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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管理起步较晚，随着改革的深入愈来愈面临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具体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
1.政府危机公关的认知误区
政府公关关系的主体是政府，目前各级政府尚未充分认识到政府危机公关的重要性。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够重视自身形象的塑造以及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缺乏回应性；二是政府缺乏公共服务的热情以及动员公众参与的意识；三是政府缺乏对于大众媒体的合理引导，抱有排斥畏惧心理，过于谨小慎微，单纯依靠政府单方收集信息。
2.公关客体的复杂化
社会公众是政府公关的客体，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公众的利益诉求多样化，政府面对的社会公众是以一定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这些团体的利益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别性。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发展，公众参政议政积极性的提高，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活动更为敏感，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进一步加强。
3.现代传媒对政府危机公关的冲击
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先进移动终端塑造了一个人人皆媒体的传播环境，社会公众信息获取传播能力大大增强。新的传播媒介使得传统的政府公关手段效用逐渐减轻，传统上政府在信息上的不对称优势也进一步丧失。
4.危机公关体制机制的缺失
由于我国政府公关主体意识的缺位，各级政府鲜有将公关活动定位于持续深入构筑与社会公众平等和谐关系的一个过程。因此无论部门机构的设置还是制度设计上都没有就政府公关做出专门的安排。具有公关性质的机构分散于政府的宣传、调研、民政、等部门，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沟通机制。
二、公共危机下政府公共关系的重塑
1.转变管理理念培养
政府公务人员的危机公关意识与能力第一，政府工作人员应树立全员公关思想，把政府公关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管理哲学应用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政府公共关系的成功有赖于组织各部门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协同努力。因此，政府公务人员是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维系的纽带，代表着政府和国家，其言行举止都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在日常工作中应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公众的理解和认同。第二，政府机关营造组织内部浓厚的公关文化。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内化的最高形态，是政府公关有效进行的内在动力。公关文化作为一种内生机制能够促使政府转变管理理念，更加关注政府的外部形象和声誉，更加注重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从根本上增强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第三，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危机公关能力。现代政府公关作为一门管理科学，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规范性。这就特别需要推进相关培训工作，加强典型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演练，增强每个公务人员的危机应对能力。此外应合理安排政府公关人员，根据公关人员的知识、年龄以及性别结构层次进行合理分工，提升整体公关能力。
2.公关客体的培育和组织
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人们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公民的个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逐渐增强，我国的公民社会发展迅速，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多样。民间组织在利益表达、权利维护、政治参与、协调互动等方面作用更加明显。有限政府的价值取向使得政府不再是危机治理中的唯一主体，政府需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努力扩大公民参与。政府应该认识到民间组织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假如没有一个组织化的参与，可能形成的就是公意、公愤或等，这些很容易造成秩序的混乱。在公民社会发展、参与性日益增强的环境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有利于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应对危机带来的危害。政府危机公关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危机过程中促使利益表达的规范化，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一是充分调动各类社会力量如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共同治理公共危机。政府开展危机公关一方面培养群众的政治参与知识和能力，积极进行交流沟通，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非政府组织作为切入点，通过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凝聚和提炼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与政府进行有效的对话加快问题的解决。在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非政府组织独特的自身定位以及专业化的职能，使其能够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
3.现代政府公关媒介的运用
首先，以新闻发言制度为中心，全面整合传统的政务信息渠道，完善危机信息机制，确保信息的准确请、真实性和时效性。目前我国的新闻发言制度并没有作为一种通畅社情民意的常态化途径而存在，而且常常出现部门间口径不一的现象。文章认为应将新闻发言制度与传统信息渠道有选择的进行整合，同时加强内部协调和管理使其成为政府与社会进行信息交流反馈、政策咨询、政务公开、问计于民的常规化平台。此外还应健全新闻发言制度的监督职能和权限设置，明确其法律效力和责任以保证信息的权威性有效性，加强政府内部以及大众传媒之间的上下沟通与反馈，特别是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促使各部门通力合作提高效率。其次，提升政府网络公关能力。网络高效的促进了信息资源的充分交流与整合，大量网络虚拟社区如微博、微信、博客等为公众构建了新的沟通平台。面对网络社会的冲击，政府应主动出击，积极利用网络与社会公众进行广泛沟通交流，把握信息的主动权，及时准确权威信息遏制流言的滋生和传播，增强政府活动信息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合理引导网络舆论导向，疏导公众情绪理解其利益诉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引领公众参与决策，做到有的放矢。通过新型传媒网络，公众将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参与政府的危机管理，因而政府应以积极的姿态，有效引导公众参与危机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网络普及使得信息的透明度、传播力大大增强，政府积极开展网络公关能够进一步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充分利用网络的先导作用进行疏导和解决。
4.加强政府危机公关的体制
从专业角度来说，公共危机是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对社会秩序产生严重影响，给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的事件。政府与社会的常态化管理，并没有将公共危机囊括在内，针对此，需要政府与社会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对。通常情况下，公共危机被分为两类，即自然灾害与人为因素引起的事件和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冲突和灾难。公共危机有以下几项特点：第一，突发性，在短时间内出其不意地发生；第二，危害性，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严重情况下还会影响社会发展；第三，不确定性，公共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常态，且处于动态发展过程；第四，紧迫性，在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需要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如果延迟，将会造成严重损失；第五，双从性的结果，一旦发生公共危机，不仅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还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相应的体制，将有利于完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在我国，普遍将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看作在特定情况下，运用信息管理理论、技术、方法及手段，收集、分析、组织公共危机信息，为危机管理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实行危机信息管理，必须在全过程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处理并利用好取得的信息，以提高危机管理效率与决策的准确性。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可以为社会公共管理部门提供准确、快速、经过科学分析的信息。因此，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在社会和谐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危机信息管理要以信息管理支持危机管理为基本原则，从中可以看出，危机信息管理开始从危机管理与信息管理中分离出来，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逐步成为危机管理核心。
2加强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措施
目前，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管理还存在较多不足，如缺乏信息预警机制，政府信息法制建设落后等。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管理。
2.1完善信息预警机制
当前，我国各级信息机构危机信息监测、信息收集能力与预警能力相对而言较为薄弱。这主要是因为危机信息监测、预警与收集工作制度不完善，信息监测技术和方法相对落后。针对此种情况，需要采取相应解决措施。首先，要建立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强化政府部门服务人民的意识；其次，开发新技术和信息预警方法；最后，提高信息人员鉴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完善信息预警机制，有利于在危机信息处理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注危机信息源头，做好调查与访问工作。
2.2扩大政府信息公开途径
政府是危机信息管理的主体，要加强危机信息管理，应当扩大信息公开途径。首先，在应用传统形式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将两者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传统公开方式与现代化技术手段，如互联网、电子邮件等相结合，保证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其次，建立健全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部门要逐步建立新闻发言人与相关部门和地区的责任问责制度。如果新闻发言人在发言时公布不准确的信息，或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相关部门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以保障信息公开透明化。最后，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从目前发展形势来看，第三部门对政府部门与社会的影响逐步扩大。因此，在公共危机信息管理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优势。
2.3建立健全国际化信息沟通与合作机制
在社会形态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国家化形式也发生改变。目前，任何一次大型公共危机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灾难。在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中，各方依赖性进一步加大。因此，政府部门要以全球化眼光看待公共危机，与国际组织在危机信息管理方面进行扩展合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积极争取国际性与区域性组织在人员、教育与资金方面的支持，加强与国际组织间的沟通，通过协商建立合作机制。
3结语
1.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基础。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是任何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重要基础，当然也是任何政体顺利运作的重要保障。当政治权威的能力以及操守得到民众相当程度的信任时，民众就会相信权威当局会了解其需要，能够为其谋福利并且依法行政而无之事。
2.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就是信誉或信任（张维迎，2001）。目前中国的经济还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高低对经济的发展也就有着较大的影响。信任作为市场经济的剂，其运作效果如何，与政府的诚信直接相关。
3.降低行政过程的交易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任的经济意义在于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合作的双方必须相互信任，否则达成合作协议及监督合作协议实施的交易成本太高，合作行动就难以发生。合作者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合作效率的高低。
二、中国政府信任问题的现状
1.社会政策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当前中国个别地区的政策制定却缺乏严肃性和连续性，导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陷入混乱的状态，减损既得利益者现有的合法利益，也对政策的目标群体心理产生许多不良影响。
2.个别官员缺乏基本的行政道德。个别官员的这种行为不仅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恶化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导致民众对政府不满，加剧了政府的信任危机。
3.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个别地区政府官员从本地和本人之私出发，对国家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扭曲执行，变相处理，影响了地方经济健康发展，败坏了政府信誉。
4.人浮于事，在其位不谋其政。当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而且在其位不谋其政，严重背离了公务员应有的职责。
5.法律意识淡薄，权大于法。法律法规具有普遍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当前中国部分地区政府却无视这一准则，权大于法，目无法纪。
另外，和上访活动的增加也是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的突出表现。往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当弱势群体诉求压抑已久，在极端情况下不满情绪被引发时，由于信息不公开，促成了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抗，最终失控，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与增多相随的是上访的大量增加。政府危机处理机制的匮乏，以及在处理危机过程中缺乏诚信和封锁信息的行为，使公众对政府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中国政府信任问题产生的原因探析
1.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各种矛盾是产生政府信任问题的社会背景。中国目前处于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和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公民民主法制意识提高，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致使政府行政能力和决策水平与社会和公众的价值期待产生了一定的差距。
2.官僚作风和行政权力缺乏制约是产生政府信任问题的根本原因。官僚制是一种纵向管理、等级森严的官本位行政体制，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是其主要特点。在官僚体制下，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自觉不自觉的影响某些官员，最终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中出现不道德行为，也直接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执行，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下降。
3.行政道德匮乏和行政文化缺失，是产生政府信任问题的直接原因。行政道德是指国家公务员行使公共权利、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它不仅直接影响行政效率，还直接影响着政府形象和威信。另外，各级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在履行国家职能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构建以政府信任为核心的行政文化氛围的问题。政府往往由于忽视了行政文化氛围的构筑，行政组织及其成员的信用观念在非信用的行政文化氛围里难以确立，无疑就成为构建政府信任的瓶颈。
4.决策能力和执政能力不强是产生政府信任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体制中，政府决策往往表现为“家长制”和个人专断，很少考虑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尤其是缺乏前瞻性构想和预防能力，政府决策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决策的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过多。政府行政效能与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行政机构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外部制约机制缺乏力度，行败、行政侵权和非法行政现象普遍存在，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成为必然。
5.诚信立法不足是造成政府信任危机的关键原因。守法是建立政府信用的前提。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但有关政权机构彼此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确保诚信的法律制度安排，存在许多空缺，政府诚信还没有成为法律所认可和保障的道德规则。
四、重塑中国政府信任的路径
（一）明确定位政府角色
有效政府与有限政府是新世纪政府改革的基本观念与模式，这是化解政府信任危机的基本前提。因此，首先要科学界定各级政府职权，理性确立其管理幅度和层次，继续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避免直接干预，精简行政审批，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其次减少政府的交易活动特别是赢利易行为。
（二）构建信任互动关系
从公共关系的角度看，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过程是一个伦理互动的过程[3]。根据正确的原则去构建政府与公民信任互动关系，对于增进政府信任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利益一致性原则。就是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利过程中要坚持公民利益至上，公民在参与社会事务活动时也应考虑到政府所代表的长远利益和个局利益。第二，客观求实原则。必须是建立在对事实真实把握的基础上，在组织决策时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和价值取向。第三，公开性原则。包括行政决策活动及其过程公开；有关文件、资料、信息情报公开。第四，整体性原则。强调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团结、合作、互动的良性循环，从而使两者能相互信任、共同发展。
（三）建立积极回应机制
这是有效沟通、形成政府信任的重要手段。积极的回应机制能够促进政府与公民的有效沟通、相互信任。建立政府的积极回应机制，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从制度的角度要求政府必须定期公开有关信息，打破政府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尽可能实现公民
与政府的信息资源对等，使公众更加充分地了解政府的运作和功能,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
2.扩大公民参与，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决策参与制度主要就是要参与或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必须体现最优化原则，具有稳定性、长效性、连续性特点。只有通过完善参与机制，让广大公民参与其中，才能有利于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参与理论的先驱SherryR.Arnstein也认为“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公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机会被列入考量。”Garson和Williams则提出，“公民参与”是在方案的执行和管理方面，政府提供更多施政反馈渠道来回应民意，并使公众能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接触服务公众的公务机关的行动。
3.建立健全政府信用监督机制。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监督与制约，以确保行政责任的忠实履行，具体可从四方面着手：一是党政监督。主要监督政府诚信制度的合法与合理性。二是司法监督。司法监督包括事前通过法律手段对政府失信的运行程序展开合法性监督和事后的惩罚性监督，对违法行为、尤其是造成重大后果的政府失信行为予以法律追究。三是群众监督。健全群众监督机制，保证群众的监督权力，强化政府信用。四是媒体监督。新闻媒体具有广泛、高效、经济的监督优势，实施有效的媒体监督能够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非政府组织（NGO）是介于市民（公民）、市场、国家（政府）之间的社会自治组织。它主要关注的是公民、社会团体、政府三者关系，应成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传话筒，避免公民与政府的冲突，协调两者关系，培育两者互信的因素和氛围，积极构筑社会信任体系。
（四）保证政府诚信制度供给
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最终还是要依靠制度，因为，对于公众来说，所能信任的只能是制度[3]。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来看，化解政府信任危机，建构和保障政府信任关系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一是建设诚信法律责任制度。政府的权力运行应纳入法制轨道，将道德诚信变为制度诚信。弗里德曼指出，“感到程序上的合法性最终导致实质上的赞同规则和我们所谓的信任”[4]。二是完善公务员管理。公务员是政府行为实施的主体，建立公务员守信规则，有利于维护政府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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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
在相关立法，我国缺乏很多跟政府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就导致了我国政府采取的大部分紧急的对抗措施一般都无法律依据，容易造成合理不合法的事件形成。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防洪法》、《法》、《防灾减震法》、《传染病防治法》等，但这些仅有的单行的法律只能适用于一系列的非常的紧急状态，覆盖面十分狭小。另外，在政府处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和在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防止执法监督的方面，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尚是空白的。在执法的方面还存在着执行不到位、执行并不科学的情况，依法行政尚待加强。
(二)我国不侧重于专业，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我国公共部门能够管理公共危机的部门林立，光国务院下属的就有国家安全监督管理局等等，这些机构都可以对于公共危机进行紧急的处理，但我国却没有设立专门的、专业的管理部门，设立的几个部门又可以相互的推脱，导致了对于危机管理的真空部分，这比危机本身还可怕。
(三)对于危机管理的研究和应用研究尚有很多的不足
我国还没有形成非常系统的危机管理理论，现在对于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介绍西方专著和引进理论的阶段;现有学术资源没有很及时变成政府的决策进行相关的管理。很多学者的研究与实际参与者、实践者之间的经验没有很好地进行配合，然后在一起用到实际的危机管理当中去;也有不少的文献资料只是对国内、国际的危机和危机管理进行泛泛而谈，不去做深入研究，使我国的危机与危机管理策略能够尽早的与国际水平达成共识跟上国际的标准，但这些研究缺乏对这些策略的深入分析，大都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虽然在近两年在这方面有明显增多的趋势，但还是远远不够。
二、积极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
(一)危机应对公关，信息透明化
公关是组织或者是政府，为了达到其特定目的而处理相关关系的一种手段，其对于政府的工作是否有效，评定的标准是能否改善并且增强国家的形象，危机有其舆论的关注性，在公共危机面前，政府只有做好危机公关，不断的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于危机的信息不遮不掩，做到诚实守信，才能在灾难中取信于民，降低危机的危害性。
(二)发展科技、加强资源整合
公共危机治理的技术资源整合就是要做到跨域公共危机应急系统、支持系统和保障系统的整合。政府要采取措施加强对公共危机治理软件系统开发与建设的技术，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硬件设施建设的技术。只有如此才能将公共危机治理中被分布于各个区域内的技术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另外，还要加大资金投入，使公共危机应急系统、支持系统和保障系统的建设更近一步，相互之间才能更好地协同与整合。
(三)意识强化、与人为本
中国政府在所面临的公共危机上，与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应该被根本确立，在确立的同时还要将其作为政府危机管理工作的根本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危机管理工作时，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从工作的理念以及实际行动上充分认识到公共危机强大的破坏性，谨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在在灾难中发挥广大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四)充分利用我国政治优势
我国政府在处理危机时，有一种政治优势，就是以党为核心，、多党合作的权力指挥中心，它能够有效地调配使用各种、各级的资源，为政府危机公关扫清很多的障碍，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很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指挥、协作的体系，以保证政令能够畅通的行使;我国实行、多党合作的原则，没有党派权力之争和国家立法、行政权力由于从属不同而导致的分权制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危机管理的及时有效的行使。
三、小结
然而，也有专家指出，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大量的OEM（代工生产）使企业不断丧失设计能力；国内工业设计水平可以说普遍比较低，抄袭、模仿比较多。我国工业设计的长远发展，需要寻找合适的突围之路。
设计赋予产品竞争力
陈东亮介绍说，在现代社会，有竞争力的产品必然是有优良设计的产品。综观当今世界各国，无不以设立国家设计奖项作为促进设计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德国有享誉国际的“红点”、“IF”设计奖，美国有“IDEA”设计大奖，日本和韩国则分别有“G－Mark”和“GD”好设计认证。设计奖不仅告诉国民什么是好的设计、什么是优秀的品质，还能引导消费趋势、提升本国产品竞争力。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0月18日，《中国计算机报》也组织召开了“2006中国数字产品工业设计年会”，中国计算机报社副社长卢山指出，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对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进行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整个过程。而工业设计作为一门技术与艺术交叉的综合型学科，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设计活动，将最新的科技成果转变为实用、美观的工业产品。工业设计是技术价值转化过程中的关键，是高新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桥梁，也是企业与消费者联系的纽带。
据了解，我国工业设计已走过将近30年的历程。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针指导下，国内设计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鼓励发展专业化工业设计”被写进“十一五”规划，国家多个文件提到“设计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给予重点发展。
工业设计不是简单模仿
据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摩托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制造业领域，一些企业具有非常专业的工业设计中心并吸引了大量人才。国内信息产业领域主导企业不仅成立了自己的设计机构，还委托国外的大型设计机构进行合作设计，迅速提升了设计的质量和层次。
但是，我国的工业设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陈东亮指出，我国大量的OEM使企业不断丧失设计能力。在引进外资中，大量OEM生产虽然使我国产品出口总量大幅度上升、GDP迅速增长，但同时也使我国企业在产品设计中形成对国外的依赖。在一些产品中，即便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但核心设计仍然是从国外购买的，这在汽车、机械以及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很普遍。
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系教师刘长宜也指出，目前国内工业设计水平，可以说普遍比较低，抄袭、模仿比较多。不仅是工业设计，其他行业的设计也是如此。
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工业设计在我国一直没有专门的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也基本处于松散状态，且资金来源严重不足。政府缺乏对工业设计的资金投入，既没有专项拨款，也没有建立设计基金，工业设计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仅仅凭借个别企业的资金推动是不够的。
陈东亮说，许多大企业对设计缺乏专门的资金投入，更缺乏自己的设计师队伍。这也是我国制造业一直没有走出引进—模仿—生产—再引进—再模仿的怪圈的原因。
专业设计人才培养亟待加强
据了解，目前我国工业设计行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国内工业设计行业从业人员约30万人，工业设计年产值约为300亿元人民币，占2005年世界创意产业产值的1.27‰，相当于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9‰。
但是我国仍然面临工业设计产业化程度低、工业设计人才匮乏的问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蔡军指出，我国整个设计市场人才匮乏，从工业设计专业公司来看，我国目前设计公司有数百家，但普遍总体规模小，基本处于散乱经营状态，且设计产品基本在低端，缺乏具有世界影响的设计公司和设计师。
蔡军说，设计师进入企业花了很多时间培训，但缺乏对设计知识本质的深入了解。现在企业对设计经验、创造能力、品牌策划非常强调，这就要求设计师既要有策划能力，还要有产品开发管理能力，但这两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一）学生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淡薄
公共卫生的安全意识是通过高校的卫生教育进行宣传的，目前民办高校普遍对公共卫生安全知识的教育工作重视不足，在这种基础上，淡薄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是民办高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严重隐患，一旦发生大面积的集体疫情、或者遇到严重的其他危机事件时，很难进行有效的自我救护，造成疾病疫情的大规模扩散以及群体性恐慌事件。特别是很多民办高校学生在进入高校的校园之后，失去了父母和亲人生活上的关怀，部分民办高校学生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程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他们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淡薄。
（二）学生公共卫生安全知识不足
目前民办高校的学生对公共卫生的基本常识了解的比较少，对如何防范公共卫生危机更是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知识的缺失往往给高校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带来严重的问题。所谓公共卫生安全知识是指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是事故的必要的防范知识和基本的卫生常识。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目前在我国的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安全知识掌握情况不容乐观，超过60%的学生认为自己只有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安全知识，对于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另有64.7%的学生坦诚自己在学校中从未接受过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对民办高校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工作不了解。
（三）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未得到有效实施
所谓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是指民办高校在处理和处置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事先拟定的用以在紧急时期进行有效处置的既定方案。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能够在发生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帮助民办高校有效的控制事态发展，保证民办高校正常的教学管理工作。但是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的制定虽然比较完备，但是在实施方面，很多民办高校并未对现有的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进行有效的执行，造成了民办高校在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四）民办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职能不明确
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管理涉及多个方面，既包括公共卫生危机预案、制定和实施，也包括高校在处置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管理机构、辅助部门等设定。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普遍有公共卫生危机预案，但是在高校公共卫生管理的具体职责划分上，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职能混乱，高校在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没有清晰的思路，造成了目前在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缺乏统一的综合管理协调机构。
二、解决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对策
（一）做好高校学生公共卫生危机教育与预防
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事先预防，预防为主的思路是管理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工作的中心思路，加强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工作的措施很多，其中重要的方面即是加强对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教育，通过教育普及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知识，使民办高校学生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应对个体，推动危机的尽快解决。应急教育的教育在于普及应急处置知识，包括在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如何进行自救和他救，通过常见的应急知识教育，帮助民办高校学生树立危机应对和防范的意识，在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能够冷静面对、妥善处置。通过课堂授课、课下活动等形式，对民办高校学生普及应急教育，并加强训练和演练，做到防范于未然，提高民办高校学生应对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二）做好周密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
在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制定科学周密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对于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制定科学周密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又可以细分为机构的设置和预案的制定两个方面：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预案的制定是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软件。预案的制定，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高校卫生工作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要结合民办高校的具体情况。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