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43:27
序论：在您撰写过渡教育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测验工具
本研究采用卢谢峰编制的《大学生适应性量表》［5］测量大学新生和大二学生的适应性状况。问卷包括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性、职业选择的适应性、生活自理的适应性、环境的总体认同、身心状况表现等维度。用自编的《规则意识问卷》测量大学生关于社会基本规则、校园基本规则、学习相关规则等三个方面的规则意识。
(二)数据收集
1．问卷调查法:本文旨在探讨学生在适应性上是否有差异。故选取2013年新入学学生及大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大一学生100名，大二学生121名。涉及理科、工科、管理、文科等不同学科。
2．个案访谈法:对大一学生进行个案访谈，了解学生高中毕业后到进入大学后一段时间里的生活轨迹，梳理能够对规则意识产生影响的因素，并验证问卷调查所得出结果是否可靠;对大二学生进行个案访谈，了解其在入校初期的经历，并听取希望得到怎样的过渡教育指导。
(三)分析方法
1．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大一、大二学生在三种规则之间是否有差异。
2．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三种规则意识之间是否有差异。
3．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大一、大二学生在适应性各个维度上是否有差异。
4．对个案访谈法收集的描述性信息进行归纳总结。
二、结果与讨论
(一)适应性状况的结果与讨论
大一学生和大二学生之间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只在环境的总体认同一项上，大一、大二学生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F(1，217)=4．42，p=0．037］。这说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学新生总体上能够适应大学生活，不能适应大学生活、需要教育工作者提供特别支持的学生是少部分。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自然地适应生活，学生有自适应能力，这反驳了以往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人们主观认为有很多学生需要特殊支持的观点。长时期不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只是个别的存在，而个别不能适应大学生活的案例干扰到对群体现状的判断，尤其表现在大众对大学生适应性问题的归因上有偏差。过渡教育既要关注在适应性上有困难的学生，也要大力推进占学生中大部分的一般群体的发展。
(二)规则意识的结果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基本规则、校园生活基本规则、学习基本规则两两之间的相关性都较低。学生在学习规则和校园其他生活规则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学习基本规则和社会基本规则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校园生活基本规则和社会基本规则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能够在三者之间进行分离。进一步分析得出，大一、大二学生在学习基本规则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其余两种基本规则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对大一、大二学生进行个案访谈发现:
1．规则的建立过程
规则的建立和适应新生活是同步分阶段进行的。根据从访谈中获得的描述性信息，归纳出学生从高中毕业到进入大学的初期规则的建立主要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1)自我建构阶段。学生对大学的学习、生活、课余活动、职业发展等有一定的看法。这些看法主要建立在原有经验和来自教师、亲朋好友的经验基础上，都是在非亲历经验的累积，具有模糊、片面、松动的特点。
(2)信息获取阶段。一方面，学生会接受来自学校组织的集中入学教育、参观、讲座、学校管理手册学习，进行学校正式规则学习;另一方面，学生参与学生组织，与其他学生进行交流，了解高年级学生对学校规则的解读，这些解读在学生之间流动。在这个阶段，学生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
(3)评价、重构阶段。在获取信息的同时，学生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价，将其与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方向进行比较，尤其是与第一阶段自我建构时的信念进行比较，重新审视规则。对规则有较全面的认知，构建新的规则。在这个阶段，出现多种形态。第一，若自我建构的规则和入校后，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学生间传播的规则都较吻合，则能较好地指导学生产生积极的行为;第二，若学生自我建构规则和学校教育和学生间传播的规则之间任意一个产生冲突，都会导致学生的自我冲突，会进行更复杂的评价。
(4)指导行为阶段。新的规则建立起后，在其作用下引导行为发生。规则建立之后，学生将会应用规则来开展活动。
2．学生对规则的建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1)信息传递与获取方面。从学生获取规则信息的途径来看，主要有学校集中教育、朋辈学生传播、教师课堂渗透。教育者希望学生尽快进入角色，期望在最大限度上给学生以指导，希望把更多的技能教给学生，教师在入学教育过程中过度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忽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置，忽略了学生在入学初期需要处理的事情过多，心理能量流失太快，对信息的加工不能及时进行等因素，导致在教育资源分配、教育精力投入、教育方向选择上出现教育资源分配零散、教育精力投入分散、教育方向不明等现象。入学教育没有实现引导学生进入角色的目的。在教育过程中忽视了学生在环境适应、生理调整、人际适应等方面的自适应性，使得教育资源浪费;而在学习适应、职业认识等方面缺乏关注，过度寄希望于学生的自适应。在学生能够自适应的方面采取很多的措施，而在学生不能完全自适应的方面采取的措施太少。
(2)信息加工方面。在以上四个过程中，容易形成对规则误解或者对规则形成冲击的环节在于上述第一个和第二个过程。在非亲历经验中，传播者的素质、权威性直接影响着学生态度的形成。在学生组织中，核心人物的态度对成员的态度有重要的影响。学生组织中成员的思维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有限的，迫于团体的压力，成员往往会朝着团体的共同方向转变，进而保持与团体的一致性，消除压力感，而倾向的方向多与领导者一致。
(3)学生的个性特征、家庭背景、校园文化等都是影响大学生规则建立的因素。综合以上因素，学生在规则意识的建立过程中可能存在“假性”适应的状况。
三、对策与建议
(一)过渡教育前置
教育既是一项阶段性的活动，也是一项连续性的活动。学生在度过高中阶段的学习之后，要做好进入大学的准备。作为后一个阶段教育的高校而言，需要向前走一步，去迎接学生，防止脱节现象的发生。通过新媒体，学校网站与学生互动，引导学生主动了解学校、专业设置、培养计划、校园文化等，使得学生能够获得更加确切的信息。
(二)整合资源，过渡教育小班化实施
由于目前参与过渡教育的工作者很少，在社会上还鲜有进行适应性支持的培训团体，在进入高校之后也受制于高校教育资源的限制，没有充足的师资进行小班化的教育，因此，高校应当充分整合各个部门的教育资源，推动过渡教育的开展。高中也应该承担起对学生的过渡教育，放弃以往到大学就可以肆无忌惮娱乐的思想，不再把“轻松的大学生活”作为刺激学生学习的手段，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大学的生活状态，帮助学生建立起关于大学学习生活的规则，高中教师应当反思自己对大学的态度。可以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到过渡教育的工作中，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生活技能。家庭也是过渡教育中的重要一环。总之，建立起学校、家庭、社会、学生构成的一体化教育模式。
(三)朋辈教育者素质提升
朋辈教育是区别于课堂教学的隐形课堂，对学生的认知、情感、意识、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要建立起规范的朋辈教育体系，规范对朋辈教育者的管理，将朋辈教育纳入到日常教学活动当中，把日常教学活动和朋辈教育活动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朋辈教育者自身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朋辈教育的开展状况，招募合适的朋辈教育者，进行培训考核;对朋辈教育开展的内容，教师要有所了解，并在实施前进行指导，实施之后给出恰当的评价，使得朋辈教育者积极主动有效地开展教育活动。
(四)价值澄清
测量结果
一般而言，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过度教育时，根据其评估标准不同又可将该方法进一步分为两类：第一种方法以用人单位为标准来评价工作所需教育水平；第二种方法以个人为标准评价工作所需教育水平。使用课题组数据，我们分别测算了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下我国当前过度教育发生率（见表1）。从上表不难可以看出，在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过度教育发生率时，用第二种方法得到的测算结果高于第一种评估方法。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自我评估法个人主观性太强，可能使过度教育发生率的结果向上偏差。两种方法孰优孰劣，Stasz（1998）深入研究后认为，对于工作所需的技术水平评价，雇员能够比雇主更精确地判断他们自己的工作水平，因此，以雇员个人为标准评价工作所需教育水平更贴近现实[6]。鉴于前文所述，过度教育的主观、客观两个测度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因此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出我国当前过度教育状况，下文采用了众数法分别从性别、职业、行业、所有制四个层次进一步对过度教育发生率进行了测算。
1．性别层次
在国外研究中，Santos，MendesOliveir和Kiker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28.8%，女性为40.0%，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44.2%，女性为25.9%；Cohn和Kahn采用实际匹配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3%，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12%；Groot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3%，女性为10%，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10%，女性为8%[7]。Groot和Maasen（1997）等采用平均数加标准差法测得英国1991年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5%，女性为8%；Cohn和Ng（2000）采用同样的方法测得中国香港1986年至1991年间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38%，女性为31%，而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28%，女性为25%[8]。在国内的研究中，武向荣和赖德胜（2010）利用2008年北京市企事业单位就业状况调查数据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1.23%，教育不足的发生率为5.30%，女性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均大于男性，分别为53.68%和6.71%[9]。使用同样的数据源，本文采用众数法测算了我国当前性别间过度教育发生率，男性为56.70%，女性为55.77%（见表2）。从表中可以发现，女性在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均大于男性，在教育适度方面，女性小于男性，这些说明整体上我国当前女性劳动力在实际工作中不匹配的程度较之男性更为严重。
2．职业层次
教育、收人与职业间的关系很早之前就受到了智力界的关注，但在国外研究中鲜见专门测算不同职业间过度教育发生率的研究。在国内，隋国玉（2009）利用2002年针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标准差法估算了不同职业种类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发现专业技术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最低，男性为11.26%，女性为6.68%，在办事人员群体中，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男性为19.87%，女性为25.44%[10]。武向荣和赖德胜（2010）利用2008年北京市企事业单位就业状况调查数据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出非技术工人、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依次为57.63%、55.62%和54.87%，非技术工人、商业和服务人员、技术工人的教育不足发生率分别为10.17%、8.09%和7.49%[11]。使用2008年北京市数据，采用众数法本文测算发现，商业服务人员、私营企业主、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办事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分别为65.26%、60.00%、56.25%、53.23%和50.30%，而私营企业主、产业工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的教育不足发生率最高，分别为28.00%、26.04%、20.84%和16.46%（见表3）。而199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①，对于办事员和非技术工人而言，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这个结果和当前相比，依旧没有什么变化。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而言，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这个结果与当前相比已有很大变化，目前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水平不但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已经有过剩趋势。此外，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等教育不足现象凸显。
3．行业层次
测算结果显示，从行业层次看我国当前在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家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很高，分别为77.23%、63%、55.56%、48.84%、48.39%；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的教育不足发生率很高，分别为71.05%、69.70%、64.83%和64.03%（见表4）。而199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科研和技术服务、金融保险业、农林牧渔业、教育和文化艺术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26.6%、20.4%、20.0%、15.6%和15.4%；在房地产和公共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建筑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的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依次为27.9%、26.5%、25.9%、21.6%和21.2%。可见，1995年统计数据显示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的行业当前依旧是过度教育凸显的行业，它们是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家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尽管位序上稍有变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以前相比，这些行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均有显著的上升，譬如国家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从27.9%上升至55.56%，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从15.4%上升至63.0%，金融保险业从20.0%上升至77.2%。另一方面，与以前相比，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的行业有所改变，从1995年的房地产和公共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建筑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变动为当前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且上升幅度较为显著，譬如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教育不足发生率又21.2%上升至69.7%，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经济发展中“产业升级”的特性。
4．所有制层次
为进一步了解当前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间过度教育情况，本文测算了（中央、省）国有独资、（地方）国有独资、城镇集体所有制、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城镇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见表6），得出在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中央、省）国有独资、国家控股企业、（地方）国有独资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41.18%、40.83%、36.49%和29.26%，在（地方）国有独资、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和（中央、省）国有独资等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分别为55.85%、52.63%、47.44%和38.99%。199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央、省）国有企业、地方全民企业和国有制企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这样当前情况基本一致，（中央、省）国有独资、国家控股企业、(地方)国有独资等过度教育发生率高暗示出，在这类型企业中储存了过多的教育资源，而实际当中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此外，统计结果还显示，在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教育不足的发生率最高，而当前在（地方）国有独资、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和（中央、省）国有独资等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说明不同所有制类型教育不足状况这些年发生变化和转移，但整体上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等类型企业在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两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发生率，说明在此类型企业中当前就业者的工作所需教育水平与实际所受教育水平间“不匹配”（mismatch）现象较严重，亟待引起重视。
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的原因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美国1969、1976、1985和1994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35%、42%、33%、30.7%，呈现倒U型变化；英国1986和1991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31%和15%，呈现下降趋势；荷兰1974、1982、1983和1984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17%、16%、16%和39%；西班牙1985和1990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17%和28%；葡萄牙1982、1985和1992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24%、26%和33%，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三国整体呈现上升趋势[12]。本文采用自我评估法和众数法相结合的方法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当前过度教育发生率明显偏高于欧美国家，无论在性别、职业方面还是在行业、所有制方面都有这样的特点。中国大学生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8%左右，大大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24%）和美国（35%）①，全国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3611和8930人②，也明显少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此角度看，我国整体上是处在教育不足阶段，换言之，我国当前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只是局部的。引致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13]，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视角也是多元化的[14]，结合我国实情为较深入的阐释过度教育问题，我们打算集中笔力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角进行分析。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是由Doeringer和Pi-ore（1971）提出[15]，该理论基本假设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pri-marylabormarket）和二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la-bormarket），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培训和晋升机会多、工作环境好、工资环境好、工资高；二级劳动力市场则相反，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和晋升机会、工作环境较差、工资较低，且劳动力在这两类劳动力市场间很难流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岗位构成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由单位内部的管理规则和管理程序控制，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附属岗位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则构成外部劳动力市场，而外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形成。这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在我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区域上看，体现为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和内陆地区劳动力市场。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加之区域间自然资源禀赋各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倾斜化、市场半径差异化，使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均衡，差距较大，如以工资为例，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各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国有企业中，北京、上海、广东依次为67403、71885、49027元，湖南、湖北、江西依次为31900、35044、30031元，甘肃、新疆、贵州依次为29889、31006、31469元③，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东部区域分别是以湖南、湖北、江西为代表的中部区域和以甘肃、新疆、贵州为代表的西部区域的1.9倍和2.0倍。此外，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区域，还可以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如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等等；而在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区域，则难以享受这样高质量文明福利，故大学毕业生择业时首先经济发达区域，人才流动仍呈现出“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如有研究表明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依旧体现出较显著的区域特点，“京津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占比依次为25.5%、52.9%、10.7%、10.8%[16]。另一方面，从地区上看，则体现为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小城镇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由于历史因素和转型期，我国城乡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以工资性收入为例，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与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在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方面工资性收入分别为13707.68元和2431.05元④，前者是后者的5.6倍。此外，生活在农村则各类信息相对闭塞，公共服务设备缺乏（如影院、博物馆、银行、车站、商场等等），精神生活单一，故大学毕业生择业时首选大中城市，“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如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呈现出明显的城乡特点，选择留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或县城”、“乡镇”、“农村”占比依次为53.3%、30.0%、12.4%、3.4%、0.9%[17]。如果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不存在分割，在就业难时较高学历者则可以较方便地先从大中城市市场流入小城镇及农村市场，等机会成熟时再返回大中城市，这实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也降低了非自愿性失业和非充分就业的风险。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明显分割，例如户籍制度等障碍，抑制了高学历者自由流动，原因在于一旦选择了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进入大中城市市场需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具体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18]。显然，工作转换成本和心理成本越高，较高学历者就越不愿意迁移。总之，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的分割收益，使大学毕业生将留在一级劳动力视为一种理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争向聚集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国企、党政机关、金融、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及各类优势岗位，但一级劳动力市场核心岗有限性必然加剧在该市场中的就业竞争，从而使就业者与工作的不匹配概率增大，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提高。
论文摘要：我国的教师教育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教育过度问题，其成因以及所引发的教育问题影响了教师教育机构及其运作机制的发展，只有立足于我国教师教育的实际，建构有效的防范机制，才能实现教师教育的和谐发展。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莱文教授认为属于下列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应称作“教育过度”：相对于历史上的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现在受相同教育水平的经济地位下降了；受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的期望；工作人员掌握的技能超过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的需要。…这种考量不仅考虑了社会层面上的教育供求，还考虑了受教育者个体的感受。根据莱文教授判断教育过度的标准，可以看到，近几年，我国的教师教育产生了“教育过度”危机，其症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缺乏专业安全感，对自己的前途迷茫，专业学习缺乏信心，专业素质缺失；二是基层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困惑，其专业能力不能适应13新月异的教育变革，缺乏自信心，有强烈的失落感；三是教师教育机构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教育机构完全受制于市场，缺乏市场竞争力；四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教师教育的干预，缺乏应有的力度，导致教师教育市场无序。
一、“教育过度”形成的主要原因
教师教育过度现象的出现，除因为教师教育内部体制的问题，以及在目前教师教育市场还未成熟的情况下，教育宏观调控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的原因，具体而言：
教师教育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我国教师教育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定向、封闭运行”体制。这种体制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与进步虽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只是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当我国的经济体制转换为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种教师教育体制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随着现代教师教育的发展，教师教育的办学机制也逐步趋向开放化，但这是一种割裂式管理体制：首先，教师教育的职前与职后之间产生了割裂。师范院校只关注师范生的学习和能力培养，却忽视了职后教育的需要；教育内容主要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育，忽视了学生的实践指导。其次，院校各自为阵，其教师教育的标准参差不齐。教育机构之间在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上没有一个系统的观念，本位主义思想严重，专业设置重复，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各院校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毕业生质量良莠不齐；教师教育的入门条件过于简单，未作一定的人职教育期限和实践期限要求。第三，由于现代教师教育的市场化发展以及综合院校对师范院校的冲击，使得师范院校处境尴尬，能否保持传统的教师培养模式，是走综合化发展道路，重视师范生的学科结构，还是突出教师专业的教育特性?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究。对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教师教育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必须根据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建立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渐进式的教师教育管理体制。
教师教育法制环境不佳。在一些发达国家，关于教师教育的法律法规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体系，这对我国的教师教育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这方面，171前我们还存在一些缺欠：首先，有关教师教育的规定仅是在一些法规中有一些条文性的规定，主要依赖于行业的指导性文件，对于教师教育没有形成刚性的规范文件，缺乏应有的管理力度和约束机制。其次，对于教师入职要求和考核标准以及教师继续教育没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只是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标准，没有硬性、统一的标准，对教师资格管理不够严肃，随意性较大。第三，教师教育的相关法规、条例仍然不明确、不全面、不系统。_3教师教育法律规章的建立是推进教师教育进程的重要保障，有了法律依据，可以根据目前的教师教育发展的需要和专业建设，制定规范、可行的教师教育标准。
教师教育在教育市场中不能正确定位。随着教师教育的发展，师资市场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首先，办学机构的办学层次不断提升，然而质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大批师范生的学历提高了，而实际专业水平在下降，导致毕业生在就业时不能正确定位，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其次，对于教师教育的内容选择完全依赖于市场对教师教育的引导，虽然强调了教师教育的实用性，但却忽视了教师教育内容内在的系统性。第三，市场分析缺乏前瞻性。由于教师教育专业的设置是依据于教育市场的需要，有时会因为市场的错误导向使得教育专业在设置上产生一定的错觉，教师教育机构不能对教师市场进行有效的教育分析，对教师教育的专业设置以及招生规模不能进行科学调研，致使市场和实际相脱节。
一线教师的专业素质缺失。在职教师的知识结构老化，教师继续教育流于形式，教师评价缺乏力度和导向机制。首先，教师相对过剩。教师数量的过剩与教师质量的下降一直困扰着教师的专业发展，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因不能适应教育的需要而退出课堂。其次，在教师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忽视教师的实际状况，过分依赖固定的教材、理念，不仅与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相脱节，还与教师们的丰富的个体实践与个人需要相悖。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是中小学教师无暇顾及新的教育信息，他们把自己的学习时间、精力主要投放在繁琐的教学工作上，导致教师成了教学的机器，继续教育则成了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二是教师教育的信息渠道不畅，部分中小学校对教师继续教育漠不关心，同时，教研部门与一线教师之间缺乏应有的教育联系机制。
教师教育主体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教师教育的日趋规模化发展的社会因素是由于受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导致的。首先，综合性院校参与教师教育的直接动因就是受办学的经济利益驱动。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设置，教师教育专业投入小，风险低，同样产生高经济效益；扩大招生也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对于院校来说，生源就意味着经济效益，甚至有的学生以赞助的方式给学校提供办学资金来弥补考分的差距，学校从经济上得到了好处，但这样的学生无论是在专业知识还是在教育能力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缺失。其次，教师教育的个人高收益率导致个人对教师教育的需求过于旺盛，这是教师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对于教育投资，其个人收益率的大小取决于个人因教育而发生的所有成本(显性的直接成本和隐性的机会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的贴现值(未来预期收益在与现在支出的成本进行比较时，要进行贴现)的比例。对于目前相当一部分报考教师教育专业的考生来说，由于文化成绩不理想，上师范专业既享受到教师教育的优惠条件，又能够获得到与其他大学学生一样的身份。教师教育中个人投资的高收益而低成本，教师的社会地位、成就感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等，就构成了个人投资教师教育的社会及心理驱动。
二、预防教师“教育过度”的基本策略
尽管在我国教师教育领域中存在着教育过度的现象，但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应该限制教师教育发展规模的结论。因为这种教育过度并不是教师总量上的过度，而是因结构不均衡造成的过度，具体表现在教师教育的投资结构、层次结构、院校布局、区域结构、学科结构等方面。因此，只有从我国教师教育的实际出发，建构科学的教师教育发展模式，才是其发展的唯一途径。
创新教师教育体系。教师教育体系的创新是针对传统的师范教育模式提出的相对概念，主要指建立一个面向市场、面向终身教育发展的教师教育体系。这一体系是以师范教育为基础，综合性教育与专业化培训相结合的、适应时代专业化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师教育。首先，突出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对于从事基础教育的师范生来说，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是其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前提，但不可忽视教师专业的特殊性，即专业实践性，必须根据教师教育培养的基本要求，把职业素养的培养提到一定的高度，关注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其次，终身教育体系应考虑从教者的职业发展要求，建构大教师教育的概念，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和各行各业的教育培训者纳入到教师专业化建设的目标体系中来，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建设，培养和培训各方面的专业化师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狭隘的学历化的师范教育领域。4第三，鼓励教师教育机构的个性化发展。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教师教育机构所显现出来的办学目标、方向，以及服务对象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而且在师范院校与综合院校之间，无论在办学的方向上，还是资源上，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横向上要强化同等层次学校办学目标的个性化发展，在纵向上必须强化连续性和递增性，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进行联合办学，如实行本、硕连读学制，调整教育硕士的招生考试制度等，根据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资源整合。
优化教师教育的资源配置。教师教育资源的科学配置是推进教师教育的有效途径。首先，有条件的综合性院校等教育机构应参与教师教育工作，以推进开放而规范的教师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因为，综合院校的办学资源在学科建设上更趋于规范化、科学化，无论在学术研究的深度、广度上，都有自己的优势，这对于教师教育的专业设置是非常有益的，鼓励这些具备师资培养条件的院校参与到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中，则有利于教师专业知识的拓展。其次，学科建设是教师教育资源的关键因素。学科建设必须突出教师教育的专业性，在教师教育模式中，将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有机融为一体，把学生培养成为既是学科方面的专家，又是教育方面的专家。在学科知识的建设上，与综合院校接轨，实行宽口径、厚基础、精学科的建设模式，根据基础教育发展的状况，推进学科建设的发展，使其更趋于合理化、科学化。第三，注重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的一体化建设。师范院校要把教师职后培训工作和师范生的教学工作放在同等的地位，这有利于在师资、设备、图书、场地、科研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统一调度。在工作环境与协调联动上有效融合，扭转目前二者相互脱离、相互封闭、各成体系的状况。第四，加强职业需求预测，引导学生正确进行教育投资。自1997年，我国高等学校实行“招生并轨”、学生实现缴费上学以来，尽管教师教育能带来非货币性的满足，但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相比，仍会成为个人选择是否当教师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引导个人正确地进行教育投资，降低个人教育投资的风险。
政府应加大对教师教育的管理。“政府是主体，政策是关键”，政府不应将教师教育完全推向市场，过度关注市场对教育的调节功能。因为市场不完全适合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包括教师教育。所以，政府要通过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对教师教育的改革进行宏观的管理予以正确的导向和强有力的支持。首先，对教师教育的管理不是直接干预，而要加强正确的舆论宣传，提高教师职业的社会吸引力，吸引非教师系统力量的介人，打破单一的教师教育体系。政府还应解决那些教师教育机构因自身没有办法解决而严重制约其运行和发展的外部环境，采取有力的调控手段，求得教师教育的综合平衡，如基层学校对教师人才供求的总量平衡、优化教师结构、教师教育规模与可能提供的办学条件之间的平衡、教师教育生源的供需平衡等。其次，在物质条件上不断提供有效的教育服务。教师教育工作应该是社会的公共事业，直接对地方的基础教育负责。因此政府必须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落实教师教育经费，形成良性的教师培训成本补偿机制和投入机制，特别要针对农村教师的实际，送培训到基层，为农村教师质量的提高直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对教师教育的要求也与日俱增。目前，我国在教师资格认定和继续教育的环节上还处于一种人为管理的状态。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和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同时随着现代教师教育的开放化发展，必须规范教师的人职考核制度，这一点可以借鉴英国实行的一种“教育助理”制度。强化教育见、实习期间的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制定一套详细而且更为规范的标准，推动教师专业化的良性发展。第四，缩小教师教育的差距。教师教育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在地域差异和层次的差异上。在地域差异上主要表现在教师教育资源以及教育质量上有着明显的距离。在办学层次上，由于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教育体制的过渡，不但要在层次上提高，更要关注教学模式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笔者多年一线教学实践发现，多数学生在英语阅读材料上使用材料浏览、背景文化、重点语句、推力判断、筛错选对等策略上偏少，有的甚至无意思对文章进行判断，凭主观意愿去选择答案。我们知道学生假使能有效利用教师在课堂中讲解的解题题目并灵活加以运用，并利用这些策略对整篇材料进行信息加工，并不难把握其语篇的深层含义和材料的文化背景。因此，教师要促使学生明确语篇文本意境并加强阅读各方面问题的指导，譬如加强学生对材料中名词、动词、数词、形容词等关键词汇的理解，从而可首次把握文章主题内容；其次对学生进行对材料中情态动词、介词、短语等句型的理解，可从中推测出材料中作者想表达的意图、立场及文章的逻辑关系。例，“LiLeiisnotgoodathislearningbutheisaverygoodstudent”这句所表达的真正意图从but才开始出现，主要的内容时后半句，因此，材料后面内容肯定是围绕“heisaverygoodstudent”进行写作。
2、重视材料的背景介绍
在新课标文化意识中指出，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在英语阅读理解中，很多地方都必须借助文化知识的帮助，才能理解原文真正的含义。因此在阅读过程当中，一定要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一些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引导学生利用阅读材料去了解异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标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等，这样有益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并去其糟粕，化为己用。同时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也可以通过一些有异中国的一些文化意识，引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教学目的。譬如在学习AbrahamLincoln时，可介绍材料的时代背景，即美国内战的起因发展及林肯事迹，这样，在以后相似题型中就会轻车熟路，善于选择。
3、重视英语语篇教学
语篇是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句子在语义和语法上相互联系的句子连在一起，才能体现语言的连贯性，构成语篇。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学会对语篇的结构进行分析，了解语篇的段落结构，并了解语篇观点是通过何种结构进行阐述，同时根据结构找出材料写作路线，并对信息进行加工、分析，从而把握阅读材料所传递的信息。
4、以“文化内涵”提升英语阅读境界
在新课标文化意识中指出，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在英语阅读理解中，很多地方都必须借助文化知识的帮助，才能理解原文真正的含义。因此在阅读过程当中，一定要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一些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知识，这样也有益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在新标准的英语教材中也处处体现了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如爱国主义的培养，如阅读教材中的航天英雄——杨利伟，体育健将——刘翔，我的英雄——白求恩，笔者在教授完这些英雄故事后，都能从学生的情感中体会到了一股热流，作为中国的新生代，他们更需要这种文化熏陶。
5、结语
[论文摘要]：本文从过度教育的缘起和国际比较入手，证明我国确实存在着特殊的过度教育，并将长期存在，对此，高校学生应直面过度教育的现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当前中国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许多研究生也难以找到工作，事业增多，收入下降；许多人专业技能得不到充分利用，或学非所用……毕业生中甚至流传着一句话：“毕业即是失业。”这样的状况，是否意味着中国存在教育过度的问题呢？
一、过度教育的缘起
过度教育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二战以后，尤其是1960年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动下，世界各国都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使得教育普遍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尽管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教育人口，特别是较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急速增长，但许多国家却出现了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反常现象”。在这种形势下，1976年，FreemanR写了一本书叫《过度教育的美国人》(TheOvereducatedAmerican)。在书中，他把自70年代以来教育收益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1985年教育经济学权威莱文(LevinH)对教育过度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认为过度教育有三个含义：一是相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者而言，受过教育者的经济地位下降；二是指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之期望；三是指工人拥有比他的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这些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80年代初，专门对过度教育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的当属Duncan和Hoffman在1981年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区分了个体实际接受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别，根据这一差别确定了对过度教育研究的三个核心概念：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工作所需教育(educationrequiredinthejob)和教育不足(undereducation)。所谓“工作所需教育”是指某工作岗位对就职者个体教育内容和水平的实际要求；当个体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时，称为“过度教育”；当前者小于后者时，称为“教育不足”。由此，也可以说，过度教育是教育与工作不匹配(mismatch)的一个方面。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他们推出了对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测量方法，并且对不匹配教育的收益率和匹配教育的收益率作了估算。
二、过度教育的国际比较
1.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过度教育的发生率
以Duncan和Hoffman的研究为基础，后来的学者相继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过度教育及教育不足的发生率(incidence)作了估算。下表是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
资料来源：Hartog(2000);WimGroot(2000);Cohn&Y.C.Ng(2000)
从上表至少可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过度教育，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的发生率之和占了一半左右，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教育与工作需求的不相匹配现象比较严重。
第二，从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发展趋势看，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在上升，而教育不足的发生率在下降。这说明这三个国家的教育扩展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增长速度。美国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呈明显的U型，而到80年代中期后，教育不足现象逐渐消失。
从以上的两点直观结论，可以推测，一个地区或国家发生过度教育现象后，不会在短时间类消失，而且其发生率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2.我国特殊的过度教育现象将长期存在
当前，我国政府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在高等教育上又出台了“高校扩招”的政策，使得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各级教育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与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教育发展很相似。一些社会人士已指出，我国已经出现过度教育现象，有相关数据为证：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中专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基本呈下降趋势。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初次就业率为70%，在离校时未签约的大学生有34.5万，按这一比率计算，在离校时未找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2003年为52.5万人，2004年有69.6万人，2005年将超过75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大学毕业生退而求其次，屈身俯就从事以前由较低学历者从事的工作;另一方面，一些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干脆专职考研，从而导致了考研热。1995年考研人数为15.5万，2003年为79.9万，2004年为94.5万，2005年将超过百万。此外，与考研热相伴的是，硕士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和在人才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也呈现下降趋势。
按照莱文对过度教育的定义，以上的数据表明我国确实存在过度教育。然而，我国的过度教育有存在着明显的特殊性：中国目前高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远小于其他国家。
联合国科教文的资料表明，中国经过扩招以后，到2002年18到22岁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是13%。而这个数字在1997年、1998年扩招之前才是7%。同样是2002年，西方发达国家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一般都在50％以上，美国在70%以上。
再看看我们的周边国家，菲律宾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是31%，泰国是35%，我们的近邻韩国是78%。如果说西方国家、韩国，因为它的人均GDP一万美元、两万美元以上，我们才有一千美元，说我们不跟它比；那么我们跟菲律宾比，跟泰国比。菲律宾的人均GDP比我们还稍微低一些，900美元，我们现在差不多一千美元了。泰国比我们稍微高一点儿，也高不了多少。从经济增长率来说，菲律宾百分之三点几，泰国百分之五，都是我们的一半左右。
再做一个国际性比较，我们又会发现，我国每万人口的大学生比例实际上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是最近两年高校扩招后，我国目前每万人中也不过47.9名大学生。而且，目前我国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只有7年，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12年和高收入国家15年的平均水平。
经济学专家认为此特殊性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面，明显地同时存在着比较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的农村社会。传统经济部门一方面因劳动力过剩而造成恶性竞争使知识劳动者无法进入；另一方面因收入太低对知识劳动者没有吸引力。因此，知识劳动者就只好在现代经济部门寻找工作。而我国现代经济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过小，因而吸纳知识劳动者就业的机会是有限的；而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不能在短时间内予以迅速改变，我国的经济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因此过度教育的现象也将长期存在。
3.过度教育的影响
过度教育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过度教育的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西方学者针对其与收入的关系做了研究。下表综合了对过度教育收益率的一些研究结果：
过度教育、工作所需教育与教育不足的收益率
*指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
上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作所需教育的收益率高于实际教育的收益率；过度教育的收益是正的，但小于工作所需教育的收益率，过度教育的收益率大约是后者的1/2到2/3；教育不足的收益率是负的。正是因为这样，大部分过度教育者仍然会在教育上投资。但是，这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对于个人，过度教育的存在，使现今的毕业生的实际收入比早先相同学历者下降了。
其次，对生产力的影响。专家们对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研究表明，七十年代以来进入劳工市场的青年们的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但生产力增长的速度不仅没有加快反而降低了。他们指出，过度教育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职业满足感、身体状况以及工作场所行为等，进而影响职员的技能和能力，人格特征、个人期望等个人特征与薪金、晋升机会、工作的自主性和同事关系等职业特征之间的整体关系，造成二者之间的失衡与碰撞，最终损害生产力的提高。
三、高校学生应直面过度教育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过度教育的现象将长期存在，高校学生若能直面过度教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早地做出积极的应对，那么对其将来事业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1.做好学习规划，多学备用
目前,教育的策略、内容、形式、方法明显地滞后于社会发展，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结构、教学形式的全方位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高校学生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教育状况的改变，甚至把太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通过某种教育的考试并获得某种文凭的这一目标中去，而应当更多地关注今后的职业发展，做好学习规划，积极的发挥自学能力，利用高校优越的学习条件，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多学备用，以领先的综合能力迎接挑战。
2.丰富个人经历，注重实践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实践能力将越来越受到关注。首先实际对巩固以前所学的知识并将书本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大有裨益。有过教育实习经历的同学一定明白，在实习期间，往往每个个体都会有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会，甚至受益终身的体会，这便是实践的魅力。其次，实践有利于高校学生更早地进人职业角色和进行职业定位，熟悉社会上待人接物的基本礼仪和立身行事的基本规则，提高就业竞争力。
3.调整职业定位，走出误区
为了更容易获得一个较理想的职业，人们往往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育资格，这就造成了，大学生在就业时较高的职业定位，却没有意识到现在整个大学教育已经从过去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1977年，总计有57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全国共录取新生27.297万人，录取比例为29：1，录取率仅4.7%。而今年全国有867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率超过50%。同时，还应当对过度教育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现今的毕业生的实际收入必然要比早先相同学历者下降。对于教育状况的改变，毕业生若能科学、理性地进行自我职业定位，调整好就业心态，就能更好地把握机会。
【参考文献】
[1]《过度教育：西方的研究与经验》，孙志军，《比较教育研究》，2001（5）
[2]《论我国教育过度的成因及社会影响》，陈方红，《现代教育科学》，2005（2）
[3]《过度教育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张彦通赵世奎，《中国高校研究》，2004（12）
[4]《杨壮、汤敏作客新浪对话教育市场发展实录》
[5]《我国存在“教育过度”现象吗？》
幼小衔接期是指由幼儿园大班进入到小学一年级，此时期恰好是结束幼儿园生活、开始接受正规小学教育的初期，也是幼儿心理发展的一个转折期。《幼儿园工作规程》明确指出，幼儿园和小学应密切联系，互相配合，注意两个阶段教育的相互衔接。一直受到幼教工作者和大班家长们普遍重视的问题。帮助孩子顺利地完成这一阶段的过渡，应以“尊重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发展规律，考虑孩子的心理需求和发展需要”为基本原则，怎样让孩子从幼儿园平滑过渡到小学，促进幼儿“健康、快乐的成长”为重点。
一、从心理准备入手，培养孩子入学前良好的心理品质
1.提高孩子的任务意识，养成认真、专注做事的习惯
我们在平时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幼儿专注做事的习惯。如：让孩子知道每天值日生所要做的事情;明确在每项活动中教师要求自己做的事情，并学会做完。做事的时候要一心一意，不能边做边玩，做完事情再去玩;做完一件事，再去做另一件事;在老师要求的时间内把事情做完，不拖拉;养成认真做事的态度，追求良好的结果;在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一些注意力训练。
2.培养孩子思考、务求甚解，按时完成学习任务的习惯
首先，请家长配合幼儿园，让幼儿养成遵守作息时间的习惯，如：不迟到早退、不随便请假等;其次，在教学活动中让幼儿养成爱想、爱问和认真回答问题、注意倾听的习惯;再有，培养幼儿正确地握笔写字、看书、读书的习惯;还有，通过适当的布置作业培养幼儿的任务意识，游戏、活动中加强幼儿规则意识的培养。
3.为了使幼儿能更好的适应小学的学习环境
幼儿园大班集体活动时间在下学期(3月-7月)由30变为35分钟，延长了5分钟时间，在集体活动时间里引导幼儿逐渐保持注意的稳定和持久，让幼儿在心理上对时间概念有所准备。
二、以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为重点，帮助孩子适应幼小过渡中的断层问题
(一)、教育活动：
1.培养孩子学习方面的动手操作能力：结合主题“我上小学了”要求让幼儿学习有关的常规知识：学习整理自己的书包、铅笔盒，爱护并看管好自己的物品，学会使用剪刀、铅笔刀、橡皮、刨铅笔和其它学习工具。
2.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教学活动中让幼儿养成爱想、爱问和认真回答问题、注意倾听的习惯。
3.向幼儿渗透数学方面的知识：通过每次的数学活动、数学区工作对幼儿进行分类、统计、简单运算、自编应用题的培养，提高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日常活动中引导幼儿学习运用数学经验解决问题，提高幼儿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环境的创设：
1.注意改变活动室的布局，在下学期期可将集中围坐式的环境改变为小学班级式环境，让幼儿在幼儿园里感受到小学班级式教学环境的体验，促进幼儿身心的发展。
2.为幼儿创设一个良好的阅读、书写环境;如：将活动室的物品都注上汉字、活动室环境布置图文结合、以语言区为重点精心设计制作有关读写方面材料供幼儿操作，同时在各区域中进行渗透、同时，让幼儿熟悉汉语拼音，知道拼音是一种正确认读汉字的工具和基础;坚持开展餐前的认读识字活动等。为幼儿阅读、书写提供条件。
(三)日常生活的管理：
1.培养幼儿的时间观念，在学习生活中，要学会自我观察、自我体验、自我监督、自我批评、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等，要求幼儿早晨在8：00前到园，不迟到。以培养幼儿遵守作息制度，早睡早起，有规律生活的良好习惯。
2.通过谈话、故事、社会实践培养幼儿的独立意识，增强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小值日生制度，适当增加一些简单的劳动，如扫地、擦桌子等。让幼儿感知到，即将成为一名小学生了，生活、学习不能完全依靠家长和老师，要学会自己的事自己做，遇到问题和困难自己要想办法解快。
3.进一步加强幼儿独立生活能力和劳动习惯的培训。要注意培养幼儿的时间观念，增强幼儿的独立意识，让幼儿学会自理、自立，逐渐减少成人的直接照顾，会正确的穿衣、裤、鞋，会保管、整理自己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懂得自我保护。
三、加强幼儿园与小学的互动观摩交流，为幼儿做好入学前必要的心理准备
1.组织幼儿参观小学，参观小学生升旗仪式，早操活动、课间活动，而且还把他们带进小学生的课堂，参观小学生的学习，课间活动等，让幼儿熟悉小学和激发幼儿入学的愿望，并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指导，开展“我要上学了”主题活动。
2.做好幼小的知识衔接工作。对大班教师进行培训，使她们了解小学的知识体系及学习内容，对于一些知识的传授能与小学衔接，并适当增加一些执笔姿势及书写习惯的教学。
四、家园同步，增强教师与家长的交流沟通，共同为幼儿入小学做好准备
1.召开专题家长会，向家长宣传幼小衔接工作的重要性，使家长们能够主动配合幼儿园，并能积极的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
2.利用家访、家长来园接送幼儿、电话交谈等形式，与家长及时沟通和交流，使家长们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孩子在幼小衔接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自己的孩子当前的发展水平和状况，并对其进行专门的教育和训练，使家园能更进一步的配合，相互理解和支持，使每一个孩子都能顺利的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的学习与生活。
五、结束语
（一）美国存款保险制度
1.保险范围
美国采取自愿和强制相结合的存款保险制度，所有联储体系会员银行必须加入存款保险体系，非联储会员的州银行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存款保险。美国存款保险机构只对银行存款人提供保险。目前大部分存款机构都加入了存款保险，存款保险涵盖了大部分的存款品种，但对于股权、债券、互助基金、生命保险、年金、市政债券、保管箱、国债以及国库券等不予保障，对本国银行的国外分支也不予保障。
2.机构及职能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是存款保险主要实施者，同时也是美国银行业的主要管理者。FDIC拥有比较大的权利，可以开展现场检查。2008年金融危机中，FDIC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向健康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担保以及采取“过桥银行”等策略处置破产机构的资产。
（二）英国存款保险制度
1.资金来源
英国存款保险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参保机构缴纳的保费；破产机构清算收回资金；投资回报；借入资金等。
2.保险费率与保障限额
每家参保金融机构均须缴纳初期资金、继增资金和特别出资三种资金。如果参保机构缴纳总额扣除偿还金额以后，已经达到该机构存款余额的0.3%以上时，则不需缴费。如果赔款有超支的可能性，经财政部批准，可以向投保机构征收特别资金。英国存款保险的最高限额为8.5万英镑。
3.保险范围
英国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任何公司经金融服务管理局批准在英国运营时，该公司则自动成为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公司的成员。英国不要求在国内经营的欧盟地区金融机构加入存款保险补偿计划。
4.机构及职能
英国于2001年建立了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存款保险基金的日常管理机构。该公司执行单一的“付款箱”职能，主要负责存款保险基金的收集和管理、理赔、评估等。多数存款人可在7天内可获得赔偿，而所有赔偿会在20天内支付。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公司并无检查权和相关风险防范干预机制，无法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功能。
（三）德国存款保险制度
德国存款保险制度较为独特，由民间自愿存款保险体系和政府强制性存款保险体系构成。自愿存款保险体系由德国三大银行协会（商业银行协会、储蓄银行协会和合作银行协会）建立，三个协会各自独立，各类型银行机构自愿参加。强制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于1998年8月，是应欧盟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要求建立，下面主要讲述自愿存款保险体系。
1.资金来源
新注册设立的银行，首先必须加入行业协会，经协会建议可加入存款保险体系。保险体系资金来源于参保机构缴纳的保费。
2.保险费率与保障限额
参保银行保险费率为上年度末对客户负债余额的0.3%。当基金不足以承担支付需要时，行业协会可以要求成员银行缴纳年度特别费用。商业银行每个债权人的保障限额为出现支付危机银行上年度末自有资本金的30%，但信用合作社、储蓄银行业的保障限额几乎为全额保险。
3.保险范围
德国存款保障体系原则上对银行业务中所有非银行机构债务、投资公司债务、债券以及外币存款、金融机构的国内外分支机构都予以承保，但银行同业存款和内部人存款不在保险范围内。
4.机构及职能
德国政府不直接对银行业的存款保险活动进行干预，由各协会建立的存款保险委员会或保险保障基金管理。中央银行不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后，仅以购买债权和抵押融资方式提供资金支持。
（四）日本存款保险制度
1.资金来源
1971年日本通过《存款保险法》确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从2005年4月起，日本将先前全额保险制度改为有限保险制度。存款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四方面：
（1）日本政府、中央银行和非官方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形成的资本金；
（2）成员机构缴纳的保险费；
（3）投资收入；
（4）借款和发行债券。
2.保险费率及保障限额
应缴保费按下公式计算：应缴保费=上一营业年度最后一日合格存款项/12×本营业年度保险月份×保险费率日本银行存款保险费率经过数次修改，2006年将支付结算存款保险费率降至0.11%，一般存款保险费率降至0.05%。日本将无息、随时支取、用于支付和结算的存款划定为支付专用存款,对此类存款实施永久性全额保护，对于其它普通存款、专用存款、记名银行债券、公共基金存款等的赔付上限为1000万日元。
3.保险范围
日本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的对象为总部设在日本国内的以下金融机构，并实行强制投保：
（1）银行，包括城市银行、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信托银行、长期信用银行；
（2）信用金库；
（3）信用组合和劳动金库。以下机构不在承保范围内：
（1）政府金融机构；
（2）外国银行在日本的分支机构。除银行存款外，银行发行的记名债券、公共基金存款也在存款保险保障范围之内。
4.机构及职能
日本建立了存款保险公司DICJ，并不断赋予其新的管理职能与权利，目前已成为稳定日本金融体系的重要机构之一。在正常时期，DICJ负责向银行收取保费，并对银行的存款数据保存情况、IT系统完善情况、保费缴纳准确情况以及倒闭时能否顺利处置等内容进行现场检查。银行倒闭时，DICJ可以担任接管人，接管银行资产和业务，组织资产处置和债务清偿。处置过程中，DICJ既可以直接赔付受保存款，也可以为受保存款和健康资产对外转让提供帮助，实现处置成本的最小化。
（五）澳大利亚存款保险制度
危机之前澳大利亚与我国一样，实行的是国家全额担保的隐性存款保护制度。2008年10月，澳大利亚出台了临时、显性的“金融债权保护计划（FCS）”以及“大额存款和批发融资担保计划（GGS）”,分别对100万澳元以下和100万澳元以上存款进行保护。GGS于2010年宣布停止。FCS相关内容为：
1.资金来源
澳大利亚存款保险采用事后募集资金方式。当存款机构陷入危机后，由财政部向专用账户注入不超过200亿澳元的资金。所注资金从破产机构清算中补充，清算资金不足以弥补财政注资时，财政部将对其它存款机构征税以填补资金缺口。
2.保险费率及保障限额
澳大利亚采取的是免费的存款保险制度。金融危机时期，FCS对每个存款人在每家核准类存款机构（ADI）不超过100万澳元的存款提供免费担保。2011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对FCS进行了修改，将存款担保上限下调为25万澳元。
3.保险范围
澳大利亚存款保险制度承保对象为澳大利亚的银行、建筑协会和信用机构，外资存款机构在澳大利亚的分支机构和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则不在保险范围内。
4.机构及职能
澳大利亚存款保险制度采用事后筹集赔付资金的方式，未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公司。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是各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同时也是负责FCS日常管理与运作的唯一机构。APRA权利广泛，可以直接从ADIs获取储户信息，提出资本充足性要求，指定法定经理人，并代表政府向存款人进行赔付。
二、国外存款保险制度比较分析
（一）“事前事后相结合”是主要筹资模式
目前大多数国家存款保险基金采取以事前筹资为主，事后筹资为辅，事前事后相结合的方式。这类国家保险基金由初期缴入资本金和参保机构缴纳保险费形成。当保险基金不足以赔付破产金融机构存款人时，可以从财政部、央行或资本市场借入资金。这种制度安排既能在平时增强存款人信心，又能在危机中保证赔款资金的充足和迅速支付。美、英、德、日均采用该种模式。但澳大利亚采用事后募集资金方式，金融机构发生后，由财政部第一时间注入不超过200亿澳元赔偿资金，当赔付资金不足时，可从其它金融机构征税。
（二）可调整的差别费率制度更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
单一费率和基于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是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的两种保险费率模式。单一费率模式运行较为简单，对所有的投保机构采用统一费率，但容易引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差别费率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确定，目的在于引入激励机制，限制投保金融机构过度从事高风险业务，加强金融机构的自律性。在美、英、德、日四国中，仅美国依据风险设定了九个等级的差别费率制度，其余三国仍采用单一的费率制度。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差别费率制模式更有利于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功能。另外，为减轻金融机构负担，采用事前筹资模式国家保险费率随着保障基金规模进行调整，当备付率（基金规模占受保存款余额比重）较高时下调费率。如美国规定当备付率高于1.25％时，超出部分50％返还给投保机构；高于1.5％时，超出部分全部返还。
（三）各国保障限额差异较大
国际上对存款保险的保障限额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保障限额是该国人均GDP的倍数，IMF推荐的标准为3倍；另一种国际上比较认同的标准为限额要确保覆盖90%的存款。实际操作中各国赔款限额差异较大，如美国存款保险限额为25万美元，加拿大约为9.9万澳元，英国约为13.2万澳元，新加坡为1.5万澳元。日本对支付结算类存款全额保障，对一般存款保障上限为1000万日元。澳大利亚FCS计划在金融危机时期将限额设定为100万澳元，危机后下调至25万澳元，但仍覆盖了99%的家庭存款账户和82%的家庭存款。（四）保障范围重点为本国广大中小储户存款存款保险的保障范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地理范围、机构类别、账户类别。
1.地理范围上多采取“属地原则”
目前较多国家对本国领土内注册的存款类金融机构进行保障，保障范围涵盖本国设立的外资金融机构，但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存款不予承保。美、德国对本国的外资机构进行承保，澳大利亚在制度建立初期也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进行保障，但改革后取消了对本国外资机构的保护。但并非所有国家都遵循属地原则，日本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和在日本的外资银行存款均不予保护。
2.受保主体涵盖非银行金融机构
多数国家存款保险体系覆盖吸收存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但各国覆盖的范围有所差别。美国只包括储蓄协会、英国包括长短期保险及证券、澳大利亚金融债权保护计划包括寿险、一般保险及养老金账户。3.受保存款账户以普通类存款为主。大部分国家存款保险体系保障的账户类型主要包括储蓄账户、支票账户,对于大额存单等特殊类型存款不予保护，如美、英、日、澳大利亚等国。以澳大利亚为例，FCS计划主要涵盖缺乏风险评估能力零售类储户。
（五）存款保险机构由单一“付款箱”职能向综合管理职能转变
目前，各国存款保险机构担任的职能主要可以分为三类4：一是“付款箱”型，该种类型机构仅负责收取保费，在金融机构倒闭后对存款人赔付，有的适度参与风险处置；二是“损失最小化”型，该类型机构运用多种风险处置工具实现破产机构处置成本最小化；三是“风险最小化”型，该类型机构既有完善的风险处置职能又有一定的审慎监管权，努力将金融机构面临风险降至最低。美、日存款保险机构职能属“损失最小化”型和“风险最小化”型，英国存款保险公司是典型的付款箱职能。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职能有进一步拓宽的趋势，更加强化了存款保险机构职能。（详细比较见表2）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出台法律法规明确存款保险运行的各项基本原则
可以参照国外的存款保险模式，以法律形式明确存款保险的宗旨、职能、运行方式以及存款保险基金的设立、基金来源和管理机构等。由于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银行机构的信用严重依赖国家，且行业自律协会尚无法强有力规范金融机构运营活动，德国自愿为主的参保模式不适合国情，我国宜在法律中明确采取强制保险模式。
（二）事前事后相结合融资模式以及差别费率制
度可成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选择各国保险基金来源差异不大，基本以事前政府注资、金融机构缴纳保险费以及事后市场融资、向央行和政府借款为主。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过程中，可根据国际通行做法，在事前形成一定规模存款保险基金储备，这样既可以稳定存款人信心，在应急事件中也可以快速启动赔付程序。同时建立事后筹资制度，防止基金存量不足以支付赔款。另外，差别费率制度具有较强优势，我国宜效仿美国相关制度，完善银行评级体系，根据风险管理状况对银行进行信用评级，保险费率高低直接与银行所获信用等级进行挂钩，鼓励银行不断降低经营风险，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三）根据我国国情确定存款保险覆盖范围和保障限额
我国人口多，居民储蓄意愿强烈，据统计，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51.8%5，在世界上处于高位，居民储蓄存款占家庭资产较大比重。从我国存款结构来看，截至2013年9月末，我国个人存款占44%，单位存款占50%6。因此，我国存款保险限额应高于国际通行标准，保障范围应尽量覆盖个人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企业存款是否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争议较大，但因其占比较大，可以在分析存款类型基础上，对某些特定账户存款在一定限额下进行保障。对财政性存款、协议存款、同业存款等，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暂时不纳人存款保险范围。参保机构方面应涵盖所有国内银行,如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境内外资银行以及国内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是否参保，可以借鉴澳大利亚模式，依据上述银行存款占总存款的比重，如果比重较低可以暂不考虑，以降低系统运行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四）建立以“成本最小化”或“风险最小化”为职能的存款保险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