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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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化趋向下的影视基地发展特点
目前，我国的影视基地大大小小已经有100多个。纵观世界影视基地的发展，无论是美国好莱坞，印度的宝莱坞，还是中国的横莱坞，均凸现了影视基地内在的特点和秉赋优势：
1.专业性明显。建立影视城的目的就是专门为影视剧的拍摄提供相关的优质周到的服务，建立起要素体系(包括影视拍摄基地、影视学院、演员公会和演员经纪、设备租赁等)、策划制作体系(包括剧本创作、栏目运营、动漫制作等)、展示交易体系(影视博览、电影节、院线建设等)、影视后产品开发体系和实验区服务(政策咨询服务、网络通讯服务、娱乐文体服务等)体系等相互合作和联接的产业集群网络系统，为影视剧组的拍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提供场景、道具、住宿、饮食等，既方便剧组拍摄，又提高了基地的服务专业化程度和水平，同时又增加了基地的收入。
2.规模效应凸现。在影视城的地域范围内，享受减免税、特殊补贴等优惠政策，规模效应日渐凸现。中央电视台所属的涿州影视城占地2197亩，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占地面积也有2000亩，横店影视城占地4963亩。影视文化产业是这些基地的主导产业，2010年，入驻横店影视实验区的企业达到382家，实现营业收入30.17亿元，上交总税费2.19亿元，同比增长48.98%；横店影视城成功晋级5A，接待游客841万人次，同比增长21.88%；横店影视城、明清民居博览城合计旅游收入4.91亿元，同比增长13.13%；横店影视娱乐公司票房收入21881.35万元，同比增长155.63%。
3.类型多样化。我国的影视基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是从各地兴建各类影视拍摄景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尤其是面临产业的转型升级，影视基地的建设也蓬勃发展，其功能也从以往的单一外景拍摄功能逐渐向多领域、多形式和综合性方向发展，横店影视基地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它实现了由单纯外景拍摄向国家影视试验区的跨越。
4.聚集效应显现。这种聚集效应体现在强大的带动效应、显著的经济效应和良好的协同效应，因为影视基地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源和经济要素特殊聚集配置的过程。影视基地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设施，吸引相关企业入驻，形成产业聚集进而升级为产业集群，从而形成区域经济独特的聚合力，使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得到优化，辐射力增强，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如，2010年11月成立的中国（无锡）数字电影产业园，方圆6平方公里，是一家集电影的申报、摄制、发行、交易于一体，人才培训、创新创业体系相融的知名数字电影产业基地。它可以引进影视企业500家，影视专业人才3万人，年影视产业产值达200亿元。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杭州西溪创意产业园，近年来，它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注重影视产业规划，实施精品战略，加快培育龙头企业。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浙江电影审查中心都已经成功落户园区，园区影视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建成了以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影视制作、电影审查、电影发行、院线放映为主要特色的文化产业布局，园区已成为国内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名人名企高端集聚区，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影视作品产量领跑全省，已形成年产电影5部、电视剧30部，影视剧1200集的作品制作能力。
5.市场全球扩张。今天，经济全球一体化，文化产业国际化，经营跨国化。只有拥有国际市场，才能做强做大影视产业。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把全球化划分为三个版本：一是1.0版本。这个版本阶段，贸易是跨国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二是2.0版本。这个版本阶段，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设立相对独立的公司；三是3.0版本。这个版本阶段，跨国公司将产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分配延伸到最具比较竞争优势的国家。浙江影视基地内的企业可以借鉴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模式，先从全省性和全国性的3.0版本开始，然后迈向全球化3.0版本。
6.知识产权开发。我国影视节目经营以播映权出售为主，而国外更看重版权的销售和开发。无论是美国还是日韩都在价值链条的销售、播出，以及衍生产品开发等环节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价值增值。2001年，日本制作的动画片产值在美国动画片市场上约占43.59亿美元，其中版权收入39.37亿美元，录像、DVD软件的销售收入为4.14亿美元。这就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首先，有效的经营可以充分挖掘影视产品的价值潜力，使产业价值链充分延伸。其次，构建产业价值链并不只有一条路可走。不同产业制度、产业特性下的产业价值链构建也可以存在差异。西方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为影视产业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更有利于个人创意和产业价值链的增殖。如跨国影视巨头维亚康姆的扩张，就是建立在为内容产品进行严格的版权保护之上。
影视基地产业发展模式
影视基地的产业发展模式，按产业集聚方式不同，可分为产业集群式发展模式和大型集团式发展模式。
1.产业集群式发展模式。影视产业集群普遍被认为是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也同样适合于影视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经过多年电影业发展，好莱坞逐渐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影视融资环境，集聚了大量与电影有关的生产要素，进而形成一个影视产业集群，好莱坞模式的成功证明了影视产业选择产业集群式发展模式是可行和有效的。因此，国内的影视产业发展也自然选择了同样的路径，其成功的典范就是浙江横店模式，这是目前中国最为成功的影视产业发展模式和被普遍模仿的模式。截至2011年上半年，横店已集聚了从事影视拍摄与制作、影视节目展示与交易、设备与服装道具租赁、电影院线与影院经营的企业425家，每年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的电视剧在横店完成，总数达到1300集以上。在这种模式中，高度的产业集聚是基础。好莱坞与中国横店相比较，其发展模式基本相同，即以集聚方式集中各种影视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目标也相同，就是要将其建设成能承载一个庞大而完备的影视产业体系的集聚地，远远不是仅仅建设几个外景拍摄地或摄影棚如此简单。在横店集团的发展过程中，在经历过以拍摄基地为横店影视实验区的核心基础的过程之后，横店集团的领导者，及时着力于将发展重心转型，在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和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室内摄影棚，以规模化拍摄基地为优势实现了影视制作成本的大量节约的初期经营目标吸引业内影视制作机构蜂拥而来后，横店集团更被影视人看重的是拥有国内最完整的影视产业链，而且其产业链的各环节环环相扣、高速运转，确保影视公司能够在横店这一基地中顺利完成“拿着创意进来，拿着钱出去”的影视产业流程。同时，横店还坚持以影视文化为品牌来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战略，通过创新开发的影视旅游产品不断吸引大量的游客，进而又带动了与影视产业高度相关的产业，如会展业等的发展，构建了闻名中外的“横店”模式。横店影视文化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的著名品牌，成为国家旅游局首批“AAAA级国家旅游区”之一。完善的产业链是核心。横店影视城在政府的支持下，围绕影视中心全力打造产业链，其内容覆盖多个体系：一是生产体系，即外景基地、大型室内高科技摄影棚等。二是制作体系，成立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制作公司。三是影视交易体系。成立了影视产品交易中心、组建了电影院线等。四是产品开发体系。通过影视文化企业开展与影视有关的产品开发。五是服务体系。如行政审批服务、宾馆餐饮服务等。
2.大型集团式发展模式。大型文化集团，由于集聚了影视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其特征表现逐渐趋向于产业集群，这些大型文化集团的经营范围涉及电影、电视、出版、动漫、报业、网络等多个领域，是影视产业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在一些无区位优势，又无政策优势；既无资本优势，又无技术优势的地区，一批具备雄厚实力的大型影视集团的崛起证明了作为实现影视产业发展突破的重要方式，大型影视集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型影视集团式发展模式，能够迅速实现影视产品——传播的产业链各环节的平滑转换，有利于形成有效率的产业集聚，极大拓展延伸产业链，避免了影视企业群而不合的弊端。打造增长极(龙头企业),做强做大产业链,最终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是影视集团式发展模式的一般培育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初，湖南广电就开始打造龙头媒体集团的影视发展模式的尝试，广电集团为全国第一家成立，电广影视为中国影视上市第一股，通过强化产业链联通与拓展，打通了产业链上下环节，创造了多元化的盈利模式，从而降低了整体产业链的经营风险。借助大型影视集团开发的品牌影视剧、电影节等一系列品牌产品和活动，积极地拓展衍生产品，使得盈利手段更加多元化，同时还可带动影视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大型娱乐集团拉动型模式，对其他地区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能够迅速打通影视产品——播出的产业链转换，保证产业链顺畅，降低投资风险，吸引更多的投资资金；其次，大型媒体集团有利于形成有规划、有规模的产业集聚，自然衍生产业链，避免了各地影视、动漫园区企业规模小、各自为政、群而不合的弊端。
3．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模式选择。影视基地产业发展同区域经济和当地的文化资源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影视基地产业要获得发展是很困难的，不依托本地的优势文化资源，影视基地产业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我国影视基地产业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政府推进型的。当然，在具体选择影视产业发展模式时，应考虑所在地区影视产业投资环境、城市竞争力和影视产业资本。在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江浙一带民企非常活跃，资金基础厚实，可以为当地影视基地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因此，这些地区的影视基地的产业发展不仅能够较早地推动体制上进行改革，并不断得益于文化体制的深化改革，在影视产业发展模式上摸索出一条独特的路径。长三角地区相对于其他政府推动型城市之所以显得更加多元化，民营资本发挥了很大作用。
近年来，陕西影视制作产业形成以西部电影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文投集团、西安电视台等五大国有资本影视制作机构为主，以一大批民营资本影视制作企业为辅的影视制作产业格局，基本呈现出以下三大层次的构成。第一层次：高端大型全面。据笔者统计，这一层级的机构数量只占陕西整个影视制作产业的5%，数量有限，作品丰富，具有“高大全”特点，如上述五大国有资本影视制作机构。其影视制作平台高端，规模大型、产业全面，影视制作实力雄厚。西安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原西安电视剧艺术中心)，多年来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可同时开拍多部电视剧，与全国知名大型影视拍摄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制作了《铁市长》《在陕北》《特殊使命》等优秀的作品，是陕西影视艺术精品软实力建设队伍中重要的一支。第二层次：中端少数精锐。本层次机构数量占整个产业的10%，数量较少，中坚力量，制作平台中端，影视制作业务范围极广，除投资影视剧、广播电视节目外，大都另外经营其他业务，用以维系发展，表象较复杂。包括部分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如西安曲江大秦帝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和经过市场检验的优秀民营资本影视制作公司。民营资本影视制作公司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经验，也有足够的资本和能力投资影视剧生产，如西安光中影视有限公司、西安五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等。民营公司经营范围多样，发展良好且经验丰富、固定客户多。其中多数与陕西大的公关公司和第一层次的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依赖性较重。第三层次：低端繁杂数多。影视行业的良性发展，带动的影视制作产业内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底层。这一层次的机构数量最多，占整个影视制作产业的85%，制作平台低端，业务繁杂，投资少，经验欠缺，是在此行业中运营最为混乱、浮动最大、亟需整合的群体，除了一些小型民营企业外，尚有许多工作室、私人团队，以及高校影视制作队伍。众多小型民营影视制作公司的作坊式运作，仅靠从电视台谈到的一两个节目生存，离真正的影视制作企业还有较大差距。缺乏长期规划，节目价值链开发不完全，经营模式不科学或者根本谈不上经营模式。做出的节目质量不稳定，生存无保证，常被市场淘汰。
二、陕西影视制作产业层次构成运营中的困境
运营是指对产业经营过程的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是与产品生产和服务创造密切相关的各项管理工作的总称。运营模式可称为经营模式。任何一种经营模式都是企业在产业运营过程中不断积累、改变之后形成的。通过调研可得出陕西影视制作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中所体现出的运营发展传统和历史。陕西在运营模式上进行大胆探索和有益实践，制作出众多影视佳作，取得积极成效。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有较大突破，规模持续快速扩大，产业布局高度集中，集群化发展格局趋势明显。国有和民营等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投资趋于谨慎，多角投资主体正在形成，发行渠道多样化。尽管陕西影视制作产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但在产业层次构成的整体发展中，仍遇到许多发展困境。从大环境上来看，陕西整个影视制作产业规模不大，集约化程度低，平均一个企业的规模不到40人。文化创新能力不强，原创能力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拥有国际竞争力的精品更少，整个产业发展还很不完备，产业化程度不适应新的竞争形势，产业链不完整，骨干企业及大型企业集团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影响力度有限，缺乏影响力和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同质化现象严重，题材扎堆雷同、情节撞车，品牌特质不突出、资源整合不充分、跟风现象时有出现。管理效率有待提高和强化，盈利能力欠缺，资源配置交易成本高，人才流失严重，面临新媒体、数字化等新技术问题。
三、陕西影视制作产业层次构成中运营模式创新发展
数字技术在影视广告中的现状
三维技术在影视广告中的应用,给影视广告的制作和播放带来了巨大变革,漂亮而精彩的画面感受。影视广告在中国的发展热火朝天日新月异,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绩。但其瑕疵也为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相当的阻碍。一方面在影视广告中运用三维技术给视觉效果带了了巨大的革命;另一方面其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发展。现在,很多制作人对技术过于追求和依赖,而忽视了个人艺术的追求和发挥。技术是用于帮助艺术创作的实现,是一种手段,而不能过份依赖技术。制作人应该更加重视艺术创造过程,不能在有限的技术水平中过于追求视觉效果,而不能达到人机合一的境地。
我国数字技术的应用现状
1999年,有两部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有重要影响意义的电影进入大家的视线。因此,对于中国电影的数字化进程来说,1999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第一部电影《横空出世》是当年北影投资最大的一部电影,它是一部反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过程的故事片,是由陈国兴指导。该片中有大量特效场景,比如爆破、沙漠等,这些统统靠数字技术人工合成。大量应用的数字技术使得该片艺术感染力增强了,画面更加生动,犹如直接再现当时原子弹爆炸的令人震撼的景象。另一部影片《紧急迫降》是同年由上海制片厂制作的影片。该片有许多大家齐心协力空中抢险的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场景。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为投拍《紧急迫降》,上海电影制片厂当年的审时度势之举,为发展数码电影的目标,累计投资达近亿元,设立了国内第一个特效制作基地。2002年,《极地营救》诞生,此为上影再花巨资拍摄的视觉大片,该片号称当时国内电影史上运用数字特技最多的影片。全片镜头数的百分之六十均由数字特技完成,与之前的《紧急迫降》相比,数字技术运用大幅提高。在该片的拍摄过程中,完全用数字摄影机拍摄的镜头高达影片的40%,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这几部影片之后,数字化时代已经为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掀起了一股数字化浪潮,如这几年《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鸿门宴》等国产大片,CGT镜头和数字合成技术在这些影片中被大量采用。
数字技术在影视制作中运用的意义
在数字技术在影视制作领域广泛应用的浪潮中,利用数字技术去改变某个镜头、某个场景的单一的数字化应用已经满足不了中国的影视人,中国的一些电影人开始打造全新的数字电影。北京的三联影视和某动画公司制作的《青娜》,是我国第一部数字短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全数字电影。影片展示了数字电影的魅力,主人公青娜是由数字技术制作的虚拟人物。制作者将影片作为载体,表现了当代人健康、快乐、蓬勃向上的一面,通过数字技术体现出一种新的艺术理念。数字技术的应用把中国的影视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胶片电影时代已悄然结束了。
对于这种模式，有人认为其对于引导国内外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土地“流转”到那些龙头企业，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或是遭遇其他市场风险，谁来保护“农业工人”的利益。当然，超大这种崭新的经营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不容抹煞，但是农业产业化是否一定要把土地交给龙头企业，“超大模式”是否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超大模式”，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关于“超大模式”的特征分析
“超大模式”的核心是实现“公司基地一体化，农民工人化”。其具体做法是：公司基地建设所需土地，由地方政府作为中介向农民租赁，租赁期一般与农民承包期相一致。通过土地有偿租赁的形式把农民的耕地经营权租赁给公司，这样基地相当于一个车间，农民相当于这个车间的工人。农民除了定期向“超大”收取租金外，还当起了超大产业的“产业工人”，不仅有效解决了结构调整中缺资金、缺技术、缺信息的困难，还避免了自然灾害风险、自主经营的市场风险及生产上的技术风险。
二、“超大模式”的效率评价
“超大模式”的实质是资金或技术所有者依赖土地经营权来实现三种要素的组合，它改变了土地经营主体，并且使土地的集中程度提高，具有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特征。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这种模式对改变农业的经营方式，迅速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有明显的作用，但是更进一步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来分析，我们不难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微观层面：企业内部存在过高的成本
“超大模式”实际上就是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而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内部存在过高的成本。在农业生产中，劳动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者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机会主义和偷懒的动机，因此农业产业中的劳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中的劳动一样，劳动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投入，劳动的实际供给才是一个有效的投入。而在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的最终成果缺乏之间联系的情况下，劳动的实际供给显然取决于劳动监督的有效性。然而，农业经营的分散性增加了劳动监督的困难。与集中的工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散布于广阔的空间。因此农业生产受时空的影响，劳动监督极为不便。土地经营规模越大，所使用的劳动力越多，经营者与直接劳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就越远，有效地组织劳动者并激励其努力劳动的难度也就越大。因此，随着企业投入精力的增多，劳动监督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
（二）宏观层面：
1．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据了解，很多农户与超大集团都没有签定过正式的书面合同，有关基本工资与效益工资的确定、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的安排都是口头承诺的。农户们的真正意愿没有得到反映，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公司于农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公司与农户存在力量不对等的问题。正由于这两方面的客观差异存在，使得农户在与公司的谈判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公司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公司可以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不与农户发生契约关系。由此农户便无法参与企业运作模式各方面的商讨中，使得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2．缺乏有效的劳动计量，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对任何经济活动来说，劳动者之所以有工作的积极性，是因为其每一份边际努力都能得到一份边际报酬。如果缺乏有效的劳动计量，就无法真正实现按劳付酬，劳动激励的作用势必大大减弱。在家庭经营模式中，由于每一个农户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的收入基本是该农户投入劳动的成果。劳动越多，劳动质量越高，农户所得就越多。农户的每一份边际努力都得到了一份边际报酬，并且闲暇与偷懒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为劳动者的私人成本，从而产生最大的刺激激励。而“超大模式”的扩散有可能肢解许多家庭经营的农户。当这些农户作为农村社会经济的细胞，不再发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功能时，农业的生产效率将受到重大影响。
3．存在逐渐瓦解家庭经营制度的隐忧。土地集中规模经营虽然显露出一些优势，但公司凭借资本、信息和技术优势抢占农村土地。公司进入农村经营土地，虽然在名义上他们获得的仍然是土地的使用权，但由于价格低、面积大、期限长，他们事实上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真正主宰。原土地上的主人变成了新土地主（公司）的雇工或“佃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冲击了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事实上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国家对公司进入农村经营土地都有较严格的限制，如美国很多州都制定了限制公司从事农业活动的立法。“超大模式”动摇了家庭经营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所谓的农业产业经营，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龙头企业或各种中介组织的带动与连接，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诸多环节连接为完整的产业链，实现多种形式的一体化经营，形成系统内部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利益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式。
在中央发出的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中就有如下表述：“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当是公司带动农户，而不是公司替代农户。为稳定农业、稳定农村，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的承包地。地方也不要动员和组织城镇居民到农村租赁农户承包地。”因此，“超大模式”从根本上来说不利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宜大力推广借鉴。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理想选择
农业产业化应始终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经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为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后随着农业劳动者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家庭经营规模会逐步扩大。但家庭经营制度不会改变，是长期存在的基本制度。同时，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工农业生产率增长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所以农业产业越进步，影响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自然界限就越退缩”，而社会因素的作用就越大。如今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农业产业化经营正是产业进步的产物，急需建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产业化的理想经营模式应是土地家庭经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随着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家庭经营仍然是农地经营主体，并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而兼容大规模经营的优势。这种方式的规模经营，其重点不是用行政手段集中农民的土地而是强化农户作为独立的商品者的地位，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第一，规范和完善农户面临的不完全竞争的，不均衡的市场经营环境。
农户作为独立运作的农业企业，与其他行业的企业一样，都是根据市场给出的信息来经营。因此，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一定要把市场放在首位，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内在的，真正的龙头来看待。只有在完全竞争、均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者才能拥有交易的全部信息，才能将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在这种市场交换中，供求双方就会在均衡的买卖价格中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合理经营关系，农户与其他方面的最优化的经营关系通过市场买卖就能直接实现，农户不但能得到整个产业化流程甚至全社会的平均利润，而且在一定风险的压力下有竞争力的动力和约束。这时市场机制会调节社会的农产品需求，优化配置各种资源，从而改变农户的经营内容范围。
第二，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建立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一是坚持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核心，做好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二是大力发展各种经营组织，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2、建立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一是要及时、准确地提供市场经济信息；二是要适时解决生产资金和生产资料，以便能按照市场的需要组织农产品的生产；三是要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服务体系，以提高农副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四是要提供农副产品的销路，提高农副产品的增值能力；五是要提供方便的运输，加大农产品的流转，确保货畅其流，从而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3、建立科技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科教服务体系，通过广泛深入农村服务，使农业的技术应用得到保障，通过大力普及科技教育和文化教育，培养新一代农民，使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4、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农村金融组织，实行农业投入主体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要扩大服务领域、改进服务质量，农业银行、农业开发银行、农村信用社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开列农业贷款专项资金项目，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要积极发展农村各类金融组织，构建新型的农村金融体系。
电力产业在人类的发展中尤为重要。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进入了电力时代。电力的运用彻底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让人类生活更加便利，生产力大大提高。电力产业是能源产业的基础，其消费者是每一个人民和企业，而电力市场则是连接电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重要纽带。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由于科技的发展，电力产业的经营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电力市场营销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电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因为体制改革及人员素质等原因，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当前经济环境的现象，严重缺乏忧患意识，电力市场营销突显出其重要性。本文针对国内外电力市场营销的现状对于本地区的营销目标和策略进行初步探索。
2本地区营销现状分析
现阶段电力营销状况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还未得到解决。第一，管理方法陈旧，企业内部管理体系尚未形成。压制我国电力市场发展的最关键问题是电力生产企业的管理手段落后。电力企业采用的管理方法陈旧，供销一体化的格局让企业的销售以生产决定销量，而不是以销售为基础，这是违背了销售策略的。而且按照生产来决定销量，还使员工的积极性大大降低。第二，电力市场营销不能对电力市场的开拓起到有效的作用。现代科技在如今的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但在电力产业中现代的技术支持系统的缺乏，使企业不能及时掌握用户用电的变化，用电设备的增减容量状况难以及时了解，对于用户生产经营情况同样难以反馈，因此对用电高峰发生的情况时间段掌握不充分，对客户用电潜力的开发深度也远远不足。当然除此之外，电力市场营销还有一些优势。首先是完善的生产管理规则。在电力的生产过程中为确保电网稳定、安全的运行，已经形成完善、严格的管理规则和程序，这为电力的供应和销售提供了可靠保证。而且现阶段电力供应产业在本地区仍属于垄断行业，而且电网的覆盖也越来越广，这使电力的消费人群扩大。在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中更多专业技术人才的出现对电力的供应的完成提供了技术保障。
3国内外电力营销的主要方法分析
在我国电力企业的电力营销的主要方法是销售电能，回收电费。在市场营销中，由于电力销售不用担心缺少市场的问题，在电力市场中难以摆脱老大的观念，因此，售前、售后服务体系的发展是不完善的的，这一现象严重制约了电力的销售，导致客户的用电需求难以满足，给客户带来不便。而且在销售中对于服务的意识较低，不能及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欧洲电力市场，各个国家都坚持消费者的利益至上的原则，让消费者享受低电价的实惠的同时还能够得到优质的服务。国外的电力市场竞争较激烈，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任意选择电力供应商，这促使电力销售不得不更多考虑其他方面。国外电力营销注重客户的满意率，因此他们对于员工的要求格外严格。他们会定时对客服人员进行绩效考核，还会对其职业知识进行考试，评价客服人员和顾客对话的内容。
4结论
文化遗产为了融入现代社会,为之发展而服务,就必须全方位大力开展各项商业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以便让受众了解和接受,同时争取社会资源。
为了弘扬韩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韩国十分重视文化遗产和旅游业的互相促进发展,具体实施主要从两方面入手：①地域选择。以民俗村来选定地域,韩国人把民俗村的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在汉城城南有一个古代民俗村。一进民俗村,村口就有韩、中、英、日四种文字的介绍。进入村内,可以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活动。宗庙的祭祀典礼和音乐都被看做无形文化财产。②时间和内容的选择。韩国还十分注重以民俗节和祭祀活动来吸引游客。例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戏年年在当地举办盛大的旅游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为了吸引外来游客,那些表演人士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场地进行传统技艺表演。
同样,意大利的乡村生态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很发达,尤其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意大利政府积极抢救和保护这一古老剧场木偶艺术。木偶艺人们根据一些古代诗歌、浪漫传奇或流行的歌剧情节,用精雕细刻的木偶和道具进行即席创作,吸引众多国际游客。这里的商店和地摊到处都可以买到制作精美、造型各异的木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岛的著名纪念品。政府还计划为青年木偶艺人开办培训机构,举办西西里木偶节,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兴建木偶戏学校等。
2“文化遗产日”打造国家文化品牌
法国的国家集中管理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保证了国家管理的权威性。作为文化大国,法国是最早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度。这项活动是由法国中央政府主导、各级地方政府执行、社会各方支持的整体工程。活动期间,所有公立博物馆免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并给予税收优惠，旨在引导和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来,该活动调动了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热情,群众性的保护活动随之兴起。法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着巴黎凯旋门、卢浮宫等112处“民族古迹”和4万余处“纪念建筑”,此外,未列入保护行列的全国各地40余万处“地方宝藏”均妥善得到相关部门和民间协会、民间人士的有效保护。一些民间组织积极讨论国家文化遗产政策,向议员提出建议。很多民间组织还颁发奖金鼓励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奖励在此领域作出贡献的人士。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纷纷建立。
这种特定节日的设定以及所带动起来的社会各方的反应和行动,对法国的历史文化品牌无疑有着巨大的塑造和宣传效益,显示了法国民众的文化品位,对促进法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法国,2006年接待了7800万名外国游客,当年的旅游收入达350亿欧元,继续蝉联“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称号。可以看出,文化遗产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文化生态博物馆
所谓生态博物馆就是把文化遗产原状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及环境中,它不是一座封闭的建筑场馆,而是动态、开放的展示社区,被称为“无墙的博物馆”。自然、人文、环境、传统、民俗等无形和有形的遗产在其原生地由发明和使用它们的居民自发保护,使人、物、环境处于固有生活关系中。游客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观看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可移动实物、传统习俗和民间表演等系列的、完整的文化。这种营建“活的文化”的博物馆由于契合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共有300余座生态博物馆。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造乡运动”就类似于这种生态博物馆。当时,由于日本经济飞速增长和城市进程加快,城乡落差加大,人口疏密失衡,对日本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冲击。有些学者提出：如何让乡村挖掘富有乡土特色的人文资源,营造一个优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以吸引都市人群,于是,“造乡运动”应运而生。“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例如福岛县大沼郡的三岛町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全家都被视为特别町民。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让孩子们呼朋引伴在小溪中捕虾,到山上采蘑菇。村里还成立了生活工艺馆,馆内设木工、陶艺、编织、涂装等工房设备。观光客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亲手体验器物的制作,并有专人指导,接受咨询。这是一个在城市里的人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具备的空间。1995年,中国与挪威两国的博物馆学界提出了在贵州六枝特区梭嘎乡苗族地区创族生态博物馆。这支久居深山只有4000余人的苗族,头饰独特,有繁多的婚丧、祭祀礼仪,有别致的音乐、舞蹈和精美刺绣,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遗存。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的民居、神龛、庙宇、戏台、作坊、油坊、剪纸、刺绣等文化遗产均保持完整,婚礼、葬礼和游戏的整套仪式规矩复杂,饮食品种繁多,在政府投入和保护下,已成为北方农耕桃花源和文化遗产抢救示范基地。这种乡土艺术、农业文化是一方水土的产物,生态博物馆就地取材,化陈旧为神奇,在生活中得以创造、使用和传承。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非常值得在我国进行探索和推广。
4文化遗产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模式,这是因为公园的历史文化主题内涵的不同,而国内外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中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功案例,深圳华侨城控股公司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主题公园比较典型。经营者就着眼于历史文化,从中寻找主题经营的灵感。可以说该产业的发展历程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过程上。1989年开业的“锦绣中华”,以微缩景观为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的80处名胜古迹,成为中国旅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91年开业的“民俗文化村”,将24个村寨、56种风情集于一身,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1994年建立的“世界之窗”,荟萃世界文明精髓,一直是珠三角旅游的第一品牌。
主题公园是以游客体验为目的,游客体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难以量化,又牵涉投入、产出、技术水平、行为习惯、时尚追求等众多因素,因而主题公园是最需要创意的产业形态。对主题公园而言,产业经营模式主要表现为：
（1）娱乐体验结合历史景观。自主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素材的组织和运用上。“世界之窗”如果没有108个景点和气势恢弘的广场巨幕,就不会有“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世界”的展示方式。在对游园设施的组织、运用中渗透着创造者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阐述和演绎,并且注入了一种时尚娱乐元素。脱胎于国外的欢乐谷公园,既有美国的小镇,又有加勒比的港湾,还有香格里拉的生灵,这些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都源于“智慧创造情景”的理念,并借助娱乐设施给予消费者不同文化的娱乐化体验。
（2）广场表演和节日狂欢。源远流长的中华民间文化中升华出“广场演绎”的形式。深圳“世界之窗”斥巨资建设了大型舞台,在“锦绣中华”建立了中华广场,创作“龙凤舞中华”等大型的广场演绎节目,在市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相配套的是剧场式的演出和大量的村寨表演。过节是我们民族格外重视的风俗,造节是经营文化的手段。为了塑造独特性,管理经营者提出了月月有节日的口号,使节庆活动成为亮丽的风景,国际啤酒节、狂欢节、泼水节都成为经典的文化品牌。从2002年开始又集中所有的文化品牌创办了唯一的旅游狂欢节,游行队伍与观众一道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形象,使主题公园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从以上各国的文化遗产开发模式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一,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第二,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我们要尽可能避免以静止、凝固的方式去保护,在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演变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及与旅游开发等的良性互动结合；第三，坚持“创意产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自主创新不仅体现在对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文化素材的整合运用上,并使之转化为有形的、具体的消费体验方式,与市场和受众接轨,最终实现产业链的完善和规模经济。［论文关键词］文化遗产；产业模式；经营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开发管理进行描述和考量,力图挖掘出一些先进经营模型,为我国文化遗产开发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飞龙.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6):59-66.
［2］颜文洪.世界遗产与保护地管理模式比较研究［J］.城市问题,2006(3):79-81.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化程度提高，龙头企业实力逐渐增强
云南省对农业产业化十分重视，促进了本省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涌现出了一批运行规范、管理科学、分配合理、成员增收明显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据统计2002年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仅1560个，龙头企业426户。到2012年，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增长达4700个，龙头企业达到2500户，实现销售收入1150亿元。其中省级重点龙头企业467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实现产值和销售收入分别达到755亿元和878亿元。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6户、省级龙头企业467户、州市级龙头企业1372户，全省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增加了871亿元、增长7倍；与2007年相比，五年来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增加了440个、增长10%，龙头企业增加660户、增长36%，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增加了767亿元、增长2倍。云南省龙头企业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实力也不断增强。目前，云南省百强企业中农业龙头企业占10户。营业收入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有160户，其中，10亿元以上15户、5~10亿元20户、1~5亿元125户，分别比上年增加3户、6户、16户。
（二）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基地建设快速推进
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云南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迅速，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全省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已超过4500万亩，甘蔗、茶叶、橡胶、咖啡等特色经作位居全国前列。甘蔗种植面积520万亩，居全国第二，产量达到2200万吨。茶叶面积575万亩，居全国第一；茶叶产量26万吨，居全国第二。橡胶种植面积820万亩，干胶产量40万吨，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第一。蔬菜播种面积1235万亩，产量1685万吨，出口5.7亿美元，超过烟草，跃居全省大宗农产品出口第一位，成为南菜北运、滇菜外运的重要基地。马铃薯种植面积1000万亩，居全国第三位；鲜薯产量1150万吨，占全省粮食总产的13%；总产值86亿元。水果面积535万亩，产量达510万吨，综合产值达200亿元。咖啡种植面积134万亩、产量8.4万吨，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第一。蚕桑面积150万亩，居全国第3位，鲜茧产量4.7万吨，居全国第五位，总产值15亿元。
（三）产业布局逐步优化，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近年来，高原特色农业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全省初步形成了滇中、滇东北以烟草、畜牧、花卉、中药材、马铃薯为主的产业带；滇南、滇西南以优质稻米、甘蔗、茶叶、橡胶、咖啡为主的产业带；滇西、滇西北以畜牧、药材为主的产业带；滇南、滇东南以热果、药材为主的产业带。烟草、甘蔗、茶叶、橡胶形成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为云南农业生产专业化、特色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的产业聚集能力提高，产业集群初步形成。辣椒、茶叶、马铃薯等一批优势农业产业化企业群和加工产业带逐步形成，建立了元谋无公害特色蔬菜、思茅茶叶、大理野生食用菌、西双版纳天然橡胶、曲靖马铃薯及宣威市特色畜产品等6个国家级加工示范基地，丘北辣椒系列产品加工基地等6个国家农业产业化创业基地，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形成。
二、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的问题
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龙头企业动力不足，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
龙头企业的发展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云南省龙头企业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在2010年以来云南前后共认定了303家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但其中仅有19家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重点龙头企业。且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关系缺乏制度保障，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商品基地、农户之间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的产销关系，农业一体化经营水平低。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小而散”、“档次低”、“有质量无批量或有批量无质量”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农产品结构上，多以资源型的传统产品为主，农产品加工程度低且链条短，产品附加值较低，影响了农民的增收，更影响农业产业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二）农村融资体系不健全，严重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要有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再投入，这都离不开融资体系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融资体系经过多次改革，基本建立了以政策性融资、商业性融资和合作性融资为基础的融资体系，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未得到有效整合，农村融资体系的诸多不完善之处中最主要问题是资金支持严重缺乏，农业产业的产出水平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资金的投入，因此资金问题是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问题。农户、农业企业、农业基地、农业合作组织等贷款难，农业产业化信贷投放量不足，支农金融体系不健全，农业产业化贷款满足率低，金融产品创新不足，抵押物品单一，农业金融保险业务发展缓慢等也影响着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三）企业与农户利益机制联系不紧密，产业组织形式有待完善
由于农户与公司之间的实力悬殊，缺少其他力量予以平衡，使得两者处于不对等的市场关系。导致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缺少话语权，自主意志得不到体现农户与公司之间的条约显失公平，利益分配仅由公司单方决定，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很难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润均沾”利益分配机制，影响和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分散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的农户，作为相对弱势的群体在农业一体化经营利益共同体的相关谈判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而公司的以利为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更让农户的利益受损成为了常见之事。
（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层次不高，科技含量较低
目前云南的粮食等农产品看似供应充足，但农产品的品质却不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加工占了绝大部分比重，而市场开拓不足，投入集聚在生产加工环节。从生产加工内部来看，由于注重短期效益，多数农产品主要以单一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精深加工层次低，技术装备差，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链短，农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较低，品牌效应和产品知名度不高。
三、加快云南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培育重点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优势
在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模式中，龙头企业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要推动产业化的发展，必须重点培育龙头企业。一是要依托自然优势培育优势产品，围绕优势产品打造优势产业。且每一个区域性的特色主导产业，都要重点培育一个省级龙头企业、建设一个无公害标准化生产基地、配套一个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完善体系，在全省形成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二是要把加快龙头企业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上，加强与龙头企业的联系，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供及时信息服务，以提高企业对市场波动的预防能力，降低风险；三是应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引进新品种、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开展面向基地和农户的技术推广，做好服务、协调和运用工作，指导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联结机制，营造共同发展、利益共享的“和谐创业”局面；四是要大力推进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与合作，鼓励龙头企业创办或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进龙头企业与合作组织有效对接，为基地农户提供多形式、多层次的服务。
（二）构建完善的农村融资体系，强化财政扶持力度
建立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经费投入机制，加大农业信贷投放力度，拓宽农业信贷领域范围，逐步放开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完善支农金融服务体系，建立金融惠农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建立农业保险体系，最为重要的是政府的积极参与，适当介入推动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的形成。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对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的产业化项目，予以必要的直接扶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和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设立专项资金，制订企业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专项扶持。
（三）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户新型利益关系，实现和谐发展
目前，农云南省农业产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农户与公司的市场关系不对等，时常出现农户违约不将产品卖给公司，或公司不顾农户利益拒收或压价的现象。在市场行为中，价格是最敏感最核心的话题。所以，把好价格关才是影响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新型利益关系，真正做到“村企互动”，达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目的的重要因素。首先可以建立特色订单农业，农民与公司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可以放宽价格锁定。其次应发展“农民转租”模式，让农民采用流转土地承包权的方式，将土地租给技术更先进的企业来进行生产，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的农业。再次应推进农业推广，让农民学习到更先进的种植技术，了解到最新的市场需求，同时还可带动周边村庄的农民参与到该企业的配套种植、运输、粗加工中来，进一步引导农户、合作社以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入股龙头企业，形成产权联合的紧密型利益关系，形成农户和公司“共赢”的良性利益循环机制。
（四）积极发展品牌战略，拓展国内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