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1 20:46:46
序论：在您撰写国际教育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2008年11月15日，来自国际国内计算机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共二百四十多人齐聚福州大学，参加“第四届全国计算机教育论坛暨2008英特尔杯全国计算机教育优秀论文评比颁奖大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和福州大学的领导莅临指导，《计算机教育》杂志社奚春雁主编主持了论坛开幕式。
到会的嘉宾有：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计算机教育》杂志编委会主任李未院士；福州大学校长、全国高教学会常务理事吴敏生教授；《计算机教育》杂志编委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周立柱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专委会主任蒋宗礼教授；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袁开榜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主任、软件学院院长傅育熙教授；台湾铭传大学资讯学院贾丛林院长、杨健贵学务长和国际学院王立天主任；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倪明选教授；《计算机教育》杂志总编焦金生教授。
另外到会的《计算机教育》杂志编委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马殿富教授；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何炎祥教授；国家级名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吴文虎教授；中国石油大学计算机系陈明教授。
开幕式上，李未院士对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对《计算机教育》杂志出色的组织工作和福州大学细致的准备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并对本次论文获奖者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真诚的祝贺！在接下来的热情致辞中，李未院士详细解读了党的“十七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深刻内涵，指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在计算机教育领域引发的强烈震撼和深远变革，对计算机教育事业的广阔发展前景做了纲领性和前瞻性的预测。李未院士高瞻远瞩的精辟论述举起了计算机教育界的一面鲜明旗帜，引发了台上台下各位老师和同仁的强烈共鸣，引领着各位教育工作者坚定和执著于自己热爱的事业。
福州大学校长吴敏生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福州大学建校50周年来为福建的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所做的杰出贡献，肯定了计算机教育论坛的举办对福州大学计算机学科领域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对计算机教育的促进和人才培养方面所带来的巨大福音。
全国高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袁开榜理事长在致辞中重点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机遇下计算机教育所必须经历的改革创新发展阶段，号召大家深入探讨计算机教育。他倡议：让我们中国计算机教育的航空母舰永远航行在世界计算机教育的前列！
《计算机教育》杂志焦金生总编向大家介绍了本次论文的评比过程，并宣布获奖名单。本次论文大赛共评出一等奖3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15篇、优秀奖36篇。在隆重的颁奖典礼上，主席台的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发了获奖证书、奖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希望他们能够踊跃参加《计算机教育》杂志组织的每年一次的论文评比活动，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为我国计算机教育迈上新的台阶作出自己的贡献。一等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张铭老师代表所有获奖作者发表了获奖感言。
开幕式后，精彩的大会主题报告正式拉开帷幕。李未院士的《科学发现的逻辑验证》、上海交通大学傅育熙教授的《构筑校企合作体系，全方位促进工程教育的实践》、清华大学吴文虎教授的《我爱教书，乐自讲堂来》、天津师范大学王立柱教授的《十年课程改革有感》、北京工业大学蒋宗礼教授的《瞄准定位，科学施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实施方案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殿富教授的《研究型学院人才培养的思考与实践》、香港科技大学倪明选教授的《香港科技大学的人才观》、台湾铭传大学贾丛林教授的《工程教育认证的理念与经验》、武汉大学何炎祥教授的《IT发展与创新人才培养》、浙江大学何钦铭教授的《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的实施方案与改革实践》、北京大学张铭教授的《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课程改革思路》主题报告陆续展开。每位专家聚多年研究之精华，集毕生经验之大成，为与会者奉献了一场独特新颖、热情洋溢的专业演讲大会，论坛迭起，反响热烈。
在第二天的分会场上，各位老师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分别在“专业组”、“基础组”和“职教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武汉大学何炎祥教授、青海大学黄维通教授和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关俊良教授分别担任各分会场主持人。
苏州大学徐云龙教授、复旦大学高峰教授、黑龙江工程学院孔宪君教授、四川大学陈杰华教授、台湾铭传大学王立天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计算机与信息系David M. Arnow教授、北京大学张铭教授、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周艳明教授、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常理民教授和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关俊良教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发大家的思考。因为报告都很精彩，很多老师在三个分会场之间“紧张地转换”，希望能够多听几个报告，接触更多更新的思想，开阔眼界。
值得一提的是，基础组王立天教授的《上一门不用教科书的课――运用5段教学法在数据结构课程中》和David M. Arnow教授的《CodeLab and Teaching――The Craft of Programming》分会场报告视角独特，贴近教学，引发了与会代表尤其是一线教师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提出问题，希望现场得到两位老师的解答，为自己的课程内容或课题指点迷津。王立天教授应老师们的强烈要求，在主题报告后又做了《通识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小报告，演讲结束后还被很多老师簇拥在中央，交流教学经验，探讨教育问题。David M. Arnow教授的演讲刚刚结束，就被几个教师请到会场外，共同交流中西方教学的异同及计算机程序教学的体会，并留下各自的联系方式，便于继续合作，交谈十分融洽。分会场讨论一直持续到中午仍在继续，大有意犹未尽之势。
很多老师纷纷反映，“全国计算机教育论坛”加强了计算机教育界的交流和合作，拓展了计算机界与社会、企业和各方人士沟通的渠道，表彰、激励、鼓舞了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赢得了良好的行业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
《计算机教育》自创刊之日起，一直秉承为行业“提供交流平台，挖掘新思想，发现新人才”的专业期刊宗旨。“全国计算机教育论坛”和优秀论文评比大赛已连续举办了四届，辐射面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计算机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本届论坛的召开恰逢《计算计教育》创刊5周年，《计算机教育》杂志的影响因子已经突破了1.0大关，跃居同类48份期刊第3名(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年度报告(2008)》)，汇聚了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美国高校的教育精英，可谓盛会规模空前，惊喜接踵而至！
上述三方面的特点表明教师继续教育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且有规律可循。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一种是自主参与方式，包括根据自我职业生涯设计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也包括自主选择函授、自学考试等。第二种是参与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方式，包括进修学校组织的培训、高校组织的培训及校本培训等。第三种是远程培训，包括“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等。
二、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主要形式之间在继续教育的内容、目的方面各有所侧重，同时也反映着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发展历程。但作为三种教师继续教育形式的全面参与者，笔者感到它们都存在着自身的弱点和问题，这些弱点和问题严重影响着教师继续教育的质量。从第一种形式即函授和自学考试看，这两种继续教育形式虽然已经不是主体形式，但在整个教师继续教育中仍占据相当的比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两种继续教育形式作为主体，以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为目的而盛极一时，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进入21世纪以后，在以提升教师素质为目的的教师继续教育中，函授和自学考试作为提高学历层次的补充，虽说仍然具有其价值和意义，但是它也将20世纪长期运行中积累的问题带到新世纪，并对以提高教师素养为目的的继续教育产生影响。其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观念滞后。许多教师以提高学历为目的参与函授和自学考试的培训，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往往选择容易过关的专业，而不是自己教学所从事的专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是普遍现象，极大地浪费了教学资源。观念滞后还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教学内容陈旧、讲授淘汰知识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地存在。学科课程教学论是中小学教师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但是一些函授和自学考试中，这些课程的内容滞后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在某省的自学考试中《语文课程论》的教材竟是1995年的版本，它不仅无法容纳2001年以后才颁布和实施的新课标的内容和理念，且早已经不再出版，学员只能用翻印的老版本学习。接受这样的继续教育，不仅无法提高教师的素质，而且会扰乱他们的教育教学理念。
二是管理混乱。函授和自学考试虽然在教师继续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因此，长期运行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在管理松动的情况下便大行其道。首先是教材使用混乱，函授教材完全由主考学校选定。主考学校的这种自主性导致自编教材泛滥，这些教材不仅缺少规范性，许多知识和观念也都存在问题，将其作为学习的依据，其对教师的误导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是抄袭严重。函授考试和自学考试中的考试，抄袭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既有学员的原因，更有办学单位笼络生源的原因。这就进一步导致了这两种继续教育方式效果不佳。第二种培训方式是培训机构培训，包括进修学校组织的培训、高校组织的培训及校本培训等。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教师普遍对继续教育缺少内在需要，而这种方式的培训又往往安排在假期或休息时间，因而缺少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讲授的内容往往是一些宏观理论，缺少教师解决具体问题的对应性，尤其是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对中小学的现状并不十分了解，只是空谈，无法真正实现教师继续教育的目的。第三种培训方式即远程培训，包括“国培计划”“省培计划”。是目前和今后教师继续教育的主体和发展方向。教师远程继续教育的特征是：利用计算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数字信号环境下进行培训活动。但由于远程继续教育仍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所以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以最具影响力的“国培计划”为例，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系统设计需进一步完善，学习情况没有及时准确的记录，学习者和没学者无法区别。缺少严格有效的监控机制，教育评价存在片面性。二是以高师院校为主体实施“国培计划”，师资质量和办学条件基本上能够得到保障。但针对性强、适应性高的培训课程和研修资源却极其匮乏，与中小学教师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差距。三是由于以上两种方面的原因，教师缺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许多人为获得继续教育学分而参加培训，作业的抄袭率非常高，严重影响了继续教育效率。
三、解决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上述对于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只是对现象的罗列，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以深入挖掘其成因为前提，透过前面所列举的一系列现象，我们将其成因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管理方面的问题。管理观念滞后极其混乱不仅造成了函授、自学考试等非主体教师继续教育出现一系列问题，而且也造成了培训机构培训和远程培训的诸多问题。因此，以提升管理水平，提高继续教育效率为目的的改革势在必行。第二是培训目标与教师参与培训目的的矛盾。为提高学历而接受继续教育的教师仍然是函授和自学考试的主体。为获得培训分数而被动参与“国培”“省培”“地培”的普遍性，严重影响着教师的主动性参与，使提高教师素质的目标无法充分完成。第三是监督、评价和验收机制不够健全，使继续教育过程怠慢，结果造假现象普遍存在。根据上述对存在问题现象的原因分析获得的解决策略也有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教育主管部门与用人单位对继续教育进行统筹和规范。根据教师继续教育的特点，进行整体设计，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具体方案是，根据教师继续教育终身性特点，建立教师继续教育的长效机制，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成为从业需要的自觉行为。根据教师继续教育的阶段性特点，建立与教师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继续教育目标和方式。根据教师继续教育非系统性特点，建立与知识更新、技术进步同步的培训内容调整机制。使已有的系统在不断地吸纳新因素的过程中获得发展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管理系统，形成上下一体、左右联系的教师继续教育实施网络。所谓“上下一体”是指教师继续教育的主管部门与具体实施部门一体化，避免上下脱节造成的混乱，使“国培”“省培”“地陪”“校培”行动统一，目标一致。“左右联系”是指教师继续教育具体实施部门与接受培训的教师所在学校进行密切联系，统筹培训计划，规范培训内容和方式，改变目前存在的教师继续教育实施部门，不顾中小学校的具体情况和需求，盲目的或一刀切式的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效率。第二，教师继续教育要紧紧围绕教师专业发展展开。教师继续教育实施中目标的模糊和错位是造成教师继续教育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前和今后教师继续教育的目标就是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目前影响这个目标实现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应试。
对外汉语教学的鼻祖吕必松教授认为“所谓汉语‘难学’，不是汉语本身固有的特点决定的，而是教学不得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因此，与以往的先教拼音再教汉字的方法不同，吕必松教授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那就是“组合汉语”。从笔画教学、汉字教学入手，拼音是汉语的一种辅表达手段。而讲授这种新型的汉语教材，就要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才能把汉字组合的关系讲解清楚，而这其中又渗透着我们的汉文化，体现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趣味性，这不但会使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学习充满兴趣，而且也会减少汉语学习的学时数，提高教学效率。但前提是教师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因此，通过本专业的双语教学，可以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讲授汉语的能力，也提高其对于不同教材的适应能力和讲解能力。另外，因为专业课内容实施了双语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外语水平，这样就可以减少学生的公共英语课程的授课时数，从而把节省的教学时间用于教学方法的训练和实习，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教学水平。同时，掌握了专业的外语词汇，对于学生日后阅读与专业相关的外文文献，拓展自身的理论知识，提高理论素养，都将有一定的帮助。因此，我们要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实施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
二、实施双语教学的现有条件
根据吴泓（2014）给出的调查问卷结果，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希望开设双语教学的课程，他们认为想要教好外国人汉语，首先要能够和外国人很好的沟通。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的其他配套条件也为双语教学做好了准备。
（一）现有的师资力量可以提供双语教学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在2012年和2013年共有16名教师被汉办派往英国伦敦的孔子学院讲授汉语并传播汉文化。本学期已经有一位教师回国后开始运用双语教学在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4级学生讲授《跨文化交际》课程，师生共同的反映是教学进行得很顺利。同时，学院还给学生配备了外籍教师，由外教纠正学生的发音，这也会对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的提高起到很好的作用。其他专业课教师也都达到英语六级水平，有能力进行双语教学。
（二）学院的对外交流情况有利于开展双语教学学院先后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3个国家的院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每年选派学生赴海外合作院校学习与交流，同时也接收留学生到我院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这样，学生将有机会去国外院校学习，外语水平的提高和对多元文化的了解都将为今后的双语教学课程提供帮助。同时，我院招收的留学生，也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语言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各种社团活动的开展，与留学生结成对子，互帮互助，学习语言与文化。
（三）校内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语言交流的机会我院为学生建立了多个校内外实习基地，其中校内实习基地“汉语课堂”，由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给学院的外籍教师进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小班授课。已经在“汉语课堂”中做过“小老师”的学生反馈：自己对于汉语知识的理解和外语水平的提高是同步的，这都为接受双语课程打下基础。因此，从学院目前的条件来看，我们可以尝试开展双语教学，而且，我们会继续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教学条件，为双语教学的顺利进行提供帮助。
三、实施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的探讨
【作者简介】王吉康（1990—），男，山东德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贾缓（1990—），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自21世纪以来，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成人教育政策越来越具有全球统一协作的特点。[1]UNESCO、OECD、EU等作为国际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机构、引领了世界各国成人教育政策的发展方向。然而，由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环境不同，各国成人教育政策也显示出相对独立的特点。UNESCO 2013年的《第二份成人学习与教育全球报告》从《贝伦行动框架》的视角、审视了成人教育政策的基本状况、探究了成人教育政策对象和目标、分析了成人教育语言政策。
成人教育论文政策应体现广泛性、包容性和综合性三个原则。[2]广泛性是指在终身学习理念指导下，成人教育政策应包括广泛的学习内容，为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包容性是指受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要保证不同民族、处于不同地域、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能接受成人教育。综合性是指成人学习的目标应包括个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多维向度。《贝伦行动框架》为检测当前成人教育政策提供了框架和标准。要理解成人教育政策的情况，首先要弄清世界各国对成人教育的理解状况。
一、成人教育官方定义程度较低，理解差异较大成人教育政策是保证和实现成人教育权力和利益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制定者对成人教育的立场、价值取向、理解不同就会影响到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等各方面。因此，对“成人教育”的理解是影响成人教育政策的关键因素。成人教育的官方定义可以有效反映人们的理解状况。报告显示：全球平均有58%的国家对成人教育有官方的界定。其中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高为73%、欧洲北美61%、非洲地区54%、阿拉伯地区43%、亚太地区最低为41%。[3]有些国家对成人学习与教育没有文本定义，但实践中存在成人学习与教育的概念，成人教育既有文本的显性理解，也有实践的隐性理解。通过分析成人教育的官方解释，成人教育的理解大体分为单一向度和多维向度。按照教育对象、内容和目标等，单一向度的理解可分为三个类别：
1、单一向度是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线性思维，缺乏综合性；只看到了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忽视了教育的人文初衷。世界上约有一半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对成人教育的理解是多维向度，将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整合在一起。具体表现为：
（1）依据教育程度、目标和形式，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文化教育和公民教育等不同类型的教育联合成为一个整体。
（2）目标包括个体发展、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目标，个人目标包括提高就业能力、公民参与水平和生活品质。
2、少数国家将成人教育等同于扫盲教育，以15岁以上的人群为目标群体，教育程序和目标缺乏具体性。
3、（第二份）对成人教育更为广泛的理解不可不归功于国际组织所颁布的《汉堡宣言》、《贝伦行动框架》等文件所起到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4、六分之一的国家将成人教育理解为成人基础教育或第二次教育机会，是对生活技能的培训。
5、将成人教育等同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许多国家将TVET作为唯一关注焦点。
二、成人教育教学语言政策普及较低，种类多样教学语言政策作为成人教育政策的一项分类政策是衡量教育包容性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国际间教育流动越来越常态化，在流动的社会中，人们所处双语或多语环境情况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存在着文化、语言的多样性，在保护文化的差异性的前提下为不同人群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越来越成为成人教育政策考虑的重点议题。教科文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多语世界中三个教育原则：（1）支持将母语教学作为建立学生和教师知识和经验、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2）支持不同教育水平的双语或多语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性别公平的手段和社会语言多样性的关键要素。（3）支持语言作为跨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确保尊重人的基本权利。[15]据以上原则和各国具体情况，除了没有制定和分类未知两种情况外，全球成人教育教学语言政策共有9种类型（详见表2）。教学语言政策种类较多，不同类型的语言政策以官方语言为主，作为通用语言的英语应用较广；地方语言较多的用于扫盲教育，其他国家语言的使用有教育程度的限定。报告显示：52个国家没有制定成人教育教学语言政策，全球只有58%的国家制定了语言政策，许多国家的教学语言政策是覆盖各类型教育的，不仅仅针对成人教育。[16]成人教学语言政策相比成人教育政策的普及程度，比例较低；教学语言政策以“官方语言为主，辅之以地方语言”的国家数最多达到了21个。部分欧美国家为移民提供本国语言的培训，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融合。
三、政策目标具有多维性，以功能主义目标为主成人教育理解的差异性、教育政策对象的多样性、成人教育政策的综合性原则等都要求成人教育政策目标应当是多维性的。多维的政策目标具体表现在各国的成人教育政策中。71%的国家在成人教育政策中设定了目标，通过分析，成人教育政策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
（1） 提高和发挥整个教育系统或其构成要素的功能和作用，把其纳入到终身学习框架中。
（2） 加强成人教育的内部效能，即提升成人参与水平，取得显著的教育成果。
（3）具有人文性目标，在于使成人学习和教育产生影响或带来更为广泛的益处，主要指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就业能力，增强社会凝聚力。目前成人教育政策以前两项目标为主，[11]前两项目标属于成人教育系统的内在目标，是教育本身要达到的目的；第三项则属于教育之外，能对个人、社会带来发展和变化。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相互融合的。东欧国家爱沙尼亚促使教育体系更加开放，保证成人的正规学习和非正规学习，增加他们的竞争力和发展他们的创造力、主动性与社会责任感，减少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比例。[12]可见，其政策目标既有成人教育系统的内部统筹，也有个人、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成人教育政策目标具有多维性。但在实施具体的政策目标方面，功能主义教育观成了实践上的优先选项。杜尔凯姆作为功能主义代表人物，认为教育目的或功能由社会来决定，培养人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13]具体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关注成人教育的就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职业教育作为重点，为市场培养有知识、高技能、适合工作的人。区域性组织、各国政府普遍把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14]第二份成人学习与教育全球报告显示，这种政策目标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四、政策对象为四类人群，关注就业和弱势群体教育政策对象即政策的目标群体是指教育政策所直接作用与影响的社会人群。[7]目标人群范围的大小是成人教育政策包容性原则的标尺。报告显示：全球成人教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主要有四类：
（1）按某一年龄段的人群。主要包括有全年龄段（full age spectrum）人口，即15岁以上的人群，包括青年、中年和老年人，是最为广泛的目标人群。苏格兰有项光荣承诺，就是向所有公民提供优质教育。[8]有国家基于经济发展的角度，将劳动年龄人群（15—65）划为成人教育政策对象；有少数国家还将最活跃劳动人口（15—45岁）作为教育对象；欧美11个国家强调将老年人作为成人教育的对象。
（2）与就业相关人群。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全球70%的国家将政策目标群体定位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就业人群、失业和半失业人群，其目标在于提高成人就业能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3）女性人群。关于性别，在历史上世界各地就存在男女教育的不平等性，妇女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着力于消除教育性别的不平等，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强调将女性作为教育政策的目标人群。巴勒斯坦作为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成人“不论性别”（regardless of gender）都可以成为成人学习对象；但在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某些国家仍将男性作为接受成人教育的优先群体。总的来说，女性在成人教育政策中的地位日益得到提升。
(一)对外汉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突出特征
对外汉语专业1983年确立，1985年正式招生，当初国家设立这一专业，旨在适应世界范围内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因此，对外汉语专业从设立之初就把培养高质量的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定为第一位的培养目标，即使是后期增设对外汉语专业的高校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如何培养合格且具有较强优势的对外汉语教师进行讨论，以凸显出对外汉语专业的特色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一阶段学者们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课程设置的原则，一是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课程模块。课程设置原则方面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教育部《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1998)和《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07)是对外汉语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如李铁范、杨同用、赵金广、秦海燕等。关心地方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学者们还提出，地方高校在依据国家专业整体规划或专业培养目标设置课程的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自身定位、特色、区域位置、教学实际、学生个性以及就业等因素，如熊素娟、石诗、黄剑涛、李丹、张静等。课程设置目的和课程模块方面，2003年，“第一届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建设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的35所院校代表经过讨论后认为，对外汉语专业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及教学技能，并确立了本专业的十二门主干课程，这为本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目的和课程模块奠定了基调。此后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对外汉语专业旨在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基于这一培养目标，学者们提出语言、文学、文化、教育教学四大课程模块不可或缺，如李铁范、白朝霞、杨同用、赵金广、李红、李建宏、范晓玲、剧朝阳、郑茹娟、黄继列、蒋协众等。其中李铁范、蒋协众提出以语言学和教育学为主体，以文化和外语为两翼的“一体两翼”课程设置模式，杨同用、赵金广、秦海燕等尤其强调跨文化交际、中华才艺、二语习得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以期凸显对外汉语专业的特色。此外，学者们对其他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何建、李建宏、范晓玲、剧朝阳、郑茹娟、黄继列等学者认为，对外汉语专业应当依据汉语国际教师的知识、能力及综合素质等要求，依据整体性、渐进性和连续性原则开展课程优化和设计，考虑开设基础理论课、主干课，实践课，以增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詹向红、张发清认为，对外汉语专业不能狭义的定位在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而应转变培养模式，把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和中外文化交流人才结合起来，强化学生外语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宣炳善认为，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教师必须增加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传承和传播意识，为此必须增加能够促进中国文化对外有效传播的课程。罗小东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性质进行了界定，提出对外汉语教师应“围绕汉外对比、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中介语和第二语言习得、跨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综观这一阶段学者们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相关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大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对外汉语专业定位在师范性，旨在培养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是教育部规定的《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1998/2012)以及《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07)，课程设置应集中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育教学、文化类、外语类等方面，地方高校还应开设凸显地方特色、增进学生就业的特长课，这或许可以视为对外汉语专业从设立之初到目前为止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所具有的突出特征。
(二)对外汉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不足
当初国家设立对外汉语专业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发展世界汉语教学，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专门人才，无论是1998版，还是2012版《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都明确规定，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有二:一是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人才，一是培养从事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专门人才。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大多数院校都把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课程开设也主要围绕“如何培养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展开，对于培养从事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人才则着力不够。课程设置虽涉及文化类课程，但其主要目不是基于语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是基于对外汉语的教学需要。这一阶段虽有部分学者如李铁范、詹向红、张发清、宣炳善等也注意到文化传播类课程设置的不足，提议设置此类课程，但是这一阶段对外汉语专业的主流专业课程设置仍在如何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的框架内进行。因此，过去三十年中对外汉语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的明显不足是仅仅完成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培养目标中二分之一的要求，即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人才，而忽视了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人才的培养，忽视了交流传播类课程的开设，使得课程设置中缺少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技能的课程。
二、新形式下对外汉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依据
新世纪以来，对外汉语专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更标志着对外汉语专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国家汉办主任许琳提出了针对传统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六大转变。我们认为，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更面临着自身职能的转变:由过去相对单一的以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为主、转型为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培养、语言文化交流及传播人才培养并重的轨道上，这一发展变化本身要求传统的专业课程设置进行转变。教育部1998版和2012版《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明确表明: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应具备两种职能:一是能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一是能够从事与文化传播交流相关的工作。据此，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也应改变传统的单一目标课程设置，增加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文化交流和传播知识与技能的课程。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具有多元性特征。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理应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把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介绍给世人，必须拥有懂得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人才。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责无旁贷，理应担负起培养从事文化交流与传播人才的重任，使得本专业的学生通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能够从事文化交流与传播工作。尽管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催生了对外汉语专业，但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真正到国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仅是13.53%，在国内高校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仅是4.51%”，因此，从学生的就业角度着想，改变专业课程设置，增加文化交流传播类课程，使得学生毕业后既可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又可以从事汉语国际交流与传播类工作。
三、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课程设置的思考
国内国际双证这种形式为学生毕业时颁发国内高校国内继续教育的毕业证书，同时颁发海外联合合作院校的毕业证书，毕业即可获得国内国际双证书，学生轻松实现了不出国门的留学。学生多获得一张境外高校的毕业证书，不仅增加就业竞争力，并且为学生开设了一条海外留学直通车的通道。同时这种合作模式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为学生今后职场发展奠定良好的外语基础。本科转本科该合作模式简称2+2模式。这种形式的合作为国内两年本科后学分对接，进入境外合作大学的本科阶段学习2～3年。完成学业后，获得境外合作大学的本科学位证书。这种模式的合作具有两大优势。
1）前期国内本科段，境外合作大学对我国高校的学分进行互认，同时缩短了学生的留学成本。
2）这种合作模式解决了很多继续教育的学生本科第一学历的问题。很多学生高考不理想，在国内没有进入全日制名校本科，而通过这种留学模式，考取境外名校并且获得学位，无论留学后回国就业，或是移民海外，都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和基础。本科接硕士该合作模式简称3+1+1.5/2合作模式。这种形式的合作为国内三年，第四年完成国内硕士预科1年，完成相关课程后，学生进入海外联合院校硕士1.5/2年的学习。这种形式的合作模式，被誉为最为经济快速的留学，不仅节约了留学的时间成本，同时节约了留学的经济成本，解决了学生最终学历的问题。选择该留学渠道的学生，获得国内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后，通过项目对接进入海外排名较高的联合院校攻读硕士学位，大大提升了学生就业的市场竞争力。更有部分优秀的学生继续攻读海外名校的博士学位，并学成后返聘国内名校。海外生源国内培训该合作模式为海外院校的学生向我国国内输送留学生，与继续教育学院的合作一般为短期培训为主。学生在国内高校学习部分语言课程，同时参加技能培训课程。培训结束后，为海外学员颁发相关培训结业证书。这种合作模式主要为国内高校更好地提升了国际地位。以上四种继续教育的国际合作模式为目前国内主流合作模式。通过国际合作的渠道，不仅为继续教育的学生实现了学历的提升、就业渠道的拓宽，改变了继续教育学生市场竞争力差、薪酬待遇低等很多现实问题，更为国内高校继续教育学院提升了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
2继续教育未来发展之路
我国继续教育国际化是必然发展之路，也是改革趋势所在，是提升办学竞争实力，提高办学层次，增强继续教育多元化发展，融汇各国教育先进理念的综合体现。我国的继续教育没有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早，办学的整体实力根据各高校自身的特点也不尽相同。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如不能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继续教育的理念及办学实力的差异性，将制约未来发展之路。目前阶段，国内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已经实现自身的三次产业升级。从成人教育的停办到高端培训市场的转型，是目前一流国内高校已经完成的举措。以苏州大学为例，成人教育和自学考试助学的模式也已经趋近市场饱和，积极发展成人教育校企合作之路，培养成教、自考生与国际院校的国际合作之路，是苏州大学这类211院校急需完成的产业升级之路。同时，探索与开发与国外高校的培训合作，也是积极发展留学生，提升海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国际合作之路不仅是对传统型继续教育的新要求，也是国内国际高校战略合作的新要求。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MOOC课程的盛行，国内高校继续教育必须与国际并轨。未来的继续教育，已经是没有国界、没有时间限制的教育，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课堂植入式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未来继续教育发展之路。不想被淘汰，必须尽快完成新一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世界高校联盟体。
3结论
测量结果
一般而言，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过度教育时，根据其评估标准不同又可将该方法进一步分为两类：第一种方法以用人单位为标准来评价工作所需教育水平；第二种方法以个人为标准评价工作所需教育水平。使用课题组数据，我们分别测算了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下我国当前过度教育发生率（见表1）。从上表不难可以看出，在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过度教育发生率时，用第二种方法得到的测算结果高于第一种评估方法。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自我评估法个人主观性太强，可能使过度教育发生率的结果向上偏差。两种方法孰优孰劣，Stasz（1998）深入研究后认为，对于工作所需的技术水平评价，雇员能够比雇主更精确地判断他们自己的工作水平，因此，以雇员个人为标准评价工作所需教育水平更贴近现实[6]。鉴于前文所述，过度教育的主观、客观两个测度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因此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出我国当前过度教育状况，下文采用了众数法分别从性别、职业、行业、所有制四个层次进一步对过度教育发生率进行了测算。
1．性别层次
在国外研究中，Santos，MendesOliveir和Kiker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28.8%，女性为40.0%，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44.2%，女性为25.9%；Cohn和Kahn采用实际匹配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3%，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12%；Groot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3%，女性为10%，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10%，女性为8%[7]。Groot和Maasen（1997）等采用平均数加标准差法测得英国1991年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5%，女性为8%；Cohn和Ng（2000）采用同样的方法测得中国香港1986年至1991年间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38%，女性为31%，而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28%，女性为25%[8]。在国内的研究中，武向荣和赖德胜（2010）利用2008年北京市企事业单位就业状况调查数据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1.23%，教育不足的发生率为5.30%，女性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均大于男性，分别为53.68%和6.71%[9]。使用同样的数据源，本文采用众数法测算了我国当前性别间过度教育发生率，男性为56.70%，女性为55.77%（见表2）。从表中可以发现，女性在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均大于男性，在教育适度方面，女性小于男性，这些说明整体上我国当前女性劳动力在实际工作中不匹配的程度较之男性更为严重。
2．职业层次
教育、收人与职业间的关系很早之前就受到了智力界的关注，但在国外研究中鲜见专门测算不同职业间过度教育发生率的研究。在国内，隋国玉（2009）利用2002年针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标准差法估算了不同职业种类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发现专业技术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最低，男性为11.26%，女性为6.68%，在办事人员群体中，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男性为19.87%，女性为25.44%[10]。武向荣和赖德胜（2010）利用2008年北京市企事业单位就业状况调查数据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出非技术工人、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依次为57.63%、55.62%和54.87%，非技术工人、商业和服务人员、技术工人的教育不足发生率分别为10.17%、8.09%和7.49%[11]。使用2008年北京市数据，采用众数法本文测算发现，商业服务人员、私营企业主、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办事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分别为65.26%、60.00%、56.25%、53.23%和50.30%，而私营企业主、产业工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的教育不足发生率最高，分别为28.00%、26.04%、20.84%和16.46%（见表3）。而199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①，对于办事员和非技术工人而言，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这个结果和当前相比，依旧没有什么变化。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而言，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这个结果与当前相比已有很大变化，目前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水平不但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已经有过剩趋势。此外，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等教育不足现象凸显。
3．行业层次
测算结果显示，从行业层次看我国当前在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家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很高，分别为77.23%、63%、55.56%、48.84%、48.39%；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的教育不足发生率很高，分别为71.05%、69.70%、64.83%和64.03%（见表4）。而199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科研和技术服务、金融保险业、农林牧渔业、教育和文化艺术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26.6%、20.4%、20.0%、15.6%和15.4%；在房地产和公共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建筑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的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依次为27.9%、26.5%、25.9%、21.6%和21.2%。可见，1995年统计数据显示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的行业当前依旧是过度教育凸显的行业，它们是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家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尽管位序上稍有变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以前相比，这些行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均有显著的上升，譬如国家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从27.9%上升至55.56%，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从15.4%上升至63.0%，金融保险业从20.0%上升至77.2%。另一方面，与以前相比，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的行业有所改变，从1995年的房地产和公共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建筑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变动为当前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且上升幅度较为显著，譬如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教育不足发生率又21.2%上升至69.7%，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经济发展中“产业升级”的特性。
4．所有制层次
为进一步了解当前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间过度教育情况，本文测算了（中央、省）国有独资、（地方）国有独资、城镇集体所有制、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城镇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见表6），得出在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中央、省）国有独资、国家控股企业、（地方）国有独资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41.18%、40.83%、36.49%和29.26%，在（地方）国有独资、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和（中央、省）国有独资等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分别为55.85%、52.63%、47.44%和38.99%。199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央、省）国有企业、地方全民企业和国有制企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这样当前情况基本一致，（中央、省）国有独资、国家控股企业、(地方)国有独资等过度教育发生率高暗示出，在这类型企业中储存了过多的教育资源，而实际当中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此外，统计结果还显示，在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教育不足的发生率最高，而当前在（地方）国有独资、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和（中央、省）国有独资等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说明不同所有制类型教育不足状况这些年发生变化和转移，但整体上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等类型企业在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两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发生率，说明在此类型企业中当前就业者的工作所需教育水平与实际所受教育水平间“不匹配”（mismatch）现象较严重，亟待引起重视。
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的原因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美国1969、1976、1985和1994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35%、42%、33%、30.7%，呈现倒U型变化；英国1986和1991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31%和15%，呈现下降趋势；荷兰1974、1982、1983和1984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17%、16%、16%和39%；西班牙1985和1990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17%和28%；葡萄牙1982、1985和1992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24%、26%和33%，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三国整体呈现上升趋势[12]。本文采用自我评估法和众数法相结合的方法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当前过度教育发生率明显偏高于欧美国家，无论在性别、职业方面还是在行业、所有制方面都有这样的特点。中国大学生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8%左右，大大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24%）和美国（35%）①，全国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3611和8930人②，也明显少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此角度看，我国整体上是处在教育不足阶段，换言之，我国当前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只是局部的。引致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13]，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视角也是多元化的[14]，结合我国实情为较深入的阐释过度教育问题，我们打算集中笔力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角进行分析。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是由Doeringer和Pi-ore（1971）提出[15]，该理论基本假设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pri-marylabormarket）和二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la-bormarket），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培训和晋升机会多、工作环境好、工资环境好、工资高；二级劳动力市场则相反，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和晋升机会、工作环境较差、工资较低，且劳动力在这两类劳动力市场间很难流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岗位构成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由单位内部的管理规则和管理程序控制，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附属岗位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则构成外部劳动力市场，而外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形成。这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在我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区域上看，体现为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和内陆地区劳动力市场。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加之区域间自然资源禀赋各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倾斜化、市场半径差异化，使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均衡，差距较大，如以工资为例，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各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国有企业中，北京、上海、广东依次为67403、71885、49027元，湖南、湖北、江西依次为31900、35044、30031元，甘肃、新疆、贵州依次为29889、31006、31469元③，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东部区域分别是以湖南、湖北、江西为代表的中部区域和以甘肃、新疆、贵州为代表的西部区域的1.9倍和2.0倍。此外，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区域，还可以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如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等等；而在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区域，则难以享受这样高质量文明福利，故大学毕业生择业时首先经济发达区域，人才流动仍呈现出“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如有研究表明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依旧体现出较显著的区域特点，“京津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占比依次为25.5%、52.9%、10.7%、10.8%[16]。另一方面，从地区上看，则体现为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小城镇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由于历史因素和转型期，我国城乡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以工资性收入为例，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与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在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方面工资性收入分别为13707.68元和2431.05元④，前者是后者的5.6倍。此外，生活在农村则各类信息相对闭塞，公共服务设备缺乏（如影院、博物馆、银行、车站、商场等等），精神生活单一，故大学毕业生择业时首选大中城市，“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如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呈现出明显的城乡特点，选择留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或县城”、“乡镇”、“农村”占比依次为53.3%、30.0%、12.4%、3.4%、0.9%[17]。如果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不存在分割，在就业难时较高学历者则可以较方便地先从大中城市市场流入小城镇及农村市场，等机会成熟时再返回大中城市，这实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也降低了非自愿性失业和非充分就业的风险。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明显分割，例如户籍制度等障碍，抑制了高学历者自由流动，原因在于一旦选择了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进入大中城市市场需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具体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18]。显然，工作转换成本和心理成本越高，较高学历者就越不愿意迁移。总之，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的分割收益，使大学毕业生将留在一级劳动力视为一种理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争向聚集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国企、党政机关、金融、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及各类优势岗位，但一级劳动力市场核心岗有限性必然加剧在该市场中的就业竞争，从而使就业者与工作的不匹配概率增大，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