择。比如“管理防御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行为财务学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管理层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等，在这些文章中，管理者对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的作用被放置在一个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样本或者个案研究的研究方法在硕士论文中也有所体现，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依旧可以反映出未来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的趋势。
3.建议。综上所述，我国硕士论文在该课题的论文撰写中呈现着选题较集中，且重复性强的特点，涉及面相比其他课题而言较窄。但是近几年，硕士论文的选题范围开始扩展、科学性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也已经表现出实证研究、案例分析不断增多。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建议：第一，中国的硕士论文选题应广泛参考国外文献资料，瞄准国际前沿，而不能仅仅把视角放在国内市场；第二，在选题方面，硕士论文应该注重研究具体的问题，避免大范围的泛泛研究。同时，应鼓励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特别是运用相关学科领域的原理、理论解决问题；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硕士论文应考虑使用更多、更加创新的研究方法，如实证研究、经验研究、案例研究、调查研究等，以便使我国硕士论文能够与国际接轨。（作者单位：民族学院）
注解：
① 段洪波，张双才，刘甜甜：《2001～2010年会计学硕士论文选题内容与方法分析》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时期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一、引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时期，是一个人处在成长、成才过程中剧烈变化的时期，在大学时期的受教育者，他们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可塑性很强。因此，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我们必须针对大学生做好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时期，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支持和智力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素质教育发展欠平衡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困境较多，各高校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上认识深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存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收到的效果甚微。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素质教育发展欠平衡，在把学生培养成符合时展的专业化人才上有明确的要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要求不能很清楚的表现出来。另外，高校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教学和管理有时脱节，不能很好地与学生的思想实际情况相联系，例如，有些高校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有效的重视，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很少开设或基本没有，心理辅导机构不够健全，手段较为落后，方法较为陈旧，不能很好的适应学生的要求，学生一旦有了心理问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地疏导，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健康成长。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发展有待完善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建设发展较为缓慢，对大学生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热点问题不能及时、准确的回答，在某些方面所给出的现有回答说服力不强，导致一部分大学生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产生了模糊不清的认识，不能够充分理解问题的实质。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靠机械的说教方式，填鸭式教育，而不能使其对象得到启发，学生纷纷在学习过程中感觉所学的理论单调乏味，在指导实践方面，作用也不是太明显。而学生们所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教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滞后性，不能紧跟时代的发展进步和环境形势的瞬息万变，以最新最快的速度反映的中国化成果，致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有所降低。
（三）思想政治教育氛围欠佳，相应配套设施有待改善
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效果，常常在以下两方面表现欠佳，一方面是在学校的内部组织上，大学校园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平台，然而，当下大学校园虽然很重视活动的举行，却常常忽视了活动的质量，出现了能参加的学生不能很好的展现，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不能参加的学生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学校的外部运作上，学校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上，不能有效的发掘校外资源，外联工作力度较小，例如邀请名家讲座，邀请知名校友给在校学生作报告等类似活动。同时，相应的配套设施不足，硬件和软件建设不能适应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发展程度而实现相得益彰，主要表现在下拨学生工作经费方面不能及时有效，预算费用也较低，不能很好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推进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
（一）国家、社会、高校更加紧密协调，发挥更大作用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事关为国家民族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伟大工程，使命重大，任重道远。国家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社会应给予更多关注，高校应高度重视，三者通力协调，形成关心和支持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强大合力，共同为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谋划策，献智献力，让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点上，落到实处，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受到教育，受到启发，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线，创造良好教育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高校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佳场所，对大学生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发扬中国精神的优良作风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高校学生管理者应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课堂上教育，课下组织学生参加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的形式，例如让学生们参加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创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引导当代大学生积极乐观向上。
（三）建立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提高教育水平
高等学校在对大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建设一支专业化的教育队伍，提高教育队伍的整体教育水平。大力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建设，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比例配备思想政治辅导员，在引导政工干部队伍自觉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同时，要提供给辅导员应有的进修和提升机会，以便其增长本领，增加才干，更好的满足学生对更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求。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进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为了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要，我们必须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提高和创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富于创新的采取相应对策，为培养出一流的社会有用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连.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诉求[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9.
[2] 李长春.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政治教育，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