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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关键词】肿瘤何裕民中医外治法名医经验
前言
何裕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治疗肿瘤，在具体临床治疗中，采用中药内服加外敷、身心并治等综合调治办法，形成了一套成熟而有效的肿瘤辨治思路。笔者作为何教授的学生，将何教授外治法治疗肿瘤经验总结如下。
中医外治法治疗肿瘤机理
何裕民教授在认真总结前人对肿瘤治疗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代医学肿瘤治疗策略与理念，并经过多年临床实践总结形成了“中医药内外兼治”的独特方法。何教授认为，恶性肿瘤作为一种复杂险恶的顽疾，单靠内治一法，似难有重大突破。肿瘤是全身疾病在身体局部的体现，治疗肿瘤，应将局部辨证与整体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给药方法，重视内外兼治，一方面运用内服药进行机体的综合调养，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配合外用药来治疗患者的局部症状，以便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痛苦，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疗效。
何裕民教授指出：“据外治之宗《理瀹骈文》记载：‘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肿瘤中医外治法，可以说是一大类疗法的总称。就我们的习惯，把所有非直接内服经胃肠吸收的中药治法都含盖在外治法之下，除了外敷法、浸泡法、熏洗法等，它实际上还包括了含漱法、熏鼻、枕剂垫头、糊剂食道吞咽、直肠灌药等方法。”外治法的作用原理主要是就近透邪，简单概括为在病灶的局部用药以缓解症状。例如：骨转移而有膝关节痛者，可浸泡双下肢及病侧热敷；卵巢癌、直肠癌患者直肠窝有占位的，可灌肠给药；颈淋巴转移而放疗无效者，可局部外敷等。此外，还有引火归原、透皮吸收和经穴传导等方法。总之，方式方法多样，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特点，灵活使用。
外治法的途径和适应症
多年来，何教授积累了丰富的肿瘤中医外治经验，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具体方法如下。
外敷法即将干药研成粉末，或加水，或直接将药粉敷于肿块或病变局部的方法。
1、癌性疼痛癌痛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产生心理压力，而且对病情的控制与治愈极为不利，因此，癌痛的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WHO也把癌痛的治疗作为癌症治疗综合规划的重点之一。癌性疼痛较顽固，西药止痛一般采用强效镇痛药，副作用大、易成瘾、治疗时间短为其缺点。癌痛是中药外治法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在体表痛区直接给药，经皮肤或粘膜表面吸收后，药力直达病所，无内服药的肝脏首过效应。辨证辨病结合配制的外敷中草药制剂对各种癌性疼痛疗效尤其明显，可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并持久发挥镇痛作用。临床上可供辨证选用的止痛药物很多，在行气、活血、通络、消肿、清热、散结等诸药之中都有止痛作用，如三棱、马钱子、干蟾皮、阿魏、元胡、血竭等打粉，干敷疼痛局部，可缓解疼痛，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2、恶性积液在肺癌、胃癌、肝癌、胰腺癌、卵巢癌等中晚期患者中，胸腹水较常见，且多为血性，利尿剂不能缓解，并可引起低钾等电解质紊乱，具有顽固、量大、反复出现的特点，患者容易产生抗药性。腹水患者常感腹胀，喝汤剂很不舒服，中药外治法可不同程度缓解患者痛苦，并在常规疗法无效的情况下显示一定作用。常用甘遂、大黄、槟榔、大戟等打粉，外敷胸水病变部位、背部肺俞，或脐腹部，可用干敷或干湿敷交替，可较好地缓解胸腹水症状。
3、淋巴结肿对于一些颈部及腹股沟淋巴结转移癌，用天南星、天葵子、冰片、夏枯草等打粉干敷局部，可起到良好的消肿散结作用。
此外，在恶性肿瘤晚期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如腹胀、便秘、癃闭等，亦可采用相应的中药外敷而及时缓解症状，以减轻患者痛苦。
含漱法即将药物煎汤，常含口内，漱口吐出，并不下咽的方法。主要用于口咽部肿瘤及放化疗引起的口腔粘膜反应，及口腔癌、鼻咽癌患者，考虑到其特殊解剖位置，可不时啜服、漱口、擤鼻或药气熏蒸，使病灶部位的药物浓度升高。常用薄荷、佩兰、生甘草等。
熏洗法即用药物煎汤，乘热在皮肤或患处进行熏蒸、淋洗等方法。乳腺癌根治引起臂肿者，及下肢肿瘤腹股沟淋巴结转移而引起的下肢肿胀，可用川芎、乳香、没药、车前子、茯苓等煎汤熏洗加浸泡患肢消肿以减轻患者痛苦。
灌肠法将药物制成药液，借助灌肠器插入病变部位注入药液以治疗疾病的方法。肠癌患者可用蒲公英、川连、红藤、制大黄、皂角刺、山慈菇等煎汤灌肠，使药物通过粘膜透达入里，直接作用于病灶攻邪毒抗癌、止痛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泡脚法肿瘤患者伴有高血压，或头部虚汗多或哮喘甚者，用知母、肉桂、桃仁、川芎、川牛膝等煎汤浸泡双腿以引火归源，纳气下行。
食道糊剂吞服食道癌患者吞咽困难时，用三七粉、硇砂、山豆根、紫草根等研粉后和藕粉吞服，有助于改善食道梗阻症状。
案例举例
病案一郑×，男，65岁，患有原发性肝癌伴腹水，因为患者年高体弱，加之肝脏质地差，肝功损伤严重，仅靠抽腹水无法缓解症状，病人腹大胀满难忍，脘闷纳呆，不敢饮水，小便短少。求治于何教授，考虑到具体病情，无法内服汤剂，所以先用外敷药（桃仁、红花、甘遂、肉桂、大戟、槟榔，打粉，干湿敷交替，敷于脐腹部）缓解其腹水，两周后腹水明显消退，症状明显减轻，食欲恢复，这时再加内服汤药，症情逐渐好转。
病案二陈×，女，50岁，乳腺癌扩大根治术之后，因左腋下淋巴结清扫而出现左臂肿胀，不敢活动，并因服用三苯氧胺出现潮红、心烦、出汗等症。何教授根据其具体病情采取了内服汤药加外用熏洗浸泡肿胀左臂的治疗方法（川芎、乳香、没药、川草乌、车前子、茯苓、猪苓、蒲公英），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调理，全身症状明显减轻，左臂肿胀逐渐消退，功能恢复正常。
讨论
何教授使用外治法用药选方注重辨证论治，如外敷癌痛有寒热之分，外治癌性积液有气血水之辨，粘连有瘀滞之别。若癌痛辨为寒证则选川乌、草乌等热药，若为热痛则用芒硝、冰片等寒药。若癌性积液以气滞为主，则重理气药，若以血瘀为主，则重用活血药，若以水阻为主，则重用利水药。粘连若以瘀为重，则以化瘀为主，若以滞为重，则以理气除滞为主。
关键词：浆细胞性乳腺炎；中医治疗
中图分类号：R65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2)01-0152-03
Progress Overview of TCM Treatment of Plasma Cell Mastitis
ZHANG Xiang1，ZHANG Xiping2，JIA Penghui2
(1.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3，Zhejiang，China；
2.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Hangzhou，Hangzhou 310006，Zhejiang，China)
Abstract:Plasma cell mastitis is a clinical incurable disease, in the past it is difficult to diagnose due to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but in current the western medicine is lack of specific treatment except surgical operation and it recrudesces after surgical treatment more easily. TCM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gains some progress，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various types of plasma cell mastitis and can to some extent reduce the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rate of diseas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we expect to summarize and evaluat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in the past five years，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Plasma cell mastitis；TCM treatment
浆细胞性乳腺炎，又称为乳腺导管扩张症，是以导管扩张、浆细胞浸润为基础的慢性、非细菌性乳腺炎症，好发于非哺乳期[1-2]，临床以溢液、乳晕下肿块、乳晕旁脓肿及瘘管形成为主[3-5]，因其化脓溃破后脓中夹有粉渣样物质排出，故中医称为“粉刺性乳痈”，其发病率约占良性乳腺疾病的1.41%～5.36%[6-7]。目前研究认为：浆细胞性乳腺炎由乳腺导管扩张症发展而来，属于同一种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8]，故治疗方法亦有所区别。
1疾病概述
浆细胞性乳腺炎的病因尚未明确，目前认为乳腺导管阻塞和激素异常刺激为疾病发病基础，而导管内细菌滋生是继发感染和病情加重的原因[9]。早期病理表现为导管上皮不规则增生，导管管腔扩大并有大量含脂质的分泌物聚集，导管周围组织纤维化及淋巴细胞浸润。后期可见导管壁增厚、纤维化，导管周围出现小灶性脂肪坏死以及浆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该疾病极易误诊，需要和急性乳腺炎、炎性乳腺癌等相鉴别。
该病好发于30～40岁非哺乳期妇女，常表现为乳晕肿块，反复发作，急性期可出现红肿热痛及腋窝淋巴结肿大压痛，而抗生素疗效不佳；溢出淡黄色浆液性液体；回缩，乳晕区橘皮样变；久治不愈可有脓肿、瘘管形成。该病仅凭临床表现难以确诊，尚需结合钼靶[10]、B超[11]、针吸细胞学[12]、病理学[13-14]共同诊断和鉴别诊断。临床治疗将该病分为肿块型、脓肿型、瘘管型[9]。肿块型西医治疗以手术切除肿块为主；脓肿型需切开引流、刮除病变导管，并药线引流；瘘管型需手术切除瘘管及周围部分正常组织，并进行塑性。总的来说，该病西医治疗可以暂时取得疗效，但是容易复发，中医治、外治法在3型治疗当中均可介入，以提高疗效，降低复发率。
综上所述，浆细胞性乳腺炎临床诊断为重点和难点，以往由于对该疾病的认识不足而造成误诊和漏诊，该病主要需要排除炎性乳腺癌等预后不良的疾病，同时与细菌性炎症鉴别，通过临床表现、影像学、病理学检查，一般患者可以确诊。目前由于疾病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针对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尚在研究，西医外科治疗虽有疗效，但不能防止疾病复发，故在明确诊断的前提之下可以使用中医药治疗，包括中医治和外治，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2中医治
中医治法为传统的治疗方法，由于各个医家对疾病的中医病机认识不同，目前临床多采取温阳散结法、清肝泄胃法、化痰散结法、解毒和营法等，均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2.1温阳散结法
楼丽华[15]认为该病初期乳晕部肿块不红不肿不痛，乳管分泌物为白色脂质豆腐渣样，病程较长，溃破口、切开排脓创面久而难愈，且急性炎症期较短，以阴证表现为主，故治疗重视温阳散寒通滞，常以阳和汤为主方，佐以路路通、王不留行、炙甲片等通乳药治疗各期浆细胞性乳腺炎。高翔[16]以阳和汤加减治疗该病36例，治疗组痊愈32例，有效3例，无效1 例，总有效率98%。
2.2清肝泄胃法
万华[17]认为该病的病位虽在乳腺，但是因女子属胃经，属肝经，故与肝胃密切相关，总病机为木郁土壅，肝胃郁热，而乳络失畅是发病的基本条件。临床使用浆乳方为主，辩证加减治疗，意在疏肝清热，活血散结。该作者[18]使用浆乳方结合中医外治发法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55例，痊愈38例，显效16例，无效1例，有效率达98.18%，使用该法可以缩短疗程，较少复发，取得良好疗效，保持外形。
2.3化痰散瘀法
卞卫和[19]亦认为本病属于阴证疮疡，主要病机为寒凝血滞，痰瘀互结，同时伴有阳虚湿困、气血不足、或热毒壅盛等证，总以活血化瘀，消痰散结为主。肿块静止期以阳和汤为主，急性炎症期以丹栀逍遥散为主，成脓期以瓜蒌牛蒡汤为主，均加以活血化痰之药。
2.4解毒和营法
卜彤文等[20]等认为浆细胞性乳腺炎发病由于热毒壅盛，气滞血瘀痰凝引起，多有局部或全身邪热旺盛表现，治疗应以凉血解毒，和营消肿，软坚散结为主，临床使用西黄丸合消肿散结汤加外治法治疗该病57例，痊愈37例，有效15例，好转3例，无效2例。
综上所述，浆细胞乳腺炎的中医病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疮疡以阴证为主还是以阳证为主，我们认为，从疾病的整个病程来看，患者除有较短的急性炎症发作期有明显的阳性表现外，其余表现如肿而不红不痛，分泌物色白如豆腐渣，病程久，溃破或切口难以愈合等特点均表明疾病以阴证为主，故该病属阴证，以虚寒为本，热毒痰瘀为标。此病治疗上以“通”法[21]治其标，热毒宜清，痰瘀宜化，寒凝宜散，使气机通达，乳络通畅，以“补”法治其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临床实际看来，在疾病的整个过程中均可以使用中医治法治疗，根据疾病不同的阶段，治法上宜有所变通，平时可以温阳散结，化痰消瘀法为主，急性炎症期可以在温阳散结法的基础上辅以清热解毒法，标本兼治。但是有脓肿形成后，单用治法力量不足，必须进行切开引流。治法最佳的应用时期在病程的初期和末期，疾病刚成，肿块不大，也无脓肿形成，若无必须手术指征，可以中药内服调理，防止疾病进展，同时缓消结块；疾病末期，外科治疗之后，病灶祛除，正气亦亏，可以中药内服扶助正气，帮助恢复，同时防止疾病复发。各期中医治均可以结合外治法，以增加疗效。
3中医外治
林毅[22]在中医外治法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积累了大量经验，他认为该病临床分为溢液期、肿块期、化脓期、窦道期，根据不同分期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急性炎症发作可用金黄散箍围法清热解毒，局限炎症；一旦成脓可用电火针洞式烙口排脓法排出脓液；若脓液未清，腐肉未尽用提脓祛腐法排脓祛腐，包括提脓药捻、搔刮祛腐、棉捻祛腐、拖线法；待腐肉脱尽时，可用煨脓生肌法辅助正常组织生长，选取土黄连液；后期若有窦道形成，可用垫棉绷缚法压迫残腔及窦道，使其腔壁新肉得以粘合而促进愈合。
程亦勤[23]使用切开加拖线和垫棉法相结合治疗30例脓肿期和瘘管期粉刺性乳痈，同时分期中药治辅助，最后痊愈出院28例，好转2例。仇光平等[24]蟾蜍皮治疗瘘管期浆细胞性乳腺炎32例，换药1次瘘管愈合者9例，换药2次愈合者16 例，换药3次而愈者4例，无效者3例。
中医外治法主要运用在于急性炎症发作后至脓肿形成并破溃后创口收口这一时间段，根据病情的发展，随证变换治疗原则和方法，一般由清热解毒、切开引流、祛腐排脓、生肌祛腐、到粘合窦道变化，我们认为林毅教授的外治法经验比较全面，法随证变，符合实际临床疾病的发展规律，可以作为实际运用的参考。中医外治法具有局部作用强，胃肠道不良反应小，疗效出现较快的特点，在疾病的极期较治法更能发挥作用，尤其在脓肿形成切开排脓，挂线引流，祛腐生肌，窦道形成促进愈合方面临床疗效显著，其作用不可替代。而后期脓液排出后，正气虚弱，亦要结合治法扶助正气，帮助创口收敛。
4中医内外合治
王俊兰[25]使用中医内外合治浆细胞性乳腺炎46 例，急性期仙方活命饮加减内服，加味金芙膏外敷，配合微波照射；慢性期阳和汤加减内服，乳晕周围窦道挂线疗法，必要时切开排脓。急性期肿块31 例，经治疗25 例痊愈，6 例转为慢性形成窦道；乳晕周围窦道21 例，利用“挂线疗法”加切开排脓痊愈，无一例复发。
孙建飞等[26]使用中医药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41 例，溢液期和肿块期以内治为主，外敷为辅；脓肿期和瘘管期以手术、外治为主，中医药内治为辅。有溢乳者先予炒山楂60g、炒麦芽120g煎服回乳。外治法：肿块初起用金黄膏外敷；脓成切开术后用药线蘸八二丹引流；已成瘘管者或伴多发性脓肿者用切开法、祛腐生肌法、矫形法、垫棉绑缚法等治疗。治愈36例，好转5例，治愈率88%，随访6个月到2年，复发4例。
秦淼等[27]使用中医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28例，采用自制消痈汤加减内服；炎症型局部外敷金黄膏，脓肿期和瘘管期切开引流，术后渗血较多者油纱布条蘸五五丹填塞引流，1～2周后改八二丹药捻提脓祛腐，待疮面脓尽后改用生肌散生肌收口。本组28例，痊愈18 例，好转7例，无效3例，1例3个月后复发。总有效率89.3%。
中医内外合治法结合了两者的优势，可在不同时期发挥各自的作用，取长补短，共同协助治疗疾病。应用内外合治，我们认为需要分清疾病发展的各个时期，不同的时期选择或以治为主，或以外治为主，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治则治法，不可一味拘泥于一种方法，以免贻误病情。我们认为，中医治法可以贯穿整个病程，而疾病的极期如肿块较大、脓肿形成、窦道形成等必须有外治法介入，局部和整体治疗相结合，可以取得良好疗效。目前中医内外合治的临床研究很多，疗效也参差不齐，故确定一套临床切实有效的标准治疗方案十分必要，一方面可以广泛推广使用，提高临床疗效；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进一步的临床研究的参照，以合理评价新疗法的实际效益。
5中西医结合治疗
许娟等[28]中西医结合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38例，急性炎症期用解毒散外敷，待炎症局限控制后，行手术切除局限肿块。19例无症状者行包块切除术；7例脓肿已成行脓肿切开引流术，待愈合后行病变乳腺区段切除术；10例伴有严重凹陷，兼行矫正术。治愈率100%，有1例复发，再行手术治疗后痊愈。
张丹丹[29]使用阳和汤加减内服，外用箍围法分期论治，结合手术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30例。其中29例病人痊愈无复发,治愈率达96.67%；1例6个月后复发。
西医学的优势在于手术治疗，对于肿块较大，变形严重的患者，需要及时手术治疗，围手术期可以大力开展中医药治疗，减少手术并发症，加快患者局部恢复，降低疾病复发。西医尚重视心理疏导[30]，通过和患者的沟通让患者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积极面对疾病，共同合作治愈疾病，中医认为疾病多与肝气郁结有关，故在心理疏导的同时可以结合中医药调畅情志。若要在西医治疗方面有所突破，必须进一步探明该病的发病机制，找到药物作用的环节和靶点，因该病可能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故我们认为从疾病的免疫机制出发进行研究，探明浆细胞性局部炎症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和关键节点，可以在早期诊断的基础上截断病情的发展，提高疗效，并可在手术之后防止炎症再次进展，减少复发。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合理进行手术，同时开展中西医结合疗法是提高浆细胞性乳腺炎疗效的关键。
6总 结
浆细胞性乳腺炎在临床具有诊断困难，病情反复的特点，临床实际诊疗有一定的难度。随着诊疗该病的经验的积累和辅助检查技术的发展，该病大部分患者能够明确诊断。在确诊的基础上可以使用中医药进行治疗，无论治还是外治，在该病的不同时期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西医除手术外没有特殊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可以大力发展中医药治疗，无手术适应症者可以纯中医治疗，需要手术者可在围手术期开展中医治疗，以提高疗效，减少复发，故我们形成如下临床工作思路，见图1。
中医治疗该病效果显著，临床使用主要把握分期治疗，辩证论治的原则，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认为，中医外治法在疾病后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脓肿形成切开排脓，挂线引流，祛腐生肌，窦道形成促进愈合方面效果显著，临床应该广泛展开应用，发挥中医特有的优势，补西医之不足。而中医治，需要以温通法治疗为主，随病情变化随症加减。同时还应重视心理疏导，必要时可以使用中药疏肝解郁法治疗，以帮助患者克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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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外科疾病市场角度上
研究西医外科所不能解决的领域（例如皮下难治性溃疡）和西医外科的弱点（例如无法愈合的切口感染，后遗症）及局限性（例如无法开刀的疾病），针对这些弱点和局限我们组织重点突破，以占领有限的市场，切忌与西医外科的强手项目去争地盘，这样只能浪费我们的精力和时间。
2．从中医外科治疗手段的角度上
着重研究中医外科的外治法，以及以这些外治法的改进以提高可行性和易操作性，同时加强对中医外科外用药筛选和研究，从疗效入手，在有效的基础上改进药物的制法和操作。中医外科外治法是中医外科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医外科特色之所在，又是中医外科的核心成分，前人曰：外科治病重外治，我们应该要充分利用，挖掘我们的优势，扬长避短，我们应在“外”字上多花气力和时间。
3．从人才角度上
要致力于培养一批有志于中医外科和年青医务人员，善于发现、严格培训，既要掌握经典的理论，也必须了解现代技术。人才培养在中医外科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弄得不好，很可能出现“断代”。
4．从取舍的角度上
由于中医是一门经验科学，中医外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中医外科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在临床，以临床为根基，以临床为标准。凡是临床有效的，就重点研究和大力发扬；凡是临床无效的，文就尽快抛弃，不能死抱经典，我们要“为书”而不“唯书”，这样才能思路开阔、多元，具有开创性。
【关键词】小儿外感高热；名医经验；中医外治
Treatment of children from Wang Jingan Maste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reatment of exogenous heat
Guan Chaoyu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of Deyang City, Sichuan Deyang 618000
【Abstract】 Exogenous high fever is a common pediatric emergency medicine, Wong Lo medicine bath, massage with good oral efficacy. Also led to other external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treatment,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external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values and medicine-related issues outside the government thinking.
【Key words】 Exogenous high fever in children; clinical experience; Chinese foreign rule
王静安老师乃四川省名中医、国医大师、当代著名儿科专家，其医德医术遐迩省内外，有“王小儿”之美誉。吾大学时曾有幸随王老侍诊，工作后又多有向老师求教问道，1990年帮助老师完成了著作《王静安临证精要》（电子科技出版社 1990年出版，2004年修订，2006年再版），对王老治疗小儿外感高热内外合治及外治诸法略得其要，今不揣掘笔，归纳思之以飨读者。
1小儿外感高热内涵及特点
发热是指机体在内外因素作用下脏腑阴阳、气机紊乱而引发的以体温升高为主症的常见急症。体温39℃以上者为高热，分为外感高热和内伤高热，与西医感染性发热和非感染性发热相对[1]。
小儿外感高热，是指14岁以下儿童因外感六疫戾之气，致使气机紊乱，阳气偏盛而发热者（腋温在39℃以上）。表现为高热、鼻塞、流涕，或咳嗽、咽红，汗出或无汗，舌红苔薄黄，脉浮数或指纹紫在风关。儿科临症发热常见，且发病急骤，传变迅速，易化火动风。
2小儿外感高热力主内外合治
外治：
1、首以点穴推拿泄火退热。一拇指点推劳宫穴配涌泉穴点压，各3-5分钟，并点压推揉足三里、中脘、大椎、脾俞、胃俞、肝俞、胆俞。再与内服药之一协同退热。特适合于有高热惊风趋势或曾有高热惊厥史之小儿。配合汤药洗浴退热。。
2、自拟辛温发散，发汗解表，用紫苏30g荆芥30g麻黄30g川芎15g羌活15g艾叶30g石菖蒲30g，微火水煎半小时，去渣药汤洗浴，每日3－4次，洗后注意避风保暖。适宜病程3天内，腋温39℃以上，尤病毒所致。
内服：
1、自拟清气泄火，疏表导滞。组方柴胡、荆芥、青蒿、大青叶、栀子、连翘、赤芍、槟榔、石膏、花粉、黄芩、建曲、苏梗，水煎服1剂，一日4次，每次30－50毫升。方中石膏、青蒿、板蓝根重用 ，是治疗小儿外感高热的常用有效方剂。对38.5℃左右患者24小时内体温可降至正常。39℃以上者另予紫雪丹于晚8、9时各服半支。
2、或自制清热解毒、镇惊息风“清凉丹胶囊”。胶囊由芦荟、石膏、栀子、连翘、寒水石、黄连、胆草等组成，诸药加水共熬去渣、烘干、研磨成粉装入空心胶囊，每粒0.4g。用法：3小时一次。3岁以下每次一粒，倒出药粉温开水化服；3-7岁，每次两粒；7-12岁，每次三粒。3主治小儿外感发热、高热惊厥，尤其是病毒所致者。
王老认为：小儿外感发热之治可从吴鞠通温病卫气营血辩证，因有外感史，且小儿具有“稚阴稚阳”、“阳常有余”、“易虚易实”，发病容易、传变迅速的生理病理特点。感受外邪在卫十分短暂，常卫分症状未出气分高热症状已现，且停留时间相对较长，最易伤阴，内传营血，故应抓紧治疗时机[2]。王老治小儿病有一套很独到的按摩方法-王氏小儿推拿法，取效快捷，手到病除，病种达10余个。其治疗小儿高热取手厥阴之荥穴劳宫这一退热要穴，点揉劳宫能清热除烦，用于心经有热而致发热烦渴，口舌生疮；涌泉为足少阴之井穴，常与前者相配主治发热呕吐，用于五心烦热，烦躁不安，专治小儿高热惊厥；小儿高热多夹食、易惊风，推拿脾胃、肝胆穴位可防变。药浴法为小儿常用，王老用“温经散寒汤”针对小儿多有外感史，以辛温发散、疏通、运行经络，“令热达腠理，邪随汗出”，不致久羁营卫，而又不伤正气，与“清宣导滞汤”协同退热存阴，故退热迅速。
王老一生不囿于师承，博及医源，聚各家之长，壮自己之学，继承中有创新发展。其在中医儿科外治法上不止于洗浴和推拿治小儿急症，还有通关开窍吹鼻法治神志昏蒙、捆扎压迫之鼻衄，还有贴脐疗法治泄泻、咳嗽、遗尿，中药涂擦促发长，糊状紧缩法治解颅，熏鼻疗法治鼻渊，泡洗敷法治鞘膜积液，浸洗法治痹症、痿症等等[4] 不一而足。
据个人收集了解的文献及临床经验，小儿外感高热治疗还有一些方法可资借鉴，如：小儿特定穴推拿法[3]；针挑疗法合中药泡浴[5]；中药灌肠法[6]；经穴刺络放血疗法[7]。
3中医外治的相关讨论
3.1小儿中医外治历史。可慨括归纳为起源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8]。如最早在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有小儿外治法用于小儿药浴最早的史料，开创了外治的先河；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二书，收载了小儿外治法27种290条之多，扩大了儿科外治法的阵容，记载了儿科预防疾病的外治法；儿科第一部专著《颅囟经》共记载56方，其中外治法达28方；隋《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五，对小儿外治的应用数法合参，颇具慧心，如“若壮热者，即须熨使微汗，微汗不愈，使灸风池及背第三椎……”等等，其中很多观点被后世医家推崇；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收集了明以前单验方并验证用于小儿外治的有232方，外治法10余种，使小儿外治之法趋于完整充实。陈复正《幼幼集成•神奇外治法》中将外治归纳为九法，且十分重视。我国中医历史上的第一部外治专著《理瀹骈文》，吴师机在膏药获得了卓绝的成就，把中医外治推向了一个高峰。
近30年中医外治的进程可概括为1989 -1994年发展迅速，1995-2000年相对迟缓，2001年开始逐渐加快，最近二年新的热潮正在形成[9]。
3.2中医小儿外治法的价值
因小儿古有“哑科”之称，内服药物难，服药量难以保证，而打针穿刺会增加患儿痛苦，西药副作用又大，国人普遍接受“能中不西、中西医结合”，且如吴师机云“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尔。”小儿外治病种广泛，涉及常见多发病、不少急症和疑难病，且最能体现简、便、验、廉，因此小儿外治具有广泛的实用和推广价值[8]。
3.3中医外治与外治法
从以上中医外治之博大略见一斑，中医外治和内治共同组成了中医的治疗学。中医外治是指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用中药（含制剂）、手法、或器械施于体表皮肤（粘膜）或从体外进行治疗的活动。这个活动包括理论活动和临床活动。中医外治法是指具体的治疗方法或即临床活动[9]。按照《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把中医治法分为药物治疗23法、针灸疗法44种、推拿疗法15种、外治法64种、饮食疗法7种、意疗法7种、音乐疗法、歌吟疗法、舞蹈疗法和杂疗法15种[10]。其中针灸推拿独立于外治法，而太极拳、五禽戏、气功疗法未入其中，是否当列为另一种疗法如运动疗法或归于舞蹈疗法；杂疗中有的也被认为是外治法，如沐浴疗法、药枕疗法、药[兜]肚疗法、香佩疗法、烟熏疗法、大[烧][爆]灯火疗法、吸引疗法、热蜡疗法。
3.4对中医外治思考
针灸因建立在中医基本理论基础上且经络学说理论完整成为独立学科，推拿也因此从治法中独立。而中医外治至今没有成专门的学科，中医中高等教育没有专门的中医外治教材，而只少数治法附于药物疗法之后，更没有设置专门的外治专业[隋]唐即有“…少儿为五年、角法（拔火罐）为三年…”的专业和学制[3]，中医外治研究还不够，外治诸法濒临失传，全民对中医国粹认知不够，对中医外治法信任度不高。
好在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极大地推动了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中医服务体系建设、人才培养、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使用，迎来了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发展的大好机遇，中医外治也掀起了新一轮热潮。期待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外治专著会问世，一些特色的诊疗技术、外治方法优势病种能尽快进入中医临床路径，出版更多的外治技术教学碟便于学习推广，让民众更多地认识中医，接受中医外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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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鼻渊； 病因病机； 中医治法
鼻渊属于西医“鼻窦炎”范畴，是耳鼻咽喉科临床的常见多发病， 具有反复发作的特征，属难治病之一，主要以流脓涕、鼻塞、头痛为主要症状，可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者多为实证、热证，起病急，病程短，症状较重，与急性鼻一鼻窦炎相类似。
1 古代医家对鼻渊的认识
“鼻渊”一词最早现在《内经》有记载，《素问·气厥论》：“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其中“渊” 即渊深之意，形容涕量多，同时《素问·玄机原病式》：“涕唾稠浊者，火热极甚，销烁致之然”说明了胆热与热邪袭肺都是导致鼻渊的病因，后世医家都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并且完善了鼻渊的病因病机，例如，明代的虞搏《医学正传》[1]中提到风寒之邪侵袭肌表，会出现鼻塞，流清涕或浊涕，说明了风寒袭肺也会导致鼻渊。《景岳全书·卷二十七·鼻证》：“此证因酒醴肥甘或久用热物，或火由寒邪，以致湿热上熏，津汁溶溢而下，离经腐败”[2]，说明肥甘厚腻及燥热之物亦可导致鼻渊。《医醇感义·卷三》：“阳邪外烁，肝火内潘，鼻窍半通，时流黄水，此火伤之脑漏也”[3]，进一步总结了肝胆火热也是导致鼻渊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历代医家认为鼻渊的病因病机主要有风寒袭肺，风热袭肺，还有肝胆湿热等，同时对临床表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 古代医家对鼻渊的治疗
古代医家在提出鼻渊病因病机后，对于鼻渊的治法也有了更深一步介绍。例如《圣济总录·卷一一六》中针对胆腑郁热型鼻渊创建了前胡汤方，鸡苏丸等，名医家吴谦在《医宗金鉴·卷六十五》针对风寒侵袭郁而化热而创立了奇藿授香丸配合补中益气汤。《济生方》记载的苍耳子散等，在现临床应用中收效显著，沿用至今。古代医家以内服法为主的同时，配合外治法主要有吹鼻，塞鼻，针灸。《圣济总录》的辛夷膏，《本草纲目·卷四》用白芷同硫磺、黄丹共研为末的萃拨粉。《针灸大成·卷八户》曰：“脑泻，鼻中臭，涕出，针刺曲差、上星穴”[4]。正如清代吴师机在《理淪骈文》中所言：“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虽然内治法与外治法的给药途径不同，但是对疾病的治疗原则是一致的。
3 现代医家对鼻渊病因病机的认识
3.1 历代医家对本病的讨论也很多，现代医家对鼻渊也有进一步的认识。认为鼻渊病因较为复杂，但是经过总结可以将其分为实证和虚证，其中实证认为多是由于外邪侵袭肺胃，或者胆腑郁热所致。虚证多认为是由于久病正气必虚，不足以驱邪外出，导致鼻窍不利，故发病。现代医家陈小宁[5]教授将鼻渊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并且在临床中发现湿热和气虚为主要致病因素。熊大经教授[6]认为鼻渊多以肝胆湿热为本。陈新野等[7]认为外邪侵袭鼻窍，腐浊鼻腔内黏膜，故生浊涕，若浊涕不除，积于窦腔之内，使鼻腔内气血受毒邪所困而壅塞不通，这与痈的发病机制相似。王士贞[8]教授认为鼻渊主要始于邪，成于热注重局部辩证，以消肿排脓通窍为主要目的。吴立清[9]认为急性鼻窦炎根本是感受风热之邪，并且以疏散风热，清热解毒为主要治疗原则。孙加煜[10]提出用温病学说对鼻渊进行辨证论治。
3.2 现代医家经验方
3.2.1 内治法 张成凤[11]运用桑菊饮合苍耳子散治疗风热郁肺型鼻渊，临床有效率达91.63%。吴立明[12]采用三花鼻康胶囊治疗慢性鼻窦炎，临床观察400例，总有效率为96.25%。邹林根[13]认为慢性鼻渊反复迁延难愈从肝论治是一个主要的理论基础，并自拟清木复金汤治疗顽固性鼻渊，临床收效颇佳。何宗德[14]认为鼻渊的头痛并非由于肺脾气虚所致，而是由于风寒外邪侵袭，郁于鼻腔，导致局部血脉闭阻所致。并运用苍耳子散温经通窍以除痹痛。张士卿[15]教授认为鼻渊多以胆腑郁热型为主，尤多见于小儿，故运用取渊汤加减治疗鼻渊。
3.2.2 外治法 置换疗法：高瑞斌[16]运用苍耳子，辛夷花等中药煎剂进行置换疗法，临床观察率占92%。贯序疗法：孙书臣教授[17]运用辛凉芳香通窍药物进行贯序疗法治疗鼻渊。依次用煎药的蒸汽熏鼻、蒸馏液滴鼻和中药从而达到对慢鼻渊的治疗目的。蒸法：苏应东等[18]运用黄芩、薄荷、鱼腥草等药物制成的中药制剂进行雾化吸入治疗慢性鼻窦炎，有效率95.2%。纳鼻法：傅德元[19]治疗慢性鼻窦炎，用辛夷15 g，白芷、苍耳各10 g，桂枝5 g，将上药研磨后用纱布包好，置入鼻腔内，1 h/次，10 d一疗程，临床观察138例，外感型有效率100%，内热型有效率95.4%；穴位按摩：李巧生[20]通过自我按摩合谷及迎香穴治疗鼻渊，可取得一定疗效。刘彩梅[21]将鼻渊分为2型，风寒郁热型针刺迎香，印堂等穴位，肝胆火旺型针刺太冲，风池等穴位，同时配合蝶腭神经的解剖位置选择取穴，有效率达90.7%。穴位敷贴法：张燕平[22]运用黄芩，鹅不食草，柴胡等药物制成膏剂服贴风池，完骨等胆经穴位，有效率可达83.3%。雷火灸：郭强中[23]在艾绒中加入防风，苍耳子，木香等药物通过辩证取穴进行局部灸治，有效率82%。
4 小结
鼻渊是极为常见的一种多发病，且不易根治，同时给患者带来了极大困扰，中医治法在对鼻渊的治疗上有很大的优势，中药治疗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症状，并且减少其复发率，所以鼻渊的中医治法的存在有着非常的大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故归纳总结古人及历代医家的治法，为现代临床医生治疗鼻渊提供一个明确的思路，以便提高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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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燕平，李维谊，晏英.中药穴位贴敷治疗I型慢性鼻窦炎30例观察[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0，10（26）：10.
论文摘要:本文集止痛中药传统理论研究、现代实验研究、临床应用研究等药性相关文献于一体,是对历代止痛中药文献进行的一次大集结。文章采用拉网式搜索、穷竭式收集、主题式筛选的方式,在占有大量文献基础上,进行中药止痛机制的传统理论文献研究,分析各种因素的相关性,完善止痛中药的理论体系。
止痛中药的应用历史悠久,临床应用十分广泛。它不仅能减轻和消除患者的痛苦,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疼痛病因,标本兼治,提高病愈率,特别对某些重度顽固性疼痛疗效卓着,体现出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因而受到历代医学家的重视。笔者经过广泛调查古今对止痛中药的研究概况,现归纳如下:
1.关于止痛中药的传统理论研究
止痛中药传统理论的原始记载,多见于历代诸家本草,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吴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中华本草》对历代本草进行了一次大集结,其中关于止痛中药的记载,散见于各类中药的文献中。这是迄今为止对止痛中药的传统理论最具权威性的总结。只因不是专门性的止痛中药文献专集,卷帙浩大,翻检不便,对止痛中药的研究缺乏针对性的指导意义。《止痛本草》是一本集古今运用中药止痛药物理论、临床和实验研究的专着,广泛搜集中药各种止痛药,分类进行各项研究,集中古今医家用药的理论、经验及现代药理研究,这不但可作为各种痛证辨证用药与专方专药的运用依据。而且对寻找研制各种止痛药也可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
2.关于止痛中药的现代实验研究
关于止痛中药的现代实验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
2.1止痛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
随着中西医学的相互渗透,止痛中药的现代实验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近二十年的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杂志及《中华本草》《现代中药药理学》等文献进行普查,发现已有300余种中药被实验证实有镇痛作用。其中一部分药物是经古代本草文献明确记载有“止痛”功能者,如延胡索、吴茱萸、五灵脂、没药等。也有一部分是古代本草并未记载有“止痛”功能者,如灵芝、党参、海参、土茯苓、天竺黄等,是在实验研究中被发现有止痛作用。这说明止痛中药的筛选十分必要。对止痛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有多方面的,如:①生物碱类镇痛活性成分的研究,延胡索乙素是生物碱的典型代表。吕富华在“延胡索的止痛作用的比较”一文中总结:“实验表明,延胡索总生物碱的镇痛效价为吗啡的40%,且镇痛作用乙素>丑素>甲素。”皂苷类镇痛活性成分,李小川在“怀牛膝总皂苷镇痛作用研究”一文中总结:“对怀牛膝总皂苷采用化学刺激、热刺激进行大、中、小3个剂量的镇痛实验观察,结果显示有明显的镇痛效果,且作用与剂量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另据研究证实,人参皂苷、白芍总皂苷、柴胡皂苷等均有明显的镇痛作用。⑧酚、酮、醛类镇痛活性成分,原田正敏“桂皮药理学研究”文中说:“桂枝醛对醋酸所致小鼠扭体反应有显着抑制作用”;末川在“生姜た关さざ药理学研究”文中说:“丹皮酚可使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反应次数减少,抑制率50%。”
2.2止痛中药镇痛机制的研究
现代医学对止痛中药的镇痛机制做了大量研究,不仅找出了止痛中药的许多有效镇痛成分,而且也阐明了止痛中药的一些镇痛机制。吴承艳在“止痛中药的研究与思考”口文中,对止痛中药镇痛机制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为6个方面:①中枢镇痛;②麻醉镇痛;③抗感染镇痛;④解热镇痛;⑤解痉镇痛;⑥抗凝镇痛。
3.关于止痛中药临床应用的研究
止痛中药临床应用的研究,以专着居多,如唐迎雪主编的《止痛中药临床应用》,收录止痛中药88味。对每一味药物的性味、归经、功能应用、用法用量、使用宜忌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表述,非常实用。张卓主编的《疼痛中药特效秘方大全》,董连荣主编的《古今止痛验方大全》螂则以止痛方剂为重点。在论文方面有:肖金撰写的“止痛方药的临床应用”,将止痛方剂分为:清热止痛方、祛瘀止痛方、温经止痛方、祛风除湿止痛方,亦是以方为主、以方带药的论述。王顺成撰文“痛症的病因病机与止痛中药的临床应用”,首先分析痛症的病因病机,然后将止痛中草药分为:解表止痛药、祛风湿止痛药、活血化瘀止痛药、行气止痛药、温里止痛药、麻醉止痛药、清热止痛药7大类。每类举出4~5味代表药物,论述其止痛功能与适应证吲。以上研究是以实用举要为主,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文献研究。
还有一些关于古今名医治痛经验的评述:如赵天才等撰文“张仲景治痛十四法”,总结了张仲景治痛症的内治法与外治法。内治法包括:解表治痛法、散寒除湿治痛法、和解治痛法、表里双解治痛法、呕吐治痛法、攻下治痛法、温补治痛法、行气治痛法等。外治法包括了搐鼻治痛法、针刺治痛法等。该文对止痛的治疗法则及给药途径进行了发掘㈣。韩学杰等撰写“沈绍功教授痛症辨证论治经验”一文,对沈氏从医四十余年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出辨证分为虚实、部位划分7类、病性分为寒热等思路与经验。
4.关于毒剧止痛中药的研究
止痛中药虽然毒性较大,但生物活性亦强,止痛效果好。若临床应用恰当,确能起沉疴顽疾。若用之失宜,则祸不旋踵。为了充分发挥毒剧止痛中药的独特疗效,防止毒副作用。很多医者对毒剧止痛中药的合理应用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如唐迎雪的论文“毒剧止痛中药的合理应用体会”,总结出临床应用的几条原则,如:①宜于顽痛;②作用为主;③炮制得法;④合理配伍;⑤控制剂量;⑥选择剂型;⑦煎服相宜。该文对临床应用毒剧药物止痛具有针对性很强的指导作用。朱建伟撰写“马钱子碱镇痛作用及其药效动力学研究”一文,认为马钱子碱具有肯定的镇痛作用,药效强度较高,维持时间较长。
5.对止痛中药研究的动态综述
吴承艳撰文“止痛中药的研究与思考”中,将该领域里的研究总结为4个方面:①古代文献对止痛中药的收录研究。②古代医家对止痛中药用药特点研究。③止痛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④止痛中药镇痛机制的研究。吴氏在“对止痛中药研究的思考”这部分内容里,首先提出了“必须加强中医药文献的系统研究。”她说:“在大量的方剂文献中能寻找出有效的止痛中药。本草文献更是直接记载前人使用中药、研究中药的重要信息之源。因此进行中医方药文献的系统研究,对加快止痛中药的研究与开发起一定的重要作用”。吴氏之说确为真知灼见。
6.对止痛中药药性理论的文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