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3 15: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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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经济模型水产业产出现代水经济
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对人类至今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也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将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种资源，就是水资源。水资源对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已经显现出其绝对重要的地位，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水经济”，已经开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1水经济系统
从有生产活动开始，人类就在不停地探索利用水资源创造财富的途径，这些途径日益得到拓展，时至今日，人类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根据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已经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经济系统，我们称围绕水资源属性建立的经济系统为“水经济系统”。
2水资源
大家都知道“石油经济”的概念。但是，对于人类而言，水比石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水具有比石油复杂得多的资源属性。认识水的复杂资源属性，对于形成现代水资源价值观念，建立现代水经济系统，意义重大。
2.1按水资源用途划分的属性
（1）水的自然资源属性。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是指其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体现的特征。与铁矿作为投入物经过冶炼和加工以后，能成为钢材、铁等生产资料和其它如汽车、水管等消费品等一样，水经过提炼和加工以后能成为工业用蒸馏水和生活消费用的饮用水、洗漱水等。当然，水还可以作为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其它必不可少的直接或间接投入物。水资源的这些属性，表现的是其自然资源属性，它能为人类提供效益，能够产生经济价值。
（2）水的资产属性。水的资产属性，是指仅仅通过水的所有权的运用便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效益所体现的特性。当某一社会单元取得一定的水域的所有权后，便能将其作为生产的工具，为产权（使用权）所有者带来经济效益。水的资产属性有如铁路、公路、土地，但比它们具有更加复杂的特点，如一定的水域不仅可以作为交通运输的资源，还可以作为养殖业、水力发电等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水的这种特性与其自然资源特性的重要区别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被直接消耗掉，而是像工业生产的设备和厂房一样，其物质形态并不会被直接转移到产品中，而是通过占用方式将其价值逐步转移到产品中。与工业生产设备一样，水资源在作为资产使用时，由于水质在降低，水的使用价值也在降低。就像企业的资产在经营过程中要通过修理、更新来实现保值增值一样，水资源的保值增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水的环境资源属性。自然环境可以接受、分解、还原、转化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和其它有害影响，从而满足人类的生产和发展的生态需求。这是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所表现出来的资源特性，它已经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范畴。自然资源所具备的这部分特性，环境和生态学家们称其为环境资源特性。它包括依托自然资源的物质实体产生的景观的可观赏性与舒适性（景观优美性）、环境容量与其自身的调节（分解、转化废弃物）能力。水具备以上环境资源定义的所有属性，这一属性的意义在于它能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功能。
（4）水的生态资源属性。水资源还具备与人类生产生活间接相关或无关的生态功能。这部分生态功能表现为：水不仅是生命的构成要素，而且是包括生命系统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维持的必备要素。所有的自然生命体都包含水，所有的自然生命系统需要水来维持，部分非生命系统缺乏水将会退化。在沙尘暴肆虐、土地大面积沙漠化、人类付出惨痛代价的今天，人们开始意识到水的生态资源特性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
2.2水资源的经济学特性
（1）系统性。以上使用特性不仅构成一个复杂的经济学系统，涉及经济学的供给、需求与市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均衡、边际效用等问题，还涉及目前的前沿学科和理论，包括资源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系统性决定水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复杂性。
（2）稀缺性。理论上说，任何资源都具有稀缺性，对于水资源而言，存在现实的稀缺（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状况）、潜在的稀缺、结构性稀缺和季节性稀缺四种情况。稀缺性为发展水经济提供了基础。
（3）竞争性。表现在同类厂商之间对水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和水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竞争性（作为自然资源投入和作为资产、环境资源、生态资源之间的竞争性）。竞争性决定了水资源产权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必要性。
（4）兼具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特性。水作为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在水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而水作为自然资源和资产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决定市场机制在水经济中的地位。
3水产业
水产业是水经济的主体。根据水资源的用途，水产业涉及的产业领域，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从水的自然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水利工程、自来水供应、其它水产品、节水技术和产品等，作为现代水产业的重要构成部分，节水技术和产品是现代水经济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2）从水的资产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水电工程、水产养殖、水运、港口、码头、运动、休闲、水权价值评估与交易等。其中，运动、休闲、水权价值评估与交易是现代水经济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
（3）从水的环境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房地产、旅游、水环境监测与评估、污水收集、处理、水体修复、水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技术、产品和服务，其中非接触性旅游、水环境监测、污水收集、处理、水体修复、水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技术、产品和服务是现代水经济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4）从水的生态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绿化、植被建设与恢复、湿地保持与再造、地下水保护等。这类水产业都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4水产业的产出
4.1水产品和服务
水产品和服务与一般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相同的特性，水产业的这部分产出具有完全的私人物品特性。因此，具有完全的市场化特征。由于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一般国家都采用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方式，但是，这种经营是按照市场化的机制在运作。
4.2水环境质量
传统观念上，人们一般认为水环境是产业的投入要素，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水环境资源在可以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或消耗的同时，就像制造业使用的钢材本身就是冶金行业的产品一样，现代经济系统中水环境质量本身就是产品和服务，并且存在现实的市场需求。
4.3生态平衡
以水作为重要一环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种标准的公共物品。人类从事的生态保护与恢复活动，是关系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活动，水环境的生态效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作为水产业的重要产出内容，生态系统的恢复必须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和社会公众的参与。
5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5.1政府的作用
包括：水资源产权的所有权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各级地方政府的水务管理部门行使该权利；水资源的使用权实施部分市场化的原则；政府保留水资源用于生态保护的使用权，并行使生态保护的一切职能；确定不同水域的功能，制订水资源产权相关法律和规划；制订一般水产品和服务产业的市场运作规则；建立水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和污水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水资源“使用者付费”机制，控制水资源的定价权，利用价格调节水资源的使用，并获得水资源使用收益；建立水环境“受益者付费”机制，获得水环境收益；建立水环境“保护者受益”机制；建立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使用上的优化配置机制；建立水资源（包括水环境）使用监督机制，行使监督职能；建立水资源价值评估体系和水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5.2市场的作用
包括：按相关法律和规划配置水资源的使用权；由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决定水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数量和价格；优化配置水环境保护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刺激技术进步机制。
6现代水经济
6.1传统水经济
传统水经济，是主要是围绕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和资产属性而建立的经济系统。传统水经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七个“强调”和七个“忽视”：强调由自然资源属性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忽视其环境和生态资源价值；强调直接效益和直接费用，忽视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强调利用，忽视开发和节约；强调占用，忽视保值增值；强调自然资源产权，忽视环境资源产权；强调产品价值，忽视资源价值（产权价值）；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忽视市场的作用。
6.2现代水经济
现代水经济，是围绕水资源的属性体系建立起来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经济系统。现代水经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经济价值与环境生态价值并重，强调可持续发展；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并重；开发、节约与利用并重；自然资源产权和环境资源产权并重；在水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重；形成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使用上的优化配置机制；形成水资源价值评估体系；注重水资产的保值增值，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建立水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7结束语
水资源具有复杂的资源属性和经济学属性体系，现代水经济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系统，本文只是对其系统的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由于现代水经济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对环境和生态具有复杂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对水经济系统的深入系统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破窗理论”即人为的打破了一个建筑物的玻璃窗户，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最后造成一种无序的局面。近年来，“破窗理论”在我国作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由于信用破坏者没有得到及时适度的惩罚，搭失信便车的事屡见不鲜：经济纠纷和债权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不断翻新的假货迫使百姓选择超前储蓄放弃即期消费，由逃废债务、合同欺诈、劣质假冒等失信行为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增长率。
从整个社会看，计划经济时代的信用仅为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手段，造成信用制度基础薄弱；经济转轨初期的信用微观主体在法律上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格化；在信用体系建设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市场经济新的道德规范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直接诱导失信行为频繁发生。例如市场经济中揭出的大案、股市中现出的黑幕、安然公司的破产等无疑都与信用问题直接有关。
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看，构筑信用经济关乎市场经济的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粗放增长方式带来的边际效应进入加速递减阶段，集约式增长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政府已经能够承担起解决信用问题可能付出的高成本。因此，政府不能再忽视社会生活中日益严重且影响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信用缺失问题，应该采取理性的决策，同时诱导其他相关因素改变博奕结果。
二、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
第一，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在欧美国家，信用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第二身份证，发达国家中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为银行的大量富余资金提供了最佳投向，同时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长期对个人信用的漠视，我国虽然从1999年起在上海开展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业务，但很多地区公民的信用记录仍为零，滞后的个人信用制度成为制约消费贷款的“瓶颈”。
第二，企业信用状况不佳。一是向社会提供劣质假冒商品，拒不履行合同承诺，侵犯他人商标权。二是利用变更法人代表、资不抵债、兼并、解散、破产、多头开户等手段套取银行贷款、逃废银行债务。三是在破产时采取“大船搁浅，舰板逃生”先分后破；否认抵押贷款中“抵押”的法律效力；借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前的“真空时空”，隐蔽、私分或转移财产；资产评估不实，职工安置费用高，破产费用开支大；拍卖不规范，低于评估价出售破产财产的方法，肆意逃废银行债务。
第三，银行信用监控及评价体系不完善。一方面，由于银行业不断的进行金融创新，使传统的货币概念和测量口径趋于失效，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削弱了金融监管当局的监控能力；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存在评价工作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不足、指标数据来源有缺陷及评价指标的设置不够健全的问题，直接影响银行贷款质量下降。
第四，体制改革中信用问题突现。随着乡镇机构的撤并、人员精简等体制改革的逐步落实，旗县区银行在金融债权管理方面存在清收难、转化难、保全难的问题。其一，基层机构撤并后承贷主体发生变化，原借款凭证失去原有法律效力，致使金融部门讨债无门。
第五，信用缺失阻碍电子商务发展。
电子商务是企业、消费者和政府相关利益主体不可回避的一个商业命题，由于缺乏与信息产业相适应的信用环境致使网上金融发展缓慢。就信用卡而言，其业务在制度法规、核算手续、监督管理等方面不健全，而且信用卡作案的频频发生使人们怀疑其“信用”程度。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安全性决定了消费者选择传统结算方式。与实体经济一样，离开信用这一基础，会使电子商务的交易额缩减、交易成本增加、发展难以为继。电子商务系统的特性表现出虚拟经济对信用的需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的思路
（一）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作用，引导社会信用。首先，要加强自身信用体系建设。制定的政策法规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因领导变更而推卸政府承诺，要切实有效的维护产权。其次，要明确与信用管理有关的政府部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及相应的管理目标和内容；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管制范围和程度，引导市场主体进行制度选择与创新。第三，以市场经济为中心建立相应的道德价值秩序。加大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教育。第四，应协调并整合企业信息资源，建立相对完整的资信数据库和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推动和保障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网络交易的安全与信用，并通过立法的方式为网络经济提供刚性的信用规则，推动互联网行业的稳步发展。第五，增强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监督与服务功能，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并将其与失信档案共同纳入法律管理办法。第六，要以诚信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城市市场，创造诚信的投资环境以提升城市竞争力。
（二）健全信用法制，确保政府、银行、企业多方共赢发展。我国应在信用立法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改变现有的维护信用的法律条款在多部法律中被涉及的现状，制定信用方面的专门立法，建立有效的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同时借鉴国际银行业成熟、有效的评级方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使政府、银行、企业多方在开放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公平的享有和使用信息资源，从而达到多方共赢发展的目标。
（三）强化企业自身素质，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首先，现代企业要以诚信为重要的经营理念，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中这种新型资本的重要性。其次，在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时，把信用贯彻到内部管理、客户服务、员工教育、同业竞争中，形成强大的信用约束机制，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信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有注册会计师认可的财务报表，加大企业信息的透明度。第三，建立“3+1”企业信用管理模式。“3”指企业内部三个不可分割的信用管理机制即前期信用管理阶段的资信调查与评估机制、中期信用管理阶段的债权保障机制以及后期信用管理阶段的应收账款管理和追收机制；“1”指企业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信用管理机构（人员），全面管理企业信用赊销的各个环节。
（四）建立健全信用中介组织。一方面要发挥中介组织评审、仲裁、公证等作用，把规范行业行为、监督执行行规行约的行业自律职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健全信用中介服务中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管理等业务的机构。
（五）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电子商务信用系统。一是利用高科技建立专业化的资信信息机构和组织系统，客观、公正、独立地为企业和个人传导信息。二是采取会员制解决信用问题，可借鉴环球金属网的会员制操作方法：在硬件上构建CA认证系统，采用IBM公司的防火墙技术确保网站安全；制定整套网上交易规则和会员章程以确保交易的有序性和可信度。三是实行IC卡式的数字身份证，打击网络欺诈行为。四是建立高科技平台上的电子化监管系统。
[关键词]经济
党的十五大之后,我国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私营经济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观念、产业和产品特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其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和市场环境与私营工商企业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严重阻碍了业生产力的发展。
一、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改革开放2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集体经济8%,国有经济4%)。1993年～1996年间,私营经济的工商税收增长5倍以上,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劳动就业的重心已向非公有经济转移。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行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较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就量的概念而言,在经济总量中,非国有经济已经占有较大份额。据统计,在1997年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3.7%。私营经济的现实基础更主要地还表现在质的方面:
①近几年新成立的一批企业,成为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
②在国有经济中孕育着私营经济的成分。
③大量存在的名为国有或集体,实为私营的企业已经成为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有利于加强市场管理,有利于消除私靠乱挂、出卖资质、垫资承包、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等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
3.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符合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
从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来看,私营经济应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可以从产业中退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就基本上没有了国有企业。我们也应当结合建国以来行业的发展史,认真研究国外的做法,改造我们的企业所有制结构。
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政策措施及发展趋势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1、从外部来看,主要存在着观念和市场环境两大障碍。观念障碍———概括起来有“三论”,它是制约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表现为:
(1)“对立论”,即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把私营经济看作“异己”,加以排斥;
(2)“担心论”,即担心私营经济发展过快,会影响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担心工程质量干不好、债务债权还不了,等等;
(3)“唯心论”,即看不到私营经济发展已经具有雄厚的现实基础,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看不到私营经济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对策与措施
(1)抓认识。就是要用党的十五大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全新观点,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深化的高度上来;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的高度上来;要打破束缚私营经济发展的框框,只要不违背法律政策,就不要做任何限制。(2)抓改革。就是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改革产权制度,实现制度创新。国有小企业可以采取出售、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从而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3)抓政策。就是要全面落实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规划,为长期以来名不正、言不顺的“戴红帽”私营企业“摘帽”正名,还原其本来面目,确立其法律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和发展私营生产力。二是破除所有制歧视,强化服务意识,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为私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抓规范。就是要以克服私营经济自身存在的缺陷为重点,抓规范。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和导向作用,引导私营企业明确市场定位,确定经营策略,壮大经济规模,适应市场竞争。二是要改变私营企业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
3.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趋势
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整个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二是我国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只有整个私营经济和行业都发展了,才能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从2020年～2050年,我国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私营经济持续发展。私营经济将作为国内市场的主力军而进入规模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由于国有资本的逐步转移等原因,而呈下降趋势。
诚然,上述对我国私营经济历史发展趋势的描述,是建立在十五大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将持续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已经孕育成熟、将要大发展基础之上的。而发展趋势中各阶段发展周期的长短,取决于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并随着改革进程的调整而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中国私营个体经济的现状与对策.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休闲消费文化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并在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本文从解析休闲经济的内涵入手,对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路向选择进行浅析和提出建议,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休闲经济;休闲消费;经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休闲消费文化逐渐从一种低层次活动(如打牌消遣),提升到客观上具有补偿功能和解压功能的活动。休闲需求的满足方式,也越来越从自发活动转变为一种消费活动。
1休闲经济的内涵
所谓休闲经济是以人的休闲消费、休闲心理、休闲行为、休闲需求为考察对象,以满足人的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发展为目的,在“人的存在”与“人的成分”之间充当媒介,研究人类休闲行为和经济现象之间互动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曾说过:“闲暇时间即为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由此可见,休闲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从宏观上讲,休闲消费可以视为休闲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经济生活中被赋予重要意义。首先,休闲消费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生活消费的一种高级形式,它虽基于传统的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消费。“休闲消费,当属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状态,它的出现正是建筑在普遍的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基础上”[2]。其次,休闲消费既包括对商品的消费,也注重对新的观念、知识、体验、价值观等的消费。最后,休闲消费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2.1休闲经济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其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如果能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加大第三产业发展、放宽对服务业管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更长久、惠及面更广的经济政策,将会对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3]而包括旅游业、文化娱乐业、体育业、饮食业和商业在内的休闲消费产业群,即是可以发挥积极而持久作用的经济领域。
2.2休闲经济可以提供给人们物质生活要求基本满足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
2.3休闲经济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休闲消费,为休闲经济增添新的发展动力。现代社会,高效率、快节奏、强竞争的现状经常导致人们心理负荷过大,心理紧张感和压抑感增强。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存在许多障碍和隔阂,极容易产生交流减少,感情淡化,沟通贫乏,进而产生心理健康疾病。因此,休闲活动就逐渐成为人们缓冲压力、调节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所具有的使人轻松、愉悦、自由、互动等特性,必然迎合现代人的心理需要,从而进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引导现代人健康、科学、文明生活的必然选择。
2.4休闲经济可以进一步扩大就业,从而减少城乡剩余劳动力数量。休闲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属于劳动密集型领域,需要雇佣大量的员工。它们所需要的人员文化层次也有较大差别,从高到低都有其对应的工作岗位。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障碍,而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则可以进一步的缓解这一现状,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2.5休闲经济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7%,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45%,2020年将达到59%,21世纪末达到90%。罗歇•苏认为“娱乐的需要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而不断提高,城市是娱乐发展的一个基地,大城市为人类提供了休闲活动的广泛选择。”[5]人类发展的历史已表明,人的休闲生活与城市的发展成正比,休闲活动的多样化与丰富内容将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同时也促使整个城市做出一系列调整,使城市管理与服务更加人性化,从而推动城市休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路向选择
3.1加强休闲教育与引导,实施休闲经济策略,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休闲经济策略指的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缩短劳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及增加法定假日,其目的是让工人有更多时间去享受休闲活动。普及性地开展休闲教育,尤其是加强休闲与消费、休闲与经济、休闲与产业、休闲与文化等方面的教育,迅速形成科学、合理、健康的休闲观念,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广泛地接受并体验休闲活动,营造起一种全社会发展休闲经济的良好氛围。
煤炭经济研究论文范文一：煤炭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利用鱼骨图对煤炭城市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城市衰退的原因，并根据煤炭城市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综合运用QFD等相关技术方法，对煤炭城市的现有生产技术系统进行优化改进，从寻找后备资源，持续产业培育，周边要素协助支持等几个方面提出建议，认为利用技术创新进行经济转型是摆脱城市衰退的唯一出路。通过技术创新路径有序展开来提升企业价值，为煤炭城市推广技术创新并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煤炭城市 技术创新 经济转型
建国初期，在极低的工业基础上，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尤其因我国煤炭资源丰富，随之兴建了一大批煤炭城市。然而，近年来随着资源的日益枯竭，加之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的固有矛盾，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三危现象(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纵观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的煤炭城市都经历了转型，或正在转型，或将经历转型，然后繁荣振兴，走向可持续发展。但也有少数矿业城市未经转型，最后走向矿竭城衰。实践证明，煤炭城市转型是其走向振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然而煤炭城市的振兴，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根本在于激发其内在的活力及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看，是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较量，归根到底就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对决。因此，要激活煤炭城市沉睡的僵局，重振昔日的雄风，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1.煤炭城市现状分析
目前煤炭城市的诸多问题与矛盾使其面临全面衰退的现实，在充分分析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发展机制与现状的基础上，从客观及主观条件出发，通过对煤炭城市近年来不断出现衰退的原因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可知其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互相影响交叉进行的。
图1煤炭城市衰退鱼骨图
fish-bone diagram of coal city in decline
针对上述因素，东北煤炭城市作为矛盾比较集中、比较突出的地方，提出转型的时间比较早，但是目前看来，转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表面上看已经完成了转型任务，但产业转型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除抚顺之外，多数煤炭城市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接续产业问题。如2002年本溪市将矿井全部关闭，煤炭产业已经从城市中消亡，但由于接续产业并未发展起来，原来煤炭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并未得到弥补，从而导致一大批下岗职工再就业非常困难，环境治理的欠账也比较多。
(2)处于成长期或已经意识到资源危机的煤炭城市，虽然会遇到一些矛盾，但对转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只顾加紧开采，使煤炭产业越做越大，而不是未雨绸缪，提前培育接续产业。
2.煤炭城市转型总体规划
通过从系统的角度对我国煤炭城市存在问题、衰退原因进行分析与总结，可知利用技术创新实现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全力配合。因此，总体规划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见图2。
3.技术创新实施流程
3.1结合质量功能展开(QFD)识别用户需求
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是一种将市场需求转化为开发需求的有效工具，同时它可以催动设计、生产及营销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其他质量管理工具注重解决具体质量问题，而QFD则被用于识别产品改进的机会及提高产品的卓异性,采用QFD可以有效地识别客户及市场需求，将其纳入技术创新的过程，有利于从实际出发，从而最终在成本、质量和性能之间寻求最适当的平衡，帮助煤炭城市转型的顺利展开。因此，根据相关因素建立质量屋，如图3所示。
3.2技术创新路径
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源于新创意的产生，经过研究、开发、制造、营销直到产品为消费者接受。这一过程的成败，又与企业外部环境及企业内部因素有关，牵涉众多的方面。因此，技术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抓住核心过程，按照技术创新路径有条不紊的展开。
对于那些在资源储量及资源开发成本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其产业增加值较低，产业辐射影响力不大，从而影响城市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煤炭城市，具有从资源型演变成资源加工型的经济技术基础，可以考虑在转型中利用现有资源，延长产业链的发展，促进资源产业的深加工和产品的升级来增加企业的收入，推进城市的发展。具体过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寻找后备资源
①加强煤炭地区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为煤炭城市经济振兴提供基础性和先导性资料。
②鼓励利用多渠道社会资金开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察工作。
③鼓励矿山企业在矿区，特别是资源耗竭矿区的周边和深部开展矿产资源勘察，增加后备资源，减缓产量递减。
(2)持续产业培育
①煤化工。
21世纪煤化工发展的主流是发展煤炭洁净利用技术(包括醇燃料和烃燃料)及多联产工艺技术。为了谋求生产过程的污染最低、能量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最高，可以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煤电化一体化多联产集合或组合技术。此外，还要推进煤炭液化和气化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继续做好煤炭地下气化试验，探索煤炭开发和利用的新途径。
②煤层气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为拓宽煤炭资源发展路径，煤层气化工今后研究开发的重点主要在：煤层气制合成气新工艺、新催化剂;煤层气制甲醇(二甲醚)生产装置大型化;煤层气制烯烃;煤层气制乙炔旋焰炉技术及联产乙烯技术。
③煤炭副产品研究与开发。
煤炭作为燃料销售和将其作为化工原料销售以及加工成化工产品销售，其价值相差甚大，同样副产品的利益也不容小视。开发利用与煤共伴生矿物;加强对煤炭副产品和废弃物(如煤矸石、煤渣、洗煤泥等)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研究并提供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炭的洗选加工水平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有效途径。
(3) 周边要素协助支持
① 生态环境的治理。
许多煤炭城市的露天矿因资源枯竭而闭坑，因此而遗留下的废坑将会导致各类水涌入，带来一系列的水文地质问题。因此，为避免问题继续恶化，可以通过污水治理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减少污水排放量，实现清洁生产;依靠科技进步减少水处理厂的建设投资，提高处理效率等，实现从末端向源头治理和全过程控制相结合方向转变，逐步实现污染零排放。
② 人才利用与培训。
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科技人才参与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建设，抢占经济制高点，增强经济竞争能力。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编制、职务、职称、住房、报酬等方面依据经济建设需要和个人能力、贡献大小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对其亲属随迁、就业等方面从优安置;支持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形式获取合法收益;制定人才奖励政策，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提供科研和创业补助经费，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重奖。
③ 园区建立与完善。
东北部分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如阜新等)建立科技工业园区，这些科技工业园区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基地，是东北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孵化和产业化平台，是重要的区域经济增长点。目前这些科技工业园区必须寻求新机制、新动力，进行二次创业。
为此，必须加强科技工业园区创新创业环境和创新服务能力的建设，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与商品化以促进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培育。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和给予专门的财政贴息;整合东北农业科技资源，建设东北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继续加大对阜新国家农业科技园的支持。
④ 科技政策实施。
为提高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科技水平，既要优化科技组织结构，加强自主研发与自主创新，又要扩大开放，建立有效的适用技术转移机制，形成有利于科技交流和合作的良好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改变矿业开发中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
⑤ 其他方面。
另外，企业研发阶段会有创新成果的产出，形成专利;在制造阶段也会有创新成果产出，比如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因此，专利保护成为关键。
4.结论
成功的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以下效益，表现在：第一，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第二，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第三，企业主体的素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会促使企业不断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形成与企业价值增长的良性循环。
但是目前由于对煤炭城市的系统理论研究滞后于煤炭城市转型实践的需要，转型实践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带有很大盲目性。因此，煤炭城市要真正转型成功，必须从煤炭城市存在问题实际出发，对技术创新的核心过程进行分析，从持续产业培育角度，在现有资源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技术与产品进行改进及创新而达到目的。
我国煤炭城市较多，在历史发展中曾经为国家经济的腾飞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因此煤炭城市转型的探讨不仅仅是学者面临的紧急研究课题，同时也应该受到社会、政府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 王琼.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要有新思路[J]. 求是,2009(12): 29-31
[2] 李旭红，安树伟.东北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撑[J].中国科技论坛，2005(4)：21-25
[3] 孙雅静.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路径分析[J].资源产业，2003(6)
[4] 许强，王立杰.煤炭城市经营的思考[J].中国煤炭，2003(6): 18-21
[5] 张武城.术创新方法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煤炭经济研究论文范文二：近年来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研究及预测
我国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尤以煤炭资源所占比例最大，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方的过程中，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成为了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能源，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煤炭能源的地位目前不可替代。但是子啊市场需求急剧加大，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暴露除了很多问题，本文就从这些问题着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然后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改善目前的煤炭经济局面。
一、新形势下实现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各类矿产资源均出现了大量的消耗，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矿产资源逐渐呈现出枯竭的状况，而这一问题也收到了全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关注。目前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科学合理开发的大前提下， 不断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从而实现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寻求一种保证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其中煤炭资源更是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以非常严峻。在我国煤炭资源在所有矿产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自开发以来便成为了主要的能源之一，因此一直主导者国民的经济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一惊人的速度前进的同时是以牺牲矿产资源作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料显示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剧增，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的供求平衡，煤炭资源开采量也随之加大，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的开采利用率为80%，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也日趋增加，与之相应的煤炭资源的开采并没有因为石油天然气的缘故而缩减，反而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由此观之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其他类资源不可替代的，所以煤炭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二、目前我国煤炭经济发展中所暴露的问题
1、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报告显示，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对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明显，导致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经过仔细的查访和分析发现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①占用了山林和耕地。煤炭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势必要占用土地资源，在对农田和山林的占用和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现象;②在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进行工作面的巷道采掘时会将地下大范围内挖成空洞，比如大型的机械不断的挖掘，可能会在山体等下形成四通八达的隧道，而这些隧道会影响当地的地形和地貌，甚至严重濡染了地下水源，破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平衡;③在开采原煤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机械设备，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工业废水和大量的参杂有煤的污水，水质中不仅仅有煤尘还混合有毒性比较大的化学物质，在流经地表之后，如果居民和动物引用，均会发生中毒或者其他疾病。特别是某些乡镇或者地区的煤矿才开单位，没有对水资源进行净化处理，或者水资源净化系统比较落后，均不能完全实现除尘去毒处理，直接影响生物生长和生态平衡。④污染物处理系统功能落户。调查显示我国的大部分煤炭企业没有完整的污染物处理系统，很多煤矿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限制、追求高额的经济效益等原因根本没有污染净化系统，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外部因素的影响
(1)采煤工艺落后。我国的采煤工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综采采煤工艺、普通机械采煤工艺和爆破采煤工艺。由于就技术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煤矿企业主要的业务是原煤的开采和生产，而且在没有技术作为支持的前提下更谈不上二次利用，所以煤炭经济的生产效益非常低，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资源浪费较大煤矿工人的综合素质低下，高级技术型人才严重匮乏，所以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内部管理不到位。煤炭经济飞速发展，政府和相关部门缺乏对煤炭经济管理的经验，因此在煤炭资源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某些煤炭的经营者在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开始铤而走险经常利用非法手段实施圈地活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本来可以通过整体全面开发的矿产资源在利益的驱使下分成了若干小份，每一个小份分成不同的开发负责人，因此机械设备不同、生产技术的区别等均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煤炭的开采方面不能按照相关规定规范的使用适当的方式，一味的寻求眼前利益进行乱采和滥挖破坏了矿藏资源的整体性规划。作为政府和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却不能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和制度，导致该种事件和现象层出不穷，种种原因都导致煤炭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我国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
(1)完善煤矿经济管理体制。利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引导煤炭经济进行可持续发展：①建立严格的煤炭经济交易法律法规，规范煤炭市场行为，加大煤炭经济发展的监控力度，保证煤炭经济发展的公平性;②在煤炭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引进比较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③完善煤炭企业的福利制度，为煤炭经济管理的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力量;④合理的降低煤炭企业的税收成本，促使其提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济投入;⑤对于那些非法开采的小型煤矿企业应该强令关闭，将煤炭的开采权交由有实力的煤矿企业，从而保证开采的有效率，降低资源的浪费。(2)积极转变现有的发展方式。在煤炭经济不断发展的未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到煤炭资源的地位，摈弃传统的发展方式，不断调整煤炭经济的发展方向，积极的转变成现代化发展方式，并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具有可持续从发展的措施，为煤炭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3)构建煤炭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在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的观念还比较落后，因此作为政府应该起到倡导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尽量以最小的资金投入、最低的环境破坏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做好煤炭资源在开采和利用过程中的废弃物分排放处理工作，降低对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作为煤炭企业应该致力于研究新型高科技采煤工艺技术，联合电力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煤炭供应产业链，减少浪费降低污染，提升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4)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作为煤炭企业所在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和煤炭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大煤炭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改善原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地方由于煤炭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政府部门应该联合企业对当地的居民进行经济补偿，同时加大环境治理资金的投入，快速回复当地的生态平衡，尽量降低环境对于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