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28:58
序论：在您撰写法律本科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上市退出的法律障碍
首先，主板市场存在法律障碍。其一是《公司法》有关上市公司资格的规定不合理，如公司申请上市不仅要有3年的经营记录，还要有3年的盈利记录、必须连续3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以上，这种经营业绩的要求不适合高新技术风险企业在建立初期的财务状况；规定公司上市前的股本总额为5000万元，这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存在难以逾越的规模障碍。其二是我国现有的证券法规未涉及到做市商的内容。如《证券法》规定，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证券，必须采用公开的集中竟价交易方式，这同做市商制度存在矛盾。又如证券商持仓做市，就会触及《证券法》关于5％公告线的规定。
其次，创业板市场缺少政策和法律的支持。1999年我国就起草了《高新技术板股票发行上市试行办法》，2000年又了《创业企业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一系列创业板市场规则咨询文件。但由于深圳创业板市场一直未推出，这些咨询文件没能实行。而且一些草案设计与《公司法》也有冲突。如草案规定上市公司成立的时间至少为2年，《公司法》却规定在3年以上，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对中小企业没有必要规定过长期限；《公司法》规定一般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公司总额的比例不能低于25％，而草案要求15％的公开发行比例，两者相冲突。
最后，股份全流通缺乏法律依据。我国立法不允许股份全流通，法人股和国有股不能上市交易，即使被投资企业上市，创业投资机构也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转让自己拥有的股权，这无疑减少了IPO退出的诱人之处。而国外的资本市场多可以全流通，因此境外上市是国际创业资本在中国的首选退出通道。但是，由于我国境外上市规则不完善、审批制度存在不合理、对国外资本市场规则不熟悉，又引起了不少司法难题。对此，我们应该：
1.修改公司法。降低对高新技术风险企业的盈利业绩、股本规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比例要求；允许法入股和国有股的全流通；允许管理层回购，并对控股股东和其他主要股东的最低持有股量、出售股份额加以限制；废除我国对无形资产作价出资的限额规定，不硬性规定无形资产的上限，入股比例由当事人自行协商或由专设的评估机构评估而定。
2.完善证券法。引入做市商制度，适当放松对券商融资的限制，加大对投资银行融资蜕资的法制研究和制定；规范上市保荐人制度，明确界定保荐人的资本规模、人才素质以及业绩要求，重点强化保荐人的法律责任；建立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根据不同的公司设计不同的退市出口，参照国外的证券市场制度，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作为下市标准；尽早为我国推出创业板提供法律依据，并遵循法律法规的根本原则，化解与公司法、证券法等基本法之间的冲突。
3.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分别建立适用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起更为严谨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以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借鉴境外资本市场有关披露的持续规定，要求上市公司递交半年度、季度、年度报告，及时披露股价敏感资料和重大消息。
二、出售退出的法律障碍
由于中国特殊的法律政策环境限制，风险投资公司通过出售的方式实现退出更具有实际意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我国大部分创业资本退出的主要方式。但是，我国目前产权市场发展尚不成熟，既缺少可供风险企业股权流动的市场，又缺乏有效的产权流动法制、完善的并购法和其他配套法制。主要有如下一些法律问题：
其一，国外企业间的购并主要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进行，而我国由于法人股不能交易，企业间的购并主要通过现金收购，购并难度加大；其二，我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政府参股和国有独资创业资本还占很大比例，而风险企业中国有资产产权如何划分、如何出售、如何评估、如何管理、国有股如何减持还没有具体配套的法律依据；其三，我国的不少高科技企业脱胎于高校、研究机构或传统企业，它们与原单位的产权关系模糊；其四，在购并当中，特别是当跨国公司购并浪潮袭来时，如何在法律上应对外来收购还需研究；其五，即使出售，《公司法》对技术股占注册资本20％的限制性规定，从一开始就降低了退出资本的含金量，削弱了创业家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其六，由于当前许多优惠政策是针对风险企业设定的，使大公司、大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收购风险企业，导致出售这一渠道难以扩展；其七，创业资本的出售离不开中介机构的服务，而目前我国中介机构在项目评价、市场分析、投融资中介等方面提供的服务与社会的需要有很大的差距，推进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的建设亦是亟需；其八，创业资本出售过程中的不公平交易及关联交易，损害了创业投资机构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进而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因此，首先应完善相关企业的产权制度，允许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可转换优先股这种工具对未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在企业上市时允许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上市流通。
其次，完善并购法。法定企业间的购并不仅可用现金，还可以以股权置换、股票现金混合的方式；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方面、政府应鼓励大型公司对小型高科企业进行兼并收购，如对进行收购的大公司实行贷款优惠政策，根据收购规模和收购行业给予相应年限的低息或无息贷款，也可实行降低或免除当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外国投资者收购境内企业股权，严格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特别是严格遵守股权购买金的支付期限。
最后，制定中介服务法：尽快出台统一的《中介服务法》，对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法律界定，明确中介职能，完善中介服务的资质审定、从业人员资格考核标准，对违法从业者进行相应处罚，规范其运作。
三、回购退出的法律障碍
管理层回购目前作为我国改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产权结构、实现国有资产从竞争领域退出的重要方式，从本源来看，更适用于未上市企业的再创业活动和创业投资。
但是也存在诸多法律障碍：如《公司法》规定管理层的董事、监事和经理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自己的股份，不利于激励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对于股票期权计划中的股票来源和资金来源两方面内容，现有政策和法律也没有进行明确和具体的规定。此外，企业家是否能自己买自己的公司、有没有例外条例、是否有持股数量上的限制。如何保证股东和雇员的利益、在信息披露方面做何规定、收购后的公司承担哪些义务、管理层个人经济上的风险、信息披露的道德风险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等等，都需在立法中明确。特别要提到的是，目前财政部审批上市公司国有股的转让有加速的趋势，经营者通过MBO回购的方式以很低廉的价格买走国有股，而且不是公开业务操作，隐患很多，需要严格有效的监管法制。对此，应该：
1.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尽早规定股票期权，明确库藏股、股票回购、股票期权占总股本的比例限制等问题；要求控股投资者在付清全部购买金之前，不得取得企业决策权，不得将其在企业中的权益、资产以合并报表的方式纳入该投资者的财务报表。加大罚责制度：建立对退市公司高管人员失职的责任追究机制。
2.强化监管机制。借鉴美国的监管体制，建立“以集中监管体制为主，以自律性监管为辅”的法律制度；各种具体的市场规则不列为法律规定的范畴，而由证交所来制定；监管机构坚持尊重市场规律、提高监管效率的监管原则，减少审批事项和审批环节；建立信息报告制度，有必要建立至少一个官方信用报告机构，监督创业资本退出的整个环节；进一步充实监管力量，整合监管资源，培养一支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过硬的监管队伍。
四、清算退出的法律障碍
破产清算或清盘虽然是投资失败的结果，但也是很多情况下必然采取的退出渠道。根据研究，清算方式的退出一般可以收回总投资额的64％。
1、论文答辩申请表在当地自考办领取或者直接在网上搜索打印，字迹要求工整，以打印版本为佳，以便识别，填写完整(包括粘贴大小适合申请表的黑白或者彩色照片、当地自考办盖章等)。
2、自考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报名材料全部采用原件，无需复印件。单科合格证必须是原件或者是直接从网上打印(无需盖章);报名时，只需要提供论文题目(不提供选题，题目自拟，任何方向都可以，但必须是与法律有关系)，不用提供论文大纲或者正文;报名后，若要变更题目，必须在确定论文指导老师后，与指导老师沟通后直接变更。
3、现场缴纳报名费780元(现金，不找零、不刷卡)，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4、自考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报名单一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不存在网上报名或者邮寄报名方式，原则上要求本人报名，若确实需要委托报名，则必须出具委托书及说明原因。报名前，不接收任何材料，待现场报名时，统一审核、确认。
5、报名结束后，考生可以直接离开报名现场，当天来回原则上没有问题。路线咨询电话：114。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是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在法学中的独立地位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随之关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探索和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作为一个法学分支，同其它部门法一样，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由于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殊性，其价值目标也和其它法律部门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在这里探讨经济法的价值本质，笔者认为可以遵从这样一种逻辑谈起：价值――利益――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一“价值”的阐述
“价值”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价值的概念，有多种认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有如下两层涵义：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2、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在这里，笔者认为作第二种解释较好。
“价值”作为客观事物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产生，包括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外在的表现为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即对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这里的物应作哲学范畴理解，即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物，还包括一切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如：正义、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学者认为：“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它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物的价值是基于其根本属性产生的，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可能只会同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建立起价值关系，而且，这些有用的属性，有的会自动暴露于人们面前，为人们感知而满足人们，而有些则不会自动的暴露出来直接展现于人们面前，不能为人们意识到，或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但未能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人们不能主动的和客观物建立起一种价值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该物是否就失去了其价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价值，是否就意味着该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更进一步意味着该物的灭失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离开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源泉。所以，笔者认为：价值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而产生，它外在的表现未一种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
此外，价值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发展了，人们的价值标准或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迟早也要发生变化，而且，作为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社会属性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也造成价值的历史变化。所以，价值还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本不存在永恒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
二“利益”的阐述
利益是和价值相近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则完全把利益等同于价值，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二者虽意义相近，但与价值相比，利益还是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区别开来。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种关系，建立在人与客观事物之间，这里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利益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所以，笔者认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价值的实现。其次：利益具有实践性，利益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人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作用于客体，同客体建立起价值关系，这时才产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观性，客观事物对主体有无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的主观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会脱离于客观物存在，更不会脱离于主体存在，而且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对性，利益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其外在的表现为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但这种有用性只对有需要的、并通过实践与之建立起价值关系的主体发生作用，并非对所有社会主体都发生作用，只相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所以，笔者认为，利益是客观事物的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是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基于自身某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主动的建立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方式是社会实践。
利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
三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对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法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法所中介的价值，即法的目的价值，包括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质。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所发挥的一种评价性作用。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学术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法的价值的本质，笔者想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就法的产生来看，法是阶级利益分化的产物，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话，可以说利益是法产生的基础，利益的分化是法产生的前提。而法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所体现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的意志必然要体现和反映该阶级的利益。“法的功能则在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质上也即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统治阶级将法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工具，在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做出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协调各方的利益，维护一定的利益秩序，通过法这一制度来降低执政成本，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同时，法的价值也得以实现。法的诸多目的价值，如正义、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笔者看来，都无一例外的可以视为一种利益，而且它们也正是一种以社会观念形态存在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相应的划入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畴。而正义、公平、秩序、效益等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各种利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即是一种利益，但具体是何种利益，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根据利益冲突的双方、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冲突利益的类型等具体情况考虑。
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多样性、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多样性等这些都决定了利益的多样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也决定了各种利益的必然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在制定、适用、解释法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利益如何评价？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分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那些利益应该让位？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的利益本位问题，或者说法律在调整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时，调节的前提是什么的问题。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法的各目的价值，笔者认为应当做出一定的价值梯度的划分，而且，法的各目的价值是应该具有价值梯度的。如果从法的整体性或抽象性来看，正义、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价值应是平等的，都作为法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为利益调整的工具，其作用体现在“社会失灵”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来发挥其作用的，而且，作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具体发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实现则要靠具体的各部门法来实现，而各部门法，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每一部门法如果都将这些目的价值作为其平等的价值目标而存在的话，则会陷入一种自我纠缠、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笔者建议在各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对象等具体情况对法的目的价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划分，这样有利于目的价值的系统化，有利于各部门法的立法和实施。有学者认为由于不能对法的目的价值足够精确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划分价值梯度。但笔者认为：该论断理由是正确的，但结论却绝对化了。诚然，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正义、秩序、安全等法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但是，无法量化并不意味无法进行比较。在利益冲突没有发生时，冲突双方和利益类型是不确定的，但在具体利益冲突发生时，冲突利益的类型及冲突双方就确定了，这时，作为法的价值本质的利益就可以相对量化进行比较，“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并不是要将其绝对数量化以后才可比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绝对顺序化的书面的1、2、3、4……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所以，价值梯度的确立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指导，不能陷入教条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这种划分，要根据冲突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它的价值如法的价值一样有如下三层含义：1、经济法所要表现的价值，即经济法的目的价值，它要表现和促进哪些价值。2、经济法自身的价值，即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价值。3、经济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经济法在其所调整的领域内发生利益冲突时，它所发挥的评价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对经济法价值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二是经济法的体系。
一经济法产生的背景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重农主义思想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这种要求，人类的利己心促成了变换”，他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没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级的，“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般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来，政府对自由秩序的干预都几乎是有害的，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好像为“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重农主义，把农业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在这几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举行完全竞争，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也就作为一个“夜警政府”，除赋税外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职能，因为他相信，他所统治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几种思想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他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一张“关系之网”，每个人都处在这张网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话。社会经济过度集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垄断大量出现，工人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市场秩序遭到“理性经济人”的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近乎瘫痪状态，这时，充当“守夜人”的政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来只是一种理想，放任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反而对其造成了破坏，于是，应运而生的凯恩思主义通过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也促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法”也应运而生。所以，从这一时期看，经济法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利益，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它最后所要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两大部分。
市场管理法究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而其根源则是市场失灵。它的宗旨在于重现和复制公平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促进和维系市场自由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在于赋予和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权，作为市场管理法核心和基础的市场竞争法很好的承担了这一职能，它的建立旨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禁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为社会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提供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竞争民主。
宏观调控法其本质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和市场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预是间接的，他主要通过一些诸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性的政策来影响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宏观调控可以校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协调市场经济的总体平衡，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护市场经济的宏观秩序，抑制市场主体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而举证时限问题则是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民事是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后果,也影响着法院的办案效率和质量。所谓举证时限,即当事人根据法律的规定向法院提供证据的期限,也被称为举证效力时间。举证时限制度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使其主张成立的相应证据,逾期不提出证据则承担证据失效或失权等不利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
(一)程序安定理论
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应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并作出终局决定,进而保持有条不紊的诉讼状态。民事诉讼法上的讼争一成不变原则、管辖恒定原则和应诉管辖制度、限制撤诉原则、禁止任意诉讼原则和放弃责问权制度等,这些都是以或主要是以程序安定为价值理想而设计的。①纵观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庭审是中心环节,而庭审必须依赖于证据,当事人的诉求必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证据作出。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避免因证据的提出不受时间限制而产生的程序动荡,减少或杜绝重新启动程序,从而保证程序的安宁和稳定,削弱任意性,以实现裁判的终局性和确定性,更加有效地解决纠纷,保障司法权威。
(二)诚实信用原则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个引人瞩目之处,是将诚实信用原则明文化、法定化。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当事人的促进诉讼义务以及禁止滥用诉讼权能就很好地体现出举证时限的要求。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或者逾期提出了证据,可能出于正当理由,也可能出于恶意,故意拖延诉讼。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无论何种原因,基于保护对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法律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能的滥用,推动诉讼程序的继续进行。
(三)举证责任
学 院 (系)
主修专业年级
副 修 专 业
学 生 姓 名 学号
指 导 教 师 职称
日 期
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采用小2号宋体加粗,居中)
一, (宋体小3号加粗)
1, (宋体4号加粗)
2,(宋体4号加粗)
二,(宋体小3号加粗,居中)
拟参考文献(宋体4号加粗,居中)
(仿宋体小4号)[1] (期刊文献的著录)第一作者名(逗号)第二作者名(圆点)文献篇名(圆点)刊物名称(逗号)年号(逗号)(期号)
（一）职业教育说
法学职业教育以法律职业为基点，是一种重点培养法律职业伦理与基本技能的实务性法学教育。其目标定位于培养与当代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法律人才。
（二）素质教育说
法学素质教育又称之为通识教育，是一种以培养学生的法律专业知识、思维模式、共同职业信仰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技能等职业品质的教育。其目标定位于培养部分拥有较强的法律素质的法律通才。一般地，理论界关于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主要集中于“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两个方面。
二、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目标定位的反思
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定位是法学教育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它不仅提供了课程设置的思路与方向，还会对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直接影响。我国地方院校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应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民主法治的要求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21世纪是集素质、能力与知识于一体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必须是知识、素质与能力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这就决定了我国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既要注重素质教育，也要注重职业教育，要有机结合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使其培养的人才体现为“通才”与“专才”的结合。一方面，法学教育肩负着培养具备基础法学知识扎实、专业面宽、能力强和素质高的现代化法律人才的历史使命，该使命决定了其培养目标应定位为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各个区域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急需社会管理型的通用法律人才，因此，地方院校要有机结合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将普及化与大众化教育向培养政府与学术精英转变。
三、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措施
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将国际法律教育与中国法律教育进行有机的结合，需要更新和转变教学理念，设置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并建立科学、灵活地法学培养教学制度和教育评价机制，具体的改革措施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转变教学理念，完善司法考试制度
一方面，地方院校应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把培养具备应对国家司法资格教育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并为市场输送合格的法律人才作为本科法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司法考试是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核心环节，因此要不断完善司法考试制度，要改革司法考试的内容与题型以科学考察学生的思维方式、逻辑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采取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查学生对法律条文与知识的理解程度以及运用法律条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构建综合素养高和专业技能强的优秀法学教学团队
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一支既拥有合理的学历、年龄、职称与学缘结构，又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和联合作战能力的优秀法学教学团队。团队中的每一位法学教师都要具备良好的师德、渊博的法学理论知识、过人的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辩论能力和人际交往技能等。要建立教师、司法实务部人员和法律研究人员三者之间的合理流动机制以强化法学教学团队的师资力量，不断提升教学的质量与水平，进而促进教学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设置科学、完善的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当前我国法学理论课程主要由宪法、法理学和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是选修课。其中，法理学主要教授学生关于法的概念、特征与本质等等基础法学理论知识以奠定后续法学学习的基础，中国法制史则主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国法制的演变发展历程以推进现代法律知识的学习。但是，当前我国法律制度大多是舶来品，因此，在开设法学理论课程时有必要添加德国民法典、英美法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罗马法的课程以了解这些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为了保证法学本科毕业生进入法院、监察员或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后能适应处理案件和各种法律事务的需要，地方院校应增加法律实践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收集、审查、判断与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能力。一般地，学校可以组织大一学生到法院旁听和访谈，组织大二、大三学生参加模拟审判、法律案件评析、书写法律文书等比赛来锻炼其处理具体案件的能力、语言表达和书写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针对大四学生可以采取法律援助和毕业实习的方式将其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士。此外，地方院校还应开设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教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等相关学科，从而使学生具备作为未来法律人士所必须拥有的职业精神和自律意识，强化学生深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小结
1.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却在法理学、诉讼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论等课程中讲解。这一点也显示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作为必修课，但没有专门设置系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主要是讲解公共道德的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主体的特殊性、规范的明确性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特征。法律职业道德适用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对于非法律职业人员没有约束力。法律职业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则层面，必须形成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约束法官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约束检察官行为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中华律师协会通过的约束律师行为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些基本规则都对相关法律职业的道德作出了特别的要求。而且，这些规范均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均要求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课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满足法学专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职业道德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较少，师资缺乏
目前在法律职业道德领域内进行专业研究的人员较少，各高校中从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这也直接导致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开设的困难。部分高校在法学教学计划中将法律伦理学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师资，该课程一直没有真正开设。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该课程，但是多由法理学或诉讼法学方面的教师担任主要教学工作。这些人员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该课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对有关职业伦理规范的讲解。另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方面的教材和资料也相对较少，对于该课程的开设也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
二、完善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确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学本科阶段的目标和定位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审判分离”，对于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经验、深厚的法学知识背景和一定的修养，还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于法律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必备的素养之一，因此，法学教育必须重视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我们应该改变目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忽视态度，在设立法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时，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在确定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时，法律职业道德应该成为核心课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
设置法律职业道德门槛法律职业道德一直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法律职业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大学的法学院除了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外，还有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美国大部分州要求学生在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之前必须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在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后，美国法科毕业生仍须通过由各州律师公会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试才能宣誓成为正式律师。与英美等国家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要求相比较，我国对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就律师职业来说，只要品行良好，没有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就可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没有对法律职业道德做特别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实践中得不到重视。因此，笔者建议应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应的分值，改变目前各高校中不设或者虚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现状。另外，在取得有关职业资格和执业资格时，提出高于普通大众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提高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教学效果
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必须使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内化成法律职业人人格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法律职业，具体的职业道德并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职业道德包括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廉洁公正以及行为端正自重等，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说教，而是应该通过收集大量的法律实践资料，创设生动的法律职业场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大学本科阶段是法律职业道德培养和教育的关键时期，是法律职业人形成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阶段。在教学方面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道德情感体验的环境，使法律职业道德真正内化成他们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请具有较高的法律威望的专业人士为学生做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道德认同。
4.培养法律职业信仰法律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