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30 11:34:36
序论：在您撰写生态环境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从气象、降水条件看，环渤海地区位于半干旱暖温带，年降雨量为500～700mm，地面蒸发量为1500～20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现春旱、夏涝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灾害，土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的交替过程。从水文、地质条件看，黄河、海河和辽河等16条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环渤海地区，因而该区域地势多以滨海平原三角洲为主，海拔高程－1～10m之间。土壤受海洋侵蚀现象较重，土壤盐分呈现从内陆向海滨逐渐增强的规律。从土壤、植被类型看，环渤海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海水浸渍盐渍区，盐渍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在盐渍淤泥的基础上逐渐成陆发育而成。此外，土壤盐分组成也具有地区差异。在黄河三角洲，土壤以盐土为主，盐分组成主要以Cl－和Na+为主，盐含量为6～30g/kg，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50%以上;而在辽河下游滨海三角洲的盐渍土中则出现了少量SO42－［2］。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以湿生、水生和盐生植物为建群种形成的群落在该区占据主要地位［6－8］。常见的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群落、盐地碱蓬(Suaedasalsa)群落、柽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总体来看，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区土壤的成土历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该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大，因而，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2环渤海油田区开发历史
目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胜利、辽河和大港油田的开采时间均超过50年，最年轻的冀东油田开采年限也已达20年。以胜利油田为例，自1961年发现以来，目前拥有油井2万余口，已累计生产原油8亿余吨，主要工作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胜利油田在1987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产量仍然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冀东油田开发最晚，最初原油产量每年仅有18万吨，而今年产量已达213万吨，累计探明储量17662万吨，该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开采期，预计5～10年即可达到千万吨油田的生产规模。石油的勘探与开发涉及面广、涉及点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设过程中，主要涉及到钻井、勘探、管线埋设以及道路建设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问题。每口油井的井台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较为分散，油井间以作业路面相连接，油田长期勘探、开发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业区污染物累积量逐年加大，环境自净能力越来越弱，生态风险越来越高。
3油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油田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滨海油田区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驱原油的开采方式。在锅炉加热和采油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然而针对油田伴生气体处理的工艺设备配备不完善，技术工艺不成熟，无法实现对排出气体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气体中，总烃含量最大，大约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这类物质易与油田的另一类特征污染物NOx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而光化学烟雾也是近年来雾霾的来源之一。据统计，胜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6倍，辽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8倍。
3．2油田开发对地表植被的影响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从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场采油，到后期的铺设管道以及储运集输，油田井场及周边的植被受到了极严重的破坏。长期高强度、无节制和大面积的石油开采造成了土地盐碱化沙化、草场退化、湿地退化以及水质污染等众多生态问题。胜利油田附近的草场面积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开发区域，被石油破坏的植被达到了7万多亩。植被大大减少的同时又伴随着植物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减少，由于食物链底端的生产者减少，导致生态系统的总生物量减少，进而造成环境功能的衰退。而环渤海油田区处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生态系统结构不稳定，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自我修复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
3．3油田开发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是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污染物的主要归宿地。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土壤中污染物总量不断累积。落地原油、泥浆和油砂等进入土壤后，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区系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据调查，胜利油田年均产生油泥在1×105吨以上，有些区块土壤中石油含量达到了105．7g/kg，是临界值(0．2g/kg)的528倍，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辽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状况。
3．4油田开发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井场作业、井管破裂和输油管线穿孔均会造成原油泄漏进入水体。目前，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大部分已进入开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综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类物质及采油过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剂、破乳剂等高分子采油助剂，其有机成分包括烷烃、芳烃、酚、酮、酯、酸、卤代烃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废水目前主要通过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油田开采对自然水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类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碍水气交换，破坏了水体的溶氧过程，进而影响水质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经长期累积和渗漏将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质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会通过土壤或注水井漏层(或套管破裂)渗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层位浅，使注入水进入地下水，将使地下水利用价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现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气体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气体污染物在油井井场、原油接转站、联合站、注水站和油田开发辅助工程及运输过程中均有产生［14］。这类气体污染物的控制几乎涉及到油田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多为老油田，设备较为陈旧，许多需密闭的流程仍为开放式生产，轻质烃挥发严重。例如，联合站接收来自前线集输站来油后，须经脱水、净化和加温处理，这个过程中会挥发出大量轻质油气，如不加装油气回收装置，这类气体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大气环境中。此外，在原油炼制环节，每年会产生数千吨的火炬气，主要成分为C2H6、C2H4和H2S等，这类气体热值较低，回收利用率仅有10%左右，炼厂一般是将其排放至火炬燃烧［25］。这种处置方式仍然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是近年来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技术类型上可以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技术。常用的物理、化学技术包括浓缩干化法、固液分离法、萃取分离法、电动力学修复法、热处理和热解吸技术以及化学破乳回收法等。物理、化学技术对治理高浓度的石油污染技术优势明显，但若用于中低浓度石油污染土壤则成本太高，还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生物修复的成本低、无二次污染，在处理低浓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显优势，不足之处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较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类土壤修复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较为分散、浓度不均，通过挖掘、运输对污染物集中处置成本过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处置的方式。原位处理的首选技术是生物修复技术，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土壤多为盐碱化土壤，盐碱对生物技术的使用效果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压碱、土质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盐碱带来的影响。当前，这类技术仍以研究为主，国家尚未出台油田污染土壤强制修复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数滨海油田已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多采用水驱来实现大规模生产，油田化学品的应用非常广泛。采出油综合含水率不断提高，污水产出量不断增加，已超过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区块地层渗透率低，对注水水质要求很严，处理后的采油废水达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鲜水;还有的地区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处理后很难达到锅炉水质标准。所以，相当一部分采油废水必须要排放到环境中，而且必须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油田企业的污水处理压力巨大。国内油田对含油污水处理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气浮和过滤等常规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满足注水指标的条件。外排水还需经过深度处理才能排放，大多数油田外排废水采用生化处理为主。这类技术可分为两类，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与利用厌氧微生物作用的厌氧法。但由于重组分的难降解性，更应该采用组合工艺。
4．4固体废弃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来源包括接转站、联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处理设施、轻烃加工厂和天然气净化装置等清除出来的油砂、油泥，钻井、作业、管线穿孔而产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据油泥来源对其进行不同处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进入物化处理装置回收原油，处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产;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进入热电厂焚烧发电;对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发池，进行自然蒸发，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场堆放。以胜利油田为例，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油泥砂数量大约11万吨，而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处理的油泥砂的量仅占50%左右。
5我国滨海油田区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5．1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原油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和炼油等作业过程不可避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类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从源头抓起，能够减轻末端治理的压力、。清洁生产着眼于污染预防，通过不断地改善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将污染整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全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油田企业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转变观念，致力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洁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油田企业节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
5．2实施严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国现行的石油开采、加工技术和生产模式，尚无法实现生产过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现阶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场作业区的污染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必须实行严格的末端治理措施，从政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违法成本，加大对责任人和直接领导的处罚;对污染物处理实行政府计量补贴措施，提高油田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行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和分类集中处理模式，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5．3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
油田开发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如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的孤东油田，是在潮上带湿地上围海建坝开辟出的68km2采油区，在开发初期打井、修路，动用了1．2×104m3土方，但开发后未进行绿化，致使地表。在油田生产进入稳产阶段后，通过种植紫穗槐、柽柳等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人工绿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复，绿化覆盖率已达到30%～50%，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因此应当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复和绿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间内种植草坪和树木，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还可保护土壤结构。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有助于缓解油田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损害，强化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划定生态红线，制定生态脆弱区保护规范
1.1洮儿河、归流河流域旱涝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发生，但旱灾面积大，程度重。干旱是当地的首要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严重。连续多年的干旱，使地下水位下降，河流断流，洮儿河、归流河流域湿地因为补水资源不足而逐渐退化，有些地区湿地甚至消失。
1.2盲目开垦和改造上世纪60年代以来，农业灌溉和水库拦蓄水量的不断增加，使下游水量锐减甚至断流，导致一些沼泽、湖泊面积减小。同时，受传统生产观念的影响，很多人不顾实际生产需求盲目扩大耕地面积，围湖造田，严重破坏了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导致湿地生态失衡，自然灾害频发。
1.3过度放牧近年来，依赖天然草地资源自由放牧获得畜产品的落后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牧民人为侵占、乱占湿地，盲目开发、过度放牧的现象十分严重，草地资源长期处于无法恢复状态，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了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据兴安盟2011年天然草原生产力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天然草原牧草总产量为110492.92万公斤；天然草原暖季载畜量为151.36万个绵羊单位牲畜，实际载畜量为400.42万个绵羊单位牲畜，超载249.06万个绵羊单位牲畜。
1.4河道挖砂严重洮儿河流域河道被挖得千疮百孔，这样滥采滥挖砂石，不仅河势被改变，河床被破坏，加快了湖底的“沙漠化”，还毁坏了洮儿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给洮儿河流域防汛造成了极大的隐患，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带来不应有的困难。1998年的大水，洮儿河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发生，这些现象的产生与洮儿河流域自然环境的破坏有着直接关系，非法过度采集河道砂石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2洮儿河、归流河两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指标探讨
1推行双语的必要性
一方面，在我国这样包含很多民族的国家中，所有少数民族的独有语言都是客观现实，是民族历史长期发展形成的，是构成少数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各少数民族群体十分热爱自己的母语，都有维护自己母语、捍卫母语使用权利的与生俱来的感情。尽管有的民族人口极少，其母语的功能严重受限，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正处于濒危或走向衰亡的边缘，但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依然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语言从此走向衰亡，这是一种固有的内在的语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里，少数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语，就无法与外族沟通交流，无法参与经济建设，民族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目前各少数民族群体都有着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自觉的普遍要求，而且这种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客观事实可以看出，在我国推行双语是有着客观依据的，是有助于民族团结发展，适应民族全体成员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推行双语的优越性
无数事实与人类语言技能分析证明，双语是适应人类自然天性与社会需求的一种现象。人类大脑的自然天性让人可以同时具备很多种语言的学习与使用能力。从古代开始，人们就为了拓宽交际领域，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挥着这个天生的能力。在当今科学技术的推动之下，差异化文化与语言之间的碰撞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广泛且深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也持续加快。在这种发展形势之下，地域通用性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更强大的作用，这让双语技能在人类交流活动中日益重要，获取双语技能已然成了发展与进步的必经之路，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语言使用的未来发展方向。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广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就能扩大交流的范围，就能更加便利地学到新知识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说的，语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着朋友越多，就意味着艺术与贸易越多，就意味着人的价值就会提升很多。法国有句格言说的好，懂得两种语言的人相当于两个人。虽然越来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国际通用语、地区或国家通用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放弃自己的母语。在通过通用语投入到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时展洪流中的同时，还需要保护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语言文化，保存历史积淀形成的经验与记忆，构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识框架。本族语是少数民族族群整体和个体的宝贵财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绝不应该丢弃和遗忘的瑰宝。如果本族语消亡，那么它所承载的传统知识、文化、习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这将会是人类付出的惨重代价。因此，推行双语是既能够开阔眼界、吸纳先进科技进而寻求共同发展，也可以维持并继承民族特色的传统语言文化的两全之策。
3推行双语的重要性
语言和语言的区别并不在于构造系统方面，所有语言都是能够适应社会现实的独立系统。当然，不同语言之间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区分的，同时每种语言的政治地位与官方维护力度也有所不同。作为通用语的汉语文在中国是应用性最强、最利于提高发展潜力的语言，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现代化进程中新知识新信息的获取、经济建设的参与和投入等无一例外都离不开汉语这一通用语。因此，少数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语的同时加强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首先，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提升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表现。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汉语文已成了我国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传媒领域、服务领域、信息领域的唯一指定标准。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的诉求或希望持续提升，他们习得汉语的同时也将汉语使用推入了更加规范、更加标准的地位，是强化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周珊，2012：131-132）。其次，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是少数民族群体参加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具有维持族群传统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会功能，但是一旦少数民族成员成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时，就必然会选择国家通用语。再次，国家通用语是少数民族群体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现代信息交换的重要工具。我国颁布的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出版书籍、学校、传媒方式、信息产品等都应当使用通用的语言文字。所以，少数民族成员唯有学习并掌握通用语言才可以获得大量社会资源，进而学习掌握现代科技，更快地进行现代信息交换。最后，国家通用语是各民族之间沟通和交往的纽带。国家通用语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联络纽带，也是现代社会中协调人际行为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牺牲本族语为代价的。双语和本族语言的保留并非处于对立状态，它并不是让本族语言逐步走向衰弱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会尤其是多数人群体中普及和增强双语观念，提高他们对双语现象的正确认识，这对少数民族群体在双语状态下维护和留存本族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多数人群体的语言观念与濒危语言的生态环境有着微妙的关系：经历了很长时间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数成员的族群，已然习惯了其他族群成员学习其语言但他们并不用接触其他族群的语言这种思维，因而他们常常无意识间忽略了双语能力的培养，进而影响其对其它民族语言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同时他们也不会在乎其它民族语言的消亡问题，无法体会语言族群处在强势语言包围中的弱势遭遇，甚至部分强势语言族群还会以言语增强弱势语言族群的语言压力。相反，若是双语现象能够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那么少数成员的族群就不会轻易在语言选择上被迫丢弃自己本族的语言；同时，若是语言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员可以掌握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成员的族群的语言，让语言达到一个平衡发展的状态，所有语言都能经常在各个场合中使用，那么语言就不会轻易陷入濒危的境地。
二推行双语要树立的正确观念
和谐发展基于我国少数民族兼用母语和汉语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戴庆厦（2013）提出解决国内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绝佳方式是共同发展，也就是不仅要大力维护其本族语言的延续，同时也要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的机会接触汉语这种通用语言，一定要让其本族语言与通用语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形成互补，共同繁荣。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双语理念，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活力和语言功能的变化以及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和谐关系。
1坚持科学的双语理念
双语理念是对待民族语与通用语的基础性观点与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语言理念的关键成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统一国家，双语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确认识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形成正确的双语理念对发展少数民族、促进多民族团结、推动国家稳步发展十分关键。正确的双语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始终遵循双语之间的平等。各少数民族语言，不管使用成员数目与使用功能怎样，都应当具备和普通话相同的语言地位，都应当受到足够的语言尊重。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成员较少、使用领域较小，就忽略其存在价值，任由其逐渐消亡，就会威胁到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至于通用语，少数民族已理解和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应该充分尊重他们学习通用语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语言只是当成汉语学习的辅助手段，虽然很多时候，进行汉语教学都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辅工具，但这并不是保护少数民族母语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还有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满足少数民族的感情需求和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2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生机与语言使用功能的改变
语言生机是动态化成长过程，所有语言使用领域与功能都在持续改变着。在同一个社会里的不同语言由于客观存在的差异，在语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围等方面必然会出现相互排斥和竞争的局面。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当今时代，在这样的竞争当中，那些使用人口较少、使用范围受限的弱势语言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功能不断衰退，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濒危和消亡的边缘。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个客观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束手无策，更不代表着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语为日常交际工具，并且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怀。少数民族母语既是本民族的标志性特征，同时也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性辅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数民族语言自然消亡，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和抢救它们，应该帮助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和发展自己的母语。
3科学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关系
所有语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围的使用领域。各语言之间使用功能必然会有强弱的区别，使用领域的大小也不尽相同，然而任何语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语言难以取代的。少数民族母语和通用语各自具备不同的作用与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领域与范围内，能够发挥其本身的优势。少数民族母语在族群成员家庭或成员内部，能够传递独特的情感，发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独有标志；在部分传统领域内，例如民间艺术、地方文化、传统仪式等，族群语言的使用包含丰富且独特的语言内涵和历史传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记载的族群语言，口语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其族群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族群语言的留存让那些适应自然环境的生产与生活经验顺利传承下来，特有的文化历史与传统特征也能够继续弘扬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语言无法替代的。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广泛交融，社会不断开放的进程中，通用语言能够让少数民族族群拓宽视线，强化和外界的交流沟通，便于吸纳先进科技，从而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途径，这也是任何一种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母语与通用语是功能互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关系。
三结束语
1.1海域总体污染加剧历史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各主要港湾水质指标基本上都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进入90年代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出现超标现象。近年来随着福建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临海工业的发展，陆域直接或间接入海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面源污染物不断增加，海洋倾废、船舶排污和事故泄漏以及高密度水产养殖和过度投放饵料等都对海域生态环境增加压力，导致局部海域污染加重，近岸海域污染面积呈扩大趋势，福建沿海氮、磷和石油类超标严重，有的海域甚至出现溶解氧偏低、化学需氧量超标；局部水域底质硫化物、铜、铅含量超标；贝类体内粪大肠菌群超标比较普遍。
1.2局部海域生态系统遭到一定程度破坏河流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干旱年份河流入海径流量的减少，对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局部围填海等海岸工程开发建设，使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等重要生态功能区水域面积逐渐减小，一些关键的生态通道受到破坏，局部海域生态功能明显下降。
1.3海洋灾害频繁发生由于海域污染和富营养化等原因，福建沿海是我国赤潮的多发海区之一，赤潮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有毒赤潮生物发生的比例高，对渔业和养殖业生产的破坏性大，严重影响福建省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福建闽东沿岸、闽江口近岸和厦门近岸海域3个海域赤潮的发生次数占福建省赤潮的77．8％。闽东沿岸、闽江口、平潭沿岸和厦门近岸海域4个赤潮监控区成为福建省赤潮多发区。当前福建沿海赤潮灾害历年不断，发生面积逐年扩大。福建省浅海滩涂广阔，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研究发现互花米草和沙筛贝等外来物种已经成功入侵福建省海域，其中互花米草遍布福建省大多数海湾滩涂，沙筛贝在许多封闭型围垦区均有发现，部分海域仍有人为种植互花米草和养殖沙筛贝的现象。福建省对外贸易发达，大型港口遍布沿海各地，海上航运繁忙，船舶压舱水携带的浮游动植物及海洋生物幼体进入福建省海域；海水养殖历史长、面积大、品种多，部分引进品种可能具有入侵性，省内养殖苗种交流频繁，外来养殖品种及可能携带的病原体扩散到全省大多数海水养殖区。
1.4溢油、危险品泄漏污染事故严峻近年来，福建省临港工业特别是石化工业快速发展，海上物流规模日益加大，各类海洋经济活动显著增加，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污染事故多发，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和海上活动等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1.5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建设对环境压力加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福建省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建海岸带涉海市、县、区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全省人口增长速度。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发展，劳动力需求以及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随着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沿海人口将继续集聚，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而人口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负荷总量将呈增大趋势，沿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压力也将明显加重。
1.6临港工业发展对环境压力加大福建省着力培育发展三都澳、罗源湾、兴化湾、湄洲湾、厦门湾和东山湾六大临港工业基地，形成以湄洲湾、东山湾为重点的石化产业基地，依托大型深水港口的沿海能源产业基地，以三沙湾为重点的冶金产业基地，以湄洲湾为核心区域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基地。港口及临港工业项目建设将刺激新一轮的围填海造地，占用湿地资源，进一步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影响海域生态功能。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导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处置不当必将加重近岸海域水污染态势，加大海洋生态环境压力［10］。
2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演变趋势
2007年福建省近海海域环境状况良好，水质总体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二类水质标准、三类水质标准、四类水质标准和劣四类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分别为2850km2、1640km2、240km2和550km2。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罗源湾、泉州湾和厦门近岸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污染主要分布于沙埕港、三沙湾、罗源湾、闽江口、兴化湾和泉州湾以及厦门近岸海域；石油类则分布于沙埕港、兴化湾和泉州湾。2007年福建省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主要海湾部分站点沉积物存在重金属、石油类和多氯联苯超标的现象，其中三沙湾部分海域铅和多氯联苯超标，泉州湾部分海域石油类超标。本文选取3个代表性的时间段，即1983—1986年开展的“福建省海岸带与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98年的“福建省海洋污染基线调查（第二次）”，以及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报告各时间跨度均为10年；通过搜集3次调查中福建省近岸海域所有站位各评价指标的测值范围和算术平均值，对比分析福建近岸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的变化趋势。3次调查各主要水质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表1和图1。与1983－1986年的水质监测结果对比可知，1998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趋势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营养盐含量大幅度上升。1998年海域的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2．4倍，已成为福建省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因子。此外，石油类、重金属含量与1983－1986年相比也有不同幅度的上升，油类、汞、铅和镉的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1．5倍、6．6倍、1．9倍和2．5倍。化学需氧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21％。
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体中的主要超标指标依然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与1998年相比浓度有所下降，但超标率在增加。化学需氧量浓度有所升高，溶解氧有所下降；石油类、铅和镉的平均含量均持续上升，其平均含量分别增长了42％、90％和130％；汞的含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43％。3次调查各主要沉积物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图2和表2。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变化趋势如下：①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硫化物和镉含量增加了90％、70％，最近10年硫化物和镉含量分别降低24．18％、5．26％。②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平均含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14mg／kg下降至0．056mg／kg，降低60％，而近10年来降幅变化，仅降低了10．71％。③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从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铅、石油类、滴滴涕的含量分别降低39．63％、21．76％、81．82％；最近10年，滴滴涕和铅的含量分别增长了13％和102％，石油类的增长速度更快，增加了约3．5倍。综上所述，3个调查时期，沉积物中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其中石油类的剧增可能与临海工业、港口、船舶排污有关。
3结论
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眼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眼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优化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规模结构外资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之一就是采用兼并收购的方式。大量外资进入吉林省市场促使市场集中度低，中小企业多的行业出现行业整合，通过规模整合提升了整体实力。中大型企业采取了一体化发展策略，通过横向一体化再造了企业组织形式，将分散的中小企业整合起来，实现规模经营，提高了组织化程度；通过纵向一体化，使部分有能力和资源的大中型企业形成了产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实现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经营业态。
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国际竞争力外资进入吉林市场后，必然会带动吉林省优质品牌产品进入全球分销体系。吉林省部分品牌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被国际市场认可，使吉林省品牌产品出口量连年增加。这无形中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国际竞争力，为以后拓展国际市场奠定了一定的市场基础。
影响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外资多数选择与吉林省内的大中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确定投资项目。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高、技术先进、优秀的管理理念，与中小企业相比具有先天优势。外资的进入加速了市场竞争力度，部分中小企业自由资金不足、经营成本过高、经营规模过小使其处于市场劣势，受到了市场竞争的严重压力。伴随着外资所占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势必导致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小企业亏损甚至倒闭数量增加，严重影响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导致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结构部分失衡外资进入吉林省市场多数选择优势产业进入，且多进入经济发达区域，这必然会导致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使行业间的差距和区域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生态环境的结构调整变得尤为困难，这不利于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实体承载。为了迎合未来发展的需要，应富有前瞻性的角度建立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发展的基础设施，为吉林省各个产业的发展和知名品牌体系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充分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外资对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整个产业发展的纵向拉动作用和企业间的横向借鉴学习，充分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地实现整个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促进吉林省品牌种群的进化和发展。
1.1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水源地保护区的补偿主体有两类：当地政府。由于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和环境保护的公益性，政府有义务调整保护区生态建设者的生产发展权和受益者的自由权；水源地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包括水源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水资源消费者及其它生态效益的享用者。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的客体应包括为环境保护、涵养水源、水质保证而付出代价的区内全部相关者。具体包括失去发展机会的相关企业和各城镇居民，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保护区相关政府，保护区内水源涵养林的种植者，各项保护、恢复工程的建设者和相应管理者，及生态保护宣传者。
1.2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1.2.1面向上游的水源地保护区生态建设补偿将水库上游水源涵养区各项生态建设的投入作为水源地生态补偿，上游水源地地区既是生态贡献区又是生态受益区，下游地区是单纯生态受益区，应共同分担上游地区的生态建设成本。
1.2.2面向下游的基于上游发展权限损失的补偿水源地保护区为了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而放弃一部分产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获得相应效益的机会，下游受益地区必须对上游水源地保护区人民的发展权损失予以一定补偿，可选择不同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生态补偿核定方法采用机会成本法，
2汾河水库生态补偿实例分析
2.1汾河水库概况汾河水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境内，距省城太原市83km。坝址以上控制流域范围包括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静乐县，吕梁市岚县和太原市娄烦县四县，流域面积为5268km2，占四县总面积92.5%。汾河水库库区水域面积32km2，总库容7.2×108m3。此外，自2003年山西省引黄工程南干线开通以来，平均每年引黄河水约9000×104m3，并向省城太原市供水，汾河水库作为引黄入并工程的调蓄水库，已成为山西省最大的饮用水水源地。
2.2汾河水库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汾河水库生态补偿的主体应当是太原市主城区的300×104多个市民、企业事业单位等用水主体及市政府。而补偿对象包括因保护水质、涵养水源付出成本及影响经济发展的水源地农民、水源管理部门和当地政府。
2.3汾河水库生态补偿额度和核定方式生态补偿核定方法确立可从两方面衡量。水源地相应主体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成本。包括直接投入成本（即环境整治、生态建设、污染治理等工程项目所需资金）和机会成本（即由于保护生态而导致的发展机会丧失）两部分。投入成本可准确测算，而且机会成本可用水源地居民收入与全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测定；通过保护水源所产生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部分。其中，经济效益可根据输送水资源量按不同价格（包括政府补贴部分）扣除输水成本及加工成本而带来的效益；生态效益一般依据水资源的娱乐、旅游、休憩和调节水量、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废物净化等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测定其生态效益。确定补偿核定方法要综合考虑水资源保护成本和效益两方面因素，实现补偿效果与补偿意愿相协调。
2.4汾河水库生态补偿计算方法
2.4.1汾河水库水源地保护的直接成本核算按照娄烦县“十二五”期间省城水源地汾河水库环境治理保护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县规划实施水保造林、污染治理、基础设施改善、发展及民生保障、循环经济五大工程。水保造林工程。新增林地200km2；配套建设林地节水灌溉工程31处；占地补偿15.3km2；汾河水库库周塌岸治理21.4km；汾河湿地公园建设32×104m2；污染治理工程。建设生活垃圾处理厂1座，实行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建设小型生活污水处理站22座；河道治理新筑堤坝122.6km，清淤疏浚98km；涧河源头治理4km；基础设施改善工程。县城旧城改造安置4033户17844人，库周小城镇建设安置4992户19444人；建设公路58km；产业发展及民生保障工程。兴建养殖小区100个；发展日光节能温室3000栋、温室大棚6000栋；开发生态公益性就业10116人。以上项目每年需生态保护资金10.84×108元。
2.4.2汾河水库周边地区保护水源经济发展损失补偿根据太原市、娄烦县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测算。机会成本=（参照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镇居民人口+（参照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水源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水源地农业人口＝（17258-10667）×27589＋（7611-3109）×97538＝620955175≈6.21×108元。综上所述，依据水源地生态涵养成本－效益测算生态补偿核定方法模式，对汾河水库生态保护区总体补偿额应确定为每年17.05×108元。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