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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外贸实习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多元化战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并成为1994年前后出台的我国“大经贸”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确立为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
贸易多元化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附图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其次1996、1997两年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相对(相对于我国总进口,下同)上升,而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口相对减少。这反映了多元化战略在进口方面的推行并没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国从美日的进口都相对下降,这对进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
最后,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经贸大国,其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贸易盈余国的日本和中国,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国家购买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计量分析(二):偏相关系数模型
本节的分析通过计算中国和它国的外贸总额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寻找对中国外贸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家,从而找出外贸多元化的目标。偏相关系数是在考察多个变量时,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仅考虑选定变量相关关系的指标。优点在于能反映出选定变量真实的相关关系。缺点在于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本节所选取的国家都是1996年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其比重都超过了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所使用变量是各国的外贸总额。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计算都剔除上一次计算得出的偏相关系数达不到选定置信度水平,显著性水平由最低的变量,直到剩下的变量都达到选定的置信度水平为止。本文所选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选取1950-1996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5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下简称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尽管美国与我国在1954-1971年没有直接贸易,中美贸易的发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但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在和我国不存在直接贸易的时期,它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偏相关系数正因为可以通过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能把美国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分离出来加以衡量。
表1简单相关系数
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关系数
美国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亚-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欧盟-0.1781----
表3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亚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欧盟0.259----
表4三国模型*
中国美国日本
中国-00.007
美国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对角线左下方是偏相关系数,右上方是对应偏相关系数的置信度(参照表1、3)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发展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与日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外贸与美国是互补关系,与日本则是竞争关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以全球国际贸易为背景作出的,并不仅仅考虑两国的贸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计算的结论。第二次计算与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计算的数据区间是1978-1996年,在变量中增加了韩国的外贸额(见表5-8):
附图
表6偏相关系数
美国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欧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韩国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亚-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490.00100.0010.01
欧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韩国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亚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国模型
中国美国欧盟韩国
中国-0.010.0010.004
美国0.6042-0.0080.678
欧盟-0.71290.6171-0.017
韩国0.66510.10850.5712-
以上数据,1950-1981年由《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1982-1996年由《国际统计年鉴》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韩国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美韩与我国外贸呈正相关关系,欧盟呈负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受到美国和韩国外贸发展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出我国与欧盟国家是竞争关系。这有两点原因: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频频发生的贸易争端。
因为贸易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我国外贸发展过于受某一国或几国的支配,所以找出对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时对各个国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
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正相关的国家,应使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与该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呈负相关的国家,则应与其展开竞争;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国家,则是我国发展外贸的对象。
四、计量分析(三):马尔可夫过程模型
首先,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马尔可夫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状态,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在不同状态间转移的规律,并据此进行预测。假定转移的规律满足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即系统在不同状态间的转移(即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律,与转移发生的时刻无关。这里,不同的状态用向量表示,状态转移的规律则用转移矩阵表示。
经验表明,经济系统对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种长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邻两年的转移矩阵来代表状态转移的规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对转移矩阵进行估计。具体方法如下:
将我国贸易地理方向分为港澳地区、美国、欧盟12国、其它欧洲国家、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7个方向。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状态向量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国对第i个方向的贸易比重。同理,记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记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矩阵为P,X=(X[,0],X[,1],……X[,46])[T],Y=(X[,1],X[,2],……X[,47])[T],则P的最小二乘估计为:附图=(X[T]X)[-1]X[T]Y对从1997年开始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预测向量为X[,47k]=X[,47]附图[k]。
将1950年——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数据代入,可得如下结果(见表9-11):
附图
附图
附图
预测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贸易多元化趋势维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国出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略有下降;港澳地区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进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进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有所上升,港澳地区也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外贸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会略有上升,港澳地区、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上升,而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所以,我国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喜忧参半的。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是良性的。但对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说明我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反观我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在我国的经贸较不发达的时期,选择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无疑是一种避免与其直接竞争的明智做法。但当我国的经贸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制成品出口,这是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的,也必然会引起和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显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最后,将第二节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标”与本节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可得下图:
附图
可以看出,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将轻微下降,进口集中化程度将先降再升,综合的效果是总贸易额的集中化程度将下降。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始终受美国的影响,从主观上说,是和我国企业的营销习惯和落后的营销技术有关,从客观上说,是和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有关。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对我国是必要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从效果来看,出口多元化比进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体来说,一个市场是否有利于我国进入,主要基于对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经济互补性,最与我国有互补性的,一个是处于发达国家顶端的美国,一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底部的非洲国家。贸易保护性,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绝对,按照“大经贸”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在这方面,首推非洲国家。所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认请两个误区。第一是贸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还应该包括进口多元化。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是不应该再把香港地区看成是竞争对手。不可否认,香港地区的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中转环节上收取了不少利润。但香港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有经验,有渠道,与其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是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贸易多元化只是简单地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把原来从香港转口的贸易抢过来,那么得益的只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吃亏则是大陆和香港地区。
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贸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乱已经造成了我国对俄罗斯等市场的丧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国对新市场的进入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行。提高企业的营销技术,加强企业对新市场的了解,提高外贸竞争的质量,升级产业结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却是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治本”措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2]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3]《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199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4]EU''''sTradeandInvestmentandEconomicCooperationwithChina,WorldEconomy&China,Volume9-10,Page44-52,1999.
[5]ForeignTrade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astperformenaceandfuturechallenges,AsianDevelopmentReview,Volume15,No,1,Page88,197.
[6]潘渭河:《经济计量模型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应用》,《国际商务研究》,第3期,566、67、70页,1997年。
[7]赖明勇、宣家骥:《我国出口市场结构优化研究》,《预测》,第五期,58-59页,1996年。
[8]范慕韩:《世界经济统计摘要》,34-41页,1985年,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贸易贸易商品结构
1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经济学观点
1.1替代论:贸易替代
俄林(Ohlin,B.G)等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区际间因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将通过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国际流动两条途径来缩小,直至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前者称为直接均等,后者称为间接均等。自由贸易代替要素流动,间接促进国际间生产要素价格趋于一致。当国际自由贸易出现阻碍时,国际贸易量就会减少,从而扩大了生产要素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别,进而会促使要素的国际流动。这时资本流动将会替代商品流动,由此达到要素价格的直接均等。
蒙代尔(R.Mundell)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的生产要素的绝对和相对量完全一致,资源实现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动的原因。如果满足要素均等化及两国有相同生产函数的条件,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有完全替代的关系。且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大。资本跨国流动较之商品流动更能自由,更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本资源,并直接起着使各国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以蒙代尔等为代表的关于FDI对国际贸易的替论有效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直接投资。
1.2互补论:贸易创造
迪克西特(Dixit)、克鲁格曼(Krug?鄄man)等人认为,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资本交易和对外贸易都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因而存在不完全的替代。不论是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是国际间商品,都不能消除各国间要素和商品相对稀少的状态。
邓宁的OIL理论认为,企业可以根据所拥有的优势(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商品出口、技术许可和对外直接投资三种方式中进行相应选择。因而根据这一理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并存的。
小岛清(KiyoshiKoiiman)认为,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的稀缺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生产场所的开辟与建立,会创造新的贸易园地。他提出,国际贸易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而国际直接投资也应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扩大两国间比较成本的差距,创造出一种新的比较成本格局,从而使得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
玛库森(Markusen,1984)在蒙代尔研究的基础上,假定企业可以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即假定存在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证明了生产要素流动会增加贸易。
美国经济学家帕特瑞(P.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进行研究的结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使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也不同。帕特瑞将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了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绕过东道国严厉的贸易壁垒或者是为了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适应当地文化、风俗的要求,以实现在当地生产、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通过在那些拥有一种或多种廉价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与土地这些流动性比较差的生产要素的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或总公司的出口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只有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因此贸易替代的投资只是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高水平的贸易保护壁垒最有可能导致以逃避关税或占领本地市场为目标的直接投资的涌入。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则会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分两种,即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现代国际经济学研究大多认为FDI与国际贸易之间更多是互补的关系。
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2.1FDI与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自从1998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大幅度攀升,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11547.4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535.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5.8%。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606.3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18.02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2%。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建立贸易乘数模型如下:
T(t)=a+mCFDI(t-1)+sFDI(t)+u(t)
775.031.2361.232
R2=0.9381F=136.3374
X(t)=b+nCFDI(t-1)+qFDI(t)+v(t)
361.0940.634210.85758
R2=0.9517F=177.6354
M(t)=c+pCFDI(t-1)+rFDI(t)+w(t)
413.962250.6016370.374895
R2=0.9168F=99.1570
其中,T(t)、X(t)、M(t)分别代表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CFDI(t-1)为第t-1年末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t)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a、b、c、m、n、p、s、q、r为待定参数;u(t)、v(t)、w(t)分别为随机误差项。通过回归分析可知,r2=0.9381、0.9517、0.9168,三条直线的拟合度较高,此模型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当FDI每增加1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可增加1.232美元。FDI对我国贸易总量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2.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关系的分析
这里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本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可体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我国外贸进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初级产品。从出口来看,随着FDI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的转变。我国工业制品在出口中比重已由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3年的91.3%。2002年,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出口545.33亿美元和79.17亿美元,分别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0.54%和11.69%,分别增长50.5%和2.3%。从进口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带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特别是外资企业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较重,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促使我国的进口结构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自1997年来,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口比重逐年攀升,初级产品进口则逐年减少,进口商品结构得到改善(见附表)。
3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1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20年的发展,200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经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作为外资流入的主要载体的外商投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优化了外贸商品出口结构。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
(1)引进外资项目层次低。集中反映在技术层次、产业投资上。FDI虽然带来了中国市场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转移到中国的只不过是已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先进的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进入成本竞争阶段的高新技术产品(如电脑、手机等)在我国大量生产和出口,长远看有贸易恶化的倾向。近年来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从产业投向上来看,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具有一定出口优势的食品加工制造、纺织、玩具、自行车等行业,而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较小,仅占20%左右。
(2)产业间外商投资分布不均。第二产业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2002年,在累计吸收合同外资金额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1.90%、63.31%和34.78%。第一、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仍不乐观,三产业的不协调发展势必延缓我国工业化进程。
(3)外商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不仅存在产业布局的不平衡,还存在区域布局的不平衡。东部地区吸引外资总量远超过中部与西部。2002年东、中、西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到86.7%、9.5%、3.8%,而且东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开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制约社会全面发展。
3.2对策建议
(1)完善环境,为外商投资提供更为优越的外部条件,提高其运作质量与效率,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环境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在硬件环境上已基本不构成FDI流入的瓶颈,而投资的软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提高,首先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其次是保持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在国际投资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及相关法律的稳定性,对于引进FDI而言至关重要。再次,完善服务环境,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树立为外企服务的思想观念,完善服务体系,依法加强管理。
多元化战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并成为1994年前后出台的我国“大经贸”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确立为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
贸易多元化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附图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其次1996、1997两年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相对(相对于我国总进口,下同)上升,而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口相对减少。这反映了多元化战略在进口方面的推行并没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国从美日的进口都相对下降,这对进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
最后,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经贸大国,其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贸易盈余国的日本和中国,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国家购买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计量分析(二):偏相关系数模型
本节的分析通过计算中国和它国的外贸总额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寻找对中国外贸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家,从而找出外贸多元化的目标。偏相关系数是在考察多个变量时,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仅考虑选定变量相关关系的指标。优点在于能反映出选定变量真实的相关关系。缺点在于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本节所选取的国家都是1996年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其比重都超过了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所使用变量是各国的外贸总额。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计算都剔除上一次计算得出的偏相关系数达不到选定置信度水平,显著性水平由最低的变量,直到剩下的变量都达到选定的置信度水平为止。本文所选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选取1950-1996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5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下简称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尽管美国与我国在1954-1971年没有直接贸易,中美贸易的发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但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在和我国不存在直接贸易的时期,它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偏相关系数正因为可以通过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能把美国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分离出来加以衡量。
表1简单相关系数
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关系数
美国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亚-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欧盟-0.1781----
表3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亚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欧盟0.259----
表4三国模型*
中国美国日本
中国-00.007
美国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对角线左下方是偏相关系数,右上方是对应偏相关系数的置信度(参照表1、3)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发展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与日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外贸与美国是互补关系,与日本则是竞争关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以全球国际贸易为背景作出的,并不仅仅考虑两国的贸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计算的结论。第二次计算与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计算的数据区间是1978-1996年,在变量中增加了韩国的外贸额(见表5-8):
附图
表6偏相关系数
美国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欧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韩国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亚-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490.00100.0010.01
欧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韩国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亚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国模型
中国美国欧盟韩国
中国-0.010.0010.004
美国0.6042-0.0080.678
欧盟-0.71290.6171-0.017
韩国0.66510.10850.5712-
以上数据,1950-1981年由《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1982-1996年由《国际统计年鉴》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韩国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美韩与我国外贸呈正相关关系,欧盟呈负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受到美国和韩国外贸发展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出我国与欧盟国家是竞争关系。这有两点原因: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频频发生的贸易争端。
因为贸易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我国外贸发展过于受某一国或几国的支配,所以找出对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时对各个国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
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正相关的国家,应使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与该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呈负相关的国家,则应与其展开竞争;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国家,则是我国发展外贸的对象。
四、计量分析(三):马尔可夫过程模型
首先,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马尔可夫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状态,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在不同状态间转移的规律,并据此进行预测。假定转移的规律满足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即系统在不同状态间的转移(即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律,与转移发生的时刻无关。这里,不同的状态用向量表示,状态转移的规律则用转移矩阵表示。
经验表明,经济系统对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种长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邻两年的转移矩阵来代表状态转移的规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对转移矩阵进行估计。具体方法如下:
将我国贸易地理方向分为港澳地区、美国、欧盟12国、其它欧洲国家、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7个方向。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状态向量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国对第i个方向的贸易比重。同理,记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记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矩阵为P,X=(X[,0],X[,1],……X[,46])[T],Y=(X[,1],X[,2],……X[,47])[T],则P的最小二乘估计为:附图=(X[T]X)[-1]X[T]Y对从1997年开始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预测向量为X[,47+k]=X[,47]附图[k]。
将1950年——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数据代入,可得如下结果(见表9-11):
附图
附图
附图
预测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贸易多元化趋势维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国出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略有下降;港澳地区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进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进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有所上升,港澳地区也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外贸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会略有上升,港澳地区、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上升,而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所以,我国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喜忧参半的。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是良性的。但对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说明我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反观我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在我国的经贸较不发达的时期,选择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无疑是一种避免与其直接竞争的明智做法。但当我国的经贸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制成品出口,这是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的,也必然会引起和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显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最后,将第二节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标”与本节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可得下图:
附图
可以看出,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将轻微下降,进口集中化程度将先降再升,综合的效果是总贸易额的集中化程度将下降。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始终受美国的影响,从主观上说,是和我国企业的营销习惯和落后的营销技术有关,从客观上说,是和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有关。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对我国是必要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从效果来看,出口多元化比进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体来说,一个市场是否有利于我国进入,主要基于对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经济互补性,最与我国有互补性的,一个是处于发达国家顶端的美国,一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底部的非洲国家。贸易保护性,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绝对,按照“大经贸”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在这方面,首推非洲国家。所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认请两个误区。第一是贸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还应该包括进口多元化。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是不应该再把香港地区看成是竞争对手。不可否认,香港地区的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中转环节上收取了不少利润。但香港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有经验,有渠道,与其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是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贸易多元化只是简单地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把原来从香港转口的贸易抢过来,那么得益的只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吃亏则是大陆和香港地区。
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贸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乱已经造成了我国对俄罗斯等市场的丧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国对新市场的进入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行。提高企业的营销技术,加强企业对新市场的了解,提高外贸竞争的质量,升级产业结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却是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治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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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依存度国内生产总值外贸政策汇率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作对外贸易系数,是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它以本国对外贸易总额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为了准确地表示一国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程度,我们又将对外贸易依存度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反映一国市场对外的开放程度,出口依存度则反映一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越大,同时也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2000年间,世界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1%,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5.4%。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70年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1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增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伴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02%,进口依存度为14.08%,1990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首次达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05%,进口依存度为13.84%,我国出口慢慢赶上并超过进口。这一阶段,主要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使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我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虽然1996~1999年四年内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达到43.9%。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见附图)。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经高达63%。据有关学者分析我国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即贸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间,如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德国等。
2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走高原因分析
2.1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千方百计地通过出口进行创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运用了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贸,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这些外贸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我国进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升,我国贸易规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断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一直到今天,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甚至出现偏高的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产物。
2.2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过高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包括出口依存度增长过快,与我国的加工贸易增长密不可分。近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调动了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给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造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的过度发展和盲目出口。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因此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看,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初,加工贸易从零起步,比重上升迅猛,1995年加工贸易额超过一般贸易,到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28%。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6905.1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48.55%,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28.8%和24.2%,远高于出口和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15.3%和14.9%。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通常从事低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从事高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从事的是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即使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附加价值不高,国内采购率较低,利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出口,它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不紧密,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无法真实反映对外贸易对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扣除加工贸易,出口依存度显著降低。
2.3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
从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分析看,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则外贸依存度下降;人民币贬值,则外贸依存度上升。1978年-1994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贬值中。1978年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换1.5771人民币,1993年下降为1美元兑换5.7620元人民币;而1994年我国实施汇率并轨,国内银行挂牌的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骤升至8.6187元,因此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致使1994年相比1993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猛增11个百分点;1994年~2003年,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处于稳定趋势。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PPP)低3倍左右。从2003年至今,人民币受到来自多方因素的影响,汇率小幅上升。但从总体上看,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对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贸依存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可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较快提高,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重要原因。
2.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被高估
GDP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中的分母,GDP统计结果对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对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我国是世界上唯一采用产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所以统计遗漏很多。2005年和2006年国家统计局两次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从两次公布的结果看,1993~2004年我国的GDP总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经济普查年度GDP上调了23002亿元,GDP年均上调7418亿元。与GDP数据修订前相比,GDP数据修订之后我国历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降低了。2004年对外贸易依存度修订之前是70.01%,修订之后下降了10.2个百分点,1993~2004年年平均下降了4.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对GDP进行修订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普遍被高估。
此外,GDP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其中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所以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越大,计算得到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小。因为第三产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输出、服务贸易等方式。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一般用商品贸易额/GDP,所以作为分子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较小。因此,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外贸依存度就较低。从全世界范围看,21世纪初,世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62%,其中低收人国家平均为38.8%,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4%,高收人国家(即发达国家)平均为67%左右,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产值最大的部门。如美国,其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5%,2005年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25%,因而列入较低外贸依存度国家。而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以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就会偏高。
3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几点建议
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在理论界一直是大家争议的焦点,评价各不一致。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而出口取决于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外国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则对本国的产品需求会增大,从而促进本国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衰退期或经济增长不景气,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会将本国带进甚至加速经济衰退。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在获得出口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都应该认识到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一指标不宜过高。否则,会使一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十分敏感,并且忽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
而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GDP每增长10%,对外贸易的贡献度为2.5%。鉴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仍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在今后将更进一步发展。但我们应调整对外贸易的状况和结构,使对外贸易切实拉动并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3.1继续开放市场,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去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其他国家。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快、更深融入到国际经济全球化中去。
3.2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
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
3.3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
3.4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出口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附加值高,且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分析,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既优化了一国的产业结构,扩展了一国的经济规模,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同时服务产品的出口又提升了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发展比较落后。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量,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了,才能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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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战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并成为1994年前后出台的我国“大经贸”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确立为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
贸易多元化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附图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其次1996、1997两年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相对(相对于我国总进口,下同)上升,而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口相对减少。这反映了多元化战略在进口方面的推行并没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国从美日的进口都相对下降,这对进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
最后,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经贸大国,其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贸易盈余国的日本和中国,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国家购买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计量分析(二):偏相关系数模型
本节的分析通过计算中国和它国的外贸总额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寻找对中国外贸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家,从而找出外贸多元化的目标。偏相关系数是在考察多个变量时,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仅考虑选定变量相关关系的指标。优点在于能反映出选定变量真实的相关关系。缺点在于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本节所选取的国家都是1996年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其比重都超过了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所使用变量是各国的外贸总额。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计算都剔除上一次计算得出的偏相关系数达不到选定置信度水平,显著性水平由最低的变量,直到剩下的变量都达到选定的置信度水平为止。本文所选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选取1950-1996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5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下简称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尽管美国与我国在1954-1971年没有直接贸易,中美贸易的发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但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在和我国不存在直接贸易的时期,它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偏相关系数正因为可以通过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能把美国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分离出来加以衡量。
表1简单相关系数
*
*对角线左下方是偏相关系数,右上方是对应偏相关系数的置信度(参照表1、3)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发展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与日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外贸与美国是互补关系,与日本则是竞争关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以全球国际贸易为背景作出的,并不仅仅考虑两国的贸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计算的结论。第二次计算与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计算的数据区间是1978-1996年,在变量中增加了韩国的外贸额(见表5-8):
附图
*
以上数据,1950-1981年由《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1982-1996年由《国际统计年鉴》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韩国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美韩与我国外贸呈正相关关系,欧盟呈负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受到美国和韩国外贸发展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出我国与欧盟国家是竞争关系。这有两点原因: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频频发生的贸易争端。
因为贸易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我国外贸发展过于受某一国或几国的支配,所以找出对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时对各个国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
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正相关的国家,应使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与该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呈负相关的国家,则应与其展开竞争;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国家,则是我国发展外贸的对象。
四、计量分析(三):马尔可夫过程模型
首先,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马尔可夫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状态,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在不同状态间转移的规律,并据此进行预测。假定转移的规律满足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即系统在不同状态间的转移(即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律,与转移发生的时刻无关。这里,不同的状态用向量表示,状态转移的规律则用转移矩阵表示。
经验表明,经济系统对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种长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邻两年的转移矩阵来代表状态转移的规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对转移矩阵进行估计。具体方法如下:
将我国贸易地理方向分为港澳地区、美国、欧盟12国、其它欧洲国家、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7个方向。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状态向量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国对第i个方向的贸易比重。同理,记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记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矩阵为P,X=(X[,0],X[,1],……X[,46])[T],Y=(X[,1],X[,2],……X[,47])[T],则P的最小二乘估计为:附图=(X[T]X)[-1]X[T]Y对从1997年开始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预测向量为X[,47+k]=X[,47]附图[k]。
将1950年——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数据代入,可得如下结果(见表9-11):
附图
附图
附图
预测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贸易多元化趋势维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国出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略有下降;港澳地区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进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进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有所上升,港澳地区也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外贸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会略有上升,港澳地区、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上升,而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所以,我国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喜忧参半的。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是良性的。但对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说明我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反观我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在我国的经贸较不发达的时期,选择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无疑是一种避免与其直接竞争的明智做法。但当我国的经贸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制成品出口,这是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的,也必然会引起和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显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最后,将第二节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标”与本节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可得下图:
附图
可以看出,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将轻微下降,进口集中化程度将先降再升,综合的效果是总贸易额的集中化程度将下降。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始终受美国的影响,从主观上说,是和我国企业的营销习惯和落后的营销技术有关,从客观上说,是和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有关。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对我国是必要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从效果来看,出口多元化比进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体来说,一个市场是否有利于我国进入,主要基于对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经济互补性,最与我国有互补性的,一个是处于发达国家顶端的美国,一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底部的非洲国家。贸易保护性,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绝对,按照“大经贸”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在这方面,首推非洲国家。所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认请两个误区。第一是贸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还应该包括进口多元化。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是不应该再把香港地区看成是竞争对手。不可否认,香港地区的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中转环节上收取了不少利润。但香港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有经验,有渠道,与其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是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贸易多元化只是简单地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把原来从香港转口的贸易抢过来,那么得益的只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吃亏则是大陆和香港地区。
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贸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乱已经造成了我国对俄罗斯等市场的丧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国对新市场的进入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行。提高企业的营销技术,加强企业对新市场的了解,提高外贸竞争的质量,升级产业结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却是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治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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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对外经贸发展有利有弊,总体来说,人民币年3%左右的小幅升值对中国外经贸整体发展的影响并不大,近两年的进出口增长形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人民币升值对外经贸发展的正面效应
第一,有利于出口结构的改善,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人民币升值将激励出口企业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附加价值,而不是低价竞销占领市场。一些只靠低成本竞争,技术含量低,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可能因为人民币升值被挤出市场。
第二,有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沿海地区投资成本升高以后,一些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转向内陆城市和地区发展。内陆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近年来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完全可以承接这种产业转移。而这又必将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经济增长。
第三,有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以人民币表示的我国稀缺的进口技术、设备、资本品及中间产品价格下降。在钢铁、石油等价格上涨10%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可以抵消这个上涨。消费者的实际财富和购买力因进口品价格下降而扩大。
第四,有利于加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成本下降,这使得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走出去”,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建立全球性的生产、营销网络。这有利于造就出中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长虹、海尔近年来纷纷加大了在海外建厂的速度,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第五,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压力。低价竞销和出口受到抑制,放慢出口,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弱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势头,减少一些贸易伙伴对我进行保护主义贸易攻击的借口,创造和保持更加平稳的贸易环境。
2.人民币升值对外经贸发展的负面效应
第一,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中国出口减少及相当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生产企业陷入困境,严重影响我国的就业及经济增长,并进而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人民币升值将使外商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成本上升,在周边地区存在着引资竞争的形势下,这很可能导致我国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也会影响到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第三,人民币升值如果大幅升值,有可能断送某些领域的工业化,造成大量资金不合理外流,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
第四,汇率波动幅度过大会造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投资者信心,增加企业经营成本。
二、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进口行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我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造纸、钢铁石化、航空、交通、电力设备等,人民币升值将使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这对我国经济建设是一个重大利好。人民币升值会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因而将对进口替代性行业和国内同类产品带来冲击,尤其是那些在质量、品牌、技术含量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距离的产品,将影响其市场价格和市场份额,导致其盈利状况恶化。此类行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由于人民币升值,老百姓能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使老百姓分享更便宜的出国旅行和进口车、珠宝、手表、电子产品等高档消费品,这对上述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对国内相关产品的生产商来说,是一个利空。对于那些使用了国外贷款来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如航空公司来说,人民币升值后债务由以外币计价折算成以人民币计价后将有所下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债还本付息的压力。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导向型行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价格的相对提高,意味着中国产品在国外价格竞争力的下降,而价格优势正是中国制造的真正生命力。另外,出口企业还会遭受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以及由于出口量减少造成的损失。而且,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工费用等生产成本增长故对出口贸易依存度大的行业的短期冲击将难以避免,尤其将严重影响那些以低价格取胜、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出口。由于出口价格弹性的不同,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出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有差异。我国的出口型行业主要有纺织服装,化工,电子机械制造等行业。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依存度50%左右,且附加值低,主要以价格为竞争手段,出口价格弹性较低,降价空间很小。因此,人民币升值后,将大大削弱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据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棉纺织、毛纺织、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下降3.19%、2.27%和6.18%。如果人民币升值3%,可能会抹平国内纺织服装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中国家电产品以低成本而在国际市场获得相对比较优势,出口已经成为拉动家电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故出口增长形势对家电行业的整体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升值2%将造成家电出口中8%左右的利润损失,影响家电工业总产值增速下降3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损失将超过20亿美元,工业总产值增速因此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对其他行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事实上,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7.3%,位于世界第三位,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的最高排名;即使是在升值影响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的出口上,2006年1-7月出口额为778.04亿美元,同比上涨23.92%。2006年8月海关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88亿美元,全年为1019亿美元。而当时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涨幅已经达到3.8%。这一数据说明,从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并没有出现疲软。
三、应对人民币升值影响的政策和措施
政府与企业应共同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和企业效益的提升。
政府要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各项对外贸易,在WTO规则准许的范围内辅之以多种经济政策。如运用计划、税收、价格、财政、信贷、利率等各种经济杠杆,通过经济、法律、行政各种手段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例如,通过关税政策、配额政策,使应该受促进的产品出口得到更多的保护和鼓励,而应该抑制的产品(非必需品)的进口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限制。利用WTO相关政策,在WTO协议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相关的产品出口补贴或者提高出口退税额以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弥补人民币升值所致的外贸行业收入的减少。从而达到既优化产品进出口结构,改善贸易收支,又达到减少汇率变动带来的通货膨胀效应的目的。
外贸企业应深入研究、积极调整,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升值压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1.外贸企业要重视人民币升值问题,加强汇率机制研究。企业要把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关键举措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要关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汇价变动情况,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本企业出口产品的影响程度,努力增强应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出口企业要树立正确的防范汇率风险的理念,以保值而非投机的心态对待汇率风险管理,并树立风险管理的成本意识。
第二,出口企业要树立市场风险意识,培养财务人员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财务人员必须明白每笔业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应该找谁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出口企业应该将风险成本打入业务预算,如出口谈判时使用远期汇率而非即期汇率核算成本。
第四,出口企业应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问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因为企业的核心应该是发展业务,而不是汇率走势分析,应善用银行的服务和产品。
2.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是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在人民币升值、出口价格优势弱化的背景下,出口企业特别是生产型出口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减少价低利薄的低档次产品出口,扩大质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综合竞争力。
3.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我国很多企业缺乏长远品牌规划。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是与世界品牌竞争的市场。企业要尽快提高出口产品档次,提升产品的品牌内涵和设计能力,创建出口产品品牌优势,走高端名牌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外频繁以反倾销、特保等措施来给中国企业施压。从长远来看,中国制造业只有提高自有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这样即使人民币升值到100元兑6美元,企业的竞争力将依然存在,就像目前的三星、索尼一样。
4.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巩固欧盟、美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着力开拓南美、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出口市场,防范单一市场的不稳定风险。中东、欧洲地区的消费者消费能力强,对价格不是很敏感,企业应积极向这些地区推出优质优价的产品。同时要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政策规定,尽量选择多币种进行结算,规避单一货币的升贬值风险。
5.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进出口相结合的业务,进口一般占到出口的30%~70%,进口用汇可相应抵消出口收汇的人民币之损失,并且人民币升值以后,部分产品的料件进口价格已低于国内市场价格。因此,外贸企业应努力把握机遇,充分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地缘优势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型企业通过加大料件进口,外贸公司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扩大进出口规模。
6.加强成本和费用管理。外贸企业要切实加强采购、生产、销售、储存、资金运筹等各个环节的成本和费用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和费用开支,做好“节流”,间接扩大产品利润空间,增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7.加快出口变现,减少应收账款占用。外贸企业出口成交后,要加速单据流转,争取在第一时间内回笼有关出口单据,积极采取票据押汇、保理等方式,使在手票据及时结汇变现,力争出口额的一半以上运用这种方式实现货款变现。企业要多开展出口回收快的业务,适当控制出口回收期限长的业务,同时,要加大应收外汇账款催收力度,缩短结汇期限,尽快回笼货款,减少在途资金占用。
8.增加外汇负债,平衡外汇收支。外贸企业要通过申请外汇贷款,将人民币贷款置换为外汇贷款,延缓进口付汇等方式,适当增加外汇负债,抵消外汇资产的贬值风险。要充分利用现汇账户,衔接好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减少结售汇之间的手续费支出。
9.利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目前国内企业可以使用的汇率避险工具主要有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掉期交易、出口押汇、福费廷及结构性存款等。企业应充分了解这些业务的功能.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期望回报率对各种产品进行选择,注意选择合适的交易时机,通过外汇投资实现保值增值。
10.采取更有利的结算方式和币种
(1)出口业务尽量采用即期结算方式,如即期L/C或D/P,如果采用T/T方式结算的,应尽量提高预收款比例。而进口业务应尽量采用远期结算方式。
(2)逐步改变目前出口贸易中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币种,灵活选择其他非美元硬通货币种进行结算;而对于进口贸易,继续选择美元为结算币种,不失为比较明智的选择。
11.通过提高出口报价、压低采购价格向客户或供货商转嫁或共同分担汇兑损失风险。
(1)对于自营出口业务,外贸企业应根据新的汇率调整出口报价,尽快加强与外商沟通,并做好与供货商的沟通,订立新的协议,在商业合同中,要考虑人民币升值的趋势。
(2)对于出口业务,改变按固定换汇成本结算的方式,应与委托方签订新的出口协议,明确按固定费率收取费,从而规避汇率风险。
12.政策上支持进口。在防范进口风险的前提下,大力开展进口业务,对冲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业务的不利影响。对于委托进口业务,在合约中,应明确按实际支付国外供货商货款的付款日的汇率与委托方结算,这样除了可获得费收益外,由于人民币升值,还可以获得因进口押汇而“推迟付汇”产生的汇兑收益。
13.综合运筹外汇现汇账户。衔接好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减少外汇资金占用,减少汇差损失和手续费开支。
另外还可运用和保险公司签定汇率风险保险合同等方法。面对人民币升值的新形势,外贸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选择地组合运用以上策略,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宏观经济和外贸企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政府部门需加强宏观调控,为外贸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外贸企业则应主动面对挑战,根据自身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主动及时进行调整,把握机遇,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进一步持续升值的预期下,稳步发展,实现企业经营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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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动性过剩与外贸顺差关系的综合分析
国际经验显示外贸顺差与流动性过剩的关系十分复杂
根据现代国际经济学原理,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国内货币市场存量不平衡的反映,当国内货币供给小于货币需求的时候,就会出现贸易顺差;当国内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时,就会出现贸易逆差。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有贸易顺差的时候,该国的货币市场会存在着货币流动性不足,而不是过剩。因为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货币供给代表着国内需求,货币供给不足自然就表现为国内商品市场出现供过于求,进而形成贸易顺差。因此,贸易顺差恰恰不是国内货币供给不足的原因,而是货币供给不足的结果。同样,一国的货币供给过剩会导致国内需求过旺,从而引起进口大于出口,形成贸易逆差。
据研究,世界上贸易逆差最大的美国,却出现了比我国还严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自“9·11”以来,美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约为3%,而广义货币年均增长率约为7%,后者是前者的大约2.3倍。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10%,货币年均增长率约为17%,后者为前者的1.7倍。所以,在此期间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与此同时,印度近年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甚至出现了过热的势头,资产泡沫比较严重,自2003年以来股市狂涨近4倍,货币供给明显过剩,但同样也存在贸易逆差上升的情况;还有巴西等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类似印度的情况。这说明,贸易逆差与流动性过剩并存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当范围内存在,在这些国家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关系仍符合传统理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贸易顺差与通货紧缩长期并存,也是与传统理论一致的,即货币供给不足与贸易顺差可以同时存在。
当然,近期我国、俄罗斯和某些石油输出国也出现了完全相悖的情形,即在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伴随着较为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这种现象通常都出现在受经济全球化浪潮影响较大的新兴经济体,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在新的国际条件下一国货币供给受到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大潮的影响。这也佐证了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成因十分复杂,简单归结为贸易顺差的影响证据明显不足,而将宏观经济的问题都归咎于贸易顺差,甚至把控制贸易顺差当做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可能是舍本逐末,不仅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反而会带来一系列新的负面冲击和问题。最大的风险是,在我国产能普遍过剩、新一轮经济增长期投资过快扩张的背景下,容易使经济陷入“日本式的通货紧缩”泥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贸持续顺差构成了外汇储备增加的一个重要来源
从表1可以看出,1990~2004年,我国外汇储备额从110.9亿美元增至6099.3亿美元,增加额为5988.4亿美元。同期,除1993年外我国外贸持续顺差,累计顺差额达2910.9亿美元,占期间外汇储备增量的48.6%;而同期外国直接投资(FDI)净流入累计为4864.55亿美元,占期间外汇储备增量的81.2%,两者合计达130.8%。这说明,这一时期外贸顺差是仅次于FDI净流入的第二大导致外汇储备增加的因素。
但是,这一期间,货币流动性过剩现象却不明显或者还存在流动性不足。1995~2000年期间,我国外贸顺差明显增加,累计达1661.5亿美元,占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累计值1139.5亿美元的145.8%,特别是其中的1998年出现了创纪录的最大外贸顺差,当年顺差占外汇储备增量的比重也同样创历史纪录高达857.6%,但宏观经济状况和物价走势都显示我国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即货币供给反而出现不足。在2001~2004年本轮经济增长期的前期,外贸顺差实际上是从1998年的高位逐步回落,当年顺差占外汇储备增量的比重也相应呈现显著下降的态势,分别降至48.4%、41%、21.8%和15.5%的最低水平。
2005年以来外贸顺差和FDI净流入对外汇储备增长的贡献出现转折性变化
2005年以来顺差对外汇储备的名义贡献率出现了回升性转折,2005年达48.8%,仅相当于1990~2004年期间累计的水平,2006年升至71.7%;同时,FDI净流入对外汇储备增量的贡献,却由于吸收外资连续多年比较稳定,而对外投资大幅增加,出现了显著下降,2004~2006年贡献率分别降至25.7%、27%和24.3%。两者合计对当年外汇储备增量的贡献率反而出现了显著下降。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以来,外贸顺差和FDI流入确实是引致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并没有出现流动性过剩,反而在长达数年时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
只是2005年以来情况才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外贸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并存的局面:名义外贸顺差出现较快增长,成为引致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来源,表面上也成为引起外汇占款增加和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原因。但是据国内外机构预测,近两年贸易顺差中有大规模热钱流入,因此能够用外贸顺差和FDI净流入解释的部分实际不足50%,反而比前几年有所下降,主要是间接资本流入和短期热钱流入导致外汇储备的剧增。据摩根士坦利分析,目前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并滞留我国的热钱大约有3000亿美元,而且还呈有增无减的趋势。
2007年第一季度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额为1357亿美元,而外贸顺差为464.4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为158.9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40亿美元,两项合计仅占外汇储备增加额的42%。央行的分析也表明,2007年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间接资金流入,许多企业境外融资结汇和外汇掉期交易是其中重要部分。
当前的流动性过剩确有深层次原因
综合分析表明,当前流动性过剩成因十分复杂,外贸顺差增加与流动性过剩有一定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引起流动性过剩的充要条件,需要放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下综合分析。
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根源
从国内角度看,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即消费率过低,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成为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投资率高于消费率导致产能过度扩张,加剧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以致在金融系统形成流动性过剩局面。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前宏观经济格局下,世界经济贸易增长较快,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总体上看对我国是一个有利机遇,抓住机遇实现出口较快增长,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的改善;这虽然也会对投资和产能扩张带来一定刺激,但可以在宏观调控中综合考虑和妥善应对。目前在我国“投资增长过快—产能过剩—顺差增加—流动性过剩”已经形成了循环,外贸顺差等于国内储蓄与投资之差,如果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情况不改变,外贸顺差会变得更大,在当前经济结构下外贸顺差存在较大的刚性,贸易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空间都非常有限。
当前流动性过剩还必须从全球视野来看待
首先,我国已经较深入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国内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都已经与国际市场产生日益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和资本跨境流动日益频繁,不仅实体经济活动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货币和金融市场同样也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分析我国货币供给与需求必须具备全球视野。有的学者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美元就进入增发最快的时期,随后,日本、欧洲也随之跟进,直接引发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在此期间,美元发行大幅增加完全被新兴的虚拟金融市场所吸收,美元在全球交易中占比迅速提高,加速成为世界货币,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但不少新兴市场却受到美国输出流动性的冲击。其后,日元在零利率政策刺激下套息交易也在全球泛滥。进入新世纪以来,欧元借地位上升之机也让货币发行量持续扩张。美国、日本、欧盟的行为无疑成为诱发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源泉。其次,在本轮世界经济周期内,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如美联储在IT泡沫破灭以后曾连续12次降低利率,使美元利率水平降到历史低位,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最后,在上述长短期两大因素作用下,以东亚为主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资本市场较为繁荣、本币不断升值并普遍存在较强的升值预期,其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纷纷涌入,将境外过剩的流动性也相应输入和传导开来。这是导致引发我国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外部原因。对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传导机制及其重要影响,需要我们以新的视野和思维来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并予以认真对待。
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还与我国现行金融和外汇体制有关,是相对过剩
流
动性过剩还与我国现行金融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缺陷有关,特别是外汇过度集中于央行,没有形成外汇资产多元化的转化使用机制;流动性过剩与我国银行体系能力不足也有密切关系,实际上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村资金仍然很紧张,目前总体上是一种相对性过剩。
事实上,我国外汇资产总量并不大。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但企业和居民外汇资产只有约1600亿美元,我国90%的外汇都集中在央行,表现为外汇储备。这与发达国家外汇资产结构有很大不同,它们大约70%~90%的外汇在民间或表现为商品储备、黄金储备等。如美国的民间外汇有9万多亿美元,日本有3万多亿美元。同时,还有巨额的商品和黄金储备。美国仅商业石油储备就够用150天,日本原油储备够用200天,而我国石油储备仅够用几天。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黄金储备分别为8135吨、3440吨、3025吨和2452吨,而我国仅有600吨。我国藏汇于民、藏汇于物的潜力十分巨大,藉此可以大量转化使用央行的外汇储备,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应全面客观估计流动性过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治理流动性过剩总的看主要是货币政策的任务,近年来央行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收到了成效。为治理流动性过剩,早在2003年4月央行就开始启动央行票据来回收多余流动性。对冲手段也从最初的主要依赖发行央行票据,发展到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货币掉期等多种工具,并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从2006年6月到2007年5月15日,央行已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仅最近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大约冻结流动性4600亿元。
央行近几年的操作基本上对冲了由于外汇占款过快增长投入的多余流动性,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从2003年最高时的21.6%调整到2006年12月的16.9%。但是,2007年年初以来,流动性增长明显加快,第一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达到17.27%,其势头值得关注。
关于流动性过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流动性过剩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严重问题,流动性过剩会导致各类资产价格的波动,或者出现资产泡沫,或者以投资形式进入实体经济,加剧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一旦流动性过剩的情况出现逆转,可能会导致股市大幅度滑落,进一步演化成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另一类观点认为,目前流动性过剩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突出,流动性充足也有积极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流动性过剩”本身并非贬义词。从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仍在盈利,通货膨胀现象没有出现,宏观经济整体形势良好,不可过分夸大该问题。
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更接近事实,即流动性问题在国内外由来已久,从我国近两年的实际情况看流动性过剩虽然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但并没有给宏观经济带来重大问题,主要应高度关注其潜在的风险,正确认识和估计流动性问题,采取积极稳妥的治理对策,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政策选择。
外贸外资政策转型是治理流动性过剩一揽子措施的一个方面
综合各方面情况判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可能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与解决深层次结构失衡问题相结合,并统筹考虑国内外因素,选择综合治理的路子。同时,也要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放在对外经济工作更重要的位置,推动对外经济模式创新,加快对外经济政策转型。
一是加快外贸由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尽力保持出口合理增长。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注重提高出口企业非价格竞争力。鼓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自主核心技术、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注重提高主要出口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使外贸出口走上差异化竞争之路。
二是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外贸平衡发展。建立进口促进体系,为进口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和公共信息服务,提高政策透明度,为国内外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贸易环境;进一步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鼓励扩大重大装备关键件、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国内短缺的资源性商品的进口;扩大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对最不发达国家进一步放开市场。
三是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将重点转移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和智力上来。要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积极承接服务业离岸外包,重点吸收高端制造业外资,优化外资结构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