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6 18:46:53
序论：在您撰写精神医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3.
1.1神经外科问题为基础教学法的应用及问题
20世纪末，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在医学教育改革实践中获得广泛认可，作者所在院校的神经外科较早的引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合作来解决真正的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在促进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机，自导学习和获得结论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大量研究客观证据的，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传统教学方法日现弊端，需要转变医学教学模式，通过更好的应用科学证据来指导临床实践，在这种模式下，如何收集、评价证据并为我所用成为面临的问题。
1.2神经外科循证医学教育的应用及问题
1992年David Sackett教授首先提出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模式，其后欧美等国开展的循证医学教育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循证医学以设计严谨、方法科学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系统性评价或Meta分析，特别是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双盲RCT的客观证据为基础，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和可信性，使众多临床治疗决策发生了根本的观念性改变。循证医学教学模式在传统医学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通过上述循证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其优缺点有所扬弃，在教学中引入循证医学的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的方法论，尤其是注重实证，以临床证据为行动依据，注重依靠证据评价解决实际临床问题。但目前神经外科问题为基础教学模式中的循证医学教学内容相对缺乏，神经外科学特别是近年来涉及颅脑外伤、脑血管病和肿瘤学的理论与技术日新月异，许多治疗方法、方案大量出现，所以出现文献报道结果不一甚至相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教学依靠教师个人临床经验积累、观点缺乏共识甚至矛盾等，较易令学生重主观，重师承，轻客观，轻实证，难以达到预期教学效果。因此，在神经外科问题为基础的教学计划过程中，引入循证医学教学模式，通过对文献进行二次加工并综合分析，最后获得合理的循证医学结论，可有效引导学生获得正确结论，据此指导神经外科临床实践，对神经外科临床教学大有裨益。
2结合问题为基础教学法的循证医学培训体系的内容和评价
2.1培训体系的建立及具体授课内容
循证医学相关课程培训：①循证医学课程理论授课。介绍文献检索、证据获得及评价方法；②循证医学专题讲座。Meta分析在神经外科疾病诊疗过程中的应用实例；③神经外科案例分析。重点选取脑肿瘤目前诊疗进展及治疗方案荟萃分析评价。举办循证医学杂志沙龙（Journal club）：①选择相关的新发表的论著作为Journal club交流文献。文献质量由主讲教员把关，以提高学生的关注程度和讨论热情。②组织学生提前查阅相关背景材料，准备多媒体资料、幻灯片、手术录像等，提出待解决的临床问题并汇报文献。③组织提问和讨论，讨论内容多集中在文中研究方法、统计方法是否得当，文中对研究数据的解释是否合理，文中的研究结果是否有临床应用价值等方面。问题为基础教学结合循证医学教学具体授课内容：由1名主讲教员和3名见习课、讨论课授课教员组成教学团队，主要由7个学时完成。具体授课内容：①选取神经肿瘤典型病例，引导学生提出有关疾病诊断、治疗等需要解决的问题；②组织学生根据所需解决的问题通过EBM网站及其他文献检索途径，查寻最新、最佳证据；③根据循证医学评价文献的原则，以小组为单位对研究证据的真实性和实用性进行严格评价，并结合病例具体情况，阐述自己的诊断和治疗；④指导教师进行点评和小结，最后提出临床处理方案；⑤密切观察和随访，总结临床经验，对已进行的临床实践作后效评价；⑥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循证医学理念指导下教学的评价。问卷内容包括循证医学教学是否能够强化基础理论知识，是否有利于临床技能的掌握、扩大视野、开拓思维、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是否有利于提高自学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以及是否赞成该教学方式等问题。
2.2教学效果的评价
在神经外科专科见习及培训结束后，增加循证医学案例分析考核评价内容，使其成为医学生综合能力考核评价系统的一部分。通过循证医学案例分析考核评价的结果，反馈到教学各环节，进一步改善教学质量，提高医学生应用循证医学证据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在作者所在校2009级军医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学员中，共发出不记名评价表60份，全部收回，并有效。80%以上学生们认为通过引入循证医学的教学法能提高学习技能，激发学习兴趣，很有必要开展PBL结合EBM教学。
1.1ESP课程安排与设置
语言学习有着循序渐进的自身特点，在医学院校也不例外。语言首先为通用语言（EGP），日常基本交流的语言，然后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用语。我们培养的是专业人员，但必须具有基本的社会交流能力，其次才是专门领域的英语应用能力。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在学生入校之初，我们要引入大学公共英语的内容。由于医学院校的特点，大多数医学院校都是精英教育，以培养高端人才为主，学生的英语基础都是经过选拔的，在普通高等院校学生英语水平之上，通过一年的公共英语提高，可以过渡到ESP的层面上来。在第三学期的英语课程设置中，首先引入医学英语常识性质的内容作为辅助。使学生在掌握一定的英语能力和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逐渐培养对医学英语的兴趣和敏感性。学生在学习过程总能不断摸索，循序渐进地向ESP专业英语的方向发展。
1.2ESP教师教育ESP教学设计
对教师有专业与语言的双重要求，需要ESP教师利用计算机网络对大量的文本、音频和视频信息进行搜索、筛选、编辑和加工。许多医学高校的专业教师,由于他们基本都是英语专业毕业，在校期间并未涉及医学专业知识，对医学英语知之甚少，选择的教学模式主要是讲解单词和课文分析,很少涉及语言综合技能的全面训练，在授课过程中，仍然遵循传统课堂的教学方式。同样，由语言教师担任ESP课程教学，由于不懂相应的专业知识和ESP教学之于EGP的特殊性，也难以胜任。如何为ESP教师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技术培训是ESP教学设计今后有待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很多医学院校为英语老师开设医学课程的培训，并积极鼓励英语老师跨专业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并加大扩充国外访问学者的力度和名额，创造条件为医学院校英语老师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各种医学英语研讨会也逐渐走入各个医学高校的外语部。
1.3结语ESP
作为一种高级的专业语言教学，要将语言技能教育和专业知识有机的结合，使ESP成为高级专业人才整体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掌握医学英语教育动态，借鉴有益经验，将先进的医学英语教育内容纳入ESP课程体系之中。在医学院校，英语教学以ESP教学理论为指导,培养社会需要的精英型医务工作者为目的，改革英语教学模式与方法,合理调整ESP教师培养体系，完善医学院校英语教学的教学体系，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的、真正适应社会需要的合格的医务人才。理，汇报人的综合表现能力（包括专业态度、自信度、着装、肢体语言）。3 神经外科CBL教学体会和存在的问题
二、CBL教学更具趣味性
2.1CBL教学不会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学习过程轻松而且有趣，学生自评结果显示：①CBL改变了学生被动学习的态度，使其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学习中，并愿意去探索学习中的问题；②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并在准备讨论的过程中进一步学习；③锻炼讨论和演讲的能力，培养合作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2.2培养医学生的军队实战思维能力不同于传统方式的教学模式，也不同于平时临床的教学内容，由开放性颅脑战创伤清创改编来的讨论病例更贴近战时自然在贴近临床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讨论现场仅提供详尽创伤史、X片以及基本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等辅助资料，不提供头颅CT、MRI、DS等，充分模拟战时医疗条件，训练学生的迅速诊断、鉴别诊断、提供诊疗策略能力，并且结合战时环境考虑可能存在的并发症，多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得到了延伸和扩展，将以往的课本知识转变为战时的实用解决问题能力，提高了学生分析病情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其良好的临床思维，使其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2.3有助于医学生对神经外科学的学习与其它临床学科相比，神经外科专业性强、概念抽象，且常涉及其他学科知识，如神经解剖、生理、病理、急救、耳科、眼科等学科，知识点散且临床病例复杂多变。传统教学中理论授课多而实践机会少，医学生学习方法多为死记硬背，待到真正临床实习时知识点常常已经忘记，而且临床病例千差万别，与课本上描述的典型症状和体征往往不完全相符，面对真正的病人，学生容易束手无策。以开放性颅脑战创伤清创改编来的病例既能够锻炼学生战时实际解决问题能力，更可以通过其对案例的学习指导学生学习神经外科，覆盖面更为广阔，解决更为实际的问题，助于军队医学生将书本的知识融会贯通，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2.4培养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鉴于战时特殊的环境，军队医学生必须迅速从海量的医学知识中掌握军队医学的精髓，以适应未来之需要，所以学生的学习模式变被动为主动，训练和加强临床技能的培养是首要的问题。CBL教学模式改变过去灌输式教学方法，以病例为中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的学生往往具备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在主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提高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自我学习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对其以后的医疗工作有重要的意义。战时环境严峻，任务艰巨，要求军医高效而迅捷地将伤者分类、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包括手术），而个体难以独立这整个过程。在CBL教学过程中，以组为单位，各成员负责查阅和分析各部分的资料，寻找答案，解决问题，最后汇总各方面资料，完成分析讨论。在此过程中，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与交流，互补互进，既巩固医学生的专业知识，又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
2.5CBL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CBL所选病例不是课本内容的重复。CBL是对新知识的自主学习、对基础知识的拓展和延伸。CBL案例最好根据实际战创伤病例改编，并有相应的影像学资料和实验室检查资料，让病例看起来更真实，否则会降低学生学习兴趣，并缩小学习范围。军队医学生应当训练自己提炼重点、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将所获得的信息迅速转化为诊断和治疗的依据，并且可以目光长远地看到疾病的并发症和预后。在讨论时，将查到的信息未经加工即展示的做法不仅占用宝贵的讨论时间，而且容易使讨论方向偏斜。应该将所查内容化为己用，用自己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三、总结
[关键词] 医学;人文精神;培养
[中图分类号] R197.32[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3-7210(2010)04(b)-122-02
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确立为标志的现代医学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机统一,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有机统一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现代医学不仅关注人的自然属性,而且关注人的意识属性和社会属性,这就要求医护人员除了解除患者的肉体病痛,还需要了解患者的社会处境和心理需求,关注心理、社会因素对疾病的作用,培养医护人员的医学人文精神,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1 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意义
1.1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科学的平衡砝码
医学科学精神强调遵循医学规律、实证方法和规范的程序,以求真为目的。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敬畏生命、关爱生命、善待生命,从人与社会的整体性出发,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强调人性化、感受性、价值观,以求善、求美为目的[1]。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是共生互动、相同互通、相异互补的关系,实现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医学精神的核心价值。目前许多医院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力量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技术方面没有很大区别但医疗质量却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就是忽略了医护人员人文精神的培养,不能把握“以人为本”这个道德实践和职业活动的基本准则。
1.2 医学人文精神是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内容
医疗技术和人文关怀是医疗服务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如果医护人员缺乏人文精神,缺少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势必加剧医患关系不和谐的情况。从医院办公室受理患者的投诉来看,其中由于个别医护人员与患者沟通不够,医患关系不和谐导致医疗纠纷占总量的绝大多数。在全体医护人员中树立起医学人文精神是预防医疗纠纷,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环节,更是调整医患关系的杠杆,它可以引导医护人员尊重、关心、体贴患者,从而增加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主动配合治疗,在医疗护理中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2 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途径
2.1以人为本,在服务理念中融入人文关怀
中国传统医学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在诊疗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患者的尊重、关怀,主张与患者进行情感的沟通,充分体现了“医乃仁术”的基本原则[2]。医院应向医护人员倡导“向白求恩学习,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敬业爱岗,做合格的医护人员”等理念,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树立典型人物和典型群体,深入宣传优秀医护人员的先进事迹,持续深入开展向华益慰等优秀医生学习活动。通过这些引导,在医护人员心里真正确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以及忠诚的服务精神和服务文化,重塑“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形象,为医院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和影响。
2.2强化人文学科教育,提高综合性人文素养
一个完整的医护职业形象是技术精湛和人文素养丰富的完美组合。医院应将医学人文科学继续教育纳入职工素质培训计划中,要求医护人员深造医学业务知识的同时,扩大人文视野,通过人文知识的积累和道德内化的修炼,提高综合性人文素养,并通过临床实践,对患者的细心体察、精心治疗、悉心关怀来施展医术,提高关爱患者的人文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心理、文化素质。另外,医学教育作为培养医学人才的基础和重要路径,必须正确处理好医学专业课、公共教育课与人文关怀课程的关系,建立各类课程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的教育模式,将发扬医学人文精神视为医学生的知识架构中的重要部分,成为将来医疗实践中发挥知识力量和智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在临床上彰显医学与医学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特点和品格[3-4]。具体可以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与医学交叉的边缘学科课程,如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行为医学等课程,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具有医学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通过行之有效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把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文品格和人文素养,外化为一种人生态度和一种能力,使学生成为既具有专业技术能力,又体现人文精神,具有健全人格的现代医学人才。
2.3 创新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
良好的医患关系对卫生服务人员和患者都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现代医学模式给医护人员提出新的医德要求:高度弘扬医学人文精神,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尊严、选择权和知情权,平等对待每一位患者,塑造并维护医患之间的平衡、平等的关系,实现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才能提高服务质量,才能使医疗卫生服务焕发勃勃生机。医院应制定规范化语言,定期召开患者座谈会,促使医护人员学习沟通技巧,让他们更加了解患者的需要,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对患者就医心理给予充分理解。组织科普讲座和义诊咨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形成对患者无私的爱和对卫生事业的不懈追求。优化服务流程,如计价、收费一条龙,电话预约挂号等,点点滴滴都从患者利益出发,让患者在医院的每个角落都感受到医院的人性化工作,体验到医护人员所特有的爱心,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时统君,陆召军.医学人文精神探析[J].卫生软科学,2008,22(2):122-123.
[2]马静松,孙福川.医学人文精神:失落探源与回归求解[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1):70-71.
[3]金鑫.论临床医学中的医学人文精神[J].医学与社会,2009,22(7):37-39.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是悬壶济世，是施仁爱于他人。医学被称为“仁术”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等等。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开宗明义地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1]在非典危机中、在汶川大地震中，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仍闪耀着骄人的光芒。当代中国医务工作者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大医精诚”的优良传统，奏响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时代最强音。他们无私无畏、顽强拼搏的精神，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为历史所铭记。
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駐张机体的整体髓复。中国传统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体观念，更是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一是认为人体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二是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獻体的各个誠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會吐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m这里当然也包含着人体与情志、人体脏器与情志之间的关系。情志，即“七情’、“五志”古人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喜、怒、悲、忧、恐，叫作五志。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的改变可能使人发病，祖国医学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有详细记载。情志的变化也和脏腑密切关联，中医认为一定的脏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它们的关系是，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过喜则伤心;过怒则伤肝;过思则伤脾;过忧则伤肺;过恐则伤肾。人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且五脏六腑相互縣、相互影响，故某1情志对某一脏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以本脏为主，同时也可能伤及他脏。因此，如果病人躯本上有不适，往往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而精神上的问题往往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或加重，从而使人遭受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种机体自身整体性和环境统一性的思想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所以，治病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而且也应当关注整体上的反映，包括情志对脏腑，乃至对整个人体的影响，并注意对整体上的(包括对情志上的)调节。因为医生通过舒缓病人的精神压力和对其精神情志上的调节，将有益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所以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疾病措施的同时，更注重X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人文关怀，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和疾病的治疗。
2医学人文精神是临床医学发展至今的应有之义医学的目的是诊断、治疗、预防和控制疾病，维持人的身体及心理健康。要实现这一点，就不仅要在个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微观层面上，而且要从家庭、社会、生物界、地球等宏观环境上，去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基本现象的本质和相互联系。临床医学的目的和对象具有人文取向性，因此，临床医学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哲学的精神思维、文学的心灵情感、经济学的利益权衡、法学的权利维护和伦理学的道德培养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医学的对象是人，是社会的人。因此，这就决定了医生不但要了解疾病，了解健康，了解患病的人，了解和认识社会，而且要做到正确了解疾病(医学知识)、人(人文知识)、社会(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医学社会性、艺术性、知识性的体现，更是完整地把握疾病的必然要求。因此，重技术轻人文既不利于整体把握病情，也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所谓“见病不见人”是医之大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日益严重。此种现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化，把病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医患之间很少交流，对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二是商业化，把病人只看作消费的主体，导致医学边界无限扩张，医疗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医学人文精神在医疗卫生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沉重的。
目前，医学的发展己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由迷失到被急切地呼唤到回归。一是医学发展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产生迷失和断裂。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凭借这些仪器设备，医生们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肾透析机、心肺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而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科和亚专科也纷纷建立，使病人越来越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同样也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序的分解，病人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素，病人受疾病的痛苦也纷纷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作为一个病人为病所代替，作为一个病人的整体，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医学中传统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发生了迷失和断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技术上出现的至善主义，使医学发生了异化现象。这就是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线化、超市化。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研究技术、追逐结果，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増加与病人交谈，医生更加愿意关注的是躯体问题而不是病人的情感。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个体病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的病人，医务人员精疲力竭，即使主观上有强烈愿望也没有多少时间给患者以人文关怀。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又将人们锁定在医学的幻想中：即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但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却出现了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出现了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増加;临床医学昂贵的治疗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其健康问题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医学的异化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专科化消解了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2]葛鲁嘉,周宁1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1求是学刊,1996,1:27～31
[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关键词:中医精神医学中国哲学
一、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三、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四、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五、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2]葛鲁嘉，周宁1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1求是学刊，1996，1:27～31
[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8]徐光兴1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1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