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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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经济理论为基本框架，从家庭教育投资主体出发，探讨影响宁夏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投资决策的因素，并且试图验证家庭教育投资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宁夏灵武市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由于语言、交流方式的不同，为了保证调查情况的真实与完整，我们采取一对一的细致调查，并对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断讨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我们共发出问卷400份，收回394份，其中，有效问卷387份，有效率为98．2%。
(一)样本家庭基本情况1．样本家庭民族分类由于本调查地区处于民族地区，样本中少数民族比例占到了78%，为301户;而汉族家庭为22%，为86户。2．样本家庭父母的基本特征从表1可以看出父母的年龄多集中在36岁至5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父亲的年收入多在1万到3万之间，母亲的年收入集中在5千元以下及1万元至3万元两个区间。3．家庭子女基本情况样本家庭中拥有两个子女的家庭超过总家庭数量的一半，为216户，占有56%比例;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数为39户，比例为10%;拥有子女数量为3个、4个和4个以上的家庭数比例分别为18%、3%和13%，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仍然拥有较多的子女。在这些家庭中，有一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78户，占总数的46%;有两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82户，占总数的47%，由此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中93%的上学子女家中只有一个或两个就读学生;3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4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比例分别为6%和1%;超过4个子女一起上学的家庭数为零。
(二)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现状1．家庭教育投资动机通常来说，能够引发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家庭的荣誉、子女或者家庭自我价值的实现、身份地位的改变以及生活更加稳定等。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农户在进行家庭教育投资的所有动机中，认为子女上学读书是为了多学知识，以后可以多赚钱的农户家庭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1%;认为是为了子女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的农户家庭数量占30%，位列第二;而认为是因为子女自己愿意上学的农户家庭数量只占7%，说明农户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并不是主要凭借子女的上学读书欲望;作为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其他选项: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子女年龄小、不上学没有事情做和其他的理由的家庭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9%、12%和1%。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次序情况如表2所示，265户被调查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第一动机是:子女多学知识，为了以后可以多赚钱;312户调查家庭中有145户家庭的教育投资第二动机则认为子女上学的理由是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而农户家庭因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从而支持子女读书的投资动机并不显著。2．家庭教育投资需求农户的家庭教育投资需求与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以及农村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农户认为子女至少受到的教育水平和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水平两项指标来比较家庭的教育投资需求。统计数据显示，认为子女至少受到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3户、52户、177户、146户和9户，而期望子女受到的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5户、5户、20户、162户和195户。显而易见，大部分农户家庭认为子女至少应该受到高中、大学的教育，并且期望子女能够受到大学、研究生及以上的教育。3．家庭教育投资负担我们调查了农户家庭中目前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情况。在被调查的农户家庭中，66%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只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小部分;20%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13%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大部分;1%的家庭则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已经超过了家庭总收入。总体上看，除了个别家庭以外，样本地区农户家庭所承受的家庭教育投资压力不是很大，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国家与地区的民族扶持政策起到了较好的作用。4．家庭教育投资承受能力在国家与地区的扶持政策下，农户家庭子女的基础教育负担并不显著，而随着子女进入大学等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资负担则将不断加大。那么，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农户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受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分布较为均匀，其中，25%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以内，30%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30%，28%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30%～50%，1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50%～70%，可见，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担的教育投资支出总体水平较高。由上可知，目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远远低于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教育投资支出，说明样本地区农户家庭目前仍具有较高的家庭教育投资期望。5．家庭教育筹资途径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农户家庭都是凭借家庭收入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那么当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的学习费用时，农户家庭会选择什么途径来筹集孩子的学习费用呢?调查数据显示，77%的家庭会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1%农户选择借高利贷来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4%的农户家庭为了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会变卖家里的房子以及土地等资产，而18%的家庭选择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的上学费用。由于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的人数众多，我们继续调查了家庭的贷款能力，其中，只有26%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进行贷款，而74%的农户家庭并没有向银行贷款的能力，那么，就只能向亲戚朋友们借款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在能够向银行贷款的家庭中，6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元以内的贷款，19%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10万元的贷款，13%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10万～50万元的贷款，仅有1%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贷款50万元以上。在依靠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上学费用的家庭中，父母表现出了极强的支付意愿，主要的方式是“宁愿自己出去打工，尽量多赚钱，努力承担子女教育责任”。
二、家庭教育投资模型
本研究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假定:家庭做出教育投资决策是为了收益最大化，即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投资的多少或与否主要取决于未来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分为向学校缴纳的费用(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和在校外所花费的费用(文具费、课外书、课外辅导费等);假定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包括:民族因素、家庭收入、教育成本、父母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自身状况等。
IE指家庭所有教育投资;为家庭收入;LF指家庭的借贷能力，家庭收入越多，借贷能力越强，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越多;CE为某年的教育成本，即子女某年的教育成本是一定的，无差别的，教育成本越高，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N为受教育年限;HP为父母的健康状况;EF为少数民族家庭，一般认为汉族家庭教育投资高于少数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资;EP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学历的父母由于所接受的教育使其对子女教育的认识程度不同，从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成本增加;R代表子女完成教育后对家庭的贡献率(由子女的数量、性别及未来取得的成就所决定)，即R=(1/NC，SC，CC);NC表示家庭子女数量;SC为子女性别;CC为子女在未来所取得的成就;PP为子女对家庭的贡献中父母所占到的份额，PP由子女的性别及子女的成就决定，即PP=(SC，CC)，一般认为，在农村地区女孩达到一定的年龄就会出嫁，而父母会跟随男孩养老，所以我们认为男孩对家庭的贡献父母占的份额较大。
三、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的假设，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各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家庭教育因素与教育投资的关系进行分析。由于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要求建立的模型必须保证因变量的取值为1或0，即当家庭有投资意愿时用1表示，否则为0。因此本研究选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见(表3)，在各项变量中，只有子女的教育成本与教育投资存在负相关，说明子女的教育成本越高，家长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的降低。另外，家庭借贷能力、父亲健康状况、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教育成本、子女学习成绩等5个变量在0.1水平值上均呈显著特征，其他变量未呈显著特征;从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程度看，依次是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家庭借贷能力，其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4项的Exp(B)值都大于1，说明当这些变量变化时，家庭教育投资发生的几率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一)家庭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从分析结果看，家庭收入、民族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很小，这与以往诸多学者认为家庭收入与教育投入呈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经验不同。造成此结果可能缘于以下因素。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投入越来越多，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小;第二，本研究所调查的地区靠近黄河岸边，农业、水利资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地区经济实力较强。在家庭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家庭的借贷能力就成为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一个因素。从表3可以看出，家庭借贷能力与家庭教育投资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当一个家庭预测如果在将来为了子女教育能够承担借贷压力时，这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即认为在将来子女教育的收益上会很乐观。
(二)父母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由于在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多为父母，因此父母因素对子女的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表3中可以看出父亲的健康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父亲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其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为家庭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即父亲的身体越是健康，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而母亲作为家庭收入的替代者，对家庭的贡献只起到补充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有明显的相关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子女接受教育重要性的觉悟就会越高，从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越大。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影响更为明显，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她在家中所承担的角色就会越重要，对家庭教育投资的主动性就越强，对子女的影响就会越大，甚至会超过父亲;反之，母亲受教育程度越低，对家庭教育投资越不利，也就是说，如果具有高学历的母亲在一个家庭中具有主要的决策地位，就会提高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
(三)子女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目前，在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中承担主要角色的还是子女，因为子女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如果子女本身对教育不感兴趣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厌学、辍学，父母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从表3可以看出，子女的教育成本与父母的教育投资成负相关关系，教育成本过高会增加父母教育投资的压力，如果家庭不能得到预期的高回报，会使父母减少教育投资，甚至使子女无学可上。子女的性别与教育投资已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已没有明显的教育性别歧视。从以上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子女的学习成绩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最明显。目前在农村地区，虽然家庭的生活不是特别富裕，但是大多数家庭已基本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如果子女的学习成绩较优秀，父母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甚至不惜借贷，这也是子女的学习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及建议
(一)企业和社会投资与负担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现状分析由于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导致我国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频繁呈现出供过于求的不良现象，企业和用人单位不付任何费用就可择优获得人才时常发生，这从实际上来说违背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受益者付费原则。但是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通体来看企业主要是通过政府缴纳税款来分担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分担教育的成本也不是根据企业接纳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数量来确定。虽然社会和企业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目前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对于它们在高等教育的成本中的比例来说仍然显得微薄，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企业分担教育成本。
(二)高校自身投资与负担教育成本的现状分析由于收入的减少和成本持续上升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导致多数高校的财务状况恶化的不断升级。因此，一些高校为保证学校的正常运作而不得不以贷款等非常规性的筹资渠道来筹措教育成本，致使部分高校的债务不断积累，导致贷款的规模远远超出高校自身的偿还范围。又由于大量的社会职能在高等学校中的穿插，例如学生食堂、医疗保险、职工退休金、学生的医疗及安全事故等一系列费用，由于这些费用没有确定的分担对象和分担目标，高校也不能全额分担下来，从而导致一些高等学校承担了的成本开支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二、建立理想化的高等教育投资与负担模式的建议
(一)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国家不仅应当把高等教育投资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和生产性投资来对待，还要确保一定时期内国家在高等教育投入中的重要引导地位，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依法落实高等教育投入，多种渠道筹措教育费用为辅”的规定，充分落实国家《教育法》制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总体变化，同时各级财必须加大对财政的投资作用和力度，在财政投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尽量保持高等教育在扩招后有所提高，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和预防手段，从而保证我国的教育总经费占GDP的4%左右，确保高等教育的总经费占到GDP的1%以上。除此之外，对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情况下，国家应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扶持弱势群体的办法。同时，必须加强弱势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在政策上要对弱势群体给予一定的倾斜和帮助，增加对弱势人群的捐助力度。
(二)制定合理的个人分担标准定价模型著名教育学家舒尔茨(T．W．Schultz)认为，教育相当于是一种对人的长远投资，而个人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和载体，必须分担教育所带来的成本和费用。这种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同时也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因此，接受教育的个人不仅仅要分担高教成本，而且应该基于所受教育质量不同(主要是学校差别、专业差别、培养层次差别)从而使高教成本的付出不同。综合各种因素，提出以下具体的学费标准构建模型:前提假设:市场的自由竞争;各专业成本能够科学地计算总公式:某学校某专业平均学费=学费成本比×专业平均培养成本×专业差别调整系数×学校差别调整系数×培养层次调节系数。
(三)社会企业加强对高校教育成本的投入第一，加大对高校理想化教育的宣传力度，大力宣传科教兴国的战略意义，使社会意识到教育对社会的重要性，从而引导社会和企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第二，社会各慈善组织要加大工作力度，在原有资助群体不变的基础上，多拉赞助，多跑单位，通过大型媒体活动，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明星校友情感交流等多种渠道，增加捐资助教的筹资金额;第三，高校应设立高校发展办公室，并且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捐赠工作机构，动员各大院校毕业的新老同学，事业有成者为母校捐助，做好接受常年捐赠和专项捐赠工作。第四，政府需要以各种政策来鼓励单位、个人捐赠等来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给捐款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制度，同时以经济和名誉上的双重回报给捐款人，在捐款人与学校之间创造出双赢的局面。
一、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决策敏感性分析的程序
进行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决策的敏感性分析首先要找出影响个人投资效果的最主要因素，并估算各种敏感性因素的偏差在多大范围内是可行的，从而有针对性的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避免不利因素。其一般程序为：
（一）确定个人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具体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以作为敏感性分析的对象
通常，可以选择作为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指标有很多个，如个人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的净现值、净年值、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等，但通常不需要对所有指标都做敏感性分析，其指标的选择应针对个人投资决策的实际需要而定。指标选择的原则是：
1、敏感性分析的指标应与确定性分析的指标相一致，不应超出确定性分析所用指标的范围另立指标。
2、确定性分析中所用指标较多时，应选择最能够反映个人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类型经济合理与否的一个或几个最重要的指标作为敏感性分析的对象，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决策来说，一般常用的敏感性分析的指标是内部收益率与净现值等动态指标，也可以将某些具体参数作为分析对象，如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总成本等。
（二）选择需要分析的不确定因素
严格来说，几乎所有影响硕士研究生个人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有些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对个人投资的经济效果影响并不大，而只有敏感性因素才会对经济效果的评价指标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敏感性因素的选择原则应是，找出那些在个人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中，成本、收益构成所占比重较大，以及其他预计可能对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类型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有较大影响的，同时又是在整个投资及寿命周期内有可能发生较大变动，或者在确定性分析中采用的该因素的数据准确性较差的因素作为敏感性因素。
（三）确定个人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对各种敏感性因素的敏感程度
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对各种敏感性因素的敏感程度即某种或多种因素同时变化时导致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的变化程度。在进行计算时，首先假定除敏感性因素外，其他因素固定不变，然后根据敏感性因素的变动，重新计算有关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与原指标进行对比，得出其变动的程度，这样就可得出所选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对该不确定因素的敏感程度。再根据敏感性因素在可能的变化范围内不同幅度的变动，得出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相应的变化率，并建立起一一对应的数量关系，用图或表的形式表示出来。
二、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决策评价指标的敏感性分析
选择净现值作为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指标，并对净现值起影响作用的各种因素分别进行敏感性分析。在此，以我国发达地区2006年报考并就读的统招自费硕士研究生为分析对象，在满足假设条件：第一，在考虑风险与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基准贴现率设定为9%，并不考虑考研期间的间接成本；第二，在不考虑个人能力因素的前提下，根据国家或行业、单位规定的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制定的平均工资标准，确定本科与硕士学历的工资报酬，两者的差额为个人投资者因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而带来的净收益（即收入增量），并假定此增量为等额年值。第三，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全寿命周期假设为，投资者以22岁报考25岁毕业，工作至65岁退休，并不考虑退休后因接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引起的退休工资差异。4）个人硕士研究生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使用成本不考虑健康等因素，并假设为零。再根据中华英才网的行业工资调查，以北京及上海地区硕士与本科毕业生2006年平均总工资收入为标准，则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现金流量如表1所示：
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可以利用年金现值系数，通过公式：NPV=A×■-■■（式中：A为硕士与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差额，即硕士研究生的平均工资收入增量；C1，C2分别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i为基准贴现率）进行计算，将表1中数据代入公式，则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NPV=-3000-38000（P/F，9%，1）-38000（P/F，9%，2）-38000（P/F，9%，3）+12000（P/A，9%，40）（P/F，9%，3）=-94276+99653=5377。得出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后，根据敏感性分析的一般程序，分别对硕士研究生个人投资的直接成本、劳动力市场价格、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基准贴现率四个不确定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通过对这四个不确定因素按±10%和±20%的变动幅度计算净现值变化率，其结果分别为：
直接成本按-20%至20%的顺序变动后，净现值的变化为：9587元、5031元、-4081元、-8637元，直接成本每变动1%引起的净现值变化额为19.42元。
劳动力市场价格按-20%至20%的顺序变动后，净现值的变化为：-14553元、-4588元、15342元、25307元，劳动力市场价格每变动1%引起的净现值变化额为4380元。
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按-20%至20%的顺序变动后，净现值的变化为：902元、2255元、5961元、6702元，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每变动1%引起的净现值变化额为1606元。基准贴现率按-20%至20%的顺序变动后，净现值的变化为：27835元、12695元、-9340元、-17354元，基准贴现率每变动1%引起的净现值变化额为399元。
根据计算结果的数据，可以绘制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净现值中不确定因素的敏感性分析曲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价格、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与净现值成正比关系，市场价格及使用期的增加可以提高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而直接成本和基准贴现率均与净现值成反比关系，即随着成本及基准贴现率的增加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减少。
三、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价格为个人投资的最敏感因素，人力资本的投资使用期为次敏感性因素。劳动力市场本科与硕士研究生的行业工资标准是个体投资取向的一个风向标，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异变化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个体的净现值数额。因此，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所报考专业人才市场的行业工资标准，特别是换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者，在不考虑非货币收益的前提下，理性投资个体的经济行为应该是，以劳动力市场价格为导向的市场供需变动趋势相一致的，当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行业工资收入与本科生差别不大甚至低于本科毕业生工资收入，则应果断就业；如有非货币因素的投资需求，也应在保证当前工资收入的基础上进行投资，以便减少投资风险。而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来说，敏感性程度也比较大，它每变动1%对净现值变化额大小的影响达到1606元。因此，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也是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者应该注意的因素，首先需要投资主体在分析投资环境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尽早决定报考硕士研究生，并且在读研期间，应认真学习，在努力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多参与实践活动，以利于投资者顺利毕业；同时，已经进行了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投资个体，应注意维护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延长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从而使得投资个体的收益与效用达到最大化。
基准贴现率也应合理选取，基准贴现率（即基准收益率）的选取不能主观随意取定，它应与投资个体所处的实际经济环境相联系，综合考虑资金成本、投资风险、通货膨胀以及资金限制等影响因素，过高或过低都会对个人投资决策的正确性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投资个体，基准贴现率也应相对确定的更高一些，正如贝克尔所指出的“利率或贴现率越高，具有不同教育资本存量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越大。因为，此时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高，需要更高的收入进行补偿”。这也说明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投资需要通过获得较高的收入增量对其投资成本进行补偿，特别是对机会成本进行补偿。另外，在不考虑间接收益等主观满足的前提下，如果通过合理确定的基准贴现率所计算的净现值结果仍为负值，则理性的投资者应放弃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事其他有利于自身素质提高的教育投资活动。因为，此时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经济行为将加大损失而不是增大个人福利。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直接成本敏感性程度最小，它也解释了自1999年扩招以来，虽然直接成本持续增加，但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投资需求不降反而上升，报考人数一年比一年多的现象，说明个人直接成本的适当增加对与个人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影响不大。因此，为保证扩招后硕士研究生的教育质量，积累教育资源，进一步适当加大个人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直接成本分担是可行的，这对于为社会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硕士毕业生是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杨青.技术经济学[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2、王培根.高等教育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一、我国义务教育投资现存的问题
（一）义务教育投资不足
尽管国家已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逐年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由于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再加上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级管理以后，国家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连年下降，已由1978年31．2％下降到1992年14．7％，因此国家不可能在教育投入上有更快的增长，近三年来教育投资占国家财政总支出一直徘徊在12．7％，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总体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义务教育经费的短缺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方面是教育投入的不足，一方面是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人数的急剧增加。据有关学者测算，到2000年7－12周岁小学适龄组人口约1．4亿人，比1987年1．15亿人增加近21．7％，国家预算内义务教育投资需800－1000亿元，而1993年教育总经费是600．94亿元，可见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亟需义务教育投资的大幅度增加。
此外，我国在义务教育投资方面，由于，还存在着性投入不足，尤其是在教育基本建设方面，欠帐过多，到现在中小学校还有大量的旧房、危房需要维修和扩建，而的教育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眼前的需求，无力弥补欠帐，因此更显出教育经费的短缺。
（二）义务教育投资的内、外部结构不合理
首先从义务教育投资的外部分配状况看，总体教育投资过于向高等教育倾斜，义务教育投资比例相对偏低，这可以从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生均费用之比中得到证实。1988年我国三级教育生均费用之比为1：2．31：33．72，而世界一般发展家为1：1．7：8，发达国家为1：1．1：1．3或1：4：3．7。可见在我国培养一名大学生的费用竟相当于培养一名小学生的30或40倍。这种偏重于高层次教育投资的方针与分配比例政策，无疑从结构上造成我国义务教育投资的短缺，因此非常不利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特别是目前仍处在普及初等教育阶段的经济贫困地区。
其次在义务教育投资内部使用结构上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一是在义务教育总投资中，教育事业经费与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不协调，基建投资比例偏低，不到2％，农村中小学的校舍建设几乎是由农民自筹资金解决的，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二是在义务教育事业经费中，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现象严重，1993年普通中学用于人员部分达82．81％，小学将近90％，公用经费所剩无几。为此，许多地区连起码的教学条件都保证不了，更何谈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
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它打破了过去那种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从而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办学的积极性，增加了基础教育管理与发展的灵活性。但同时，随着这一体制的实施，其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病也就越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首先，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保证各地区义务教育普及进程的均衡发展。根据我国实行的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要求，义务教育的投资支出是全部下划到地方财政－－城市是市财政，农村是县、乡财政，由地方政府全部负责和安排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这样就使得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只能取决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取决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总存在着一定甚至是比较悬殊的差距，各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以及各地区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能力也各不相同，落后、不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也因此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投资保障，那么由此引起各地区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的不均衡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也正是如此。
其次，这种投资管理体制还缺乏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有效约束，从而不利于保证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和教育投资的合理运用，保障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对教育投资的正常需要。这是因为，现行的投资管理体制要想正常的发挥作用，必须以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为前提。地方政府只有按照社会或上级政府的意愿，并根据经济合理与效率的原则来安排对教育的投资支出，才能保证义务教育的正常发展；否则既使是这一地方经济上存在着使义务教育大力发展的可能性，也会因地方政府对支出的不合理安排而使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抑制或损害。由于我国在体制、法规上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地方一些政府官员的素质不高，先经济后文教，轻视教育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行为是相当不规范的，挤占、挪用、削减教育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得不到有效地抑制和解决，前面提到的长期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例正是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种种不规范行为的具体表现。
（四）义务教育投资使用效益不高
义务教育投资不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既使这有限的经费，由于使用效益低，也没有充分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教育经费的短缺，其主要表现是：
1．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逐年下降，学校机构臃肿，超编现象严重，占用了大量的人员经费开支。按现行编制，目前，全国中小学教职工超编66万多人，若以人均支出200元／月计算，每年需多支出人头费13亿多元，可见教育经费因冗员过多的浪费是惊人的。
2．学校布局不合理，规模效益比较差。这在广大的农村表现尤为突出。义务教育自从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后，较为普遍的形式是县、乡（镇）、村三级办学。在农村，以自然村布局设校，势必造成学校布点多，规模小，班额不足，形不成一定的教学能力，师资、设施得不到充分的使用，办学的规模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3．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中小学生辍学、留级现象的大量存在，也占用、浪费着有限的教育经费。全国每年小学辍学的儿童约在3％，初中辍学率7％以上，在农村小学生的留级率高达20－25％。这样，按正常入学率投入的年度教育经费，由于学生辍学而获益较小，又由于留级率高，使正常的投入又往往不够，需追加投入，从而造成浪费。
二、提高义务投资的基本思路
要想使义务教育摆脱的困境，加快普及进程，实现到本世纪末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宏伟目标，教育投入上的稳定增长是当务之急。为此，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做为义务教育办学主体的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力度，要切实落实《教育改革和纲要》所规定的，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和“八五”期间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全国平均不低于15％的目标，以及近期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进一步提出的，省级政府的教育投入应占财政支出比例的20％以上，市、县级政府的投资比例还要更高的要求。
为此，要使教育经费在国家及各级政府预算中占有稳定的份额，不因、或其它因素的而经常波动，应把教育经费列为预算母项，实行预算单列，使教育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并且加强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监控，建立、建全教育经费支出监督检查制度。
同时，要尽快出台有关教育投资的法规，使教育经费的筹措、支出有法可依，充分显示的权威性，以法约束和惩治地方政府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不规范行为，从而切实保证政府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在法规中，应规定教育经费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在教育总经费中单独立项等有关条款，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制定出相应的法规、细则。
此外，为避免由教育投资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应使义务教育投资在教育总投资中有合理的比重，以保证中小学生均费用的逐年提高；义务教育投资内各部分经费分配也应有协调的比例关系。
第二，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既然现行的全面由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投资管理办法，不能有效地保证我国义务教育的正常普及与发展，存在着前面提到的种种弊端，而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已经实践证明存在着管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和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应把适当的集中和分散管理结合起来，针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不存在经费紧张等，可仍实行原来的体制和办法，义务教育经费仍由县、乡共管，充分发挥乡财政的作用。在经济不发达或落后地区，则采取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市或县财政统筹管理、调配，直接安排给其下属的各个学校，以防止被中途截流或挪用。由于对中小学教育的投资主要是用于支付教师的工资，而教师工资的发放相对比较规范、稳定，因此这种专款支出可主要用于发放教师工资，这样用，不仅不会对学校经费的运用产生管理过死的弊端，反而有利于全国（全省）范围内为中小学教师创造一个大体相近的福利条件，既有利于改善贫困落后地区教师的待遇，也有利于加强对教师队伍的集中管理和调度，当然在实行这种方法的同时，应加强对现行教师队伍的整顿与管理，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精干和高效率。
为使边远、贫困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进程能尽快赶上全国的步伐，使我国义务教育能均衡发展，除进一步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外，中央和地方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设立和增加对此类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专项经费，并保证专款专用。
第三，为确保义务教育投资有稳定来源，除了要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还要进一步在多渠道筹措资金上下功夫。在这方面《纲要》已做出较全面的部署，这里仅提几个补充的建议。
首先，应当进一步完善教育费附加征收制度。自1986年城乡教育费附加开征以来，已成为国家预算外义务教育的一个稳定来源，对缓解基础教育经费紧缺，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征收制度、管理办法尚不健全，近两年不能如数征收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在尤为突出。过去农村教育费附加以随粮征收的办法向农民统一收取，可近两年粮食等农副产品市场放开，农民没有了直接向粮食收购站交送公粮的义务，附加费的征收遂失去依凭，出现了征收难的危机。与此同时，伴随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的实行，有些地方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教育费附加也给取消了，致使这笔资金不能如数征收，1992年如按1．5％的比例，全国应征收110亿左右，而实际只征到50多亿。有鉴于此，为使这一政策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使征收的数额能稳定增长，建议在此基础上，开征社会教育税，从税制的角度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
其次，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但应适当提高学杂费的收费标准。长期以来，中小学学杂费的收费标准偏低，与教育事业发展、物价上涨的现实极不相符，因此应随物价上涨指数同步增长，藉以维持教育的简单再生产。学杂费的收费数额应由各地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统一公布执行，并接受公众的监督。
一、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与可能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作，不仅需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和政策法规，更需要大批具有良好思想品德、专业文化素养，善于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决策、管理和运作的各类专门人才，还需要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成果的输入和高智力的有力支持，而跨世纪的国际竞争更是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竞争，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竞争，因而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技文化为己任的高等教育事业将左右我国新历史使命的实现。目前我国的高教事业则远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无论是在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种类、规格等方面，还是在科技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方面，都还无法满足需要，高教事业必须进一步发展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但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就要有相应的资源条件作保证，尤其是建设高水平的大学，必须要有高的投入。但现实情况是高教经费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均由政府兴办，但政府实际上只能负担一半左右的办学经费，所以目前高教经费不仅无法提供发展的需要，连维持现有教育活动都难以为继，高教经费已成为高教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教经费由政府单一渠道投资的体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同时由政府一元化投资的体制，包括学生的培养费在内所有高教经费全由政府包下来也不合理，因此，改变政府一元化投资体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已势在必行。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使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也具备与其他社会部门进行劳动交换的法人地位，高校为国家、社会提供人才、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也就是提供了劳动，接受其劳动的部门以及个人会因此而增加收入和得到其他利益。它们之间可用社会必要劳动的确定为准绳进行等价交换，学校通过提供各种劳动成果与社会不同的部门、单位以及人员进行交换获取经费，这就使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可能。为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教育投资体制，这个新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合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当然也是可行的。
二、“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投资体制的性质、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1．“主与多”的性质与内涵
各个渠道的性质和它们的职、权、利是不同的，具体说来：
（1）政府拨款为主－－主渠道。“为主”的含意，应该是指政府的拨款投资在整个国家高教经费的投入中所占的份额是主要部份。它反映在办学体制上则体现为高校是公办为主，非分办为辅；反映在公办大学的经费投入中，应该是国家政府的拨款投入为主，当然在这个为主的投资中除政府直接拨款外也应包括国家政府通过行政的、政策的以及法律的手段支持高教的间接性投入（如免税等）的部分。
由于政府拨款为主渠道，因此政府不仅通过政策的手段而且以投资的主体地位来调控影响高等教育的行为以保证办学方向、教育方针贯彻等的实现，最终就是确保教育的行为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在主渠道之外，辅之以其他多种渠道，它们是：
（2）收取学生的学杂费。在明确主渠道－－国家担负一定的培养费用的条件下，可以实行“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进行收费，这是因为受教育者－－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增加了知识，获得了本领，提高了能力，从而可以使自己增值，他将在未来的工作劳动实践中可获得高的报酬，因而他在学校中消耗的教育培养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给予一定的补偿，所以就应缴纳相应的费用。由于学生交了费，相应学生应具有有关的自，如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自，毕业后选择职业、工作岗位的自等；另外也可由用人单位以设立奖学金，或直接支付培养费等形式来支持所培养的学生，用人部门有权要求他们首先到该单位服务工作。
关于收费标准，原则上应根据学校为学生所创造的“经济性价值”的部分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但具体操作上则应随着社会承受能力的提高逐步到位，目前只能按照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当前社会实际承受能力来决定，当然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其收费标准可以不同。
（3）社会服务的收入。社会服务的收入主要指，在学校和地方、企业之间进行不同功能的优势互补的经济活动中的收入，主要包括：为地方或地区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培养、培训所需的各类专业、各种层次的人才和支援地方、企业办学；承担地方、企业科技研究项目；合办联营生产企业，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地方高新技术开发以及参与地方、企业的咨询决策等。这些活动是以学校一方为服务主体与以地方、企业一方为投资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双向选择各自所追求的最优发展的目标作为合作基础。在过去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服务一般是无偿的服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有偿服务。学校以服务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通过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由此学校可以获取相应的经费收入。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目标下，本着“服务”与“依靠”的精神，应该是相待以诚，相处以信，公平对等，互惠互利，决不能损害联系对方的利益。
（4）承接国家、地方政府或部门的科研课题任务的收入。这就是学校承接纵向课题所得的经费，这方面的课题任务一般都是国家政府部门有关国计民生较为重要的项目，对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重大的任务。这里的经费投入，其投资主体是国家政府部门，当然这些课题任务的得到，是依靠学校的科研实力和成就，通过竞争而争取到的。但这里的利益分配，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虽然课题经费要考虑成果的价值，但更多的是根据课题研究过程中成本消耗的需要来考虑经费的拨款，这不仅因为在主渠道拨款中有拨给学校的科研事业经费，更因为这是国家任务，它将影响国家的全局利益，学校也有义务承担这方面的任务。
（5）校办产业的收入。从直观的角度来说，这里的投资主体是校办产业，校办产业作为教育经费投资者，它所要的权则是要求学校给予有关学校的资产的租赁权，要求学校给予学校的科技成果的转让权和校办产业的自主经营权。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实质上将按股份制的原则，学校作为校产、技术等入股的股额分取利润和国家给予校办产业的免税等优惠政策所得的经费收入。校办产业与社会的关系则与社会上一般企业一样，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从本质上看，校办产业渠道的经费收入是学校的自我投资。
（6）国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自愿和量力的原则捐资助学、集资办学及国外的资助和捐赠。
这一渠道的投资主体，当然就是捐资或集资的单位和个人。从现实来说，学校将无偿地接受他们的投入，他们的投资具有一定的选择权，或用于校园建设，或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和发展基金，或捐赠设备等。他们这么做或是出于慈善的愿望，要扩大他们的影响“扬其名”；或则出于对母校报答养育之恩；或则是因为学校为他们作了贡献给予进一步的报答和鼓励等等。但这方面的经费收入，对学校来说是随机的，很不稳定的，是无法预计的，所以是一种机遇性收入，当然它与学校的历史声望影响有很大关系。
（7）运用金融、信贷手段融通教育资金，开办教育储蓄和贷学金来支持教育经费。这是国家政府给予教育的一种优惠政策，教育系统可举办金融机构，以融通资金。对学校来说，可以举办校内银行，开展集资、贷款等金融活动为教学、科研、基建、产业等融通资金。这将有助于教育资金的筹措。该渠道的经费来源可以理解为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政策性投入。
从以上对筹措教育经费的各个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就是投资主体的变革和改变对投资客体－－学校的无偿为有偿，即从由国家政府－－元化投资主体改变为多元化投资主体，它包括政府（含地方政府）、受教育者（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包括海外人士）以及学校自身。不同的投资主体出于不同的利益，通过不同渠道，对投资客体－－学校进行教育经费的投入，但是他们的投入力度是很不一样的。
2．各个投资渠道之间的关系
在各个投资主体之间有主有从，在主渠道之外其他各个投资渠道之间，他们的投入也不是一样的，但应该有个合适的比例，而目前的情况则尚无较为规范性的界定。以我校1993年度经费收入为例，全年收入经费共14922．3万元，其中国家政府拨款（包括教育事业费、科研事业费、基建费）4671．03万元，占总经费的31％，学生收费835万元，占总经费的6％，社会服务收入2396万元，占总经费的16％，纵向课题费收入4236万元，占总经费的28％，校办产业经费收入580万元，占总经费的4％，捐资收入180万元，占总经费的1．3％，信贷收入413万元，占总经费的2．8％。由上述统计分析可知，主渠道只占了31％，而纵向课题费和社会服务费收入所占比重较高，达44％；其次是学生收费、校办产业收入、信贷收入及捐赠，但他们的比重都较低。这表明目前政府拨款并不占主要份额，其它各渠道的比例较悬殊，而1993年我校累计财政赤字达5000万。为此，作为国家政府主渠道的投入要有较大增加才能真正成为“为主”的地位，其他有关渠道的经费投入也需要提高比例，适当调整关系，才能弥补学校财政赤字。而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的经费收入情况如何呢？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89－1990年获得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资助占其总经费的69．3％，英国牛津大学1989－1990年度获政府资助占其总经费的50％以上，而公立大学一般获政府资助平均在40％以上；学费的收入有高有低，如伯克利大学学费收入占总经费的11．7％，耶鲁大学学费收入占总经费的24％；服务收入一般占总经费的22％；校产收入占总经费的3％－10％；捐赠收入占公立学校经常性收入的7％。上述国外学校经费收入的比例与我国情况相差甚远，由于国情不同不能盲目类比，但可参考。
三、关键在于落实到位
新的高教投资体制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了我国高教事业发展的规律，它为增加高教经费的投入，保证高教经费有着稳定可靠的来源，带来了希望，开辟了良好的前景，令人鼓舞。但环顾目前的现实情况则仍然令人忧虑：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没有真正落实，而实际上只是处于“略战”地位的境地，只顾上经济项目，建楼堂馆所，搞开发区等，却舍不得投资教育，甚至出现挤占、挪用教育经费和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状况，而学校教育经费由于物价上涨，实际办学经费连续几年负增长；教师待遇偏低长期未获解决，近年来教师流失量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不稳；学校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严重不足和老化及实践环节经费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办学难以为继；某些政策性措施出台，事实上限制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教育投资水平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甚而也难以满足现有教育事业的基本需要，如此等等的现实情况和问题仍然困扰着高等教育。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真正贯彻落实新的高教投资体制，使其切实到位、兑现。为此，针对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促进加速新投资体制的实现。
1．首先要思想到位，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落到实处。必须从思想深层次上解决重物质资源投入、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倾向。应充分认识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都将取决于国民素质和大批高水平专门人才，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则是一种高度智力密集和高度科技密集型的事业，其成就和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员的素质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先进程度，这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同时，教育投资已为世界各国历史所证明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考虑教育问题，才能真正落实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一重要指示。
2．切实保证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当前就是要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时，出台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中，尤其在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必须确保教育经费按不变价格计算有必要的、稳定的和不断增长的来源，从而落实《纲要》规定的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和“八五”期间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全国平均不低于15％的目标。
本文作者：赵晶晶工作单位：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
不断完善教材内容。独立学院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尽量选择实践性强的教材，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结合所选教材和证券市场实际情况，添加新内容比如一些最新的理论和知识，以弥补现行教材内容的不足，此外，还要删除教材中已经过时的理论内容。另外，有条件的学院还可以组织教师编写适合自己学院培养目标的教材。加强实验室建设。证券投资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需要相应硬件和软件支持，学院应该重视实验室建设，及时完善和补充实验设施，购买和更新相应证券模拟软件，使学生及时了解和接触到证券业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和软件，为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支持。培养双师型教师。“打铁还需自身硬”，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有力保证，担任证券投资学教学的教师，应该是双师型的教师，他们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因此，学校应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一方面，可以聘用具有多年证券从业经验的专家为教师，另一方面，选送本学院优秀教师到相关单位进修和实践培训。教学手段多样化。首先，采用模块化教学。充分利用学生的考证热情和从业资格考试的特点，将证券投资学教材的内容分为五个模块。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从业考试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详细的讲解，让学生掌握证券投资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增强学生考取从业资格证书的信心。其次，引入案例教学。根据教学内容难度的变化和学生学习状况的变化，选择与教学内容配套的典型案例，将复杂的、枯燥的理论用生动的案例表现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释现实问题，既可便于学生理解，又可供学生讨论，逐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能力。
强化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由课程实践、专业实践和专题讲座。课程实践通过利用学院的实验室设备和证券模拟软件，在授课时，安排一定学时在校内实验室进行实训。实训的主要方法有教师演示和学生模拟操作。通过课程实践使学生了解证券交易的操作过程、增强对大盘的分析能力。专业实践通过学院与证券公司签订实习协议，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学院成立实习工作领导小组，安排教师组织学生到实习基地进行校外实践，使学生操盘能力得到快速提升，为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专题讲座采用不定期邀请校外经验丰富的证券从业人员来校开展投资和理财类的讲座，培养了学生的从业技能。
独立学院证券投资学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只有认真分析问题，针对问题进行改革，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比如，我院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在授课期间不仅安排有课程实践还有专业实践，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进一步理解了课程的教学内容。此外，我院还通过改变教学效果评价方式来提高教学质量。增加实践成绩在评价中的比重，将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两部分，实践考试以课程实践和专业实践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网络模拟炒股比赛业绩给予分数奖励，通过多种实践方法的配套使用，促使学生平时注重操盘能力的锻炼，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博弈分析
一、博弈论的概念及基本要素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是研究多人谋略和决策问题的理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1)一个博弈问题必须至少有两个或多个参与博弈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这些主体在博弈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由于利益的驱动，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策时，总想选取最优战略。(2)博弈中的各个主体之间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竞争贯穿博弈的全过程，同时竞争又将博弈的主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较量。(3)主体之间要进行较量，每一个博弈主体就要尽量掌握博弈中对手的特点和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知识和信息。(4)各个博弈主体都十分关心博弈结果。博弈结果通俗地说就是输赢大小，博弈论用收益(或效用)来描述博弈结果。
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包括:(1)参与者(Players):指的是一个博弈中的决策主体，通常又称为参与人或局中人。参与者参加博弈的目的是通过合理地选择自己的行动，以期使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水平最大化。(2)行动(Actions):是指参与人在博弈的某一时刻作出的战略选择。(3)信息(Information):指的是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能了解到和观察到的知识。信息对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在每一次进行决策之前，他必须根据观察到其它参与者的行动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4)战略(Strategies):是参与者如何对其它参与者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行动规则，它规定参与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行动。(5)收益(pay):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者得到的确定的效用或期望效用。效用通常表现为博弈结果中的赢输、得失、盈亏。效用必须能用数值刻画其大小。博弈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个参与者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战略选择。或者说，收益是所有参与者各选定一个战略形成的战略组合的函数。(6)结果(outcome):是博弈分析者最为感兴趣的要素的集合，是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行动或战略组合。
二、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的利益关系
(一)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
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对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分析如下:
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1)在一定条件下，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比如，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投入下，增加一个人对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其边际成本为正。(2)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高等教育提供的一些利益对个人来说是可分的。每个享受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都会从中得到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高等教育提供的利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受教育者外溢给了社会。表现在全社会都能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获益，包括全社会制度的创新、科技开发和产品更新能力、民族文化与道德水平的提高。
因此，高等教育既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产品，即准公共产品。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构成及其利益关系
高等教育服务所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区域内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投资需求。政府投资是为了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预期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收益;企业投资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高等学校自身是为了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竞争力。尽管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预期目的，但当他们投资于同一所高等学校时，就成为多元的投资主体，也是多元的利益主体。
1.政府主体。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有显著提高，因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配合政府做好工作，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政府的各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其次，高校本身也常常成为高新技术的“发源地”，世界几大高新科技工业区都是依著名大学而建的。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因此，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不仅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带来极大的非经济利益。因而，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和间接受益者，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
2.个人(即学生及家庭)主体。受教育者个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高等教育在总体上可视为是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因而高等教育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收益——即受教育者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预期经济收益和各种非货币性满足。
从预期经济收益来看，个人收益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个人受教育年限与私人收益与费用坐标(图1)来清晰地表示。
从非经济利益来看，高等教育接受者还可获得其他非货币收益。对于学生及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在消费上更具排他性，私人产品的特征更为突出。因此，学生及家庭理应成为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之一。
3.企业主体。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是指企业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出发，对高等教育所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的货币表现。广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有两种:一是通过国家税收转为政府投资的间接投资;二是直接投资和捐赠。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仅指直接投资和捐赠。其主要形式包括:企业职工在职培训的教育费用支出，对教育机构的科学研究合同、培训合同支付的费用，企业对教育机构的无偿捐赠、对大学生的“委托培养”和“有偿分配”。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收益者。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取胜，都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证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其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和技术的竞争。企业拥有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通过吸纳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大量利用高校专利成果，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企业利润，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而，企业也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之一。
4.高等教育机构(高校)主体。高等院校是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的人，随着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除公式拨款、合同拨款以外，将更多地出现绩效拨款，将办学质量与年度效能核算相结合，以更好地体现效率原则，促进办学质量好、水平高的学校及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所以，学校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通过经营校办企业、开展社会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形式来弥补教育投资的不足，以提升学校的竞争实力，并可以获得较高的政府财政投入支持。因而，高等教育机构也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应该包括区域内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另外，我们如果把区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与其他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存在一定的互动联系，即地方政府之间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同时，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是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下文所研究的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仅限于区域内部的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
三、区域高等教育各投资主体的博弈分析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博弈关系涉及许多方面。由上文对各投资主体构成及利益关系的分析可知，区域内部的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可以形成许多两两博弈关系、三方博弈关系以及多方博弈关系。在此，仅分析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之间、高校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高校与高校之间
高等教育资源具有共享性，各高校单独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有限，如果各高校能够彼此合作，可使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不足的现象有所缓解。
1.同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同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基本相当的两所高校，可以是两所重点高校，也可以是两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甲、乙两所同质高校，二者对某一高等教育资源都没有独立提供的能力，需要二者合作提供。设提供该高等教育资源共需投资为C，如果二者选择合作提供，甲、乙高校各需付出成本为0.5C和0.5C，则甲、乙两所高校都能获得收益为R，设C>R>0.5C>0;如果二者选择不合作提供，不提供的一方得益为R，而提供的一方需独立支付全部成本C，则提供方的得益为R-C<0。很明显，如果有一方选择了不合作提供的话，另一方则不可能选择提供。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如果甲、乙两所高校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则当甲校选择合作提供时，乙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当乙校选择合作提供时，甲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此处的纳什均衡解是“不提供，不提供”即(0，0)，其结果便是高等教育投资提供的不足，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偏离，没有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存在改进的可能。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我国目前区域内部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种可能是高校资源过于贫乏，即使合作也没有能力提供;另一种可能是当合作有能力提供高等教育资源时，往往会陷入这种“囚徒困境”。为了解决区域内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提供不足的困境，需要靠政府的投资引导和激励诱导，增加同质高校之间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动力和约束力，以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达到最优均衡。
2.异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异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相差悬殊的两所高校，即指一所重点高校和一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2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丙(重点)、丁(普通)两所异质高校，某种高等教育投资活动给重点高校丙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给普通高校丁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而丙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丁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丙校和丁校平均分摊高等教育投资成本导致的效用减少分别为0.5c和0.5C。其中R>C>r>0，C>c>0。
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弈”模型，在该支付矩阵中，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各自采取“提供”和“不提供”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即(R-c，r)。对于“高校丁”而言，“不提供”即为占优策略解，但对于“高校丙”而言，仅存在纳什均衡解“提供”，却不存在占优策略解。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如果两所高校都不提供投资，则会导致区域高等教育水平发展缓慢;如果普通高校丁进行投资而重点高校丙“搭便车”，则会导致普通高校发展滞后且差距进一步拉大，而重点高校丙可能因规模过大出现不经济现象;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在选择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的情况下，能促使普通高校迅速成长，而重点高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因而，区域内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之间，理应重点高校丙独立提供至少应是多提供高等教育投资才符合教育公平和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
为了使重点高校增强高等教育投资的意愿，政府应实施激励政策的引导，从而增加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收益。
(二)高校与政府之间
政府部门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主体，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行为利益是希望高校通过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策略选择，使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充分共享。一种情况是政府有作为，即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从宏观上对高等教育共享进行合理引导，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另一种情况是政府无作为，即政府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过多地干涉高校内部的事务，阻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
目前我国高校是受政府的监督指导来办学。而且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时，往往更倾向于重点高校，以便使重点高校能带动区域内普通高校共同发展。为了简化研究，这里把区域内重点高校抽象为一个高校。假定高校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积极参与共享和消极参与共享;政府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策略:有作为和无作为。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3所示。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在是否积极共享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进行着混合策略博弈行为。
假设政府部门在有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j，无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x(设Cj>Cx);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时的收益为R，消极参与共享的收益为R+R(在区域总体生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消极共享在短期内反而有可能增加会提高自身的收益);政府部门对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为Cf。又假定高校以p的概率积极参与共享，以1-p的概率消极参与共享;政府部门以q的概率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有作为)，以1-q的概率少量投资和不合理指导(无作为)。再假设区域内高校与政府部门的预期效用分别为U1和U2，则二者的混合策略博弈支付矩阵模型见表3。
根据表3中所列的支付矩阵计算二者预期效用U1和U2如下:
U1=pqR+p(1-q)R+(1-p)q(R+R-Cf)+(1-p)(1-q)(R+R)
U2=pq(-Cj)+p(1-q)(-Cx)+(1-p)q(Cf-Cj)+(1-p)(1-q)(-Cx)
当U1和U2关于p和q的一阶偏导数为零时，可使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则得到:
U1/?鄣p=qCf-R=0
U2/?鄣q=Cf-Cj-pCf-Cx+qCx=0
所以纳什均衡解为:q=R/Cf，p=1-(Cj-Cx)/Cf，且Cj>Cx
于是，区域高校以p=1-(Cj-Cx)/Cf的概率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政府部门以q=R/Cf的概率为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区域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额外收益R与政府部门合理引导的概率q成正比;政府部门对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力度Cf与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的概率p成正比;政府部门有作为与无作为时的投资成本差距(Cj-Cx)越大，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会越倾向于无作为，区域高校选择消极参与共享的概率1-p就会越大。
(三)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
亨瑞?埃茨科瓦茨(HenryEtzkowitz)(1997)通过引入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概念，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来分析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关系的动力学，并用以解释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自此，三螺旋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创新结构理论。勒特?雷德斯道夫(LoetLeydesdorff)(1997)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并提出了该模型的理论系统如图2所示。其具体结构是政府、大学、产业等三机构在保持各自独立身份的同时，又都表现出另外两个机构的一些能力，也就是说政府、大学和产业三机构除了完成他们的传统功能外，还表现出另外两机构的作用。由于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学—产业、大学—政府、产业—政府的双螺旋关系模式，克服了以往的产学/产学研合作模式忽略国家层面考虑的不足，自提出以来一直为学界所热衷。
由三螺旋模型可知，区域内高等教育投资的三个主体政府、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假设在博弈模型中只有一所高校、一家企业和区域地方政府。在此构建区域内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4所示。
高校和企业在博弈中均有两种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政府也有两种选择:有作为或者无作为，且在有作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即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设在高校和企业均选择合作的情况下，高校的收益为Iu，企业的收益为I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高校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u，企业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抑制作用时，高校将损失Lu，企业将损失Lc;政府代表了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设政府有作为时的成本是-C，相应地，在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可以得到-C+Ru+Rc的利益，起抑制作用时，将损失-C-Lu-Lc。
根据博弈矩阵模型来计算混合战略博弈纳什均衡解:
首先，在已知高校和企业进行合作的概率为p的情况下，政府有作为和无作为时的预期收益为U1和U2。
U1=p[qa(-C+Ru+Rc)+(1-qa)(-C-Lu-Lc)]+(1-p)[qa(-C)+(1-qa)(-C)]
U2=-p(-Lu-Lc)
当U1=U2时，可得高校与企业合作时的最优概率为:
p*=C/qa(Ru+Rc+Lu+Lc)。
其次，在已知政府有作为的概率为q的情况下，高校合作和不合作时的预期收益为U3和U4。
U3=q[qa(Iu+Ru)+(1-qa)(Iu-Lu)]+(1-q)Iu
U4=0
当U3=U4时，可得高校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u/Lu-qa(Ru+Lu)。
同理，可得企业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c/Lc-qa(Rc+Lc)。
由此，可以建立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
[p*=C/qa(Ru+Rc+Lu+Lc);q*=Iu/Lu-qa(Ru+Lu)]
[p*=C/qa(Ru+Rc+Lu+Lc);q**=Ic/Lc-qa(Rc+Lc)]
由上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可知，高校与企业是否选择合作取决于政府行为是否起促进作用及合作所得到的收益，政府是否选择有作为取决于其所付出的成本C和整个社会的最终收益。
四、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对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间几种博弈关系的分析，提出几点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建议。
1.在观念方面，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特性，既要正视其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又要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发挥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及家庭个人的作用。
2.在法制方面，尽快完善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的政策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从目前经济发展情况看，高等教育投资全靠政府的财政投资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对高等教育投资制度进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放低私人办学的门槛，使更多的社会私人资源进入到高等教育部门，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并对私人办学进行监督，规范其正当有序地发展。
3.在机制方面，建立健全对高校和企业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把推动资源共享作为对主要负责人政治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考评机制能激发高校和企业的内在积极性，可以产生进行高等教育合作投资的强大动力。
同时，政府应制定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制定相应的策略，对在校际资源共享和校企合作过程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奖励或补贴，降低其共享(或合作)成本或提高其共享(或合作)收益;同时对阻碍推进教育资源共享(或合作)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告诫或惩罚，引导他们的理。
4.在舆论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高等教育在人才质量培养和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方面的监督作用。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应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间接引导，使区域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主体能形成共享的文化氛围，使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产生联动作用，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益。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项目(115A——069)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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