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29:42
序论：在您撰写社会科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刚性与弹性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2.2精确性与价值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3结束语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一、方法与语料
为了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考察该四类模糊限制语在摘要中的使用与分布，课题自建多样本语料库。本自建语料库所选用的语料是从郑州大学图书馆中文与外文电子资源收录的Cambridge，Ox-ford，EBSCO，Elsevier．Springer等数据库中影响因子较高的权威核心期刊随机抽取，如:《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发展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哲学研究》、《HumanResourceManagement》、《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Journal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icDevelopment》(Rout-ledge，Taylor＆FrancisGroup)，出版时间跨度为2008－2010(包括2008，2009，2010三年);共计504篇中英文摘要，代表了近年社会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趋势。所有语篇使用GL_MMAX2软件进行标注并使用MICROSOFTEXCEL进行整理统计。基于Swales提出的语步—步骤模型理论框架，首先对语篇的五语步宏观模式IPMRC(Introduction–Purpose–Method–Results－Conclusion)对英文摘要进行标记;然后采用Princeetal．(1982)的分类方法，对模糊限制语在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摘要的不同语步中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四类47个常见模糊限制语在五个语步中出现的特点与规律，探索摘要中模糊限制语分布特点。
二、统计与分析
(一)模糊限制语在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语步中的分布
通过对504篇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调查统计，我们发现: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总数相当，分别为274次与302次。不同的是，SCE中限制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摘要的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分别为60、114和60次;而目的与方法语步限制语的使用较少，仅分别为19和21次。SEE中限制语使用最突出的是结果语步，为97次，方法、结论与目的语步其次，分别为60、55和53次，背景语步最少，为37次。除结果语步外，其他四个语步的差异不太大，在背景、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语步中的分布悬殊不太大，依次为21．9%、6．93%、7．66%、41．61%和21．9%。这说明中文论文作者在对结果的讨论上注重保护自己，结果也不是绝对的，留有商榷的余地，体现了模糊限制语自我保护的语用功能。但目的与方法语步则较为主观，忽视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辩证关系。英文论文作者在措辞上更为模糊，模糊限制语在背景、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语步中的分布悬殊不太大，依次为12﹪、18﹪、20﹪、32﹪和18﹪。他们也更懂得全方位做好自我保护，尤其在目的与方法语步，他们不排斥不同的观点与方法，“一箭双雕”或一箭多雕的情况都是存在的，欢迎其他同行采用不同的视角研究同一个问题。体现了模糊限制语的礼貌原则的语用功能。针对模糊限制语在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语步分布呈现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中英文作者同样重视模糊限制语在论文摘要中的使用，中文作者需要向英文作者学习怎样更客观地表达研究目的和表述研究方法。
(二)四类模糊限制语在五语步中的分布统计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SCE与SEE在语步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异同，笔者对四类限制语在摘要语步中的分布进行细化。统计发现，无论是在SCE或SEE的任一语步中，直接与间接缓和型限制语出现的次数最少，接近于零，SCE较SEE出现的次数略高。程度和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摘要中出现的频次较高。这是因为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测量事物时经常使用，与数字的搭配较多，使用范围变动型限制语的原因是作者不想把数字说得太死，以免与事实有距离，或无法说出准确数字，当作者综述前人成果时，他们虽竭尽全力收集资料，仍不可能涵盖全部文献，所以通常使用范围变动型限制语使自己不至于把数字说得太绝对。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SCE语篇中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背景与结果语步出现最多，分别为44次和90次，结论语步中出现38次，目的与方法语步分别为16与13次。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更强调语言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而非程度的高低，所以并不常用程度变动型限制语，例如kindof，moreorless，some，tosomeextent等模糊限制词，只在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少量出现，目的与方法语步几乎为零。SEE语篇中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结果语步出现最多，为81次;目的、方法与结论语步其次，分别出现41、50与42次;最少的是背景语步，只出现21次。各语步中出现的程度变动型限制语比SCE中出现的次数略多，分布较为平均。通过对比四类限制语在两类摘要语步中分布的异同可以发现中英文作者在结果语步更多地使用变动型限制语给自己留有较大的空间接受不同意见的冲击。英文作者较中文作者对自己收集的背景资料的权威性与丰富性更为自信，所以较少适用模糊限制语。此外，模糊理论与模糊限制语的提出最开始是在国外，近水楼台先得月，英文作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文作者更应利用机会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比如引进更多的关于模糊限制语的评论与研究。
(三)各类模糊限制语高频词统计与分析
即使同一类各个模糊限制语在语步中使用的频次也不尽相同。经过数据统计发现，各类模糊限制语中有些词高频使用，出现一边倒之势。程度变动词在SCE的五个语步中，出现在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的次数稍多，分别为:14、17、10，而some次数分别为10、6、4，kindof次数分别为2、7、2。Some与kindof成为程度变动语的高频词。例如，SCE的背景语步中程度变动语出现14次，而some则出现10次，some成为程度变动语的高频词;范围变动语出现44次，而also和somethingbetweenxandy则分别出现22次和18次，其他限制语则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零星点缀。Somethingbetweenxandy成为各语步范围变动语的高频词，紧随其后的是also。以程度变动词为例，SCE共计使用5个词汇，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20次)，kindof(13次)，tosomeextent(5次)，almost(4次)，quite(1次)，其中kindof出现在全部五个语步中;SEE共计使用5个词汇，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35次)，tosomeextent(8次)，kindof(5次)，entirely(3次)，almost(1次)。SCE中在五个语步均有出现的是kindof，而SEE中，五个语步均有使用的是some。两类摘要不约而同地首选some把不肯定完全正确的话说得更得体，以免遭到质疑，惹到不必要的麻烦。范围变动语在各语步中的使用是最多的，也反映出SCE与SEE的一些不同之处，SCE中，共计使用9个词，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96次)，also(67次)，morethan(12次)，about(11次)，around(5次)，atleast和lessthan并列4次，over和approximately并列1次。SEE中，共计使用11个词，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107次)，also(56次)，about(31次)，over(17次)，morethan(9次)，lessthan(5次)，atleast(4次)，around和approximately并列2次，essentially和roughly在SCE中未使用，它们并列出现1次。somethingbe-tweenxandy和also是范围变动语中最常用和最常见的限制词。缓和限制词在各语步中出现最少。两类文件中几乎都没有使用直接模糊语，偶尔使用时，选用的词汇以seem居多。SCE只使用了一个间接缓和语词汇即accordingtoone＇sestimates，而SEE除此之外还使用的有itisassumedthat…，asiswell－known等词汇。通过统计和对比范围变动语和间接缓和语分别在SCE与SEE文件中的使用可看出中文摘要英译作者在模糊限制语的选词上与英文作者差距不大，整体水平得到提升;英文作者在选词上范围较广，SEE比SCE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词更为丰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丰富性。
三、结语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马尔凯(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图尔(Bruno.I,atour)、谢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
大力发展人文社科阶段。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迎来了大发展。人文社科也在中医药院校转型中的特殊地位不断凸显出来。实现中医药院校由单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学的发展，人文社科必须有现对独立的学术和学科地位，有自主发展的学术规模、空间，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地位。各校开办了卫生事业管理、市场营销、英语、日语等本科专业以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中医伦理学、中医保健体育等研究生学科专业。这些非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数占到各学校学生总数的2-3成以上。
二、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分析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以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研究解决医学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社会价值层面引发一系列争论，而这些超越技术本身的问题要通过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给出合理判断。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医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医进行解读，让公众了解中医知识，相信中医文化，传播中医理念。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资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时期勇担责任和使命，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药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发展受到关注。在国家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受到了关注。教育部主导成立了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三、中医药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思路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规定:“独立的中医学院校或在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科大学中设置的中医学院(系)，必须得到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支持，应该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务可以定位为三个层面，并逐步向最好层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层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发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达到与学校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三是在较高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够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作出更多贡献。在学科布局上，要通过建立人文社科来扩大学科覆盖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从单科性向多科性的转变和提升。在学科水平上，人文社科应有与学校其他学科相当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辅向基础性转变，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会地位和影响上，提升中医药院校在高教领域的地位和发言权，争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学术圈中的话语权。在学术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师要走出单纯讲授公共课的区域，开展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争取在国内外所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人文社科来加以建设，以达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定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能够参与主流对话，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讨。“倡交叉”就是这些学科的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去，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之间寻求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达到良性的互动和互渗，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创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与医学的交叉中产生，也可以在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学科开发中产生。
四、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爱丁堡学派
【正文】
劳丹(L.Laudan)曾将科学社会学划分为认知科学社会学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两种形态。[1]依据他的解释，如果社会学企图依据外部的社会或经济因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及发现后被接受还是被拒斥，企图依据外部社会或经济因素预先决定科学家对理论的态度是赞同还是抵制，企图说明某些社会结构对某个特定理论及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如果社会学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释科学家对物理世界的信念体系，不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而是去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
显然，劳丹是依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来给科学社会学前后两种“范式”进行划界的，若不顾忌冒过分简单化的风险，劳丹的划界标准本质上就是认知标准。在劳丹看来，只要社会学家在科学之社会研究中不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那么，这种科学社会学就是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及默顿科学社会学，反之，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即当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讨的问题，非认知识科学社会学是怎样过渡到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换言之，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在前后两个阶段过渡期间必然发生过认知转向，如果发生，那么，是何种原因促成了这场认知转向？它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认知科学社会学校之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样看待科学社会学的这场认知转向？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考虑到认知转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学层面，故此本文首先得从认识论视野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背景透视，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成因及认知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
如前文所说，劳丹笔下的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本质上就是默顿科学社会学，尽管这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定域在科学共同体之内、实验室高墙之外，系“中距”科学社会学，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学计量学，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功能，经费投入与论文产出评估，科学体制化目标。但只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品味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说，仍可从中发现其认识论基础，仍不难发现这种被劳丹称之为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构架、经验事实正是建立在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基础之上的。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兴衰是与构成其经验基础及理论构架内核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存亡是唇齿相依的，只要我们抓住了构成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内核也就可以从认知视角对此进行认识论分析，现就此进行讨论。
如果我们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形式逻辑分析，那么，默顿所言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就等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谓科学体制化目标就是生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谓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则为[2]：①普遍主义。即科学真理的标准到处一样，只要是科学真理，不管其来源如何，都应服从于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且这种非个人属性的标准与先前证实的科学标准是一脉相承的。②公有主义。所有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群体合作的产物，归科学共同体所公有。③无私利性。要求从事科学活动、创造科学知识的人不应以科学谋取私利，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知识而不是其它，科学家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其它原因来决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种科学思想或科学事实，科学家热衷于探索和发现科学真理的真正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在兴趣。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研究科学的人不承认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进行批判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学知识都要严格地加以检验。
从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来看，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产出归共同体公有的确证无误的知识，而行为规范则是确保生产确证无误知识的清规戒律。普遍主义则在表明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知识的检验可诉诸普遍一致的标准，而无私利性原则则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科学知识的检验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则。只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严格遵守这4项行为规范，凭借其内在兴趣追求科学体制化目标的话，那么，社会因素，诸如科学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学共同体的外部环境、科学活动中的种种内在与境、科学家所面对的“实在”，均不会渗科到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都不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既然如此，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乃至科学知识的评价机制，均无需诉诸社会学分析，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围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实验室高墙之外。
由此我们明白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宗旨为什么不涉及认知层面，不触及科学知识微观生产过程、不考虑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过程持有浓厚兴趣，那么，他也用不着走进实验室，只要借助于资金投入与论文产出及论文的引证分析，就可以达到对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了解，正因为如此，基于“控制论”研究方法的科学家计量学成了这一类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3]
由此可见，默顿科学社会学在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及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及评价机制的具体过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侧重于输入与输出二者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活动认知过程及评价机制的研究路径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确证无误的知识是“理性科学家”在自然面前“默祷”的产物。
此处所言的“理性科学家”就是严格遵守默顿给出的4条行为规范且以默顿给出的实现科学体制化目标为已任的科学家，所谓在“自然”面前“默祷”是因为科学知识的本性就应该是对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原则的理解，科学家只有面对非个人属性，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旨在对物理世界进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据普遍一致性标准加以检验就可获得“确证无误”的知识。说得白一些，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是“理性人”，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当认知活动评价机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标准。这种描述是朴素的经典实在论思维，可以说是与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相吻合的，甚至有学者直接声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就是逻辑经验主义[4]。无论这种科学社会学怎样声称绝不触及，也不该触及亦无需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但骨子里仍然带有浓厚的经典实在论色彩，仍然是凭借其数十年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作为其生存基础的，一旦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走向衰落时，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就成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讨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过程。
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
严格地说，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成因首先来自于科学社会学内部，其次才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关于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作者已有专文述及），只不过前者不象后者来得那么彻底而已。此处先讨论来自科学社会学内部的种种诘难，无论意义多大，但它为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引起研究“范式”的变迁抑或“认知转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默顿科学社会学在后期所受到的种种诘难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对4条行为规范的怀疑，而且这种怀疑主要依据于科学史事实，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关于光的本性之争演化过程中，牛顿的微粒说在一定时间内占据垄断地位，尽管有惠更斯的波动说与此针锋相对，且波动说在某些解释功能上并不逊于牛顿的微粒说，但这一期间的科学家在对这两种理论的评价中仍有偏爱牛顿微粒说的强烈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动说于不顾，这与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的行为规范明显不符。再则，当普朗克不得不放弃连续性观念，提出光的量子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心情也显示出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物理世界过程中是很难做到感情中立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由于触犯了左右科学共同体思维方式的经典时空观，受到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抵制，同样表明科学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理论时是受既定价值观控制的，难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计及政治因素，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在德国、前苏联不仅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抵制，更重要的还受到科学共同体的非学术抵制，甚至遭受迫害。这表明，社会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识形态是可以渗透到科学共同体且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评价的，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抵制，科学家在这种氛围中是无法做到感情中立的。
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的诘难还来自于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确证无误的怀疑。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约定的，说科学知识是确证无误的当且仅当它被社会所接受。还有人认为，在科学文化的进化阶段，信仰可以被相信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会所接受的缘故[5]。还有人认为，科学思想只能相对于一定的约定规则才有意义，科学规律只能作为一系列行动规则为我们所用，甚至科学定律本质上是一种约定[6]。这种带有约定主义色彩的论点均对评价科学理论的普遍一致标准，科学知识的“含金量”提出质疑。
默顿科学社会之所以受到诘难，还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弄虚作假”现象，如“N射线”就是典型例证[7]。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并非科学家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现象，还存在着权威对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观点、新思想的抵制现象，还存在着破坏公平竞争的“马太效应”，等等。
为回应这些社会学家的种种诘难，默顿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学体制化目标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规范约束功能，并且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是能够较好的遵守这些行为规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认知问题，将“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科学家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科学家违背了正常的行为规范。因此，在默顿看来，只要运用这一系列行为规范对那些“弄虚作假”，包括非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科学家进行矫治，将他们“康复”为“理性科学家”，那么，科学共同体仍能在既定的科学体制化方向上继续前进。
然而，无论默顿学派怎样努力，社会学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学史实予以反驳，这就使得这种研究纲领的“内核”不断受到“反例”的挑战。再则，既然有人经常不断地从内部发现“反常现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顿科学社会学所依赖的经验基础是不牢固的，更何况他总是试图调整“保护带”，从没有正面解释认识论意义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现象”。
简而言之，默顿科学社会学无论就其宏观经验基础还是就其微观认知层面，均因存在着大量“反常现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会学家对这种科学社会学仅仅以科学共同体为研究单位还明确表示出不满情绪，认为它是大科学时代的“小科学社会学”，还有人认为这种科学社会学将科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实验室视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问题而不触及认知层面而将此种科学社会学称之为“黑箱”社会学。[8]
三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
随着“反常”现象的不断出现，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走向解构已成为定局。遭致解构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科学史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行为规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对称解释”，亦即错误知识是由违反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确证无误知识是由遵守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9]。这几方面因素均触及认识论问题。总之，如何从认识论上打开缺口是关系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设能否走向彻底解构，能否直接促成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的关键，于是，社会学家开始从库恩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从认知层面对长期以来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发起猛烈进攻。问题是库恩能否为这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答案是肯定的，现略述之。
库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将科学事业视为在“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发展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是线性积累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却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所谓科学革命本质上是新旧两种“范式”在更替，如牛顿“范式”取代亚里士多德“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顿“范式”就是科学革命。
依据库恩的解释，“范式”将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等。“范式”的变更必然导致科学家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反过来，“科学革命”也就是以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及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为其标志的，因而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且仅由这个“范式”所决定。
既然如此，普遍主义，无私利性等行为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成立，因为从普遍主义原则的要求来看，检验科学真理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然而，只要承认“科学革命”是在“范式”变更的基础上实现的，且“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所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普遍一致标准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标准是相对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结果是，要么否认普遍一致性标准，要么否认“科学革命”，既要坚持普遍一致性标准，又要同时承认“科学革命”，不仅在事实面前说不通，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无私利性的原则来看，科学家在与物理世界对话时以及在评价科学理论时，要求恪守感情中立，从大量反例来看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科学家是在给定“范式”条件下从事科学活动的，“范式”不仅影响他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导致“观察负荷理论”，而且左右着他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他对科学知识的检验，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评价标准及检验标准[10]。就此而言，“范式”本质上是对科学共同体在“常规科学”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施加伦理约束的一种张力，换句话说，科学家是在这种张力约束下从事科学活动的，从这层意义上讲，默顿科学社会学才能寻找到极其狭窄的生存空间，那些游离于这种伦理约束的科学家要么成为下一次“科学革命”的先驱者，要么就是失败者。
大而言之，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模型的重新建构，科学活动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不论是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还是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学家与物理世界的对话过程，以及科学家对“对话”结果的评价均取决于该时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经典力学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绝对时空中就是典型例证。
库恩的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来为科学社会学家彻底动摇默顿科学社会学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受库恩思想的启迪，他们开始了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深层反思，认为科学知识应接受社会学研究，不该享有特权。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主要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他们是埃奇(D.Edge)、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称他们为“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们声称受库恩思想启迪，而转入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足于库恩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释，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历史主义解释，还是相对主义解释只不过是科学哲学家在唱独角戏，社会学解释仍未从中获得合法性，他们决心重构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社会学研究引向认知层面，引向科学知识本性。于是，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在该学派努力下，遂得以实现，为将这种科学社会学区别于默顿科学社会学，有人将之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劳丹笔下的“认知科学社会学”。
四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
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世，亦即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这种社会学一反默顿传统，公然要对长期以来亨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提出挑战，将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直接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著名社会学家布鲁尔在其《知识及其社会意象》(1974)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问道：“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细节及其本性问题是可能的吗？”布鲁尔用他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对此作了肯定答复：“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地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
布鲁尔还为他的“强纲领”给出了下列原则[11]：①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及产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及知识，两方面都要解释。③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④反复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
其中，因果性原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界定了研究对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对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及科学共同体信念体系进行认知层面的社会学因果解释；公正性原则是指认知科学社会学必须以所有科学知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内容为科学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即使对后一类知识，在诉诸社会学解释中也应将其与前一类知识置于平等地位，社会学解释不含任何歧视色彩，两类知识在社会学研究中都应享有同等待遇；对称性原则是对公正性原则进一步展开，即不能采用默顿的“非对称性”做法或歧视性做法，只对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以求矫治那些“非理性”科学家，而对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则免于社会学研究，而是对两类知识给出对称性解释。具体地说，社会因素渗透是对称的，它既可导致伪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的产生，也可导致默顿笔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识的生产，如果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因素介入，而将所谓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识的生产归因于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就违背了对称性原则。
由此不难看出，公正性与对称性解释原则是为彻底的因果解释服务的，换言之，任何科学知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社会因素影响下得以产生和形成的。这几项原则说到底是为科学社会学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科学知识的文化本性提供辩护和说明的，所谓“强纲领”中的“强”也就体现在这几项原则之中。
总之，自“强纲领”提出以后，对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进行社会学研究或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已无什么可言，“爱丁堡学派”的努力，尤其是“强纲领”的提出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既象征着默顿科学社会学基本假说的彻底解构和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又标志着认知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无论功过如何，它在科学社会学发展史上，在科学社会学从现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究竟对此作何评价，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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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的大百科全书中，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不尽相同。如1976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被描述为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的一种科学研究，或对人群的研究。《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探索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原因及其结果。《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这一完整体系以及论述与整个社会有关的各种社会法规过程和人群的科学。另外，现代年代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定义和理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一些观点认为，社会学是社会的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有其余的学术领域；第三种观点主张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关社会制度的科学。”
国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中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学研究的历程，由于社会学源于国外，因此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直接移植过来，并没有开始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之初，主要是将中国的人口、婚姻家庭以及农村等具体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学研究对象。
1979年至1985年的对象建构。自1979年社会学重归学术界以来，各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一致没有间断过。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于光远等人认为，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社会群”。该主张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杜任之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及其规律性，范围十分广泛。杨心恒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指出，社会学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1985年至今的对象建构。1985年至今是社会学重建之后的第二阶段，此时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基本上趋于一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思路更加开阔，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对于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构成了应用社会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科学抽象形成了理论社会学。第二，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以及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第三，陈颐认为，制度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上是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主要观点，此外还有其他界定，如：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行为、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等等，这里不详细阐述。从国内以上学者们的表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各社会学家对于研究对象建构各不相同，也看到了其中一致的成分：第一，建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围绕着“社会”；第二，该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国外学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社会学自创立以来，国外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建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下面笔者将从社会学创立至今的不同阶段对此进行梳理。
初创时期社会学的研究。孔德于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正式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个相互联系、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科学系统的最后一环，前几环依次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由于社会学和以上学科共处一个科学体系，且联系密切，因此社会学在本质上应当和这些学科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方法论，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孔德创立的社会物理学“是指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它本着和天文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同样的精神来考察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受到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的制约，揭示这些规律是社会物理学所研究的特定目标”。这段话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社会现象。第二，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稳定的规律。第三，这些规律是可以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原则来研究。当时，孔德的社会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不能与我们目前理解的社会学完全划等号。此外，孔德还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以及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历史法。综上所述，创立时期的社会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寻求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科。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特有的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社会学并不处在同等地位上，而是具有指导意义式学科。
形成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史上，一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社会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即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时需要新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从19世纪40年代产生到19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中，社会学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一直没能在大学或学院中占据一个独立的席位。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从产生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对象，因此，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摘要：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首先是从了解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开始的，现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进行讨论。关键词：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社会学家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阶段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学家应首推涂尔干和韦伯。
（1）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涂尔干认为，哲学应研究宇宙中所有现象的普遍性，而社会学只研究“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学必须从哲学的普遍性中走出来，寻找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涂尔干把“社会事实”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强调社会现象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性。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摆脱一切预断性的概念与主见，把社会现象当成客观事物来考察；对于社会现象，只能通过社会现象去解释。涂尔干对社会现象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所有‘动作状态’，无论固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与团体中，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叫社会现象。”该定义应从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涂尔干在确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特别反对社会唯名论，主张社会一旦形成，就有超乎个人之上的特征和作用。所以，必须用一种社会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社会现象。第二“，强制”的含义与日常生活中对它的理解不同。第三，涂尔干的“社会现象”指的就是社会制度。他甚至直接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制度的科学”。
（2）韦伯的“社会行动”。与涂尔干不同，韦伯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行动。他认为“，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即它试图用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因此在研究层次方面，韦伯所指的社会行动是个体的“社会行动”。而不是社会结构。韦伯所讲的“社会行动”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具有行动者所赋予的某种意义；第二，涉及到他人的行为；第三，行动的目标与他人相关。韦伯进一步把行动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目标导向的行动，第二种是价值合理的行动，第三种是情感导向的行动，第四种是传统导向的行动。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行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在社会学形成时期，涂尔干和韦伯为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界定。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都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与初创时期的研究对象相比更具有系统性和客观性，在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引导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社会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社会学研究过程的客观性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涂尔干将社会事实界定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后，进而发展出社会学研究的准则，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的首要原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系统地摒弃各种先入为主之间，必须是在从主观立场上对世界作实践领悟的分析之前。涂尔干发展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涂尔干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准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做客观事物来研究，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在着手研究事实时，要采取一种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事实所特有的属性以及这些属性所赖以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主观臆测去探寻，而是通过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去判断。实证社会学应该把社会现象当作事物来研究，力求运作上有效地程序及规则，严格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力求和自然科学别无二致。涂尔干提出的社会研究的完全客观中立性是一种不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仅包含研究对象，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是研究者。个体之间是有差别的，其看待社会、事物的角度也是有差异的，从客观世界中所获得的信息经过个体的主观理解形成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而涂尔干仅仅从研究对象的构建方面来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是不够的，仍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