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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特征核心价值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特征核心价值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层的变革和快速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农村的个别地区大都具有了一些“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生活元素。与之相应,农村人口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也因而有了很大的变化。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使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在农村地区进行核心价值建设也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之中,必须重视农村成员经济自救与道德建设的结合,以保证农村社会的健康转型和全面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必须认清农村基本特征,坚持正确的价值方向,促进社会道德建设,以文明科学的现实生活促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
(一)农村社会成份的混合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运行机制的深层变革加剧了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从社会形态上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变;从个体劳动者的角度看,是从传统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向现代的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的转变。三十年来,这种社会经济转型的量和质的积累,使广义上的中国农村成为一个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有多种经济成份和社会元素并存的混合体。
整体上说,中国既有东南沿海地区较为现代的农村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又有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在同一农村地区,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农村社会劳动力的构成等生产和生活要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应,其经济成分、所有制形式、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成份也就愈加复杂。甚至在同一个村庄,在不同的生产者那里,其经济形式、生产和经营方式和水平也都可能大相迥异。
显然,不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大特点即是其社会生活和经济元素愈来愈具有强烈的混合性。
(二)农村社会成员个体属性的模糊性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当代工业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现象。随着正在加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量传统农村人口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和生活于城市。由于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即使他们已经在城市中扎下了根,但在心理上和现实处境上他们仍然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农民”。加之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频繁地往返,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农民”和“农民工”、农业和工业之间不断地改变身份。这些都造成了“农民”的社会属性变得更为复杂和模糊,他们亦工亦农亦商亦城亦乡,但受制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原因,他们又仿佛非工非农非商非城非乡。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和水平的混合体,农村中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一个社会属性相对复杂的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模糊性造成他们对自己个体属性的认识模糊。“我是谁”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工心理上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惑,造成了他们对自身主体价值的怀疑。在他们的生活方式选择中:一方面是心中对都市文明的向往,是对身份逐渐改变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有着对自己未来不确定的不安。正是由于对陌生的现代道德的仿徨和恐惧、向往和模仿,也造成了他们在情感选择方面的徘徊。
由于他们在就业、医疗、子女求学等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市民”待遇,使许多人有着一种社会边缘人的心理,或者自我边缘于城市主体社会。这不仅容易引发各种心理问题,也影响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事实上,与经济问题一样,今天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间题已经成为困惑和影响农民工精神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复杂性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由于信息来源渠道的丰富性、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信息传播内容的复杂性。
第一,随着农村人口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频繁往返,重商主义、市场经济和都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已经影响到曾经相对简单、纯朴的农村社会和文化生活,影响了传统农村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及其原则;第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相对普及,使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他们对一些事情有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由于有了一定的法制观念,他们基本明白自己的权利,并知道得到这种权利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敢于主张这种权利;第三,以电话和电视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手段和信息传媒为农村社会造就了一个异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尤其是通过影响力和受众面越来越大的卫星电视和网络的力量,国外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电视剧和新闻节目,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曾经闭塞的农村,西方政治形态、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也对农村和农民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力;第四,传统的封建迷信内容往往以新的形式、以科学的面目在农村得到继续传播,甚至有时在一些地区造成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何正确认识这些纷繁复杂或光怪陆离的多元文化,解决它们对农村人口造成的精神困惑和道德建设上的干扰,是在农村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城市,有公共图书馆,有各种免费的公益讲座和讨论,可以有助于人们对各种社会思潮内涵的认识。但是,由于农村的具体情况,有些人不仅不能正确吸收其中的有益因素,甚至可能因为对其内容良秀不分而影响到广大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从而也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四)农村生活方式的多元性
农村劳动者个体身份的不断改变,一方面造成了他们面临着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身份认同的困惑,并因之造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人格分裂;另一方面,他们又因受到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对传统社会冲击的影响,而日渐动摇自己长期以来从父辈那里继承和习惯了的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在生产方式改变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思维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传统农业社会已经被打上现代都市生活的重重痕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因之带有了浓厚的重商主义特点,长期融于农村生活之中的生活方式不仅有了明显改变,甚至也因打工者的不断返乡而融人了学者所言的后现代社会的某些道德观念,从而造成农村和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的多元性。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众多的农村人口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也正在进行着一次巨大的变革。这造成了中国农村深受现代思潮和现代风尚的多重影响,这种变革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由于农村经济成份的混合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其相应的道德选择和生活方式也因之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都多元地存于现实的农村生活之中。在当前农村社会中,这种艰难的取舍和多元的共存、这种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变动性和混合性,反映的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道德选择的困境,事实上,其背后的根源仍然是经济因素和社会角色面临转换时的激动与焦虑。
会计职业道德问题伴随着经济发展普遍存在,但近两年是会计准则的变更阶段,会计职业道德缺失导致的问题更加突出。2007年是我国实施新会计准则的第一个年份,上市公司年报是全面执行新准则的首份年度报告,其年报工作要求高、事项多、难度大、责任重。其中涉及到追溯调整或者其他方面的操作,如果会计从业人员的责任心不强,那么在转型期间的会计造假等现象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会更加严重。伴随经济持续发展,对于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再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天津磁卡会计舞弊案
2005年10月10日,天津磁卡被舞弊研究中心撰文指控涉嫌操纵现金流虚构巨额非经常性损益,10月19日该公司公告称证监会已正式立案调查。
天津磁卡在2005年9月7日公告中称:研发基地一期建设总用地512.34亩,总投资103,896万元;2005年3月25日,公司与中贸源签订总价款为431,972,300元的《设备采购合同》,2005年6月30日,公司向中贸源预付了5.2亿元设备采购款及原材料采购款。总价值只有4.3亿元,就预付5.2亿元,且如此巨额工程设备不自己招标采购,反而委托一家背景不明公司操作,这只能说明这5.2亿元实际是在空转,也就是天津磁卡并没有真实收到5.2亿元的售房款,也没有真实支付5.2亿元的设备款,而是在银行的配合下做出的虚假现金流;实际上,2003年度收回的关联方欠款5.3亿元以及后面支付印刷厂6.3亿元也怀疑涉嫌资金空转,以此转回巨额的减值准备,如果是这样,则其2003年、2004年巨额的非经常性损益都是虚假的。
募集资金的使用必须存入专用账户中,做到专款专用。不少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的时候虚报项目所需经费;募集到资金后名义上还挂在账户上,但早已秘密转出到账外;或者将改存款质押套取贷款;或者虚报募集资金的使用金额和使用范围。
二、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现实危害
由天津磁卡会计舞弊案应该引发人们再次思考会计职业道德问题,其将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远的现实危害。
1、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市场经济就无法维系。近年来,造假账、虚列资产权益等现象较为严重,并且出现了贪污、漏税等严重问题,这都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2、影响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会计的目的就是真实公允地反映经济经营状况,而国家宏观调控便依赖于报表等会计成果,认为其反映的经营与资产列报是合理的,并做出宏观的经济决策。但是,在会计人员违背职业道德的条件下,会计结论的可信度受到威胁,更何谈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呢?
3、侵害投资者利益。此种危害在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产生会使得会计工作丧失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为企业及上市公司提供虚假的会计报告与验资报告,从而欺骗投资者,侵害其利益。超级秘书网
三、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成因
会计职业道德是一个多元化复杂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故应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进行分析。首先,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会计职业道德更多地依附于历史继承性和经济规律,一些观念、一些做法虽然不符合时代、不符合要求,但是往往由于是老习惯、老传统,人们还是会沿袭下来。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会计人员的道德观念也处在一个徘徊、不稳定的状态。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国外的各种思想,不论是好的坏的,都会对会计人员产生诱惑。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也就不难理解了。其次,国家的法制不健全,道德的作用有时显得无力。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法制也应该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法律一旦颁布施行,就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时时改变,而社会经济生活是时时发生变化的。所以,法律往往有不周全的地方,有漏洞,这是在所难免的。法制不健全,会计人员在抵制违法会计行为时,就会缺乏法律保障。另外,尚未形成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评价体系及会计人员自己的行业自律组织。会计职业道德评价具有裁判作用、激励作用、示范作用和调节作用。我们能以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为尺度对会计行为加以衡量。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这样一种体系,不管是道德好还是道德坏,没有及时的评价,也没有及时的表扬或是纠正,使目前会计职业道德的作用和意义不够突显。另外,我国虽已有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等,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针对所有会计人员的行业自律组织来对会计人员的行为做出约束和监督。
由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创办了“善行河北”官网,将发生在河北省各地的先进人物的善行义举、典型事迹予以弘扬与宣传,引领人们见贤思齐,将抽象的道德理论春风化雨润入人心,把枯燥的宣传标语形象化、实践化,焕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呼吁社会的文明风尚。这一举措能无形地提高了民众道德素质,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能达成如此良好社会效应,分析其成功原因有:第一,利用各级各类宣传阵地:主题宣传、典型宣传、文艺宣传、网络宣传。借助新媒体平台,微博、短信、彩信、图书、视频、歌曲、动漫等新颖的宣传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不间断的宣传,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力。第二,构建专用网络平台:河北好人网、善行河北官方微博等,使“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备受关注。一件件感人至深的道德故事将抽象的理性认识外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继而将情感认同转化为自觉践行。
二、“善行河北”道德实践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
社会管理是多层面、多因素、多路径的,从道德建设切入就是其中之一。道德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软方法”之一,需要我们长期地探索研究,类似“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实现了道德建设的“虚”功实“做”、“文”活“武”练、“软”实力“硬”打造,为社会道德建设的推进提供多方面的启示:第一,必须树立科学实用的道德标准,只有科学实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标准才能获得广泛认同,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必须强化实践理念,化抽象的理论为生动的案例示范,发挥道德应有的社会作用,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第二,必须搭建道德互动平台,为群众参与提供便利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道德互动平台,可以做到践行道德规范、参与道德评价、自我价值体现。第三,道德建设必须形式新颖、体系完善,逐步形成从组织协调、过程推动到督导检查、激励约束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尤其要建设一套奉献与回报一致的机制,马克思说:“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所以说,道德建设体系必须通过体现“善有善报”合理状态,才能更好地推进整体社会道德的进步。“善行河北”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善行河北”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有效培育和发展了各种社会组织,提升了其社会管理的能力。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较为缓慢,对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强,需要政府有效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提升其社会管理的能力,从而不断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有效地充当政府与公民的中介,推进政府的各项社会管理工作。第二,“善行河北”活动培养了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了其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善行河北”活动满足群众的道德诉求,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善行河北”活动体现了民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使民众找到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使“善行河北”真正成为了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第三、“善行河北”活动维持健康的社会道德秩序,倡导高尚的道德价值,创造优良的道德风尚。规范了社会行为。使人们普遍获得道德认同,接受道德规范,有利于共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关于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思考
一、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的道德修养
从社会的性质和形态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主要可分为两类: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同质性社会通常表现为社会民众归属于共同的政治共同体,并拥有大致相同的政治认同、理想信仰和价值追求;异质性社会中的民众虽然在信仰、价值和认同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依然能够谋求其基本的价值共识和文化理解。“家国”一体的制度安排和封建的自然经济构筑了中国传统的同质性社会形态,即:维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宗法血缘关系,不仅加固着君权与族权的联盟,而且也构筑着君主意志转变为社会意志的基本通道,从而使多地域、多民族的中国华夏大地形成了基本雷同的社会结构、伦理纲常及其可沟通的行为方式。这种同质性社会形态成就了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念:既有西周的“敬德配天”、“修德配命”之说;先秦儒家的“存心养性”、“反身自省”的“内在功夫”;宋明理学家的“居敬穷理”和“省察克治”的“向内求索”;还有老子的“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释家的“觉悟”、“渐悟”、“顿悟”;等等。无论是儒家主张的内省自身、格物致知以成圣贤,道家坚守的致虚极、守静笃以返璞归真,抑或是释家力行的净心觉悟以求“修炼成佛”,都在向世人澄明这样一种镜像: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修养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推己及人”的社会价值旨向,但终因其片面推崇“诵读经书”、“颂经参禅”、“坐而论道”、“三省其身”,以实现道德个体心性觉解的道德修养方法及其修养过程,就已然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方式的道德修养仅仅视为一种可以远离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以内省、自责、内修、悟道为主要方式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心性求索。这种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同质化结构相适应的传统道德修养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内向性和精英性的文化特质。
依附性是浸透着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境界及其全过程的基本文化特质。在“家国一体”和封建自然经济的中国文化传统氛围中,道德修养一般总是以位高权重者为引领、以长者匡正晚辈为秩序,从而为维持既有社会秩序锻造出一代又一代谦卑温顺的依附性“臣民人格”。其次,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诸多之道,均以内向度的人性回溯为精神归宿。无论是主张抵达内心善的儒学,还是觉解或顿悟某种虚极境界的老庄学派,都始于人自身向善的欲望、执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内自省”的修身功夫,止于尽心知性,回复人之本性的境界。以儒家、老庄为代表的这种“为己”的心性修养之学,是一种向内用力,而非向外求利的道德追求。最后,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作为对人及其生命存在意义的终极目的性价值理解的推崇,有助于构筑并促进人生精神世界的完善和至善,尽管因其人生哲学基础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权威主义依赖,对多数平民百姓来说它还只是一种具有某种虚幻镜像的奢侈品。
二、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转型社会的挑战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分裂”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1]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
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三、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
中国社会是否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需要采用制度性和组织性若干指标评价的实证的社会学话语,然而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公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愿望或猜想,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30年改革开放在社会领域引发的根本变革,就在于其成就了中国社会由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深刻转型。尽管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错落不齐,但它作为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不同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的异质化、公共化结构的社会形态,总是一个需要以民主、商谈、参与为其文化特质的社会。“一个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众多充满着活力的民间团体,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宽容、善于对话、善于妥协、积极参与之精神与素质的普通公民。”[2]公民社会的上述文化特质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而且也渗透于道德领域,进而催生社会道德的文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在道德修养领域将发生什么样的历史性变迁?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道德文化,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中国道德修养及其转型,对伦理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道德修养及其转型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在这里,我们无意诟病传统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体系,相反,我们依然认为,“心性求索”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形态,因为,道德修养作为个体化的道德实践活动,产生于个人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及其过程进行个体精神世界的道德修养则是社会的、历史的;当“心性求索”作为一种主体道德修养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所依存的微观生存环境和宏观社会形态不再依旧,就需要对其进行适时的修正、完善,从而使道德修养体系得以形成与发展了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具体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修养形态。笔者以为,“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体系是与以“民主、商谈、参与”为文化特质的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当代道德修养体系的可能选择。目的伦理学认为,道德修养不只是遵循规范,而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规范是为了生存,修养则为了生活,道德修养当以人为目的,指向人的幸福的生活方式。
所谓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指的是一种奠基于生活的、以生活意义为价值诉求并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经验教化、习俗规范、制度创新来影响人的道德认同、陶冶人的道德情感、磨砺人的道德意志,进而达致某种道德境界的道德修养形态。主张以生活濡化作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形态的学理依据有二:一是生活的道德性;一是道德修养的“生活”性。生活的道德性,是指生活不仅为了活着,而且更需要有意义、有尊严地活着。人的生活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意义、生成意义、实现意义的过程。意义问题就是生活的道德性问题。人不仅拥有感性生活,而且拥有意义生活。这种意义生活既产生于感性生活又为感性生活提供价值目的和意义参照,从而真正实现人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生活的内在法则是生成的、开放的、超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不仅是实然的,更是应然的;不仅是惯常的、不证自明的,更是可供选择的,创新的与超越的。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秉承了生活的这种超越性与创新性,为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不断注入新的价值与不竭动力。道德既构成生活意义的解释系统,使人对生活意义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又构成生活意义的目的系统,使人的生活得到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展开与提升。道德修养的“生活”性,是指道德修养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活动方式总是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表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修养赋予人的生活方式以意义,道德修养的价值植根于“美好生活”或“人生幸福”。换句话说,一种道德修养,如果忘掉了人的生活、遗弃了人的生活,它就不再是人的道德修养;而人总是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估价和选择适合于人自身生活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道德修养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为我性、求善性和内在超越性。据上所析,较之于“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形态,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在本质上是一种更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公民道德成长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生成性道德修养模式,其最终目的是将公民历经生活检验的合理的价值与信念纳入道德修养体系,以加快完成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能力,即:知与行的同构过程,从而实现某种理想的道德修养境界。换句话说,在生活濡化的道德修养视域中,道德修养主体不再只是一个静观的凝视者而必须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诚如胡塞尔所言:“当我们面对面谈话,互相握手致意,有爱和恨,在思考和活动中,在辩论中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处在那种人格主义的态度中。”[3]以生活濡化为路径的开放式的道德修养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道德修养场域。
第一,职业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职业道德建设的为重点,把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核心,使社会从业人员把诚信内化为深层的道德需求,形成良性的职业道德基础,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提供坚实的保障。职业道德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性的劳动分功而逐渐产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涵盖了从业人员的进行各种职业活动的人际联系。而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就是在各种社会关系处理中实现诚信这一核心目标,所以职业道德建设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同时,也为实现社会诚信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助推器。第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重要外部保障。职业道德建设不但需要从业人员内在的道德自省,还需要外部社会环境的道德监督和评判。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强调形成社会整体的诚信氛围,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养成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业人员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用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实现自身客观公正的道德评判,并以诚信这一指标对自身行为进行校对,实现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觉性,通过社会诚信体系这一外部环境对职业道德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2当前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3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3.1追本溯源———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通过意识影响行动,把内化的职业道德素养外化为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树立社会成员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正确的理念,把思想转变成习惯,实现遵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内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态化。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不断提高教师的胜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充分发挥职业道德教育的正效应。
3.2画龙点睛———营造社会舆论正确导向
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正如英国思想家赫青黎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社会舆论能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正确的社会舆论可以起到道德监督员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舆论则使得职业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出现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职业道德的建设除了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因而打造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是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
3.3防患未然———加快完善法制体系
论文关键字:当代大学生社会道德模范教育作用注意
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自觉地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新。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们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帮助人们树立现代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以及促进本民族政治道德情操的不断升华。
市场经济使得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意识、危机感激励了大学生的成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功利主义淡化了大学生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如何使大学生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中保持主流意识形态,树立健康正确的文化心态,这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用社会道德模范进行积极引导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中华民族历来有推崇道德楷模的传统,“见贤思齐”是古之明训,我们表彰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实际上也是道德模范,是针对当时最需要突出表彰的道德行为的模范。现代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在社会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学生工作者作出新的努力来及时应对。
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模范教育的作用
社会道德是社会主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的一种自觉认识和向往,对人们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以社会道德模范为载体,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有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用社会道德模范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以下几个作用:
1.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对社会而言,社会道德模范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作用。社会道德模范包含着人们高度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它能产生一种感召力和环绕力。这种感召力和环绕力能够将个体导向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和规格方向上来,引导人们为之共同努力。一个社会的发展,本质上体现为全民精神的进步。因此,优良的道德模范可以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社会道德模范的高尚品质可以激励大学生升华道德认识。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唤醒、激励和鼓舞。用社会道德模范来教育大学生可以起到知行合一的作用。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社会道德模范可以唤起大学生对高尚道德行为的崇敬,还可折射出激励、启发、催人奋发向上的价值取向,让大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收到熏陶,达到精神上的鼓舞,在思想上起到强烈的共鸣,从而升华道德认识,逐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从道德的角度上规范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习惯。
实践证明,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必然会带来种种矛盾和问题,除了需要一定的法则和制度以维持基本的秩序外,也需要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模范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榜样,他们身上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彰显出新时代的崭新的精神风貌。这充分表明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为大众所接受。将社会道德模范运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可以使大学生行为规范化、系统化,最终升华为个人行为的准则。
3.在大学生中具有强烈的凝聚作用。
社会道德模范在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精神支撑和力量凝聚作用。首先,如果没有共同前进的旗帜为灵魂,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道德标准,那么就不可能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把各阶层的人们凝聚起来,也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与向心力。社会道德模范作为一种信仰和理想的集中表现形式,支撑起人们的精神世界。其次,社会道德模范作为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评判、凝聚功能,使社会和谐得以肯定。而道德在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灵魂和指导的作用,它可以陶冶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建设社会的热情。
二、在当代大学生中形成社会道德模范教育的注意点
运用社会道德模范开展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培养大学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大学生风范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道德模范教育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选树道德榜样,始终应注重坚持面向大多数,把重点放在基层,放在普通岗位上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大学生,着力发现他们在平凡学习生活上的不平凡创造,讴歌他们在普通学习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可贵精神和高尚情操。通过加强社会道德榜样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在日常行为中加以对照,检查自己,做到自警自查、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而且在此过程中学生能表现出高尚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能积极参加道德实践活动,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2.注意运用社会道德模范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本翔不境也创造人。”道德规范所秉承的祟高的价值取向及崇高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能对人产生巨大的精神激励。应创造良好的道德教育氛围,唤起大学生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在动力,提升责任感和人格尊严,使大学生完善自我,使道德从外部调控内化为内心的自觉要求和行为习。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应该努力挖掘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灿烂遗产,继承“天人合一”,彰显和谐发展观,延续爱国、重集体精神,培养个体独特个性,继承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相处,反对保守僵化,在继承与批判中建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对于缔造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道德,我们不能草率地、盲目地与之决裂或全盘吸收,而应坚持的批判精神,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努力挖掘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灿烂遗产,吸取其中的精髓,不断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最初,道德并不是连用在一起的,而是分开的。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里的“道”表示自然界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运动规律;“德”即顺应自然的规律进行发展。后来荀子在《劝学》中将两字连用:“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我国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都包含了丰富的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大体上,可以按五个方面来了解和掌握我国悠久的道德传统。
1.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讲究天人合一
古代儒家善的思想包含着对和谐的体现。他们认为因为自然生命是善的,而人类的生命又是大自然授予的,所以人也应该是本善的,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更应该是善的[1]。人与自然在共同的性本善的蕴含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正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体现了自然和谐的内在含义,顺应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和谐也可以被认为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终目的。即使是在对自然的改造方面,也表现为非功利性、非破坏性的。中国古典神话所传达的思想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最好例证。如愚公移山是采用最朴实的体力方法去改造自然,在方便自己和后人的同时也友善地对待自然;同样大禹治水采用非强力而是适度的疏导的方法。还有中国的诗人、哲人无不喜欢寓情于景,这表明他们的喜怒哀乐已与大自然不自觉的融为一体,他们已将大自然的好坏视为自己情绪的晴雨表。于是乎在风光美好的古代,才会流传那么多赏心悦目的诗句,自然才会给予人类那么多的情感滋润,这已是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境界的最好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