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9 05:11:22
序论：在您撰写新闻思想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 关于新闻纸之职务的论述
新闻纸之职务即报纸的职能。徐宝璜先生从六个方面对报纸的职务进行了概括：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供道德以及振兴商业。徐先生认为报纸应当力求供给新闻，不能作假新闻，而且新闻不能因为威逼利诱或者个人关系而变得不真实。徐宝璜先生把新闻报道的范围进行了扩大，他认为新闻的范围要包括国内和国外，不仅要报道政治上的大事，而且也要报道社会上的要闻。
在代表舆论方面，徐先生是这么认为的：昔则仅为对于政府而代表国民之舆论也，今则又应对世界而代表国人之舆论。[2]现在我们说得更多的是引导舆论，报纸等媒体根据篇幅、笔墨的多少来引导部分舆论。推广至今，传媒不仅仅是政府的喉舌，代表政府发表言论，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外国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道桥梁。譬如在重大国际事件中，中国对内可以通过媒介进行客观报道，对外可以代表本国立场，不至于外媒独断，一种言论占据世界。清末维新派办报中，报人陈炽曾对清政府压制国人办报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与批评，并说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国之利器，不可假人。[3]也就是说任何报纸都有偏向自己的立场，办报纸这样的活动不可以借予他人。每个国家都有偏向自己利益的立场言论，要想在世界舆论面前站稳脚跟，更需要利用本国传媒表明自身立场和合法权益。
至于创造舆论方面，徐宝璜先生认为报纸应当站立在社会舆论前，创造正当的舆论。徐宝璜先生强调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为职业者也。这一点和西方传播学理论议程设置有相似之处，媒体可以决定人们想什么，但是不能决定人们怎么想。这就要求媒体至少要保证创造的舆论有正确的导向，内容真实客观。
2 关于新闻采集的论述
徐宝璜先生将新闻采集之人分为三类：采集本埠新闻的人、采集外埠新闻的人和采集特别新闻的特别访员。徐先生对采集的方法进行了细分和举例，比如因人访问的方法，因事访问的方法以及采集报告集会的方法等。其中他对访员的资格做了详细的概括。徐宝璜先生指的访员是兼具采集与编辑于一身的新闻人员，他认为这些人员应当具备敏捷、勤勉、正确、知人性、有强健之记忆力和有至广或至深之知识的重要品质。这六个重要资格对于现在的新闻工作者，特别是记者来说都是亟需具备的良好品格。新闻之所以新，那是在于它的时效性，丢失时效性的新闻就失去了大部分价值，追求记者的敏捷是对于记者速度和反应上的要求，这就要求记者在应对突发新闻事件时，能够想尽一切办法迅速到达现场，得到第一手信息。同时要迅速成稿发回报社或电视台，以最快的速度将新闻呈现在公众面前。记者要勤勉，要有不怕苦、勇敢的精神，具备至广或至深之知识。发挥个人的长处，在提高新闻专业素养的同时，还要多补充人文社会知识。
3 关于新闻之题目的论述
对于新闻题目的探讨，徐先生说拟题目的有两个：其一是便利阅者，其二是引人注意。并详细举例该如何为不同的新闻拟题目，为当时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范本。新闻题目可以理解为整篇新闻的概括，有的读者只看新闻题目决定是否继续阅读。新闻题目的制作应力求鲜明、生动，题目好坏在吸引受众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信息量猛增的社会中，如何吸引受众的眼球是众多媒体着重考虑的问题。有种现象值得我们新闻工作者注意，许多新闻题目采用夸大或者片面的词语来吸引受众阅读、观看。新闻题目的含义往往令人费解、误解，有题目以偏概全、滥用生词或者夸大其词等。[4]因此新闻工作者在拟写题目的时候要注意恰当用词，表意清楚。
4 关于新闻纸之广告的论述
徐宝璜先生认为广告有利于报纸打开销路，创造收益，同时我们也应不失道德地刊登广告。他认为只有经济独立，报纸才有独立的思想。这点和西方独立报刊发展类似，西方独立报刊认为，报纸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如今报纸的销售和盈利模式大概是这样的，一方面它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读者出售报纸，另一方面它又把报纸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卖给广告商，从中获得广告收益。[5]报纸向来是以广告收入来维持经营获取收益的，这是保持报纸稳定持续发展所必要的，但是在刊登广告时，媒体应当有辨别能力，不能刊登或者播报违法、欺诈性广告损害公众利益。广告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报纸的认可程度。对于现在的纸质、电视、网络等媒体，在控制广告数量的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广告的质量，媒体的广告往往体现着媒体的品味，媒体应当传播品质较高的广告，使广告效用更大地落到实处，进而良性循环发展，增加媒体收益。
关于新闻改革的目标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新闻自由是新闻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民的基础。但严复着眼于新闻自由在内的整个自由对政治制度变革和民族素质的价值;而梁启超的论述更具针对性。
对于新闻自由的价值,严复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作了论证。他认为,于国家,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强国的基础,因为西方人强国的命脉“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1)。于个人,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一部分,“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2)。他认为,新闻改革既是治国之“标”,能发展“理财、经武”之事,又是治国之“本”,能解决“立政养才,风俗人心”等根本问题。严复在清末敢于主张改良体制,强调新闻自由是强国基础,摆脱了洋务思潮对时人的束缚,体现出其爱国情怀和深刻远见。但他的新闻改革思想,缺少公众利用新闻自由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义项。
相对于严复而言,梁启超对新闻价值的认识更深刻、更有针对性。他明确表示:新闻事业的价值是“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3)。梁启超同样认为,新闻自由是其他文明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产物和传播文明的三利器(学校、报纸、演说)之一。因为促进西方文明创造的因素正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其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之现象,皆其子孙也”(4)。新闻自由的价值在于:众多报馆参与议事能保证意见的正确性,因而可以凭借操纵舆论来达到批评监督的目的。他强调人类的理性及用人类的理性去驱除时代的黑暗,从而获得相对真理。这个认识,在那个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因为他不仅明确提出“言论自由”,而且跳出前人偏执于报刊抵御外辱的功能说,开始对新闻改革的理性价值进行阐释。然而,他没能把新闻自由作为人的目的,而仅仅视之为强国的手段,结果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要为了强国而实行新闻改革;另一方面,所维护的王权势必会扼杀新闻自由。
关于新闻改革的内容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是新闻改革的主要内容。但严复还主张实现知情权,并要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他人自由;梁启超则强调新闻改革要保证新闻舆论独立于政府。
严复认为,新闻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指公众拥有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这可从他对西方新闻自由的褒扬中得以证明,“自其(西洋)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是无法之胜也……”(5)“人人得其意,申其言”就是通常所说的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在他看来,言论自由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6)。尽管他认为“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7),但他主张新闻事业为社会公器的思想,反对因言治罪,报馆在此方面的尺度理应放得更宽,“既开报馆,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8)。他委婉地提出了“知情权”的要求,对于反对封建专制,扩大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具有一定的意义。
梁启超则认为,新闻自由是新闻领域表现的言论出版自由。1899年,他首次明确阐述新闻自由的内涵:“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9)他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认为报纸和政府处于平等地位是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报馆为“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报馆者,国家之耳目、喉舌也,人群之境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10)由此可见,梁启超不仅把新闻自由看成是一切文明的源泉,而且是国家立政的根本,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他从创造文明、维护民权的价值观高度看待新闻自由的合理性,符合西方新闻改革理论的内核,为其后对新闻改革的具体阐述打下了理论基础。
关于新闻改革的条件
严复和梁启超认为新闻改革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但严复主要关注国家和国民性等外在条件,而梁启超则着重于新闻机构的独立性。
对于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严复从常态和殊态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常态,即国家无外侮内乱时,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是“(民众)其力、其智、其德诚优”(11)。在殊态,即国家处于危亡时,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是国家自由,而“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2)。有意义的是,他认为“力、智、德”诚优是实现新闻改革的前提,与洛克主张“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3)相似,提倡用良法保障新闻改革,符合民主法制的要求;反对“一哄之谈”,坚持“其不容立异”,不可“与为正论笃言”。(14)但他关于“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及今不可弃吾君臣的思想,却是不可行的,与西洋类似时代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观相比,其彻底性相去甚远。
梁启超认为,实现新闻自由要设置独立于政府的报馆。这也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喉舌不通,病及心腹”(15),所以“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16)。报馆的独立性就是准许报道各类事实、议事及批评政府。这是因为“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尽善,凡庶务之所以克举,群治之所以日进,大率皆借夫对待者、旁观者之监督,然后人人之义务乃稍完。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智圣,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17)。如果没有言论出版自由,那么就不能控制行政权的滥用,就不能保全民权。在此,梁启超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新闻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超越了洪仁、郑观应等人要求准许设立报馆、报道各类事实、批评政府的新闻改革思想。但梁启超将报馆视为新闻自由的唯一主体,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天赋人权,其主体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局限于新闻从业人员。尽管其新闻改革思想和西方类似时代的新闻改革思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还应对其予以肯定,毕竟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关于新闻改革思想的异同根源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都是西方新闻思想和中国近代新闻实践相作用的产物,是当时的历史和理论导致其思想的异同。
严复新闻改革思想源于三个因素:一是西方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因为他“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阳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18)。不仅如此,他还“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19)。二是甲午战后社会环境的刺激。彰显清末严复新闻改革思想的文字都是在甲午战后所作,有的甚至是战后即作,这是甲午战后社会环境刺激了严复新闻改革思想形成的直接证据。三是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他主张废除专制,崇尚资产阶级法治,提倡资产阶级的平等、宽容,要使“人人得其意,申其言”。这些是严复思想形成的理论证据。
梁启超新闻改革思想明显受到两大因素影响:一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新闻改革思想,二是改良主义政治理想。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提到了西方新闻业的报道内容、报纸种类和出版周期、报业地位和管理制度等。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这决定他既有反封建的一面,也有不彻底、不完全的一面。反封建方面在于,他反对清廷搞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主张打开报禁准许设立报馆,提倡报馆报道各类事实,以求开风气、开明智、去塞求通之效;不彻底、不完全方面在于,他既没有根本触及帝制这个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也没有视开民智为一种民生意义上的民权,而仅仅将其视为强国的一种手段。
总之,严复和梁启超都认识到新闻自由具有重要价值,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新闻改革的核心内容,又都没有正确区分言论自由的主体、出版自由的主体和新闻改革的主体。但他们对新闻改革也有不同的认识:严复关注国家和国民性等新闻改革的外在条件,梁启超着重于新闻机构的独立性;严复多以西方经验为参照物,进行宏观分析,论述更为抽象深刻,梁启超则多以新闻实践为基础,立足微观分析,论述更为具体深入。
注 释:
(1)(2)(5)(6)(7)(8)(11)(12)(14)(18)(19)王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3、22、134、132、510、27、981、118、145、957页。
(3)(4)(9)(10)(15)(16)(1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96、476、336、476、66、25、969页。
(13)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页。
思想是新闻的生命力
有思想的新闻，是顺应时展需要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手机、微博等迅速兴起，并不断扩大声势，覆盖了我们的生活。这对媒体就是一个冲击，也是一个挑战。一些同行不得不悄悄思考：以后是否还需要专业媒体？我们的路还有多长？
市场竞争与日俱增，“独家报道”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信息源难以守住独家，而同题报道就涉及到如何判断新闻价值，报道中的背景、角度、坐标。考察新闻事实的角度以及以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呈献给受众，无不考量着新闻人的独家视角、独家分析、独家解读，这就要具有与众不同的作品思想。这应该是新闻人共有的途径，作为法制新闻专题节目的编导，这更成为我们产出精品的重要途径。从共有的新闻资源中寻找出独家视角，用有思想的深刻解读帮助观众观察、了解、学习、警示，这样才会产出优秀作品，才是对观众负责，不辱使命。
有思想的新闻是媒体的需要，是媒体有别于其他信息的重点，为城市建设、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安定团结、民族振兴做好新闻，是我们的职责，要做有思想的摄像、有思想的编导，才能正确引导舆论，见证历史，推动进步。
在大地上汲取思想的营养
当今我们正处在传媒业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信息环境和媒体格局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越是改革创新就越有紧迫感，就越有动力。我们同行常说两句话，一句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另一句是：改革创新。可是如果我们不改变作风，不深入调查，哪来的活力？哪能出新出彩？而这一切就是要深入下去，素材和思想就在火热的生活中。
镜头中所记录的一切，不能说是都有思想，关键看如何跟踪录制，如何剪接编辑，这就是编导的思想。如果将采访的素材不加区分、不加删减地倒给观众，这并不是所说的原汁原味，而是很容易颠倒轻重、模糊导向。原汁原味指原本的生活气息，真实感、现场感，但更要强调新闻作品的基调，就是新闻人认识生活、观察生活、提炼生活，感其冷暖、观其深浅、品其苦甜，从中孕育出的方向、观点。这就挑战新闻人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一双慧眼，而这一切均源于生活，源于生活的锤炼。
没有了深刻的思想，远离了群众的感受，新闻报道就成了“自说自话”；脱离了思想灵魂，偏离了百姓利益，就会陷入“就事论事”。时代新闻要求我们识大体、顾大局、察大势、明大理，这就要求我们了解社情民意、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就要沉下去，置身生活，深入生活、走进基层、走进百姓。
思想的劳动枝繁叶茂
新闻是媒体的血肉，记者是生产力的核心。电视节目的面貌如何，影响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的工作质量，做有思想的新闻应该是新闻人的追求。记者是一种职业，好的记者并不把它当成是温饱的饭碗，因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命运、群众的疾苦，都和我们的工作息息相关。长歌当哭、慨当以慷、豪迈激越、睿智清醒，这一切都化作我们的责任担当。当记者是一种工作，但又极富挑战性，求变求新、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彰显个性，一样的题材，不同的作者，高下立观，有思想的作品就会备受欢迎、脱颖而出。
【关键词】黄天鹏 《新闻学刊》 编辑思想
黄天鹏，我国现代著名新闻学者。1925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当时，著名新闻教育家徐宝璜担任该系主任。由于黄天鹏好学善思，尤其对新闻学科情有独钟，遂成为徐宝璜颇为赏识的学生。1927年1月，黄天鹏发起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主编会刊《新闻学刊》――我国第一本纯粹新闻学术刊物。1928年8月，北京新闻学会又出版了《新闻周刊》，仍由黄天鹏主编，附在北京《全民日报》发行。1928年，黄天鹏主编北平《全民日报》副刊《新闻周刊》。同年到上海任《申报》主笔，《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29年初，黄天鹏将原《新闻学刊》改组扩大为《报学杂志》，销量增数倍。1930年，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任沪江大学等校新闻系教授，一边从事教学，一边进行学术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黄天鹏先后撰写出版了《天庐谈报》、《中国新闻事业》、《新闻文学概论》、《新闻记者的故事》、《新闻记者外史》、《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新闻学入门》、《新闻学概要》等书籍。主编出版了《新闻学刊》、《新闻周刊》、《报学杂志》等杂志。整理出版了论文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论文集》、《新闻学刊全集》以及整理出版了演讲集《新闻学演讲集》。
一、编辑思想的核心――发展新闻学术、普及新闻学
在《新闻学入门》一书中，黄天鹏解释了自己缘何走上新闻事业之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为了满足自己求知求新的欲望，他毅然决定做一名记者。在走上新闻之路后，他发现自己所从事的报纸和上海报纸之间有差距，同时又觉察到上海报纸和日文报、英文报之间有差距。“于是我便起了研究的心情，而知道有新闻学这一门的学术”。①在徐宝璜所著《新闻学》一书的启蒙下，黄天鹏开始对新闻学有了模糊的印象。继而又发现，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和理论之间离得太远，于是，他萌生了发展新闻学术的思想，并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达到改进新闻纸的目的。
1、创办期刊，发展学术
1927年1月1日，由黄天鹏和他故乡的几位同志一起组织的纯粹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新闻学会。其简章明确规定：学会是“由对于新闻事业有志人士所组合纯粹学术团体”，学会“以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②北京新闻学会还出版《新闻学刊》，“发行期刊，专以提倡此(新闻)学为事者，前此尚闻乎其未有也，有之则自新闻学刊始。”③
当时，为《新闻学刊》撰写学术论文的有知名学者与报业活动家，如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胡政之等人。黄天鹏本人也为《新闻学刊》的发展付出了诸多艰辛，亲自撰写文章十余篇。这些学者与黄天鹏一起“于新闻学上各问题，条析缕分，竟委究源，务使其为学术化”。《新闻学刊》以高质量的论方博得了“社会之欢迎”，发行不到一年，“不胫而走，留心斯学者，争手一编，以资研究”。④
1928年初，《新闻学刊》问世一年，黄天鹏便在《民国日报》主编了一个姊妹杂志《新闻周刊》。“《新闻学刊》周期较长，重点在‘学’；《新闻周刊》周期较短，于‘学’之外‘并重于新闻之报告，所谓新闻之新闻者是也’。”⑤《新闻周刊》出版四期后因故停刊。
1928年底，黄天鹏又将《新闻学刊》扩版改称为《报学杂志》。该刊于1929年3月创刊，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
黄天鹏主编的这三本杂志，成为我国新闻学术运动的中心刊物，同时也是我国最早一批新闻研究的专门刊物。除了主编这三本杂志外，黄天鹏为发展学术，普及新闻学还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论著散文报章新志，日就散佚湮没，其中不乏可存之作，殊负前贤之修，爱应同文之求，粗就行俊所积，选辑《新闻学论文集》。”⑥《新闻学论文集》汇集了当时散见于报刊上的有关新闻学的文章和论文。在这之后，黄天鹏又陆续整理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刊全集》、《新闻学演讲集》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仅为普及新闻学作了很大贡献，为当时的新闻爱好者提供了学习的素材，同时又为今人的研究作了资料整理的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素材。对了解当时新闻学界的各种观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出版新闻学专著，普及新闻学
在读过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美国人休曼的《实用新闻学》后，黄天鹏对新闻学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并把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意见写成了一本小册子《新闻与新闻记者》（《天庐谈报》最初的蓝本）。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黄天鹏从事新闻学著述的处女之作。在这之后的五、六年，黄天鹏潜心研究学术，服务报馆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于是，对暮气沉沉的新闻界下了改革的决心。“我又觉得要从根本的改革，那非先提倡学术不可，非使他们知道改革的意义不可”。⑦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黄天鹏先后撰写出版的的书籍有：《中国新闻事业》、《新闻文学概论》、《新闻记者的故事》、《新闻记者外史》、《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新闻学入门》、《新闻学概要》。在《新闻学概要》中，黄天鹏强调了普及新闻学的重要性，他指出“新闻学谁都有研究的必要”。在这里，黄天鹏已经意识到国民应该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人人都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新闻学知识。因此，在这一时期，黄天鹏致力于新闻学专著的出版，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当时，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所有新闻学著作中，仅黄天鹏一人编著的就有十几种，数量十分可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总计中国所有新闻学书廿余册中，我却编著了十几种，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经过我手制的占了十分之八，在量上自然可观，而质上我是十二分的惭愧，没有什么有力的贡献，不过在沉寂的新闻学界能够引起国人的注意和认识，而发生了研究的兴趣，这一点我是引为的。”⑧他用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发展新闻学术，普及新闻学的决心。
二、首创报纸一版为要闻版
1928年底，黄天鹏在沪主持《申报》要闻笔政。1929年夏，黄天鹏应邀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新闻学术会议，会后留学日本，成为我国第一位学习新闻学的留日学者。留日期间，他不仅勤于笔耕，写作了《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文学概论》，同时目睹了日本新闻事业的发达，得到许多精神上的鼓舞。“这个时期东邻新闻学术的兴盛，新闻事业的发达，给我许多的鼓励。我觉得以彼例我，中国新闻事业的确是最有希望，最有可为的大事业，只期待着我们来发展，我们去努力。”⑨在当时，日本新闻事业较我国的更为发达，新闻学术发展也更为蓬勃。黄天鹏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新闻学理论知识，同时，也有志于“以彼例我”，发展中国的新闻事业。
1930年秋，黄天鹏回到上海。因为其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黄天鹏被聘为《时事新报》的通讯部主任，以函授方式训练该报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和记者。在培训通讯员和记者的同时，他想方设法对《时事新报》的版式进行革新，以尽可能的吸引读者。在此之前，中国报纸第一版的内容编排是随意的，既有重大新闻，也有一般时事，还包括声明、启事、广告等方面的其他内容。因此，黄天鹏将其在日本所学到的先进的新闻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借鉴日本报纸的版式在我国首次将第一版改为国内外及地方要闻版，使读者一拿起报纸，就对当天的国内外要闻一目了然。这一革新，使《时事新报》焕然一新，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⑩
参考文献
①黄天鹏：《新闻学入门・我从事新闻学术运动的经过》[M].上海光华书局，1933：72
②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北京新闻学会纪略》[M].上海光华书局，1930
③④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吴（贯因）序》[M].上海光华书局，1930
⑤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新闻周刊发刊词》[M].上海光华书局，1930
⑥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新闻运动之回顾》[M].上海联合书店，l930
⑦⑧⑨黄天鹏：《新闻学入门・我从事新闻学术运动的经过》[M].上海光华书局，1933：74、76
⑩黄羡章：《潮汕民国人物评传・黄天鹏――我国现代新闻学的勇敢拓荒人和默默耕耘者》[M].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
在这些论述新闻思想的文章中，梁启超表现出一种浓厚的精英意识，他始终站在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角度来阐述报刊的种种，如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新民”，报刊的主持人应是“怀才抱德”之士，办报的最高宗旨是“122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等。可以说，这种精英报刊思想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精英意识在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具体表现
1901年，梁启超曾为他的老师康有为著《南海康先生传》。在文章的第一章，梁启超论述了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他认为：英雄人物有两种，即应时之人物、先时之人物。应时之人物即时势所造之英雄，而先时之人物乃造时势之英雄。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日理想，二曰热诚，三日胆气……其精神专注于前途”。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当时中国缺的不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是能开中国之新局面的造时势之英雄，而符合这个要求的人物，古有孔子，现只有他的老师康有为而已。
梁启超概念中的英雄与我们今日所说的英雄在含义上似乎稍有不同。他更强调人物精神层面的东西，恰似今天所说的“精英”。如果根据他所下的定义来判断，梁启超本人无疑也是属于英雄即精英行列的。作为当时最早觉醒的国人，他希望用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改变中国闭塞愚昧的状态，从而使中国步入世界强国之列。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也体现在他的新闻思想中。
精英意识在报刊功能论述中的体现。
梁启超虽是一个报人，但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这种思想直接体现在他对报刊功能的论述中。
梁启超对报刊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896年办《时务报》时，梁启超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他认为，国家的强弱主要在于“通塞”。“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反鼓其舌”。为了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去塞求通”，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报馆其导端也”。他还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西国报界的状况，如报刊内容、报刊在国家和国民心目中的地位，最后得出结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失败后，梁启超又主编《清议报》。1901年，为庆祝《清议报》满一百册，梁启超发表了《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在这篇文章中，他借西谚赋予报刊以更重要的功能，“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即报刊不仅能助国家“去塞求通”，更能为民众提供思想、行为的借鉴，既满足当下所需，又能指明未来的方向。为此，他提出，好的报刊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则又当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而知以何种思想为最有利而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
此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进一步将报馆的天职总结为两条“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从以上梁启超对于报馆功能所作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始至终是站在一个从上至下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社会和民众的意义。在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政府、民众都存在种种问题。作为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梁启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希望能用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改变现状。虽然梁启超在观念上已有国民意识或公众意识的萌芽，但他仍然抱有强烈的精英主义情怀。在他的眼中，大众是愚昧无知的，政府也是腐败不完善的，必须要对他们进行启蒙和监督。在潜意识中，他将自己看作拥有某种道德使命或先知精神的特殊人物，相信只要坚持不懈，便可以改变国家和大众的面貌。
精英意识在关于新闻从业人员的论述中的体现。
由于认为报刊具有救国救民的作用，梁启超十分重视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与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报业之所以发展缓慢。原因有四个，而“病根之根”就是“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由此可以看出，在梁启超的心目中，理想的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思想，还要有高赡远瞩的眼光，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胸怀天下的气度。因此，符合这个标准的，只能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人。为此，梁启超提出，新闻从业人员应加强自身的修养，导人先导己，“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
从梁启超对中国报业的惋惜、对当时新闻从业人员的批判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报刊应该是掌握在像他一样的精英知识分子手中，他的自我意识的中心仍然是在知识分子自身。他认为，只有让精英知识分子掌握报刊，报刊才能真正发挥强国、新民的作用，一般的民众或知识分子是断然不在此列的。在这种思路中，他提出报业从业者要精英化，要改变“由于主笔时事等员之位置，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的局面，希望中国报刊能像欧美各国报刊一样得到重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
舆论与精英的关系。
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他所理解的舆论与豪杰的关系。他认为，舆论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但“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而豪杰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豪杰能够洞察时事，然后唤起舆论，再利用舆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要达到“母舆论”、“仆舆论”的目的，还要摒弃私心，一心为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以格兰斯顿为例，而格兰斯顿除了是政治家以外，也曾是报馆主笔。
梁启超对舆论和豪杰关系的论述同样反映了他强烈的精英意识。在他的观念中，舆论是一般人形成的观点，但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不同等众多原因，民众所形成的舆论并不一定就代表了社会和国民的真正利益。这时，就需要一个持有公正之心的人，引导
民众形成符合时势需要的舆论，从而改变风气和国家民族的面貌。
在梁启超那里，与其说是多数人，不如说是精英知识分子掌握着国家的思想资源，他们既是报刊理想的组织者，也是社会的“先知先觉者”。舆论虽是大众形成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形成的，又是通过精英表达出来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自和话语权。可以说，梁启超舆论观的核心仍然是精英知识分子。
精英意识形成的原因
梁启超之所以在新闻思想中表现出浓厚的精英意识，与他所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哲学历史观是分不开的。
自1840年第一次，中国从一个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凋敝，而梁启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一生中既接受了中国儒家经典教育，又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熏陶。在当时，受教育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大多数民众仍然混沌未开。作为觉醒的一名知识分子，梁启超心中的愤懑与忧虑可想而知，一方面他为政府的腐败无能气愤，另一方面又为民众的麻木漠然痛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地赋予自己“救国救民”的神圣任务，把包括自己在内的精英知识分子们看作改变现状的力量，而报刊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媒介。
除了现实的原因外，梁启超的哲学历史观也是他新闻思想中精英意识产生的根源。梁启超认为，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是人民群众推动的，而是英雄人物推动的。他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这种“英雄人物是历史的主宰者”的历史观自然而然也反映在他的新闻思想中。
结语
梁启超办报是为了“救国救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与今日报纸“提供信息”的功能截然不同。虽然知识分子是民众的一部分，但在梁启超的潜意识中，知识分子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是高于普通民众的，这种潜意识反映在他的新闻思想中，就是“办报是为了强国、新民”、“报刊应由怀才抱德之士主持”、“舆论是豪杰引导的并帮助豪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等一系列论述。只有对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精英意识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主张。
高校校园新闻在学校中的地位未被充分重视当前，高校校园新闻的报道大多是以学校的一些会议为主要内容，通常都是围绕学校领导转，这样就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高校新闻的宗旨目标，完全脱离了教学科研，缺乏关于学生学习与生活方面的内容，从而使得校园新闻成为学校领导讲话的工具。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那么关注高校校园新闻的群体将会越来越少，最后会导致无人关注。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不断创新校园新闻内容，根据学生们的需求，搜集他们感兴趣的信息知识，要敢于为学生说话，时刻以学生为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学生对校园新闻的信任，校园新闻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才能有利于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另外，由于高校一直强调稳定性，所以高校校园新闻的报道通常只讲好的一面，这样的做法将会造成学校出现不良的风气，从而使得学校师生缺失对校园新闻的信任度，严重导致校园新闻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受到影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对思想教育功能形成冲击在当前知识经济社会中，大学生的思维越来越灵活，反应敏捷，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接受能力强，从而使得他们对身边一成不变的知识信息缺乏兴趣，目前收集新的信息知识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当代大学生接收信息的途径有许多种，如电视、网络乃至手机等都可以为他们提供较为丰富的信息内容。当前，随着电脑的普及，大多数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电脑，他们现在一般都是利用电脑来获取新闻信息，电视、报纸时代已成为过去式。从这点上可以看出，现在大学生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与利用信息源的能力是以前大学生无法具备的，另外，由于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缺乏经验，这样将会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给校园引导新闻思想教育的方向带来新的挑战。高校校园新闻如果还是继续保持着以前的教育方法进行说教，那么它将丧失一个庞大的关注群体——学生。
重视和引领校园新闻的思想教育功能
校园新闻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显现的性质和潜在的性质两种功能。不过，高校校园媒体的建设与管理还比较落后，有些高校领导没有充分的认识到校园新闻的重要性，因此，它的建设一直得不到重视。目前，高校校园媒体已从过去单一的方式逐渐转变为现在的广播、校园网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立体化形式，影响更为广泛、辐射力更大、渗透性更强。校园新闻是高校宣传思想的重要阵地，所以，高校应加强重视校园新闻在思想教育中的作用和高校舆论导向作用，要充分重视校园新闻，不断发挥校园新闻思想教育功能，以校园新闻作为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战略决策以及思想教育的重要方法进行长远规划，力争把校园媒体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让更多的学生群体对其关注。建立校园新闻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互动机制首先，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育者在教学活动中应充分利用校园新闻具有的潜在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不断地传授给学生，同时，还应为校园新闻提供思想政治方面的资料，引导其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校园新闻不断完善，引导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环境，让更多的大学生在接受校园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受到熏陶，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其次，对于搜集信息内容的校园新闻工作人员，在迎合学生心理需求为主要的前提下，还应树立起思想教育工作意识，在传播过程中积极配合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挥校园新闻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潜在功能。充分发挥校园各媒体的优势，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当前时期，大学生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态度也相对开放，观念较为多样化，这样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校媒体受到社会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的冲击。高校应根据这种情况，树立起正确的校园新闻舆论导向，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首先，校园新闻在宣传上要坚持提倡科学理论、科学精神以及弘扬社会正气；其次，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动人们的情绪，在工作中时刻围绕重点内容，共同配合，充分发挥主题；另外，不断加强与改进宣传思想工作，使其吸引力与感染力不断增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大力弘扬主题，在内容形式上要多样化，使其内容具有知识性、趣味性，让校园新闻更加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让校园媒体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从而增强学生对校园新闻的喜爱。校园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应根据各种媒体所具有的特点，充分发挥其优势，从而为高校营造出良好的氛围。高校在校报与校刊上可以刊登一些关于国家新闻以及校园重点新闻事件，解读国家重大政策与措施，以此不断引导学生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关注校园、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校园新闻要不断反映学生们的生活，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建设校园网的前提要求就是内容要丰富、有广泛的传播范围、有较强的服务性、受众群体多，从而为全体师生提供高效的服务，使其校园新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另外，在校园网中除了要各类文章及图片来反应校园生活以外，还可以设定论坛，让受众群体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及看法，这样能够使校园文化更加丰富，进而使得学生的思想政治知识得到巩固。
一、提高政工人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
政工干部的任务是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面对市场竞争加剧，本身必须适应时代的特点和发展的需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业务精湛、专兼结合、功能互补的高素质的政工队伍。一是必须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作为政工干部不仅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还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的心理活动所进行的一项特殊工作。因此，每个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都必须做到才思敏捷，洞察秋毫，要善于从工作对象的表情、性格、只言片语和人际关系中判断其真实的心理活动，准确把握工作对象的心理变化和思想脉搏，学会措辞技巧、语言技巧，以按照工作对象的接受能力，选择适当的谈话内容和技巧，这是政工干部做好新闻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二是政工人员必须要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应该积极学习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三是必须具备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政工干部应具备吐字清晰、言简意赅、幽默生动、逻辑严密的口才，通过报告、讲授、座谈等形式，循循善诱地说服教育对象。
二、加强和改进新闻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要努力做到“四个到位”
一是工作体制到位。即要做到组织机构健全，使思想政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要做到组织落实、人员落实、责任明确、制度健全。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二是工作措施到位。要紧密结合社会精神文明化生活新发展，努力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应结合新闻单位的实际，坚持以书籍报纸、音像制品为媒体，以“星期一夜校”学习讨论、听专家辅导讲座为阵地，以文体活动、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加强引导性，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使大家学有内容、做有样板、赶有先进、乐有所为；坚持建立健全奖惩机制，以制度、职责、责任及工作实践为基础，对实践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好思想、好品德，对创造出的新经验和好做法，要及时表彰、奖励，总结推广，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工作投入到位。在人员、精力、措施到位的同时，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经费的投入，这是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正常开展和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四是工作研究到位。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特别是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将成为今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
三、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