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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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condTheoreticalDepartmentsofNanjingInstitutePoliticsofPLANanjingJiangsuProvince
摘要：制度非均衡是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一致引起的，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等有可能促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方式等外部因素可能会使制度非均衡长期存在。本文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非均衡，认定我国既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明显存在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度的非均衡性，制约农业的发展，而这恰恰是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
关键词：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过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Abstract: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meansthatinstitutionssuppliedandinstitutionsdemandedarenotinbalance.Itcanbedividedinto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and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Changesininstitutionalcost,profitandthesetofinstitutionalchoicemaycausesomeinstitutionsintodisequilibrium.moreover，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amaybemadetobepersistentbythefollowingfactorssuchasconstitutionorder,existinginstitutionalarrangement,institutionaldesigncost,lackofsocialscienceknowledge,theexpectingcostofpracticinginstitution,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method.Thispapermainlyusestheoriesof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toanalysisproblemsof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of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andassurethat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innotinbalance,whichhinderthedevelopmentofouragriculture,thisisexactlythecauseofinstitutionalinnovation.
Keyword:InstitutionalEquilibrium；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农业发展面临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的今天，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已难以继续为农业现代化、农业国际化和农村非农化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由于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及其矛盾纠纷而引发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等“三农”问题也愈演愈烈，事实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已处于一种典型的非均衡状态，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出现。换句话说，尽管现行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可以增进许多农户个人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潜在机会，却难以使之成为现实；而那些效率释放殆尽的制度依然是当前农业发展中制度供给的主流，这恰恰也就是农地制度产权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诠释。
一、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非均衡的一般理论解释
所谓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或满足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1]。在此状态下，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任何主体带来额外的净收益，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从总体上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势状态，它表现为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的需求。所谓制度非均衡就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欲意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2]在此状态下，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任何改变有可能会使不同制度创新主体获得利益，也就是说，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之外出现了另一种可获得潜在最大利益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如果不及时创新制度安排，就容易导致制度供给不足或者制度供给过剩，使得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出现了不一致，容易引发制度非均衡。
引起制度非均衡的因素很多。从内部矛盾来看，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变化、制度创新的成本变化、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以及其他制度安排改变等因素都会引起制度非均衡。从外部因素看，外部环境的变化、资源条件的改变、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体制的变化等等，一方面会使原有的制度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不是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因而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机和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改变可供选择的制度集合和选择范围，从而产生制度的有效供给。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之所以处在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实际产权制度供给滞后于潜在的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对新制度的需求已远远早于实际制度供给，从而导致农地产权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例如对界定土地所有权制度的需求、对明晰土地使用权制度的需求、对健全土地流转制度的需求、对规范土地租赁制度的需求等潜在制度需求都早已产生，但实际制度供给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另一方面，土地承包制度供给存在着严重“过剩”，一些现行制度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是多余的，如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村住宅禁止向城镇居民出售，农民将户口迁入城镇后，其原宅基地不得再扩建和自行转让等政策，都极大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阻滞了农地市场化进程。
当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态”，而制度均衡则是一种暂时的、理想的状态，即使“偶尔”出现也不会持续存在，影响制度供求的成千上万各“变量”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制度非均衡又成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正在不断出现的潜在利润促使人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制度非均衡的轨迹就是制度变迁的轨迹。
二、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内部性分析
一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供给不足。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呈现多元化发展，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明确确定农地主体。我国宪法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在此规定下，现实的“集体所有”大多数为乡镇、村、村民小组所有，农民只是具有土地的经营权而无所有权。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对土地充其量除了在农户之间进行调整一类的分配权力之外，并不拥有法律赋予所有权的全部权力。实际上，在我国中央政府代表全社会掌握最高的、宏观的农地支配权，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或缺位。即使是集体组织享有的那一小部分所有权也缺乏真正的组织载体，使集体很难真正行使自己的所有权。
二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供给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产权对它的拥有者来说，应当具有的权能是: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家庭承包制度虽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农户拥有了承包经营权，但农户的权利并不是充分和完备的，我国农民在土地的所有权上，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没有处置权和收益权。农民产权权利的不充分使之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变化和要求。例如，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缺乏抵押土地使用权以获取银行贷款的权利。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承包经营权又发生分化，演变成承包权与经营权两部分。而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国家通过出让、转让农村土地收益达2万亿元，但大部分农民却没有从中收益。
三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供给不足。我国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国家在1984年就确立土地使用权15年不变。1993年底，国家又确定将原有土地使用权再延长30年，并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同样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但在实践中，家庭承包制基本采取按人平均承包土地的办法，以保障农民平等的经济权利。特别是由于婚丧嫁娶、新生人口不断形成高速承包地的内在压力，不少地方不得不采取“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的办法，不断重新分配承包地，这使稳定土地承包成为一句空话。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直接导致土地所有权不确定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使得土地的粗放经营成为普遍的现象。
四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供给不足。家庭承包经营在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后，在继续发展上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改革的深入，家庭分散经营表现出制度上的滞后性，一系列困扰农业经济的问题(如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一体化等问题)难以在封闭、凝固、分散的小生产经营体制框架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农业难以像其它产业那样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与其他行业相比，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最小，入世对农业的冲击也最大，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也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五是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不完善。我国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严重失衡，土地产权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1）农村用地保护制度缺乏，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在农村，则是擅自建房、建厂、建窑、建坟、采矿、采石、挖砂、取土，乱占滥用，破坏地力，改变用途；（2）农地市场制度发育不良，农地是不是资产，如果是资产，其市场如何建设等都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3）农地价格制度缺乏，现实农地经营中，没有系统的农地地价制度，农地资产显化缺乏依据；（4）农地金融制度尚待时日。农民缺乏利用农地使用权进行贷款的农业金融机制，导致部分缺失资金的农户无法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使用权转让中获得资本积累丧失了发展非农产业的机会，种养大户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土地相对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此外，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还存在部分供给过剩现象，突出表现在农村土地使用权限的封闭和凝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尚无相应配套的可供其具体操作的章程，农地转让进退两难：一方面是政府或集体强制性进行农地流转，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统计，1998年至今，全国土地违法案件达80万宗，中国现有失地农民在4000万人以上。[3]；另外一方面就是全国许多地方已出现了农民之间无偿或低偿转包、转让土地，有的甚至转出方倒贴，严重违反了稀缺土地资源使用价值规律。此外，国家还规定农村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抑制了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积极性和可能性，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把9亿农民全都紧固在自己的承包田和口粮田上，影响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步伐。三、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非均衡延的外部成因
1、制度创新成本高。制度不均衡产生了获利的机会能否实现制度的供给,还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成本与收益的核算。一是个体成本－收益比较。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收益(包括预期收益),例如更高的粮食产量，货币收入,以及股份分红增加等,同时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成本代价,譬如农民的土地转让会使转让农民丧失了土地，增加货币收入却丧失了粮食收入，承担的风险增大等。一般说来,只有在收益可能大于成本时,单个行为主体才会产生制度创新的要求从而对由政府设计安排的制度创新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二是社会成本－收益比较。新的农地制度变革可能会使部分设农、非农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从而成为制度创新的阻碍,进而增加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土地对农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且承载着过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职能。农村土地创新有可能使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也会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三是政治成本－收益比较。毫无疑问,未来农地产权明晰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必定会提高资源市场配置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有可能增强政府可支配的经济力量——主要体现为能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使权力中心获得更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和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的力量，达到巩固权力之目的。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所诱发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可能会弱化权力中心的权威性。
2、“搭便车”问题。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容易导致“搭便车”问题，这就意味着一旦制度被创新和安排，每一个受这种制度安排约束的个体，不管他是否分摊了制度创新的成本，他都能得到同样的制度服务。由于这个缘故，经济主体都希望别人分摊制度创新成本，其结果是制度供给不足。这就使得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更为突出。因而，在“搭便车”问题困扰下，制度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状态将可能较长时间内持续下去。既然诱致性制度创新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那么国家强制性制度供给是否会弥补制度供给不足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有在预期收益高于其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才会提供新制度供给。如果创新损害具体制度提供者集团的利益，它们就不会为制度创新提供服务，甚至会以国家的名义阻碍制度创新的实现，维持一种低效率的制度。“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4](P396-397)
（3）制度变迁时滞。所谓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指在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即新的制度供给要滞后于新的制度需求的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适应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情境便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制度“发明”需要时间及新制度的启动存在时间间隔等因素，新制度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同步调适，因此，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必然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没有重要的社会变革，所以制度的安排会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而展开，时滞性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而在一个多变的社会如目前我国的转型社会中，由于整个社会结构都需要调整，因此旧有制度明显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制度的产生和有效施行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前我国制度安排中的时滞性便显得更为明显。这一点对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而言，也同样适用。
（4）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制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50][P336]。这就是说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知识就是认识社会现象的阶梯,并决定着改造社会的成本。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方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经典的理论中阐释的是土的地社会所有，而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另一方面，西方有比较成熟的土地产权制度理论和模式，但这些理论和模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别基础之上的。因此，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建立和完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并没有现场的模式可供借鉴，只能靠摸索和创新。因而使得制度非均衡的状态得以较长时间延续。
（5）意识形态刚性。制度创新是经济主体追求外部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只有当经济主体对一项制度的安排和结构的预期成本少于预期收益时，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而经济主体对制度的成本－收益的看法，则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人们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获得最大化收益的，而意识形态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偏好体系，对成本和收益的值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从随机观察中可以发现，个人在成本－收益计算中仅以获得更多的尊严作为利益取向的行为模式是广泛存在的”[6][P60]。我国漫长封建小农社会经济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家族和家庭观念、公私观念等潜移默化的从各个层面影响着农民主体对农地制度创新成本－收益分析。任何违背农民意愿的制度创新方式都不会得到农民支持和理解，也是难以实施的。2004年，因为首创”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常被作为“中国农村符号”的安徽省，对全省15个市、60个县（区）、219个乡（镇）共2070个农户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摸底调查，46.09％的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化持反对意见，赞成的只有28.7％，其余农户说“无所谓”或回答“拿不准”。农民认为：“家庭承包制”适合我国的实际，不能动摇[7]。
四、结论
我国目前非均衡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格局已进入不可持续的状态，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而引发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等“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各个土地所有权“上级”以所有者的名义来侵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严重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土地随意的调整以及不得转让、继承、自由种植等限制,造成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不能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弃农务工，使得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稀缺的土地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种非均衡的农地产权制度格局已成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的“瓶颈”；体现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农地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而在这种非均衡中又恰恰是推动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需求因素，这也正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的基本条件，其结果必然是加速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力度和频率,实现制度均衡发展。参考文献：
[1]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J],1992,(6)
[2]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J],1992,(6)
[3]李兆清.国家重策出击“三农”农业税赋拟5年降至2.4%，财经时报电子版[N]，，2004年2月14日
[4]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A],载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5]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A].载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现状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基本构成
一是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由劳动群众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种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国实行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除地役权外分三个部分：农用地；宅基地；集体企业建设用地以及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用地。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现状
截至末，全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覆盖率66％，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覆盖率46％，宅基地登记发证覆盖率80％。
（三）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和流转中的收益分配现状
目前，我国集体土地的收益主要产生于征收和流转过程中。国家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给予四种补偿费用，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设定的收益分配和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的收益分配。
1、农户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项主要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个人承包经营户在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却不能直接作为受偿主体，而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或基层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那里受偿。
2、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政府-集体分享型、集体独享型、限制性集体独享型、政府-集体-农户分享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型。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增值收益由集体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权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权利人包括集体和集体建设用地原使用权人、再转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国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现状
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以第一轮或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地或划地人口为依据；以现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在册人口为依据；以第二轮土地承包日期起为时限的年龄段为依据，包括死亡人员、新生婴儿、迁出、迁入人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体成员资格界定越来越困难，一是部分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的迁移变得相对容易和简单，使原来单纯以户籍作为判断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难以适用；二是身份变化所引起的农民集体成员资格取得和丧失界定难。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的虚位
“农民集体”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很难成为实践层面上的所有者主体。而事实上的“集体所有”则表现为无实际内容的集体“空壳”，集体所有使所有者处于“虚位”状态；同时，农民集体常随行政村组的存废、变更而存废、变更的状态，产权主体的地位极不确定。
（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残缺
国家只是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承认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事实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体土地。实践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权能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因此，作为集体的农民和“农民集体”实质上都没有对土地的最终处置权。
（三）征地补偿标准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规范
一是征地补偿标准低，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所获收益比重过大。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补偿收益使用、分配不规范。四是集体土地流转中国家与集体、集体与农民利益分配关系不确定、不规范。
（四）产权的激励功能不明显
由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没有长期化保证，土地承包期短，政府又可以对已经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随意调整、限制土地使用权的继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经营，使农民难以形成长期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经营预期，结果对农民而言没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励机制，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框架
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农地资源及人地关系的特点，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寻求建立以新型的产权关系为特征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构建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显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使农民拥有有效的土地产权。
（一）明确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首先是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关系。农村集体应当是为一定物质、经济的利益而聚集形成的，集体的意志应当是其成员的共同的意愿指向，农民集体的成员应当能够享有所在集体的权益。其次是村民委员会与农村经济组织的关系。村民委员会具有管理组织的性质，具有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职能。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及其相关产业组织之间的自愿合作或者联合，不应成为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组织。最后是政府管理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国家土地管理机关应当侧重于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和行政监管；而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则应侧重于对本集体内部土地资产的具体管理和对农户行使土地使用权的监督。
（二）确保农村集体产权权能的实现
要充分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必须要以法定的形式赋予农民集体真正的所有权和农民个人真正的使用权，要保证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充分体现，要维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要在服从国家或集体全局利益的前提下保持集体土地所有者对其所拥有的土地的处置权。
（三）逐步建立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首先要明确集体所有制中“集体”的内涵，创新保障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其次要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解决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合理分配收益。
（四）拓展国家宏观调控权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除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外，还包括规划权、管理权、发展权等。国家应强化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权、规划权、发展权。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不断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和管理，使相关土地政策落到实处。
（五）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框架
根据改革的总体思路，结合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
（一）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在法律上界定产权主
体，保障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主体地位，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的关键。一是应对集体成员的资格予以确认。允许各地以户籍为基础、经由严格的村民自治程序自主决定，并承认所有成员有平等占有和使用集体土地的权利。二是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以土地所有权证书这一法律形式予以体现。三是明确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稳定农村土地关系。四是明确村民小组与村委会的关系，保障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二）集体成员享有平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
可以考虑把集体土地所有权细分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以及农民个体成员权益，两者产生连带法律关系，成员人的权益依附于所有权，所有权由各成员人的权益组成。集体成员在征地补偿安置、集体资产处置等重大问题上都有相应的、平等的收益权、表决权等。对承包经营权的处置，由三分之二以上集体成员表决决定。
（三）赋予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权能
一是承认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排它占有权，以便有效抵制对土地的侵权行为。二是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物权化。将农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法定化、固定化、可继承化和市场化。三是强化权利主体对集体土地的收益权能。国家只有因公共利益才能征用农村土地。四是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处分权能。
（四）依法保障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
一是配套改革国家土地征用制度。严格控制政府征地行为，强化集体所有权主体地位。二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制度。对集体土地参照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有期限、有限地流转的制度，并对其出让、出租、转让、抵押等加以明确规范。三是放开并规范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显化农民财产权价值。四是合理分配集体土地流转收益，保护国家、集体、农民共同利益。
关键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策
中图分类号：F30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57-02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
将产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应用于农村土地（以下简称农地）问题的研究领域，就可以得出农地产权的相应概念。
这里所用的“农地”概念，是依照我国2003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对农村土地的定义，指的是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由此，在一般意义上农地产权就可以理解为，依附于农村土地而存在的各项相关财产权利的总和，它以农村土地为权利客体，所调节的是由于农村土地的存在和使用而形成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行为关系，作为一种权利束，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各项权能以及由此形成的产权关系。
在明确了农地产权的含义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进一步规定和保护相应的产权机构和产权关系，这就是农地产权制度的含义。产权制度就是制度化了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它是一系列用以规定产权如何界定、如何运营和如何保护等等的规则与行为准则，是对不同利益主体相对于产权客体的经济社会关系的调节。而农地产权制度，就是产权制度在农地资源上的具体应用，它来源于农地资源的稀缺性质，反映了社会对稀缺的农地资源合理利用的理性安排。
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
农村土地产权是农村土地资产的一切权力的总称，由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分配权和处分权等多种基本要素构成。从法律角度讲，农村土地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必然存在明确的主体和客体。然而，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恰恰出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清楚地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则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属于两个以上农民集体经济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众所周知，《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法规体系的“母法”，其他法律法规作为“子法”，必须与“母法”保持一致。正是由于法律法规上的模糊，才最终造成了理论上本应该由单一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农村土地产权，却在现实中演变为多重部门共同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土地产权。这就是典型的主体错位和主体交叉的缺陷。
2.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不明晰
农村土地产权界定模糊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所有权界定模糊。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由于“三级所有”的废除及行政区域变更，土地所有权究竟属于乡（镇）、村还是村民小组并不清楚。2）土地使用权界定模糊。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承包期中，由于土地使用权的频繁调整使得使用权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不利于土地的管理和长期有效利用。3）处置权界定模糊。农民集体理论上享有土地的处置权，而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国家可以凭借行政力量从集体经济组织取得对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不正确地行使土地处置权，侵害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只能依据法律规定的形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的还要经过土地所有权人的审批，处置权能受到极大限制。4）收益权不明晰。表现为农民缺乏自主决定土地用途的权利。现行法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农民有义务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这样，农民的土地就只能用于农业生产，无法改变农民贫困的生活现状。
3.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混乱，缺乏法律规制
长期以来，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自发流转在客观上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集体组织财富积累，提高农民收入等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流转在政策和法律上未得到明确认可。在杂乱无序和隐蔽状态下进行，引发了诸多问题，一是集体土地隐形交易活跃，使耕地保护受到冲击，随意占用耕地并出让、转让、出租、转租用于非农建设，或者低价出让、转让农村集体土地等现象层出不穷；二是集体非农业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发无序流转，导致政府难以有效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冲击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市规划的有效实施，使土地市场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缺乏法律保障，交易不安全。由于法律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条件、用途、权益、程序等缺乏明确规定，难以依法进行土地登记。对建设投资者不利，还会波及到其他利害关系人，使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四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关系混乱，由于缺乏法律监管与市场机制，土地的市场价值及资产资源属性在流转中不能得以充分体现，加之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混乱，使得本属于农民集体及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难以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三、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建议
针对上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来完善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一)明晰土地产权主体
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规则，确立了当事人的行为选择，对不同当事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而其能否很好地发挥约束作用，关键是要做到产权明晰。因此，无论从政策、法律还是现实看，要在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的同时实现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实行国土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经济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双重产权结构。坚持国土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有利于形成一个土地资源有效配置的参照系，促使土地的国家产权逐步明晰起来，从而实现整个国土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经济所有权是在默认土地国有或者全民所有基础上的二级所有权。坚持经济所有权归农户所有，使农户成为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更好地发挥土地产权制度的内部激励功能。
（二）构建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流转制度
近年来，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民自发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日趋活跃，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活动存着流转规模小、配置效率低，运作方式不规范等缺点，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仍临诸多障碍：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模糊不清，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等等不足。实行农村土地高效流动既是土地有效配置的要求，也是土地合理利用的保证。它的实现，不仅可以是土地所有者收益得到维护，而且有利于土地整体效益的提高。如前所述，根据我国国情，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限于依法征用或征购，土地的出卖方式也不在法律保护之列，因此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之上。
（三）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
1.土地永包制
在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基础上，重新确认本社区社员资格，确认后的社员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承包方法总的指导原则是打破现行农户土地零碎化、一户几块地、一块地几户的格局，使土地尽量连片，而后实现农户对土地的永久承包权。《承包法》虽然规定农地承包期30年、50年或70年不变，其暗含一个前提是最终还要变。这增大了农户的预期不稳定感，使农民投资短期化。实行农民永包制能促使农民高效配制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对保护耕地资源和合理利用土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2.租赁制
租赁制是将家庭承包责任制中集体所有、家庭经营，改变为集体所有、家庭承租经营，将集体和农户的关系有发包和承包的关系变为出租和承租的关系，将所有权和使用经营权的分离建立在租赁基础上。村集体把土地租赁给农户经营，农户按年向村集体交纳租金，农户既可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耕种土地，也可将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转租和抵押。租赁制使集体和农户之间经济关系变成了货币化出租和承租关系，与承包制相比，租赁制中的产权关系更为明晰。租赁期限一般较长（100年)，土地使用期延长，给予农民较强的稳定感。这种经营方式不仅使土地使用效率提高，而且有利于土地有偿转让，促进农地流转。
3.股份合作制
股份制是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以股份形式参与土地产权关系和土地经营应视为土地制度深入改革的一种趋向。所谓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是指以土地入股，劳动力入股，资金入股和技术入股，承认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通过入股和合理确定收益分成，量化其价值，统一规化土地，统一开发利用，实行规模经营。农民以其占有的股权投资于合作制企业、农场和股份合作社。凭其拥有的股权参与收益的分配，并共同承担风险，这样易于实现土地集中，提高土地规模效益，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业经营企业化，实现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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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的虚拟所有权
Abstract: in the reference relat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according with our current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of the specific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specific operational foundation, propose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concep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existing problems.
Keywords: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he land of virtual ownership
中图分类号：G81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下存在的问题
1.1 农户对土地的预期不足
对预期净收益的顾虑不能形成有效的农业投入和积累机制，影响土地产出效益。继续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使农民在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方面享有更多的权利，但就目前国情来看，农民从未真正享有土地处分权。促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特别是要将处分权赋予农户，实际上就是承认农民拥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这是促进农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有效途径。
1.2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无法实现有效的土地流转
2002年据农业部有关部门的统计，以各种形式流动使用权的耕地约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 ~6%，且多数发生在沿海发达省市，内地流转的耕地仅占承包地的1% ~2%，可见我国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对此问题孙瑞玲从我国农地流转现状、主要障碍因素和具体的政策建议3个方面对我国农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目前的数据看，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大部分发生在工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业发展的弱势产业性和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
农地流转缺乏流转主体且农地使用权不具有物权性是现阶段农地使用权流转不充分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作为农民生活的保障因素正开始得到削弱，而其作为生产因素的趋势则日趋明朗，如何实现农地做为生产要素的转变，使市场在土地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将是这一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目前我国土地使用权的权属上看，农民还没有拥有完整的农地使用权。市场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让渡，而不具备完整农地使用权势必会阻碍农村土地的有效流转。目前，在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实行有所扩展的股份合作制,即农民将农地的使用权入股，将土地折股分配给农民个体拥有，社区实行土地的统一规划和统一开发利用。农地使用权入股，实质上等于确认和强化了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农民以土地的使用权的转移获取相应的收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土地使用权物权性质的的一种体现。针对农地使用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特性，许多学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都十分重视农地使用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构建。
农地产权界定不清，农民土地遭不公正侵占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产权主体界定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一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但究竟是属于全村农民集体所有，还是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界定不清楚。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产权的界定不清，势必会在经济过程中加大交易成本，出现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目前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农民土地遭到不公正的“圈占”。陆迁等对此问题从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不公平、征地后的安置措施不妥当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在此应当看到当产权主体界定不清导致侵权行为发生时没有得到产权主体的有效约束，即使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界定能够明确的界定“集体”，就目前我国松散的农村集体组织和占统治地位的“官本位思想”影响，集体依然不可能成为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人，能够有效保护农民利益的产权主体只能是农民自己。
2、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构建
2.1构建原则
2.1.1农民享有集体所有土地被占用后的所有权补偿。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集体土地被征用后，作为集体一员的农民理应享有集体所有土地被占用后的所有权补偿。现行法律对被征用的农村土地也只是对地力、地上作物和失地人口的安置给予补偿，即只承认了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的存在，而否认了土地所有权作为独立财产权利的存在。
2.1.2构建具有物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促进农地的有效流转，需在国家深化对农地流转的宏观调控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特性使农村土地由农村保障因素向生产要素转变，同时进一步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权利，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以促进农户对承包土地进行合理的预期和投资，防止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和过度开垦。
2.1.3农民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主体。要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尤其在国家和城市圈占农民土地的过程中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使农民失去土地可以得到有效的补偿，同时对失地农民的生活给予相应的保障。由于目前我国缺乏真正维护农民利益的利益体，所以真正能够有效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的只能是农民本身。当土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农民维护自己的土地权利存在着“一人出力，大家收益”的情况，即存在“搭便车”的情况，且农民维权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归根到底农户也只是拥有使用权而已。而当土地所有权内化给了每个农户时，一旦土地被占用，农民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与之谈判，以寻求利益最大化。
2.2构建方案
新产权方案的中心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本着上文所述的构建原则，在目前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基础上，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3个层次进行分析，并以土地的虚拟所有权将这3个层次进行连接贯通，以应对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下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对农村土地所有权进行两个层次的拆分，一是现实所有权即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一是土地的虚拟所有权,之所以称之为土地的虚拟所有权是因为这是一个在正常阶段存在但却虚拟的权利。虚拟的土地所有权是农民获得物权化的土地承包权的依据，也是农民在土地使用权流转获得收益的依据。在土地承包期内，当农民土地遭到政府征占或是因城市扩建而面临被侵占时，土地的虚拟所有权即转化为农民所有，农民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真正主体，且由于此时农民拥有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农民便可以真正的维护自己利益，第二个层次，构建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特别是将处分权赋予农户，这不仅有利于减少土地产权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促进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土地利益的保护，第三个层次，构建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加快土地由农民的生活保障要素向生产要素转变，强化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农民拥有完整的农地使用权。
其中，第一个层次是构建后两个层次的基础，土地的虚拟所有权是农民获得物权化的土地承包权的依据，也是农民以土地使用权流转获得收益的依据，第二个层次又是第三个层析的基础，即农民在从集体那里承包土地时若不能获得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那么构建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并以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获取收益也就难以实现。所以3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而其中贯通它们的主线就是土地的虚拟所有权。
3结语
当农民土地面临被占时，农民和土地实际征用者在土地转让价格的确定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何确立有效的土地转让价格以做到既能有效的保护农民的利益又不使价格脱离土地价值而呈现一种虚高的状态，这就需要市场在土地的转让中起基础性作用，由此可见，虚拟土地所有权的构建和物权化的农地使用权是相辅相成的。制度的构建须遵循有利于提高效率，符合现行的意识形的法律制度做出修改，在此引用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论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在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相应的调整做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权益，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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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毓环：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与思考，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3期。
[关键词] 农村信用社 产权制度改革 文献综述
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总体安排中,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是: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的产权制度改革。对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效,理论界和有关部门看法不一。
一、关于股份制改革的争论
宁国芳等(2004年)认为股份制具有明晰的产权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所有者缺位问题;具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民主管理难以落实的问题;具有与生俱来的吸纳资本的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抗风险能力薄弱的问题;天生具有较强的权利制衡的特征,有利于排除行政干预。陈林生(2008年)认为股份制改造为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实现的最终归宿。实行股份制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从资本金补充渠道看:农村信用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满足资本约束要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通过股份制改造,可以充分吸收各类机构投资者通过吸纳各类型投资者,以此建立资本金长效补充机制,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范静(2006)认为股份制改造以后,农村信用社出于经营利润的考虑,其原有的三农业务和机构均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转型,在信贷的效益选择机制面前农村商业银行难以取得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目标与支农义务之间的均衡,这势必会造成传统农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抑制。
二、关于合作制的争论
殷孟波,翁舟杰(2005)认为农村信用社应坚持合作制,他们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剖析合作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是打造真正的合作制而不是选择股份制。他们认为,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目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与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也就是交易费用较低的)信贷资金供给体制,以满足农户的融资便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从农户生产经营的特点看,其融资便利性对贷款供给的具体要求包括:一是要适应农户、农业生产高风险、低收益的特点;二是要适应农户抵押担保能力差的特点,对农户提供贷款不能强调抵押担保条件;三是要适应农户贷款需求小额零星的特点,贷款操作必须方便灵活,手续简便;四是要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显然,在提供融资便利的目的下,在农村信贷市场交易费用的约束条件下,股份制不是最优答案,变异的、行政捏合的合作制也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按照合作制原则组建的真正合作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见,农村信用社改革方向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真正落实合作制原则、为合作制正名的问题。
潘志刚,许湘平(2003)认为我国农村信用社实行的合作制与现实环境相容性低,制度失灵现象严重,制度效率低下。建国五十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民思想观念等发生了巨大改变,已很难满足经典合作制制度结构所要求的效率条件。当前各地农村信用社普遍出现的诸如追求盈利、聘用社外人员承担经营管理职能、对外负债等各种背离经典合作制原则的所谓“异化”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农信社经营管理者思想认识问题,它实际上是广大经营管理者在长期经营实际中,为克服合作金融的种种内在制度弊端,自发地对不适应现实环境的合作制制度结构进行改造和修正,追寻存在于新制度内的外在利润而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三、关于股份合作制的争论
持肯定观点的认为,股份合作制是把合作制作为为其成员谋福利的基本原则和股份制聚集分散的生产要素形成规模使用的特殊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具有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既是吸取股份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各自弱点、弊端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新型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又是乡镇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徐光增、赵聘婷(2004)认为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能够顾及农户、农村个体及私营企业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充分体现大多数入股额少的小股东的意志,从而从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上确保了改制后的农村信用社不偏离“三农”的方向,能够达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
持否定观点的认为合作制与股份制是两种不同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一个企业,或者实行合作制,或者实行股份制,不可能同时实行合作制与股份制,也不可能把合作制与股份制合为一体。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定一种共同规范的思路是不可行的,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不规范的具有过渡性的企业制度,如果要把它规定为一种企业形式,则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和法律问题。宗涛(2003)认为农村信用社实施股份合作制难以解决所有者缺位和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
张乐柱(2005)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转轨经济形态,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首先,股份制和合作制在财产实现方式等诸多方面是相互对立和难以相容的。其次,股份制和合作制均是经过长期优化和市场选择而产生的,都各有一套基本的规范。它们在制度结构上具有稳定性,在责、权、利诸方面形成了一种制衡机制。只要改变其制度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制度要素,就有可能打破均衡,使这种制度结构发生解体。这样的经济组织形式不具备长期存在的空间,它只是一种运动中的过渡形态。
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究竟是采取合作制取向,还是采取股份制取向,以及二者兼而有之的股份制取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王双正(2008)认为关键是要充分考虑我国各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将农村信用社改革纳入到如何建立一个立足于大农业、大市场并能够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同层次需求、组织形式多元化、功能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样一个大格局中统筹考虑,在此基础上构建明晰的农村信用社产权结构及其合理的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论文关键词 黔东南 农村产权 配套措施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大量的土地、房屋、林木等“死资产”如何变为“活财富”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推动农村产权改革是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市场平等交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举措。产权是法律经济学中核心的概念，产权是市场主体交易的前提和基础，是激发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动力。农村产权制度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性制度，意义重大。因此，课题组深入基层实地调研，切实掌握黔东南州农村农村产权改革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对策建议。
一、黔东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
近年来，我州按照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从林权制度改革入手，逐步深入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含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产权等领域改革，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取得很大成效。
（一） 我州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取得很大成效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目标。确权是产权流转的前提，关系到农村产权规范、顺畅流转的是否安全的大事，只有产权界定清晰、归属明确才能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1.全州林权确权登记发证已经完成。黔东南州是我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之一，也是全国7个杉木中心产区之一，有“宜林山国”之称。贵州省10个重点林业县8个在黔东南。全州现有林地面积3305.7万亩，占全州国土面积的72.7%。其中，集体林地3203.8万亩，占林地面积的96.9%；国有林地101.9万亩，占林地面积的3.1%。全州森林面积2857万亩，活立木蓄积达1.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63.44%。截止2014年5月31日，全州共完成确权勘界面积3033.7万亩，完成发证面积2938.30万亩，面积发证率达96.9%，发证户数78.76万户，发证本数83.31万本。全州农村林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经完成，现在认真开展“回头看”和查漏补缺整顿，抓好林改档案规范建设及移交工作的督查指导，确保圆满完成确权发证扫尾工作。
2.深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止目前，全州共有承包农户89.49万户，面积266.36万亩，分别占当年总农户数和总耕地面积的99.11%、99.80%。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88.76万本，发放到户率为99.18%。2013年，我州出台的《2013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在权属合法、数据准确、界址清楚基础上依法逐户登记，深入做好数据符合、公示、建档造册等工作。”“建立州、县（市）、乡（镇）完整的基础信息平台，为流转奠定基础。”
3.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后向全州推广。雷山县作为首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2012年9月率先在该县朗德镇上郎德村和大塘乡掌坳村开展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发证试点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扎实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完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野外实地测量5398宗2700亩。二是完成了农村宅基地丈量及现状调查3170户253600平方米。三是完成了503户房屋80480平方米的测绘工作。四是完成了9个村的林改核实工作，并对出现问题的1 8户进行核实更正，对漏山的32户进行补登，对需重新勾图的150户220宗地进行了重新勾图认定。五是集体水利工程建设用地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对使用人合法取得的农村饮水工程、农村蓄水工程、农村渠道灌溉工程及小型池、塘工程等农村集体水利工程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登记造册，完成了11条水沟、1口山塘、39个饮水工程的基础数据采集工作。
（二）积极引导全州农村产权流转
全州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22.5万亩，其中：转包9.8万亩、出租10万亩、互换1.2万亩、转让1.1万亩、入股0.43万亩，分别占全州农村土地经营流转面积的43.64%、44.45%、5.36%、4.71%、1.84%。我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采取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做法来进行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等方式。以转包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占43.64%、以出租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占44.45%、以转让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占4.71%、以互换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占5.36%、以入股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只占1.84%。
（三）逐步建立农村产权流转配套措施
一是逐步建立州、县（市）、乡（镇）农村产权管理交易平台。已经组建州农村产权管理与交易中心，16各县（市）均已成立农村产权管理和交易中心机构，人员、场地、资金已经陆续到位，初步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的管理服务平台。二是建立林业要素市场，森林、林木、林地交易活跃。2008年成立了黔东南州林业要素市场管理中心，开通黔东南州林业要素市场网站，积极为林农、企业提供林业信息、木材拍卖等服务。2009年全州各县市均成立了林业要素市场管理中心等临时机构开展木材拍卖交易工作。截止目前，全州已有林权交易服务机构有11个。三是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推动林权抵押贷款工作。2009-2010年，州林业局制定了《关于开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黔东南州林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黔东南州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目前，全州林权抵押森林面积7.05万亩，抵押贷款金额13042万元，其中农户贷款1772万元。四是建立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2010年成立贵州省首家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黔东南州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心。五是政策性森林保险覆盖全州。2013年政策性森林保险全州铺开。截止2014年6月，全州完成森林投保面积1397.58万亩，面积覆盖率达50%。其中，公益林投保面积1386.83万亩，面积覆盖率100%；商品林投保面积11.75万亩。并采取“保险跟着林权抵押贷款走”措施确保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黔东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州在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实际工作中还存很多有待完善，许多领域还需进一步深入推进。
（一）我州林权配套改革措施有待进一步深化
虽然林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经完成，但林权改革配套政策措施工作推进缓慢。一是抵押贷款后林权的变现处置难，贷款使用、偿还存在“道德风险”，没有担保公司愿意为林权抵押担保。二是县级评估机构缺失，森林资源价值评估不规范。三是林权抵押贷款因政策、资金支持不力，贷款担保、贴息政策很难落实工作推进难度大。四林权抵押贷款期限短，很难满足当前林农的贷款需求。国家林权抵押贷款期限政策因林业周期长放宽到8-10年，但各银行现有贷款期限过短，一般只有1-3年，且多为流动资金放贷，满足不了林业生产需求（流动资金不能享受国家林业贷款贴息优惠政策）。五是林农参与林业的积极性不高，原动力不足。六是农民自主经营与林业规模经营的矛盾等。
（二） 对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是有的乡镇、村干部对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政策缺乏了解，理解和认识上有偏差，承包地流转不规范，大多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影响交易安全和稳定。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小、短期化。受流转期限短的影响，农业经营主体更多采取“短期行为”，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机构不健全、职责不明确。虽然州、县（市）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管理与交易中心，但实际在岗人员仅有81人，人员、经费不足，特别是专业人员匮乏，难以满足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工作。同时，职责不明确、职能重复交叉问题。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贯彻力度不够。
（三）制度瓶颈制约，农村产权流转受到限制
按照《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明文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均不得直接出让，转让或出租；农村房屋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的流转也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担保法》和《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农民的生活保障，不能进行抵押担保贷款等。农村产权确权颁证后，如果不能进行实质性流转和突破，将资源变为资本，直接会影响改革，难以实现城乡之间资源互动，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三、黔东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全面推进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为农村产权流转奠定坚实基础
州、县（市）级政府要切实加大财政支出，将用于开展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按照《2013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国土、住建、农业、林业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紧制定完善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的措施办法，狠抓落实，争取用2年时间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含宅基地使用权）、农房等产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二）加快机构建设，建立完善的农村产权管理交易的平台
农村产权管理与交易中心是为我州农村产权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产权鉴证、政策咨询、组织交易等服务的机构。州、各县（市）要加快落实人员编制，通过调动、招考、遴选等方式补充岗位人员，在人员、场地、资金及时到位，制定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服务办法，明确工作职责，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如浙江温州2013年出台的《温州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了温州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责、产权交易的受理范围、产权交易的方法和程序、交易行为规范以及争议解决程序等制度措施。
（三）健全要素市场，推动我州农村产权流转规范有序展开
1.完善林权要素市场，健全我州森林、林木、林地交易的市场体系，为林业经营者提供森林、林木、林地流转、融资和林权证管理与服务平台。着力抓好林权抵押贷款制度建设和扎实推进政策性森林保险工作。
2.大力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落实中央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政策。
3.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当前要做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存量调查，准确掌握我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情况，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四）整合部门力量，合力做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