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46:35
序论：在您撰写文化危机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2、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3、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3］《第一财经日报》著《拯救全球金融》中信出版社2009.1.
金融危机又被称为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价下挫，出口放缓，消费滞涨，失业率增加。危机现在依然在持续，其破坏力及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消费观念带来了什么启示？
2、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4、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伦理危机、文化危机。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对危机进行文化反思，同样十分必要。我们应该看到，危机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既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提供了难得机遇。危机检验企业文化建设成效。危机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试金石。一个企业究竟重视不重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建设的效果如何，在危机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面对危机，企业是持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还是暂时放到一边，是一以贯之地践行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反映出企业是真正重视企业文化还是“叶公好龙”，将企业文化作为锦上添花的装饰品。严峻形势下，企业能不能保持强大的凝聚力、职工能不能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企业有没有持续发展能力，则直观地反映出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效。危机凸显企业文化的价值。一般来讲，企业生存与三个要素紧密相关，即环境、资源和文化。企业适应环境，可以活的下；企业资源充沛，可以活的好；企业文化优秀，可以活的久。环境、资源是客观的，文化则是主观的，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企业文化是可以确定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外部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用先进的企业文化有效整合资源，内聚人心，外树形象，才能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危机“倒逼”企业文化创新提升。危机往往是催生优秀企业文化的契机。比如，海尔的质量文化，如果没有产品质量危机，张瑞敏不砸冰箱，也就不会有这一企业文化的经典案例。从大的方面讲，文化可以分为两类：常态文化和危机文化。前者代表的是相对平稳发展、有规律性的文化；后者代表的是危机条件下，人们思维、生活方式突然改变后的文化。客观讲，这些年，国内企业特别是钢铁企业快速发展，对危机的认识和准备不足，对危机文化重视不够、研究不深。面对危机，很多企业突然发现曾经津津乐道的企业理念、曾经“宏伟壮观”的发展战略，似乎一夜间便显露出窘态，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认真反思自己的企业文化，及时调整，不断完善，从而使企业文化得到丰富发展。
二、把握危机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以“文”化危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度过危机、成长壮大的根脉。危机时期，企业必须认真把握形势对企业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围绕企业文化作用的充分发挥，把握工作的着力点，创新企业文化建设，以“文”化危，以“为”求机，为企业度过危机、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着力建设危机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当前形势下，企业必须注重建设完善危机文化，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危机时期的导向作用，引领职工共克时艰。危机文化应该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危机理念。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讲，微软离破产只有180天；海尔CEO张瑞敏讲“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华为总裁任正非讲“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都体现了较强的危机意识。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莱钢提出了以“化危为机，自救图存，齐心扭亏，自我超越”为核心的危机理念，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宣传栏、黑板报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使其深入人心，凝聚克难制胜的正能量，引领干部职工把危机变为强身健体的机遇，牢固树立“自救”意识，齐心戮力减亏扭亏，保生存图做强，努力实现新的超越。二是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包含危机的辨识、预警、确认和处理，要求企业提高对危机的预见性，事先做好危机处理预案，当危机发生后，按照制定好的预案和计划，迅速处理问题，缩短危机时间，减少损失。为了加强危机管理，莱钢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对全公司各业务流程中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行梳理，确定了战略、财务、市场、运营、法律五大类75种274条风险事件，研究制订风险控制策略，以防范和化解企业内外部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着力建设创新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激励作用。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做动力，也是企业应对危机的活力之源。建设创新文化就是要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强化职工创新工作的动机，引导广大职工发挥聪明才智应对危机。
一是培育创新精神。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宽容对待失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创新活动，对员工总结的先进操作法、技术创新成果、合理化建议等进行表彰奖励，激发员工的创新积极性，涌现出大量群众性创新成果。2013年，全公司共表彰职工技术创新成果1512项，创造经济效益2.15亿元。二是建立激励创新的机制。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把那些创新意识强、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放在重要岗位上。实施首席工程师负责制，实行“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科技人才”三级评价奖励政策。建立以成果为主的评价机制，打破学历、身份限制，实行动态管理。三是推动各层面创新。激发各层面的创新积极性，将创新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召开科技大会，重奖科技成果。2013年累计开发新产品61项，新产品销售比例达到30%。开展管理创新成果、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评选表彰，给予相应的奖励。今年以来，莱钢实施了“保生存、求发展吨钢增效400元”、“加快推进运营转型、全面实施精益管理”等重大管理创新，提升了管理水平和组织绩效。2013年，莱钢党委召开第五届莱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大会，表彰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20项。着力建设和谐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越是困难，越要讲和谐。和谐产生凝聚力，和谐产生战斗力。危机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和谐建设，用和谐文化将职工凝聚起来，确保队伍不乱、力量不散、干劲不减，众志成城抗击危机。在当前形势下，对企业内部而言，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对职工讲“共赢”，另一方面职工对企业讲“共担”，也就说，企业与职工共享阳光，同担风雨。面对困难形势，莱钢积极践行“共创共进共赢”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大帮扶机制，建立五条保障线，设立职工服务中心，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困难帮扶等服务，落实人文关怀，让职工感受到冬天里的温暖。企业关爱职工，职工感恩企业。广大职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将岗位视作抗击严冬的战场，以实际行动喊响“企业有困难，我们来承担”的口号，积极为企业献计献策，众志成城齐心扭亏，全力打好保生存图做强攻坚战。
三、加强和创新危机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1、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更加注重人文关怀。重视人的价值并努力创造条件促成人的价值的实现，以此达到企业价值的实现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也是企业文化的本质所在。职工不仅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而且也是企业文化的载体，是企业文化的承载者和实践者。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人关怀，使企业文化真正得到广大职工的广泛认可，被广大职工信奉和实践，从而产生强大的物质力和推动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更加注重创新应变。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企业文化也应该具有适应性，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文化应该与时俱进，打破稳定性所导致的“习惯陷阱”或“路径依赖”，以创新应对变化，以创新促进发展。否则，企业文化就成了一潭死水，没有生命力。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金融危机；产业发展
前言
金融危机早已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开来，在全球金融环境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挑战的时候，却在一些行业看到了希望和机遇，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当人均GDP在1000-5000美元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造业、加工和传统服务业；当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科技创新、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产业。中国的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这类要求。所以在这样混乱的时候文化创意产业反而显示出了自己的光辉，展现出了朝阳产业的魅力。
一、现阶段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
（一）国际经济发展现状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各国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相应的冲击，主要体变现在:
金融机构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和经营危机。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未幸免，金融市场呈一片混乱。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破产，特别是具有15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的破产，使得世界各国银行和投资人损失巨大。部分国家财政危机，国家经济濒临破产。金融危机发生后，冰岛、波兰、匈牙利、乌克兰、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经济濒临破产；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不得不为银行大量注资或收归国有，但仍然难以避免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和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将步入较长时间的衰退。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必然面临一轮较长时间的衰退。其主要体现在：订单与消费的急剧下降，使众多企业经营困难。通用等大企业的倒闭或减产。金融业、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世界失业人数的激增，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创记录的2.1亿。除此之外，世界各国股市连连暴跌，大多下跌幅度在40-70%之间，给世界各国投资者带来约30万亿美元的损失。
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危机时引起的人们的信心不足和精神上的空虚与不满往往增加了人们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量，有时更形成短时间的井喷。
（二）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
2.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的牵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2008年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是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1%逆转为下降2.2%;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5%逆转为下降17.9%。
4.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3%和19.2%,住房消费处于200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
5.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5%和2.8%。
6.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
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资金链条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断链现象，资金的缺乏使许多在进行的项目无法继续；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受阻，海外市场减少；消费者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能力明显减弱，导致该行业呈现短期的低迷。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经济的持续低迷使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反而引发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渴求，促使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一时期又突发出无限的潜力，市场需求量的大增，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使该行业有更加充足的资金进入，出现良好发展的态势。
二、金融危机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和问题
（一）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
2005年就有统计显示，全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经济每天创造着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占全球GDP总量超过7%。因此，文化创意产业被冠上“朝阳产业”或者“黄金产业”的称号，各国政府都鼎力支持着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该产业的发展乘风破浪。我国各地区都出台相应的政策以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杭州、长沙、成都等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尤为迅速。例如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于2005年初正式挂牌运作，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十一五期间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上海改造利用了100余处老厂房、仓库，形成了独特的创意产业园区，如昌平路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生产基地、共和新路上海工业设计园、杨浦区滨江创意产业园等。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为该市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契机。根据上海统计局的预测，文化创意产业将是十一五期间上海经济发展的重点，占GDP得比重也将增加到10%以上，争取用20年时间建成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创意产业中心之一。而北京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早已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每年拨出5亿的专项资金，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包括对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北京798艺术区、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北京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和中关村软件园区的支持。
与全球金融环境的一片看跌的形式相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带着逆流而上的力量形成了一股暖流。以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创意产业发展比较早也比较完善的大城市为例，2008年，北京经济增长12.3%，创意产业增长19.4%；上海经济增长13.3%，创意产业增长22.8%；深圳经济增长15%，创意产业增长25.9%。显而易见，这三大城市的创意产业增长幅度都远远高于其经济增长幅度.
金融危机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初期的影响，资金链断裂，通常投入到金融、地产、制造的大批资金由于投资风险加大，投资信心不足而转投到创意无限的文化创意产业当中，加快了创意产业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加快了其他行业的产业调整。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下，低迷的经济，大企业的倒闭导致大量的裁员，使不安的因素四溢，不稳定、动荡的社会使人们的内心更加的迷茫不安，这个时候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而创意产业在这时迎合了这个需求。以致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个时期逆市发展，同时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就提出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扶持和重点发展，多个省市都将创意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推进了其的快速发展，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不理想和局限性。其呈现的问题主要有：
1.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许多人对创意产业的内涵、外延、特点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认识比较模糊，我国尚未核定文化创意产业的门类。目前对创意产业政策的理论分析仍语焉不详，政策设计明显缺乏基础理论研究的强力支持，使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实践，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理论的支持，在理论层面无从应对，相关的专业书籍和资料都较为陈旧，跟不上快速发展的该行业的要求。
2.特色不足。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保留着独特的民族风情，各个地区有丰富的区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几年地区政府逐渐重视发掘特色产业，如休闲旅游业，但在产业结合地区特色上，我国仍然发展得不足，例如在黄山景区和在张家界景区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水晶工艺品、玉石、茶叶、中药材之类，并且相似度极高。这些纪念产品的开发完全没有将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民族特色、景色风光的特点结合进去，缺乏地方特色和新意，完全不具备纪念意义。这说明目前的创意产业在有效结合民族特色、区域特色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3.人才缺乏。我国创意产业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待创新，传统教育培养的学生基本上追求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直接导致创造性人才的不足，特别是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直觉感悟的人才奇缺，人才的素质无法满足产业需求，尤其是在将文化和科技紧密结合的创作环节，原创能力和核心创意能力亟需提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创意产业还没形成独立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大多来源于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许多方面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究竟要如何培养还没有一套成熟的培养方法。虽然全国已经有40多所高校开设了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专业，但是培养方式陈旧，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相应的实习基地，当然很难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无法适应该行业的变化。美国南加州出了很多的艺术和影视人才，因为它靠近好莱坞，很多的课程直接搬到了好莱坞，许多一线的经验也就直接传授给了学生。
4.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执行力度也不够。突出的表现是我国产业化水平低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尽人意，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不够，各种盗版产品泛滥，很容易对创意产品的创造者造成伤害，从而损害产业的发展例如像2008年大热的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虽然有官方授权的衍生产品制造商，但是市场上喜洋洋的盗版衍生产品随处可见；早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半年，上海的市中心、地铁站通道等人口流动大的地方就已经出现贩卖假冒的世博吉祥物“海宝”的摊贩。这些情况不仅对相关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对国家形象的树立也是不利的。
5．文化创意产业的园区建设低端化倾向明显、区域合作层次较低，完整产业链尚未形成。近几年，全国各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方兴未艾，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和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的创意企业规模小、原创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弱、经营模式亟须创新，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背离了创意的核心而重回产业低端，完整的产业链尚未形成。在地域合作方面，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各自为战的分割状态，未能形成有效的合作联动机制与粤港澳的合作更是停留在较低层次。此外，创意产业虽与高科技行业（如动漫、软件等）互动较多，但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不足，自身的产业链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和延伸，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开发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塑造。
三、发达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验
“文化创意产业”通常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电影与录像、交互式互动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等等。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技术整合性,对于增强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全球每天自创意经济创造的产值是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得更快,美国为14%(1996年开始,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率已超过其他所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来源),英国为12%(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9%)。
许多国家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和活力，投入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而他们的发展经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一）英国经验
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的定义和内容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的国家,创意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更需要高端的政府服务。所以英国成功的要诀即是运用政策扶持文化创意产业。1997年5月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英国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把推广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创意产业的推动政策主要包括:创意出口推广、教育及技能培训、协助企业融资、税务和规章监管、保护智慧财产和地方推动自等6项,是目前国际上产业架构最完整的文化产业政策。同时强化财政、金融调控，为创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英国政府协同金融界和有潜力的民间投资者为它们提供资助，逐步建立强大的创意工业财务支持系统。以奖励投资、建立风险基金、提供贷款及区域财务论坛等方式作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财务支持。例如英国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个人从业者提供发展资金；政府的小型公司贷款保证计划为苏格兰企业连续5年提供2500万英镑作为创意种子基金。正因有这样良好的扶持政策，才使英国从1997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9%,大大超过传统工业2.8%的增长率,是其他产业的3倍。2002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占经济总量的9%,显示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型的转变,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
（二）美国经验
美国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GDP的5.24%;创造就业800万个,接近全国总就业人数的6%。在1977-1997年间,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1977-1997年间,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这20年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口翻了一番,达到380万人,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2.9%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8%,而同期美国经济就业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6%。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从国外销售和出口中创利668.5亿美元,超过了包括农业、汽车、汽车配件和飞机制造在内的所有主要产业。——2001年,美国的版权产业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351亿美元左右,占国内总产值的5.2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已遭遇了多次经济危机。尽管每一次经济危机所处的时代、产生的根源、波及的范围、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但美国文化产业却愈挫愈勇,以百老汇和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往往成为萧条时期的经济增长点。
从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结果来看,美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逆势而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快的发展速度,像美国迪士尼、兰登书屋和美国的电影工业等,均是在那个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
美国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美国高度重视对创意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科技含量高已成为美国创意产业的一大特征。以影视业为例，每一项可能对影视产业的创制与传播产生影响的科技成果，几乎都会同步运用于电影电视之中。在大众传媒领域，如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电子排版、网络传输、数字化、地球通讯卫星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美国创意产业具备了向全世界扩展的“桥梁”和“利器”。在图书和唱片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的网上售书等业务，极大地促进了其销量的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重视创意园区建设，创建企业孵化器。创意园区是一种介于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和企业发展平台，它通过提供一系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帮助处于初创阶段或相对弱小的新创企业，使其能够独立运作并健康成长。1956年，美国人乔曼首次提出了孵化器概念，并在纽约成立了第一家企业。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的船业园区数量从12个迅速发展到900个以上。美国创意产业园区主要有4种形式：政府主办的园区、私人主办的园区、学术机构主办的园区、公私合营的园区。这些园区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目前美国很多创业园区集团本身就是新创企业，它们不仅向其他新创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和设施，而且还提供更加全面的管理咨询，包括企业发展和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竞争研究分析、法律顾问、会计等。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创业者和风险投资的联合，将巨额资金与大量具有创意的新创企业结合，同时喜迎了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加盟。
（三）日本经验
日本在近20年来,几届日本政府都把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日本的创意产业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是有比较成功的市场动力机制日本创意产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市场动力机制的成功解决，如日本在照顾国情因素和吸收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并重，奖励与惩罚、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综合型的动力机制。同时日本社会所极力提倡的“命运共同体”与“团队精神”都很自然地使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其次是比较严密的宏观经济计划。日本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对企业起着“指导”、“引导”和“预测”的作用。1996年，日本确定了“文化立国21世纪方案”；1998年的“文化振兴基本设想”又提出，要把文化的振兴提高到国家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对文化进行重点投资，认为对文化的投资是对未来的先行性投资；2003年又制定子“观光立国战略”。对振兴地区和地方文化，日本政府明确规定：政府应支持地区文化活动，包括重新挖掘、振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民间艺术、传统工艺和祭祀活动等；制订长期规划，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提供全面支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手举办全国规模的文化节。
（四）韩国经验
韩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体战略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实行立法保障。以此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规范经营秩序，凝聚国力、民力，确保文化产业高效有序发展。1999年2月，韩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界定了文化产业的范畴，对政府扶持文化产业的职责范围、实施手段、运营规则、组织机构、财源筹措及使用方法，均做出具体规定，做到政策落实，有法可依。依据该法，韩国政府1999年至2001年先后制定和实施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展望》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针对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适时采取有效的扶持对策。第二步即打开资金瓶颈。资金供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血脉”。韩国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贯彻“选择与集中”的原则，对选定的重点扶持对象，从创业到研发、创作、制作和营销、流通的每个阶段，都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在国家财政全面吃紧的情况下，文化事业预算反而逐年增加：1998年占国家财政预算0.62%，2000年首次突破1%，2001年大幅提高为9.1%。同时动员民间资本，建立官民共同投融资体制，是韩解决文化产业资金的有效办法。具体做法是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韩文化产业振兴院在2000年至2001年的两年里，先后组建17个“投资组合”，融资总额达2073亿韩元，其中政府350亿韩元，民资1723亿韩元。在此基础上，运作日臻成熟，成功率大幅提高，年融资达1000亿韩元以上，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最后一步为税收优惠激励。韩国政府根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提高扶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从事知识基础产业的小企业实施减税优惠。
四、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
无论是工业经济时代,还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力和影响力,都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互动,展示出这一朝阳产业的广阔前景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我们透过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审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发现经济危机的出现一般都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勃兴。我要善于从危机中抓住契机,推动文化产业逆势而上、加速前进。
宏观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文化产业的机遇期。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期或萧条期,往往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期。在这个阶段,经济会出现低增长与高失业,但出于提升竞争能力和获得精慰藉的需要,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消费与投入不降反增。同时越是经济萧条文艺创作就越有素材、越有灵感、越有创新源泉,正所谓“文章僧命达”、“诗穷而后工”。审视美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产业在经济危机时的发展,我们可以获得很多规律性的认识和有益的启示。美国的经验表明文化产业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支柱。
所以我国应该借鉴他国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的经验，加快发展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
（一）将发展创意产业列入国家创新计划
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引擎,它理应成为国家创新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建议学习英国的经验有计划的使用政策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尽快出台与“科技创新”并驾齐驱的“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和近期行动计划。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并合各种文化资源,通过应用技术的嫁接为各产业的创新服务。
（二）营造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鼓励各类创意产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文化创意的繁荣需要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对各种文化创意,只要无害就应允许其存在。同时创意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国本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多民族必定又孕育出了多样性的文化，同时东西南北地域的差异性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和风俗更加的丰富，可以成为文化创意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交流可以促进创新，可以为文化创意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要学习美国的经验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重点推进包括协会、研究机构、大学等非营利组织的建设,将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这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可以更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吸取国际经验。为此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性创意产业协会,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协助政府推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监管产业的运作有效的将创意产业这样的朝阳产业引入良好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国家创意产业品牌促进中心,定期举办节事活动,设立国家级的创意产业大奖,以吸引和培养文化创意方面的人才，并为创意企业和产品提供信息、展示、推介等公共服务。
（三）制定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建议政府学习英国政府的做法为创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协同金融界和有潜力的民间投资者为它们提供资助，逐步建立强大的创意工业财务支持系统，同时给予一定的财政倾斜，成立专项资金，以奖励资助、贷款贴息、项目补贴等方式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公益性文化创意产业相目应当给由于更多的扶持，逐步建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建立创意产业的投资基金,担保基金,鼓励创新的奖励计划和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财政支持政策等;制定支持中小创意企业的发展政策,包括促进投融资与风险分担的机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作、加强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人才培养等;对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文化创意企业，可以积极大胆的引进并合理利用外资，鼓励外商在该领域直接投资；出台“中国创意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各级政府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能够规范并有效地落实国家发展创意产业的各项鼓励政策。
（四）制定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用地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发展
对于像文化创意产业这样低耗能，低碳的产业，应该多方面得政策优惠，特别是在用地方面，为创意产业的发展预留空间。特别是如今土地资源不足的一级城市，尤其要注意发展空间的腾换，应鼓励城市建成区内的废旧厂房、仓库等存量房地资源以廉租等的经营方式吸引文化创意企业的入驻对废旧资源的再次利用。北京的798是这方面成功的典型，它不仅成功的对废旧资源再利用，也降低了文化创意类企业的运作成本，同时成为了著名的新型文化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发展了旅游业，达到了一举三得的资源高效利用开发。
（五）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创意产业的易复制性使其相对于传统产业来说风险更大、成本更高，只有实施比传统产业更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才能为创意产业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意之父霍金斯曾言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商标、设计)是创意经济的一种货币，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是“中央银行”，对此，我们应该借鉴韩国的做法，实行全面系统的立法保障，以此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规范经营秩序，凝聚国力、民力，确保文化产业高效有序发展。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会损害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再创新的积极性，就如当今的中国歌坛，优秀的原创歌手和歌曲匮乏，优秀的音乐人和歌手都无法以出音乐专辑盈利，全靠走穴挣钱，唱的永远是那么几首歌，盗版的泛滥和网络下载的兴起将中国音乐人逼到了绝境，中国音乐市场的衰落时必然的。为了不让创意产业也重蹈覆辙我们必须将该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尽早的完善。另一方面要形成一种尊重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的社会文化氛围，创造出一种保护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的软环境，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
（六）吸引并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
目前我国的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是创意人才的匮乏。全方位、多渠道培养和集聚创意人才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大批量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是我国未来文化创意产业获得大发展的前提，从近10年来的经验来看，各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无不得力于各国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仅以游戏产业为例，到2003年美国设有游戏专业的大学(学院)有540所，日本有200所大学设有游戏（开发、设计、管理、运营）专业。美国和日本的游戏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相互竞争的状态，与其丰富的人才资源的强大支持分不开。国内创意人才的培养，受到原有教育培训机制的制约，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应该相应的创造新的培育机制培养大批量创意人才，推动我国创意产业的健康高速的发展。着力培养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重点吸引一批海外从事创意产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那些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宽阔国际视野的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对于已经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岗位上的年轻专才，应营造宽松活跃的工作环境，鼓励其大胆创新，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奖励先进，不断激发其创新热情。
（七）以举办如上海世博会这样的世界级的会展为契机,推进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
世界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从产业层面的第一阶段发展到创意经济的第二阶段,一些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已进一步向“创意社会”第三阶段发展。我国可以汲取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经验,推进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创意示范城区”的试点建设,跳出单纯的“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的局限,将创意结合在城市规划、旅游休闲中去，例如成都的合江亭由于其百年好合的美好寓意而成为成都人结婚必到的地方，由此在合江亭前的斑马线被画成了粉红的型心的“爱情斑马线”，这就灵活的运用创意将人们美好的祝福运用到了交通设施中去。又如深圳的大芬村，由于加工出口油画而成为世界油画的生产基地，而大芬人更是借此机会将村内的建筑外墙都画上了各种彩绘使原本平凡的小村庄成为一个充满浓郁艺术气息的艺术村，这就是将创意充分的运用到了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去的典型。借鉴这些成功的创意方式实现创意硬软件的互动,在街区、社区的地理范围内实现将创意与平凡的生活巧妙的结合，真正的实现创意随处可见，创意无处不在，展示出中国文化创意的活力，推进我国创意城市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喻翠玲．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9，19（2）：69-73．
[2]刘晗．在金融危机中“做创意”[J]．职业，2009，（19）：14．
[3]周任远．上海创意产业聚集现状分析及动因探讨[J]．管理观察，2009，（5）：13-14．
[4]曹新卓．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J]．中国商界，2009，（1）：46-47．
[5]陈泽珲．金融危机之际正式文化雄起之时[J]．今日中国论坛，2009，（4）：45-48．
[6]领导决策信息．10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比较[J]．领导决策信息，2009，（2）：26．
[7]厉无畏．创意产业：经济寒冬里的一股暖流[J]．中国流通经济，2009，（2）：4-6．
[8]李世忠．创意产业概念析[J]．生产力研究，2009，（9）：130-132．
[9]埃德蒙•菲尔普斯．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文化创意产业：经济增长新动力[J]．中国流通经济，2009，（3）：4-6．
[10]黄志祥．金融危机对传媒业的影响与对策[J]．新闻与写作，2009，（6）：18-20．
[11]李光斗．创意经济迎战萧条[J]．现代企业文化，2009，（5）：34-35．
[12]魏爱梳．创意产业文献综述[J]．经济论坛，2009，（1）：64-66．
[13]柳士发．创意中国宣言[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132-145
[14]赵斌发．达国家医疗救助制度模式及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9，（6）：116-125
[15]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CREATIVEECONOMYReport2008[M]．UnitedNation，2008．
[16]Marta-ChristinaSusie.TheCreativeEconomy[J].LESIJ.2008(1).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创意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创意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目前，各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归纳不同，李世忠在他的《创意产业概念析》中对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分别有了定义的归纳。他指出对创意产业的定义，世界各国基本都沿用了2001年英国出台的《创意产业图录报告》（CreativeIndustriesMappingDocuments）中所定义的：“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干，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则在2008年北京市政府通过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中被作出了最权威的定义：“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
如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释放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力和影响力,都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曹新卓在他的《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全球主要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英国是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的国家，并最早提出了创意产业的定义和内容。1997年5月布莱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英国创意产业领导小组以及一系列推动政策，用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难的重要方法。自1997年起，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率为9%，远远超过了传统工业的2.8%的增长率，英国经济逐渐从制造型转向了创意服务型。喻翠玲在《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中归纳了英国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1.政府的大力推动；2.因地适宜的发展模式；3.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曹新卓介绍到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是美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版权产业，在2001年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24%的国内总产值。《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中归纳美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为：1.用政策促使投资主体多元化；2.用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创新；3.用国际影响力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4.用教育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人才；5.用法律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中介绍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日本以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特别是日本的动漫艺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第二大支柱产业。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则是以在10年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形成全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链。新加坡也早在1998年就将创意产业定为该国21世纪的战略产业。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下，全球各产业都受到各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也在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求发展。例如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泽珲在《金融危机之际正式文化雄起之时》一文中，用各国的历史经验总结出宏观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文化产业的机遇期。其中，他把美国、日本、韩国的经验描述为文化产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支柱；是打破资源瓶颈的战略支点和动力引擎；是走出发展困局的本土根基和国际名片。
同样的观点还在李光斗的《创意经济迎战萧条寒冬》提到：“萧条年代，要想突出重围，用创意振兴经济是最快的捷径”。他认为创意具有巨大的改造力量，它可以改变竞争格局、改变国家、改变历史，它有力量迎战经济寒冬。
同时，中国人民全国委员会的厉无畏2009在《中国流通经济》发表的一片文章《创意产业：经济寒冬里的一股暖流》中，对文化创意产业在金融危机下的发展也持乐观态度。文中指出，创意产业是一项可以将文化资本重新组合引入经济系统的新兴绿色产业，它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的更多是发展机遇，它可以通过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经济另一面实现经济崛起。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菲尔普斯在《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中认为创新与消费和竞争是促进世界经济变化的三个主要市场力量。他指出了创意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特别给出建议，呼吁中国需要在创意产业上自给自足，不依赖其他国家独立生产出更具有创新性的产品。
学界中也有持保守太度，提醒大家要认真分析情况以应变严峻形势的，例如黄志祥在《金融危机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对策》一文中，以传统报刊业的身份就不同形态的传媒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做了说明。他提到了在同样属于传媒业的不同形态的媒体们，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具有差异的。就广告收入这一项为例，以网络、移动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在金融危机中能够逆风飞扬，获得了傲人的广告收入业绩。而固守传统媒体产品、传统产业结构的报业，广告收入增长极为困难，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李艳在《职业》杂志的《在金融危机中做创意》的采访中提出了对金融危机下文化产业的发展的观点。李艳认为金融危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采访稿中提到历史的经验证明，往往在经济萧条时期，文化产业能得到更多的发展，因为人们在危机中，需要通过文化消费来缓解精神压力，从而调整再金融危机中的心态，并且增强信心。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也积极应对，相关部门也提出了针对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划以及扶持政策，如《领导决策信息》中了《10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比较》的文章，该文提到了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后，各地都响应号召，推出规划发展蓝图以及相关政策，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中总结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前十名的城市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及政府支持力度。从文中的数据及表格中可以看出，这10城市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政策大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喻翠玲．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9，19（2）：69-73．
[2]刘晗．在金融危机中“做创意”[J]．职业，2009，（19）：14．
[3]周任远．上海创意产业聚集现状分析及动因探讨[J]．管理观察，2009，（5）：13-14．
[4]曹新卓．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J]．中国商界，2009，（1）：46-47．
[5]陈泽珲．金融危机之际正式文化雄起之时[J]．今日中国论坛，2009，（4）：45-48．
[6]领导决策信息．10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比较[J]．领导决策信息，2009，（2）：26．
[7]厉无畏．创意产业：经济寒冬里的一股暖流[J]．中国流通经济，2009，（2）：4-6．
[8]李世忠．创意产业概念析[J]．生产力研究，2009，（9）：130-132．
[9]埃德蒙•菲尔普斯．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文化创意产业：经济增长新动[J]．
中国流通经济，2009，（3）：4-6．
[10]黄志祥．金融危机对传媒业的影响与对策[J]．新闻与写作，2009，6）：18-20．
[11]李光斗．创意经济迎战萧条[J]．现代企业文化，2009，（5）：34-35．
[12]魏爱梳．创意产业文献综述[J]．经济论坛，2009，（1）：64-66．
[13]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CREATIVEECONOMYReport2008[M]．UnitedNation，2008．
[14]Marta-ChristinaSusie.TheCreativeEconomy[J].LESIJ.2008(1).
[15]NormaMRants,DeborahLeslie,SusanChristopherson.Placingthecre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