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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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自身因素是舆论监督越位的直接原因
舆论监督本质上是公众的监督，但由于分散的公众无力对抗强势的公共机构和部门，转而由媒体代表公众进行监督。但是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过程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自身定位不准，往往直接造成舆论监督越位。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缺失。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精神，其精神的核心是客观性理念。但现在一些新闻工作者缺失专业精神，缺乏客观性理念，其报道背离或僭越新闻报道标准，导致监督越位。比如媒介审判现象的出现就是典型的监督越位，其报道干预司法的公正和独立，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是角色认知偏差，过度夸大自身权利。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耳目喉舌，其特殊的社会地位致使部分媒体及从业人员出现特权意识，有的甚至以权力机构自居，以职能部门的行为方式进行新闻报道，超出新闻媒体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从而造成新闻侵权。
实质上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是代表公众利益进行舆论监督，最终维护公众利益，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相对于普通公众具有更宽泛的自由和权利，但这种自由和权利是在法律规范之内的。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权利和职能，但绝不是权力，新闻媒体不能替代行使职能部门的权力。
第三是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市场经济体制下，各新闻媒体追求经济效益，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各出奇招。舆论监督内容有党和政府做后盾，有社会矛盾点，能够吸引受众关注无疑成为新闻媒体较好的选择，但一些媒体在监督过程中，盲目追逐新闻热点和轰动效应，忽略新闻价值和社会利益，背离媒体的职责操守，跨越舆论监督的准绳，对舆论监督权利滥用，易使舆论监督沦落个人私器。新闻媒体需要经济效益，但更要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统一，不能单纯的以是否吸引受众眼球为目的，否则舆论监督就是失去了它的初衷。
二、受众因素是舆论监督越位的推动力
公众通过舆论对公共事件进行舆论监督，舆论源于公众对于事件的意见和态度，而公众的意见和态度又与公众的心理特征紧密相连。媒体在运营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纷纷研究受众心理，并投其所好。但部分媒体过度迎合受众独特的心理需求，在获取新闻的手段以及新闻报道内容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舆论监督越位的现象。
第一，受众本能偏爱负面信息的心理致使舆论导向出现偏差
在信息选择时，受众本能地偏向负面信息，这是一种自危心理，也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规避危险、保障自身生存发展过程中本能的选择。
诺依曼认为“舆论是我们的社会皮肤”，它可以快速反映社会全方位的动向，为人们的生活发出预警。“监督”表面上理解，它只是一个中性词，舆论监督并不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但人们习惯性把它理解为负面批评报道。因为负面事件关系自身安危，对于公众和社会管理决策的意义更大，也更能引起公众注意。故而，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时，会迎合这种心理，加大这一方面的报道力度和强度。但在负面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如果掺杂非理性因素，刻意夸大甚至歪曲事实，负面影响也会更严重。在这样非理智情绪下的舆论监督往往会导致群体暴力，导致舆论监督越位，甚至对某些公众产生伤害。比如在“史上最恶毒后妈”事件中，部分媒体不经核实随意转帖，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其后母陈彩诗遭受网络暴力，其监督产生偏差，影响极坏。
第二，受众的娱乐心理极易导致新闻价值取向出现问题
在繁重的生存压力之下，受众通过媒体获取信息如奇特事件、娱乐新闻等，释放心理压力。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受众的娱乐心理、看客心理致使网络世界这种信息铺天盖地，其真实性大打折扣。媒介为迎合受众的娱乐需求，在新闻价值取向上降低了标准，正常的舆论监督演变为对明星隐私的窥视、对网络红人的追捧，采取偷拍、偷录等非法手段，甚至不顾职业道德制造虚假新闻、媚俗新闻或是炒作新闻。这些媒介越位现象直接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新闻品质的降低，也给新闻当事人带来困扰。
三、社会监督环境为舆论监督越位提供温床
舆论监督主要是针对公共事件所进行的监督，是在社会公共空间所进行的一种活动，需要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保证其正常运行，否则就面临越位的危险。然而，目前我国不容乐观的监督环境实质上为舆论监督越位开了绿灯，助长越位的发生。
一方面，舆论监督相关法制不完善。舆论监督虽然是被广泛认可的新闻媒体的权利，但在舆论监督的实践中却没有一部专门的舆论监督法制来保障和规范新闻媒体的权利。另外，新闻行业内部对于舆论监督也无明确的规定。法律的不完善造成的模糊空间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更广阔的监督余地，无论是媒体还是一般公众都可以在各自的角度极为宽松地解释这种指引性的规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同时法律的粗线条表述也加大了舆论监督越位的风险，限制了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于是谁来监督舆论监督就是一个问题。舆论监督如果不受制约，不仅会使社会混乱，而且会使公民权益受到损害，违背舆论监督的初衷。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作为以民生为内容、媒介为桥梁、和谐为基调、发展为目的的民生新闻成为主流新闻的一部分。民生新闻体现了民生的视野、民生的态度、民生的情怀。比如时常见诸报端的房屋渗水、看病就医、买菜购衣、就业上学、物价上涨、好人好事、服务态度、消费意识等,无疑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了参照标准和行动坐标。从电信业与媒体沟通的实际情况看,对电信业的价格定位、资费标准、业务办理、售后服务等问题成为目前受众比较关注的焦点。
一直以来,电信业在我国的新闻媒体眼中都是相当低调的,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很难找到曾轰动一时的新闻热点话题。应该说这种埋头苦干、只求发展的新闻策略在通信大发展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种普遍现象。然而随着电信改革的不断深入,多家运营商的群雄逐鹿,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日渐增强,民生新闻的风起云涌,面对媒体过度谨慎、刻意回避的主导思想将为公众所诟病。人们更加欢迎那些以有责任、敢担当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企业。
首先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电信消费涉及到千家万户,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会十分关心任何影响其消费意愿的问题,也会积极参与到预防危机、化解矛盾的行动中。关键要转变企业内部的观念,形成新型的服务大众的文化氛围,以便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事件的高效运转的机制。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一个开放式的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确保信息过程的常规运作。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担心把真实信息披露出来后会引起社会的恐慌,甚至把信息垄断起来当成自有资本而不愿意向社会公开提供。随着电信行业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各运营商的品牌之战愈发激烈。品牌既是区别其他运营商的标志,又是对大众实施优质服务的保证和承诺。而维护良好的品牌,在公众面前打造一个和谐、进取的企业形象就是建立信息公开的坚实基础。
因此,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不同受众群体的关注点、兴趣点及接受媒体信息的习惯和心理特点,以正确把握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另一方面,公众对自己选择的电信运营商的相关状况有知情权,媒体也有报道权、监督权,除了日常的品牌形象和业务宣传外,企业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邀请各新闻单位参观、采访,让他们代表公众实地体验、考察,把心中的诸多“疑团”逐一解开。电信企业要注意从媒体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事先为媒体提供领导演讲的底稿、举办新闻招待会要考虑记者们的截稿时间、要用媒体可用的语言写新闻稿、要考虑记者照片取景等等,才能使企业的声音得以顺利进入媒体,并与之形成良好的沟通和有效的信息交流,从根本上杜绝对企业的负面猜测,整合和协调大众对电信业的认可。特别要重视民生新闻的搜集和反馈,建立回应舆论监督机制。从点滴小事入手,积极回应公众的各种质询,把这类新闻当成连接企业和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塑造一个诚信、可亲的企业形象,让大众把企业当成自己的贴心通信管家。
第三,建立企业内部各环节联动的支撑运转流程。如同一项电信产品的推出,妥善处理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因为客户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客户反映的问题也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往往涉及业务、服务、网络、法律法规等各个层面,所以建立以新闻管理部门为龙头、法律部、网运部、市场部等相关部门为支撑的内部流程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近几年的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对待舆论监督应该以《电信条例》为法律准绳,在既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又维护企业良好信誉的前提下,积极与新闻媒体沟通、合作,确保及时让消费者了解信息、消除误会,进而成为企业的忠诚客户。
【关键字】司法公正媒体监督矛盾和谐制度设计
一、引言
一个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越需要理性的积淀与传承。而在当代社会里，司法与新闻在很大程度上着社会的发展。而从这两者的内在关系看，矛盾与和谐随时伴随着它们：一方面，司法公正独有的独立性对排斥非的干预，也不应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因为就司法的天性来讲，它总是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涉和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以维护自身的独立，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对一切社会负面影响具有天然抗争性。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是当前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较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吸引社会的眼球，所以更容易成为媒体的关注的热点。从这一层面上讲，媒体的监督对反对司法腐败具有良好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尺度，使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合理构筑的框架内与司法机关的反腐败行动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2005年世界法律大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的原因。
二、我国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我国司法公正与传媒的要求内在一致性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目的相同。首先，两者均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利器，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使司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有了更大提高，促进了民主与法治社会的进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两者良性互动的体现之一。当然，如果从更具体的角度上看，两者又有所不同，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是一种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冷静和严肃的最佳体现，所以戏剧中将古代的包拯塑造为“黑脸”，其中内涵就在与此，只是在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并未出现，民意的最大载体在于言语之间而已。而作为当今社会喉舌的大众传媒追求的则是一种道德的评价，顺乎民意，不平则鸣，用公众舆论的力量来激起社会正义的力量，央视的“焦点访谈”被广泛赞誉为“焦青天”，广州的《南方周末》发行量达到数百万份等事例就是明证。
从的来看，因为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腐败的可能，司法权也不例外，因此传媒自有遏制它的必要。然而，这就与司法独立的本意相背离，司法的功能本身就要求独立，法官要求不偏不倚，司法公正独立需求不仅体现在法官个体上，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当媒体的报道对司法的公正裁判已经产生了不适当的影响时，司法本身潜在的独立性要求就会奋起抗争。所以，原本肩负共同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命的传媒与司法便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形成矛盾。
传媒与司法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方面，司法的功能在于守护社会正义与公正，从其象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法平如水”还是西方蒙上眼睛的司法女神上都能充分体现，但是愿望的良好往往并非时时与现实吻合，司法腐败在当今世界也是不争的话题，这一现象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其他法系都不能幸免，因此，如何将司法权的行使限制在一个良好的框架内，就成了各国学者及制度涉及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时，基于此，将媒体监督在内的多种监督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前台，企图建立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达到社会多种调控手段与良性互动。在中国，包括人大的个案监督、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均在此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传媒监督司法也并非能包治司法腐败的百病，中国传媒的不成熟，管理上的隶属性、部分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缺点使得传媒易于造成报道对象权利、形象的不当提高与毁损，这些问题的存在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片面强调传媒监督司法的尴尬还在于：一是在中国国情之下，社会舆论所代表的民意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盖棺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唯媒体是从的境地，法院对已发生的事实和证据加以逐步的专业判断与确定，然后根据法律来判定谁是谁非的制度价值就容易被打破，从而有碍实体正义的实现。曾经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件，张曾感叹是媒体而不是法院对其作判决的例子，就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强大动力。还有昆明发生的云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件，部分新闻媒体在公安机关通缉马时，就提前为马案定了性。这些事例说明，媒体监督一旦脱离了法律和理性的轨道，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都是我们的理性和法治社会所不允许的。二是在法治国家，程序至上已成为法官断案奉行的至理名言，我国也在不断强调程序正义的价值，打破过去部分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但是一旦传媒影响司法，很可能有加速或延缓审判，破坏程序法的内在机制，导致在程序上过于匆忙或缓慢，这不仅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的准确性，还极易使当事人对公正的判决结果产生不信任，产生对法律至上和司法权威的动摇。
三、司法与媒体：构建公正和谐制度的几点思路
（一）对待媒体监督，司法机关应持的宽容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首先，司法机关作为司法裁判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大权，与新闻媒体相比，其优势地位是相当明显的。同时，由于裁判权的拥有，一旦允许司法人员针对媒体的基于善意的不实批评或评论拥有随意权的话，那么媒体的不利地位显而易见，因为即使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要求当事司法机关回避，但是由于法律行业本身的联系和职业情感的共鸣，都可能使媒体面临很大的诉讼风险。其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这与司法机关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原理类似），如果允许这样的诉讼产生，那就会使监督成为一种代价的行为，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那么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热情就会受到严重挫伤，国家和社会对媒体监督司法的期望就会落空。再次，在我国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而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二）赋予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知情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的角度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使促进司法公正。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同时，也就从反方面规定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活动的公开性（确需保密的除外）。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活动公开的范围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知情权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只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就使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成为名符其实的“睁眼瞎”，也才出现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容易导致媒体态度的“一边倒”，也就更容易损害媒体自身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都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其实，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达到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三）媒体监督重点在于支持司法独立和司法职业化方面
司法腐败之所以为公众所诟病，根本原因就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肌肤，而当前妨害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就是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和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因素的存在，导致在地方掌握司法人员的实际任免权和司法机关的财政权，所以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时常常举步维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形象随之出现；对于坚持原则，不按其指示办事的司法机关领导和办案人员随意撤换、免职或调离，以致司法独立有名无实。非职业化现象的存在也存在极大危害，虽然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前必须提供国家统一司法，但是对“两院”的领导任职的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作明确限制，导致有的地方将非法律专业的人员调进司法机关担任领导，造成乱指挥、乱下指示的情况出现。总之，以上三种因素导致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司法公正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重点应当在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化方面发展，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的土壤，走出就事论事的浅薄误区，才能真正保障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
（四）媒体监督应当把握的尺度。
我们在看到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也不可忽略应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如前所述，独立和公正，都是司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司法应当独立，法律人应当甘于寂寞，是我们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因为司法公正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外部不当的干扰或压力必然会对司法人员造成影响，使其独立意志发生嬗变，进而在案件的处理中发生偏颇，导致不公，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为此，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当把握三个尺度：一是严格保持中立立场，只作客观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不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即使是新闻写作中的“春秋笔法”等方式，也应当尽量避免；二是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的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这也是媒体的从业准则之一。三是不得对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行歪曲和丑化，不得对司法人员的人格进行评价。
（五）司法机关的“走出去”战略
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司法机关除了积极支持媒体的工作之外就否喑哑无语无所作为呢？当前，的司法机关正在做一个尚未引起界关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那就是笔者所称的“走出去”战略。具体做法就是司法机关抽出部分人员（有的甚至命名为法院新闻中心，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新闻中心属法院下设的单列部门之一）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从最高法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法院报》的刊载的部分法院宣传文章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对法院人员参与对外宣传并不反对。这一做法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是否有益，其弊端又在何处，这些理论界尚未有定论。此外，单纯就当前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来讲，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如何定位，是司法人员还是新闻工作者抑或一身兼二职，如何把握新闻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二是当前相当部分行政人员不是专业毕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是否需要具有审判职称，如果单纯的司法行政人员就可以从事宣传工作，那么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稿件时，如何保障新闻稿件的准确性，一旦司法机关稿件出现误差，公众会不会对比媒体从业人员新闻稿件出错所持的责难更大？基于此，中国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更加任重道远。
四、结语
在的默然思索中，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均已为现实实践首肯，我们的理想在于实现多种价值的共赢。同时，在我们建设法治和和谐社会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对立中同样可以实现二者关系的合理化和和谐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在借鉴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立足我国国情，这也就再次体现当前我国媒体与司法合理的制度构建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
[1]甘朝端、杨凯：《公开报道与公平审判的冲突与平衡》，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一期。
[2]刘静：《司法惩戒•法院与媒体》，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二期。
关键词：新闻媒体；监督；媒体审判；审判独立
中图分类号：G21；D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119-04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冲突愈加明显。一方面，新闻媒体抱怨司法信息不公开；另一方面，“媒体审判”现象愈演愈烈，且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无论是早些年的张金柱案、刘涌案，还是近年来的彭宇案、药家鑫案，“媒体审判”的影子都非常明显。凡此种种，无不要求确定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的边界。
一、新闻媒体监督权的不当行使及其消极影响
尽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但是通常认为新闻媒体监督权是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自然延伸。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有其必要性，但是该种监督的限度和行使方式，却没有任何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什么是媒体超越监督的合理界限？就是传媒侵犯了司法的独立，造成是传媒而不是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情况。”从现实的角度而言，新闻媒体不当行使监督权的情形主要包括：第一，对案件事实的选择性报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传媒对案件的报道并不中立，从最初的案件材料的选择、采集与整理就带有明显的媒介性特质，都包含着记者、评论员的个人立场，而这种立场却以公共媒介的方式表达与呈现，从而影射给民众，左右民众的判断方向。”第二，新闻媒体对案件的审判结果预先判定。第三，新闻媒体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利益。如隐私权等。
新闻媒体监督不当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不同。法院审判的基础是由证据证明了的法律事实。但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却没有经过严格的质证，很多报道都是传闻或者转载。其次是新闻媒体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其报道文字往往带有一定的感彩。新闻媒体的创意词汇胜于法言法语，“躲猫猫”、“临时性”等词汇就包含了极浓的情感色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第三是新闻报道的快捷性要求，导致新闻媒体即使有能力进行严格的事实证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核对事实。第四是一些当事人想借助媒体影响审判结果，“找关系不如找媒体”。如果媒体不能自律，则媒体成为对法院施加不当影响的工具。第五是一些非法律专业的公共人物的参与。微博时代的司法中，任何人在法律限度内都有言论自由，很多非专业人士也对审理中的案件纷纷表态，“人人皆为法官”，而新闻媒体对这些公众人物的带有情绪化的言论予以推广，就造成了新闻媒体的监督不当。第六是我国缺乏新闻法，没有界定监督的边界。第七是司法的被动，法院对一些案件未能及时公布信息。
新闻媒体监督不当对法治进步的影响是消极的：第一，新闻媒体不当监督将损害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如果“舆论审判”大行其道，则公正将不复存在。第二，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将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如果法院的判决因新闻媒体的报道而改判，则司法权威荡然无存，法院成了媒体的附庸。第三，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还养成当事人借助社会舆论获取不当利益的惯性。总之，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非但无助于法治的进步，反而会严重影响法治的进程。
二、新闻媒体监督的边界：国外模式分析
尽管我国尚无新闻法或相关法律界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但是其他国家的立法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借鉴。关于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目前国外主要有美国模式、英国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三大类型。
（一）保护言论自由：美国模式
由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重要意义，美国学术界与司法界均推崇新闻自由，并认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并不冲突，相反，二者存在相互支持的作用。由于对司法的新闻报道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增强对不当行为的威慑，因而新闻自由具有极高的价值。新闻自由对民主也是有利的，因为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外部监督，从而防止了司法权的滥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在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之间达成平衡，并对言论自由更加重视。
但是，美国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对新闻媒体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第一，法官可以采取程序性措施避免未决案件受到片面报道的影响，例如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其他地方审理，陪审团成员、证人等须与新闻媒体隔绝，禁止相关人员向新闻媒体作出倾向性的陈述等；第二，对正在进行的庭审活动的新闻报道进行限制：第三，如果法院认为审理中的案件的某些信息的公开会影响公正审理，法院可颁发禁止令，禁止这些信息的公开；第四，片面新闻报道将在事后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保护司法：英国模式
这种模式比较关注媒体对司法独立和公正的损害。英国认为，审判的公正及公众对法院作为纠纷解决场所的信心，比起不受限制的新闻自由更值得保护。因此，对未决案件的新闻报道，会受到更多的严格的限制。
这种模式采用了一些刑罚措施，例如为了抑制新闻媒体对某些事实的披露或者观点的发表可能导致审理的不公，英国规定了藐视法庭罪。为了防止报道某些具有偏见性的信息，基于法律规定或者法院裁定的限制措施也被采用。这种模式主要被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所采用。其特点是：第一，新闻媒体披露可能妨碍正当司法程序的信息，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第二，为防止某些特定信息被公开，可以采取预先限制措施；第三，对案件当事人适用保护性的命令；第四，其他一些程序上的附属救济措施。
（三）保护当事人权益：欧洲大陆模式
欧洲大陆对媒体与司法之间冲突的解决态度及解决办法与英美均有所不同。英美法传统上关注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冲突，但是对新闻媒体的偏见性报道侵害当事人权利的问题却重视不够。欧洲大陆相对较少关注新闻与审判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关注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人格尊严及无罪推定原则等不被新闻媒体所践踏。
尽管欧盟部长理事会的建议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反映了欧盟国家的一些共识。该建议指出：尽管公众有权得知司法机关活动的信息，且媒体也可自由提供这些信息，但是须遵守一些重要的规则：第一条规则是无罪推定。对正在进行的刑事程序的新闻报道，媒体不得损害无罪推定的原则。第二条规则是保护诉讼参与人的隐私。特定案件中，证人的身份是不能被披露的。第三条规则是信息的非歧视性给出。当记者合法地从司法机关得到正在审判的案件的信息时，司法机关应确保这些信息没有歧视地给予所有提出要求的记者。最后一条规则是禁止将这些信息用于商业目的或者与法律执行无关的目的。
（四）几种模式的共同特征
无论是倾向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模式，或是倾向保护司法独立的英国模式，还是倾向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欧洲模式，对新闻媒体关于司法活动的报道行为均有明确的限制。这些限制总结起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限制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的新闻报道。对正在进行的审判的新闻报道，可能不仅仅与审判公正产生冲突，而且可能与其他个人和社会利益产生冲突。早在1862年，奥地利就对未决案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规制：如果刑事审判程序正在进行。任何人以书面方式发表关于证据的价值、审判结果的推测等的言论，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从而使法官产生偏见的，应判处1到3个月的监禁。这是典型的新闻犯罪。当时的法律只是限制公开出版的印刷媒体，随着电子出版物的出现，该条款作了修改，出版物包括了其他类型的出版物。奥地利1981年的媒体法在1992年作了修改，进一步规定禁止新闻媒体对刑事程序施加任何影响：任何人在之后和一审判决之前讨论审判的可能结果或者证据的价值，且能够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的，将受到180天监禁或者罚款的处罚。法国1994年的新刑法典第434-16条规定：在最终判决公布之前，禁止任何试图对证人或者对司法当局决定施加影响的言论的出版。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法律的规定。而在于实施的方法。在英国，关于未决案件规则的一系列判例影响巨大，每一个英国记者或新闻媒体人都清楚在报道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风险。尽管最近以来管制有所放松，但是违背了这些规则依然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严重的法律责任。
2.限制新闻媒体对当事人的报道。如果媒体披露了嫌疑人的身份，则言论自由与个人的隐私和匿名权利就产生了冲突。如果涉嫌重大罪行的嫌疑人是公众人物，则公众的知情权应优先于个人的匿名权利。但是，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平民百姓，被告的名誉和隐私须予以高度珍视，言论自由在这些价值面前应当受到限制。不公正的媒体报道，不仅仅妨碍司法公正，而且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即使犯罪嫌疑人最后被无罪释放，当初的新闻媒体报道带来的羞辱也可能会持续很久。另外，如果新闻媒体的自由不受限制，则受害人或者刑事案件的证人的正常生活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很多国家规定了新闻媒体报道案件当事人时需要遵守的一些基本规则。不过，在不同国家，保护的倾向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嫌疑人的身份通常被认为是公众所应知晓的，在言论自由与匿名权利之间，美国法律更倾向保护前者。相反地，欧洲大陆国家更注重保护后者，特别是在嫌疑人或者当事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被告的身份信息是否公开，犯罪的性质、被告的社会地位及证据的价值等，均需考虑。这个问题在奥地利、瑞士及德国等都曾被广泛地讨论过。这些国家的法律大都认为，当事人的身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在判决之前，其姓名或者照片不能被自由地公开。但是如果能够证明此类信息对社会具有重大利益关系，则该类信息可以被公布。关于受害人的信息。只有当公众必要的知情权大于受害人或者原告的个人权利的时候，，才能被披露。证人如果合理地担心受到报复，其姓名也不能公开。
3.限制新闻媒体对审判秘密信息的报道。当涉及审判秘密信息时，新闻自由也将受到限制。例如欧洲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披露某些特定信息将受到刑事处罚。尽管有法律上的规定，但是法律的落实又是一回事。在意大利，证人证言经常被媒体公之于众。在最近的一些谋杀案件中，媒体审判成了普遍现象。相同的情形在法国、比利时都有发生。德国的情形要稍好一些。审判的秘密信息，主要是未决案件的一些定罪量刑的信息，例如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有罪供述。审判之前对指纹、测谎或精神健康的检查、现场或实验室测试的结果，在调查过程中对搜查到的物证的精确描述等。这些信息在判决之前是不应被公布的。
4.新闻报道须遵守无罪推定原则。不当的新闻报道经常表现为不遵守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1993年法国民法典经修正后，加强了对无罪推定的保护。1995年，奥地利驳回了一些出版商的请求。奥地利的新闻出版商请求认定奥地利媒体法第7条B款违宪。该条款规定了对无罪推定的保护：如果一个人涉嫌犯罪但还没有被终审，任何媒体如果将其描述为有罪或者确定的罪犯，而不是嫌疑人，该人可以要求赔偿，赔偿金最高为2万欧元。奥地利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时应遵守的基本准则。
5.新闻媒体不得商业化利用司法信息。一方面，媒体被认为具有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体也被认为是名利场，可能会利用轰动性司法信息获取商业利益。一些新闻媒体获取司法活动的信息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因此往往会创造吸引眼球的词汇，挑动受众的情绪。不过，规制新闻媒体商业化利用司法活动信息是比较难的。原因在于，有时很难区分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使用。
三、新闻媒体监督不当的立法与司法对策
我国并无法律规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关系。2009年11月9日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6条第4项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作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但是这仅仅是职业道德规范，且其规定过于简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确定了新闻媒体采访法院工作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初步确定了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的边界。但是，该规定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法院自行规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的关系，有失公允。第二，该规定均为禁止性规定，缺乏引导性规定。第三，该规定在内容上过于简单，表述上不够明确。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新闻基本法的形式，确立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权的地位及其限制，避免出现“媒体审判”的现象。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明确新闻媒体报道案件的基本规则。通常，新闻媒体在司法案件报道中，对以下几个方面须小心谨慎，避免损害审判独立和当事人的权益：对未审结案件的报道；对当事人身份的报道：对案件事实的定性以及案件结果的评论性报道等。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的重点，应是对司法腐败行为的监督，而非对个案的监督，特别是不能对审理中的案件施加影响，从而损害法官的内心独立判断。
第二，建立对影响审判独立的新闻媒体的惩戒制度。目前，由于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应如何正确行使监督权，因此也谈不上什么法律责任。即使新闻媒体对一些未决案件进行了不恰当的报道，损害了司法权威，但由于惩戒制度的缺位，司法机关对这些新闻媒体的责任追究也往往是不了了之。因此，须通过立法形式，确定新闻媒体监督权的边界，以及损害审判独立的法律责任。
第三，建立司法机关向新闻媒体主动公布信息的制度。法院应依据案件性质与公众对案件的期待，适时恰当地将一些案件信息公布给新闻媒体。如果公众对案件信息很渴望，但司法机关又不能及时提供信息，则新闻媒体很可能“捕风捉影”，臆造一些事实并大胆揣测判决结果，从而误导大众。因此，要构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信息互动的良好平台。新闻媒体应当维护司法权威。促进法治进步，而法院也应信任新闻媒体，做到定期沟通。
第四，健全新闻媒体的自律制度。新闻媒体应承担起促进社会法治进步的社会责任，但不是充当“媒体法官”，更不能成为一方当事人的“新闻发言人”。
一、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健全的舆论环境是新闻媒体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监督职能的前提，为使审判独立与新闻监督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首先应健全新闻舆论监督司法的制度环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团体的报刊为辅，以市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多元的办报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违法及腐败现象都公之于众，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同时，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时，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二）制约舆论监督对司法的影响，健全保障法官独立的制度环境。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是不容乐观的。在目前体制下，如果媒体在审前对案件进行了不当报道，个别法官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在审理这些案件时不得不迎合官方媒体的意见，从而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司法不独立是妨碍司法权公正行使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此，应该加快司法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上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制定严格的法官任免制度，规定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逐渐将党报、机关报的舆论监督权和审判机关人、财、物管理权分别授予不同的主体行使，从而赋予法官抵抗新闻媒体不当监督的权力，使得法官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三）新闻单位应配备专职的法律事务部门和人员，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同时，这些专职的法律事务人员可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或修改，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违法的报道流向社会。在我国，近年来由于媒体的不当监督从而妨碍司法权公正行使的一些案件中，大都是因为记者缺乏专门的法律知识，或偏听偏信，对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片面的报道，从而侵犯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例如，有的新闻报道在法庭审结之前对案件作出定性、定罪的结论，直接指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凶手"、"罪犯"，从而侵犯了人民法院的统一定罪权。
总之，记者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法院审判活动的误解，是造成新闻监督妨碍司法公正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在新闻舆论机构中配备专职的法律事务人员，在不影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通过正当途径与司法机关联系交涉，既可以全面掌握案情的情况下对审判活动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也可以将社会公众的舆论适度地反映到判决中来，以免法院的审判活动完全脱离民意的监督。
二、新闻媒体监督司法的掌握
新闻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适度的舆论压力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的现阶段，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必要。反之，如果媒体监督不当，就有可能妨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从而造成司法不公。因此，新闻监督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必须与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保持一定的界限。具体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刑事诉讼各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
媒体在报道案件主要因素时，也要报道次要因素，特别是相反的意见。当然，不能要求新闻媒体报道的所有案件都完全真实。虽然新闻媒体在立案、侦查、、审判、执行阶段都可以对案件进行如实报道，但媒体在报道案情时必须遵行一定的规律。例如，对法定不公开的审理的案件，媒体一般不应报道或者不应报道案情细节，以免将本不应该公开审理的案件变相公之于众了；在立案、侦查和阶段，对司法机关尚未认定的证据材料，媒体不得向社会公开，以免妨碍案件侦查和活动等等。
（二）评论是新闻报道的关键，新闻媒体报道案件事实之时，也可以适当地发表评论。因此，应该赋予媒体诉讼的各个阶段适当地发表评论的权利。
首先，允许新闻媒体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对案件发表评论，已为一些国际区域性条约所认可，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是相一致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4年1月18日-20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制定的《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德里原则》），中国既没有参与制定也没有事后加入，但是，该条约对我国今后制定新闻方面的立法无疑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其次，从目前中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司法腐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适度的新闻监督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近年来新闻自由在逐渐解禁，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新闻开放程度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理应通过法治赋予新闻媒体较大的权利，为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提供更加宽松的外在环境。当然，笔者赞成新闻媒体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发表评论的权利，并注意以下几点：1．在立案、侦查、阶段，对案情发表评论主要限于程序违法或者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得发表任何评论。例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问题，媒体在报道案情时对此可以随意发表评论；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应否处以刑罚和处以何种刑罚不得妄作论断，以免侵犯法院审判权。2．如果发现公安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司法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行为时，在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无论在讼诉的任何阶段，媒体都应该立即予以公开报道并同时发表评论，通过舆论造势促使有关组织追究枉法裁判者的刑事责任，以此保障司法权的公正行使。3．由于我国当前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未尽如人意，如果一些党政领导利用特权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时，新闻媒体应该立即公开报道，并发表评论，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共鸣和义愤，为公、检、法、司机关依法追究犯罪、抵制法外势力的干扰提供舆论支持，使其得以顶住压力公正办案；也可以使这些试图干涉司法独立的人望而却步，从而保证侦查、和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通常情况下，评论应该由新闻机构中配备的专职法律人员主笔或者参与，或聘请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审查、把关。且不能是明显的诱导式倾向性的，以免误导广大读者，同时，发表的评论应声明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报刊的意见。4．在任何情形下，新闻媒体报道案情对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可能造成侮辱的评论应禁止。否则，媒体的责任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对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可以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发表任何意见和评论。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方面明显存在错误，应该进行批评或抨击，以利于法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予以纠正。
三、救济措施
即使立法中划定了新闻舆论监督审判权的一定界限，但现实中有的记者可能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或者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热衷于对法院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肆意渲染，以引起公众的义愤，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造势，导致审判活动不得不听从于舆论。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审前报道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的，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做法，采取救济措施：
（一）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直到有偏见的舆论压力消除后再启动审判程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媒体在审前对案情已经进行了大肆渲染，法院可以决定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165条增补第4款："为了消除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审判活动的不利影响，保障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合议庭可以决定延期审理。"
（二）由上级法院通过指定管辖变更审判地点，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到尚未受到舆论压力的其他同级法院。为了使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得以落实，对于媒体在审前进行过不当报道的，上级法院可以通过指定管辖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到尚未受到舆论影响的其他同级法院。
（三）如果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在判决前向外界（包括新闻媒体）散发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司法机关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四）法院可直接对辖区内的新闻媒体作出禁止或限制报道的决定。由于我国的新闻法制尚不健全，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不尽如人意，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在采取其他的事后补救措施都难以消除审前报道的负面影响时才能采用），法院可通知媒体限制报道的决定。
关键词：媒体；舆论；监督；素质；要求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权力与职责，具有较为广泛的受众参与性、公开性和透明度。如何有效地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真正做到“帮忙不添乱”，对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来了较高的要求。
一、新闻舆论监督与引导的现状
1.新闻舆论监督的现状。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和杂志等传统的新闻媒介，国家对舆论监督相当重视，各大新闻媒体也各尽其责，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我国传媒界发生巨大变化。
互联网成为了有史以来信息量最大、信息传播速度最快、信息内容最新的传播媒介，而且其强大的互动使广大普通民众也能够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人人都可以信息和参与讨论，促进了话语权的平等，使舆论监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网络媒介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问题，一方面是网络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虚假信息过多，扰乱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情绪性言论较多，偏激言论和人身攻击的帖子屡屡出现，人群聚集造成非正常舆论暴力的出现。而且由于新兴媒体的冲击，传统主流媒体舆论监督领头羊的地位逐渐动摇。面对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要利用新媒体时代的优势，深化和拓展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2.新闻舆论引导的现状。
广播电视媒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舆论引导作用，其新闻舆论引导作用主要是通过时政新闻、都市报道、民生关注、法制节目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来看，我国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做得比较成功，一些名牌节目、杂志、报刊等传播的内容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了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受到了公众的普遍关注和认可。但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接收终端等新媒体的出现，社会语境的开放性、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传播范围的世界性、舆论环境的多样性等变化使得新闻舆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我们要对新环境进行分析研究，寻找多样化的舆论形式，提高舆论引导的效果。
二、新工作者的素养要求
1.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我人民的喉舌。这个性质决定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代言人。因此，实施舆论监督，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要研究确定宣传正确的方针和科学方法，积极稳妥地把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朝着有利于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向引导。
2.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
舆论监督工作虽然不具备法律评判作用，但因其必须得亮明观点，所以舆论监督者的道德水平、心态、动机必然会对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产生影响，这就是要求新闻工作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要处处以严格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不能把批评报道作为个人泄私愤、图报复，为亲朋好友或小集团服务的工具，更不能借批评报道搞有偿新闻、有偿监督。由此可见，新闻工作者如果不注意职业道德修养，不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忽视自身的价值提高，必将给社会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加的损失和影响，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人生前途。
3.要有广博的业务知识。
新闻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业人员只有努力做到知识广博、视野开阔，熟练运用批评报道技巧，严格遵循舆论监督原则，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媒体工作者。
舆论监督的原则包括：真实性原则、典型性原则、政治倾向性原则和适量、适度原则。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是舆论监督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舆论监督影响之大，不可估量，其失实带来的副作用，有时是灾难性的。新闻工作者实施舆论监督时，必须遵循“真实”这一原则。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存在较多，引起民众人关注，或者是存在不多，却预示着一种倾向的问题，都可视为具有典型性。舆论监督具有广泛的社会教育意义，必须注意选题的典型性。政治性原则主要表现在新闻工作者所报道的新闻实事的反映的舆论倾向必须对国家、对人民、对大局有利。
舆论监督的技巧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抓好热点、难点。二是争取社会合作，拓宽监督渠道。三是要跟踪报道。四是批评措辞要适度，对一些表示时间、程度、范围、语气的形容词和副词的运用，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些词统统是衡量是否符合事实的标尺。特别是对一些夸张、联想的形容词的运用，更应慎之又慎。
另外，新闻工作者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策水平和一定的法律知识。
4.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
舆论监督是一种强势监督，从某种意义上讲，舆论监督较群众监督、行政监督、法纪监督等其它监督方式有更大的威力。所以说，舆论监督记者要有耐性，受得了气，灭得了火；要不怕吃苦，敢于到艰苦的地方去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机智勇敢，善于应对工作中的各种复杂情况；要心态平和，持之以恒，不要见异思迁，不安本职。因此，舆论监督者必须有细心认真、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三、新媒体时代提高新闻舆论引导作用的对策和建议
1.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水平。
新闻是一种精神产品、一种意识形态、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工作人员要熟悉并掌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为社会发展服务。新闻工作者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认识，将新闻性和政治性、真实性和影响性、实效性和深层性、先进性和一般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结合起来，掌握新闻工作的内在规律，并把它和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思想政治工作原则有机的结合起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提高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水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总会出现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新闻舆论要借助热点、焦点问题，对公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新闻舆论可以通过对热点问题的深度报道，深入剖析，为公众释难解惑，平衡公众的心理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新闻舆论有好的引导作用也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引导作用，我们在引导的过程中，要对利弊进行明确分析，对民众进行积极健康的舆论引导。所以我们要对社会发展形势有准确的把握，明白如何抓住热点、选择热点、剖析问题、适度调控，及时有效地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其本质的东西，真正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
综上所述，说明舆论监督是一项责任重大的神圣工作，只有舆论监督记者素质过硬，本着对党、对人民、对社会同时也对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写出来的舆论监督报道才经得起检验。才能真正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针砭时弊、隐恶扬善，为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发挥好喉舌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胜利、郭东兴，《舆论监督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角色对比》[J].《新闻爱好者》，2012（5）
[2]向西，《重新思考媒体的监督功能》[J].《中国质量万里行》，2012（6）
司法公正，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其内涵就是司法机关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是以司法工作人员的职能活动为载体，以严格依法为基准，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坚持平等、正当的原则，且要在审判结果上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
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工程，其价值蕴含包括适用法律平等、诉讼程序正义和判决结果公平等方面 [1]，具体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实体公正。指现行法律分配给人们的权益与其通过司法活动所确认的权益相一致，且这种一致性应得到司法机关的充分保障。关于实体公正，我国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是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即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地适用法律。二是程序公正。指在法律适用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充分保障每位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益，它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手段，是长期司法实践中对处理各类案件程序、手段、方法规律性的科学总结。三是执行公正。即按法定程序公正、严格地执行生效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使纸上的东西得到切实的履行。四是形象公正。指司法人员的执法形象必须公正，也就是说司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除了要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处理案件外，在言行上还要符合司法人员的身份。只有司法机关形象公正，社会公众才能信任司法，司法救济才能成为社会公众一旦发生纠纷的首要选择，促使社会公众的矛盾和纠纷都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消解，从而避免社会矛盾的非法律手段解决。
可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执行公正和形象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实体，都要求司法人员忠实地服从和使用法律，始终站在客观中立立场，不偏不倚，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才具有新闻价值，于是新闻工作者常常过多的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而司法活动具有一定的过程和程序。可见，新闻媒体过早的报道、评论势必会侵犯司法独立的原则，形成媒介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伤害。可以说，新闻报道追求的案件往往是具有生动性、重要性、显著性、新奇性的案件，从而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媒体热点，而且，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往往注重结果，追求惩恶扬善、分清是非为目的的正义，这使得其常常要对司法机关追求的以建立在程序正当基础上的正义构成强大的冲击，对人民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媒体压力，从而产生“媒介审判”的不良效应。
媒介审判这一概念发端于美国，由“报纸审判”演变而来。我国台湾学者尤英夫认为：“报纸审判的意义较为广泛，即任何民、刑事案件在普通法院审判前或审判后，由一般性或法律性报纸所刊载的消息或意见，不论其是以文字、图片、漫画及其他方式，不论其目的是在讨论、分析、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或案件内容及其胜负得失，凡足以影响审判者，都可称为报纸审判。” [2]
笔者认为，所谓“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其是对人民法院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新闻媒体报道的对象一般是民愤极大，影响甚广的“非自愿社会公众人物”，在事实的选取上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所发生的案件一般具有重要性和显著性。随着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媒体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和白热化，一些新闻媒体对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可读性的案件报道趋之若鹜，对其进行长时间、大容量、一边倒的宣传和炒作，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在这样的情境下，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就不得不考虑公众媒体的压力，从而导致某些案件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这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越位现象，其干扰了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对“媒介审判”与司法公正两者间的冲突性，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新闻是自由的，其对法庭的报道和批评是需要的，但由于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当新闻用于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其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一旦诉讼程序开始，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向公正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当新闻用于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由于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不仅新闻的采集、和传送要遵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而且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更要慎重。也就是说，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要采取对法律负责、对真实性负责的态度，要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新闻工作常常过多的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伤害。所以，新闻媒体既要发挥披露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又要对新闻报道加以规范和引导，以此防止和消除对司法公正产生的负面影响。
为削除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两者关系上的紧张与不和谐，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独立和传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使之达到良性互动与合理构建，形成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主导性关系，逐步探索和建立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新闻媒体正当采访权的合理界限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在法治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促进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独立的良性互动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
一是提升执法办案水平。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人民法
院应积极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确保司法公正是当务之急。法官的法律知识丰富了，业务水平提高了，将会把一个高水平的庭审展现在新闻媒体记者面前，以其闪烁着法律的尊严理性和智慧的专业才能赢得记者的尊敬。同时，办案法官要精心审判好每起案件，认真制作每一份法律文书，保证案件从实体到程序都不出现瑕疵，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四是强化自我宣传意识。人民法院在抓好执法办案的同时，应充分利用院内外各类宣传平台，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及时上报稿件、编发院内信息简报，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宣传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壮大宣传声势，做到审判活动与宣传工作合声合拍，为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一方面要抓好法院内部的自我宣传。充分利用法院外宣网站、微博等快捷、便利的宣传平台对审判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及时宣传，不断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一方面要充分借助外媒搞好对外宣传。进一步加深与各类媒体的沟通，努力与其建立起诚实可信的良好关系，协同做好每一个旁听庭审案件的宣传报道工作，拓宽法制宣传面，形成集中宣传报道的声势。
一是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涵养。新闻从业人员应遵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自身的行为，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正视新闻媒介与独立司法的区别，时刻谨记自身的位置与职责，做独立、公正、超脱的旁观者，树立距离意识，保持足够的冷静，不要急于做评判、下结论，有效防止“媒体审判”。工作中，应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切实尊重审判独立，遵守法庭秩序，报道案件信息时认真负责，严谨审慎，客观公正，向社会公众报道真实的审判过程和客观的情况，坚决杜绝“有偿新闻”，以新闻从业人员的良好职业形象，与法官一道为实现媒体监督与案件公正审判的良性互动做出努力。
二是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知识学习。审判活动有其不同于其他行业的职业特征，从事法制报道的新闻媒体记者和编辑要了解审判规律，熟悉基本的法律知识，尤其要把握现代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审判工作特点。所以，新闻从业人员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对审判过程中的报道要慎重、严谨，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应不偏不倚，避免倾向性，不得充当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不得充当当事人与法官间的裁判员、审判员，更好地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最终达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三是强化涉诉稿件的审核监督。新闻媒体应加强内部的审稿力度，对监督司法的稿件进行严格审查，把好政策法律关，确保没有明显的诱导和倾向性的内容，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避免错误舆论压力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侵害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从而正常有效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