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5 11:25:09
序论：在您撰写农耕技术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史料教学；困境；出路；解读史料
史料对于历史教学的作用不言而喻。历史学习要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离开史料的历史教学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目前，初中史料教学遇到的困境是：教师普遍认识到了史料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并且在教学中努力实施史料教学，但在操作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将针对初中史料教学中的突出问题，并结合具体实例，探讨如何用好史料。
一、对史料不加斟别，信手拈来，为观点而史料
许多教师对课本精选出来的材料不去仔细钻研，而是在网上找一些现成的PPT，不加斟酌地呈现给学生，也不管史实是否可靠，只要能证明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就行。比如讲《》一课，用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做论据，证明清政府只要发动人民群众就能打败侵略者，然后归纳出清朝战败的原因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教师完全没有注意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早已从课本中删除了，更不了解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只要稍加留意学术动态，便会知道清政府对英作战没有一点胜利的可能性，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处于中世纪的中国远远落后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
不了解史学动态就不能选择恰当的史料，更不能提炼出有说服力的观点。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教师多关注史学动态，提高史料斟别能力。一线教师甚至是许多专家一提到关注史学研究动态就马上说出一大堆国家核心期刊《历史研究》、人大复印资料等，殊不知这些杂志距离初中历史教学相当遥远，一是手头根本找不到，二是即使看了也用不上。笔者认为，初中历史教师了解学术研究动态的最实用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找学术研究综述性文章，吸收其中观点，同时找几篇详细阐述这些观点的论文，仔细阅读研究。这些论文得来全不费工夫，又浅显易懂，又全面，非常适合初中历史教学。比如讲《》这一课，首先在网上找“研究综述”一类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关于的各种观点，并且列举了每一观点的代表性文章，从中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一事，为一线教师选取恰当史料提供基础。
二、史料成为摆设，为史料而史料
这是初中历史教学中最普遍的问题，教师顺应课改大潮，在课堂教学中大摆史料阵，一节课出示几十张PPT，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史料，但对所出示的史料几乎不做任何解读，让学生过过目就完事。这种所谓的史料教学使历史课枯燥无味，缺乏思维含量，就连专业的历史老师都看的厌烦，更不必说初中学生了，这样的课一定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首先要有正确的史料观。教师要明确史料不是摆设，不是喙头，史料是为主题服务的。选择史料要精，要有足够的代表性。如果是文字史料，字数要少，一节课有两三则足矣。解读史料要透，围绕主题解读史料，同时解读史料要有思维的训练，让学生有种“拍脑门”的感觉。比如《原始农耕生活》一课，首先要明确主题，主题是农耕，从先前的采集渔猎文明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代，造屋、陶器、凿井等技术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炭化稻谷表明学会了种庄稼，这时要提问或解读如何学会了种庄稼，学生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农耕是在偶然中学会了必然。抛砖引玉，学生会解读出来陶器的发明也是源于偶然的发现。教师进一步提问，制作陶器的条件早已具备，为什么到农耕时代人们才发明了陶器。然后解读，农耕出现后盛放储存粮食、蒸煮粮食需要容器，陶器才应运而生。教师进一步跟进，点明社会需要刺激了社会发明，社会的进步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讲解干栏式或半地穴式房屋表明当时人们学会了造房子时，学生应该顺着陶器的思路，能够说出先民们此时学会造房的原因，又巩固了刚才形成的认识。也可以做一个课后延伸，为什么此时学会了纺织、钻孔技术等等问题，供学生课后解决。纵观本课，围绕农耕这一主题，解读种庄稼、做陶器、造房子，既让学生明确了原始农耕生活的图景，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多问为什么的思维习惯。
三、作为一线教师，首先要有正确的教材观，即要尊重教材
教材的编写集中了众多专家与学者的智慧，每一则史料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们的精心选编，含金量十足。特别是部编教材，每一则史料都在都经过层层把关，称得上是精品中的精品，所以教学中要深度解析教材，揣摩每一则史料背后隐藏的编写者的意图。比如部编教材七年级上册《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一课，教材中有“金缕玉衣”图片，在金缕玉衣的介绍别提到了出土于汉代诸侯王墓，可以看出教材中选择这一则史料的用意在于突出诸侯王的势力强大。
【摘要】要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高校应该发挥其孵化器的作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更多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章认为大学科技园建设与提升高校大学生科普志愿者能力有紧密联系，从而分析了北农科技园运作制度、体系与承担的科普教育职能等基本问题。北农科技园的科普教育职能主要体现在园区功能分区、园区发展环境、园区科普旅游开展三个方面。最后讨论认为：北农科技园运作是生态农业科普教育与科普旅游的良好载体，兼顾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合理运作之后具有一定文化辐射带动作用。
【关键词】高校科技园；科普教育；北农科技园；都市型农业；辐射带动
为弘扬和践行“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市属高校青年教师成立社会实践团”，暑假期间深入企业、社区、农村开展“见证辉煌成就，践行北京精神”首都城乡社会体验日活动。2012年7月20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代表、中央和市属媒体代表共1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青年教师张祖群副教授与王波博士研究生等一行6人参加了上述活动，2014年下半年补充进行调研与电话访谈，重新补录文献分析，本文主要围绕“十二五”、“十三五”的转型时期北农科技园运作制度、体系与承担的科普教育职能等方面进行思考，主要目标是如何探索出一种兼顾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新模式这一问题。
一、科普教育综述：如何提升大学生科普能力？
2010年我国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显著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重要目标，要求进一步普及科学技术教育。因此，我国高校急需加强大学生科普教育，提升其科普能力。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早已经开始了。王晓红（2001）[1]提出高校应积极组织学生投身科学实践活动，营造校园的科学氛围，重塑大学生科学精神；薛世平（2002）[2]提出高校应开设科普创新课程；廖洪元（2002）[3]等认为，通过建立现代科普理念、弘扬科学精神，来引导大学生参加科学实践，提升大学生的科技素质；杨东铭（2003） [4]指出高校科普现状存在一定的盲区；王欧（2003）以2002年统计年鉴数据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部分国家农业园区效益进行综合性评价[5]；叶华松 （2005） [6]认为，应使科学精神的培养成为大学生教育的主题；赵大中（2006） [7]针对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指出要普及科学知识及弘扬科学精神，应广泛开展大学生科普活动，并建立科普活动的长效机制；许志峰（2007）[8]认为应借鉴国外成熟科学素质理论和先进经验，建立大学生综合性科学素质评价体系和培养体系；王宇良，沈瑶琴，戚敏（2008）[9]认为高校科普人才严重短缺、科普能力被忽视，并思考“高校大学生不仅是科普的受众体，还是科普的传播者”；李同升、王武科（2008） [10]以“技术创新-中介平台-技术受体”之间关系为研究框架，分析了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园技术扩散系统、动力机制、主要类型。
近年来很多高校启动了“高校科普工程”，其目的和宗旨在于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以达到传播科学思想、培养大学生科学意识、丰富大学生的课余活动的效果。很多地方政府、企业与之合作，成立了大学生科普志愿者服务站、实习基地等，在全国高校建立大学科普橱窗，因地制宜开展各类高校大学生科普活动。对提升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工作不应仅仅限于从高校的视角来研究，更应拓宽研究视角，在兼顾多种效益的同时提升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科普能力。
综上所述，要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高校就应发挥其孵化器的作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更多将理论转化为实践，而大学科技园就是发挥高校孵化器作用的一条很好的途径。大学科技园与科普教育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大学科技园为科普教育提供了实践教学的平台，大学科技园实际运作中的基础设施为科普教育提供必要的硬件服务，大学科技园的专家学者大多是高校教师，又为学生提供了软件服务，大学生在完善的硬件和软件的平台下，将会发挥更好实践能力，提高自身的科普能力，完善我国的科普教育。另一方面，大学科技园的发展需要高校的支撑，高校为大学科技园提供高科技和科研技术人才，高校的教师和博士生研究生、研究生及本科生等都促进了科技园的发展。因此，大学科技园建设完善与提升高校大学生科普志愿者能力之间有紧密联系。
二、北农科技园的运作与科普教育的有机结合
（一）功能分区
北农科技园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亭自庄村西，其始建于2008年，至2011年8月学校总投资5000余万元，已初步建成了一个水电路暖通讯等基础设施齐全、功能相对完善的实践教学基地。科技园总占地面积1023亩，其中1号地373亩主要是设施种植、设施养殖、农产品加工、综合服务，2号地186亩包括主要是设施果树、蔬菜园艺种植，3号地234亩主要是大田作物、精品种子实验区，4号地230亩主要是特色园林花卉植物苗圃种植区。
北农科技园通过对功能区的划分，一是便于对园区的管理，二是便于科普教学。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可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实践研究，增加其对理论知识的认知，在专业领域里研究的更深入。北农科技园的园区功能分工明确，不但有种植区、养殖区，还有农产品加工区、综合服务区。科技园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在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进行科学种植、科学养殖，而且还为学生提供了现代科技中的农产品加工的教学实践环节。科技园功能区包括设施种植、露地种植、养殖区、农产品加工区等，对提高学生的科普教育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园区发展环境
北农科技园具有极强的教育职能，它不但在基础设施上满足了大学生进入到实践活动中的硬件要求，而且在技术指导和实验研究方面，有高校教师和专家、企业也可以满足大学生实践的软件要求。因为农业技术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农业技术推广可以分为公益型、市场型和两者混合型三种类型。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推广属于公益与市场混合型的农业技术推广类型[11]。管理部门对入驻北农科技园的企业有特殊要求，一般入驻园区的企业负责人同时身兼教学厂长（主任）、项目经理、项目研发合作伙伴三个职位，体现产、学、研“三位一体”的角色扮演[12]，为北农科技园在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技术孵化、发展科普旅游科普示范功能、辐射带动周边社区发展等创造了条件。
一个良好的园区发展环境是科技园区良好运行、发挥功效的外部保证，而能否理顺管理体制、兼顾各个利益主体、融合现代政府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等是科技园区能否良好运行、发挥功效的内部保证。北农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平均亩产值只有3000-4000元，与国内同类园区企业相比处于中游水平，发展潜力、目标与创新空间还很大（从4000上升到10000元）。已有研究表明，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园区政策环境、园区市场环境和园区金融环境等直接影响到园区的绩效创新，并间接影响园区创新能力[13]。只有以现代政府治理方法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为引领，培育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才能为农业生态科技创新提供体制动力，从而创造一流的农业生态效益和农业经济效益[14]。
以小汤山农业科技园为对比，它作为目前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早在8年前，田新豹（2007）从总部经济的视角来对小汤山农业科技园进行分析，将加大吸引企业入驻的力度作为解决转型发展问题的突破口[15]。8年过去了，小汤山农业科技园的转型取得了可喜成绩，而北农科技园的辐射还不够，要辐射全国，需要从北京市级大学科技园跃升到国家级平台，积极申报国家级农业科技园。2014年12月，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北京成立，这是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三级农（牧）业、农垦科学院共同参与的全国科技创新协作平台，使联盟成为国家农业科研联合攻关的核心平台、国家农业科技创新的骨干网络以及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6]。作为一个北京市属的农业科技园，北农科技园应该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三）园区科普旅游开展
北农科技园因为区位相对优越，除接待北京市内农业高校学生在此实习以外，也欢迎其他非农业高校、非北京所在地的高校学生到北农科技园参观体验。例如北京大学团委就于2012年上半年组织学生参观了北农科技园日光节能异型温室、灵芝虫草研究孵化基地、智能有机奶牛和家禽养殖场、葡萄酒和牛奶生产加工车间、特色蔬菜种植、生态鸡场和生态奶牛养殖场等典型园区，了解生态农业，体会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思想。北京市教委多次组织市属高校青年教师、相关专业大学生下基层，到北农科技园进行社会服务实践。
以科技园、公园、植物园等为依托开展科普旅游已逐渐成为都市人追求的一种时尚。例如2012年5月，在北坞公园、海淀公园和上庄镇举行“乐活农耕，播种希望”主题的京西御稻插秧节，开展京西稻文化推广和市民农耕体验大型活动，该活动深受家长与孩子们的欢迎[17]。2013年杭州植物园为拓展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建立农耕科普园，向学生展示粮食作物、蔬菜作物、纤维作物和油料作物的区别，展示农业轮作、间作制度和生物固氮等科学机理，从农作物展示和农耕体验两方面开展农耕科普旅游，达到了极好的科普教育效果[18]。相比较而言，北农科技园做得更出色。北农科技园还积极开展针对小学生、儿童的亲子农耕体验，推出农耕类、创意手工类、厨艺类、游戏拓展类、科普实践类等40多项体验活动，不同数量家长与孩子的组合可选择不同的套餐，如周六欢乐之旅、周日芳香之旅等。家长与孩子一同喂奶牛、采摘蔬菜，栽盆栽，学习农业知识，享受田园绿色生活。北农科技园还与旅行社合作，推出亲子科普旅游产品。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一家三口一天体验特价326元，若加一名儿童一家四口则是480元，每5个家庭就成团。主要活动包括：参观蘑菇基地、牛奶养殖场、有机餐厅、栽花、采摘蔬菜、喂羊、田野荡秋等，在家长、孩子与泥土亲近活动中，增加了孩子对泥土的自然情感、对父母的亲情以及与其他小伙伴的团队合作精神。这种亲子农耕体验推广了古老农耕文明，普及了农业科技，启发了儿童的科学探索精神，倡导了绿色生活理念，取得了极大成功。当前主要有“下乡体验式农耕”和“农业进城的都市农耕”两种农耕体验方式，前者更亲近泥土，后者因为交通通达性较好、来回时间可受控，更受家长与孩子欢迎。总之，城市家长带着孩子的农耕体验不仅拉近了市民和农民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距离和人与土地之间的距离。这实际上是践行一种“人本、生态、和谐”的生活方式，具有统筹城乡、追寻绿色田园生活方式的重大意义[19] [20]。
三、结论与建议
北农科技园以种植、养殖、加工、循环四个产业平台为基础，合理搭配，做到上、中、下游结合，打通全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出一种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科普教育职能、生态效益良好的新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之在中国诸多农业科技园中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北农科技园良性运作是提升科普教育的基础
北农科技园对生态猪场、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生态养鸡教学示范场、农业种植、园林果艺等生态养殖和培育技术的运作，不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科技研究能力，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北农科技园的生态养殖技术的辐射作用。科技园本身可以借助其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优势指导生态养殖及农业种植，运用高科技的生态养殖及种植技术增加产品的产量，提高产品的品质，为专门从事养殖和种植的人员提供示范作用。
如北农科技园的生态养鸡的教学示范场，鸡场以“生态农业、健康绿色”为出发点，建立了统一品牌、统一育雏、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生产体系的现代化鸡场，对养殖区、种植区进行科学合理布局，创造性地把现代化鸡舍建设和农业设施相结合，在保障鸡蛋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有机鸡蛋的现代化、规模化和可持续生产。生态养鸡，是指在动物福利思想指导下，把鸡放养在果园、山林和菜园，让鸡群在自然、自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生产。鸡群能够享受到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饮水，有广阔的活动场地，符合鸡的喜好，有利于鸡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养殖出的鸡适应性和抗病力强、食性杂、耐粗饲、节省粮食、易于管理、体型清秀、黄羽或黑黄相间羽色、柴鸡特征显著，鸡蛋品质也更加健康。又如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牧场的占地面积是50亩，最大容量是120头牛，牛的品种主要是荷兰牛和本地牛，学名叫荷斯坦牛，俗称黑白花牛。牛场设计风格采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建筑风格，在牛棚内部安装了风扇、喷淋、自动喷射系统、TMR的日粮搅拌机等基础设施，并装有阿拉伯挤奶系统，牧场采用的是科学养殖技术，整个养殖过程都是机械化的。整个牛场只有两个管理人员，并且管理比较人性化，牛棚外面是运动场，而且配有音乐和自动挠痒的设配，牛用过餐后可以出来散散步、听听音乐。北农科技园对牛奶质量也可以进行全程跟踪，只要扫描牛奶包装上的二维码，通过物联网技术就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喝的每一袋牛奶是哪一天从哪一头牛身上挤出来的、这头牛吃的草生长在哪里、挤奶工人是谁、配送员是谁、牛奶的营养价值多少等多重信息。这种高科技的生态养殖对专门从事养殖业的人员起了模范作用。这种生态养殖的产量很高，每头牛每天平均产量大约是四十公斤，产下来的奶被直接运送到乳制品加工车间进行加工生产。这种集养殖、加工的一体化生产模式是一种示范的典型。
（二）对扩大科教职能的建议
北农科技园科普的辐射作用未来将表现在三方面。
1.北农科技园将高科技的科研成果与大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科研实验结合起来，提高大学学生的科普能力，实现高校“产、学、研”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职能。
2.科技园内的企业及其员工的企业辐射功能。科技园实现了将其科技成果和运作模式辐射给科技园里的企业，提高企业对科技应用的观念和科学的运作模式的思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且提升企业员工的科学观念和科技思维，进而提高企业员工的科普能力。
3.北农科技园可以将其与运作模式及科普教育职能辐射给周边的企业、高校及中小学。从事养殖、种植的企事业，可以参照北农科技园的运作模式，应用科学技术从事生态养殖及种植，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提高人们的科普能力。周边的高校中小学可以在学校的组织下到北农科技园参观实习实践，增加科普见识，使科普思想和科普精神深入到学生的价值体系当中，提升学生的科普观念，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普素质。
所以从国家科普教育的角度以及提高全民的科普素质和能力方面来看，可以把北农科技园的这种运作模式看作是生态农业科普教育的载体[21]。未来北农科技园的科普教育、农耕旅游体验活动将开展得更加精彩。
四、结束语
北农科技园后期发展应该在高层次研究平台上下功夫，重点增强其科普教育的辐射功能。在积极争取申报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中，对自己未来转型发展正确定位，扬长避短，与北京其他科技园区保持良好“竞合”关系。北农科技园在区域经济发展、企业的科技运用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辐射作用还比较小，在以后的运作与发展中，应加强高校、政府与科技园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其辐射带动作用，给各个利益主体带来更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创造更好的生态效益[22]。
参考文献：
[1]王晓红.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匮缺与重塑[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57-60.
[2]薛世平.高校开设科普创作课程邹议[J].福建师范大福清分校学报，2002，（4）：87-90.
[3]廖洪元，胡新华，邱煌明.高校科普的思考与实践[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报学院，2002（3）：48-49.
[4]杨东铭.高校科普问题调查分析与对策[J].宜春师专学报， 1998，（4）：86-88.
[5]王欧.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研究 ――理论、模式与评价[D].中国农业大学生态学专业博士论文，导师：吴文良，2003：1-127.
[6]叶松华.论当代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J].理论月刊，2005，（6）：169-170.
[7]赵大中.对加强高校科普工作的思考[J].南京工程学报学院（社会工程版），2006，（3）：45-48.
[8]许志峰.论高校大学生的高级科普内容与形式[J].科普研究，2007（5）：47-51.
[9]王宇良，沈瑶琴，戚敏.高校大学生科普及其研究的几点启示[J].科普研究，2008，6（3）：29-34.
[10]李同升，王武科.农业科技园技术扩散的机制与模式研究――以杨凌示范区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08，（1）：53-59.
[11]刘战平.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推广机制与模式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论文，导师：蒋和平，2007：1-174.
[12]程桔华.北农科技园：全产业链突围[J].中关村，2014，（1）：38-39.
[13]郑宝华，王志华，刘晓秋.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4，（12）：103-109.
[14]翟文华，周志太.农业生态科技园区发展路径分析[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6）：76-80.
[15]田新豹.北京小汤山农业科技园发展总部经济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论文，导师：张新伟、陈建成，2007：1-158.
[16]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北京成立[J].河北农机，2015，（1）：6.
[17]何健勇.乐活农耕 播种希望 海淀区举办2012年京西御稻插秧节[J].绿化与生活，2012，（6）：2.
[18]高瞻，谭远军，莫亚鹰，等.农耕科普园的建设与效果评估[J].北方园艺，2013，（3）：197-200.
[19]王秀艳.人本、生态、和谐――论中国当代的都市农耕体验[J].北京农业，2013，（23）：26-29.
[20]王秀艳.论中国当代的都市农耕体验[J].改革与开放，2012，（8）：86-87.
[关键词]：观光农业园；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景观规划
[引言]：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逐渐在经济转型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人们对于农村和农业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知识，农业观光园也就随之诞生了。
1、杨凌创新园景观节点及现状分析
杨凌区位于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的腹地，宝鸡与西安的中心位置。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经国家批准的向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十大科技工业园区之一， 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五大高新区之一，号称中国农业的“硅谷”，因此杨凌农业园是中国观光农业发展的缩影，是了解中国乃至亚洲观光农业的钥匙。创新园是杨凌观光农业园之一，也是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园区。
现在创新园是杨凌各类观光农业园的集中体现，其中包含了农业科技展示，休闲住宿、农业采摘和农产品养培育研发等因素内容。创新园包括不同功能区，主要为四大区，观光温室、后勤服务区、创意艺术集装箱酒店和大棚采摘区。其中观光温室依据不同的功能，分成八个不同的场馆。依次为：梦幻花卉馆、工厂化育苗馆、梦幻花卉馆、无土栽培馆、盆景馆、南方果树馆、现代农业创意馆，西部特色展示馆、超级菜园。
2、杨凌农业园景观优劣分析
2.1观光农业园景观设计的弊端
每地区因多种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都有其独一无二地方自然风貌。但是创新园内的创建缺忽视甚至破坏了这“独一无二”，这个问题是观光农业发展的普遍病症。除温室景观外，园区缺少景观必备的园林建筑、小品景观和基础设施，如供游人休憩用的桌、椅、凳等设施在园区很少存在，即使存在，在园区内的摆放也过于集中，设备大多都达不到使用的要求，质量低劣，处于闲置状态道路方面，园区道路的设置没有主次道路之分，特别是在温室景观中，园区并没有利用道路的大小、材质等因素去引到游人，从而导致浏览线路混乱。
2.2园区景观设计的优势
创新园的温室每一间温室都是一片不同的“天地”，根据功能和主题的不同，景观设计也相对具有其特色。每一处温室都能全方位的满足人对自然的体验、对自然的渴望。而且馆内每一处景观都是利用不同植物的不同特性所组合搭建，植物配置上既考虑到了植物的观赏性，还考虑了生态学特征，切通过立体种植，平面种植和人造景观种植等方式加以地方的民俗、民风和农耕文化和历史典故等元素元素通过并置，冲突，融合等方式增加了管内观光内涵并给游人造成都市景观所不可能拥有的视觉感受。
3、观光农业园景观改造建议
3.1人文景观的改造
文化是园林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在园林景观中它是无影无形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在景色中感受到它的存在，文化是一个地方的铭牌，是这片地区在时间长河中的积淀，没有文化的园林则是毫无特色，失去地域灵魂的园区。只有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关中地域的民俗和人文历史的传统，经济发展的情况，满足当地自然景观，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的基础条件下保留园区内的应该存在的农业特色，在园区主要景观和景观节点的设计上继承当地的农耕传统文化，在结合现在造园技术的前提下再现传统民俗，农业园的发展才会长久。
3.2自然景观改造
观光农业园自然景观改造应当遵守因地制宜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园区的景观空间的设计上一定要遵守杨凌当地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保留、还原杨凌的平原地貌特色和植物景观特色。在植物的选择上应选择当地常见、且有地方特点的景观树种或者农作物，把农作物的观赏价值通过组团等园林种植常用的手法表现出来。
3.3完善全区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高低，是园区景观设计细节的体现，细节的完整与否又决定着这一园区旅游观光品质，以及人性化程度。增加基础设施在园区内的布局是当前园区建设或改造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农业特色的观光园区，设施在满足功能性的同时，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可以在基础设施的设计上更加本土化，包括外形设计的本土化和材料使用上的本土化，可以使用乡土的自然材料，如乡土植物、当地出产的石头、木材等，既满足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又不需要二次加工而直接用于园林基础设施营造。
[参考文献]：
[1] 张天柱・现代农业观光温室景观设计与案例分析 [M]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年
[2] 刘凤妮・重庆农业观光园区景观设计的现状研究 [D]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 尚丽娟・森林度假酒店环境景观设计分析―以龙泉森林度假酒店环境景观设计为例 [D] 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4] 杜洁・观光农业园景观设计―以北戴河集发农业观光园中民俗作坊园为例 [J]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
[5] 杜洁 耿美云・浅析856农场现代农业园景观设计 [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6] 段渊古 赵菲・农耕文化主题公园设计理论与方法―以杨凌后稷教稼园设计为例 [J] 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
[7] 冷畅俭 陈友富 罗广宇 谢浩波 邓志辉・大学博览园景观设计[N]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2005年 第22卷 第4期
论文关键词：广西火桐，濒危植物，群落特征
广西火桐（Erythropsis kwangsiensis）为梧桐科火桐属（Erythropsis）植物，分布区域狭窄，仅分布于广西中部至南部的石灰岩地区。其树干挺拔通直，材质轻、韧，易加工不开裂，为优良的工艺用材；花色金黄艳丽，花期长，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亦是珍贵的园林观赏树种。由于人类的过度利用，广西火桐野外种群和个体数量稀少，已处于濒危状态，在1999年8月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1]。目前，国内对广西火桐的研究甚少，仅对其资源分布状况和育苗技术进行了初步探讨[2-3]，有关其群落特征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应用植物群落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广西火桐群落的种类组成、区系特点、群落结构及种群动态等进行研究，揭示其群落学特征，以期为濒危植物广西火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调查区域及其自然条件
调查区域为广西来宾市、靖西县等广西火桐野生资源数量相对较集中的地区生物论文，地理位置约106°27′～109°10′E，23°00′～23°57′N。该区域地处南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根据广西气象局（1961～1970年）的气候资料，来宾市年平均气温为20.7℃，极端高温38.7℃，极端低温-3.3℃，年平均降水量1377.2㎜；靖西县年平均气温为19.1℃，极端高温37.8℃，极端低温-4.1℃，年平均降水量1546.3㎜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广西火桐分布于海拔800 m以下的山沟、山谷、山坡中下部及农耕地旁，土壤为石灰岩发育而成的石灰土，土层较薄，有机质中等。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调查
由于广西火桐成片分布少，通过调查目前仅发现3个数量较多的种群，因此根据实际分布情况，设置3个典型样地，样地环境资料见表1。各样地面积20m×20m，每个样地划分为16个5m×5m的小样方，记录样地内所有高3m以上乔木树种的种名、高度、胸径、冠幅、枝下高等。样地内按对角线分别设4个5m×5m的灌木样方和2m×2m的草本样方，记录每种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种名、多度、高度、盖度等[4]。
表1调查样地环境资料
编号
样地
取样面 积(㎡)
海拨(m)
坡向
坡度
覆盖度
Q1
来宾北五乡回龙村
400
263
W
5°
90
Q2
靖西化垌乡维新村
400
784
WN
20°
95
Q3
靖西湖润镇新灵村
400
464
EN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承揽了该项目有关遗产申报的一系列技术咨询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从世界文明与文化的角度、重塑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为此，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项目组立足于“城市文化”的角度，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文化特色和融汇过程分析，经由中国古代城市史、建筑史等专题研究，对草原都城遗址的遗产价值开展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学术探讨，形成了若干新观点。本文重点介绍申遗文本是如何通过对比分析手段、进行遗产的价值重塑。
一、遗产概况
“元上都遗址”是13～14世纪亚洲北方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百年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遗址，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曾是蒙元帝国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该遗址分布于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和多伦县境内，是传统游牧区和农耕区的交接地带。由城址(约18平方公里)、墓葬群(约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个175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四部分共同组成。其中，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城、关厢和铁幡竿渠等要素，遗存类型有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以及宫殿、寺庙、商铺、民居、仓库等各类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边区域，包括以汉人家族墓葬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为代表的一棵树墓葬群，它们是蒙、汉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证；自然环境包括与城市选址特征关系紧密的上都河、龙岗山和金莲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环境特征的沙地、湿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观；人文环境包括遗产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及城址周边分布于群山顶部的敖包所体现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对比分析
作为文本编制的指导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第132条明确规定，申遗文本需要“提供该遗产与类似遗产的对比分析，不论该类似遗产是否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是国内还是国外遗产。对比分析都应说明申报遗产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重要性。”因此，对比分析是否全面和准确成为让世界遗产委员会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专家认可“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详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蔡超、俞锋、徐新云、李敏：《试论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据。
针对“元上都遗址”具有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价值特性，以及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结合元上都遗址的交流价值、见证价值、典范价值和关联价值，申遗文本编制项目组选择了4个方向开展对比分析：一是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二是与游牧文明相关的世界遗产比较；三是与蒙元帝国的其他都城遗址比较；四是与中国历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较。其中尤以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城遗址和蒙元帝国的大都与中都为重点。
(一)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
(1)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比较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与元上都遗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遗产是“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它们除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相似之处和历史渊源之处，在遗址遗迹、时空范畴、价值主题与特征、自然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从遗产类型和遗址遗迹上比较。“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属于“人与自然联合的作品(引自《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8版1)”，体现了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题。游牧民族利用传统技术在适宜放牧的草场上从事畜牧活动，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精神联系；同时，它还向人们全面展示了鄂尔浑河流域曾经出现的不同游牧民族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各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详见《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文本》)。
“元上都遗址”属于“特定自然条件下，更主要是人文历史背景下两种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是如何进行融汇交流与结合，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亚洲北方具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城市典范，对于研究蒙元帝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的遗产背景环境对此典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机的物证，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遗产价值。
第二，从时空范畴上比较。在地理区域方面，两者于空间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异在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是亚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区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遗址”则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是亚洲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临接地带。这一地理区位的差异导致了两处遗产在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在历史时段方面，“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的遗存年代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17世纪，绵延约3000余年，5个重要遗产点的历史年代为6～17世纪；这一时段跨越了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共5个朝代。“元上都遗址”的遗存年代仅限于中国蒙元帝国的100余年时间，即13～14世纪。
关键词：传统节日；前现代；万物有灵；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176-02
一、传统节日的前现代属性
传统节日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文化实践样式和人生存在方式。对于前现代属性，可理解为基于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之前的农耕社会技术形态，以及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观念形态的物化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在农耕文明中诞生的社会，关于天地日月星辰的自然崇拜、关于农业生产诸方面的原始信仰以及古人特有的祖先崇拜观念，和慎终追远意识等，都是节日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而这些思想观念都是“万物有灵论”的具体表现，显然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和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而巫术思维和宗教思维与现性思维之间更是■格难入[1]。
前现代属性的表现为“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及由此派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传统节俗活动大都是自然崇拜、原始信仰和宗教观念的反映或者遗留。古人认为万物都有神灵主宰，神灵又有善恶之分，善神造福于人，所以敬祀之，而恶神降灾于人，故驱禳之，因此驱邪避恶节俗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上巳、端午、重阳、冬至、腊八和春节等主要传统节日之中。敬善神和驱恶神的观念各自仪式化为祭祀类和巫术类节日，组成中古以前的传统节日的主体。
二、敬善神驱恶神观念探源及其在儒教主导的农耕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一）敬天源于畏天。古人眼中的“天”统驭着诸多神灵，可以说古人对于“天”不得不敬，源于农耕社会原始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决定了人在无限大的意义上受制于天，当生产实践的物质技术手段不足以作用于自然获取生存资料，并消除灾难时，只能在“意念”中实现让图腾庇护自己的目的[2]。
畏天的心理仪式化为巫术。作为传统节日主体的祭祀禳除类的节日，究其滥觞所在，大多摆脱不了同巫术的纠葛。春节中许多避邪求吉的习俗，如早期的挂桃符、贴门神、燃爆竹、除尘、送穷以及春节前夕进行的傩舞等，都具有巫术的性质，它们最初都是为了驱鬼和避邪。古人以为通过自己的种种行为和仪式表演，就可以禳邪除恶、得祥纳吉，尤其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间段里，更应该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正”战胜“邪”。巫术是对不可知力量进行积极的预知与控制。巫术活动中的人是作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器物，迫使未知力量或事物按照人的主观愿望运动，以达到人的目的。在这里，人的貌似主动的祭祀求祈、禳灾驱邪活动，却是基于对自然的技术无力这样一个前提。随着人类自身能力的增强，人们的信仰也开始由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转化。这种转化使偶像与凡人之间因亲缘纽带的连接而平添了些人情俗世味道，但祖先没有取天而代之，而是成为其下层分支，是天的意志的中介者，因此神灵高高在上、人屈尊膜拜的主宰—被主宰格局是得到强化而不是消解。这种文化信仰格局在“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中的镶嵌，则是以伦理文化认同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认同，成就了其自我固化系统。当然，由于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异性，中古以后传统节日的“娱神”作用有所淡化，同时“娱人”的世俗色彩渐趋浓郁。
（二）对于神灵的膜拜成就了其至上地位，甚至对于恶神的忌惮足以封杀人的怜惜生命的善之本性。下文以传统节日中一度影响重大的寒食、社日和端午的某些习俗作为例证。
其一，“神”大过“官”。以起源于远古的火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火”习俗的寒食节为例。寒食习俗流行地区的民众相信，神灵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焚骸”）的，他当然“不乐举火”，那么如果热食（意味着举火），就是违禁，就会受到神性惩罚，而这个神性惩罚就是造成普遍灾害、危害群体安全的“雹雪之灾”。对于雹灾的恐惧，对于违犯寒食禁制必将带来雹灾的信仰，就成为迫使人们自觉遵循和维护禁制的强大力量，即使“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也在所不惜。史料记载自东汉到北朝这一时期，寒食节曾被官方不时禁断，魏武帝曹操《明罚令》云:“令书到，民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傣一月。”[3]但由于对寒食习俗自觉维护的民间力量在官民双方的博弈中居主导地位，以至于官方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对这一节俗活动进行有限的承认。某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在不断的重复中，俗民会形成自觉维护习俗惯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力量[4]。政治上弱势的民间力量在寒食节俗存废的官民博弈中胜出，实质是由于畏神胜过畏官，神灵左右民之生杀兴亡的信仰所致。
其二，“神”大过“礼”。在农耕社会，春社是起源于上古社会土地神祭祀的大节。社日宴饮狂欢以后，青年男女大多转向社屋附近的树林等地进行幽会野合，先秦古籍所谓的“桑间濮上”就是社日野合之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一习俗具有远古巫术的背景：根据模拟巫术原理，某一自然过程可以通过人的模拟行为加速其进程，春季种子入土、云行雨施、植物生长的过程也可为通过男女媾和的方式来加速它的进程，所以此种背景下的男女交合没有丝毫宣的成分，而是出于祈求农业丰产、子孙昌盛的目的[1]。野合私奔这些常日看来离经叛道的行为，由于披上“模拟自然”的合法外衣，竟也能成为传统节日的一道另类景观，足见神灵信仰的超乎常规。
其三，“神”大过“生命”。南宋以前有“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风俗。旧时民间认为阴历五月是恶月，五月五日又称“五毒日”，是不吉祥的。这一天生下的孩子，或有“五毒”转生、投胎之嫌，故而民间这一天中常有弃婴、溺婴之举。据《史记·孟尝君列传》所云，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原因是，“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这一习俗的影响一度达于上层社会，如《世说新语》、《孝子列传》、《宋书》、《唐书》等典籍中都有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记载”。
（三）对天地万物神灵的崇拜带来行为上效法。人法天地自然，形成人的节律化生存方式。农耕社会的生产实践模式与自然运行是耦合的。天地时气的交会和季节物候的转变直接影响农事活动耕收忙闲，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事活动与自然界的节律化运行的天然耦合，实际上赋予人法自然、天人感应、顺天而动的哲学理念客观基础：正是自然运行的周期性和节律化决定了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社会的政教活动乃至个体人的生命体验的节律性。
根据大略的统计，中国较重要的传统节日大约有20个，其中来自日月时令交会的，或与之有关系的有16个。如端午节的起源是与夏至前后的时令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七夕节则起源于立秋时节季节转换的自然事实，春节的自然基础是立春之时冬去春来的自然现实。《礼记·月令》就是一套依照自然宇宙的时间规律来经纬人事活动，安排农业经济、文化生活的典章制度。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天、人、社会的模拟结构，又是相感应的万有秩序系统，而以天人合一为其运作的基础[5]。自然存在的节律决定了生活存在的节律，生活存在的节律显现为节日，进而成为节日感的重要来源。
三、前现代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
近代，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耕社会“天人合一”的存在节律被快节奏的单向度的存在代替，理性祛魅了神性，鬼神信仰解体。今天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天地的敬畏，科技的进步更证明了鬼神和灵魂的子虚乌有，当祭祀的指向性消失时，中国传统节日的对象也消失了，承载着传统节日内容的形式与风俗，也就失去了魅力。
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西学东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紧迫的政治救亡使命，使先进分子急于割断与传统的脐带，出现了文化传承的断层。冯骥才指出，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这才是最可怕的。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尤其在城市生活中消费主义盛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再强烈，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文化积淀逐步流失，仪式感日渐淡化，节日正演变为简单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头。
尽管在中韩端午申遗之争和节假制度变革内在经济社会需求的刺激下，2007年末我国节假制度改革显示出鲜明的人文价值取向，将传统节日四季各摘取春清明、夏端午、秋仲秋、冬除夕作为国家法定假日，解决了传统节日“有节无假”的窘境，但“洋盛土衰”难以快速改变。天津市社科院教授郝麦收指出，洋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土衰。全球化催化了人类价值趋同，而节日是保持人们的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洋节的流行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与交流的体现，必须尊重其代表的文化，但同时也要让我国的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只有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寻找新载体，让更多的人了解节日的文化渊源，才能把传统节日的文化精髓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杨江涛:中国传统节日的美学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
[2]苑莉，顾军.传统节日遗产保护的价值和原则[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
[3]杜台卿.烛宝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关键词：作亩法 旱田 大豆 间作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随着高句丽南下政策的展开出现了密切的交流和冲突，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古代朝鲜国家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在4～6世纪，由于三国之间的频繁战争，导致了人民力量的不断壮大，农业也由此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各国通过王权强化，来谋求新的支配体制，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各国引进先进的文化，图谋富国强兵的活跃时期。
但是，由于农业经济史料不足，至今还不能确认是否农业经济引起当时各国内部的变化。由于高丽时代以前的农书尚未发现，把握三国时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状态是十分困难的。但从朝鲜时代的农书可以看出来，当时受中国农书《齐民要术》或《农桑辑要》等的影响很大。
本文为了弄清三国时代的农业实态，研究了在朝鲜半岛中部出土的大约3～4世纪、上面刻有当时农耕图象的大田市盾牌农耕文青铜器，又进一步考察了在晋州南江流域大坪里出土的青铜时代的农田遗址，并比较了其与农耕文青铜器上描绘的作亩方式的差异。从中发现其上层和三国时代的农田遗址相互关联，并可据此推知古代韩国的作亩法和农作法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另外，通过对4～6世纪汉江流域渼沙里的上、下层农田遗址的研究，发现三国时代的农业发展很迅速，从中进一步地考证了古代韩国的旱田农业实态。
一、农耕文青铜器的农作法
初期农耕中的起耕是靠什么方式实现的呢？现在对此存在着很多解释。朝鲜半岛中部大田发现的农耕文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公元前3～4世纪农耕方式的形象资料。
农耕文青铜器表现的高田作亩方式，是一个人以后退的方式用双齿耒挖出播种沟[1] 。这和同时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垄的耕作方式一样。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农耕文青铜器上表现出了两个人一组的劳动组合，其中一个人用木耒直接在田地里作畎、作亩、起耕。在图1中，描绘了木耒末端的一部分田畎，真实的体现了作垄的过程[2] 。作亩过程是耕者后退着完成的，这和中国上古的耕作方式完全一样。
但这时期的作亩和《周礼》中所讲的耦耕中两个人用5寸耜并耕并不一样。古代韩国是一个人单独劳动作畎和垄。这说明耒耜劳动不一定是两个人并耕的。
从农耕文青铜器的耕作图象和耒的构造来看，耒是直接入土来做成畎和垄，水沟比以前更深，从后退作亩形态、水沟和田埂的相交的长度以及当时使用的石制农具看，推断田地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了。这和后述的江边沙质土冲积而成的下田的作亩方式完全不同。这里讲的耕作地点是丘陵的上田。所以，根据“上田弃亩”的原则[3] ，这里做成的沟不是排水沟，而是播种沟。
现在我们举一个“（造字）”字形钁的例子[4] ，钁的出现与农耕文青铜器时代相近。据《管子·轻重乙》记载，种地 “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5] ，这也是现在所了解到的当时华北地区所使用的重要农具。但是朝鲜半岛使用的钁是能除草、起耕、开垦和碎土的多用途农具，其主要特征是功能众多。
耒是用于起耕的。而这里的钁是于起耕后的作业。在牛耕还没有普及的华北地区，这种作业是用木榔头进行的[6] ，在农耕文青铜器上，则是用钁在播种后覆土，同时进行碎土和摩平。即，耦耕的时候，一个人在前面起耕做出播种沟，另一个人在起耕后播种，然后覆土，也就是所谓“耰”。“耰”是春旱多风的华北地区保墒农法中施行于表土层整地作业的一个环节。耕耰体系有很多种，在朝鲜半岛的上田采取的是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在农耕文青铜器上耰这种作业是在耕者后面拿钁的人进行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土壤耕作和播种是紧密相关的。
只看农耕文青铜器的图，还不能了解这种耰作业的土壤耕作原则的；但可从同时期中国文献中获得启发。《国语·齐语》中有“疾耰”[7] 的记载，这是指播种后迅速用耰碎土、覆土于播种的种子上。《庄子·则阳》篇 “深其耕而熟耰之”则提到了“熟耰”。熟耰是指把土块打碎，细致均匀地覆土，也包含了摩平的意思。从中可以了解一人耕一人耰的耕作方式所重视的是什么[8] 。
农耕文青铜器耕作图后面表现的是在春秋时举行的祭祀活动[9] ，左侧图表现的是收获时往储藏容器里面装谷物的情形。可见农耕图象表现的是播种主谷的春耕。图中后面的人是往播种沟里播种。从当时的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看，在播种前除去前茬作物的陈根或除草是不可能的[10] 。即用木制的耒耜不能在播种前直接起耕，然后播种、覆土。也就是说，在铁制起耕农具普及之前，春播前除陈根或除草是很困难的。据《管子·山国轨》。在收获后要进行一次除田，即除草整地[11] 。在收获后进行除田是比较容易的，它不但可以把田间的青枯草翻到下面，使土壤变得肥沃，还起到了改善“旱田”土壤组织的作用[12] 。经过了冬季的除田，翌年解冻之后可以比较顺利地起耕和播种。从中得知，农耕文青铜器上的劳动场面描述的是上田春耕的情景。
农耕文青铜器上所体现的这种耕种方式与古代中国耦耕中的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完全一致的。农耕文青铜器的发现，使人们对上田作亩方式、劳动形态、耒耜耕作方式的长期争论获得解决，是研究古代农耕的十分重要的资料。
《左传》记载了公元前593年“初税亩”[13] 。可知“亩”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但是这里的亩是上田的亩还是下田的亩，以及用什么方式作亩，还不是很清楚。农耕文青铜器证明，在大约3～4世纪，朝鲜半岛已经开始用木耒在田地上挖播种沟进行作亩。
诚然，朝鲜半岛和中国华北地区的气候、土质和风俗是不同的，所以在上、下亩的耕作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华北地区夏天集中降雨和低湿地的开垦，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了排水沟的重要性，《周礼》中记述的是用二耜作排水路。农耕文青铜器上的畎则是播种沟，而不是排水沟；为了防备夏季的集中降雨，推测畎的方向是和等高线直交的。
畎和垄的大小由当时耒耜的宽度决定。但是从农耕文青铜器上的木耒的形象不可能得到其准确的宽度。当时的土质不是后述的沙质粘土层，而是丘陵地带的黄土层，耜的前端也没有铁刃，因此不容易入土，另外，翻土时要承受很大的土压，因此耜刃不会很宽。由此可见农耕文青铜器上畎的宽度不是《周礼》中所记载的5寸耜（刃部≈12cm）的宽度[14] 。韩国铁器时代初期的光州市新昌洞农田遗址中以垄宽40～70cm，畎宽10～25cm为标准作亩，垄比畎宽3～4倍，畎宽10cm左右，畎深也与此相近。后述的大坪里玉房4号地区的青铜时代农田遗址中畎的深度都是在10cm左右，这就说明了用木制耒耜进行起耕的局限性。由于畎的深度和垄的高度不同，做畎时翻出的土可将垄上播种的种子覆盖上。由此看来，在新昌洞作亩所使用的农具也是木制耒耜，播种方式也和农耕文青铜器上描述的一样，也是在畎上条播，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
当然，正如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中记载的那样，如果在耜头上附着铁刃，刃的宽度8寸左右；用这样的耜可以做成宽一尺大小畎和垄[15] ，所以畎的深度要大于5寸。下田的情况大概是两个人用5寸耜并耕作成1尺大小的排水沟，并作成比上田的播种沟宽4～5倍的广亩，然后在亩上散播，最后通过开沟进行覆种[16] 。但是，和8寸耜一样，为了适应朝鲜半岛的降雨量偏多的条件，耒耜的刃变宽，所以畎也变宽了，这样就更有利于排水，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垄，在亩上进行播种；但在灌溉及排水设施发达的部分地区，也是在沟里播种。 二、晋州大坪里青铜时代的作亩法
我们对南部地区晋州南江流域三国时代的10，000余坪以上的农田遗址[17] 进行了发掘和调查。大坪里玉房农田遗址位于南流的南江弯曲处，并与这里的自然堤防的倾斜面相对，中央部分人口居住密集，在先史时代这里的农耕已经很发达[18] 。大坪里玉房2地区的农田遗址与青铜时代中后期（公元前6～前4世纪）的松菊里型阶段相当，其农田遗址的特征非常清晰。大坪里农田遗址的上部土层是由沙质土和沙质粘土反复堆积而成的，可以推知这里当时经常洪水泛滥。
（一）作亩形态
前面，我们对农耕文青铜器上的作亩方式进行了写实性的描述，但下田畎和垄具体形式尚不清楚。晋州大坪里农田遗址补充了它的不足，我们可以从中知道具体的畎和垄的大小。
玉房2地区农田遗址面积5，016平方米（1500坪；南北33m×东西152m），东西方向上呈细长形。大部分畎和垄的方向（南北）与等高线的方向（东西）直交。我们是通过对沙质土壤的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19] 。在朝鲜半岛的南部，农作物的生长期正是夏天集中降雨期，排水尤其重要；播种后，如果排水不好，种子和作物很有可能流失，垄和畎的形态也难以保持。所以，为了便于排水，必须与等高线直交作亩，或者说与江的流向直交作亩。
田址内最洼的中央部分东西方向分布着5处有一定间隔的竖穴遗沟（大小是1～1.5×1.6～2.4m）。其可能的用途是水洼或粮食储藏库，但从江边丘陵地带的特点来看，更像是用来防备集中降雨的储水库。渔隐1号地区农田遗址的中央部分也发现了与此相似的情况。如果当时田的外围没有排水沟，下雨的时候水会直接流进田地中，为了防止农作物流失或作亩被毁坏，在堤防附近设置水库是正确的策略。当然，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在村落的周围都挖有环壕，在与大坪里地理条件相似的三国时代的渼沙里下层田地遗址中也发现了沟遗址[20] 。二者的作用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在集中降雨时排水和防止水土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渔隐1号地区遗址(4000余坪)的田地规模十分庞大（150 m×50m＝7500 m 2=2300余坪），但在其中间没有区划[21] 。这种情况会影响劳动效率，而在集中降雨时很容易出现问题[22] 。实际上，青铜时代的农田还没有边界线。如果仔细考察其作亩形态，当垄的方向发生变化或垄中断时，农田会起相应变化，所以地头都不十分整齐。在大坪里玉房号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里，虽然畎和垄维持了原型，其地头也不整齐，玉房6号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垄的方向是朝着西南流向的南江，在垄的中间出现了中断现象。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田虽然没有明确的边界线，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某种边界。这样的痕迹在三国时代的田里也同样存在。
这个边界可能是标志着耕作者的不同或栽培的作物的不同。在青铜时代不同的农田遗址上往往同时发现播种期基本相同的农作物，它们是通过改变垄来予以区别的。
与此相近的时期，中国春秋战国就出现了把象征着土地边界的“封”偷偷挪动的事件（“盗徙封[23] ”）。这也许与大坪里农田遗址中设置的竖穴遗沟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24] 。在古朝鲜的八条禁法和《周书》的百济传里面“对盗窃者处以其所盗赃物二倍的惩罚”。这些都说明了很早以前就发生了超过边界线侵犯别人所有权的事例。
表1：大坪里玉房3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样式（2500坪）
区分田遗址 畎和等高线 畎宽（cm） 垄宽（cm） 畎长(cm) 畎合垄的断面 宽度比较 坪 播种位置 备注
6号 直交 40-50 80-100 23 垄宽，穴孔呈 畎
7号 直交 50-70 40-60 锯齿状 畎>垄 230 畎一边很深，一边是倾斜的
8号 直交 40-80 40-60 锯齿状。间或底面呈W字形 畎>垄 1300 亩上播种 随小谷间田垄的变化，畎是点列的圆形小孔形成的播种沟。作亩形态是不凸凹不平
50-70 40-60 锯齿状 畎>垄 畎种
30-70 60-100 宽垄 上面有穴孔 畎
9号 直交 40-60 40-60 波状 畎≒垄 30 地面下4m处
10号 直交 40-100 30-60 21 W字形 畎>垄 150 畎内点种 畎内部有不定型的小型穴孔(播种沟)
11号 直交 20-40 80-100 10 垄宽波状 畎
直交 5 垄宽波状 畎
12号 直交 40-60 60-80 30 波状 畎
13号 直交 40-60 60-80 25-30 波状 畎
青铜时代的作亩形态多种多样。从玉房2号地区垄的形态来看，其两地头不整齐，垄和畎的大小也不一致，畎和垄的宽度分别是28～40cm、28～44cm，深8～10cm，最长的畎长达34m。渔隐地区的作亩形态与玉房2号地区相似，垄的长度也相似，长35m[25] 。与此不同的是，青铜时代大坪里田畎比农耕文青铜器上所表现的田畎更宽，平均是40～60cm，垄宽50～90cm以上。这与玉房4号地区的农田遗址相同[26] 。像这样的畎和垄，尤其是比较宽的垄，由于受当时一次性利用土地方式的限制，在上田的播种沟中播种实行自然的休耕。换而言之，畎和垄变宽说明了当时不定期改换耕地，畎和垄也随休耕法的改变而改变[27] 。
当时畎的断面是U字形，整体成波形，由此可知在青铜时代采取的不是在缦田中散播的原始农耕方式，而是通过垄作耕法作亩，畎种或在亩上播种。当然，因为资料不足，还不能像《吕氏春秋·任地篇》那样描述当时具体的耕作原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作亩形态已经成为初期国家时代的沟洫制或土地制的基础。
（二）耕作方式
通过青铜时代农田遗址尚难具体把握当时从事耕作的必要劳动力数量，但也可以作一些大致的估算。玉房2地区的农田规模很大，一整块田达5，016平方米，1，500坪，在劳动工具十分粗陋的情况下，只靠2、3名劳动力耕作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广阔的农田里还没有清楚的边界线，推测是由集团式的大家族共同耕作。
从玉房2地区的平面图来看，从南、北方向开始的畎的末端中间被切断。玉房4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中畎的中间也被切断，分成东西两部分[28] 。这种形态的田在玉房3地区8号的田址中也有发现。这肯定不是发掘不完全所致，因为现在发掘出来的田已有1，300余坪。2地区的青铜时代农田遗址也存在这种情况。由此可知，这些田是由几个大的集团共同耕作的。又由被区分的田的面积小规模化，推断共同参加耕作的劳动单位已变成了个体家族（或夫妇劳动）。
从大坪里农田遗址还可以推知用耒耜耦耕的方式[29] ，当时作亩用的是宽度超过20多厘米木制耜，劳动方式是二人一组，或者两耜并耕，或者是用一个耜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或者一个人在前面起耕作亩，另一个人在其后播种、覆土（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30] 。
如前所述，农耕文青铜器上的耕作方式是利用耒一人耕一人耰。这种方式适合春旱地区的春耕，在黄土丘陵地带被广泛采用，但不适合像大坪里那样的广畎和广亩。在利用畜力之前，采用的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方式。在单靠人力挽犁起耕的阶段，如果耜的刃的宽度是20厘米的话，通过耦耕也能做成广亩。但是，大坪里农田遗址的亩凸凹不平，垄与等高线直交，可知当时是由人力起耕的，而不是采用农耕文青铜器上的作亩方式，因为如果利用5寸耜的木制耒耜做宽50厘米左右的畎，需要二人一组并耕，往返两次才能做成一个畎，那么这样的劳动效率将很低。
在大坪里3地区的5号田和8号田中，在畎的底部发现了被挖成W字形的痕迹，推知当时的耕作方式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的往返劳动，或者是两个人同时并耕。使用耒耜的劳动是很艰苦的，如果耒耜的宽度超过20cm，耜刃入土时要承受很大的土压。即使是沙质粘土，用人力进行翻土也十分困难，在垄长35m情况下，耕作会更困难。玉房2号地区农田遗址的畎深8～10cm，如果用木制耒耜入土和翻土的话，会很费力。假如耒耜的宽度在20cm以下，作亩将需要更多时间[31] ，其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降低。发掘出的农田遗址中畎和垄凸凹不平是因为入土时左右摇摆所致。
目前，在农田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木制农具。出土的都是石材工具。在玉房3号地区收集到的农器具中，石钁长11.8cm、宽12.7cm、厚2.0cm，重412克；另外，石铧长10.4cm、宽6.0cm，重103克；在玉房2号地区出土的石斧长12.3cm、宽7.2cm，石钁长15.6cm、宽10.1cm[32] ，而且这些工具刃部的宽度都没有超过5寸耜的宽度。
如果利用这样的石材农具作亩，作畎时应是蹲着用手拉着铧形石器后退着劳动。青铜时代作亩的形状大部分是凸凹不平的，这可能由于当时劳动的动作是断续且反复的。特别是在表1中，锯齿状的作亩形态是耕者蹲着用石铧或石钁翻土的过程中形成的。当时用这样没有手把的石材农具进行起耕，投入的劳动力该有多大！由此又可以推测，农耕文青铜器上所反映的点种方式或根耕复种的农作技术已经能灵活运用木制起耕农具了。
那么，为什么当时要用木石农具极费力地作很宽的畎呢？这与前述的土地利用的限制和气候及水土条件有关。由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气候特性和江边冲积地的地形特征，夏天集中降雨，在田埂和排水沟不发达的情况下，江边的下田需要快速排水，做很宽的畎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吕氏春秋·任地篇》中记载的“下田弃畎”的原则，在广亩上散播时，如果畎很窄的话，挖10cm左右深的畎所挖出的土不能把垄上播种的种子全部覆盖，因此，必须一次性的把畎加宽。
另外，栽培作物对畎的宽度也有影响。大坪里农田遗址的作物有大麦等，大麦是既不耐旱又不耐寒的越冬作物，必须实行畎种。据《四民月令》，黄河流域8月播种冬大、小麦，在翌年的4～5月雨季到来之前收获，因此无须排水，也无须畎种。在畎里播种不仅可以防止动物的侵害，而且也可使种子越过寒冬。当时究竟是在宽畎上畎种，还是像玉房6号地区那样在广亩上开出小畎来播种，现在还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为了保障播种处的种子，宽畎和垄都是必要的。
在大坪里农田遗址中，田垄形态是不确定的。它一般取决于使用的农具，农具不同，其劳动生产性和编制也不同。如果使用石材农具作亩，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在大坪里3地区的、6号、7号、8号和13号，其田垄接近直线形，其田的规模也很大。由此可知，当时存在贫富差距，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也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农耕文青铜器上的农田是由一个人用耒耜在沟中播种的，如新昌洞农田遗址中的垄很宽，其播种的面积相应就少。这就是说，当时上田的土地利用率比大坪里的下田低。所以，在以后的三国时代，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畎和垄变小了。 注释
[1] 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年，第100~104页。
[2] 韩炳三：《先史时代的农耕文青铜器》，《考古美术》112号，韩国美术史学会，1971年，第8页。
[3] 《吕氏春秋·任地篇》：“上田弃亩，下田弃畎。”
[4] 钁与镐形态相近，附着着铁刃的农具。
[5] 《管子·轻重乙》：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
[6]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 p.276~277.
[7] 《国语·齐语》记载的管仲返齐主政时农田耕作情况：“及耕，深耕而熟耰之，以待时雨。”
[8]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 pp.126 ~127.
[9] 前揭韩炳三文《先史时代的农耕文青铜器》，第12页。
[10] 渡边信一郎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形成》（载《中国古代社会论》，青木书店，1986年，第33~43页）中把耕作方式分为两类。即，战国时代以前采用的是除田（冬）耕种（春）芸耨（夏）收获、储藏（秋），由于劳动工具的原始，不可避免的在播种之前进行除田。战国时代及汉代的耕作方式是耕种（春）芸耨（夏）收获（秋）储藏（冬），在春天耕种之前的除草作业成为可能。铁器农具的普及，使得能在播种之前进行整地作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木制耒、耜，还有附着的铁刃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
[11] 《管子·山国轨》篇：“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中国农学史》（上）中认为除田一定是在秋耕以后。但根据《管子》时代的劳动工具，秋耕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除田只是在收获后，除去休耕田中的枯草，以及进行整地。参阅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 p.67。
[12]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 p.280.
[13] 从这时候亩税的单位来看，是根据播种的广亩（1×120步：1亩）为基准征收的。
[14] 战国秦汉时代勺形宽耜，《周礼·考工记》匠人条记载为5寸，在《吕氏春秋·任地篇》记载为8寸。在战国、秦汉时代1尺是23.1cm，因此其大概是12~18cm，利用它作畎的时候，畎的宽度大概是16~24cm。
[15] 闵成基，，《釜山大学校论文集》第九辑，1968；大岛利一，，《史林》53卷5号，1970；西嵨定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东京大出版会，1981，pp.91~94.
[16] 像这样宽广亩的耒，关于耜的长度是6尺，这个宽度很适合在生苗以后进行中耕除草。这个广亩的宽度是通过农民们实践经验形成的。所以这是比较正确的。
[17] 发掘的大坪里玉房有9个地区，渔隐分两个地区，玉房第1、9地区是晋州博物馆和庆南考古学研究所发掘的，玉房第2、3地区是庆尚大学校博物馆负责发掘的，玉房第4地区是东义大学校发掘的，玉房第5地区是鲜文大学校历史学科，玉房第6地区是东亚大学校博物馆，玉房第8地区和渔隐第2地区是昌原文化财研究所发掘的，渔隐第1地区是庆南大学校博物馆发掘的。这些大部分地区的发掘报告书还没有发表，但庆南大学校负责的玉房第2、3地区的报告书已经发表，通过以上这些，可以了解先史时代的农作法和耕作方式。
[18] 庆南晋州市大坪面大坪里796-17番地附近的弯曲面为中心坐落在南部玉房洞和北方渔隐洞。
[19] 据尚大学校博物馆研究丛书第20辑，《晋州大坪里玉房2地区先史遗迹》，庆尚大学校博物馆，1999，p.232中记载。
[20] 据汉城大学校博物馆篇，《渼沙里》第4卷，渼沙里先史遗迹发掘调查团，1994， p.214中记载，到现在为止，能够被确认的大约是废弃100m以下的下层田以后形成的。水渠宽20cm，深50~70cm，另外的一个宽120cm，深40~50cm。
[21] 参考 郭种喆， 2001. 《韩国农经文化的形成》， 韩国考古学会， p.65.
[22] 与渔隐1地区居住地田遗址中和畎直交相反的方向邮沟存在的遗迹。这些沟只分布在田的南、北末端和中央的一部分，之间没有联接，起到了水库或排水作用和边界线的作用。
[23] 《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p.178。
[24] 据庆南大学校博物馆外，《蔚山无去洞玉岘遗迹》，1999年排水条件好的水田要维持水位，可以分成小块的田，在青铜器时代，田埂的宽是16~25cm，高1.4~6m，内外的水沟的长度相等。然而在排水条件不好的稻田里，就没有设置田埂。
[25] 渔隐1地区青铜器时代田的畎宽大约35cm左右，垄宽50cm左右，畎深施8~10cm，其断面呈波状。参考 郭种喆， 2001. 《韩国农经文化的形成》， 韩国考古学会， p.65.
[26] 据铄园，《南江DAM水没地区的发掘成果》，领南考古学会，1998年中说，垄的断面呈波状，畎宽40~60cm，垄宽52~84cm深10cm。
[27] 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 pp.100~104.
[28] 据铄园前面的报告书；李相吉，《晋州南江遗址和古代日本－古代韩日文化交流的诸样相一》，庆尚南道，2000，p.346，参考的(2) 。
[29] 据耦耕方式存在二人并耕说，二人对耕说，一人扶犁一人拉犁说，二人一耜说，二人前后共发说，一人耕一人耰说及惯习说等。郭文韬编，《中国古代的农作法和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1，pp.81~84；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 p.89．
[30] 据日本的弥生，古坟时代的木制农具是双齿、三齿和锸形农器具，并发现了许多挖土用的铲形器具和钁。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农具在朝鲜半岛的沙质土壤普及的话，会是非常适用的。在光州新昌洞出土的木制农具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些农具入土部分的部分非常小，所以消耗的劳动力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