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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文化产业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要深入理解产业传播的概念和内涵,首先就要了解产业和传播的概念。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产业是介于国民经济和企业之间的一个中观概念,指的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系统。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传播进行过定义,如霍夫兰认为传播是某个人(传播者)传递刺激(通常是语言的)以影响另一些人(接受者)行为的过程;邵培仁则认为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等等。这些定义均是学者们出于不同研究目的需要而得出的,各有各的侧重点。出于本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了郭庆光的定义,即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2]。在综合了上述学者的观点以后,本文认为产业传播是指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系统将自身的信息在系统内、外部进行扩散、反馈的过程。产业信息在系统内部扩散及反馈的过程,为系统内各个企业相互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是整个产业的发展与壮大的内部动力。产业信息在系统与社会之间的流动过程,一方面是产业扩大社会影响力、拓展市场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产业系统向周边环境学习的过程,是整个产业发展的外生动力。因此,积极开展产业传播活动,对于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生产业的发展很有必要。
二、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现状
(一)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利用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的现状
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依靠自身独特的民族资源禀赋和政府的支持,已具备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一定的产业规模。然而,在产业传播方面,由于受到传播意识落后、区域交通条件差、传播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等因素的限制,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大多还处于较为原始的人际传播状态,产业信息大面积快速扩散的效应还没有形成。大众传媒因其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特点,在其诞生后便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正因为此,大众传媒便成为了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如报纸媒体《阿坝日报》、《甘孜日报》,均同时发行汉文版与藏文版,相关栏目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全州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传播产业所需的各类信息。在广电传播方面,阿坝州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覆盖全州43个乡镇,覆盖人口32万人,人口覆盖率35%,电视台节目覆盖101个乡镇,覆盖人口49万人,人口覆盖率54%,把富有阿坝州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节目提供给广大农牧民,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及产业。甘孜也建成了州级平台、康定和道孚县级节目传输平台、30个乡级无线发射基站和19个村级无线发射基站等,传播的农牧民人口覆盖率接近50%。随着互联网覆盖率的进一步提升,川西北地区也开始利用网络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产业。中国羌族网、羌岷网等网站上,都对当地特色文化进行了分栏展示,囊括羌族音乐、视频短片、民族学术、人物专栏、组织机构等板块,详尽介绍饮食、建筑、歌舞、医药、文学、历史、宗教等内容,展示该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
(二)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的现状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商品的计划书[3]。国内一般认为新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的媒体新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4]。本文所指的新媒体主要指相关的网站、网页、微博、论坛等。下表即是目前收集到的有关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利用新媒体传播的状况。从上表可知看,着重传播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网站数量不少,但是从这些网页的微博粉丝数、网页点击率看,发现受众对此的关注度极低。与作为旅游产业传播的微博代表“九寨沟管理局“的160多万粉丝数量相比,这些文化产业网站的微博粉丝数目微不足道,微博账号一般也未能得到“认证”。此类网站作为展示民族文化产业的窗口,理应成为民族文化宣传与品牌塑造的重要渠道,但并未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如中国羌族网,它的目标致力于打造全国最大的羌文化交流平台,其内容丰富,涉及学术交流、社会聚焦、文艺空间等多个板块,并设有“尔玛论坛”供羌文化爱好者沟通。但是论坛会员不足400人,帖子更新速度缓慢,部分板块几天才能看见新帖。网站同时提供“尔玛商城”供民族文化产品交易,但打开商城页面,它只对“珉玉”文化及工艺进行展示,不见其余产品,无疑是对交易平台的极大浪费。此外,个别网站访问量严重低下,部分板块文章一个月内点击量不足20次,甚至也没开通微博、论坛、贴吧等交流平台。虽然这些网站在页面下端设置了友情链接,但是所链接网站的情况基本与自身无异,少人问津。
三、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中存在问题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找准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是尽快提升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水平的关键。首先,传播主体对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就政府而言,由于民族文化产业起步晚、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效益相对较差等因素,所以政府更加倚重旅游产业的传播,不愿意将传播经费过多地投入到民族文化产业;就民族文化企业而论,自身对于产业传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也不愿意从本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经费进行产业传播。大多数企业或作坊在对外提品或服务时还是在走传统的销售路径,无意通过时下热门的传播新渠道来宣传自身的品牌与形象;就媒体工作者层面讲,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区地势险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导致媒体宣传报道该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所需支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较高。正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媒体宁可选择把采访、报道的目光聚焦于九寨沟、黄龙等少数著名旅游景点,加大受众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众媒体对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其次,民族文化产业的信息传播手段亟待更新。近年,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数字电视、车载电视等一系列新媒体,不断促进其它产业的传播。然而,这些新媒体在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中却受到了限制。一方面,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区熟悉新媒体业务的人员有限,缺乏既懂新闻传播规律又懂网络传播的人才,加上该地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日常工作,在对新媒体的建设经费投入上自身存在不足,导致新媒体事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当地传播民族文化产业的纸质媒体发展定位不清晰,还未能与网络媒体有效整合,电子版、网络版的新闻稿件更新缓慢,不能用网络语言、网络新闻表现产业传播的中心工作,在发挥新媒体的整合和集聚效应方面做得不够充分。因此,各传播主体对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只能停留在地市级的传统媒体,传播的范围也多局限于本地受众。
四、关于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几点思考
(一)平台建设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
业传播效果的关键产业传播与企业宣传不同,它更多是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区域范围内产业整体的传播状况,而不仅仅是企业个体的营销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体现的是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积极构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应该由以下要素构成:管理要素、信息要素、技术要素。首先是管理要素。在政府指导下,建立相应的民族文化产业的指导和协调机构,负责对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及产业发展的规划、引导和组织工作,为平台建设提供相应的组织保证;其次是信息要素。由政府专门机构负责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建设及产业发展提供相关的扶持政策、配套政策及全面、细致文化市场信息,产业传播平台建设提供政策和信息支撑;最后是技术要素。要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加大引进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高新技术,加快原有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5]。产业传播平台构建以后,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传播手段,能让川西北民族文化其相关产业得以有效的传播,使得整个产业的传播活动更加整体、统一,更有利于在现代市场中传播,更能加强对川西北民族文化的继承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
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保障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没有足够数量的产业传播人才,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改善。要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努力提高民族文化产业全行业领导干部、员工的传播意识与媒介素养。特别要重视对企业领导、营销人员等涉及传播活动的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服务水平和传播能力。第二,注重培养符合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让他们能够尽快掌握新媒体技术、业务和信息传播规律,在对外的产业传播活动中“独当一面”。第三,与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合作,建立一批复合型传播人才实践基地,促进高等院校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主体应与高等院校中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以及新闻媒体加强合作,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既可以为自身提供所需的产业传播人才也可以尽快提升产业对外传播效果。
(三)“借船出海”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捷径
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安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长率为16.3%。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有明显提升,从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显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年均文化消费年长率为14.2%,仅落后于河南,处在中部地区第二。安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从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从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仅落后山西,处在中部地区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四)细分文化市场需求,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异
旅游景点包括:和顺侨乡、北海湿地、国殇墓园、中国最大的农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滇缅抗战博物馆、弯楼子民居博物馆、刘氏宗祠(宗祠文化展览馆)、元龙阁、艾思奇故居;另外还有李氏宗祠、寸氏宗祠、洗衣亭、中天寺、千手观音树、魁星阁。2009年县旅游业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1—6月,全县接待游客155.3万人次,其中,国外游客3.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19亿元,同比分别增10.3%和14.6%。火山、热海、和顺、北海、云峰山、叠水河六个景区共接待游客53.5万人次,同比增61.5%,门票收入1689万元,同比增75.7%,日均接待游客2956人。出境旅游共组团队67个,3939人次前往密支那观光。全县星级宾馆住宿率51%,同比增2.4个百分点,非星宾馆住宿率61%,同比增5.4个百分点。机场起降航班1158架次,输送旅客84494人次,客座率59%。
二、我县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与对策
1、旅游项目品牌化率低,需要发展更多的精品项目创意是品牌的灵魂,良好的创意是品牌成功的关键。旅游品牌定位,必须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形象。旅游品牌的形象绝不能朝令夕改,月月新,年年变。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诚信和品牌是共生体,诚信是品牌内涵的首要内容,品牌是推进诚信的市场工具。中外不分,古今不分,相差无几,竞相“克隆”旅游品牌,既无特色,又缺乏竞争力,永远产生不了品牌效应。要着力打造旅游精品项目和品牌,着力推进火山温泉项目,将其打造成更有影响力的旅游拳头产品。对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不断进行创造性的优化组合,推陈出新,提高景点、景区的旅游竞争力。旅游业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底蕴深厚,旅游开发潜力大,旅游品牌要接受经济全球化挑战,要融入世界潮流,要朝着市场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
2、加大城市形象宣传力度,提高知名度
一、建议县委、县政府充分发挥的人文和历史资源,提升的知名度,进而带动招商引资、旅游开发等产业的发展。
二、利用各种媒介手段充分宣传的特色,制作车贴广告、宣传册等或者利用省内外电视传媒等多种形式进行全方位宣传,将旅游深入人心,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三、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路段上制作醒目标牌,宣传特色,并制作火山温泉、和顺的指路牌。
四、完善配套设施,包括旅游线路公路修缮、寺庙门店管理、餐饮住宿完善等,设立各种旅游特色纪念品的出售超市,如果经营得好,将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更好地宣传,实现双赢。
3、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整体服务水平,推动旅游支柱产业的形成,结合的“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实施旅游公路建设项目,摆脱各主要旅游景区和景点路难走、车难行的旧貌。
4、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
随着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培训旅游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打造高质量、高水准的旅游,就需要配备一支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需要政府加大对培训经费的投入,使得这项工作可以顺利进行。
1.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首先提出价值链的概念:价值链就是互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价值的动态过程。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可以通过重组融合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进行分解,打破原有价值链各环节形成一种混沌状态的价值网,之后再将原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提取出来,通过建立新的价值通道,重新整合为一条新的价值链。融合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价值链分解。
文化产业和制造业同时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分离的价值活动逐一分解,形成混沌状态下的价值网。在分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竞争优势的影响,即要将能使企业获得相对成本优势和差异性的价值活动分解出来。
(2)价值链整合。
进过上一步的分解后,需要根据未来潜在的市场需求和现有产业特征,截取原有价值链中需要的核心增值价值活动,进行排序重新整合,形成一条新的价值链。在新价值链中,不仅包含了制造业价值链的核心价值活动,还增加了原有制造业所没有的文化核心能力和创意体系,从而构建出一个能够比原有价值链创造更大价值的链条,而这种变化可能发生在基本活动中,也可能发生在辅助活动中。
2.基于产业集聚视角。
产业集聚是指一些相关互补的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高度集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通过不断投入共享要素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现象。这种融合过程一般需要政府的促进和规划,通过鼓励文化类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在文化创意园区内入驻,形成集聚效应以便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服务和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产业集聚区的创新因子从文化产业中溢出并不断扩散,制造业企业通过不断积累“学习效应”克服其在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获得内在创新动力。在融合过程中,制造业企业把原由企业自身提供的研发、设计、营销、咨询等环节外包给集群内以专业化形式存在的文化企业,制造企业由此提高了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文化类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由于这种好处,集群外一定辐射半径内的其他企业也会纷纷加入进来,进一步增强区内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3.基于共生理论视角。
共生理论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共生”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现象。经济学中产业共生是指彼此具有联系的业务模块的不同或相似的产业之间基于分工细化而呈现融合、互动和协调的关系。产业共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自发现象,它与产业融合关注点都是价值增值和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业务连接关系。这种融合过程遵循以下三个阶段:
(1)融合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在最初意义上是一对具有业务融合性质的两类产业,前者的业务融合在后者的价值创造或价值实现过程中,而后者的价值总量又融合了前者的贡献[5]。此时文化产业以寄生的方式依附于制造业上,其价值的实现是融合在制造业的价值活动之中的。例如,在电子信息产业出现时,并不需要文化产业,但当数字内容产业出现后,它就不可能离开文化产业而独立存在。
(2)互动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实际上就是在融合过程中为维持共生关系而进行的价值创造过程。当文化产业独立为制造业提供创意思想和技术支持时,制造业不仅可以获得来自外部的专业化资源,而且可以将自身资源专用于生产环节提升效率;于此同时,文化产业也可以享受到制造业规模化生产的益处,形成双赢互动。
(3)协调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在互动过程中找到一个数量和质量最优的平衡点。数量的协调通常可以通过产业间投入产出的关系制定出各个产业间应该完成的数值目标。而质量的协调更强调协调效率,这就要考察在产业互动过程中,哪种协调手段最能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以激发其发展潜力,找出最优共生手段是共生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
4.基于专业化分工视角。
专业化分工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就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由于文化产业具有与制造业相同的工业属性,所以文化产业归根结底是制造业企业将原先由内部提供的服务转而向外部市场购买而产生的。具体来说,制造业企业出于竞争优势的考虑,逐步将自身资源集中化,纷纷将原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管理咨询等职能转移出来,交给内部独立运作的职能部门或专业化服务企业执行。制造企业的交易成本随着专业服务由外部市场提供而降低,从而不仅推进了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文化服务企业增强自身专业化水平以提高效率,从而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由此分工专业化和交易成本降低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结语
本土品牌跨国生产、跨国经营、跨国销售,国际间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加速,动画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国际化趋势。动画产品是最没有国界的文化产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产业化的新的环境下,全球动画业出现了新的契机。日本、美国动画产业近年来将大量动画制作外包给中国和韩国,而本土卡通业“空壳化”,同时取材来源也日益国际化。如花木兰替父从军是典型的中国故事,美国迪斯尼以此为素材拍摄了动画影片《花木兰》,获得了成功。影片制作中,集合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人才,到中国的天坛、故宫采景,描绘图样,再利用电脑技术完成影片合成,是一个动画制作国际化的典型例子。还有像阿拉丁等故事素材都取自于阿拉伯国家。
二、中国动画文化产业尴尬处境的实质在于体制困境
中国动画文化产业尴尬处境的实质在于体制困境。而体制困境源于动画的产业化问题,而所谓产业化问题中的矛盾实质是体制和创作之间的矛盾。商业动画不只是一个商品,它首先是一个作品,产业化应该对创作起促进作用,如果只强调动画业的商业价值,只注重产业化甚至产业化反而对创作起阻碍作用,那么所谓产业化就是盲目的产业化,作品本身没有质量,盲目的产业化结果只能病态发展出一个扭曲的空壳产业。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所有的动画作品都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不进入市场的流通渠道就没有可支持整个动画制作与发行所需的资金链,那么,再好的作品也无法生产出来,获得受众的认可。首先,体制困境表现在动画审批体制限制动画创作内容。体制限制就是对作品题材的限制,什么样的作品能通过审批?很多人总强调中国盗版问题对文化产业的阻碍,而事实上我认为体制上对创作者的阻碍才是最严重的阻碍,由于这种阻碍创作者甚至根本连面临盗版问题的机会都没有,简单的说就是体制直接阻碍创作,没有创作就没有作品,连作品都没有何来盗版?创作者不是为通过审批才作动画的,我们是因为热爱动画,为表达自己的想法才作动画的。其次,体制困境表现在动画产业管理体制严重与市场经济环境脱节。中国动画制作有两大基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这些依靠政府资金支持的动画制作方,往往有着一副官方代言人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完全按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进行操作。再次,体制困境表现在动画营销体制与市场链条的脱节。在中国,长期以来,动画仅仅充当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工具,讲究的是社会效益,很少顾及经济效益,它的“媒介功能”与“产业功能”被视作同一概念。概念的错位必将导致实践的混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动画业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困扰,从制作到管理均受到很大的束缚。制作方面,需要经过艰难复杂的层层申报、审批,数量、名额、资金等也有种种限制;管理上方面,制定规章、实施管理的部门与接受管理的动画生产企业没有脱钩,造成不充分竞争,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发挥不了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动画的产业功能得以凸显。勿庸讳言,动画作为一门艺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确实负有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的功能。但它的投入产出、制作播映也是一个产业过程。动画片的制作成本高昂,一分钟的动画节目直接投入资金约为1万一1.5万元。一部动画电影或连续电视短片,投资动辄几百万,甚至数亿。而同样长度的电视剧只需要一半的投入。这笔资金由谁来出,从过去来看,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款。投资渠道的单一制约了国产动画的发展。
恰恰在这个可以给投资者带来巨大回报的领域却用力太少,几成空白。投人高,回报慢,且投资渠道单一,故无法制作精良的产品,打造成功的动画形象;进而开发相关产品,培育良好的市场。没有良好的市场机制作基础,难以产出需求量相当的好作品。如此恶性循环,对中国动画产业化进程是极为不利的。HUNDREDSCHO0LSINARTS口总而言之,中国动画产业体制还未真正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缺乏整体运作规划。正常的市场状态应该是,前期宣传寻求资助,制片人制作动画片,商销售,影视系统播放,企业购买动画形象并开发衍生产品,商家销售产品。对动画制作单位的管理,只注重它的事业性质,忽视了经济实体性质,因此,动画制作单位的任务仅是制作动画片,至于能不能收回制作成本能不能赚钱等无需考虑。这种管理方式,不但使制作机构丧失了活力,使动画制作经费极其依赖上级拨款,更使动画事业陷入只投入不产出的恶性循环中。制作机构在动画产业化运营中居于主体地位,激发制作机构的活力对动画产业化至关重要。国有制作机构有多年的制作经验,制作水平较高,但市场化程度较低,所以要着重对国有制作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提高动画机构的制作活力,树立效益意识,以市场为导向,逐步改变国产动画依赖拨款的现状,使其重视市场、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在竞争中提高制作水平,增强经营能力。
三、中国动画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机遇
全球化是指货物、技术、服务和资本的越境流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文化的全球化指的是全球化的文化层面,不同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全球化,但这三个层面的全球化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全球化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全球资本力量的很大影响。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最重要的条件。当前,全球化指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体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跨国公司的通过全球的广告宣传最大化地在世界范围内推销产品,渗透本地市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全世界促进商业文化。全球化成为了一种营销策略,但备受争议的是全球化策略弱化了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各自独特性。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涉及到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
(一)文化产业生产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悖论
随着发达工业经济中休闲或娱乐活动的兴起,文化产业随之兴起和迅速发展。全球化使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趋同,但人们需要消费的是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因此,本土文化既需要满足出口市场的需求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需要保持自身特色。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即全球本土化。全球化所代表的一体化似乎会泯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色,但实际上保存、发展本土文化又离不开全球化。这是因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全球化,文化产业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商业化。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也会被重新定义、解读。文化产业的特点就是跨国公司和本地中小型企业共存[3](P.87)。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全球与本土如何结合、相互增强的关键就在于全球化的资本和文化产品如何本土化。全球化的资本为了使其利润最大化、占领本土市场,不得不把全球化的文化产品本土化,所用的方法就是对外来的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加工、转化,适合本土环境、满足本土人民的喜好,再通过本土的媒体向本地消费者推广。本土化策略有不同的形式,全球与本土的文化“杂交”是一个趋势。文化产品在推向出口市场时需要迎合当地的品味和市场需求,本土元素被植入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之中。在本土和全球在不断的互动和协调的过程中,文化产品获得了全球和本土的双重特征,成为了一种混合体。
(二)全球化的消费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
新一代的消费者促进了文化产品的消费,文化产品是艺术、技术和商业的结合。现代媒体技术如因特网促进了文化产品的传播,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出口。为了受到出口市场的欢迎,文化产品必须进行包装和营销,成为独特的、个性化的、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的产品,才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文化商品获得成功需要遵循特定的美学原理———怀旧情结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浪漫主义。文化产品的生产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密切互动的结果[4](P.107)。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生产者需要重新塑造、调整文化产品的内容以适应市场需求,再通过媒体或旅游业进行推广。海外市场的消费者对外来的文化产品会进行全新的诠释,这往往会改变文化产品本身的内涵和特征。例如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蹈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被国外市场的消费者重新阐释和改造。对一些消费者来说,这种舞蹈代表着异国的吉普赛文化。另一些人是带着怀旧情结来消费弗拉明戈舞的,他们怀念边缘化的、浪漫主义化的、逐渐消失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文化。西班牙本土和海外的消费者不断的解读、重新解读,塑造并重新塑造弗拉明戈舞,使该舞蹈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与其最初的形式已大相径庭。可以说弗拉明戈舞不是某个民族的文化产物,而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不断互相“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弗拉明戈舞蹈逐渐地从一种地区传统文化发展成为了出口商品,从安达卢西亚的文化遗产发展成了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娱乐产品,其发展历程代表着文化“杂交”与全球化。
二、文化产业的市场化
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必然推动整个市场化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是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通过改变其运作的法律环境使文化产业的运作能以市场为导向,这需要通过减少国家补助、文化企业管理改制,决策的去中心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科技的发展也与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因特网、电信、各种电子产品等的出现使消费者能够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以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式消费文化产品。资本和市场的影响使文化从公共资源转化为市场商品。新技术的出现,政府的市场政策干预、公司的财政利益都推动了文化产业市场化的进程。当前经济发展向服务业转移,广告业和娱乐商品生产利润增多。电信业的扩张、因特网的渗透和普及为全球的商业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出现了新的市场需求。文化产业的全球化促进了文化企业的组织结构调整和重构,将业务外包给中小型企业并寻求战略伙伴来共同分担研发的高额费用。随着文化成为产业,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不得不从艺术家转变为企业家,文化产业的市场化使娱乐和文化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史无前例地增长。
(一)政府调控和市场化
文化产业成为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和财政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及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影响,在政策诉求和政策工具方面,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了其特殊取向。[5](P.19)政府一般以立法、调控和提供补助来干预文化产业,如巴西等国的政府会通过实行文化政策来保护本土的电影市场。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经济的衰退是由于公有制和过度的管控造成的,因此新自由主义倡导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和对管控的“松绑”。当今对文化产业的规范架构游移于“松绑”与“再管制”的概念之间。“松绑”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意味着政府放弃管控权力,文化企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为导向。市场的竞争会更激烈,而同时政府的管控会减少和消失。而对文化产业的“再管制”则意味着政府的立法和管控不会消失,而是修订旧的制度和制定新制度,其结果是市场更自由而政府的干预政策也更多。现在的潮流趋势是文化产业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制定政策时把市场自由化和“再管制”相结合。[6](P.230)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文化产业具有更灵活的特征,更需要不同部门的合作,而政府能起到协调各部门、行业的作用。文化产业的市场化需要经济和财政决策去中心化以及决策体系的重新组织。决策从由上到下的模式转变为政府、文化企业与市场互动的体系。决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市场因素,文化企业拥有了更大的自,而政府对文化企业的管控从直接的行政命令转变为宏观调控。
(二)市场需求分析
企业生产文化产品需要在艺术价值和市场需求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7](P.265)文化产品是反映了消费者的需求还是影响了消费者的需求呢?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在市场上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往往都是刻意地、或偶然地迎合了此前存在的消费者的喜好,或是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品味,使他们接受这样的产品。实际上,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十分相似,都是自己创造了产品的评价标准,然后再根据这些标准进行生产。对音乐产业的研究表明如果改变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消费者购买模式,得出的市场调研结果有着天壤之别。曾经被认为是“客观”的市场实际上是该行业使用某种方法主观建构出来的,就像企业自己制造的反映出市场情况的“镜子”。企业设计的调查市场的方法和流程本身就包含企业对市场的假设,得出的消费者对产品偏好的调查结果也会受到这些假设的影响,而不是完全客观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可以使用一定的方法来改变建构市场的标准。例如艺术作品就不能脱离其创作的背景来进行评价,它们的价值来自于推广和展出这些艺术作品的机构。这些机构为了增强它们在评价艺术作品方面的权威性而大量投入,以使其影响力大到可以决定艺术品能否被选择来引起公众的关注还是籍籍无名。例如印象派画作的兴起推使艺术作品评价方式从同行评议的旧体系转变为专家评议的新体系。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对艺术革新价值的重新评价,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印象派重新改变了大众的艺术品味,并影响了艺术品市场消费者偏好。艺术品市场的变化不仅是美学上的,还与机构有关。可见文化产业的市场不仅仅是由消费者决定的,如果文化企业自身的影响力足够大,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
三、文化产业的创新
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创新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对于处在快速变化环境之中的文化产业尤其重要。文化产品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产品,其需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8](P.94)与其他行业比,文化产业受到新技术的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更大,新的竞争更快地出现,使文化企业很难盈利。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促使文化产业要不断创新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创新成为文化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文化产业关于创新价值来源的争论由来已久。是个人在文化产业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还是整个体制是重要因素?如果个人是创造价值的关键因素,那么文化企业取得成功就需要发现人才和发展他们的潜力。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是体制是创新的重要条件,那么文化企业创新的重心就不是人才,而是企业的机制、生产过程和企业文化创造出了成功的文化产品。问题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文化企业机构的创新能力,创新力来自哪里。个人的创新能力尽管很重要,但是仅仅单纯地寻求每个员工创新能力的提高,希望对企业的带来巨大改变的观点也是目光短浅的。创新是需要环境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新观点和新思想才能被培育、发展和传播,最终转化为产品,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良好的环境和机构组织。创新是在一定环境中的个人行为。创新需要个人的性格、知识、认知能力、内在动机等内在因素和社会、企业等外部条件,并受到如个人知识、能力、团队、组织、机构环境以及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9](P.73)工作环境能促进或是阻碍员工的创新能力。
(一)促进创新力的因素
促进创新力的因素主要包括组织和管理者的激励、团队的支持、资源的配给、工作的自主性、工作压力和挑战性等。企业、领导和团队以反馈、赞扬形式给予的鼓励和支持对于创新力的提高是很重要的。领导的支持、鼓励能增强员工的内在动力。创新常常是团队成员互动的结果,团队的支持有很大的作用。工作的自主性对提升创新力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员工在能够自己选择如何达到既定目标的方式时更加富有创造力,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完全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潜力。过紧或过松的管理都不利于创造力,但工作自主性也不是指放任自流。因为创新工作都很复杂、很难清楚定义,所以创意人员需要明确的目标和机构组织的协调才能集中精力于创作。此外,有形的资源对创新行为也有显著的影响。办公地点、办公设备、工作氛围对于创新力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适度的资金支持能够激发创意人员寻找新的、创造性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工作压力包括工作量和工作的挑战性。过大的工作量会阻碍创新,创意人员会因为过大的工作量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创新,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会激发创造力。创新需要时间,完成工作的时间太紧会对创造力产生不利影响。一项研究将提高和阻碍中国和德国传媒业创新力的因素进行了对比,该研究对中国和德国女性杂志进行了调查后发现两国杂志的创意人员都认为工作环境对创新力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杂志创意人员提出企业的政策和友好的工作环境对提高创新能力必不可少。德国则认为“公开讨论的文化”,即每个新观点能得到倾听和重视,鼓励新创意的产生才能有效地提高创新力。为了促进新创意的产生,德国的杂志社经常组织创意团队的研讨会来营造氛围。领导对文化企业的创新力的作用也非同小可。两国的杂志创意人员都认为上级领导的支持、反馈和赞赏对于创新力提升很重要,但德国的创意人员还认为建设性的批评也是提升创新力的关键因素。德国的创意人员比较偏好“水平层次结构”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方式能培育出公开交流的氛围。德国的主编们提出鼓励团队合作、积极听取不同意见对于提高团队创新力更有好处。中国的主编则扮演了编辑团队的“模范”的角色,对团队成员提出创新性建议,激发他们的创意灵感。中德两国关于团队成员之间的支持在创新中的作用看法不同。德国的创意人员认为团队成员经常讨论能交流和产生新的创意。中国的创意人员很少和同事交流观点、谈论工作,对提高创新力有益的是同事之间友好、和谐的关系与认同。中德两国的女性杂志主编都认为创意的观点与文章都不是只能在编辑部办公室能做得出来。编辑需要外界激发灵感,因此需要必要的自主性来根据个人需要进行创作。因此,杂志社的每个创意人员都会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特别是德国的主编认为编辑需要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来写出有创意的文章。中国也认为工作的自主性对于提升创新力很有必要。德国认为过多的控制对创新力有消极的影响,但是需要适度的监控来促进工作的进行,而年轻化的团队创新力较强。两国的创意人员都认为从事过多的杂务会影响创新力,而适度的压力能促进创新。
(二)阻碍创新力的因素
创新力除了和个人的知识、能力、性格能因素有关,外在的环境因素也有很大的影响。德国的创意人员认为出版社的管理机制过于正式,等级森严。这种制度是不利于创新,因为无论创意人员提出什么样的观点,最终的决定权却在主编。长此以往,创意人员的观点如果得不到主管的肯定,就会大大地挫伤其积极性,不利于创新力的提升。若企业实行“控制性文化”,制定过多的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限制,这会造成紧张的工作氛围,不利于企业内部的沟通、交流,会严重地挫伤创新的积极性。中国的杂志编辑不仅提到了公司政策对于创新的限制,还提出政府的政策也对创新有所限制。中国杂志的内容必须符合政府的规定,媒体的政策会受到影响,从而为创意工作设定了框架。尽管被调查的女性杂志出版的内容是娱乐性的,不受到严格的控制,但是控制性的氛围会影响创意人员的思路,使他们无法自由地创作,整个企业的氛围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四、结论
一个国家或民族强大与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时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须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将亿万群众的创造力、向心力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巨大的精神需求为文化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无比广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之魂,而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的实践基地和传播途径,是它的血肉之躯,二者相互依存,息息相关。面对国际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民族、国家也纷纷依据新的特点改变自己的文化发展策略。由于我们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人为地把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倾向,成为了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大报告根据当前的特点,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一到社会效益的原则下。文化事业与产业分立,通过提高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雄厚文化事业基础,重视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又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种改变,是根据意识形态新的特点和规律做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为文化产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提供了以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变革世界、开拓世界的崭新手段和无穷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也为文化的开发、传播、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积累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文化资源难以估价。但由于地域、交通、传播等多方局限,价值大多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甚至有的濒于消亡。而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代表的高科技进步,为激活文化资源实现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了条件。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通信、传媒、信息产业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后,正在进行第,文化内容的填充,发展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我国汇入世界潮流也正当其时。我国在“十五”期间拟投入40亿元开发软件产业,传媒业正在成为我国第四大产业,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对接更有了现实可能性。
据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文化市场消费可达4800亿元,而现在我们的文化产品市场实际份额只有1800亿元,国际文化资本看好我国的广阔市场。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00亿美元,成为世界引资第一大国。这些资本虽然大多投在加工制造、金融、电信和农业,但随着资本形式在新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有的已从单一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今年我国将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允许美日德三国投资旅游业,上海将和美国某公司合作,共同设计兴建和经营国内首家世界级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等。这些当然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合资、参股方式大量注入国际文化资本,甚至彻底购买、兼并国内较有实力或前景的文化产业,我们的版权经市场转换可能为外国所有。另外,他们通过雄厚财力和优越条件,吸引国人为其打工,按照好莱坞等国外模式“包装”中国题材文化产品,再以本土化打入中国市场,赢得巨额收入的同时,也势必将国外文化价值观渗入国内。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巨大考验,我们应在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中国文化资源保护法。而这些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完成。从国内民间投资来看,其份额已接近国有经济投资。如果将这部分资本吸引转移到文化产业中来,必将使其能量得以释放。可见文化产业的确立,也为国内外资本增值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从根本上消除了文化产业的资本瓶颈制约。
文化资源一旦与科技等产业融合嫁接,就会显露出巨大经济意义,成为一种新经济资源进入经济开发中心地带,实现关联度极高的拉动效应。文化产业在美国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英国的平均发展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在日本已达到其汽车工业的产值。这种新经济资源的转化和实现过程,就是通过文化作为要素在其它产业的渗入融合,或发生渐变,实现优化升级,或发生质变,成为新的产业形态和产业分支,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打破行业界限完成重组。以新的内容和卖点进入以网络业为主的科技产业市场,诞生了信息文化产业;以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旅游市场,形成了旅游文化产业;将游戏与娱乐注入到教育中,改变旧的知识传播方式,创造了新型的教育娱乐产业;加大体育健身的娱乐开发力度,实现体育娱乐产业质变;以文化品位、设计、策划进入城市规划、建筑、装潢、广告、环卫环保、标志制作、汽车美容、美容美发、形体塑造、大众摄影、环艺、工业设计等为主的形象领域,甚至餐饮、花卉等服务业,完成文化与物质的互动。从更深层次说,经济制度的变更,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方式的选择,都有文化因素在发挥着驱动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是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