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43:31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学哲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手稿》；异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1984， （1）.
[2]孙英.异化概念新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3]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J].哲学研究，2001，（10）.
[4]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J].学术研究，1984，（1）.
[5]沙光学.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J].传承，2009，（3）.
[6]杨建华.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
[7]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 [J].学术研究，1984，（1）.
关键词:生态危机;欲望;科技理性;和谐生态观
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人类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自然界的存在成为“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过度盘剥和压榨，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根源上探究，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因此，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需要将人类的财富欲望纳入历史通道进行反思。财富欲望的张力随着世俗社会商业精神的发育而开启，在利润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带来财富的自然界。发达的科技是对自然界进行深度开发的关键力量，技术在人类财富欲望的驱使下，“促逼”着自然界，使其被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深层次里破坏着“人—自然命运共同体”。
一、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
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存在在于价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就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1］因此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获得使用价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储藏者所共有的。”［2］这种财富欲望具有一种扩张自身的内在张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义定位，它乃是指社会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对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识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动倾向，也可以说是趋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类欲望的闸门被打开以后，欲望的张力使得人类对货币、资本的追求日益强烈。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当货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这导致了货币持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极大的不平等。货币持有者极力将货币继续投入再生产过程中，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无产者则对货币持有者掌握的生产资料日益依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货币持有者日益成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主宰者，货币力量由此转化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带来增殖的资本力量。资本的扩张逻辑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扩大再生产。“资本扩张过程是资本向自然界的扩张，向自然资源的扩张。资本自诞生以来进行的数百年的扩张过程，就是将从地表到地下，从表层到深层的自然资源不断货币化、资本化，吸收到不断运转的资本机器内部的过程，也即吞噬自然资源的过程。”［4］因此，资本的扩张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为前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才能表现为资本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7］因而“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纳入经济系统中，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中，由此进一步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不断开拓着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资本追求扩张的本性具有使这些资源进入扩张体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在人类欲望的驱动下与货币相结合，进入生产领域中，便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志，被资本化后便获得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能。我们亟需对人类疯狂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层次追问。人类企图将一切资源都资本化，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刺激着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9］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推动力。人类把劳动价值注入到自然资源中时，资源被资本化了，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这种心理因素就通过物质得以显现出来。这种获得物质资源的力量承载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意志，使得人类进入了疯狂追求物质力量———资源。当人类对尚未资本化的资源进行开发，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预付金，因此必须获得利润，否则就将血本无归，因此人类陷入资本逻辑体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动机，人类的行为由于这一欲望的满足而终止。这一欲望的满足又激发了新的欲望的产生，一种物欲造波着另一种物欲，由此导致欲望动力机的马达强劲，不断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触角。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家具等舒适品和装饰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和确定界限的。”［10］满足这类没有限制的欲望的资本扩张也就处于无止境状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深刻指出了，这种资本扩张的欲望逻辑，“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测的含义范畴。”［11］这是深度资本扩张的欲望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图景。尚未开发的资源被资本化后获得了一种价值通约的社会性，这种经济性符号通兑着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有着一种将五彩斑斓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过货币把异质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量度、可计算、可兑换的存在，使得人类的生活世界被货币和资本的增殖体系宰制。人类在这个体系下追求资本的不断扩张，并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研发出越来越多的高尖端的先进科技，进一步武装着人类进行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的资本扩张欲望在吞噬着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当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消耗在资本体系中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断衰减，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2］人类破坏着与自己的身体发肤密切相关的自然机体而不自知。资本扩张欲望无资源可寻而无法得到满足时，或许人类真的会将触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将世代诗意的栖居破坏，人类被疯狂追求资本扩张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与生态危机的勾连
发达的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给人类带来快捷、便利、现代化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资源破坏与生态危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证的同时，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愈加强烈，对科技的盲目乐观的态度实际上带来的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人类的深度异化并日益成为机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说“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将对德性的追求视为“至善”，柏拉图、老子等哲学家都提出技术是“奇技巧”会败坏人的心智，反对技术的应用。近代以来，随着“科技乐观主义鼻祖”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迅速发展为人类战胜自然的武器。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进一步确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这种反思哲学中成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是提供了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14］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使得自然越来越被沦为人类征服的对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体论变成一种实证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追求对自然的深度开发，以达到人类自身的财富欲望，将自然定义为为人的利益而服务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利益驱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类的价值判断，如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等。科技的发展使科学的理念成为现实，带来便捷与舒适的同时，也越来越抛弃了对人文意义的追求。科技的发展不断助推着人类财富欲望的扩张，也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生存困境与自然困境。比如，农药、化肥、催熟剂等化学药剂的超标使用，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却破坏了土壤，同时产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药物残留，直接危害人类自身。人类开始意识到科技理性所导致的人的发展悖论。人类开始将科技理性作为批判与讨伐的对象加以审视。首先对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卢梭，他认为科学每往前推进一步，人就随之往后堕落一尺，因此他将科学定义为人类的祸患和敌人。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他指出:“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15］胡塞尔也强调“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6］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丧失了主观性，拼命追求物的逻辑而缺失了对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动力因，不断求解着X而忽视了科技对人类应用领域的后果。实证科学导致了现代人漫不经心地丢掉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思考，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困境。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所创造出来的武器使战争变得更为迫近而可怕，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认，假如不是由于科学，这些祸害不至于象现在这个样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对文明的价值一直受到了怀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学必须接受审查。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作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促逼”着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成为被“促逼”的对象。对自然和对人类自身的“促逼”达到了“座架”，“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18］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认为，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被主体运用在实现主体目的时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种效用逻辑。科学技术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逻辑下发展起来并成为对人类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马尔库塞延续了对科学技术批判的思路，认为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失了对事物的人文意义的考量，只追求技术手段的实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学发展成为一种奴役人类的异化形态，社会发展成为一种人性扭曲的病态社会，导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严的丧失。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剪断了人与自然的脐带关系，同时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转也侵占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导致人与人之间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图以对世界的操纵为目标，在影片的情节推进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工具理性实质上是科技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工具的发展正从带给人类的裨益走向反面，越来越缺失对人类自身的存在论境域的思考，成为危害自然生态环境和人自身发展的“罪恶之源”。科学技术强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给人类带来的便捷与舒适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科学的发展和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导控。人类之所与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类自身价值理性的畸形、正确价值观的缺失。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体系时，逐利的秉性操控着科技，疯狂的资本扩张欲望带来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当然是一种人类仅仅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异化的发展状态。这种异化状态可以深层次追溯到主体性哲学的痼疾，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来，发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彰显。然而人类在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他的存在对人类来说都是“他者”(Theothers)，这就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人类在自然科学与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中感到欢欣鼓舞，主体性力量达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盲目自信，科技与工业在主体性力量下发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日益丰盈。但是人类却沉迷于机器与技术的世界中，技术越来越高端、机器越来越精密，人类对工具理性越来越着迷，将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视为客体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考量之下畸形发展，由此破坏着与人类发展休戚相关的自然界机体。
三、基于对象性关系的和谐生态观
人类的财富欲望在科学技术的助推下不断扩张，最终带来了生产危机。那么能否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消灭资本也就消灭了人类的财富欲望，生态危机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马克思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资本，只有通过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这一最发达和最多样的生产组织。资本作为人类剩余劳动的结晶，本无善恶是非可言，其性质主要取决于它运用于何种生产关系之下以及人类运用资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对资本扩张的考察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反省。人类在世界资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寻找到一个与自然之间的合理距离。马克思指出，“人们需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20］人类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基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出发，强调人类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将只对人类有意义的伦理观、价值观赋予自然，自然就沦为了人类利用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人类的主体地位导致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始终将与自身生存休戚相关的自然视作“他者”，自然成为满足人类利益的奴隶。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导致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掠夺，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灾难。生态伦理学把自然当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观事物而不是与人产生内在联系的人类学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对人类的意义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将自己视为主体的人类竭尽所能去掠夺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埃里希•弗罗姆指出“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人类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21］人类错误的生态观导致无节制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而忘记了自然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对象性关系。人类在资本的驱动下疯狂破坏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时也是在破坏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即人类在进行着自我毁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回溯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物的多样性具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22］，所有自然物因为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受到保护。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23］“这里永远存在的二元论观念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与自然二分法的生态学理论导致的生态学困境。人类错误地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物，这种自然被误以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也正是错误地将人与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为中心，导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态中心主义”。幸运的是，人类已经意识到上述两种基于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确的生态观的问题所在，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为建构和谐生态观而努力，和谐的生态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将自然划分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与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6］“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脱离自然界这一对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8］事实上，现实的、有意义的自然是对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样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自然界。对象性关系意味着“别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内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29］“也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30］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是作为对象性关系而存在的并通过对象性活动而相互内在联系。这种对象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1］通过实践活动建构“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人在与自然的内在联系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深化，自然成为人的“无机身体”。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建构起与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内在联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对象性关系以及实践活动来研究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不能屈从于资本力量和人类的财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取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人的财富欲望应该服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科学技术的进步应立足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这才是满足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生态观。
作者:郑柏茹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0、179．
［3］［9］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96、103．
［4］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11．
［5］［6］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56、362．
［7］［26］［27］［28］［30］［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3、220、210、211、187、162－163．
［8］［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2、928．
［10］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58．
［11］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12］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3．
［13］波普尔:科学革命的理性［J］．世界科学，1979(8)．
［14］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现代性基本读本(上)［C］．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61．
［15］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6．
［16］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
［17］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3．
［18］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946．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21］埃里希•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0．
［22］ArneNaess，IdentificationasASourceofDeepEcologicalAtti-tudes［J］．RadicalEnvironmentalism，PhilosophyandTactices，EditedbyPeterC．list，WadsworthPublishingCompany，1993:25．
［23］［24］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1．
经济危机中的投资哲学
一
中国人把知识当智慧，其实，知识是思维方法导致的结果，并非是智慧。人类真正的智慧是思维方法。也有人把思想当智慧，其实这种看法也不对，因为，思想也只是价值观念的集成，而发现价值观念的，还是思维方法。
二
中国的“易经”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且是一种高智慧的思维方法。我称这种思维方法叫“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法”，而且是正反两个方向可以同步进行的思维方法。
三
阻碍人类进步的有两大因素，一是自私，二是智慧的盲区。所谓智慧的盲区，是指那些人类思维抵达不到的地方。自私是蒙住人类智慧的眼睛的一叶。开发发智慧就是开发思维能力。由此可知，人类智慧的盲区小一点，人类的智慧也就扩展一点。而缩小智慧的盲区的唯一途径，就是思维的扩展。
四
意识形态是什么？很多人做出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解释。我个人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价值标准体系。不同的价值标准，是为不同的政治集团服务的，或基于一国之利益，或基于一个政治集团之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的价值判断标准所取代，这个国家就会为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所努力。因此，一个国家保卫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保卫国土一样重要，因为，价值判断体系的丢失，就意味着国土上的一切的丢失。
五
一个国家什么都可以挑战，唯独不允许挑战的是主体价值标准。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价值标准一旦被解构，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失去了价值目标整合能力和社会的价值秩序的失序。所以，主体价值标准是任何国家都必须强制性执行的标准。但是，这个主体价值标准，首先是这个国家民众认同并支持的，其强制性才具有国家意志的意义。
六
我在一些文章中一再说，投资是一种命运战略的哲学，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机制下的投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机制下，投资则是一种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命运战略的哲学使少数人富有，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使大众受惠。
七
中国主流精英反对经济学中的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崇尚自由经济学说，有人说这是不同经济学思想的斗争。但是，思想的斗争往往基于利益的争夺。也就是说，自由经济学捍卫者，是为了捍卫精英、官僚、资本阶层永远占居利益的高端，保持社会财富更多的占有率，而反对者，往往是从捍卫民众利益出发，志在保持社会的动态和谐，良性发展。
八
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是科学哲学，也就是说，通过量化动态均衡标准，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但是，命运战略哲学唯一目标为是更多的占有，而占有，只会导致占有率膨胀式涌堵，造成重大的社会灾难和经济灾难。
九
经济发展是个有限逐年递增，循环往复系统闭环的积累过程，也就是说，有一定的模式性，没有模式就没有循环往复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共同点就是都在循环往复的闭环系统中逐年递增，其不同点是，前者在逐年递增的过程中，少数人占有率在逐年比重增加的同时，多数人的分享率却逐年递减。后者则相反，保持相动态对均衡是其经济发展的路径，造福于大多数人是其目的。
十
中国的投资者可以挣政策的钱，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共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条是自由经济的。在这两条主线中，赚取命运战略哲学的钱，但懂得的人不多，赚取政策的钱懂得的人就海了去了。但赚取政策的钱，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合法的利润空间虽然很大，比方说出租车公司收取份子钱，但比之不合法的利润空间总是小了很多。利润空间越大，越能逗起人的冒险精神。
十
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在总量不多的前提下，想着法子从别人的占有率中获取占有权，并从中悄悄的占取别人的占有率。因此，这是一套获取占有权而后再获取占有率的创新游戏。中国金融界知道占有的不少，但知道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获取占有权的不多，所以，中国总是用占有权换取占有率，结果是奉送给人家的占有权越多，自己的占有率就越少。
十一
风水是物质场的动态制衡。但人类的意识也是物质场。如果一个投资者光知道自然界的物质场，不知道人类最大的物质场就是暗流涌动的人类意识，那种借助风水打拼事业的想法，无疑是过于天真的愚蠢选择。
十二
一个投资者能获取别人获取不到的财富，不是真本事，获取了别人获取不到的财富，并且守住了，这才是一个投资者最大的本事。故而，投资谓之创业，守业谓之风险管理。
十三
对于一个真正的投资者来说，危机是最大的机遇，因为，这是占有欲望，也就是投资者的陷阱纷纷撤离的时候，也是劣质产品被扫荡一空，剩下优质资产，而优质资产也无力自救的时候。也就是说，一本万利的投资时代，就是由危机制造出来的。
十四
对程序的规范，就是流程化管理。但流程化管理的灵魂，是化规范为员工的自觉。所以，规矩为行，自觉为行，是流程化管理的最高境界。
十五
风险是可知的，如果不可知，就失去了管理风险的一切办法。正因为风险是可知的，管理未来对人类来说也就拥有了可能。但是，管理未来的关键，永远是管理今天的机制。
十六
读不懂中医，最好别投资，学不会（玄空）风水，最好别玩管理，因为，风险在于一动一静之间，虚实更替之中，一隐一显，变化不穷，枢机在于守衡，动变始于加减，故而，凶中有无限风光，吉里有不尽风险。奇门临事，甲干隐遁于六仪，三奇流转于九宫，故而权变在于制衡，枢机常隐于无形。
十七
过去有人称，不懂经济，所以把中国搞糟了、搞乱了，搞得崩溃了，借此证明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的发展模式正确。现在有人说张宏良不懂经济，借此证明张宏良理论的错误，但问题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张宏良留美就学十余年，学习、研究的经济，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也是经济学。
十八
认真想想，经济其实是一种思想，也就是说，思想在先，模式居后，因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有人批评我左，任什么都与思想挂钩，但是事实上，西方有了亚当。斯密斯的经济学思想，才有了资本主义模式，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出，也才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再后来，弗里德曼创造了专门解构马克思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经济与政治”，并推荐给我国，我国才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九
投资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思想。
二十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钱总是那么多，你多点，我就必然少点，这是资本制度机制下无法改变的定律。有人认为，我有文凭，比别人聪明，聪明人的效率高，所以我得比别人多拿，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反之就是不合理的。但聪明人真的就效率高么？聪明人会占有，但不会创造，会创造的人不会占有，但有真正的效率。现在的问题是，会占有的，被称颂为创造，会创造的，被视为无能。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投资者学会在创造中占有，中国才算到了真正的资本时代。搞资本主义而不知道资本机制是什么样子，也就只有以中国特色而名之了。
二十一
投资，是命运琴弦上的舞蹈。
二十二
投资也是一种文化。当普惠众生的投资文化蔚然成风时，投资便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的理性时代。虽然那个时代遥不可及，但是，当人类最终发现，欲望是人类灾难的陷阱时，或许会重新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
(一)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的强制供给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者认为公共物品虽然是公众所需要的，也不能在市场当中获得，但是如果国家介入，那么这种“家长式”的公共物品供给，就会满足社会中一部分群体的需要，而伤害到另一部分群体的幸福，不是帕累托最优解。第二，政府供给容易出现依附文化，鼓励懒惰，大量劳动者“依附”国家福利而生存，降低社会幸福。第三，政府供给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居民可能利用信息不完全而违背道德享受福利，政府也可能利用公权力获取私利，所以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提倡“小政府，大市场”。
(二)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达到目标，重视效率而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瑏瑠工具理性主义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为视作政治市场，将公务人员假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分析政治活动中的激励问题、寻租问题和外部性问题，运用计量经济学证明政府供给效率较低，而市场供给效率较高，否定政府供给，强调市场供给。认为政府只是传递个人偏好的管道，而不应该承担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还是工具理性主义者在分析时都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不同，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提升社会正义，维护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其意义更为重大。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物品极度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差，经济发展受到极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发达国家经验对经济发展不利。同时，传统批判忽视了公务人员的利他性，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伦理对人行为的规制，忽视公民、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忽视公共伦理的感召，只强调人行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与社会现实不符。所以，我国仍然要强调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二、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正效应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私人因为缺乏激励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运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对公众有利的物品。马克思也提出“……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瑏瑢。
(一)人权与公共物品权利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私法中，也是最难定义的概念。哲学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义权利为“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资格说的看法，权利意味着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或者对某个事物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才对其享有某种权利。形成权利有两个要素:第一，别人不能否认你能够享有某物的资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时别人不能让你处于不利的状态或者让你受到打扰。公共物品满足这两大特征是权利对象。人权是一权利束，包含了发展权、知情权、受教育权、平等权、参政权、安全权、社会保障权等一系列权利，而这一系列权利的实现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利构成了人权的基本内容。鉴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个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实质上是享用权。社会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它和私权不同，这项权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针对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针对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现代国家中，这种责任直接赋予了政府，并为它设定了一项严格的和特定的义务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坏或忽视它有责任保障的权利。”瑏瑤对于政府来说，保障人权是其基本责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当中对政府的这一职责也有所论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权利，作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样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与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强势概念。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学学派反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人类不平等学说，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统治之下生活，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英国17世纪哲学家洛克认为“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与权限而言，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为平等的反面，体现了个体在权利上的差异。卢梭认为“不平等使人类失去自由，……，要让人类获得自由，必须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权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极易在社会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让那些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觉到不平等，抚慰和劝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终得到了享用权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对于政府来说，消除社会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给公共物品，让最大多数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权。而市场供给公共物品时，收费、隔离等方法限制了未缴费主体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谐。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主体的公共性，主体必须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其在行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价值观的公共性。私人管理关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标体现公共性，以维护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社会民主和社会责任为目标;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同群众相分离的公权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权力;第四是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对象一定是国家事务、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并且在本质上是以民主为基石，追求人民、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等多元目标，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公共物品与公众福利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会福利的效应。无论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务，提升了社会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应。政府通过税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费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会公平和正义。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费，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特别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等一些关乎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上，由政府供给更能体现社会正义与公平。
(四)满足农村及落后地区的需要农村及西部地区天然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质差、供给结构不合理、总体数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仍是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总量低，市场活力不足，居民财富较少，寄希望于民众的合作意识，建立市场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几乎没有可能。而且市场供给中，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减少支付，这是群体性的占优策略均衡，并且在参与者数量众多的情况下，监督每个参与者如实表述需求的成本较高，在经济上不可行，公共物品会供应不足。政府供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三、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瑏瑧。人们习惯于把具备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为纯公共物品，且认定纯公共物品应当由政府提供。但严格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范围极小，因为消费容量无限的物品几乎没有;严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几乎没有，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物品都有实现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这些变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围越来越窄［6］。随着工具理性思维的流行，政府供给缺乏效率的问题为人们所关注，在减小开支、缩小范围的呼声下，政府供给的种类越来越少，许多原本由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纷纷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场提供，企业逐渐成为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但是公共物品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与公众利益和公众福利紧密相连，效仿发达国家缩小政府供给对我国并不合适，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政府退出供给带来的福利损失大于成本节省，制约了经济发展。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范围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认定。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大，市场经济活力强，社会财富积累丰富，合作意识较强，应强调市场供给，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种类的公共物品供给;在西部落后省份和农村，经济总量小，市场经济活力不足，合作意识不强，政府应放弃工具理性思维，更多的介入供给，提供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公共物品，保证经济发展和公众福利。
四、结论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过分强调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公共物品供给，忽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应该强调公共治理精神与价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断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会效用函数水平。
(一)强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应以民主为基石，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等多元目标，核心价值在于承担公共责任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要求政府扭转“注重效率，忽视公共”的问题，实现治理目标和行政价值的转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归公共性。同时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务人员素质，发挥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强化公共治理精神，让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体现在每一个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观念及信仰中。
(二)强调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观念把手段作为目标，禁锢了公共政策最初的理想，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性;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瑏瑨价值理性强调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高于行为的效率。马克思•韦伯定义价值理性为实质理性，他认为“实质理性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这些目的……往往以价值而非经济利益为取向，……要求保障一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即政府抛弃传统观念，更多注重价值理性，注重人文关怀，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为最终价值取向。当经济学、管理学失去人文价值关怀时，也就成为了失去灵魂的躯壳。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减少直接供给，通过建立效率引导、结果引导的行政调控机制，间接控制公共物品供给，依靠市场提高供给效率，减小效率损失;而在经济落后地区，适当扩大政府直接供给范围和数量，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等问题，需要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进行解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资本市场泡沫积聚后的一次负能量的猛烈释放，是在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攫取大量虚幻财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灭后的集中爆发。把虚拟经济看成虚幻经济，游戏经济，完全脱离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任意创设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本质已经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当时的华尔街金融体系推崇‘游戏经济’，金融衍生品成为锻炼人的意志与想象力的工具。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上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直观对象”的存在关系，而是一种感性互动的存在方式，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独立而又统一的子系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过程，虚拟经济需要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实体经济也需要虚拟经济加以激活，正常情况下，张力内的经济的波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与此相对立的“原像—镜像”关系实际上割裂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导致虚拟经济从应该坚持事物发展规律引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行为，当张力被强行拉伸，虚拟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就会因为过度的投机行为加深，不确定性变得难以被认识，这势必产生极其惨烈的后果，“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实体经济以实物或服务的流动作为其运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是以资金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虚拟经济中，资金是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出现的，如果资金的信用化膨胀进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循环，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由于这种虚拟的信用资金弱化了实体经济所需要资金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虚拟经济的膨胀及波动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会因素任意虚设，更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跨越发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把虚拟经济放在唯物主义视野中考察，就应承认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承认其的现实基础，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虚拟经济，是游戏经济和虚幻经济。虚拟经济是对现实基础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应该在一定限度之内。承认虚拟经济的现实基础是实体经济，也就承认了虚拟经济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对待二者关系上，尤其应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间区别彼此的根据。既不能用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发展虚拟经济、评判虚拟经济，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特长就否认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忽视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中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必然碰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或过去的经验去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全面把握，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所有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有机体中通过实践加以分析解决。或许，哲学的“贫困”在于它无法为所有学科提供该学科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和道路。
（二）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
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因此，虚拟经济也具有高风险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并不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可以对实体经济创造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也是其虚拟性的表现之一。随着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的也面临着微观性、不确定性与盲目性等消极因素。“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包括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因此虚拟经济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能够有效地予以克服或减少，并由此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对于现代化风险投资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点原因：
1、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逐渐取得相对独立，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由于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系统的影响却越来越强。
2、实体经济的价格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载体是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其价格主要受到人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虚拟经济极容易产生频率较高的波动性。
3、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风险定价和交易机制，并提供了一个降低了交易费用的稳定环境，从而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虚拟经济既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加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异化”。基于以上原因，现代经济的危机发生主要并首先来自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导致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虚拟经济的安全。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能有效地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系统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民财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我们还在庆幸08年金融危机没有大规模波及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把这些庆幸归功于中国尚未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没有打开等因素，但这种庆幸不能成为束缚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当前很多经济学者热衷于从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研究，这在哲学上是否犯了蒲鲁东式的错误？“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消极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建立起虚拟经济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问题的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如何引导、转化、控制这些消极因素所带来的负能量，把它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负能量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化，从而降低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图消除它，消除了消极因素，就消除了虚拟经济本身。
二、基于历史哲学维度的审视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胜辉，洪华生，黄云凤.关于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10月号（下半月）.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中极其重要的，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