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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克隆技术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 克隆 法律问题 思考
一、克隆技术的发展及其争论
当今世界，最能煽动人们情绪的科学研究莫过于人类基因组计划了，它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98年5月一批科学家在美国罗克威尔组建塞莱拉遗传公司，目标是投入3亿美元，到2001年绘制出完整的人体基因组图谱。1999年9月中国获准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测定人类基因组全部序列的1％，也就是3号染色体上的3000万个碱基对。中国是继美、英、日、德、法之后第6个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参与国，也是参与这一计划唯一的发展中国家。2000年6月26日是值得世界纪念的日子，人类基因组的科学家宣布人类基因草图绘制完毕，各国元首在当天的头条新闻上发表贺词。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将促进克隆技术的良性发展，基因克隆技术带给人类的种种好处显而易见。克隆技术将导致器官移植的重大突破，人们不会再为移植器官来源不足而烦恼，给异体移植带来更大的生存希望。同样，利用克隆技术还可以大量复制“药物生产工厂”、“蛋白质生产工厂”、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公众对克隆技术的发展，尤其对克隆人技术态度不一。赞成者认为：第一，克隆技术符合自然规律，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在自然界普遍存在。
第二，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宽容密不可分。
第三，克隆技术有助于治疗白血病、癌症、艾滋病和帕金森症等多种疾病。
反对者认为：第一，“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性主义哲学给自然和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大自然的选择和上帝的安排是最完美的。在实验室里制造生命，完全抛弃了上帝，否定了亚当和夏娃。
第二，生命的价值重于生命现象。克隆人技术诱发的道德风险足以摧毁现有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伦理秩序，有悖于由血缘确定的秩序及由此形成的义务关系。家庭观念和家庭制度将被动摇，家庭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将重新调整。
第三，克隆技术费用昂贵。
二、克隆人技术发展带来的法律问题
克隆技术如果被应用于人类自身的繁殖，那么，历史将进入批量生产人的时代。运用克隆技术复制的人体，将彻底搞乱人伦关系的概念，将消灭夫妻、父子等基本的社会人伦关系。过去，人类繁衍被看作是爱情的表现形式，两情相悦，结婚生子。而这项技术有可能打破这个模式，进入“组装”人的时代，使克隆人的身份难以认定，他们与被克隆者之间的关系无法纳入现有的伦理体系。这种“人”真正的父亲母亲将不是克隆时细胞被使用的那个人，而是科学家。可见，人类繁殖后代的过程不再需要两性的共同参与，这将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例如，一个父亲的DNA克隆生成的孩子可以看作父亲的双胞胎兄弟，只不过延迟了几十年出生而已。克隆人可能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产生心理缺陷，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很难设想，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的复制品，他（或她）有什么感受？
一旦克隆人降临到这个世界，就必将引起数不清的道德法律问题：克隆人有无法律地位？是否可分割遗产？亲代豢养克隆人以备自己更换器官是否人道，是否合法？克隆出一万个爱因斯坦或希特勒会引起什么社会后果？如果某个工厂主克隆十万个智能克隆人作为驯服的廉价劳动力将会是什么情景？其实，更为深刻的是：这项技术将彻底粉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敬畏。这对人类传统的伦理、法律和政治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人类的独特性、神秘性，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敬畏将毁灭至尽，必将导致人类信仰的坍塌。
将克隆技术用于人类繁殖，使得人在试验室的器皿中像物品一样被制造出来，从哲学上讲，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否定，严重损害了人类作为人而不是物品的自我尊严感；而那些将人与其他物种的重组后克隆出“非人非马”之类的东西，更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害。在所有的法律中，《民法》也许是伦理色彩最为浓厚，对人的道德要求最高的法律。克隆人的出现对以人的生存、发展为终极关怀的《民法》到底产生何种影响？未来的克隆人对民法最大的冲击，即在于人与物的区分。克隆是人还是物的问题使民法陷入了两难窘境。一方面，若确认克隆人是人，在《民法》上则只能将其界定为自然人。而自然人是有特定的内涵的，“自然”两字重在揭示其生殖、发育的自然过程：两性的结合，在母体内发育，既有父，又有母。而克隆人是对人的基因的复制，很难说有父或母。这就产生了问题：克隆人有无父母？有几个？再如，从人的胚胎中取出基因，克隆一个人，那么克隆人与以后的胎儿之间到底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呢，还是兄弟姐妹关系呢？无论确认何种关系，都有悖于伦理秩序及生育观念。另一方面，若不承认其为民事主体，则只能将其界定为物。这样克隆人即成为权利客体，既可以是所有权的对象，又可以是债权的对象。依民法原理，克隆人的所有者对其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驱使其劳作至生杀大权，均被法允许。但是，克隆人在一定的环境下，会具有与自然人相同的属性：有语言，有思想，有感情。人们在情感上能否接受这样一种“物”？若将其视为物，则是否违背了民法构建的平等秩序？由此可见，克隆人对未来民法的主体制度冲击很大。进一步看，无论是否承认克隆人为民事主体，都会对民法物权、债权制度产生影响。因而，从宏观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克隆人对整个民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克隆带来的许多法律问题，从刑法角度审视，最大问题可能是使人为所欲为，刺激犯罪。一些刑法学家通过对犯罪史的考察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犯罪形态从暴力型向非暴力型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不是说科学技术或者由科学技术所带动的社会进步不好，只是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带给人类灾难性的后果，对其应用必须有所节制。克隆技术的致命危险在于：没有把人当人，人之所以为人，是以有人性为前提的。而在克隆技术中，人不是人，人是被作为复制对象而存在的，人成了物，丧失了人性而具备了物性。物性可能会彻底毁灭人性，因为任何物性都不承认伦理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当人可以任意复制时，人人都变成了物，人类这个物种就会在地球上彻底丧失尊严。人们对自己、对他人的人格、健康、生命都不会爱惜，相互杀戮也不会受到指责，在这个时候，再谈羞耻心、犯罪感可能都是多余的。人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没把人的尊严当回事，那么还会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犯罪到那时就成了家常便饭、小事一桩了。因此，克隆技术可能会提倡犯罪和刺激犯罪。那时，国家也许不得不禁止制造克隆人了。
三、对问题所提出的思考
综上，我提出几点感想，作为克隆人技术的发展所衍生法律问题的思考方向。
1.破除“以人为本”之法律思想
在宪法学理论下的法学理论，大都以人为本，甚至更局限于基本权利的主体观，长期以来桎梏法律人的思维模式。例如在基因科技研究中，胚胎相关权利保护问题，就往往因“胚胎非人”，而无法在基本权利思维中,即所谓基本权主体及保护范围理论中立足，对于可以形成不同特定组织的“多潜能干细胞”也一样。
此外，基本权利保障大都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为主，而基因隐私权已涉及有血缘关系整体家庭成员的集合隐私利益，必须予以重视。
2.突破以当代多数人利益为前提之法治国理论
法律人的“法治”思维及所依据的理论，大都以当代民主表决为前提，因此对少数人利益关照，尤其对后代利益思考极为欠缺。如何融入关怀未来时代的权利的代际正义思考，尊重少数弱势的正义观，以及认识正义与自由追求的优先顺序思考，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如前所述，在现有法律思维与建制中，根本没有设想下一代应有权“参与”这一代的任务讨论或决定的机制，而该讨论或假定，往往影响后世子孙的福祉。因此，在当代法律中如何容纳后代权益的有效机制，以及针对集体的决定重新评估法律意义，恐怕是关系人类绵延不绝或毁灭的重点问题。
3.“责任原则”之再定位
一个人的行为对社会所负责任之轻重或分配，必须一并考虑到他天生的条件、后天环境与个人努力，才合乎正义。若一个人天生已受掌握，是在别人决定下来到世间的，其对社会的责任则有待重新评估。
4.多元风险社会中法律原则多元化之认知
今日社会称为多元化社会不为过，以基因科技发展所衍生诸多未知不确定的巨大转变可能性而言，风险无处不在。人享受新科技成果的同时，心中可能潜藏对该科技负面作用的焦虑。若尚未确知，或尚有争议的科技风险，国家则以所谓“风险决定”为名，采用干预或管制措施，或采取所谓实验性立法，这样是否有其正当性，是否已超越法制的界限，值得探究。面对此种社会，需要借助公民参与和公共讨论，尽可能加重承担科技风险的人于科技决策中的分量。为避免直接民主对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在规范管制上，要遵循交互利用宽容原则，应用风险理论及正义理论。
参考文献：
［1］饶新华.人类正处于伟大科学发现时代的前夜.世界科学，2000，（10）.
［2］张猛.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深远影响.科学，2000，（4）.
［3］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附睾是成熟、贮存和受到保护的场所。在中完成形态分化的细胞进入附睾，在通过附睾的过程中，获得了前向运动能力和受精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是表面与附睾区域性表达的基因在管腔中造成的微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另外，各种性传播疾病、男性不育一直是威胁人类生殖健康的、全球性问题。人口危机也对安全避孕，尤其是男性避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对男性生殖机理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近来，我们实验室在大鼠附睾头部先后克隆了两个基因。其中，Bin1b的全长cDNA为385，编码一个68个氨基酸的多肽。它是一个单拷贝基因，有一个大小约为1.3kb的内含子。在18种不同的组织中，Bin1b只在大鼠附睾头部有表达，表达的组织专一性很高。并且它只表达在附睾头部中段的上皮细胞中。另外，Bin1b在大鼠发育到性成熟时，表达水平最高，并在整个性成熟期维持较高的表达水平。同源性分析表明，它很有可能是哺乳动物体内的一种先天性免疫效应分子b-defein家族中的一员，在灵长类中也有同源分子存在。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利用附睾上皮细胞的体外培养及反义核酸技术证明了它的抗菌性。同时，Bin1b的表达可以被附睾炎症上调。
Bin2a的全长cDNA为2606,编码637个氨基酸。Bin2a的氨基酸序列中包括Glycosylhydrolasesfamily35家族中的9段相对保守的序列,其中包括210位的活性中心Glu（protondonor）,但是缺少另外一个活性中心，279位的Glu（nucleophile）。并且，Bin2a与大鼠附睾中报道的酸性b-半乳糖苷酶显然不同。所以，Bin2a可能是b-半乳糖苷酶家族的新成员。Bin2a表达受雄激素上调，其表达的组织专一性也很高，只在大鼠附睾有表达，并主要在附睾头部。与Bin1b不同的是，Bin2amRNA的水平在45天时，有一个表达高峰。
Bin1b和Bin2a的克隆，为研究附睾中的粘膜免疫过程以及成熟提供了线索。
关键词：附睾，成熟，男性避孕，b-defein，b-半乳糖苷酶
Atract
Epididymisisreoibleforermmaturation,storageandprotection.ermatozoathatemergefromthetesteshadtotraversetheepididymistoacquiremotilityandfertility.Theacquisitionresultsfromtheinteractionbetweenermandtheoptimalmicroenvironmentcreatedbygeneswhichareregionallyexpreedandregulatedalongtheepididymaltubule.Additionally,sexuallytramitteddisease,maleinfertilityandmalecontraceptionremaiworld-widehealthproblem.Somoreattentioarepaidontheresearchofmalereproductivetract.
Ourlabhaveclonedtwogenesinthecaputofratepididymisrecently.Thefull-lengthcDNAofBin1bis385,encoding68aminoacid.Itisasingle-copygeneandhasa1.3kbintron.Of18organtiues,Bin1bmRNAwasonlyfoundintheepididymisandconfinedtoepithelialcellsinthemiddlepartofthecaputregion.Itwasdevelopmentallyregulatedanditsexpreionstartedat30daysofageandreachedamaximumduringthesexuallyactiveperiod,andthen,decreasedintheagedrats.Bysimilarityanalysis,Bin1bisprobablyanewmemberofmamalianb-defeinfamilywhichisinvolvedinhostiateimmunity.Andithashomologsinprimate.Itsantimicrobialactivitywasprovedusingprimaryculturesofepididymalepitheliaandantiseetechniqueunderthecooperationof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
Thefull-lengthcDNAofBin2ais2606,encoding637aminoacid.ItsaminoacidsequencehasninecoervedblocksofGlycosylhydrolasesfamily35,includinganactivesiteGlu210ofprotondonor,butlackinganotheractivesiteGlu279ofnucleophile.ItisobviousthatBin2aisdifferentfromacidb-galactosidasereportedinratepididymis.Maybeitisanewmemberofb-galactosidasefamily.Bin2amRNAisupregulatedbyandrogenandalsoepididymis-ecific,majorlyincaputepididymides.Thereisamarkedincrease(aroximatelyfourfold)ofitsmRNAlevelinratof45daysage.
坎坷“克隆路”
诞生于苏格兰的多利是克隆成果的集大成者。回溯克隆的历史，苏格兰无疑是最适合多利降生的地方，这里有欧洲最早的医学院，也是青霉素的发现地，现在又将成为克隆技术的圣地。
早在2000多年以前，克隆就已经融入到人的生活当中。果农广用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克隆亲代的优良属性，但直到1958年，现代意义的实验室克隆技术才得以最终确立。这一年，英国人Steward把一块成熟的胡萝卜组织成功分化克隆为一棵完整植株，从而证明了植物的成熟细胞仍然具有功能的完整性。
但动物细胞也同样具有全能性吗?首次动物克隆实验于1964年完成，并对这一疑问给出了肯定回答。英国人Gurdon把蝌蚪肠壁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已经去核的蛙卵细胞中，成功培育出了正常的成年蛙。这个由英国人确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奠定了该领域的实验标准，以后进行的实验只是在供核细胞方面略有不同。
虽然已经没有理论障碍，但是技术难度却一直难以逾越；诞生多利的种子已经播下，唯独土壤尚未准备就绪。在克隆曙光惊现20多年后，鱼、鼠、牛等克隆动物才依次登场，供体细胞都取自胚胎期。某些商业公司从中看到了商机，据悉，荷兰公司Pharming率先进行基因改造实验，让转基因动物在牛奶中产生了特殊蛋白质。此外，在延续生物反应器的生产能力方面，克隆技术也有用武之地。
多利“诞生记”
无独有偶成立于1989年的苏格兰PPL公司有着同样的野心，他与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合作，尝试克隆动物。为了规避利用胚胎细胞克隆动物所可能带来的伦理学困境，他希望从成年动物的体细胞中获得细胞核。
1991年，科学家基思•坎贝尔加入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全面负责克隆羊的技术探索；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威尔穆特是罗斯林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协调指挥工作。五年后，坎贝尔等利用前辈Gurdon创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成功克隆出世界上首批克隆羊：Megan和Morag。论文于当年发表于《自然》杂志上，但这篇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他使用的是胚胎期细胞核。十年后再度回首这段历史，坎贝尔始终认为该论文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多利的诞生――该论文最终奠定了克隆多利的技术基础，而他本人却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
但最让克隆专家失望的是，虽然他决心从乳腺上皮细胞中获取细胞核在当时来说是无可厚非的(用此方法获取的细胞核是和胚胎成纤维细胞最接近的体细胞)，但核受体仍然是卵细胞，因为他认为卵细胞内含有促进基因分化的必不可少的物质。
接下来，他首先提取怀孕多赛特母羊(白脸)乳腺细胞中的细胞核，这些细胞核内包含有多利身上几乎所有的遗传信息，再将细胞核转移到苏格兰绵羊(黑脸)的去核卵细胞中，在微电流的刺激下，核与卵细胞融合为重建细胞。先将277个重建细胞暂时植入母羊的输卵管中，只有29个成功发育为胚胎。最后再将这些胚胎植入13只母羊子宫内，历经148天的艰难孕育后，一个编号为6LL3的小绵羊呱呱坠地，体重6.6千克，白脸――和它的基因母亲一样。
这一天是199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诞生；彼时威尔穆特可能不在现场，但他拥有和多利最著名的合影。虽然多利的世界第一头衔拥有众多限定词，但威尔穆特明白其轰动性，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史表明：当繁殖方式离人类天性越远，克隆对象离人类越近时，公众的兴趣则会越高，更何况羊只拥有比人类更大的大脑比例。论文中威尔穆特成了第一作者，这意味着他将是“多利之父”――虽然直到十年后，他才承认克隆羊的大部分功劳应该归于坎贝尔。
“多利”号克隆飓风
研究员知道它必将成为大明星，所以给它起名为多利，同名女歌手不仅名声显赫，而且胸部巨大，这也正是研究员对多利的另一个期望……和多利同期出生的还有另外7个兄弟，可是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它的名字，因为它的基因都来自胚胎细胞核。
1997年2月，威尔穆特在《自然》杂志上刊登论文的同时，也将多利介绍给了广大公众。多利掀起的克隆旋风，甚至比威尔穆特的预估更强大、更持久，即使是《自然》杂志的最大对手――美国的《科学》杂志也不得不将多利的诞生评为年度最佳科技成果。随后，医药大厂、野生动物保护者和疑难杂症患者也都从中看到了希望，尽管多利克隆技术的成功率低到让人起疑。
核转移克隆技术仿佛空降人间，犹如重磅炸弹，激起了人对生殖前景的担忧。既然羊只可以无性克隆，人类岂非也可以孤雌生子?伦理学的担忧固然有着前景考虑，但人似乎忘记了一些基本事实：多利既不是首只克隆羊，也不是首只克隆哺乳动物，更不是首只克隆动物。只不过，以前的克隆技术都是从胚胎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而如今却改为取之不尽的体细胞，此时的公众不免有了“孙悟空拔毛化身”的紧张。随后，这种紧张情绪开始蔓延，以致于在1997年底，世界卫生组织一度要求禁止人类克隆。
正当科学家忙于验证、公众热衷于激辩之时，多利则在苏格兰的室内羊圈中接受膜拜。女王般的(事实上，多利的确曾当选苏格兰反君主主义者心中最受欢迎的女王)生活固然尊贵，但却没有自由。所幸的是，多利两岁时，与一只威尔士山羊“喜结连理”，“新郎”名叫戴维，不久“爱情结晶”邦尼出世，次年再产三子。多利终于不负期望，以行动证明了名字的正确性。
这两年是多利最幸福的年份，它以常规的婚配，回应了人对克隆动物的种种担忧。此时的科学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山羊、猪等动物相继克隆成功。核转移克隆技术正沿着乐观主义所设定的路线高歌猛进。直到2001年科学家又成功克隆了濒危的印度野牛，可惜不久在产后感染中死去……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克隆技术持续成为科技记者的追逐热点。“疯狂”的科学家和组织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热点，相继宣布克隆人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激烈反弹，法国和德国甚至建议联合国签署禁止繁殖性克隆人的条约(后被放弃)。
然而，政治的吸引力显然不如多利的光环耀眼，2001年度最让人牵肠挂肚的莫过于多利罹患关节炎的消息，因为对于正处于青年期的多利来说，患上典型的老年疾病，可不是什么好迹象。人对多利早衰的担心终于在分子生物学上有了明证，多利的染色体端粒比正常绵羊短20％，而端粒和细胞寿命密切相关。后来，另一项老年性疾病“进行性肺炎”开始袭击多利，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研究所决定对多利实施安乐死。这一年是公元2003年，多利享年6岁，寿命仅为正常绵羊寿命的一半。同年，英国PPL公司也陷入困境。
反思与重生
“沉舟侧畔千帆过”。多利和PPL的衰退，是对克隆技术的沉重打击，但利好消息仍然不断。2003年，克隆马、鹿和骡相继诞生，美国FDA也表示克隆动物的肉奶是安全的。在汹涌澎湃的克隆浪潮中，人似乎有些迷失方向，成体动物的克隆仍是最吸引眼球的领域，但人也将太多的精力和金钱花费于此。
无形中，科学家自己圈就了核转移克隆技术的伦理困境。体细胞克隆虽然规避了胚胎供核的伦理问题，但科学家却误入歧途，将精力倾注于繁殖动物成体。多利所掀起的轩然大波清楚地说明，成体动物克隆正是人最大的忧心所在。
缅怀多利的低落情绪，很快被对克隆技术的反思所取代。克隆动物成体所形成的伦理学困境呼之欲出；早衰、非完美复制、低成功率的技术短板以及大量花费之后显现的黯淡前景……，这一切让很多人丧失了对核转移克隆技术的耐心，逐渐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干细胞技术。
更让人可喜的是，干细胞技术吸取教训，从一开始就避免制造动物成体，这不仅减少了早衰和成功率的问题，而且免除了人造生命的困惑。但这个免除又带来了另一个的悖论：人为地阻断胚胎发育成为生命的机会，把可能发展为人的胚胎硬生生拆成若干份，显然也不够人道。
关键词：反克隆人运动；道德；治疗性克隆
Abstract：At the time of the voice of human cloning on the upsurge，scientific groups launched 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 and choice of this movement，we ha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rofession moral，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ttitu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We must develop therapeutic cloning energetic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of the value of clone technology indeed．
Key words：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moral；therapeutic cloning
一、反克隆人运动的源起与反对对象的确立
尽管克隆人这个可能的技术目标，早已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基于大同小异的理由视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这仍然无法阻挡住一些人的好奇心或别有用心。从1997年12月以来，一直有人宣称试图进行这种“危险”的、“违背人性”的克隆人实验。在世界各类媒体曾经大量报道过声称要进行克隆人实验的“科学人物”，依次有美国物理学博士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意大利生育专家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美国男性生育学专家帕诺斯扎沃斯（Panos Zavos）和法国生物化学专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isselier）等人。这些“科学人物”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进的“克隆人运动”，从而震憾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上至政府首脑、国际组织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关注。为此，希德等人一度成为世界级“风云人物”，他们持续多年的克隆人言行总会引起媒体、社会公众、政府和科学界的广泛争论，并对克隆技术以及其它类别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有待辩证分析的影响。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技术难题的存在，“克隆人”至今并没有真正出世。当我们事后观察这场历经六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克隆人运动”时，明显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不真实感觉。可以说，所谓的“克隆人运动”实质上则是“克隆人舆论运动”。
有人不断地宣称要进行有关实验来实现克隆人目标，就有人不断地进行反对。在强烈的反对声中有不少来自科学界。于是，科学界反对的声音汇集成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反克隆人运动”。在科学界中，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科学组织开始对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进行排斥，视他们为科学界的“越轨者”。例如，英国皇家爱丁堡学会作出决定，禁止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参加该学会于2001年11月举行的一次以克隆技术为主题的科学辩论会。意大利医师协会在2001年8月公开警告安蒂诺里，若其一意孤行地进行他的克隆人实验，就将吊销他的行医执照。〔1〕在2001年8月7日，支持与反对克隆人的科学家在美国科学院进行有史以来科学界第一次就克隆问题的正面交锋。在会场上，双方争执的气氛如此浓烈，以至于这些平时非常理智的科学家在摄像机镜头前相互高声叫嚷，差一点就动起手来。〔2〕这充分反映出，科学界对如何设置克隆技术研究与发展目标，以及在应用此项技术的方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反克隆人”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反对克隆人，实际上并不是去反对那个虚拟的、名词意义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动词意义上反对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技术操作，继而反对从事这种实验的研究者。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与克隆人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完全属实，但我们应该相信，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实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
二、科学界的反对理由
纵观科学界对克隆人所持的反对理由，概括而论就是：克隆人研究存在着“技术不成熟”和“有悖人类伦理道德”。这两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对克隆人行为坚决地说“不”！科学界为了寻求社会舆论和政府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技术研究的支持，他们在这场反克隆人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角色。其实，科学家们有一种担忧：一再喧哗的克隆人运动会严重扰乱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支持态度，从而影响其正常发展。
1．克隆人研究的风险性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1）存在着克隆人技术吗
尽管“克隆人”概念早已在文学、科幻类影视作品中存在了。但现代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显然是受到1997年2月克隆羊“多莉”出生消息的直接启发，才产生了克隆人的想法。同时，他们从哺乳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中看到了实现克隆人的希望。在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看来，人是动物，动物克隆技术也可能就是克隆人技术。然而，这两者之间有必然性吗？这种简单类比的合理性如何？
动物克隆技术无疑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存在着现实的克隆人技术吗？我们知道，技术是以其效用性为重要分类特征的。如果通过实施某种动物克隆技术能够达到产生“克隆人”的技术目标，这种技术应该是“克隆人技术”。否则，如果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克隆人”来，即使存在着某类克隆技术，这类技术也决不应是什么“克隆人技术”。可是，以“克隆人”为目标的技术实践又为国际社会所禁止。这使得“克隆人技术”的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难以公开检验的问题。因此，人们目前的许多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推测性的，“虚”的成份很多。
（2）克隆人将存在着较多的风险性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是，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使用了大量的重组卵细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发生排斥现象等问题，将会出现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正如试图进行动物克隆时那样。并且，现在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3〕因而，人们无法保证最后植入子宫内的胚胎是否能够发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儿或使代孕母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在上海召开的2002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们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经历了277头克隆羊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还有，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而匆忙进行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4〕从陈竺院士的言论来看，他也是以动物克隆的情况来类比未来克隆人的情况。中外科学家反复以“多莉”羊的情况来观照克隆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在此领域中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技术风险的大小。
2．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01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5〕从另外一个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6〕
当然，科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不可能从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层面对克隆人问题展开系统的、溯根求源式的学理分析。但是，他们作为现实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克隆人”问题上就必然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这样，科学界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反对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科学道德
（1）科学道德与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道德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阶段，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们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师团体的职业誓约书就要求从业者：应尽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医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医疗行为，并坚守品性与道德规范。那么，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不考虑效用或利益” 等说法已经不合时宜，科技工作者必须对“应该追求何种知识”、“所追求的知识应置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问题早就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反思说：“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创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科学研究的自由永远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应对这种创新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要关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这既是现代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一种强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一项历史使命。其实，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两大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报道与克隆技术研究有关的科学论文外，还连续发表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不要克隆人”、“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的那样”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今天，关心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应该关注与克隆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保证克隆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伤害人类社会。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 D. 沃森所说：“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学界已经形成如下一个规范：当一项技术在社会上有争议时，科技工作者要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来评价这项技术。还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要更多地考虑选题的社会价值，而不能仅仅在某种好奇心或兴趣的作用下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更不能从事旨在“哗众取宠”或“怪异”的研究目标，如为了“复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进行“人畜细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尔莫特强调指出，自从进行动物克隆试验之后，他从未考虑过进行克隆人试验，克隆人试验不仅会使被试验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实验结果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不管从伦理道德上还是从医学上讲，都没有理由这样做。〔10〕
（2）盲目进行生物学实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经常谈及的一个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相关的生物技术研究案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教授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学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带有重组分子的细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会在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议，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组研究。他还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出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扩增实验。这些讨论导致美国政府在1976年颁布了“关于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进行严格管制。后续的科学实践证明，伯格等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只要人们在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严加控制，妥善管理，认真对待，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些潜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国政府在1979年就恢复了基因重组研究。〔11〕这种涉及生物技术社会利益与风险的科学争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体现，也开创了一种应对新技术未知风险的合理程序。为避免新技术可能引起的祸害，应该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以暂时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确切了解的实验。这种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科研课题的主张，既是一种科学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
不少科学家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目的而进行生物学实验是没有过错的，但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安全性还不确定，只要人们还未充分探讨与克隆人体相关的道德问题以及不育夫妇是否还能够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伤害”和“风险”的情况下，而执意去从事这类技术活动，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3）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符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关报道呢？很多科学家批评说，安蒂诺里等人的研究，不仅无视目前动物克隆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解释其所用的具体技术是什么，以供科学界评议。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这与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不相符的，却给人以“作秀”的感觉。美国《医学伦理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科尔森说：“我认为安蒂诺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后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赢得个人的声望，是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进行这项极有争议的实验的。”〔12〕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安蒂诺里等人对有关消息是否属实给予切实的澄清。
事实上，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生殖内分泌学主任马克索尔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13〕对于最近的“克隆人”新闻而言，身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布瓦瑟利耶却没有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与克隆技术相关的研究论文。此种情况下，她又该如何开展克隆人研究呢？试问，他们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14〕在此，我们赞同我国知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说过的一席话：“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15〕科学研究不应只是一种外表非常热闹的事业，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独和宁静。
（4）反对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也就是一些人想象的有关克隆人的商业化企图和潜在的巨额利润空间。目前，我们不排除那些从事克隆人实验者试图从中谋利的可能。正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阿科尔西针对安蒂诺里宣称的克隆人计划所指，现在世界上准备实验的克隆人计划涉及到许多“经济利益”，这些计划企图将克隆技术变成“大笔交易”，通过实验追求“简单的商品成果”。因此，对于打算以违背科学道德的克隆人行为作为牟利的手段，则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三、克隆技术研究目标的理性选择
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论争一直在提醒着科学界，有必要对克隆技术研究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
1．克隆技术的研究禁区
（1）人为设定克隆技术“禁区”的软弱性
近几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禁区”问题谈论得比较多。在不少人（包括科学家）看来，克隆人研究应该在科学技术的研究禁区内。例如，出席2002年上海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的国际生命科学巨子们呼吁，要尽快为克隆研究立法，让克隆怪胎“胎死腹中”，还认为科学无禁区，但对“克隆人”实验行为应有禁区。〔16〕其实，在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禁区”往往是针对某项技术目标及其应用而设定的，并且“禁区”的设定往往要由道德和法律来配合。
但是，正如在道德、法律层面上有许多被禁止的事情，而现实社会中“伤风败俗”、违规、犯罪的情况却不断发生。从长远来看，克隆人技术目标是道德、法律所绝对禁止不了的。一方面，世界各国对待克隆人的态度并不尽相同，想实现克隆人技术目标者，完全可以找到规避法律的地点。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会驱使那些执意克隆人的人士将实验室搬到现在远离这场争论的国家去。另一方面，只禁止“克隆人”实验，而没办法停止克隆技术的一切研究，这就使设定的克隆人“禁区”呈现出很大的软弱性和易突破性。如果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克隆人”可能就会出现，人类社会迟早要面对这个挑战。即使视克隆人研究为严厉的刑事犯罪，最终也挡不住“克隆人”的出生。
（2）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限制是克隆人强大的“禁区”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将来，人们也许对克隆人的主意显得泰然处之，也许会对“克隆人”的出生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从表面上看，克隆人技术过程并不十分复杂，只是用成年人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再把培育好的融合细胞移植入人体子宫，慢慢地发育而成。但是，实际的技术操作过程相当复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正如许多专家所言，即使社会允许克隆人，但目前仍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尚待克服和解决。因此，对于“克隆人”问题的现状，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上“能不能做”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做”的问题。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是克隆人研究强大的“禁区”。
2．极力发展治疗性克隆的技术目标
任何一项技术都可用于不同的目标或领域，这是人们争议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隆技术在其技术效用范围内，也可以用于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技术目标。但是，“克隆人”的设想并不是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与开发者的原初目的。对于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动物克隆研究人员来讲，他们从事“克隆羊”研究并不在于去促成“克隆人”的出生。正如这项实验的参与者坎贝尔所说，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改善动物品种成为可能，克隆人则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为了减少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纷争，科学界早就主张把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动物克隆技术按照最终的应用目标进行分类，区分应持的态度。科学界希望政府的有关禁令只适用于禁止旨在以产生“克隆人”为技术目标的实验，而不包括有重要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是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它是以治疗人类疾病和有效进行器官移植为目标，与以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的生殖性克隆有严格的不同。目前，许多科学家、科学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都发表声明，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与开发。例如，威尔莫特等人指出，该研究正在导向编程胚胎干细胞变成特化的组织类型。这样能够用来再生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使患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病人受益。治疗性细胞克隆的潜在益处是巨大的，这种研究不应该同克隆人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公众对克隆人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妨碍用胚胎干细胞来修补器官和组织的研究。〔17〕
另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曾发表郑重声明，支持包括治疗性克隆在内的干细胞研究。还指出这些益处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要真正实现它们，必须通过谨慎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应该接受同行评议。目前，由于社会对于治疗性或研究性克隆，仍有很多宗教、伦理等方面的担忧。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部门开展的相关研究，都应该在严密的审查下才可以进行。在美国，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声音比较强烈，因而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对此现象深感忧虑。如果禁止治疗性克隆研究，美国的科学事业将遭遇寒流，国家利益会严重受损。在2001年4月10日，在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催促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人类克隆法案后，美国4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立法支持治疗性克隆。正如Nature杂志在2001年5月发表的文章所指，美国一些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正在利用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恐慌，但对待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态度应该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18〕
3．克隆技术的理性研究态度
（1）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浮躁情结
通过对近六年来“克隆热”的思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界，特别是在动物克隆技术研究领域中，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浮躁情结。接连不断地有新的“克隆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并引起人们进一步地争论。在这种喧哗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些研究者科学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研究态度不利于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完善。例如，早在1998年年初，美国人希德就对媒体宣称他要准备克隆人。2001年，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宣布要去克隆人，他们都没有做成。在2002年12月27日，归属“雷尔教”的布瓦瑟利耶在美国宣布世界首位克隆婴儿“夏娃”诞生，但她没有提供任何科学证据，还拒绝通过DNA测试来证实“夏娃”身份的真实性。正如《时代》周刊发文指出的那样，雷尔教派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克隆的，与这样一个组织辩论科学、伦理、道德问题，简直是太荒谬了。在科学界无人为他们喝彩没有关系，他们要的只是“轰动效应”，从而募集到更多的金钱和追随者。但在针对克隆技术的严肃政策讨论中，他们却产生了“搅浑水”的效果。〔19〕时间推移到2004年1月17日，扎沃斯在新闻会上再次宣布：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两个星期前已经把一个克隆人类胚胎成功地植入一名35岁的妇女体内，如果进展顺利，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母亲有望在数周内正式怀孕。由于扎沃斯此前曾多次过类似的“克隆狂言”，世界各地权威生育专家对他的“重大突破”是众口一词地质疑。扎沃斯却自诩自己的“惊人成就”堪与“人类登月”相媲美。当记者问扎沃斯为何不出示任何科学证据就急着宣布克隆成果时，他显得有些恼火。〔20〕不知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浮躁心态的表现。
对此现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向中教授指出：“学术成果应该以论文形式，经过严格审稿，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特别是国际认可的一流杂志（并不只限于《科学》、《自然》、《细胞》等）。此后，才应该考虑必要的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看到，由于胚胎生物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媒体的报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体报道代替了学术论文的发表。”〔21〕这就是说，科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所谓的重大“科学成果”。例如，克隆绵羊“多莉”、克隆鼠等都是通过科学期刊宣布的，这也是媒体报道科技成果所应掌握的标准。
（2）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过分功利性
当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在默默无闻地艰难探索着，而是整日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时，科学研究就决不成其为科学研究了。这不过是少数研究人员科研动机不纯正、过分追名逐利的思想表现。对此，北京大学的潘文石先生曾经指出，他感到科学的观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不知道科学是为人类创造、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项事业。在今天，科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眼里已经降低到一种谋生手段，只要拿到钱，发表更多的论文，去换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于是，有人要组织更多的研究，而那种研究说实在的只是以作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科学的一个实质问题或是对人类有真正造福为目标。最后，潘先生总结说：“这种科学，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科学。”〔22〕可见，过分的功利性无疑会阻碍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而作为一名严肃、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切实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研究工作，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重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尽管人们期望着克隆技术能很快得到实际应用，为人们创造出奇迹。但是，在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弄清之前，科学家们还必须继续探讨克隆技术的可行性。克隆技术的进步无疑要取决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探索性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例如，曾溢滔院士指出，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他们的基础研究很扎实，搞清了一些理论问题，掌握了不少规律。这些虽然只是技术上的突破，却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现在大家都很看重科研成果，特别是那些出产品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忽视基础研究，不掌握其中的规律，是很难成功的。基础研究带出许多技术上的革命，而技术上的革命又提出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使得基础研究再深入一步。〔23〕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指望“跳跃式”的一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至2003年，DNA双螺旋结构已经发现了50周年。这50年间，生命的很多秘密已经被破译，但剩下的秘密更多，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此，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今天比我们起步的时候有更多的新疆域，未来几百年中，还会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应对。〔24〕只有在对生命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使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许多益人性目标成为现实。我们必须以一种“持重而平静的心情”，一项“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现代生物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这正是科学界中的反克隆人运动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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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坎坷路
诞生于苏格兰的多利是克隆成果的集大成者。回溯克隆的历史，苏格兰无疑是最适合多利降生的地方，这里有欧洲最早的医学院，也是青霉素的发现地，现在又将成为克隆技术的圣地。
早在2000多年以前，克隆就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果农们用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克隆亲代的优良属性，但直到1958年，现代意义上的实验室克隆技术才得以确立。这一年，英国人Steward把一块成熟的胡萝卜组织成功分化并克隆为一棵完整植株，从而证明植物的成、熟细胞仍然保有功能的完整性。
动物细胞也具有全能性吗?于1964年完成的首次动物克隆实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Gurdon把蝌蚪肠壁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已经去核的蛙卵细胞中，成功培育出正常的成年蛙。这个由英国人确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奠定了该领域的实验标准，以后的实验只是供核细胞有何不同。
虽然已经没有理论障碍，但是技术难度却一直难以逾越；诞生多利的种子已经播下，惟独土壤尚未准备就绪。在克隆曙光惊现20多年后，鱼、鼠、牛等克隆动物才依次登场，供体细胞都取自胚胎期。商业公司从中看到了商机，荷兰公司Pharming率先进行基因改造实验，让转基因动物在牛奶中产生特殊蛋白质。在延续生物反应器的生产能力方面，克隆技术大有用武之地。
多利诞生记
成立于1989年的苏格兰PPL公司有着同样的野心，他们与罗斯林研究所合作，尝试克隆动物。为了规避利用胚胎细胞克隆动物所可能带来的伦理学困境，他们希望从成年动物的体细胞中取得细胞核，诞生多利的土壤现在开始被翻松。
1991年，坎贝尔加入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负责克隆羊的技术探索：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威尔穆特是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协调指挥。五年后，坎贝尔等利用前辈Gurdon创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成功克隆世界上首批克隆羊：iegan和Morag。论文于当年发表于《自然》杂志，却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胚胎期细胞核。十年后回首这段历史，坎贝尔认为该文的重要性超过多利――可能因为该文奠定了克隆多利的技术基础，也可能因为他是第一作者。
克隆专家们不免有些失望，他们决心从乳腺上皮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这是无可争议的体细胞，虽然是和胚胎成纤维细胞最接近的体细胞。核受体仍然是卵细胞，因为他们认为卵细胞内含有促进基因分化的必不可少的物质。
首先提取怀孕多赛特母羊(白脸)乳腺细胞中的细胞核，这些核内包含有多利的几乎所有遗传信息。再将细胞核转移到苏格兰绵羊(黑脸)的去核卵细胞中，在微电流的刺激下，核与卵细胞融合为重建细胞。277个重建细胞先暂时植入母羊的输卵管中，只有29个成功发育为胚胎。将这些胚胎植入13只母羊子宫内，历经148天的艰难孕期，编号为6LL3的小绵羊呱呱坠地，体重6.6千克，白脸――和她的基因母亲一样。
这一天是199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诞生；威尔穆特可能不在现场，但他拥有和多利的最著名的合影。虽然多利的世界第一头衔拥有众多的限定词，但威尔穆特明白其轰动性。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史表明，当繁殖方式离人类天性越远，克隆对象离人类越近时，公众的兴趣越高，更何况羊只拥有比人类更大的大脑比例。论文中他成了第一作者，这意味着他将是“多利之父”――直到十年之后承认大部分功劳应该归于坎贝尔。
研究员们知道她必将成为大明星，给她起名多利，同名女歌手不仅名声显赫，而且胸部巨大，这是研究员们对多利的另一个期望。和多利同期出生的还有另外7个兄弟，可是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还有名字的话――谁让他们的基因都来自胚胎细胞核呢。只有从共同编号6LL中可以依稀看出他们与多利的若干关系。
次年2月，在《自然》杂志刊登论文的同时，多利被介绍给公众。多利掀起的克隆旋风，甚至比威尔穆特的预估更强大更持久，即使是《自然》杂志的最大对手――美国的《科学》杂志也不得不将多利的诞生评为年度科技进展。医药大厂、野生动物保护者和疑难杂症患者也从中看到了希望，虽然多利的成功率低到让人起疑。
核转移克隆技术仿佛空降人间，犹如重磅炸弹，激起了人们对生殖前景的担忧。既然羊只可以无性克隆，人类岂非也可以孤雌生子?伦理学的担忧固然有着前景考虑，但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些基本事实：多利既不是首只克隆羊，也不是首只克隆哺乳动物，更不是首只克隆动物。只不过以前的克隆技术都从胚胎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而如今改为取之不尽的体细胞，公众不免有了孙悟空拔毛化身的紧张。这种紧张’开始蔓延，以致于在1997年底，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禁止人类克隆。这是一个糟糕草率的科学决议，但在政治上完全顺理成章。
当科学家忙于验证、公众们热衷激辩之时，多利则在苏格兰的室内羊圈中接受膜拜。女王般的(事实上，多利的确曾当选苏格兰反君主主义者心中最受欢迎的女王)生活固然尊贵，却没有自由。所幸的是，2岁时，她与一只威尔士山羊喜结连理，而多利的同期兄弟中就有三只这种山羊。新郎名叫戴维，不多久爱情结晶邦尼出世，次年再产三子。多利终于不负期望，以行动证明了名字的正确性。
这两年是多利最幸福的年份，她以常规的婚配回应人们对克隆动物的忧心。科学家们也有了大进展，小鼠、山羊、猪相继克隆成功。甚至连克隆小鼠的克隆也出世了。核转移克隆技术沿着乐观主义所设定的路线高歌猛进。2001年成功克隆了濒危的印度野牛，可惜在产后感染中死去；对其它野牛的克隆尝试也有所收获；甚至有人以死亡肉类样本的细胞核成功克隆出欧洲盘羊。
接下来的两年，克隆技术持续成为科技记者的追逐热点。疯狂科学家和组织清楚地知道这点，相继宣布克隆人计划，引起国际政治界的激烈反弹，法国和德国甚至建议联合国签署禁止繁殖性克隆人的条约(后被放弃)。五年多过去了，不知克隆宝宝是否已经上幼儿园了?
政治的吸引力显然不如多利，2001年度最让人牵肠挂肚的是多利的关节炎，对于正处于青年期的多利来说，患上典型的老年疾病，这可不是好迹象。人们对多利早衰的担心终于在分子生物学上有了明证，多利的染色体端粒比正常绵羊短20％，而端粒和细胞寿命密切相关。后来，另一项老年性疾病“进行性肺炎”开始袭击多利，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研究所决定对多利实施安乐死。这是2003年，多利享年6岁，是正常绵羊寿命的一半。同年，PPL公司也陷入困境。
反思与重生
“沉舟侧畔千帆过”，多利和PPL的衰退，是对克隆技术的沉重打击，但好消息仍然不断。同年，克隆马、鹿和骡出生，美国FDA也表示克隆动物的肉奶是安全的。在汹涌澎湃的克隆浪潮中，人们似乎有些迷失了方向，成体动物的克隆仍然是最吸引眼球的领域，太多的精力和金钱被花费在此。
无形中，科学家们自己圈就了核转移克隆技术的伦理困境。体细胞克隆虽然规避了胚胎供核的伦理问题，但科学家们却误入歧途，将精力倾注于繁殖动物成体(很遗憾，这里面有不少的功利因素)。多利所掀起的轩然大波清楚地说明，成体动物克隆正是人们最大的忧心所在。
缅怀多利的低落情绪，很快被对克隆技术的反思所取代。再三克隆动物成体所形成的伦理学困境；早衰、非完美复制、低成功率的技术短板；以及大量花费之后显现的黯淡前景……让很多人丧失了对核转移克隆技术的耐心，转而关注干细胞技术。
干细胞技术吸取教训，从一开始就避免制造动物成体，这不仅减少了早衰和成功率的问题，而且免除了人造生命的困惑。但这个免除又带来了另外的悖论，人为地阻断胚胎发育成为生命的机会，把可能发展为人的胚胎硬生生拆成若干份，显然也不够人道。
干细胞技术规避了上述难题，2007年；科学家成功地将皮肤细胞转化为干细胞――不需要卵细胞、不需要核转移、不需要胚胎、不制造成体。虽然仍不断有克隆成果问世，但干细胞技术似乎更有前途，甚至连威尔穆特也改弦易辙，他宣布放弃核转移克隆技术，转向成体干细胞领域。不考虑其中的感情因素，很可能他是对的。最起码，两种技术的互相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克隆坎坷路
在苏格兰高地诞生的多利是克隆成果的集大成者。回溯克隆的历史，苏格兰无疑是最适合多利降生的地方，这里有欧洲最早的医学院，也是青霉素的发现地，现在又将成为克隆技术的圣地。
早在2 000多年以前，克隆就已经融入人们生活。果农们用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克隆亲代的优良属性，但直到1958年，现代意义的实验室克隆技术才得以确立。这一年，英国人斯特沃把一块成熟的胡萝卜组织成功分化克隆为一棵完整植株，从而证明植物的成熟细胞仍然保有功能的完整性。
动物细胞也具有全能性吗？1964年，英国科学家戈登把蝌蚪肠壁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已经去核的蛙卵细胞中，成功培育出正常的成年蛙。这个由英国人确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第一次证明了动物的体细胞核具有全能性，奠定了该领域的实验标准，以后的实验只是供核细胞有所不同。
虽然已经没有理论障碍，但是技术难度却一直难以逾越；诞生多利的种子已经播下，唯独土壤尚未准备就绪。在克隆曙光惊现20多年后，鱼、鼠、牛等克隆动物才依次登场，供体细胞都取自胚胎期。商业公司从中看到了商机，荷兰生物科技公司率先进行基因改造实验，让转基因动物在牛奶中产生特殊蛋白质。在延续生物反应器的生产能力方面，克隆技术大有用武之地。
多利诞生记
成立于1989年的苏格兰PPL公司有着同样的野心，他们与罗斯林研究所合作，尝试克隆动物。为了规避利用胚胎细胞克隆动物所可能带来的伦理学困境，他们希望从成年动物的体细胞取得细胞核。诞生多利的土壤现在开始被翻松了。
1991年，坎贝尔加入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负责克隆羊的技术探索；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威尔穆特是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协调指挥。5年后，坎贝尔等利用前辈戈登创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成功克隆世界上首批克隆羊：梅根和莫拉格。论文于当年发表于《自然》杂志，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胚胎期细胞核。十年后回首这段历史，坎贝尔认为该文的重要性超过多利――可能因为该文奠定了克隆多利的技术基础，也可能因为他是第一作者。
克隆专家们不免有些失望，他们决心从乳腺上皮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这是无可争议的体细胞，虽然仍是和胚胎成纤维细胞最接近的体细胞，仍然使用卵细胞作为核受体，因为他们认为卵细胞内含有促进基因分化的必不可少的物质。
首先提取怀孕多赛特母羊（白脸）乳腺细胞中的细胞核，这些核内包含有多利的几乎所有遗传信息，再将细胞核转移到苏格兰绵羊（黑脸）的去核卵细胞中，在微电流的刺激下，核与卵细胞融合为重建细胞。277个重建细胞先暂时植入母羊的输卵管中，只有29个成功发育为胚胎。将这些胚胎植入13只代孕母羊子宫内，历经148天的艰难孕期，编号为6LL3的小绵羊呱呱坠地，体重6.6千克，白脸――和它的基因母亲一样。
这一天是199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诞生；威尔穆特可能不在现场，但他拥有和多利最著名的合影。虽然多利的世界第一头衔拥有众多的限定词，但威尔穆特明白其轰动性。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史表明，当繁殖方式离人类越远，克隆对象离人类越近时，公众的兴趣越高，更何况羊只拥有比人类更大的大脑比例。论文中他成了第一作者，这意味着他将是“多利之父”――直到十年之后承认大部分功劳应该归于坎贝尔。
“多利”号克隆飓风
研究人员知道它必将成为大明星，给它起名多利，同名女歌手不仅名声显赫，而且有着脯，这是研究人员对多利的另一个期望。和多利同期出生的还有另外7个兄弟，可是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它们的名字――如果它们还有名字的话――谁让它们的基因都来自胚胎细胞核呢。只有从编号6LL*中可以依稀看出它们与多利的若干关系。
次年2月，在《自然》杂志刊登论文的同时，多利被介绍给公众。多利掀起的克隆旋风，甚至比威尔穆特的预估更强大更持久，即使是《自然》杂志的最大对手，美国的《科学》杂志也不得不将多利的诞生评为年度科技进展。医药大厂、野生动物保护者和疑难杂症患者也从中看到了希望，虽然多利的成功率低到让人起疑。
核转移克隆技术仿佛空降人间，犹如重磅炸弹，激起了人们对生殖前景的担忧。既然羊只可以无性克隆，人类岂非也可以孤雌生子？伦理学的担忧固然有着前景考虑，但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些基本事实：多利既不是首只克隆羊，也不是首只克隆哺乳动物，更不是首只克隆动物。只不过以前的克隆技术都从胚胎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而如今改为取之不尽的体细胞，公众不免有了孙悟空拔毛化身的紧张。这种紧张开始蔓延，以致于在1997年底，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禁止人类克隆。这是一个糟糕草率的科学决议，但在政治上完全顺理成章。
当科学家忙于验证，公众们热衷激辩之时，多利则在苏格兰的室内羊圈中接受膜拜。女王般的（事实上，多利的确曾当选苏格兰反君主主义者心中最受欢迎的女王）生活固然尊贵，却没有自由。所幸的是，两岁时，它与一只威尔士山羊喜结连理，新郎名叫戴维，不多久爱情结晶邦尼出世，次年再产三子。多利终于不负期望，以行动证明了名字的正确性。
这两年是多利最幸福的年份，它以常规的婚配回应人们对克隆动物的忧心。科学家们也有了大进展，小鼠、山羊、猪相继克隆成功，甚至连克隆小鼠的克隆也出世了。核转移克隆技术沿着乐观主义所设定的路线高歌猛进。2001年成功克隆了濒危的印度野牛，可惜在产后感染中死去；对其他野牛的克隆尝试也有所收获；甚至有人以死亡肉类样本的细胞核成功克隆出欧洲盘羊。
接下来的两年，克隆技术持续成为科技记者的追逐热点。疯狂科学家和组织相继宣布克隆人计划，引起国际政治界的激烈反弹，法国和德国甚至建议联合国签署禁止繁殖性克隆的条约（后被放弃）。5年多过去了，不知克隆宝宝是否已经上幼儿园了？
政治的吸引力显然不如多利，2001年度最让人牵肠挂肚的是多利的关节炎，对于正处于青年期的多利来说，患上典型的老年疾病，这可不是好迹象。人们对多利早衰的担心终于在分子生物学上有了明证，多利的染色体端粒比正常绵羊短20%，而端粒和细胞寿命密切相关。后来，另一项老年性疾病“进行性肺炎”开始袭击多利，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研究所决定对多利实施安乐死。这是2003年，多利享年6岁，是正常绵羊寿命的一半。同年，PPL公司也陷入困境。
反思与重生
“沉舟侧畔千帆过”，多利和PPL的衰退，是对克隆技术的沉重打击，但好消息仍然不断。同年，克隆马、鹿和骡出生，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也表示，克隆动物的肉、奶是安全的。在汹涌澎湃的克隆浪潮中，人们似乎有些迷失了方向，成体动物的克隆仍然是最吸引眼球的领域，太多的精力被花费在此。
无形中，科学家们自己圈就了核转移克隆技术的伦理困境。体细胞克隆虽然规避了胚胎供核的伦理问题，但科学家们却误入歧途，将过多精力花费在繁殖动物成体（很遗憾，这里面有不少的功利因素)。多利所掀起的轩然大波清楚地说明，成体动物克隆正是人们最大的忧心所在。
缅怀多利的低落情绪，很快被对克隆技术的反思所取代。再三克隆动物成体所形成的伦理学困境；早衰、非完美复制、低成功率的技术短板；以及大量花费之后显现的黯淡前景……让很多人丧失了对核转移克隆技术的耐心，转而关注干细胞技术。
干细胞技术吸取教训，从一开始就避免制造动物成体，这不仅减少了早衰和成功率的问题，而且免除了人造生命的困惑。但这个免除又带来了另外的悖论，人为地阻断胚胎发育成为生命的机会，把可能发展为人的胚胎硬生生拆成若干份显然也不够人道。
干细胞技术规避了上述难题，2007年，科学家成功地将皮肤细胞转化为干细胞――不需要卵细胞、不需要核转移、不需要胚胎、不制造成体。虽然仍不断有克隆成果问世，但干细胞技术似乎更有前途，甚至连威尔穆特也改弦易辙，他宣布放弃核转移克隆技术，转向成体干细胞领域。不考虑其中的感情因素，很可能他是对的。最起码，两种技术的互相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关键词：克隆人； 技术； 华而不实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human cloning” is a popular term. There is deeply flashy and without substance behind human cloning. How to treat the technology of human cloning? We ought to create what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We only need calmness， solidness and order.
Key Words: human cloning；technology； flashy and without substance.
引言
作为科技哲学的学习与工作者，我们一直关注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我们总感觉到生物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健康关怀密切相关。由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还不能给我们更多的经验事实来显示它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人们对它的认识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理论推测和美好展望阶段。作为生物技术领域之一的克隆技术，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是很深远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多半停留在观念与假想阶段。
关于“克隆人”问题，自1997年以来，不仅是一个科技热点，而且作为一个社会热点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克隆人”真的要呼之欲出了吗？“克隆人”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有没有意义？对此，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并非毫无道理的言论。早在1997年第6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就发表了邱仁宗先生（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委员）的“克隆技术及其伦理学含义”的文章和一组九篇关于“克隆人”问题的笔谈，后来又陆续发表多篇与之相关的论文。这充分反映了我们科技哲学界对此问题的密切关注。
如今五年多过去了，我们本来不想再去凑那个热闹而对这个似乎老生常谈的话题再议论一番。但是事至今日，只要你打开网络、电视和广播，翻开报纸和杂志，总会有关于“克隆人”的新闻、言论不断涌现。现在非常明确的是，“克隆人”的问题并没有终结，它也许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从1998年的锡德(Richard Seed)到2001年的扎沃斯（Panos Zavos）、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ssilier）等被媒体称为“科学狂人”的人物，一直要试图完成“克隆人”的“伟业”来显示人类智慧的伟大和对自然界限的克服，就必然有人去评议“克隆人”。对此，我们有疑义和困惑，也有自以为是的一些新认识。我们带着并非反科学与反技术的态度，通过对“克隆人”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问题的描述与思考，我们不得不说“克隆人”热是华而不实的学风与社会盲从的产物，是在当今技术时代人们对技术高度崇拜、技术狂热幻想与对技术现象思维高度敏感性相结合的产物。在此，我们同时初步分析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应持的心态和适宜的社会环境。
1 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一下事情的来源。在1997年2月27日出版的《自然》第385卷上，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威尔莫特（IWilmut）博士及其同事发表了题为“从胚胎和成年哺乳动物细胞繁衍的后代”(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的研究论文，宣布了一例采用成年母绵羊乳腺上皮细胞作为细胞核供体，另一只母羊的去核卵母细胞为受体，经过细胞核移植后，植入第三只母羊的子宫发育成为一只与核供体母羊遗传性状完全一样的小羔羊，名为“多莉”（Dolly）。其实，威尔莫特的论文包括两项实验结果：一是用绵羊胚胎细胞核移植获得了七只小羔羊；二是用绵羊的乳腺上皮细胞核移植获得了一只羔羊，而实验所用的重组卵子数量是277个。利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出羔羊七个，具有一定的重复性，是可信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别的生物学工作者在小鼠、猪、牛、羊等哺乳动物身上，已有不同批次的成功试验来证明。所以说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哺乳动物的技术是可行的。〔1〕 但是，用成年动物的体细胞核移植的成功率是如此之低！我们试想，如果没有“多莉”的出生，有“成功率”这个概念吗？这只能说明体细胞克隆技术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甚至其可行性也有让人怀疑的地方。
不但我们这样想，而且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会这样去想，如果能用体细胞克隆出第一个“多莉”，则应该能克隆出第二个以至于更多的“多莉”来。必须强调的是，科学事实应该是可复核和可以重现的，能重复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实验性科学成果，只有在取得多次或大量的重复后，才能被科学界认可。在科学史上，物理学家韦伯曾宣称发现了引力波，但是由于没有被别的科学工作者重新发现而始终没有被承认。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自然科学成果被学术界、新闻界、政界、一般公众如此迅速地接受了。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自然》杂志世界学术权威性的深远影响呢？还是人们“正因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相信”的潜意识心理在作怪？我们不禁还要问：只有一例“多莉”羊的诞生能充分证明已经高度分化的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去分化、重新获得遗传的全能性吗？这是一例判决性试验吗？我们能在没有更多的科学事实面前、不假思索地就认为这是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场革命吗？我们所有断言的理由充分吗?
对这些疑问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自然界中有些界限是不容易或不能突破的；我们只知道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只知道成熟的技术是达至目的的有效手段；我们只知道没有切实可行的克隆技术是不能实现“克隆人”的梦想；我们还知道如今五年多过去了，“克隆人”没有诞生，一切一切的喧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一片片虚无!
2 “克隆人”部分社会层面问题的不实性
（1） “克隆人”的风险性
被媒体誉为“克隆羊之父”的威尔莫特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也指出了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例如克隆动物的大多数在胚胎阶段就失败了，成功率很低，并且产下的动物胎儿不是死胎就是有畸形。这样极不成熟的技术，如果随意应用于人身上不是失败就是极不安全的，使当事人或“克隆人”冒着巨大的生命风险或健康风险。“我们相信在细胞核克隆上的科学争论仍不能澄清时，试图去克隆人类是危险的和不负责的。”〔2〕并且在移植操作过程中，一旦细胞核受到任何机械性损伤，就有可能发育出有缺陷的后代。与其这样，又何必去克隆人呢？对人类的繁育来讲，克隆技术是不是有些画蛇添足呢？
（2） “克隆人”的不必要性
现代人类社会是人丁兴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还在为控制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而努力，根本没有必要去复制人。尽管有人说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不育或失去孩子的家庭解除痛苦，提供一种新的生育行为选择权。但是这样的家庭在数量上又有多少呢？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社会资金、资源和智力为极少数人的特殊需要服务吗？这样的研究目的充分而正当吗？况且现在不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技术来解决不育问题吗？为什么要寄希望予一项尚不成熟甚或不可能的技术呢？
（3） 尊重女权的社会心理的抵制
依照动物克隆的技术操作程序，培养“克隆人”，既需要妇女提供卵细胞，以便为了获得去核的空卵，还必须借助于妇女的子宫来孕育克隆胚胎。因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去制造或合成生命原点之一的卵子，同时人们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模拟出人体子宫那样的适合生命孕育的精致环境。不但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就是我们一般人看来，在整个将要施行的“克隆人”技术操作过程中，妇女始终处于一种“工具”的地位。如果充分考虑到妇女的心理因素并尊重女权而不能随意增加其非正常排卵、怀孕和分娩的风险与痛苦，则“克隆人”是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克隆人”要比正常的生育复杂得多，也并不充满诗情画意。人们似乎在做着一项背着石头上山这样的事情。
（4） 社会属性的不可复制性
众人皆知，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之所以为人，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具有的社会属性，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我们大都明白了已不可能克隆出诸如“希特勒”、“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了。每个人都有其所处的特定的生活环境，其人生际遇与所处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紧密相联的。“克隆人”的神话迎合了部分人渴望与众不同并成为天才人物的某种期待心理。但是理智的人们，一定不要被卷入遗传决定论的漩涡。那不过是个不切合实际的梦幻！
总之，基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理由与现实来看，“克隆人”真的是华而不实的！
3 两点启示
在“克隆人”研究与争论热后进行一番冷静地思考，将有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价值，同时也会有益于生物学、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1）重树科学精神，调整研究心态
通过对这几年“克隆人”热的思考，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医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浮躁情结。例如，昨天你宣布克隆出个绵羊，今天我就声称克隆出个猴，明天他又计划去克隆出人来，并且和大众媒体紧密配合。这其实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精神缺失、功利心切和“争第一”思想的一种表现。这不能仅仅责怪生物学（医学）工作者，这也是社会环境使然。我们的市场经济社会是重结果、重实效而不重过程的。但是作为生物科学工作者，还是要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和创新。不去做一些华而不实的研究工作，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基础性研究工作，在知识储备充分的情况下再去及时地实现技术上的转化，从而造福于人类。记得我国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曾说过：“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需要奉献出他的全部时间和全部精力，他没有‘第二职业’，他也没有过多的兼职，过多的抛头露面。”这对于那些频频上媒体和约见记者以及被记者约见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终归是一种善意的劝告吧！
我们以为，动物体细胞克隆的低成功率本身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关键之处也许还是我们对生命的本质和运动的机理了解得太少、太少了。如果弄不清这些最基本的生命机理而总是在做“克隆”，仍不可避免失败的结局。还有，动物界的“克隆”和植物界的“克隆”的内涵是一样的吗？现在所有的动物（人）克隆技术均需要借助去核的卵细胞，并要移植到子宫中去孕育，离不开雌性动物，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性繁殖吗？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生物学家们弄清楚了吗？
我们深信，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进步肯定还是要取决于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有的只是对生命个体的伤害。在这里，智慧与耐心缺一不可。必须进一步强调没有深厚的基础则不会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些道理也需要政府科技决策与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明知。
（2）正确认识生物技术，创造良好社会发展环境
新闻媒体以少有的阵势介绍或炒作了克隆技术，并且以克隆人的技术幻想，让莫明其妙的惊喜、忧虑和恐慌充满我们的社会，造成了许多人对克隆技术的误解。这是不利于克隆技术和其它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其实，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
新闻媒体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塑造公众的科学态度的作用是广泛和深远的。媒体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宣传科技成果、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对一些还不成熟的科学概念不要夸大、炒作。同时，我们也殷切地希望生命科学工作者在面对公众对生物技术的误解时，绝对不应该保持沉默，而是要担负起普及生命科学知识的重任，把提高与普及结合起来，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给生物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以为，认识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善待生命，而不是伤害生命，善待生命也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生命是充满神秘的，这种神秘在给生物学家们提出难题的同时，也使生物学领域成为最能激起人类去竭尽智力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是，“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诚然；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获致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求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3〕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也许更需要的只是平静的心情，热情、扎实而有秩序的工作。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踏实、勤奋和充满智慧的人们来完成，也需要我们这些普通人实事求是地为之呐喊助威！
参考文献
〔1〕钱凯先. 克隆风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