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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47逯钦立《说文笔》，收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页。
汉语里的“时尚”一词可以说是舶来品，因为它是对英文“fashion”的译读，而后者在语义上又首先是指在特定时间内受到人们推崇而流行的衣着方式。毋庸置疑，在今天的时尚语境中，时髦的衣着方式亦即“时装”依然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当前的时尚大潮也在以天马行空的势头开拓它的疆域，并且至少扩展到以下三个层面：装饰类时尚，亦即围绕人体以及各种日常用品展开的装潢活动；休闲类时尚，亦即人们在休闲时间从事的体育健身、旅游观光、野外探险、电脑游戏等娱乐活动；艺术类时尚，亦即人们广泛参与的通俗音乐、电影电视、流行舞蹈等艺术活动。于是，拥有如此广袤领地的它，便从原来有些贬义的被追赶的“时髦”，摇身一变成为当前生活中一种最火爆最炫目的文化现象，甚至构成了当代人一种颇有标志性意味的生存方式。按照某些人类学家的定义，所谓“文化”就是指人们生活方式的有机整体、人们在自己的存在中形成的各种具有价值规范的行为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我们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谈论“时尚文化”的课题了。
尽管弥散到美容美发、短信聊天、闪客漫画这些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时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拥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倘若我们采取现象学的态度直接面对那些充斥街头巷尾、沙龙会所、报刊专版乃至电视新闻的时尚事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可能就是它们极力炫耀的那些生猛鲜活的感性内涵：五光十色的绚丽形象、狂放不羁的本能意欲、心猿意马的震撼体验……这种强烈的感性内涵，正是严格意义上的“时尚”区别于其他那些同样能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人们推崇而流行的行为方式的本质所在。无论如何，人们很容易就能品味出为了追赶时髦与出于虔诚信仰而佩戴十字架的微妙差异；同样道理，不管“学习外语”以怎样的势头风靡天南海北，它也不可能像“跳踢踏舞”那样被看成是本真意义上的“时尚”。因此，如果要下一个定义的话，“时尚”可以说就是人们出于感性炫耀的目的所追求的新颖流行的感方式。
由于这一机缘，时尚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美”的浓郁意蕴。众所周知，鲍姆嘉通正是选择了“感性学”(Aisthetikos)这一术语为“美学”学科命名的。尽管受到西方哲学传统认知理性精神的影响，他偏重的主要还是所谓“审美”的认知感性内涵。但在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这些非理性主义哲学家那里，本能感性、肉身感性等对于美和艺术的统御作用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无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这两种语义诠释所突显的，恰恰都是“美”在本能感性、肉身感性向度上引发人的感性愉悦、构成人的感性存在的鲜明特征。就此而言，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否认旨在炫耀人的感性生存的时尚文化的美的属性。
其实，在上述三类时尚现象中，艺术类时尚原本就是一些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活动，其一般本质与那些古典高雅的音乐艺术、舞蹈艺术、绘画艺术并无二致。至于装饰类时尚亦即美容美发、服装饰物、家居装潢等，它们的感性形象也总是呈现出无可否认的美的特征，在许多时候甚至以“炫美”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即便那些相对缺失感性外观的休闲类时尚，同样也能凭借它们的感性本能内涵、自由游戏规则和强烈愉悦刺激，与美的王国建立密切的关联。举例来说，作为当前流行时尚的探险、蹦极、攀岩、滑翔以及各类“极限运动”，与其说是旨在争金夺银的竞技体育项目，不如说是充满游戏情趣、追寻高峰体验的感性“炫美”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尚的语境其实可以在总体上完全纳入“美”的语境之中，以致我们能够顺理成章地把它看成是一种具有美的价值规范的特定文化现象；甚至是人在感性向度上展开的一种独特的美的存在样态。
二
如是强调时尚文化的“美”的内涵，当然能够解释从美学视角研究时尚文化的可行性，但似乎还不足以证明确立时尚美学这门学科的必要性。毕竟，假如时尚美与自然美、人体美和艺术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异，甚至还可以设法还原到这些美的现象那里，那么，我们在现有美学理论的框架中探究时尚美也许就足够了，不必劳心费神再去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时尚美学。
然而，时尚美的确具有一些与其他美的现象不同之处。总体上，时尚美的独特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时尚美的人本性。近来在几乎所有的话语系统中，“以人为本”都成为一句点击率极高的响亮口号。但我们让时尚美也来追赶这一“时尚”，却有其自身的特定理由。问题在于，与传统的自然美和艺术美有所不同，时尚美并不是某种位于人的存在之外的异质客观对象，而人们也不只是在主客二分的模式中作为所谓的“审美”主体去面对、欣赏和评判作为客体的时尚美。相反，如上所述，时尚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人自身的一种美的存在样态，一种旨在炫耀人的感性存在、确证人的感性价值的生活方式；即便那些设计出来的时尚产品，也只有融入到人的这种存在样态之中、构成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内在要素，才能成为本真意义上的“时尚”。因此，人的存在构成了时尚的本根，时尚则只有服务于人的人性生活、满足人的人性需要、实现人的人性愿望，才有可能维系自身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时尚美在本质上是人本性的而非异化性的。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以时尚事件外在地束缚扭曲人的本真存在的异化现象，但时尚美的内在发展却必然要求消解异化性、复归人本性，使其真正成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现象。
其次是时尚美的大众性。这一点直接受到了时尚文化自身本质——“受到人们推崇而流行的行为方式”——的内在规定，并与经典艺术美的精英性形成了鲜明反差。诚然，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即便精英艺术家创作出来的经典作品，也必须经过普通受众的欣赏和评价才算真正完成，但严格说来，经典艺术美的价值首先还是在于艺术家个人灵感、想象、才能和创意的体现，普通民众的接受和参与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并且难以彻底摆脱“被动接受”的烙印。相比之下，流行时尚美的价值却明显不同，它往往直接取决于普通民众的主动选择和积极参与，以致在时尚语境中，“火”这个字几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能够成为衡量各种时尚事件价值实现程度的一条准绳。其实，今天的旅游观光和人体美饰之所以能成为“时尚”现象，也是因为它们不再像以往对自然美和人体美的鉴赏那样，只是属于文人雅士的个体性特权，而是变成了普通百姓的大众性活动。
再次是时尚美的肉身性。像其他美一样，流行时尚美也具有在功利基础上超越功利的特征。但与众不同的是，它的这种超功利性主要是通过炫耀人的肉身感性内容(生命活力、性感惑力、气质魅力等)实现的。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些因素大都具有生理本能的内涵，与人们的实用功利需要也密切相关。所以，虽然经典艺术美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肉身感性，但它往往会凭借隐饰、变形、转移、升华的方式遮蔽或消解这些内容，以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把“无关于利害”列为美的首要特征。相比之下，流行时尚美却反其道而行之，尽可能通过直接、明白、坚执、彰显的方式，敞开或澄明各种肉身本能的因素。举例来说，西方人体绘画和古典舞蹈虽然无可否认地包含本能的内容，却总是试图在其表现形式中消除这些内容的蛛丝马迹，着重展示人的存在中那些更富有精神意蕴的因素，相比之下，当今时尚领域的人体装饰和流行舞蹈，却仿佛不屑于掩饰它们蕴涵的本能因素，反倒通过精心设计的外观炫象，有意敞开和高扬这种肉身感性的内容，甚至某些与本能没有多少关系的时尚事件(如家具装潢、汽车造型等)，也极力标榜自身在这方面的诱惑意味，以致“性感”成为时尚语境中滥用程度最高的一个词汇。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时尚文化的这种肉身性就把它拒斥在“美”的大门之外，因为它归根结底还是在以超功利的炫美形象显现人的本质力量(肉身感性层面上的本质力量)，而不是通过功利性的占有活动满足人们的物质实用需要。进一步看，这种“以高扬肉身的方式超越功利”的特征，同时也构成了时尚文化的一个内在悖论：一方面，如果时尚文化不能充分超越实用功利，它就无法成为美的现象——某些低俗的时尚事件正是因为在炫耀肉身本能的时候没能超越功利，才难以充分呈现“美”的价值，另一方面，如果时尚文化没有充分高扬肉身本能，它又很难成为时尚现象——某些高雅的艺术作品正是因为在超越功利之后没能高扬肉身本能，才难以充分地“时尚”起来。
最后是时尚美的设计性。从美的形成与人类行为相关的角度看，如果说现实美(包括自然美以及梯田大坝之类的人工美)的特征是“伴生性”，亦即通过某些并不是以“美”为直接目的，而是以实用功利为基本取向的生产活动所产生，艺术美的特征是“创作性”，亦即通过艺术家以“美”为直接目的的创作活动所产生，那么时尚美的特征则可以说是设计性，亦即通过某些既以“美”为重要目的，又包含其他价值取向(像获得大众认同、成为流行时尚、实现使用价值、赢取经济效益等)的设计活动所产生。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时尚美的创造活动，同时也向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在艺术美的创造中，除了受到媒介、对象和方式等因素的限定外，艺术家的自由想象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展身手，相比之下，在时尚美的创造中，诸如时代的特点、大众的喜好、流行的趣味，乃至产品的用途、市场的需求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挥限定作用，使其相对缺失自由创作的内涵，更多具有艺术设计的意蕴。英文里的“fashion”在作为动词时具有的“借助工具塑造成型”的语义，已经从词源学角度折射出时尚美的这种设计性特征；当前时尚语境中频繁出现的“包装”一词(不仅指各种时尚产品的“包装”，有时候甚至指某些流行偶像的“包装”)，更充分地体现了时尚美这种针对大众口味量身定做、八面玲珑的独特之处。所以，如何在种种非审美因素的限定中确保审美价值的充分实现，也构成了时尚文化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
除上述特征外，时尚美还具有自炫性、体贴性等重要特征；具体到各种时尚现象，其独特之处就更为丰富了。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使得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时尚美学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三
鉴于以上理由，目前我们很有必要开展时尚美学的理论探讨。概括地说，作为美学的一门分支，时尚美学的目的和任务就在于：从美学视角考察时尚文化的本质特征，把握时尚文化的内在规律，探讨时尚文化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时尚文化的种种基本特征，必将推动时尚美学确立自己的概念范畴、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提出自己的研究课题，从而形成与其他分支美学有所不同的概念体系、理论内容、基本架构和思维模式，最终使其真正自立于美学之林。例如，时尚美的大众性势必会要求时尚美学将关注点聚焦到普通民众的炫美需要、心理诉求、趣味喜好、主体角色等问题上来，而不是像传统美学那样只是偏重于考察少数精英的创作心理、灵感想象、才能技艺、审美理想，从而在质的意义上大大拓展美学研究的视域、丰富美学研究的内容。同时，时尚美的肉身性不仅会引导时尚美学提出诸如生命活力(生存本能)、性感惑力(本能)、气质魅力(个性认同)等概念，考察肉身感性对于美的王国的深度建构功能，而且也将迫使美学理论深入探讨美的超功利性与肉身感性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探讨某些类型的美如何能在超越功利的基础上敞开和炫耀人的肉身感性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像传统美学那样只是偏重于考察美和艺术对于本能感性的遮蔽、消解、净化和升华。至于时尚美的设计性，一方面可以维系时尚美学与技术美学(设计美学)的亲和性，另一方面也会确证它自身语境的独特性。诚然，技术美学可以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工业产品、环境规划、商品广告甚至企业形象那里，时尚美学在设计方面则只是涉及某些时髦流行的生活用品，研究领域似乎相对狭小，但是，不仅时尚美学探讨的休闲类和艺术类时尚远远超出了技术美学的视野，而且时尚美学对于人们炫美需要、趣味爱好、肉身感性、深度本能、行为方式等问题的考察，也是技术美学难以涵盖的。归根结底，时尚美学指向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工艺生产现象，而首先是一种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在理论深度方面显然要比技术美学更胜一筹。此外，时尚文化中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人体彩饰、卡通漫画、网络艺术等新兴现象，也将促使时尚美学乃至整个美学理论始终保持自己的开放性和进取性，迎接美和艺术的发展不断提出的种种崭新挑战。
安藤忠雄建筑中的地域主义和现代主义
从安藤忠雄的作品分析，本质上讲他是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试图通过自身的实践把现代主义发扬光大。但安藤反对单调乏味的国际式建筑，致力于现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融合。他从少年时就曾周游日本，对日本的的传统民居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传统美学有很深的理解。在他的作品中，在体现现代主义建筑中单纯的造型及简洁、抽象、无装饰的手法的同时，总有一股浓烈的民族气息。建筑评论家弗兰姆普敦曾这样评价过他的小筱住宅：“建筑虽然运用了现代材料、方法和构成，但是还是能够从中感觉到日本人特有的空间感觉，对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对地形以及这里原有树木的细致处理等，很好地运用了这些要素。”
1.1自然元素与传统空间特色的塑造
安藤忠雄是一位情感空间塑造大师，他仔细研究日本传统建筑空间中对静谧的、带僧院特色的严肃、简朴、冥思的空间特色，并用光、水、风等自然元素加以表现。光之教堂（图1），表现的正是光这种自然元素的建筑化和抽象化。空间几乎完全被坚实的混凝土墙所围合。内部是真正的黑暗。在那样的黑暗中飘浮着一道十字架的光线，这就是全部。为了使几何空间更具有生命力，改变墙壁的冰冷感，将光线引进制造阴影，在这空间里有各式各样光的表情，有从上方洒下来，有从侧面射进来更有从隙缝渗透进来，产生各种变化，所以让其设计的建筑变成是光的容器。建筑内部尽可能减少门窗洞口，把重点集中在对自然要素“光”的表现上。他也利用水体的镜面效果来软化建筑的几何特性和材料的硬度，倒影的虚像呈现出空间的静谧。教堂设计极端抽象简洁,没有传统教堂中标志性的尖塔,但它内部却是极富宗教意义的空间，呈现出一种静寂的美,与日本枯山水庭园有着相同的气氛。
1.2现代材料与日本传统材料质感
材料表现是利用建筑材料本身的特性与材料之间的构成效果来表达建筑的情感。安藤发现日本人习惯于在建筑中运用天然木材和纸，如弯曲带皮的木柱，有节疤的更好；带树皮的木板；糊有土泥巴的篱笆墙；质地松软、剪切整齐的草屋顶；纸糊的格子门；还有不加斧凿的毛石做的踏步或茶炉架；用竹子做的窗棂、天花；粗糙的芦苇席做的隔断等等，有一种追求材料的温和感和轻柔感的倾向。而混凝土作为现代建筑材料的一种,它所具有的朴实无华的特质正好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在现代建筑中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为了使混凝土在视觉上和触觉上符合日本人的传统感觉以及对美的认识，安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无数次的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带圆孔的清水混凝土。安藤在原本粗糙的混凝土材料掺入了日本传统手工技术，将其转化为一种细腻精致的细纹，呈现出一种符合日本传统的绵密、近乎均质的质感。安藤设计的“住吉的长屋”（图2）中，其出色的混凝土材料的运用得到了世人高度的赞扬“混凝土在得到矫正后与数寄屋建筑中的木材极为相似，但混凝土增加了内部空间的尊严感和坚强感。从20世纪初，日本建筑师就力求使混凝土表现‘日本话’。但是只有安藤第一次成功地运用混凝土创造出与数寄屋建筑相媲美的具有广泛而敏锐的空间感的作品。”
1.3与自然的对话——日本传统庭园空间的继承
崇尚自然是日本的传统观念，在日本的传统建筑中就重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引进中国古典园林的基础上，日本创造了一种表现其审美倾向及哲学观念的庭园空间。在京都中有很多有名的庭园，如南禅寺、龙安寺、西芳寺、银阁寺等。日本建筑庭园的特色是：通过墙的作用使人感觉到墙外的景色。如龙安寺的苦山水庭园就是通过矮墙的存在表现出前外的空间。近代日本大师设计的高水平住宅建筑几乎都以庭园为中心进行空间构成。安藤忠雄也把这一传统空间设计方法应用到他的建筑设计甚至是城市设计中。他设计的TIME''''S（图3）就位于京都市中心区高濑川和三条大街交叉处。安藤在年轻时就经常到京都去考察古建筑，京都在他脑中的印象就是一个庭园。因此在他眼中，将高濑川也看成是一个庭园，想在这设计一个能感知水的庭园。在TIME''''S设计中，安藤以文化性地视点解读了东京的庭园为中心的建筑，继承了京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沿街建筑的手法，将小河融入建筑中，地上两层地下一层，从任何方向都能看到河水。
1.4传统空间层次与秩序的应用
日本传统建筑受中国园林建筑的影响，也强调空间的序列感及“可游性”的特点，游走于建筑空间的过程是一种静心的体会，是发现与心灵感悟的过程。为了强调这一心理体会和暗示，日本传统建筑通常通过设计有意创造空间上的层次与秩序，“庭园深深深几许”讲的既是空间深度，也是心理深度。安藤继承了传统建筑中空间序列的处理方法，在有限的空间内采用阻隔的设计手法，从用目标的模糊化来达到小中见大的空间效果。有时为了避免柱子对空间单调性的干扰，安藤把墙柱加厚。安藤在北海道的水之教堂(图4)在设计上充分体现了这一传统设计方法。水之教堂建在经过修整的水边，用树木和墙体围合出一片水院空间，为教堂创造出一个僻静的独用空间。安藤为观者设计了一条游走路线，沿着一堵L型的墙体前行，此时只能听到墙内的流水声；继续往前走，空间由小到大，由高到低，最终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苍茫水院中的十字架立方体；绕过立方体，走过一段弧形楼梯进入下面的教堂，此时映入眼帘的是隔着大片玻璃墙的水面及远处的山峦，一个钢十字架静静地伫立在水面，室外四季的景色变化也都成了教堂的一部分。
1.5注重建筑与地理环境的融合
安藤忠雄的设计总是从对建筑周围的物质环境思考开始的。考察现场一直是安藤做设计的第一步。他通过考察现场确定周围有哪些建筑或自然元素可以作为作品的“伙伴”，建筑如何与环境“对话”，周边需要什么体量的建筑，使用什么材料，即建筑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用地上。日本的直岛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岛，约有400人左右，安藤受委托在此设计了直岛美术馆。（图5）安藤到当地看了之后就有一种感觉“应该让濑户内海的美丽景色保持下去”。因此安藤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使整个岛屿成为环境优美的美术馆，通过建筑设计发挥环境的优势，使人们涌现出在这里进行艺术表现的欲望。安藤将环境做成可以布展的场所，而将美术馆的主体部分埋入地下。外部环境渐渐被苔藓所遮挡，看不到了石墙，整座建筑被埋在绿色之中。优美的外部环境可以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吸引他们来此进行艺术创作。而地下有大的空间作为美术馆，并且在美术馆中设置了圆形的天窗，从外面射进的光线水者太阳的移动而不断发生变化，创造出非常有趣的空间。
2结语
安藤忠雄的建筑在形式、材料上完全属于现代主义，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他独特与巧妙的设计手法，使他的建筑虽然没有使用任何传统元件，却成功地用现代手法体现出了日本传统建筑的精神气质。
在当今社会林林总总“主义”的攻击下，我国的建筑市场有点迷失方向了。说到现代主义，人们就往国际式的形式跑；而说到地域主义，则不顾一切地搬用传统元素，“大屋顶”到处都是。在这一方面，安藤忠雄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中国的建筑师，我们应该在立足于现代建筑的情况下，努力研究我国传统建筑中具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及审美哲学，如注重整体的观念、人与自然融合的观念、混沌空间、四维空间等，将它们在现代建筑中加以抽象化和建筑化，设计出融合我国传统特色并适应当代社会的现代主义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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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典舞蹈“气韵”之美体现了丰富的中国文化
“气韵”一词最早产生于南齐的谢赫用以论画，明代胡应麟则以诗论，直至清代王士祯籍以提出“神韵说”。可见“气韵”已成为中国古代普遍适用于鉴别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的一个美学概念。唐代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用“气韵”论舞，一句“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②可窥见剑舞所展现裂石惊云般的“气”，从“来”与“罢”中不难体味到那股游刃有余的“韵”。至今留存在中国古典舞蹈中的“云手”“射雁”等舞姿动势，仍然如行云流水，延绵不绝，如“云手”，它通过“穿手”“划圆”“提腕”“亮相”这个舞姿动作造型，“穿手”为“气”，“划圆”为“韵”，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紧张与松弛中的高度统一，从内容和形式看，它饱含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气韵”的特点，这和中国传统绘画、书法中“意到笔不到”的内在含蓄性有相同意义。从杜诗中“一舞剑气动四方”③所造出的“气韵”就曾令唐代书法大师张旭“灵犀顿通，草书大进”。张旭受公孙大娘的剑舞气势感动，于是飒然风起，所书写的草书“气韵”十足，字字“传神”。“‘韵’是传神的写照，‘气’的涵义又超出传神的写照。”④它印证了中国绘画、书法与中国古典舞蹈“气韵”的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艺术的渗透无处不在，处处再现着“气韵”为上的美学要旨。
也有人说：中国古典舞蹈就像在“打太极”。无论站在专业或业余的角度，他无意却真实地道出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底蕴——“气”和“韵”与舞蹈的关系。“太极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周易》的分支，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从舞蹈文化的‘气韵’所涉及的艺术学、生理学和力学等方面窥视和探索太极文化相比较，实难分出类型。”⑤在中国武术的“太极拳”中体现“气韵”的“沾粘劲儿”，也正是中国古典舞蹈借鉴和利用这一传统文化并运用“圆”和“曲”身段律动的“劲儿”体现其舞蹈“气韵”核心内容。在舞蹈中它又区别于太极并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和气韵方式。如中国古典舞蹈中“身段”称为“身韵”，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如“头正身侧，身正头侧”，转身中的“身过留头，头过身留”；又如“拉山膀”“云手”“晃手”等，此外，它也体现在一些程式化层面的舞姿造型上；再如“射雁”“顺风旗”“大鹏展翅”等。它们均生动地传达出一种“气韵”之美，通过动静、虚实的对比和流畅的舞姿传情达意。这些招式及造型的完成，最终的要求是赋予舞蹈其“气韵”结合之“劲儿”，而这些又是“太极拳”无法表现的。可见“气韵”之美，为中国舞蹈“情有独钟”，是中国古典舞蹈的生命之源，这种自身文化的特质显现出民族的智慧之光，并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睿的思想内涵。
二、中国古典舞蹈“气韵”之美展现了圆融的审美特征
气韵是指艺术创作中内容和形式高度完美的统一，引导我们得以就中国古典舞蹈的“气韵”之美进行判断和分析。倘若说，在中国古典舞蹈中的“气”还停留在一种内在精神的美的阶段，包括自然美和社会美的成分，那么，“韵”则是一种将其以某些程式套子加以外化的过程而达到艺术美，古人说“尽善尽美”，此中受制于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气”与由之派生的具有中国气派的“韵”就自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中国古典舞蹈所言之“气”，受“无平不陂，无往不复”⑥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周而复始的运行轨迹。因而，中国古典舞蹈的节奏、韵律及舞姿造型，都趋于“圆融”。这种审美特征，从留存于戏剧中的程式套子里很容易发现。如程式化舞蹈动作“趟马”“水袖”“甩发”“扇子”“手绢”“长绸”等，这种“神形兼备”‘内外合一”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中国古典舞蹈“气韵”之美的“圆融”的特征。尤其是戏剧中的跟头，更可谓是中国古典舞蹈之精华，从它的起势到收势，无处不见气韵周行的内在意念和流畅圆融的外部技巧的完美结合。如其中的挂翻跟头，在“收腿蛮子”至“踺子小翻”等连接技巧完成过程中，既强调自始至终的“提气”，也注重全套动作一气呵成，在跳翻腾挪之际，展现的是一种闪串飘顿，连续不断的气派韵致，以“刚柔并济”“以身为本”“一动俱动”反映出的气韵“圆融”之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再如：“射雁”“顺风旗”“大鹏展翅”等造型上，运用了“拧”“圆”“曲”结合“气”和“韵”的律动特点，在律动中那种张弛、起伏、和谐、含蓄的动作表象，展现了“动静互补”“以意为神”“内外合一”“兼含并蓄”典型的气韵“圆融”的审美特征。
三、中国古典舞蹈“气韵”之美造就了典型的舞蹈精髓
笔者认为，中国古典舞蹈“气韵”之美所展示的“圆融”，是以深刻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它是中国古典舞蹈区别于其他舞种的唯一特点，它之所以成为独具特点的古典舞蹈，正是它具有“气韵”之美这一舞蹈律动的精髓。其成因归根结底源自中华民族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它表现了一种表里如一的观念。正如美学家蒋孔阳先生所言“中国古典艺术的价值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的境界和表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决定的。”中国古典舞蹈以这一精髓并生动默契地连接起节奏、表情、构图三大要素，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借“尽意”之舞，言乐观向上之情的精神境界。这种美学观较西方美学，更为深刻地触到了艺术的本质。美国舞蹈家多里丝．韩芙莉说“舞姿是基于人们长期运用而形成的动作程式。”⑦中国古典舞蹈之所以保留并沿用了千百年的众多舞姿，其原因就是这里面有着中华古朴的人文精髓的传承，同时也有着中华民族的气派和精神，更加展现了“气韵”之美的特性，它为中国舞蹈创新与发展提供了美学的智慧。正如清初画家石涛所说“天地以生气成之，画以笔墨取之，必得以笔墨之生气与天地之生气合并而出。”⑧
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以载歌载舞、歌舞相间为主要动作特征；而芭蕾舞则是以“外开”“伸展”和足尖技巧为动作特点；中国古典舞蹈是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动作讲究“精、气、神”。这种“精、气、神”，就是“气”和“韵”的结合体，“气”是“韵”的生命信息，“韵”是“气”的外在表现，是“气”之“韵”。“气”偏于艺术的内容，“韵”则重于艺术的形式，二者是不可分割而客观存留在舞蹈画面上的。因此，中国古典舞蹈之“气韵”是舞蹈的精髓，它是可以被感知的一种区别于其他舞种的典型标志。
四、中国古典舞蹈“气韵”之美影响了世界舞蹈的发展
中国古典舞蹈发展至今，是历史的产物，又是现代的产物，内有现代化发展的内涵，外有借鉴创新的趋势，运用自身形成的优势和特色再去影响世界舞蹈文化发展潮流，这是舞蹈发展的必然。如韩国舞蹈在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下，也十分讲究“圆、曲”的动作形态。如：“围手”“绕腕手”等动作构成，“气韵”运用已成为韩国舞蹈动作的核心。再者，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现代舞各流派，他们为了解放演员的手脚，打破芭蕾舞那种束缚演员的个性、程式化的动作和机械技艺的表演方式，寻找能表达外部世界给内心带来感受的舞蹈语言，他们把目光也投向了中国，为中国古典舞蹈的“气韵”之美营造出迷人的艺术氛围而欣喜，并且仿效。他们认为在现代舞蹈中贯穿于“气韵”身段，易于把握和演绎作品，能够充分地发挥演员的情感表达。无论中国舞蹈还是韩国舞蹈或者西方现代舞蹈，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走创新之路，形成具有本民族、本地方艺术特色而立足于本国、面向世界的精品。中国古典舞蹈“气韵”的形成，它印证了“取天地之生气合并而出⑨”的永恒哲学理念。超级秘书网
笔者认为，中国古典舞蹈的“气韵”之美，是探究本门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尺，它是统帅形式的关键因素，又是作品内在的生命本原。笔者相信，在立足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古典舞蹈将会以新的理念而不断创新发展，完全可以在不远的将来代表世界舞蹈文化发展的主流，将对世界舞蹈的创新做出一定的贡献。
注释：
①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②③杜甫．唐诗选注[M]．北京出版社．1980，237
④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⑤摘自向开明、严德善．太极气韵与朝鲜(韩)舞蹈韵律[J]．北京．舞蹈2002，(8)
⑥周易、韩泰．中国古代舞蹈史纲[M]．北京．北京舞蹈学院
1、优美的图形总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如华东师大版初一数学（上）第一章P13第六题：请以给定的图形（两个圆、两个三角形、两条平行线）为构件，构思独特且有意义的图形，并写一两句诙谐的解说词。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先个人设计，发挥想象，并相互交流，然后对全班同学中的优秀作品展示并评奖。如“战车”、“风筝”、“夕阳夹山”、“倒影入溪”等许多构思巧妙、意义丰富的图形加上诙谐的解说词，让同学们体会到成功的乐趣。为用简单的几种几何图形也能构成美丽的图案而感到惊奇，从而大大提高了学习数学的兴趣。
2、对称均衡的数学图案设计，大大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和创造力。
对称图形的学习，学生不仅仅是获得了知识，还获得了美的享受，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客观世界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对称图形，它们让我们感受到数学世界的美好。很多的对称图形是前人或现在的人们创造出来的，其中的精品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些图形装点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我们的审美水平和创造力得到了提高，还使我们多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一些题目，从对称的角度去思考，可以使问题得到巧妙的解答。
、通过发现数学中的和谐美，使学生感到学习数学“有趣”。
数学学科从定义、定理、公理、性质、公式以及数学方法、数学思想等方面来看，表面看来是独立且毫无联系的知识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特别是由数学的对称性、统一性所表现出来的和谐性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美，既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又使学生感到学习数学有趣。比如在教学华师版初一数学（下）等腰三角形一节中“等腰三角形三线合一”性质时，在等腰三角形的三线（顶角的角平分线、底边上的中线、底边上的高线）中，知其一可说明另二。学生掌握这一定理也就容易多了。又如在平行四边形一章中，几种四边形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必然的联系。学生认识从一般的四边形到平行四边形到矩形、菱形、正方形之间的变化过程，对于学生认识几种图形，减轻学习中的负担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学生发现了所有平行四边形间的变化过程、掌握这一类图形间的区别与联系，也感到了学习乐趣。
三、发现数学中的残缺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感到学习数学也“有惑”，激发学生想学习下去的欲望。
当代中小学数学教科书的“残缺不全”,为学生提供了锻炼思维的机会。当然，这儿指的“残缺不全”是指数学知识因为认知能力的不够而不完整，在我们的教课书中，数学始终在自我矛盾中发展的。还有指数学中的不和谐“比比皆是”，也构成了数学的残缺美，为丰富数学的内涵，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某教师在教学平均数、中位数、众数的使用时，给学生出了这样一题：某市体委从甲、乙两名运动员中选拔一名运动员参加全运会，每人射击5次，打中的环数为：甲：7环、8环、9环、8环、8环；乙：5环、10环、6环、9环、10环。根据以上数据，你认为选谁参加全运会比较合适？于是同学们对甲乙二人的成绩作了分析：（1）平均数：两人都是8环；（2）中位数：甲是8环，乙是9环；（3）众数：甲是8环，乙是10环。明显从中位数和众数两项指标上看，乙都优于甲，但是市体委领导却选中了甲运动员参加全运会，你认为公平吗？谈谈理由。学生激情高涨。是啊，都觉得应由乙参加全运会，因为运动员的成绩主要指标是平均数，在平均数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不让乙运动员去，因为乙的发挥极不稳定。成绩的稳定性要用另一种量来表示。于是学生迫切想继续研究能够表现成绩稳定的量——方差。但是教师却并不急于讲解，只对学生说在以后的教材中会学习到，这样留下一个不完美的结局，让学生去研讨、解惑，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提高学习的兴趣。
总之，数学总是美的，数学是美的科学，追求数学美是数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学生学习数学的动力。数学本身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了美，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挖掘和展示数学的美，使学生在美的环境中愉快地学习，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教学观的解放
一线的美术教师都知道,多少年来在我们的教学中总离不开一本厚厚的教参。那里面有现成的教材分析，教学目的以及本课重难点。甚至有现成的教案和教学效果。本来美术教学在旧课程里就是小三门，副科,没有什么考核标准。因此当一个无经验的新教师上岗时它便是不出教学失误的保证书。当一个老教师教“疲”了的时候，它便是最现成的“午餐”。在对教师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紧紧围绕教材，重难点突出……”。大胆的创新对一个年青的教师来说最直接的陷阱可能就是公开课上的脱离教学大纲，组织教学不利的惨败。在旧的讲台上当我们成熟起来的时，也许同时也发现我们失去了工作的创造力。试想一个发展学生创造力和个性的美术学科，由一个没有创造激情的人来执教的话，后果会如何。
当然改变也就意味着摒弃我们过去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因此新课程教学观的解放无疑在为我们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它重新定义了教材的含义，把它从权威的指令变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媒介。也就是说教师和学生不在是执行者和接受者。教学内容只是一个支点，至于能辐射出多大的能量就靠教师和学生的创生与开发了。在体会艰难的同时我们也渐渐感到了自由的快乐。教学的过程即是激发我们再创造的过程。课堂可以随时变成实验的田地，将我们的每一个想法和灵感付诸实现。以教学中的一课《奇妙的音乐》为例。本课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依靠听觉感受，提高捕捉画面的能力”。备课时我反复思索，在日常教学中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欣赏在小学一直是个空白。那么我能否利用本课教材的特殊性，结合音乐与美术这两门艺术学科的通性为学生提供基础性，丰富多彩的内容和信息，拓展艺术视野，使学习变的更有趣更容易呢？在这课中美术应该成为学生表达音乐感受的媒介而不是部分学生表现的障碍。基于这一思路并结合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我将表现手段改具象为抽象的符号。来达到让学生自由表现的目的。之前我利用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充分的体会点线面和色彩的表现力,并结合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让学生用自由联想的方法谈论对作品的感受。正处在无拘无束的年龄段的小学生接受的很快，不久他们就很乐意地开始尝试用线条表达欢乐与悲伤，用色块表达酸、甜、苦、辣。并为这种全新的表现手兴奋不已。第二课时我直接由音乐导入，选取了，《江河水》、《庆丰收》、《杜鹃圆舞曲》、《野蜂飞舞》等音乐情绪比较鲜明的音乐片段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音乐的旋律之中，并通过自由联想来表达音乐带给他们的不同感受。充分活动后用音乐填充法让学生找出与之相适合的美术作品。由于有了上一节课的基础，学生很容易地完成了两学科的跨越。开始愉快的利用各种材料手段并摹仿现代派大师的手法来表现乐曲《口哨与小狗》传达给他们的感受。学生在学习中始终兴奋着。课后反思时我发现在这一课的学习中虽然涉及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知识领域却没有一个学生因为技法障碍而放弃。我用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和有趣的艺术活动打开了他们所有的感官。激起了每一个孩子表现的欲望。我想这已经足够了。正如新课标中对学习者的定义中讲到的，“学习者学习最有效的时刻就是当其全部感官活跃起来的时候”。
二、学习方式的解放
过去我们在备每一课时最后一个环节总是离不开“学生作业、教师辅导”。似乎那就是一节美术课的目的。而作业效果就是本节课学习效果的反馈。我发现这种单一学习方式导致最终的一个学习结果就是那些细心的基础好的孩子就一直好，那些基础差的孩子就一直差。我曾一度怀疑自己的教学能力为什么在那些孩子的学前印象前显得那么微弱。因为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他们脑子中的绘画模式。一定要画太阳、画房子,再要么没眼珠、没耳朵的画人。我用尽了方法,成果总是不大。当我重新审视自己时,才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教画画”的怪圈里。我是一个美术教师,更是一个教育者,单一的学习对孩子来说就意味着被动。学生是有差异的，美术培养的不只是他们画什么的能力,而是学生的个性与创新的能力。我的作用也不是教会他们画什么,而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正像皮亚杰说的那样“只有当所教的东西可以引起儿童积极从事再创造的活动，才会有效的被儿童接受。”由此我开始在平时的课堂中一点一点的改变。就拿《火车快跑》一课为例，教学设计时我抛弃了让学生画火车的原教学模式，做了几个大的改变：首先调整了教室布局，将座位摆成车厢的格局以便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更快的进入情境；二、让学生搜集所有表现火车的作品，包括音乐儿歌谜语,以便让学生更充分的感知对象——火车。三、找到一切你可以用来表现火车的物品，以发挥每一个孩子的特长激发参与学习的欲望。通过改变，我发现学生们变了，课堂气氛也变了。在感知的过程中通过听歌，看模型，表演和小组开火车游戏让每个学生都兴奋的参与着。表现的过程中学生都拿出了自己准备的各种材料投入的干着。平时闹着的他们有秩序的参与着。最后作业展示时我也惊喜的发现这些孩子还真是能干，找的材料五花八门。有彩纸贴的火车，有蔬菜做的火车，有个人画的火车，有玩具插的火车，有废易拉罐、纸箱做的火车，还有几个学生创编的小舞蹈《火车开啦》。做出的火车也是各式各样，充满了创造与想象。通过这次实验我发现把自己解放出来，把学生解放出来，乃至把学习方式解放出来是多么重要。让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的去学，他们的主体性、独立性、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教学也才是最有效的。之后，我又在平时教学中进行了一些单项的调整，收效也不错。如《去太空旅行》一课。我在课堂上大谈太空知识，试图吸引他们。结果一个孩子小声在下面问同学“这是什么课呀？”它像一根小针泄了我所有的气。我在下一班上课再也没劲讲。只问了学生一句“宇宙是什么？”谁知学生一下炸了锅，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我突然灵机一动，顺水推舟的问学生谁能用一个词来表达宇宙给你的印象。这群二年级的孩子们煞有介事地说了许多，诸如“可怕、奇妙、美丽、奥秘、无边无际、神奇．．．．．．”我将它们都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自由分成若干小组，开展想象，并讨论其中一个词，然后发言。结果学生将已知经验加上自由想象，讲得非常好，我临时把作业调整为作业利用手边的材料，做个旅行汇报，递交上来，可以自己完成，也可以小组完成，可以画，可以写，形式不限。一节课下来，我轻松的几乎没说什么，可学生很兴奋，我也很兴奋。这样虽然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交上完美的绘画作品但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向我呈现他们内心更多更精彩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我们教的目的吗？我想学习方式的解放不应只限于专门的实验课，我手边的每一节课、每个环节都可以改变，变成是给学生松绑的机会。只有这样，教学才会让所有学生保持持久的学习兴趣，而不只是交上一张成功的绘画作业。
三、评价体系的解放
本次课程改革彻底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评价方式，强调了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甄别选拔，而是为了被选拔者的发展，是帮助我们“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从考察学生学会了什么到对学生是否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人等进行考察和综合评价。
美术课程是最重视学生个性的课程之一，美术课程在引导学生形成社会共同目的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努力保护和发展学生的个性。因此我们更应该在美术课堂上体现多维性和多级性，适应不同个性和能力的学生的美术学习状况，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水平，鼓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提高学习美术的兴趣和能力。
论文摘要：媒介地理学以密切联系人文地理为基础，注重开展媒介与地理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比较特征研究。当代语境中，人文地理的整合与分层，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生成具有重大影响。同时，现代媒体也以想象和虚拟的方式塑造着媒介中的地理形象。城乡地理与网络虚拟地理是当下中国两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深度辐射力的媒介地理样本。媒介地理学的当代思考必需应用立体的空间化思维方法。
人类对地理的认识和理解，从来都离不开媒介的帮助；任何媒介形态的生成、发展和嬗变，也必然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展开。媒介与地理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媒介地理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媒介地理学研究视野的学术必要性。作为交叉性的学术空间，媒介地理学是“一个曾被长期忽视的学术领域和审视窗口”①，需要综合传播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展开深入的探讨。
在通论的意义上，地理学一般有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前者研究地球的自然特征，后者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媒介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在人文地理环境的意义上展开。人类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适应、改造和保护自然环境，同时又不断发展和创造人文环境的历史。这决定了媒介地理学的两种基本的研究路向，其一是历史性的回溯研究，其二是当代性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动态的前瞻研究。回溯是为了清理和总结既有的知识以及方法积累，前瞻是为了进一步开拓新的理论空间与思维。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传媒与不断更新的人文环境，当代性的前瞻研究无疑更具有理论的实践意义。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②。规律的总结需要以关系的辨析为前提和基础。关系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影响关系，二是差别关系。从根本上说，媒介地理学展开的就是一种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即以人为焦点，一方面透视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影响关系，一方面比较相同、相似、相关媒介中地理形象景观的差别特征。本文试图立足本土中国的当代视角，对此展开初步的思考。
一、地理中的媒介：整合与分层
人文地理环境的特定性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文化的现展以趋同为大势，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意识较统一、市场经济的整体开放以及人口的跨区大规模流动，文化区域的传统差异已经变得非常微弱。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客观地理状况的不同等一系列原因，也在形成着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分化。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当下中国的经济龙头区域和信息高地，当地在媒介发展战略上显示出整合利用区位优势的明确意识。广东卫视和浙江卫视都以财富为基本定位，以地方经济强势为基础发展特色媒介传播。上海东方卫视则成为唯一一个“以新闻见长”、敢于用资讯打新闻牌的省级卫视，在国内外的重大新闻直播报道中，初步形成与央视、凤凰卫视三分天下的态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媒介品牌的树立固然以区域地理优势为基础，但其传播辐射的根本指向却是追求跨区域的全面覆盖，无论财富还是资讯，都无法用单纯的地方性来解释。广东、浙江、上海的省级卫视都是以本土优势为基点来实现超地方化的发展策略，它们走的是最大化的受众路线，即通过捕捉观众群的最大化，来争取市场份额的最大化。
市场的开放性，决定了其地域边界特征的模糊性。通常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更关键的是要看这民族性、地方性是否有人类的共通性，否则就无法走出地方、走向世界。现代媒体，尤其是电子、虚拟信号成为主导性传播介质以后，时效性和覆盖面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力量，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区域必然被打破。事实上，广东等地省级卫视的发展策略，与江苏卫视的情感定位、湖南卫视的娱乐旗帜、安徽卫视的电视剧集中营、重庆卫视的电视版故事会，并无本质差别。因此，我们在研究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影响关系时，必需改变传统的平面化地理思维，而应树立跨域界交融的整体宏观视野。
与整合相联系，现代文化地理版图的另一个重要发展维度是立体分层。区域文化的历史积淀不可能根本消泯。在当代社会，它往往向两个方向流动分化，一方面是区域性雅文化传统转化为小众文化的精英风尚，另一方面是区域性俗文化传统转化为大众文化的市民趣味。流动分化的结果不是走向截然对立，而是交融互渗，从而构成了现代文化地理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再体现在传统地域的平面差别上，而是表现为空间层次上的立体并生。在多层次的现代空间人文地理版图中，媒介的发展也必然分层化，特定的媒介形态针对特定层次的人文空间而生成，并由此形成媒介传播功能的层级体系。以吴文化的代表苏州地区为例，当地电视节目的两个特色栏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是以“姑苏繁华图”为名的文史掌故节目，一个是吴方言演绎的电视栏目剧“都市故事会”。前者取名来源于清代画家徐扬的同名书画作品，该画长达三十米，大气淋漓又精细入微地再现了乾隆盛世姑苏城的百里风景和街市繁华，可称之为苏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电视台颇有创意的每天选取画卷的一个片断加以评介，创作了一个颇有书卷气息的人文电视栏目。而“都市故事会”则以方言短剧的形式，讲述都市生活和情感，日常性、时尚性和传奇性兼具，并以“民星”选秀的方式吸收普通市民参与演出，颇受普通市民阶层欢迎。两档节目一雅一俗，篇幅短小，分别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地域文化资源，取得了较好的收视效果。这种立足地方的传播定位，由于受众目标明确，以及短平快的低成本运作，有效而且稳定地实现了特定区域市场的占有。现代人文地理环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现代媒介的传播功能指向也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无论影视、报刊还是网络，都无一例外。只有在人文地理与媒介形态这两个立体空间的接合中实现准确定位与合理布局，现代媒体方能建设通达的信息传播渠道。
二、媒介中的地理：想象与虚拟
媒介与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地理影响改造媒介传播形态和方式的同时，也必然成为媒介书写和塑造的对象。媒介中的地理，固然具有客观性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想象性和虚拟性的存在。现代传媒的高科技手段，使人对生存空间的认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电脑与网络、影视与报刊，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游历四海。在信息地球村的当代，每一个具体的人，大都会从现代媒体的虚拟地理和想象地理中，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数百年前的欧洲人那样，获得马可·波罗游记式的阅读。媒介中地理形象或曰地理景观，寄托着特定地理空间的人对于身外世界的复杂诉求和期待，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小到个人的情感心理，无所不包。对此的分析和研究，是一项庞大的跨学科系统工程。
就当下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和媒介发展的最新形态来说，有两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深度辐射力的媒介地理样本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是媒介中的城市与乡村。现代文明的基本进程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在这样的文明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城市和乡村成为了现代人最基本的两种生存地理空间结构。城市是主流和强势的文化代表和象征。以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为例，《文汇报》侧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描写上海，《新民晚报》主要从平民阶层的视角看上海，而《上海一周》、《申报》则着力营造年轻都市白领所陶醉的小资上海。上海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文化地理空间，需要通过媒体的分工定位来展开多维透视。但在这些纷繁的维度中，敞开与掩盖、强调与忽略、导向与回避、放大与缩小常常彼此交织渗透，都需要从媒介地理学的视域进行深入的清理。乡村往往成为城市人的自我抚慰的想象性建构，各类媒体发现和关注古村古镇的持续热情就是一个明证。这种热情的背后，文化生态的保护意识、都市人疲惫心灵的精神想象、商业利益的消费驱动已经搅拌混合为一体。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全方位的展开，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城与乡，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地形图中重要的两大板块。媒介学视域中的城乡地理研究需要深入探讨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媒介如何成为确定当代城市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力量；第二，媒介作为塑造并跨域界传播现代都市文化想象的重要手段，其表现形式具有哪些重要特点；第三，媒介在城乡文化关系的建构与调试中起到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作用；第四，媒介对于城市、乡村的虚拟和想象是否会造成一种真实性的遮蔽，是否有悖于媒介社会责任。
其次是互联网络所建构的虚拟地理空间。网络虚拟地理是现代高端科技与现代人复杂心理世界互相合谋的产物，其表现形式基本有网络论坛、网络通讯工具、即时聊天室、电子网络游戏等等。虚拟不等同于虚构，其实也是一种实在，即“虚拟实在”③。对于参与者来说，这种后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计算机创造出来的电子表象具有主观心理的真实性，它既可以是对实在世界的一种模拟，也可以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在网络虚拟地理环境中，主体是相对性的，身份是面具化的，空间是流动性的，信息是随机性的，形式是变幻的，真实与假象、责任与戏谑、高尚与卑下……都混杂莫辨。这就好像一条决了堤却又流淌不尽的大河，裹挟着泥沙和鱼龙汹涌而来。强制性的阻塞肯定是无效的，任意性的放纵也不可取，唯一的办法就是有规划地疏导。媒介地理学的重要责任之一，就在于为实践网络虚拟地理的规划疏导提供理论的依据，这需要展开诊断式的批评和反思。
三、思维的创新：立体的空间
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线性发展的时间——历史观念的逐渐确定，人类社会由此进入所谓的时间社会时代：“空间在以往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辨正的和静止的。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也是辨正的。”④但是，21世纪的今天，人类已经开始全面步入空间化的时代。空间化的时代需要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野，这在当代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中越来越凸现出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现代人文地理版图与现代媒介多元形态，都已经在对平面的超越中向立体转型。
立足于当代语境的媒介地理学建构，必需完成的就是视野的转换和思维的创新。人们历来认为，媒介的传播是线性的过程，是从信息的发送、接收到反馈的环型结构。但是在空间化的时代，多层次立体的地理空间和媒介形态，已经初步形成了信息传播的球型系统。时间性的历时观察，将难以全面地应答现代传播课题，必需以空间性的、共时性的、并置式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予以补充。当代媒介与当代地理的结合，带来的就是对线性过程思维框架的突破。这种结合将带来两个方面的深层次变化。
首先是媒介书写、传达方式和战略的变革。“为了提供现有情况的一个代表图景，地理学切过时间量度的断面具有一定的厚度（期间）”⑤，这种地理学的空间取样方法，也正是现代媒介传播的重要方式。它的优势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快捷的时效性和信息含量的扩容，扩容后，非同质性的各种信息又进一步在互相参照比较中发生增殖，从而实现深度传播的效能。例如，2006年7月中央电视台对德国世界杯报道冠名为“豪门盛宴”，对比赛进行奇观式的叙述。尤其在决赛时，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分别在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以及在北京意国和法国球迷观赛的酒吧中进行同步报道。四地报道来回切换，胜者欢呼，败者失意。央视的报道意图非常鲜明，就是要展示世界杯这一全球化狂欢节所带来的全球性感受的深广度。实现这一意图的方式，就是通过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拓展媒介覆盖的地理空间，通过典型性的媒介地理取样，以共时并置的方式加以呈现：光荣与失落、辉煌与黯淡、欢呼与哭泣、喧嚣与沉静……画面的不断切换，带来的是跨域界、超地理的深度心灵、情感的对比，而以他者身份参与观看的中国观众，则获得一种多样化的感同身受的体验。这一例证，反映出共时性并置思维运用于媒介传播所带来的奇观效应。再如，好莱坞大片全球同时公映也体现了空间化的传播战略。早期影片公映总是先在大城市开始，然后根据票房情况逐渐向小城市、县、乡推进。现今网络媒体使得公映过程的传播速度大大缩短，甚至降到零，这就使得大片公映常常实行同步化策略，以追求最佳的票房回报。
第二是媒介研究方法的更新。“将‘空间分析’引入媒介研究当中，对‘媒介空间’的分布与建构进行研究，这将有望建立起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媒介空间分析理论’”⑥。媒介空间分析有四个基本层面，一是相近或相同地理区域中不同媒介的分工布局分析，二是某一媒介内部的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规划定位，三是目标性的受众阶层分析，四是针对性的人文地理层次分析。四种分析的整合起来，就是“媒介——人——地理”的互动和融合。如，合肥晚报报业集团和安徽日报报业集团都地处省会，为了避免资源浪费，避免市报与省报同在一个城市而造成地位尴尬的局面，合肥晚报的定位是具有晚报色彩的党报，这在全国范围都是一个特例。虽同在一地，因为资源合理配置，各有不同的受众群，形成了一个合理的媒介空间布局。在当代文化地理环境中，媒介空间分析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方法，有助于深刻地把握媒介发展的动向与趋势，对于构建合理健康有序的媒介生态系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①邵培仁：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J].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
②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J].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
③参见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词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
④福柯语，转引自[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王文斌译，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