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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双方经济关系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良性变化。这些为中日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和扎实的基础。
（一）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80倍以上。（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
（二）对华直接投资（注：对华直接投资仅指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jetro.go.jp/）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注：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资料计算。mof.go.jp/fdi/sankou03.xls.）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三）中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过去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总额约达2.7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1112.8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89.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注：日本《ODA白皮书》。）日本对华援助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50%以上，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调整，但今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设金融分支机构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在2002年3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日两国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根据上述协议，两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为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协助稳定其金融市场秩序。日本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第二个缔结这类协议的国家，作为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两名的日本和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合作不仅使两国经济关系走向新层次，也为今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展望未来，无论从目前两国经济运行轨迹看，还是从东亚地区多边领域走势看，中日合作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一）中国加入WTO将成为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动力。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进入同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全面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日本多年奉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期盼的重要目标。它将为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入WTO将加速降低中国关税总水平。2002年以来，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从15.3%下降到12%，已经下调了5332种进口产品的关税，（注：朱róng＠①基2002年3月6日在九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关税措施也大为减少。按中国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还将进一步下降，无疑将使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容易。日本是中国连续多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口国家中日本所占比例最大，一直占20%左右，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在市场准入条件向好的背景下，作为中国近邻和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入世后获利最多的国家。加入WTO后，中国将按WTO的规则调整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目前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正在逐步撤除，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在很多方面已经得以实现。包
括日本在内的境外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日本官方及各家新闻媒体进行的各类海外直接投资调查中，中国均成为日本企业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可以预言随着入世后中国在入世各项承诺的陆续兑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将再度升温。
（二）中国在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巨大需求潜力将为中日两国深化合作提供可能。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的新经济泡沫破灭导致世界IT市场进入调整期，但这并不意味着IT革命的终结。日本虽然在IT领域落后于美国，但仍然在某些方面的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而且这一市场需求还在扩大。中国在IT市场的潜在需求正在化为现实的需求能力。据预测，到2006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电脑市场。中国对芯片的需求到2010年将会翻四番，为480亿美元。近年来世界IT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其重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IT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中日双方在手机上网、光纤通信、网络家电等等方面加强合作，一方面将大大推动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同时日本也将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巨大的市场效益。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其他产品也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仅以汽车为例，日本的汽车工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作为支柱产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目前作为日本经济支柱产业的作用正在下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还刚刚接近汽车时代的门槛。2001年，中国汽车的销售量超过200万台，增长16%，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2002年1-6月的汽车销售为154.4万辆，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8.9%，预计全年将首次突破年销售300万辆，达到日本市场一半的规模。（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8月8日。）中国现在每百个家庭中只有两家拥有汽车，今后3-5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甚至还多。目前，德国等欧美汽车因早于日本抢先进入中国而成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主流产品。日本正努力迎头赶上。2002年日本汽车工业巨头先后进入中国。继2002年7月，日本本田汽车宣布将在广州开发区建立一个出口车生产基地后，日本汽车界的领头羊丰田公司与中国“一汽”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日产汽车也立即宣布与东风汽车签署了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于2003年在武汉成立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资公司，并共同生产日产全系列乘用车和东风的重、中轻型卡车和客车。到2002年9月为止，日本汽车三巨头均已在中国安营扎寨。在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正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未来几年中日两国在汽车领域的合作将进入大发展时期。
（三）东亚合作的进展将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平台。近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欧洲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既有关税同盟又有统一货币，合作区域不断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在向中南美扩展，美洲34个国家已正式宣布在2005年1月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南亚、中东、非洲也均有各自形式不同的地区经贸组织。这些地区贸易组织对域外国家产品设置障碍，制约了东亚国家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在此情况下，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已经成为亚太国家的共识。80年代末以来，区域内贸易已经有长足发展，东亚国家自日本与“东亚四小”、东盟、中国之间相互贸易额已在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后，东亚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本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融入东亚经济圈的框架内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此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10+3"框架与APEC所涵盖的成员国相比不仅更具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紧迫性，也更加具备成功的条件，因而近年"10+3"框架内的合作已经进入到机制化、务实性的新阶段。此外，地区金融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东亚国家之间有关双边及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也纷纷列入议事日程。日本与新加坡、韩国已开始讨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事宜。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之间也在加快自由贸易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东亚地区目前已经形成的地区合作平台中，中日两国如何发挥作用将成为东亚地区提升经济合作的关键。
三
30年来，尽管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较之政治关系相对平稳，但也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下滑；90年代末期，日本对华ODA政策调整，大幅度减少对华援助额；2001年中日之间首次出现较为激烈的贸易摩擦。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制约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各自不同的国内背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一个共同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形成强烈反差，导致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制造的“中国”有一定市场。这些人开始对日本政府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政策产生怀疑甚至抵触，认为日趋增加的中国产品将缩小日本产品的市场份额；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正在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威胁等等。这些看法不仅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形成一定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政府调整ODA政策的一个重要口实，是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但是，日本某些人士散布的这些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一，日本国内的“空洞化”与中日经济紧密化没有直接联系。所谓“产业空洞化”是指由于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导致母国国内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和就业大幅减少、竞争力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等较严重问题的一种经济现象。尽管日本外转的产业不少，但日本作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1988年日本主要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92.2%，到2001年这一比例为90%，略有下降，但仍然高于其他国家而位于世界前列。说一个制成品出口全球名列前茅的国家出现产业空洞化显然缺乏根据。
日本制造业为降低成本而移师海外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85年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达成《广场协议》，力促日元升值以后，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的日本企业即开始移师海外。与目前不同的是当时是把产品零部件送到海外进行组装生产，现在则是把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搬到国外。从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的情况看，欧美地区一直是日本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亚洲只占很少一部分。2000年，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美国约占64.9%，西欧9国约占30.1%，中国只占4%。这一投资布局说明即使日本真正发生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也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注：日本贸易振兴会统计资料。）
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据2001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在日本转向海外生产的企业中，80%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企业，另一部分是子公司或零部件生产厂家，为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母公司和相关客户提供配套产品和零部件。这些海外工厂生产的产品约有68%销售海外，返销日本国内的只占32%。（注：日本经济产业省海外调查报告。meti.go.jp/report/）事实说明日本扩大海外生产的企业多为低附加价值产业，对本国产业并不构成冲击；扩大海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占据海外市场，对本国市场的冲击力十分有限。因此日本企业来华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是降低成本、增加企业效益的良好途径，也是日本企业增强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
其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缺乏足够的依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首先，尽管中国经济近20年获得了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其GDP总量也仅仅是日本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却是日本的10倍，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在200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仅从过去的140位上升到第128位。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不等于中国现有经济的高实力。（注：胡鞍钢文《中日经贸关系是还是互利论》人民网2002年7月4日。）由于基础薄、起点低，中国经济即使保持目前的高速发展势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难以弥补与日本经济实力的差距。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测算，如果世界经济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以5%-7%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50年才能占到世界经济总体规模的16%左右，大体上相当于日本目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睦邻友好是中国既定国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现在不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即使将来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事实是，日本从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是受益，而不是受损，更不是受到“威胁”。中国经济越发展，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越大，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规模和余地也就越大，日本受益就越多。
其三，鉴于两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两国加强经济合作。从两国的基本国情非对称性和经济发展趋势看，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但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日本既是资金大国也是技术大国，近年中日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资源缺乏，市场狭小，为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在世界经济中已有的市场，更重要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因而发展对华经济关系是日本实现再发展和维系经济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看，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明显落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不断提高；日本产业高度化的进展和产品升级换代进程加速，使之要不断为相对落后的产业寻求海外生存空间。中日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性将推动两国的互利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从两国贸易结构看，日本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部件、食品、矿产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向中国出口机电音像设备、化工产品、塑料及塑料制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日本高附加价值产品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从日本进口产品日趋扩大，日本市场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品也不断增加，不仅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的扩大，拉动了日本经济，也为日本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展情况看，缺乏强有力的主导国家是东亚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日本是总体经济实力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其制造业实力在世界上仍然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60%以上；中国是世界经济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人口占东亚地区的人口60%以上，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中日两国2001年的GDP接近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7千亿美元以上。中日两国在本地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两国必将在今后东亚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如果与欧美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地区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
总之，尽管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种种分歧和摩擦，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双方的立场出现严重分歧，但应该看到，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排除干扰，进一步挖掘深化合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就一定能够开创共同繁荣的双赢局面。
（1）中日双边贸易增速有所放缓，且中国对日本贸易逆差迅速扩大，中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量的比重趋于下降。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贸易增速分别为16.20%、31.1%、25.7%、9.9%、12.42%、13.8%。中日贸易的增速明显落后于中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如从2001年至2007年，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额由766.2亿美元增至3273.3亿美元，增长4.27倍，年均增速为23％；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额由804.8亿美元增至3020.8亿美元，增长3.75倍，年均增速为20.7％；中国同韩国的贸易额由359.1亿美元增至1598.98亿美元，增长4.45倍多,年均增速为23.8％。同期中日贸易额由878亿美元增至2360.2亿美元，仅增长了2.69倍，年均增速为15.2％，远落后于上述3家对华贸易的增长水平。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重要性趋于下降。同时，中日贸易失衡趋于加剧。中国对日本贸易逆差迅速扩大。2001年以来，中国方面年年逆差，且中国方面逆差呈逐年扩大之势。2002年中国方面逆差50.31亿美元，2007年增至318.79亿美元，中方逆差5年增加5倍之多。中日双边贸易的变化使得中日贸易依存情况发生改变。近年来中日贸易对中国的分量下降，而对日本的分量显升。直到2003年，日本连续11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大于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2004年起，日本在对华贸易落在欧盟、美国之后，居第三位。中日贸易量占中国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减少,从1993年的20％降至2002年的16.4％,再降到2006年的11.8％。
（2）商务环境尚不够理想。中国与日本同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但日本却不能公正地依照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规则处理中日贸易问题。日本违反平等互惠原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关税与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阻碍中国商品对日本的自由贸易。日本针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并通过管理程序复杂、透明度不高的关税配额限制中国对日贸易的正常开展。此外，日本实行的进口许可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阻碍贸易的做法。近年来，日本屡次与中国发生贸易纠纷。特别是针对中国输日农产品。
（3）日本对华技术贸易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这个问题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一直存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就对这一问题仔细研究过。20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确保日本在经济、技术领域占优势。因此，日本在技术转让上设置过多的人为障碍，限制对华技术出口。
（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波动。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就开始显现严重萎缩的势头，不仅合同数不断减少，而且合同金额也大幅下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严重萎缩，既导致了其在中国全部外来直接投资中比重下降，也致使其在日本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比例降低。
2政治障碍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
目前中日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中日两国间政治关系。而中日政治关系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对华政策和日本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日本对华防备心理严重。日本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潜在对手和假想敌。日本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以确保日本在经济、技术领域占优势的意图十分明显。最明显之处就是日本对华技术合作几十年没有大的发展，而且日本对华投资很少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国际关系学者琼•斯佩罗认为，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政治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只有国家战略关系是在和平关系的范畴内，经济利益关系才有可能决定战略关系的性质是合作为主还是竞争为主。”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始终是以中日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为前提的。1960年8月27日，总理在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负责人铃木一雄时提出了“对日三原则”：政治三原则（不要敌视中国，不要制造“两个中国”，不要阻挠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强调贸易三原则服从政治三原则，明确提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事实上，回顾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两国的政治关系在经济关系中的举足轻重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使得中级经济关系迅速发展。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结束了中日过去七八十年不幸的历史，从政治上开辟了两国之间长期友好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日经济关系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展。冷战结束后，日本大国意识抬头，对华外交出现“高姿态化”趋向。日本有关“中国”甚嚣尘上。日本通过将经济援助政治化等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延缓中国经济的发展。自2001年以来，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特别是在上不断挑战中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底线。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中日两国间政治关系进入冷冻期。漫长的中日政治关系冷冻期造成了中日关系别引人注目的“政冷经热”现象。但是，长期的“政冷”腐蚀着“经热”。两国政治关系的冷淡使得中日战略层面的经济合作可望而不可及，许多大项目的运作也受到影响和干扰。
3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
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伤害，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中国政府始终对中日政治关系极力维护，避免两国经济关系的降温。中国方面在政治上采取了克制态度，始终致力维护中日友好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中国基本上以“政经分离”的方针对待中日经济关系，将“政冷”对“经热”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同样，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中日经济关系对于双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积极地为维护中日经济关系大局而努力。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一举打破了5年来两国政府首脑不进行互访的僵局，双方同意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安倍还提出“要让中日关系政治经济两个轮子都转动”的主张，以结束中日关系“政冷经不热”的不正常状态。2007年4月，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双方就推动中日关系全面稳定发展和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共识。为落实两国政府首脑达成的共识，双方已建立由日本经济产业相和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就能源问题的合作与协调展开对话与协商。两国还正在磋商建立高层经济对话机制，以就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对话，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的持续强劲发展。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是中日双方希望以经济合作夯实政治关系的一次努力。双方确认中日经济关系是“双赢”关系。12月底，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进行了对华访问。福田访华凸显了日本政府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热心。
总体上看，中日经济互补性依然很强，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愿意看到中日经济关系保持稳定并快速发展的格局。因此，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前景依然是非常光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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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承德.中日经济关系的新变化［J］.中国经济时报,2007,（8）.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GDP年均增幅为9.5％左右；2006年，GDP已达26847.05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名。同时，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额高达17606亿美元，同比增长23.8％，顺差1774亿美元，同比劲增75％。目前，中国已处于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第四大经济体的地位。而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2006年GDP为49113.6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额接近12000亿美元。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具有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不仅会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而且会推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繁荣。
一，中日经贸结构上的互补性
其实，中日两国在经贸结构上有着较大的互补性。
首先，从资源上看，中国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方面要超过日本。就拿资本资源为例，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资本总量的9.4％，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而且资本储备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日本的资本资源则占世界资本总量的6.9％，其原因在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都限制国外资本流入国内，同时又鼓励本国的企业去海外投资，使日本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国。
但中国在知识技术资源、国际资源方面则落后于日本。就拿知识技术资源为例，目前，日本的知识技术资源是中国的8倍。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1.85％，而日本则占14.7％。这种资源上的差异为两国进行经贸领域里的合作和交流创造了条件。
其次，从具体的产业来看。在纺织品领域，中国在劳动力成本和加工成本方面远远低于日本，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且，随着中国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高档纺织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消费市场的潜力越来越大。日本则具备技术优势，具体表现在新纤维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方面。日本在研制出新材料之后，能迅速地将其转化成独领的新产品，这种技术创新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日本可以制造出世界独有的差别化产品，如利用最尖端的技术研制的游泳服及田径服，根据南美的蝴蝶的神秘色彩利用光的反射原理研制出来的生态服装，通过吸收人体汗水而发热的保暖式纤维等。而中国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还比较薄弱。所以，日本往往将研发出来的新原料出口至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原料加工成成品，然后返销至日本或其他国家。在此过程中，中日两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长处，实现了优势互补，使双方都从中获益。
在汽车领域，目前中国的汽车普及率极低。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正在逐渐增加，对私家汽车的需求量也逐年攀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汽车消费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但中国汽车企业与丰田、本田这样的跨国企业相比，在经营规模、资金实力、技术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于日本国内和发达国家的汽车存量稳定，对汽车的需求主要来自更新而更新量又不足以支撑日本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发挥，日本汽车企业正面临着产能过剩、市场日趋饱和等问题。因此，日本汽车企业纷纷来到中国谋求发展。而中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一流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使自己的汽车制造业得到了改造和升级。以中国一汽为例，一汽公司与日本汽车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汽就派出大批人员赴日考察，学习丰田公司等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并在企业内部推行丰田生产方式；80年代中期，一汽分别从日野、日产公司引进变速箱产品技术和驾驶室技术，为一汽卡车产品的技术进步提供了支持；90年代以来，一汽又分别与杰克赛尔、光洋精工、东机工等日本企业组建了3个合资企业，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通过这些合作，一汽公司很快发展成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企业之一，从单一的卡车生产企业发展为重、中、轻、轿、客、微产品系列齐全的汽车集团。
在农业领域，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其进口额占世界农产品贸易额的1/10。耕地资源有限、农业机械无法大规模使用和土地经营规模难以扩大等不利因素导致日本粮食的自给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0％。日本大豆的自给率为3％，小麦为9％，水果为49％，肉类为55％，鱼贝类为66％，大米为95％。此外，由于日本国内农业劳动力的急剧减少，导致其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在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竞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日本国内的农产品消费基本上都依赖进口，其进口额约为农产品消费额的60％。而中国则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产地分布广。中国可生产各种优质农产品，加上产品价格低廉、供应充足，所以一直是世界上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尽管日本在农业生产上所处的不利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在市场准入方面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以保护国内脆弱的农产品市场，但考虑到中国是邻国，运输成本较低等因素，对中国农产品(除大米外)的设限一般来讲不是很大。
二、中日贸易的基本特点
中日贸易自两国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迅速发展，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已达到2073.6亿美元，是1972年的186倍。事实上，日本目前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贸易规模扩大近6年来，中日贸易发展势头惊人，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1年双边贸易额为877.2亿美元，2002年1019亿美元，2003年1335亿美元，2004年1680亿美元，2005年1845亿美元，2006年2073.6亿美元。中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除了两国的经贸结构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外，那就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日本的经济增长，使中日经贸合作有所扩大；同时，日本主观上也想借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使自己早日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
2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在中日贸易中，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对日出口总额的54.1％，这一比重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真正用于中国人消费的只有50％左右，其余大都在中国加工完后返销日本或其他国家。对日本而言，中国目前主要还是一个以出口为主的生产基地。众所周知，日本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基本上都用于消费，而且由于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日本不仅向美国出口质优价廉的产品，而且还转移了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以维持自己所占的市场份额。从这一意义上看，美国实际上是日本的一个终端市场。因此，虽然美日贸易摩擦不断，但美日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中日贸易与美日贸易则完全不同，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成为日本企业生产基地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加工贸易成了中日贸易的主要方式。换句话说，日本企业实际上是在“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企业内贸易”——日本的“总公司”将生产设备、零部件等出口到设在中国的“子公司”，由“子公司”负责加工成制成品返回“总公司”。
当然，这并不是说加工贸易比重大就是件坏事。中国缺少技术、资金，但在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加工贸易是目前较为适合中国的贸易方式。事实上，如果没有加工贸易，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但从长远角度看，中国还是应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调整产品结构，适当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3对日出口产品结构得到改善且出口产品中含有较大的进口成分过去，中国对日出口商品大类中，纺织原料及制品一直保持第一大商品的地位，约占对日出口总额的1/3；食品居第二位；机电产品及零部件居第三位，其次为石油矿产品、化工品、工艺品、土畜产品等。而近年来，纺织品、食品的比重逐渐下降，机电产品的比重急剧上升，其比例已超过40％左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机电产品出口的举措。它表明：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不再以纺织品、食品等产品为主，产品结构逐渐得到改善。另外，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大约有73％的企业将在中国境内加工的产品出口到本国市场。因此，在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产品中实际上含有大量的进口成分。以数码产品为例，索尼、松下等全球知名企业就先后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加工企业，把从日本进口到中国的零部件组装成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等产品，然后返销日本。三、中日贸易存在的问题与相应对策
虽然中日贸易目前发展势头良好，贸易额逐年增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垂直分工体系未改变中日双方由于资源的差异性以及在生产技术方面的差距，两国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垂直分工体系。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中日贸易属于单纯的垂直分工型。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种类较少，主要是以原油为主的原材料及粮油食品等；而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成套设备及其他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日本内需的扩大，中国对日出口的产品中制成品的比重不断增长，由1980年的22.6％上升到1989年的51.5％。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加速经济建设，需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机械设备，日本对华出口机械设备占日本对华出口的比重开始逐年攀升。90年代，两国分工体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垂直分工体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不断调整其产业结构，使出口商品中粗加工制成品的比重逐渐下降，精加工制成品的比重逐渐上升。其中以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最为明显。这个时期，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仍然以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主要是机械、电气设备、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等。这些商品占中国从日本进口总额的50％以上。步入21世纪后，随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中数码产品、IT产品等高端产品的比重开始迅速增加，当然，这些出口品中含有大量的进口成分，两国的分工体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但这并非表明两国的分工体系已由垂直分工发展为水平分工。两国仍是以垂直分工为主。就以上面提到的高端产品为例，这些产品的零部件都是由日本生产的，中国只是进行组装，然后再返销日本或出口到别的国家，形成明显的日本居上游，中国处末端的垂直分工结构。这种垂直分工体系主要是由两国经济水平以及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因此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中国必须不断发展经济，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逐步缩小与日本之间的差距。只有这样，两国的分工体系才会发生质的改变，即由垂直分工逐步转变为水平分工。
2双边贸易不平衡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自2002年起中日贸易平衡状况发生逆转，中国由2001年的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全年累计贸易逆差为50.3亿美元。2003年中方逆差达134亿美元，2004年208.6亿美元，2005年164.6亿美元，2006年接近250亿美元。出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有：
(1)两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出现明显的差异。中国对日出口的产品多为低附加值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而日本对华出口则以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为主，国际竞争力强。而低附加值产品与高附加值产品之间的价格相差甚远，两国的贸易收入出现较大的差距也就不足为奇了。
(2)两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同。中国自加入WTO以来，逐年降低进口关税，国内市场正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因此，日本对华出口增长迅猛。而日本则由于种种原因，如保护本国民族企业，设置贸易壁垒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入，市场开放空间相对狭小。此消彼长，导致中国逆差急剧扩大。
(3)两国市场的需求增长速度不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的需求也开始迅速增加，尤其是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增长最为迅猛；而日本生产的高端产品正好迎合了这一需求，使日本的出口额得以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对日出口则仍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特别是食品、纺织品等生活必需品居多；这些产品几乎没有什么需求弹性，需求量总是维持在固定水平，所以日本市场的需求增长速度相对慢了很多，从而导致中国出口额无法大幅提高。
为此，中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不断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的同时，研发出既具有高附加值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产品，从而扭转这一局面。此外，在重点发展具有较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同时，还要继续发展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对日出口规模。
3日元的不断贬值近年来，日元的不断贬值对中日双边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日贸易的一大问题。
首先来看日元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产品，如纺织品、轻工产品、机电产品、农产品等，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也相应较低，换言之，中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优势在于其价格优势。而一旦日元贬值，就意味着人民币的相对升值，如此一来，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也就会相对上升，价格竞争力就会减弱，价格优势不再那么明显，这对中国的出口就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有统计数据显示，日元汇率每贬1％，我国对日出口增速就下降0.7个百分点。
其次来看日元贬值对日本出口的影响。毫无疑问，日元的贬值使日本生产的产品价格更具优势，加之产品质量有所保证，使得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大提高，日本出口额也因此迅速增长。事实上，日元贬值也是帮助日本经济走出低迷，实现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问题，中日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探索出一个令双方都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案，比如在日元贬值的同时，日本可以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适当降低关税，以减少日元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同时，中国则可以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的综合优势，而不再仅仅依赖价格优势。
4两国贸易摩擦增多中日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双方的贸易摩擦就持续不断。
1993年日本向中国征收硅锰合金的反倾销税，1995年日本对中国的棉府绸进行反倾销，1996年又对从中国进口的纯棉绸实施保障措施调查。进入21世纪后，中日日贸易摩擦再度升级。2001年日本对中国的毛巾实施紧急进口限制，同年，又对中国的大葱、鲜香菇、蔺草席实行紧急进口限制。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
(1)日方设置贸易壁垒。近几年，日本虽然处于经济复苏时期，但并未完全摆脱过去十年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影响，国内经济仍然不景气，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使得本国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而中国的这类产品在价格上则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日本政府出于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设置了贸易壁垒，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
例如：在农产品方面，日本是农产品市场保护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大米为例，早在1999年，日本对大米进口实行关税化，将关税定为351.17日元／公斤(相当于近400％的税率)，而这几年，大米的关税税率一直徘徊在777％左右；大米的允许进口量只占日本国内消费量的5％。而且从2003年起日本在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即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不允许销售。
(2)日方在政治和外交上制造紧张气氛。近年来，日本政府官员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在上干涉中国内政，并在的归属、东海划界、俄罗斯天然气管道等问题上多次制造事端。结果，严重影响了中日双边关系以及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成为两国产生贸易摩擦的催化剂。
(3)日本设置双重生产标准。在双重生产标准下，日本国内销售的产品质量要优于出口中国的产品质量，导致销往中国的日本产品频频发生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贸易摩擦。
例如：2001年，在中国销售的三菱帕杰罗越野车的刹车系统频频发生故障，其主要原因就是产品实行了双重标准。日本本国市场上销售的帕杰罗越野车装备了ABS防抱死刹车系统，因此不需要安装感载阀。而当时在中国国内ABS并非必须的装备，因此，日本三菱为了降低成本，出口到中国的帕杰罗越野车没有安装ABS而是安装了感载阀，导致了刹车系统出现问题。类似的还有：东芝笔记本事件，2005年10月索尼公司六款数码相机不合格事件等。
针对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可采取以下的对策：
［关键词］中日韩服务业;产业结构;弹性模型;自贸区;经济贡献率
一、中日韩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对比分析
截至2009年中国、日本、韩国经济总量分别位居亚洲第二、第一和第四。中日韩间相互贸易总额约为2000亿美元，其中，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占各自贸易总额的比重呈逐年攀升的态势。由此得出结论，建立三国自贸区可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区域市场，推动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
在统计意义上，将服务业等同于第三产业，因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的数据来代表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中、日、韩三国和整个亚洲地区第三产业产值的统计指标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三国的服务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从服务业规模分析，日本最高，中国次之，韩国最低日本在服务业规模上始终处于绝对优势，远远领先于中国和韩国。在1990年之前，中国和韩国的服务业在规模上接近，都处于较低的规模水平。在1990年之后，中韩的服务业规模都逐渐呈现上升的态势，且中国的服务业在规模上已超过韩国很多，近年来已超过韩国两倍。
2.从服务业比重分析，日本高于亚洲平均水平，而中国和韩国低于亚洲平均水平1980年之前，日本和韩国的服务业比重接近亚洲平均水平，之后日本和韩国的差距拉大，中国在1990年之前和亚洲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但1990年后差距缩小，慢慢接近韩国的水平，但韩国和中国离亚洲平均水平均有一定差距。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仍与他国有一定差距，中国的服务业的比重仍然较低。
3.从服务业劳动效率分析，日本高于其他两国，中国最低日本在服务业劳动效率上仍然具有绝对优势，2006年其人均服务业收入就已达到20000美元。而韩国虽然规模上远不及中国，但其人均产值远远超过中国。2001年起，其人均服务业收入开始超过5000美元，但仍然未超过5500美元/人。而中国人均服务业收入虽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至今仍未突破1000美元/人。中国的人均服务业收入是日本的3/100，韩国的1/10左右。
4.从服务业平均增长速度分析，中国的服务业平均增长速度高于日本和韩国，并且波动幅度较小中国服务业的环比增长指数高于日本和韩国，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韩国服务业增长速度在2003年以后低于亚洲平均水平，日本的服务业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且其环比增速在三国中最低。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日本和韩国的服务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中国的服务业具有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并未出现明显的波动。
二、中日韩服务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对比分析
Romer(2000)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贡献的，短期经济增长源于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资本、劳动和技术在一定产业结构中同时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对于给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不同的产业结构则会导致不同的生产。此处借助于产业结构模型来得出服务业的产出弹性系数，用产出弹性系数来代表三大产业分别对经济的贡献。
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描述为:G
v=C+b1 G1+b2 G2+b3 G3+ε其中，Gv代表总产出的增长率，C为常数项，bi(i=1;2;3)表示第i部门的产出弹性，G1、G2、G3分别代表第—25—业的增长率。总产出的增长率的提高是由三大产业增长率的提高所贡献的。
中国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为:
Gv=0.006254+0.254373G1+0.489068G2(1.448194)(7.339551)(16.10507)+0.231013G3+［AR(1)=0.597876］(5.157927)(3.231903)R2=0.978959 D．W=1.765581日本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为:Gv=0.000441+0.370969G2+0.566097G3(0.243713)(13.87598)(8.629521)R2=0.953885 D．W=2.300672韩国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为:Gv=－0.002479+0.069290G1+0.308469G2(－1.072753)(5.865694)(11.77314)+0.693907G3+［AR(1)=0.402986］(13.94545)(2.273233)R2=0.986505 D．W=1.878896亚洲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为:Gv=0.000736+0.431626G2+0.526373G3(0.305609)(15.19700)(7.757146)R2=0.967214 D．W=2.636709根据各国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综合来看1982年以来的数据较为平稳，所以以各国1982—2008年的数据得出各国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模型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以上模型的参数都可以通过t检验，调整后的判决系数R2都接近1，这说明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整体的解释意义。
D－W统计量都接受检验，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残差项已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以上方程的参数估计在统计意义上是可置信的。
由计量结果可见，中国的现期总产值不仅受到现期的三个产业部门产出量的影响，还受到前期总产量的影响。但每个产业对总产值的产出弹性是稳定的。中国仍然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支柱，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与第一产业逼近。对日本的情况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模型中第一产业的回归系数对产出没有明显影响，这与日本是一个耕地面积少、工业化程度高的发达岛国有关，第一产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而且日本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且日本经济增长与生产总值的前期数值关系不大。韩国的三大产业对总产值的产出弹性的影响是稳定的，与中国的情况一样，韩国的总产值的弹性也受前期总产值的影响。从韩国的三大产业看，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第二、第三产业小，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的两倍。韩国的本期经济增长同样受经济总产值前期数值的影响。
将中国的回归方程与其他两国相比，发现中国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远小于日本和韩国，其值不到日本第三产业贡献率的1/2，韩国第三产业对经济贡献率的1/3。
三、结论与建议
1.适当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完善服务业的竞争机制
在1997—2002年这一轮经济衰退中，我国的服务业一度加快了发展速度，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贡献了相当的力量。不过最近几年的服务业产值并没有保持这样的上升势头。服务业的高壁垒和高管制是重要原因，我国的金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这严重阻碍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入。
如果这些重要领域不能对民间资本充分开放，服务业的整体水平就将很难提升。而想要打破这种局面，首先就是打破管制、破除垄断。在我国经济已经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应该逐步放开对这些行业的严格管制。我们要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及国际投资的双边、多边合作，拓展合作范围、提高合作层次。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扩大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同时要不断引导境外的服务业积极向内地转移，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
2.推进生产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率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呈现出高失业的现象，发展生产业对提高就业水平十分有益。如果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局看，生产业将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在中国的低端制造业萎缩后，更多企业应该升级或者转型，也就是重点拓展微笑曲线的两端或“软三元”，最终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但是需要注意防止步入服务业的弊端，过度发展无就业增长的服务业。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发展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也同样重要，在推进生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消费业的发展，能使更多底层人群获得更多就业机会。
3.加快现代服务业专业人才的培养
要适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现有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现代服务业紧缺的专业，培养紧缺型的人才。加强岗位职业培训，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建立现代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建立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培养复合型、国际型的服务业人才。
［参考文献］
［1］童荣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J］．商场现代化，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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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恕立，胡宗彪．我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1985—2006［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目前，日本政治正处在极度动摇之中。1955年，时任总裁的鸠山一郎联合自由党，成立了自由(自民党)，创建了超稳定的政治体系――“55年体制”。在这个体制下，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自民党分裂，出现了短时间的自民党下野的情况之外，其他时间均属于自民党执政，或者是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执政。
但是“55年体制”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行将崩溃，日本将首次出现执政党轮替现象。鸠山一郎的嫡孙鸠山由纪夫率领的，很有可能赶自民党下台，抢夺到执政党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动摇今后将会延续多长时间?自今年4月开始出现的日本经济的复苏，是否会夭折?日本GDP总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将何去何从?中国及世界对这些问题都十分关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摇而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在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行。不存在出现混乱、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经济蓝皮书的话来说，“日本国内金融秩序仍较稳定，经济社会基础层面尚好，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陷入类似20世纪90年代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
该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白皮书从“缩小贫富悬殊”、“公平分配”、“金融”、“贸易投资与区域经济合作”几个方面，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分析。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总报告里，张季风认为：“2008年日本经济受到了比美国和欧洲更严重的冲击。股市暴跌、出口骤减、工矿业生产迅速下滑、企业收益下降、失业率攀升，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谭晓军、王海涛在论文中分析说：“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解决贫富悬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贺平从日本经济战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该国“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
崔岩则从金融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长期经济停滞中，金融因素不仅贯穿始终，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组织
1 ．全校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在分管副校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教务处负责管理，学院具体组织实施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2 ．学院应成立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二、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
1 ．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应能反映出学生已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掌握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2 ．在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调查研究方法以及问题的逻辑推理和论证等方面，应能表明学生已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
3 ．论文（设计）要有一定的创新性，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内容充实，资料翔实，论文的撰写应符合本专业学术规范。
4 ．论文（设计）应有 200 ～ 400 字的中文摘要和 3 ～ 6 个关键词，并对应的翻译成外文。论文（设计）正文字数一般应为 5000 ～ 8000 字（不含图表、程序和数据）。
三、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
论文（设计）选题要有理论与现实意义，选题的性质、份量和难度等要符合培养目标，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论文（设计）题目可由有关系（教研室）提出，经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后供学生选择。也可由学生自己提出论文（设计）题目，但必须经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题”的原则。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应力求与教师的科研相结合，以利于教学相长。题目一经确定，学生不得随意更改，个别确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的，须经指导教师同意并报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准予变更。确定选题后要填写开题报告表。选题工作在第七学期进行。
四、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
论文（设计）工作实行指导教师责任制。各学院应选派讲师（含讲师）以上的有科研经验的教师担任，一名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一般不能超过 5 人，导师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换。其主要职责是：
1 ．帮助学生正确选题；指导学生拟定论文研究方案和写作提纲；审核学生开题报告；帮助学生规范论文写作；督促学生按时完成论文（设计）写作任务；审阅论文（设计）初稿，指导学生进行修改，写出定稿；给出论文（设计）评语和建议成绩。指导教师要认真填写指导过程记录表。
2 ．及时向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
五、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
1 ．毕业论文（设计）完成后需要答辩。毕业论文（设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方准予答辩：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除毕业论文（设计）环节之外的学分；按毕业论文任务要求，完成毕业论文写作任务；指导教师同意。
2 ．因公赴境外学习、实习而不能按时返校参加答辩的学生，经学生本人申请，学院领导批准并报教务处备案，可以省略答辩环节。
3 ．各学院应成立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成员担任。答辩委员会可根据学生人数的多少，按专业成立若干个答辩小组，答辩小组至少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人担任组长，组长需要有高级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