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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儒家思想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引文出自《论语•里仁》篇。我们在对这里的文字进行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道”的内涵的问题。
在先秦儒者那里，仁是个人修养。仁作为身、心的双重维度，专属于个体的人。因此孔子的仁是完全在乎个人修养的，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当子如是曰的时候，表明了人的内在追求才是求仁的永恒的主题词，客观原因在这一品质中则是不能够站到主导的火车头上的。而道则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的实行需要能力、机遇。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的达遇之意。道这一命题蕴涵了儒家的入世情怀，即道不是所谓孤立的个体，它试图展示给我们的实质上是人对于群体的意义。“道”是儒家的功利观，或者说成是功业观，是人对天下应当担负的积极责任，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最高手段而存在。我们一般可认为道是儒家在社会层面上的最高理想。
《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某些学者很喜欢用形而上来表达道。其实，道形而上的一面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思索的。“形而上”被用来翻译遥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tophilosophytometa”的时候，已经自觉或非自觉中披上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外衣。换言之，中国人所谓的“形而上学”在指代这一实质之时，已经是彻彻底底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慧之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意义上的“道”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这个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是有些差异的，而惟有关注差异的部分，才能够对先秦儒者做出真正贴切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历史文本才是最具备真实性的儒家的思想，而非二手材料。
让我们往上追溯，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划分，“形而下”的是器，包括“鼎”“爵”“尊”“彝”，是用来做“礼”的器物。“礼”最初作为是一种仪式，代表的是上层贵族的特权，举行仪式和收藏礼器的行为，象征着浓厚的宗教和世俗权力。这即是所谓“形而上”所拥有的“道”。道乃是根本的关键性存在，所谓的三代之道，具体地说来，是那一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虽然三代更替，但这个共同的道，还是大差不差的。所做的局部或微观的调整，则体现在夏、商、周“礼”的损益上面。孔子所说的合于一，这个一，就是道。就是第一性的存在，然后衍出一整套的体系。由这一套体系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有序运作。
于是我们注意到，子贡成“器”——瑚琏。子贡很高兴，但在孔子那里，还是君子不器的。一方面，君子在孔子的心境中，是高度理想化的人格特征的载体，是全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石。另一面，孔子心目中的道不在此间的社会现实中，他的理想目标是恢复、找回这个“三代之道”。孔子自负承担这种责任，理想的人格的载体在于“弘道”，因而安于器的子贡的思想状况是不能让孔子十分认可的。
二、儒者的价值取向和其成人气质
儒家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正是“成人——人格的完善”这一路线。它构成了儒家的价值目标：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使本然的我转化为理想的我。儒家的人格理想在总体上表现为普遍“仁”、“道”的具体化，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最后统一于人格境界。它既以诚为内在特征，又外化于道德实践的过程。
三、先秦儒家仁道思想的阐发与衍变
笔者观点认为《伪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提法是有错误的，我们手头的先秦儒家史料中并没有提到“道心”这一范畴。其命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儒家的“道”主体化，容易陷入思维的深泥潭中。“道心”这一概念实际上直接引导了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这一形而上倾向明显的提法，使得后人在阐发先秦儒者精义时，过于进入到人的精神实在中提出要求，从而陷入纯粹的建构理论的欲望中，玩起了精致的理论游戏，忽略了儒者人生实践的一面。人生实践，恰恰是儒家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差异性。也可以从这一侧面予以阐发。孟子吸收更多的是儒家的成人气质，强调个人修养的方法，涵养浩然之气，使得儒家在精神上树立了道德意义和终极关怀。从此，儒家不用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困惑，因为有了理想人格的追求可以当作目标。关于此点，程颐说甚是有许多趣味：“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而荀子则接受了儒家中人的作为和人格外发的一面，大加推崇。所谓人定胜天，所表达的不光是一个单纯的命题，实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觉和肯定。人在荀子那里被赋予了“超人”的力量，成为第一信仰。从这一角度来看，荀子简直是个人本主义者。
仁的核心是爱人，这似乎成为后儒及其它学派都认可的不刊之至论，但我们同时注意到有学者关注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里的仁后面的文字，仍然不能算做（视做）下定义，而只能当成先验事实的诠释。我们对它的解读应当是“仁者是怎样”而非“什么是仁”。倘若只是爱人，尚不足以彰显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言行准则。于是有孔子有“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的道德评价标准。孔子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这里牵涉到一个实行的问题——在孔子那里，注重言论的同时，更关注人生践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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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冯契.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论文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
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
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论文摘要：礼被先秦儒家奉为道德属性的最高范畴。先秦儒家将礼视为人禽之别的主要标志，视为决定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标准，是只发现了群体的人而忽视了个体的人；将礼视为人的行为为思想的准则，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及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将礼视为治国之本，而仁则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是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儒家最重视的就是礼，所以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礼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从生到死，从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对形成民族的心理、性格、思想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儒家所谓礼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春秋战国是人们常说的理性时代，当时的杰出思想家不仅对构成人类生活环境的宇宙的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认识，而且能站在理性的高度，把现实的人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认识。在寻找人类自我的本质、人的价值和意义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把人还给了社会，认为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这种道德属性的最高范畴就是礼。在他们看来，礼是人区别于禽兽及世间任何其他动物的标志。
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亦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里所说的“敬”就是礼的主要内容之一。“孝”、“悌”作为礼的重要内容，是通过血缘从纵横两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的，也被孔子视为人的本质：“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君臣父子、等级尊卑是礼所规定的，不守礼，无君无父，则和禽兽无异。如孟子所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饱食烂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如果不懂得或不遵守礼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诸种关系，人便是禽兽或近于禽兽。苟子也认为人禽之别就在于人是血缘人伦关系中的一员，能遵守礼所规定的尊卑等级，远近亲疏。“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苟子·非相》)和动物相比，人具有礼的规定性，这确实是人高贵的一面，但礼强调等级尊卑，所以对人又具有强制性和束缚力，而先秦儒家把这种具有较大强制性和束缚力的礼看成是人的本质，是人禽之别的标志，说明他们对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也暴露出他们对个体的人的认识上的弊端。
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人，是社会人群中的一员，个人完全被限制在血缘人伦关系的网络中，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也只存在于这种礼所规定的血缘人伦关系中。所以，在先秦儒家文化中独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在人伦关系网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已。人只能向社会人群认同和皈依，脱离社会人群便没有意义和价值。但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向我们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化和个体化，即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既不能与人类人群分离，又是一个与任何其他个体不相重复的完整而独立的世界，他有着独特的思想感情和创造性的才能。能够把人我区别开来，才是人的个体意识自觉的标志。
先秦儒家把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看成人的本质属性，使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是处在礼所规定的人伦关系网络中，处在一个固定的等级位置上；使人们从言谈举止、思想感情、衣着服饰各方面都必须以礼的规定为标志，严格恪守礼的规定，这无疑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等等。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看来，人对富贵的追求，人的进退出处，都必须符合礼的规定，以礼为标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里的“道”就是礼所规定的一种和谐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秩序，人不能突破这种秩序率性而为。君子就职与离职也必须看国君是否以礼相待而定。孟子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君子务仕，思播其道，达义行仁，须待礼而后动。非礼勿动，动则非。此言虽有局限之处，亦足体现出礼在先秦儒家心目中是高于一切的。
先秦儒家认为人的言行违背了礼，就没有意义和价值，就是不正当的。所以孔子说：“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人的言行应该“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孟子说：“非礼，无行也。”(《孟子·离娄下》)苟子说：“礼者，人也所履也，失所履，必颠厥陷溺。”(《苟子·大略》)所以礼是人们行为的尺度，是人的立身之本，人若不依礼而行，就元以在社会上立身成名。孔子在《论语》中的好几处都强调礼与“立”的关系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日》)“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苟子也说：“人无礼不生。”(《苟子·大略》)
在孔孟的思想中，即便是“仁”、“爱”之类的思想行为也必须符合礼的规定。他们所谓仁爱都有等级性的。他们反对那种没有等差的，不符合礼的规定和仁爱。很明显，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孟子认为墨子不顾亲疏等级，一律兼而爱之的行为同于禽兽；孔子则认为违背等级的爱是一种不正当的“侵”的行为，①(《韩非子·外储说上》这种行为不仅无助而且有罪。
先秦儒家只允许人们在礼所规定的范围里思想和活动。他们希望通过礼对人的束缚来求得家庭关系的和谐，进而求得社会群体的稳定。但是这种和谐并不是平等的，而是恪守等级秩序的。所以孔子强调“克已复礼”，即尽量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定。因为先秦儒家认为不对人的原始欲望加以约束和控制，天下就会纷争不已。如苟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苟子·礼论》)要消除社会人群的纷争，改变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使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稳定的秩序，就必须用强制性的礼来约束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感情，使其符合礼的规定。在先秦儒家看来，不合礼的思想言行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按照当代的哲学观点来看，人的行为不仅包括道德价值，而且也包括求知、审美、创造、奉献等多种价值。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的活动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层次和领域，而且人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人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改造，亦即生产活动。而先秦儒家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应符合礼的规定，应符合道德，而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先秦儒家只强调人的行为价值作为社会群体关系调节手段的意义，而忽视了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语)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秦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最发达、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天下大乱，各家思想却蓬蓬勃勃，如雨后春笋，但各家思想的主旨都是为了寻找治国安民之道。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儒家虽然不完全反对法治，但认为礼治比法治更理想，主张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将礼视为治国安民的根本大纲。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出现以前的西周社会是以“周礼”来治理国家的，而“周礼”又是周代统治者损益夏商的礼发展而来的，周朝统治者通过“周礼”那种宗教性的约束力，将其社会群体组织起来，按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生产和生活，以维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承继和恢复周礼为已任，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要改变当时天下“礼崩乐坏”的局面，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使上下都按周礼行动，使具有不同等级名分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对于一个以伦理等级为基础维系着的封建国家来说，规定君臣上下的等级尊卑，分别家族、亲戚的亲疏远近是必要的，丧失了这些区别，破坏了等级和尊卑秩序，就会出现各种犯上作乱的僭越行为，国家便会大乱而不治。所以孔子主张“为国以礼”，“礼让为国”，(《论语·先进》)“齐之以礼”。(《论语·里仁》)孔子对不以礼治国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是国将亡的征兆。
根据杨伯峻统计，《论语》一书中记载孔子讲“仁”的次数比讲“礼”的次数还多，所以学术家一直存在孔子恩想是以礼为中心还是以仁为中心的争论。孟子主张仁政，对仁的强调与孔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仁是先秦儒家极力推崇的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它是先秦儒家在新形势下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是通过总结当时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而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孟子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其实是先秦儒家以礼治国主张的一种具体作法。他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粱惠王上》)要使国家治而不乱，实行仁政是必要的，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如“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粱惠王上》)劝家蚕桑，薄其税敛，施教于民，任用贤者等等。如果统治者不行仁政，违背礼的规定，不爱其民，肆意残暴百姓，那么百姓也将背礼而不忠不敬，犯上作乱，使社会秩序混乱，国家不能治理。
为使民不僭越礼的规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以礼治国，必须行仁政。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因为经界既正，从上而下，从尊到卑都在礼所规定的范围内生活，各爱其所爱，互不侵越，社会秩序自然稳定和谐，国家自然治而不乱。
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礼展开的，他对礼治的强调比孔孟更甚。他认为君臣上下不好礼，国家就会衰弱，以至于危亡；以礼治国则“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辄有功”，“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亍：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苟子·王霸》)又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者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之所以损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孟子·议兵》)认为任何坚利的武器，高深的城池，任何严刑酷法都不如礼更有利于治理国家。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坚利的武器也没有今天的武器如此巨大的功能和杀伤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以及人的多寡便成为决定国家稳定、强盛与否的关键。超级秘书网
1.1注重“礼”和“乐”以及“仁”的教育思想
1.1.1“礼”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礼”包含了自远古以来对人的行为的各种社会性的规范。就其本质而言，“礼”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社会性形式。因此，“礼”成为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没有“礼”就不成其为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代礼的制度“，礼”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礼制的教育中，也有丰富的体育内涵，这充分显示了孔子的体育道德观。孔子不但讲“礼”，他还极为重视“仁”。在他看来“，礼”是人的社会性的外部形式，“仁”则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根基。他在《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失去了仁的“礼”是没有意义、价值的，它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甚至是虚伪的形式。那么，如何来提高人的内在本质的修养，孔子认为应加强对人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其中也谈到对体育道德的重视。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加强对学生道德礼仪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培养更高素质、更全面的人才。
1.1.2“乐”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乐”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孔子以行“仁”为个体所能有的最大的快乐，因行“仁”而体验到这种快乐，获得这种快乐，这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就是个体存在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在《里仁》篇中，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孔子对“仁”与个体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实现的关系最为明确的说明。孔子认为，把这种“乐”和“仁”的思想应用于教育活动当中最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学累了，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体育活动项目，不仅可以锻炼身心、增强体质、陶冶情操，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习共同进步，培养团结互助、高尚的道德品质，使其充分享受体育活动的乐趣。这种“寓乐于教“”劳逸结合”的思想对我国几千年来甚至是当今社会学校体育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1.3“礼”和“乐”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孔子“六艺”教育中的礼和乐，既包含了道德礼仪的教育，也有体育和美育的成分。而礼中的礼射，乐中的乐舞，则是更接近于体育。孔子教育实践中的礼、乐、射、御诸教，往往是相互渗透、一起进行的。《礼记•学记》中说“大学之教也……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处的艺，是指“六艺”；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是说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活动的“六艺”，就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中的乐趣，以致不能胜任学习而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除“藏”、“修”之外，还得“息”、“游”，即学习生活要有张有弛。《论语•述而》亦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就是说，学习的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息于六艺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礼乐教化”，就是凭借礼乐对人们从思想品德到身体技能进行全面的培养和训练。它既能让人健身习武，陶冶心情，愉悦身心，又重在练习，使人在练习中掌握技能而达到休养身心的目的。这就是孔子以“六艺”为教的意义所在。总之，孔子的“礼”“乐”“仁”思想对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乃至当今社会的学校体育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培养全面人才方面，影响非常之显著。
1.2重视“成人”之教育“成人”是孔子教育实践中的一个新概念。当他的学生问起怎样才算“成人”时，孔子说：“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概况性地列举了藏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高尚品德，卞庄子的勇猛果敢和冉求之艺，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上是“成人”了。“知”“不欲”“勇”“艺”即“成人”必备的条件和素质，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与体育密切相关了。“文之以礼乐”是这四种素质要受礼乐的规范。孔子说的“仁”“知”“勇”，大抵相当于萌芽时期的德育、智育、体育这一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准备去从政或做官的知识分子应该“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做人不能像有专门用途的器物，只具备某种单一的品格或技能，而应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
1.3注重“以人为本”、“有教无类”的体育教育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西周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的作用。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观点，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能够客观认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去“修身治国平天下”，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儒家思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理念。儒家思想中的“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也就是教育的全面普及性，是指无论学生的贫富贵贱，聪明或者愚笨，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来源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教育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受教育的权利，给予每个人成才的机会。“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增加了受教育的群体和知识的传播，有利于更多人素质的提高。这两大思想同样在现代体育教育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体育教学过程当中，主要以学生为主，结合他们的运动兴趣爱好进行教学。他们当中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家里比较贫困，聪明或愚钝，都应当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样对于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素质、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具有积极的意义。
1.4儒家思想能够为学生创设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1）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为学生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是彰显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文化管理的核心在于尊重学生的发展要求，解放其个性，促进其人格的完善。学生在和谐的教学环境当中，能够有效地摆脱传统教学思想对其学习行为的禁锢，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自主学习，使学生的自主思维与自我意识得到有效的发展。而这种有指定性的自主选择的学习行为，能够有效地修正与填充学生自身素质体系的建构，为实现其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2）净化教学环境，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的进程。在传统教学思想影响下的课堂教学氛围，凸显出强制与无奈，对于学生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损害，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不仅引发了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抵触情绪，更容易导致学生不良学习行为的产生。因此，营造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能够有效净化教学环境，使得传统的教学思想消极因素得以消除，为学生创设和提供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而这种净化的教学环境不仅能够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同时，更有利于和谐校园的建设与发展。（3）增进师生间的相互尊重、信任与理解，构建师生友好关系。和谐是建立在双方之间彼此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和谐教学的环境，能够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之体验与感悟来自于教师真挚的情感付出，进而对教师产生尊重与信任，促进师生之间关系的改善。和谐教学环境的营造，一方面能够彰显师生地位的平等，另一方面，能够消除师生间的芥蒂，达成彼此间的心灵交融与情感互动。全新的师生间关系的建立，能够有效烘托和谐的教学氛围，为教学整体目标的实现提高保障。
2儒家思想对学校体育教育的消极影响
2.1重文轻武的思想制约着体育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体格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仪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文人的地位很高，加上科举选士，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重权术轻武备，视武学为下品。这种固定的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深层意识积淀下来，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和思潮。体育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通过身体活动和其他一些辅手段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教育性和教学性，体育教育是以体育教学为主要途径。而体育教学则是体育教师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体育知识，掌握技术和锻炼身体的双边活动。它强调的是一种“双边活动”的过程。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其思想和行动决定着教师教学质量的好坏。由于受到“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学校领导者对体育课不重视，体育教师也得不到重用，极大地削弱了体育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体育教学质量大大降低。
2.2男尊女卑思想制约着女学生参与体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儒家思想对女性是比较轻视的。《礼仪》中有“妇女有三仪”“三从四德”的枷锁完全束缚着女性的言行举止，女性和男性一样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被剥夺，稍有越轨，就会遭到谴责。宋明理学片面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鼓吹“三纲五常”大肆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七出”的条律，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实际的体育教学活动当中，女生这一弱势群体往往不备受教师的关注，常常被忽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女生没必要运动这是符合常规的，更不要说要采取什么教学方法去教授学生，这就极大的削减了女生对体育课的兴趣，甚至对体育课产生抵制的情绪，逃课的现象时有发生。
2.3“礼”作为行为规范约束学生的个性发展“道之道，齐之以礼”，“寓德于体，以礼行体”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把德、礼的观念植于体育伦理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体育思想历来注重人伦道德的培养，其发展无疑会相对的集中于道德的方向。如果我们从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来看，重德轻体的观念是基本准则，重视身体方面的修行往往是一种思想的潜能，只能流行于形式上的提倡。学校体育教学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充分展示自己，养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培养和促进个性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2.4“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儒家思想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这样的思想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于冒险、改革创新以及对于理论的创新。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都不是很成功，每当提出一个新的教学改革方案，总是尝试在几个点，而且实施不了一段时间就停止，这与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思想紧密联系，它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用它来解决一切当前面临的所有困难与挫折，应是最佳的方法了，所以说我们现代的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学校是学生学习和受教育的良好场所，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我们应尽量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服务，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提高综合素质。
3结语
“和”是儒家哲学ltl煎要的思想范畴之一。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携手并进，}；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元沦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秋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Il要起列撼础性作用。
(一)“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_r一个最本的价值要索，这就足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已”。在儒者看来，见“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予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沧语·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三的予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恕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所谢：“士皆知有耻，则国家矣；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二)“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
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1|对人生的发腰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予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足“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足不讨’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不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三、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r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巾”，就是按“1l1”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巾正”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巾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巾和”一词的含义为按“巾”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荚的理想化状态。
《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它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和谐社会，以“中庸”为方法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最高的自然法则，在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命系统中，儒者所倡导“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礼乐之文化修仁义之德性，正如明朝王阳明所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一也”(《王阳明全集·大学问》)。
参考文献
1《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2
2《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
3《周易》．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2003．6
4《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汤一介．儒学的和谐观念．《中华文化论坛》，1997第4期
6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一）儒家先贤用“和”的思想解决社会矛盾、民族纠纷等现实问题，努力构建“和”的社会
先秦时期设立了一种叫“调人”的官职，即通过类似今天调解员性质的工作，处理百姓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纠纷，调处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以化解社会矛盾，达到和谐的社会状态。《周礼》中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①这样的记载，不难看出，古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注重运用儒家的“和”的思想，以“和”作为施政的主导思想；以“和”作为方法统御百官，营造君臣、官宦之间的和谐氛围；以“和”作为出台对农政策的出发点，以此缓和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另一个方面，古代统治者也注重改善中原地区同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左传•襄公十一年》有如下记载：“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之乐之。”②在大多数的古代时间范围内，正是由于统治者施行了以“和”“和谐”作为主要的少数民族政策内容，使得在生产力水平不太高的历史背景下，和谐、融洽和共同发展成为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主流。
（二）将“和”“礼”作为人们处世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力求人际之间的和谐相处、交往
孔子把“和”提出“礼之用，和为贵”③，将严格的礼仪规范、制度，“和”的思想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将其视为为人处世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君主、臣子还是普通百姓，都要遵守相应的礼仪规范和制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甩开了阶级、阶层的束缚，创造了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礼仪道德环境，营造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孟子也曾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④。也就说，时间优势、地理位置优势、人们团结的优势作为三个影响到是否能办成某件事情的因素，其中，人们的团结、和谐相处，孟子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的和谐相处，一个团队内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是人们达到成功彼岸的重要因素。另外，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儒家还将“和”的思想应用到维系、处理家庭中的人伦、亲情关系。比如，喻夫妻和悦为“琴瑟和谐”。又比如，古代治家格言中所说“夫妇和而后家道成”⑤，“兄弟敦和睦，朋友笃诚信”⑥。
（三）将“和”的思想应用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有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局面的意识
儒家主张人与自然在相处的时候，要遵循“天道”，即要做到遵循自然规律，不能从主观臆断，想当然地贸然采取对自然的行动，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出古人的“生态和谐”的思想。“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⑦“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⑧翻译过来，就是说要求我们对自然要适度开发、开采，注意尊重农时、农业生产规律，以期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靳伐养长不失其时，帮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⑨可见，在古代的时候，儒家就将“和”的思想引入到人与自然的相处中，进而粗浅地形成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并在实践活动中予以践行，力求构建一种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
二、儒家思想构建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借鉴
（一）儒家所勾勒的“大同社会”的蓝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参考的人与社会的理想社会状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⑩这是儒家为我们描绘的未来社会的蓝景。这里强调的，恰恰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应该注意的几个方面。首先，要在兼顾效率的基础上，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阶层中推行公平正义。这是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最重要的环节。二是提示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必须能遵守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为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施行有益于人民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提示我们要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发展。
（二）儒家重“和”、重“礼”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和道德规范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即爱人。《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爱人”不仅要做到爱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还要做到爱他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今，我们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必要的价值观、理念就成为了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道德约束。以“诚信”“友善”“和谐”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不仅是儒家“和”“礼”思想的当代反馈，更重要的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需的精神支撑，我们在注重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也要注重理想信念的培育，诚实守信、友善关爱、和谐相处的社会风气、社会氛围的形成，这不仅可以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也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儒家尊重“天道”、不违农时的观念，对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3］189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3］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
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3］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3］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3］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