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09:56:28
序论：在您撰写道德法律人生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相为表里，甚至融为一体。在今人看来纯属道德范畴的事情，恰恰正是传统法律重点制约规范的对象。加强对传统社会中道德法律化的研究，特别是对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历史演变及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客观评价传统法律体系的历史作用及对现实的影响。
一、道德法律化的内涵与特征分析
探究道德法律化的特征，必须先探究“德”或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内涵。《康熙字典》引《正韵》言:“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蛇之称也。”《说文解字》释“德”为“登”。段玉裁注“俗谓用力徙前曰德”。总结古人对“德”或道德的解释，概括地说，“德”便是努力向善。道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阶层亦有不同的标准。由于道德内容十分丰富，所以道德法律化的内涵也十分复杂。道德法律化中的“德”，一是相对法律而言，德是目的。这一点在西周表现得尤为突出，周初统治者认为夏、商“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鉴于夏、商的教训，统治者认为为政必须以敬德保天命为目的。于是，用刑用法必须要合乎“敬德”的原则，这就是《尚书》中《康浩》与《多方》中屡次提到的“明德慎罚”。孔子及后世儒家亦将道德作为追求的目的。与战国法家欲建立皆有法式的“法治”王国相比，孔子及后世儒家要建立的是道德的王国。在道德王国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善美的人情来维系，整个社会充满了和谐;“父子有亲，着臣有义，夫妇有另叮，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人人以仁待人是道德王国的特征。二是相对法律而言，道德是一种更高明的治国手段。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作为治国手段，“德”的高明之处在于可以预防犯罪，可以标本兼治，可以使人知耻而不为非。由于“德”同时具备目的与手段两重性，所以以道德为原则的道德法律化势在必行。道德法律化使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了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人情即法，情重于法”。中国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礼重家族、重亲情。父子、兄弟、亲朋、故旧、门生、故史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将人们置于“情网”之中，这个情网不仅泯灭了个人性格的发展，而且足以形成抗衡国法的力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实质上是以道德为法律之灵魂。自汉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体现人情，成为人们评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标尺。“人情即法”表现在法律中有诸多由体现人情的条义，如不孝、恶逆、存留养亲、亲亲相隐等;“情重于法”则表现于司法实践中对烈女、孝子、侠客等的开释赦免上。“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其次，“有其法尤贵有其人”(《刑制总论·唐》)。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建设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荀子·君道》中言:“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国古代认为有君子则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不只是看法律自身的完善与否，同时更要看执法之人自身的道德品行。许多孝子、清官、循吏断案不仅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服，而且还能起到教育一方民众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自律与自身的表率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君主、官吏的道德修养与素质远远重于设法立制，百姓对圣君、清官的信赖也远远超过对法律的信任。
再次，“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刑法志》)。在中国古代社会，设法立制的最终目的不在实现“法治”，而在实现“德治”，这也正是道德法律化的动力。由于小农经济及宗法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国古人的理想国中总是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暴力为后循的法与刑只是有备无患的虚设之器。不仅孔子主张“胜残去杀”(《子路》)，“必也使无讼乎”(《颜渊》)，就是道家、法家也无不将“去刑”作为追求的理想。消除人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标志之一，法家亦表明使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刑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禁令》)“无讼”思想使讼事的多少成为社会治与乱、政治清明与昏暗的标志。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实质上是以道德为法律之灵魂。自汉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体现人情，成为人们评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标尺。“人情即法”表现在法律中有诸多由体现人情的条义，如不孝、恶逆、存留养亲、亲亲相隐等;“情重于法”则表现于司法实践中对烈女、孝子、侠客等的开释赦免上。“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其次，“有其法尤贵有其人”(《刑制总论·唐》)。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建设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荀子·君道》中言:“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国古代认为有君子则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不只是看法律自身的完善与否，同时更要看执法之人自身的道德品行。许多孝子、清官、循吏断案不仅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服，而且还能起到教育一方民众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自律与自身的表率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君主、官吏的道德修养与素质远远重于设法立制，百姓对圣君、清官的信赖也远远超过对法律的信任。
再次，“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刑法志》)。在中国古代社会，设法立制的最终目的不在实现“法治”，而在实现“德治”，这也正是道德法律化的动力。由于小农经济及宗法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国古人的理想国中总是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暴力为后循的法与刑只是有备无患的虚设之器。不仅孔子主张“胜残去杀”(《子路》)，“必也使无讼乎”(《颜渊》)，就是道家、法家也无不将“去刑”作为追求的理想。消除人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标志之一，法家亦表明使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刑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禁令》)“无讼”思想使讼事的多少成为社会治与乱、政治清明与昏暗的标志。
最后，效法自然，维护社会整体和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德”与天命、天道密切相关，道德法律化势必使传统法律更加注重效法上天。“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神明”、“自然”等多种解释。由于效法自然，故尔有了“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董仲舒言:“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道教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基义》)因为主张效法自然，所以传统法律十分注重法律与社会的和谐，并注重将一切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都尽量纳入法律体系当中。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鸿所言:“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
二、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
礼是中国传统法的灵魂。可以说，“礼”的内容博大精深，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可以用“包罗万象”来概括“礼”的这一特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往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蹲节退让以明礼(《曲礼上》)。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在现代法学理论中，在现代不同部门的法律中寻到“礼”的历史痕迹，但是我们却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我们不能说“礼是神权法”、“礼是自然法”、“礼是习惯法”，或“礼是宪法”、“礼是民法”等等。因为礼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其独特的有机体系，从这一角度来说，礼就是“礼”，它是无可更变的。礼的价值追求亦即中国传统法的精神或灵魂，决定了中国传统法的特色。简单地说，礼所追求和提倡的是“人伦道德”，也就是直到今天乃至将来，中国人都无法完全割舍的“忠、孝、节、义”。
礼治、德治、人治优于法治。“礼治”是后人总结的西周统治者的一种治国方式。“礼治”以宗法制为基础，以礼制为表现形式，以“德”为核心。礼治在西周的基本内容是将孝、忠视为治国之本，以确保礼治的推行;礼治的特征是体现等级制的精神，这就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昭公七年》)。与“德治”相类似的古语主要有“德政”、“德化”和“德教”等等。用“德治”来归纳中国历史上的“德政”、“德化”和“德教”，主要是因为“德治”所强调的两个中心内容，即统治者的自律和以教育的方式引导人民向善，恰好总结了“德政”、“德化”、“德教”的内容。另外，礼治与德治两者基本是一致的，但礼治偏重强调德政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德治偏重于德政的内涵。先秦儒学所主张的“人治”，是西周宗法贵族政体及附着于贵族政体的法律制度下的产物。孔子在总结西周统治经验时提出:“为政在人”，“君正则天下正”。孔子认为人与法相比，人的地位是首要的，荀子就法与人的关系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论断。德礼之治优于政刑之治，以礼服人的“王道”优于以力服人的“霸道”。鉴于秦苛法暴刑而亡的教训，孔子创立的儒学被汉以后的统治者奉为圣贤之学。在法观念由秦至汉的转折中，汉儒确立了刑的辅助地位，“德主刑辅”成为中国传统法的主要特色。“德主刑辅” 强调“德”的主导地位，可以缓和古代法律的野蛮和残酷;为了体现“德主刑辅”，统治者须存宽恕之心，不于法中求“罪”，而于法中求“仁”，道德成为法律的灵魂。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自汉朝对成文法的完善及司法实践中的“引经决狱”，开始了中国两千余年“混合法”之先河，人治与法治之争也由此出现了新局面，即在法律思想上逐渐形成“人法并重”的观点，其表现形式是兼重“法”的威严性与“人”的灵活性，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混合法”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传统。
三、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演变
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儒家的“仁、义”思想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基础。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化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三是维护封建皇权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四是权力阶层的态度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关键。“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道德法律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传统法律起源之时。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有别于西方，西方法律主要产生于由物品交换而演绎出的习惯、规则与契约中，中国的法律则产生于祭祀与兵戎之中。法律产生于战争，古人早有论述，如《汉书·刑法志》言:“大刑用甲兵。”这种源于兵戎的法，是以刑为核心的，其在后世的发展中，大多演化为刑律，这仅为法律之一端。若要完整地论述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则不能不论及到“礼”。礼，最初也包括了部落风俗，它源于部落中的祭祀活动，祭祀须有仪式与程序。礼，体现了人们对上天的崇拜与对祖先的怀念，因而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违礼必触犯神灵，必遭天谴。礼借助神的威力而具有了法的性质。礼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为中国传统法律打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的烙印，为道德的法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商、西周是“礼治”的全盛时代。后世所言的“法”(或“律”、“刑”)在三代仅为礼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西周的“礼治”可以分为两部分。其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礼义”，即礼的宗旨、精神之所在。其以人情为基础，以道德为核心。概括地说，人情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大传》)。礼义的实施途径主要是教化。“礼治’，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礼仪”，即礼的条文、规范。礼仪的实施主要依靠刑罚推行。据载西周时仪礼三千，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人刑，相为表里者也” (《陈宠传》)。但在“礼治”的体系中，礼义与教化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的法律在“礼治”体系中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与道德、制度、习俗皆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汉代之后道德法律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春秋战国至秦是“礼治”逐步崩溃，“法治”迅速确立的时代。而儒家思想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儒家对传统的“礼治”基本持肯定态度，法律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道德才是裁决一切的最终标准。正因如此，孔子才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儒法之争以秦王朝统一六国，法家胜利而告一段落。道德法律化的进程在这一时期放慢了速度，但传统的伦理道德却在儒家的整理和发掘下得以系统化、理论化，儒家学说由此而成为中国汉代之后道德法律化的理论指导。
秦的夭折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了道德的价值。汉初贾谊言:“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所为生者，法也。(《新书·道德说》)在汉儒看来，法律失却了道德的精神，就等于失去了灵魂。道德法律化在汉代，一是立法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使法律尽量与道德保持一致。如董仲舒所言:“刑反德而顺于德。(《阳尊阴卑》)；二是在司法实践中不独以法律为依据，而是引经决狱，将孔子在《春秋》中所体现的“微言大义”作为量刑定罪的最高标准，并逐渐演变为法律。如董仲舒以“《春秋》之义，父为之隐”为由，认为养父包庇犯罪的养子而“不当坐”(《礼·卷二十九))。自汉中期以后，道德法律化的进程随着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而进人了一个新阶段，《春秋》决狱使道德在法律体系中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道德的戒律逐渐演化成法律的条文。汉之后，随着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权威远远高于法律，它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法”。劳乃宣将清末沈家本等人修订的法律在实践中无法实施的原因归结为“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刑法一》)，由此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在中国社会已是根深蒂固。
[论文摘要]思想道德修养-9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门课程，需要执教者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问题；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即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坚持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整体性、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
认同，即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为主体在认知、情感上，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实施价值、意义的认识趋同，并指导自身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阶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体将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意识、自身需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其自身内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该阶段是确定更深层次内化的基础，是完成内化和外化运行过程，实现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两大飞跃的动力源泉和心理基础。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性即受教育者主体实施道德或法律行为的主观动机发自其个体的自我需要，并使这种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趋同，它区别于特定情势下的盲从，也区别于在特定外部压力下的被动服从。
[论文摘要]思想道德修养-9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门课程，需要执教者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问题；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即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坚持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整体性、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
认同，即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为主体在认知、情感上，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实施价值、意义的认识趋同，并指导自身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阶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体将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意识、自身需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其自身内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该阶段是确定更深层次内化的基础，是完成内化和外化运行过程，实现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两大飞跃的动力源泉和心理基础。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性即受教育者主体实施道德或法律行为的主观动机发自其个体的自我需要，并使这种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趋同，它区别于特定情势下的盲从，也区别于在特定外部压力下的被动服从。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道德；现状；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269-02
一、关于当前中国道德现状评价的研究
1.虽然道德失范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我国的道德主流是积极进步的
文章其中王俊人教授认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是一次社会转型，而且是一边转型一边加速，我们几乎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现代化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在这种加速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秩序能够保持基本稳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社会经受了“非典”、“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检验，这些都足以显示和证明了中国社会道德的胜利。葛晨虹教授也指出，对目前道德状况总体判断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滑坡、道德爬坡来判断。我们在看到“大恶”的同时，也要看到“大善”。社会中有“小悦悦”事件中的冷漠路人，但也有“最美妈妈”们，实际上还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2.评价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需要选择并确定具体的历史坐标
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把历史坐标定在改革开放前，再来看现在的中国，无论是人权问题上，从争取人权，到回避人权，再到人权“入宪”；还是在家庭关系上，用法律对“家暴”的行为加以惩治，这些实例都足以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3.认为中国道德到了危机的时刻
肖群忠教授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全社会的趋利化，价值观念的功利主义长期得到鼓励和膨胀，使得社会道德水平从有所下降发展到了全社会普遍缺乏道德即“道德危机”，道德的底线受到了严重冲击。
二、关于当前中国出现道德问题原因的研究
1.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戴木才教授指出，道德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同步性。我们的经济建设迅速、社会发展迅猛，相比来说，道德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有相对独立性，难免跟不上经济的迅猛发展，这是一个客观发展规律。有学者认为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当旧的信仰体系受到很大打击时，新的更高品质的信仰尚未建立，导致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脱节和人们的道德价值失范。
2.社会现实中多元价值文化的交错影响
有学者指出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市场会自发助长商业文化的生长。自发的商业文化又往往易导向消费主义、奢华主义、享乐主义生长，导向金钱关系和利己主义。如果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还留有一定市场，如果社会文化价值导向不明确，荣辱不分，人们的观念心态就会出现道德淡漠甚至缺德的行为取向。
3.道德法制化进程缓慢
胡云腾教授认为，出现道德失范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认识不到位，导致在行动上厚此薄彼，一手硬一手软。特别是很多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后，由于没有相关法律，司法机关无法将其绳之以法，公众和舆论谴责的威慑作用有限，久而久之，道德失范行为不仅增多，而且更加严重，便形成了一种不良效应。
4.道德教育失误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道德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的最大失误,就是一直不愿意承认、不敢承认利己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总是一味地把利他和自我牺牲标榜为道德的实质。德育的皇帝新衣一旦被识破，人们对德育就会阳奉阴违，口头上是一套，现实又是另一套，在这样的人生态度下，又岂能取得应有的德育效果?
5.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机制保障缺乏，监督不力
葛晨虹教授认为，我们的各种制度规则都处在建立过程中，许多环节的法律规范、制度机制都有漏洞或缺失，需要进一步完善建构。一个社会如果在制度安排方面不能有效地去引导道德取向，不道德的现象就一定会出现。
6.公共媒体缺乏引导和明确的价值导向
有学者认为，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往往更容易成为公共媒体的报道对象。而那些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关注报道的对象。并且万俊人教授还提出，新兴网络媒体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想象，我们一时还没有适应。网络媒体对道德问题的放大效应值得特别关注。
三、关于改善当前中国道德现状对策的研究
1.健全并细化各种相关法制及其他管理制度，推进道德法律化
肖群忠教授指出，我们在当前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基本国策和治国方略，把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党和政府对社会和人民的重要责任。另一方面，戴木才教授提出必须运用法律手段保障道德建设，加大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罚力度。
2.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葛晨虹教授认为一个只讲自我利益不讲对他人和国家责任和奉献的社会，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所以，要想增强社会道德实力，让人们身体“流淌更多的道德血液”，就必须在文化层面对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理论和价值观进行社会性反思批判，切实关注并加强社会道德文化的建设。
3.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要加强社会精英的道德教育
有学者指出，应从小培养道德意识，重视道德教育。一方面，家长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并为孩子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另一方面，学校要建立完善的道德教育体系，分层次、分阶段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道德教育。而最重要的是对社会精英的道德教育，胡云腾教授认为，要始终把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公务员队伍的道德建设、富裕阶层和文化科技精英的道德建设作为全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坚持党员带头、官员带头、富人带头、文人带头。这些群体如果不带头，要求老百姓加强道德建设就是空话。
4.建立媒体监督机制，发挥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
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监督，都会产生腐败，媒体也需要监督，要把“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落到实处。有学者还指出，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媒体要发挥正面引导作用，积极宣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刻批判与现代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道德行为，让道德遗毒在社会舆论的打压下知难而退。
四、当前中国道德问题研究的深化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学者对当前中国道德现状的把握、成因的分析以及对策的提出都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我认为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伟大的工程，需要更加系统性地研究，特别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如何提高它的实效性，是解决当前社会道德缺失的关键。
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到道德建设中来，尤其是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落实到实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提出了当前中国社会应该提倡和弘扬的美德，而且设定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体现了当下我国社会对其成员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实践出真知，不能只是将八荣八耻“贴在墙上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实、实践。
一方面，要做到广泛宣传宣传，通过宣传“八荣八耻”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在社会中广泛开展各项相关主题实践活动。但需要说明的是，在选取相关典型事例时要注意确保事迹的客观真实性。先进典型之所以能打动人、感染人，是因为他们源自生活、有血有肉，其越是真实越感人，越是朴实越亲切。因此，在宣传典型事迹时要按照先进人物的本来面目塑造典型形象，用平实的语言来阐释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用我们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来展现典型事例中人物的高大形象。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典型进行宣传时要注意把握好宣传的时机和节奏，做到适时、适度，这样才能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另一方面就是要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中坚持以“八荣八耻”为创作导向，将所要宣传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内容纳入文化作品创作中来，创作一批反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文艺作品，特别是要加强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但如今许多中华民族的优良的道德传统被人们忽视，甚至抛弃，当前要想加强道德建设，就必须要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
诗人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道德在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我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道德状况定会呈现出新的面貌。
参考文献：
[1]葛晨虹.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实力重建[J].西北师大学报，2012,(1)
[2]肖群忠.道德危机的拯救与文明大国的崛起[J].西北师大学报,2012,(1)
[3]胡云腾.加强道德建设要多管齐下[J].红旗文稿，2012,(1)
[4]余涌.关于道德建设的几个问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6)
【论文摘要】弘善抑恶，见义勇为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一些古代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义举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然而时至今日，面对危难见死不救者大有人在，他们的行为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对传统伦理道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见危不救”的行为，仅仅是伦理道德问题，还是应列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呢？笔者就此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见危不救的涵义及表现形式
见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处于危难时或公共利益处于危难之时而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行为。根据国内外的立法与实践，见危不救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形：
1.1不报告他人危难这种情形是指：见他人处于危难状态时，能报告治安、医疗或其他有关部门唤起救助而故意不报告的行为。
1.2不救助他人危难见他人处于危难之时，能救助而不救助的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见危不救的最普遍的情形。
1.3不应公务员请求协助救难这种情形主要是指当有危险灾难发生时，若负责救助的公务员发出要求，请求协助
救难时，公民不予协助救难的行为。
2对见危不救行为入刑的考证
1975年在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处罚措施：“贼人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该篇还记载：“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从这两段秦简的内容来看，秦代对见危不救的处规定十分严格，凡邻里遇盗请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论罪；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在路旁百步以内的行人未出手援助者，罚交战甲二件。从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的情况来看，把见危不救行为人刑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道德刑法化的过程，众所周知，道德与法律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行为规范，二者都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由于道德的规范作用主要是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来维持，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因此，道德在发挥作用时就具有局限性，它对那些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进行舆论的遣责而不进行实质的制裁。对于那些不知廉耻的人来说，道德的遣责在他们身上几乎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然而法律则不同，虽然其规定的范围有限，但是它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它可以规定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它是以国家强制力——法庭、警察、监狱为后盾，它既有引导、推动、教育的作用，更有惩戒、防范的作用。较之道德，法律对人们有着更强的制约作用。
3对我国设立见危不救的可行性论证
在今天道德日渐滑坡的情况下，把见危不救排除在刑法的高速范畴之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笔者建议把见危不救行为入刑，设立见危不救罪，这是因为：
3.1从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在“见危不救”问题基本上采取相同的立场来看，这种立法选择有着超越阶级和制度的文明属性资本主义道德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权利至上为旨，二者有根本的矛盾但都不约而同的“强人所难”，逼人见义勇为，严惩见危不救的行为。这说明，法律上的这一选择与特定的阶级、制度没有多大关系，而与各国面对的共同庆社会问题（道德滑坡相关）。我们国家既然存在着同样的社会问题，就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成果。社会主义本来就是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更强调社会公德的社会，我们没有理由对国民的道德要求更低，没有理由不立法“逼”人们见义勇为。
3.2设立见危不救罪，其前提是行为人必须具有相应的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也就是必须将原本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换句话说，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标尺上，用指针将见危不救划在法律义务的一侧。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也是必需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对道德领域的干预程度应依时而定。当道德的力量本身足以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时，法律自不必“多管闲事”。但当道德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使道德规范得到实施，而该规范对于社会来说又至关重要时，就有必要采取法律手段，以强化和巩固该规范，否则，听任道德规范的滑坡，直至最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时再想通过立法来扭转局面，也只怕是“法不责众”、为时已晚了。另一方面，刑法本来就渗透一定的道德，同时又是巩固道德的武器，而道德是刑法的重要精神支柱，如果对见危不救这种严惩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的处罚还只是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是难以遏制这种现象蔓延的。将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是社会的需要，这一点是不容忽视与否认的。所以，“将本来属于道德层面的要求部分变成法律规范，变成人们的强制义务，这是提高国民精神文明的一种途径。”
3.3“见危不救”行为的实质属性决定了它应当定为刑事犯罪“见危不救”之行为，实质属性有两方面：一方面，能救助或能唤起救助而故意不为，实为坐视、纵容他人生命、健康等重大损害的发生，说明这种损害结果并不违背其内心意图，这与加害人或造成危害之人的心理状态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见危不救”行为常常成为实际危害结果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若无此一条件，若“见危而救”，损害结果大多不会发生。这就是说，这种行为与他人损害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基于此种实质属性，我们能将其仅视为不道德行为吗？刑法既然追究造成严惩后果的过失犯罪的责任，也应该追究赞成严惩后果的过失犯罪的责任。因为见危不救者的主观过错或恶意（坐视、纵容）远比过失犯罪更严重、更可恶。见危不救行为直接赞成得人身、精神伤害，以及间接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十分恶劣的，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并不违反犯罪概念的构成理论，而且这样做也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的原则。
4设立见危不救罪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4.1法律所规定的道德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它是对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要求，而道德的层面却有高低之分，低层次的道德是能为一般公众所践行的道德，可称其为基本道德或普通道德（底线道德），而高层次的道德则代表一种道德的理想，只有少数人物能实现它。显然，理想的道德是不宜法律化的，否则就是强人所难，因为一般人难以做到。
4.2我们不能随意地将所有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不能随意将所有伦理道德刑法化如果将全部的道德义务提高为法律义务，那无疑提高了法律的标准，而这种被拔高了的标准是难以被普遍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因此，法律义务的设定也要保持适当的度，这个度就是普遍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所能接受的程度。能够确立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需停留在道德领域。如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无疑使一个社会的法律变成了道德法典，法庭变成了道德法庭，这就等于用道德取代了法律，它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的。”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53
2范忠信.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J].中国法学，1997，（4）
【论文摘要】弘善抑恶，见义勇为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一些古代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义举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然而时至今日，面对危难见死不救者大有人在，他们的行为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对传统伦理道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见危不救”的行为，仅仅是伦理道德问题，还是应列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呢？笔者就此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 见危不救的涵义及表现形式
见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处于危难时或公共利益处于危难之时而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行为。根据国内外的立法与实践，见危不救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形：
1.1 不报告他人危难 这种情形是指：见他人处于危难状态时，能报告治安、医疗或其他有关部门唤起救助而故意不报告的行为。
1.2 不救助他人危难 见他人处于危难之时，能救助而不救助的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见危不救的最普遍的情形。
1.3 不应公务员请求协助救难 这种情形主要是指当有危险灾难发生时，若负责救助的公务员发出要求，请求协助
救难时，公民不予协助救难的行为。
2 对见危不救行为入刑的考证
1975年在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处罚措施：“贼人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该篇还记载：“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从这两段秦简的内容来看，秦代对见危不救的处规定十分严格，凡邻里遇盗请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论罪；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在路旁百步以内的行人未出手援助者，罚交战甲二件。从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的情况来看，把见危不救行为人刑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道德刑法化的过程，众所周知，道德与法律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行为规范，二者都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由于道德的规范作用主要是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来维持，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因此，道德在发挥作用时就具有局限性，它对那些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进行舆论的遣责而不进行实质的制裁。对于那些不知廉耻的人来说，道德的遣责在他们身上几乎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然而法律则不同，虽然其规定的范围有限，但是它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它可以规定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它是以国家强制力——法庭、警察、监狱为后盾，它既有引导、推动、教育的作用，更有惩戒、防范的作用。较之道德，法律对人们有着更强的制约作用。
3 对我国设立见危不救的可行性论证
在今天道德日渐滑坡的情况下，把见危不救排除在刑法的高速范畴之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笔者建议把见危不救行为入刑，设立见危不救罪，这是因为：
3.1 从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在“见危不救”问题基本上采取相同的立场来看，这种立法选择有着超越阶级和制度的文明属性 资本主义道德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权利至上为旨，二者有根本的矛盾但都不约而同的“强人所难”，逼人见义勇为，严惩见危不救的行为。这说明，法律上的这一选择与特定的阶级、制度没有多大关系，而与各国面对的共同庆社会问题（道德滑坡相关）。我们国家既然存在着同样的社会问题，就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成果。社会主义本来就是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更强调社会公德的社会，我们没有理由对国民的道德要求更低，没有理由不立法“逼”人们见义勇为。
3.2 设立见危不救罪，其前提是行为人必须具有相应的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也就是必须将原本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 换句话说，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标尺上，用指针将见危不救划在法律义务的一侧。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也是必需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对道德领域的干预程度应依时而定。当道德的力量本身足以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时，法律自不必“多管闲事”。但当道德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使道德规范得到实施，而该规范对于社会来说又至关重要时，就有必要采取法律手段，以强化和巩固该规范，否则，听任道德规范的滑坡，直至最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时再想通过立法来扭转局面，也只怕是“法不责众”、为时已晚了。另一方面，刑法本来就渗透一定的道德，同时又是巩固道德的武器，而道德是刑法的重要精神支柱，如果对见危不救这种严惩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的处罚还只是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是难以遏制这种现象蔓延的。将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是社会的需要，这一点是不容忽视与否认的。所以，“将本来属于道德层面的要求部分变成法律规范，变成人们的强制义务，这是提高国民精神文明的一种途径。”???
3.3 “见危不救”行为的实质属性决定了它应当定为刑事犯罪 “见危不救”之行为，实质属性有两方面：一方面，能救助或能唤起救助而故意不为，实为坐视、纵容他人生命、健康等重大损害的发生，说明这种损害结果并不违背其内心意图，这与加害人或造成危害之人的心理状态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见危不救”行为常常成为实际危害结果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若无此一条件，若“见危而救”，损害结果大多不会发生。这就是说，这种行为与他人损害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基于此种实质属性，我们能将其仅视为不道德行为吗？刑法既然追究造成严惩后果的过失犯罪的责任，也应该追究赞成严惩后果的过失犯罪的责任。因为见危不救者的主观过错或恶意（坐视、纵容）远比过失犯罪更严重、更可恶。见危不救行为直接赞成得人身、精神伤害，以及间接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十分恶劣的，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并不违反犯罪概念的构成理论，而且这样做也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的原则。
4 设立见危不救罪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4.1 法律所规定的道德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 它是对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要求，而道德的层面却有高低之分，低层次的道德是能为一般公众所践行的道德，可称其为基本道德或普通道德（底线道德），而高层次的道德则代表一种道德的理想，只有少数人物能实现它。显然，理想的道德是不宜法律化的，否则就是强人所难，因为一般人难以做到。
4.2 我们不能随意地将所有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不能随意将所有伦理道德刑法化 如果将全部的道德义务提高为法律义务，那无疑提高了法律的标准，而这种被拔高了的标准是难以被普遍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因此，法律义务的设定也要保持适当的度，这个度就是普遍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所能接受的程度。能够确立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需停留在道德领域。如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无疑使一个社会的法律变成了道德法典，法庭变成了道德法庭，这就等于用道德取代了法律，它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的。”???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53
2 范忠信.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J].中国法学，1997，（4）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7 ― 0005 ― 0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的是实践育人，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围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把握如下主要环节。
一、明确思政课实践教学指导思想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既是高等院校对大学生开展理论以及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更是培养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和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因此，实践教学的改革要有利于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达到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更好地接受理论课和思想品德修养课等课程的理论知识，能学会分析现实社会、人生等各种现实问题是其关键，不仅“入耳”，更要“入脑”、“入心”。
二、认清思政课实践教学重要意义
实践教学意义，主要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改变长期以来“一支粉笔加一块黑板”的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不少教师拘泥于教学大纲中的内容，力求讲全讲深讲透，追求理论的完整性，造成教师之间争课时，课程之间争课时。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理论轻实践，更多关注对学生政治方向、思想意识和所谓知识点的灌输，而忽视了学生作为接受主体的接受程度及其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影响了教学效果，导致学生直接面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相对薄弱，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三、遵循思政课实践教学基本原则
1、目标性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突出育人这个根本，逐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立足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需求，认真研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立足现实，着眼未远，做到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2、“一体化”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组织到考核都要体现相互衔接，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知、思、行”三者有机统一和共同作用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完成培养“懂知识、善思考、会实践”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任务。
3、主体性原则。大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发挥大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参与意识，引导学生通过实践环节，亲身体验和验证所学理论，加深对所学理论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目标“内化”为学生自我成长的自觉价值选择，切实提高学生道德素质和思想理论水平。
四、凝练出思政课实践教学重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主干课程教学重点分别是《基础》“道德法律意识与公民素养培育”、《纲要》“近现代历史与国情认知”、《原理》“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养成”、《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树立”的等，其结构体系形成一个由浅入深、由个人品德形成到合格政治素养培养的立体的教育目标体系。
而实践教学目标的安排，既要做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各门课程之间培养目标的有机衔接，又有效地贴近学生思想实际，引导学生自主教育和自我成长，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化”与“内化”目标的衔接。为此，四门主干课程的实践教学重点分别应该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侧重引导学生参与道德法律实践，注重培养学生良好公民意识与道德法律素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通过历史考察和演绎活动，注重培养学生对近现代历史与国情的正确认知能力，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基本原理概论》课程重点通过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验证性实践，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塑造健全人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主要通过开展社会实践调查，引导学生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与逻辑脉络，树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实践教学内容上要紧跟形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之一就是紧跟形势，宣传国家最新方针政策，实践教学也不例外。思政老师每学年要根据四门课不同的特点，结合当年国际、国内和本校形势发展而相应调整实践教学方案。力争做到健康正确，灵活多样、反映时代气息、把握时代脉搏。
五、不断创新思政课实践教学形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要有鲜明的观点、鲜活的材料、鲜见的角度、鲜有的深度来教学，而这些就需要老师打破一直以来授课所遵循的惯例，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新路径，要坚持课堂与课外相结合，以课外为主；校内与校外相结合，以校外为主；“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走出去”为主等原则，不断创新实践形式。除案例分析、课堂演讲、课堂讨论等课堂内实践教学外，还摸索出其它实践教学形式。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可利用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等革命遗址遗迹，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学习、社会调查、大型展览等活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则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民营企业、基层社区、调查报告等方式让学生亲眼见证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基本原理》可利用所学举行时事热点评析，就当前国际、国内、校内重大热点问题和与师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问题进行调研、交流、探讨和老师点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可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就发生校内及周围社会中的不文明、不道德现象进行调查，并积极探求解决之道，从而激发大学生树立良好行为规范。
六、切实抓好思政课实践教学组织
在实践教学中要建立了实践教学活动机制。每年期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认真探讨和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案，要在遵循“突出实践性，发挥主体性，增强实效性”的前提下，明确学生参加和完成社会实践教学中的实施部门及其相关负责人以及指导教师的任务和职责，以便每次活动都在有组织、有领导、有方案的机制下高效安全地开展。
各思政老师要针对不同课程设定“规定项目和自选项目”认真搞好落实工作。任课教师要根据要求设计若干调查研究选题，划分多个小组，明确社会实践目的，确定活动线路、方式、安全措施、注意事项等。组织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深入社会实践基地、当地企事业单位或其它城乡基层单位等进行实地调研。要通过实践让大学生充分接地气，让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去看、去问、去思考、去探索人生的真谛，知晓乡情、民情、世情、国情，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从而使大学生全面了解社会，正确认识国情，自觉拥护党的政策，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确立正确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达到帮助大学生增强感性认识，深化教育教学效果的目的。
七、科学评定思政课实践教学成绩
实践教学成绩评定包括学生自评和指导教师评定，前者由学习团队依据成员对团队成果贡献进行评定，后者由教师对团队成果及团队活动记录情况加以评定。同时任课教师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中相关要求对学生的调查报告或论文进行认真批阅、修改，评分，如：以《基础》课为例，大学生要根据所选定的实践教学活动方案是以大学生自己身边不文明现象的调研为主题，那么同学们就要积极设计调查问卷，通过统计数据显示问题、分析问题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等，做到了有主题、有材料，有分析，有思路，学生调查完毕后，立即以小组为单位上交调查报告并在所在班级上提交讨论，任课教师最后进行点评。让同学在相互交流和自己调查中受到教育。
同时，还要对时间效果进行评估。每一轮实践教学结束前，通过成绩评定会和教学总结会来进行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总结要依据教师的教学总结、学生反馈的建议意见来评价实践教学过程的得失，形成进一步改进教学的措施和计划。同时上交优秀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到系部办公室，系部应给予相应表彰。
八、及时总结思政课实践教学成效
在高校，最难教的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总是很枯燥的，老师不爱教，学生不爱听，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改革打破这样的局面，让理论课也能“活”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给予学生的不应是一些概念、原则、结论，而应是一种理论思维，是观察世界、观察当代中国的基本立场、观点及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思路的核心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采取多种形式，共同探讨、研究、回答、解决时代、社会、人生中不断提出的难点、热点问题，这让同学们摆脱课堂的束缚，走入社会，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去了解我国的国情、社情、民情，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充分运用起来，让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实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教师也在指导、批阅学生社会实践作品中受到启发，做到教与研的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促进了教学方式的改变。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既定的理论“灌输”向师生共同推演得出结论转变；由教师授业解惑向师生共同探讨解惑转变；由单一的课堂教学向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转变；由学校小课堂教学向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转变；由传统的“千人一卷”的考核方式向以理论思维的提升、能力的培养为目的考核方式转变。
九、积极探索思政课实践教学今后方向
从长期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要在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要选取精炼一些既有一定专业特征，又能联系社会实际的优选实践方案，给学生充足的实践时间，提供良好的实践基地与条件，使学生有一个完整的实践训练。最终目的使学生学会如何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结合本专业的最新知识，在资料检索、实践设计、动手能力、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等多方面得以锻炼，以达到思想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未来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以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中去，使实践教学迈上更新、更高的台阶。
〔参 考 文 献〕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学习文件汇编.〔G〕.2010：10.
〔2〕王冬生.高校教师资源是高等教育的第一资源.〔J〕.江西教育科研.2004.（08）.
〔3〕张淑东.刘艳华.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新模式.〔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