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5 1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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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安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长率为16.3%。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有明显提升，从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显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年均文化消费年长率为14.2%，仅落后于河南，处在中部地区第二。安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从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从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仅落后山西，处在中部地区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四）细分文化市场需求，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异
[论文摘要]受消费主义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观念的影响，消费异化现象正在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异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费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心态。消费异化为畸形、非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消费异化的泛滥。解读消费异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倡导推进健康向上的消费理念有积极意义。同时，开展对属于陋俗的消费文化、理念、行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对消费意义的认知。全方位认知消费异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国情、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是抵制消费异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第四，正确的舆论和媒体导向必不可少。消费主义以及消费异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结缘，不断推出各种感性“情调”、时尚，使消费异化具备了社会化特征。商家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大众传媒，无孔不人地进行“狂轰滥炸”式广告宣传，喋喋不休地(潜移默化地或公开地)引导人们、鼓励人们进行消费，“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地冲击和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图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噪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消费异化的得力“帮凶”，迎合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助长了消费异化之风，消解了健康的消费文化。充斥各种媒体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购物的享乐等内容倾向，直接加剧了消费异化的势头。因此，建构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媒体、宣传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费主义滥筋于美国，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这种观念、理念进人中国后，应当审慎考量之处为应看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可以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的模式一样，对待起源西方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冷静分析。对此，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电视广告是企业宣传产品、服务、文化以及概念的主要途径，是广告的主要形式之一。其运用语言、声音、动画等综合的手段向观众传递相关信息，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特点声音语言和图像语言是电视广告的主要传播通道，其主要的特点是声像并茂，这也使得电视广告成为大众媒体中独具优势的媒体，电视广告最大的优点在于直接信息与间接信息的双重输出。
2.传播特点电视是我国最庞大的大众媒体，是一种线性结构，按照时间顺序播出。观众在收看电视广告时，中途中断就不能够接受到全部的信息。这与传统纸质媒体以及互联网媒体有很大的不同和差距，这种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视的收看效果。
3.内容制作特点电视广告具有视觉冲击和反复播放的特征，这也决定了电视广告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视广告的发展。电视广告播放的时间限制使得在制作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电视广告的商业目的。
二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以电视广告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是消费文化影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信息化的时代，大众媒体已经成为引领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一方面，电视广告对于丰富消费文化的内涵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广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确消费价值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电视广告的商业特性使得电视广告的内容可能出现虚假信息，对消费者的正确选择产生负面的影响。
1.对物质层面的影响电视广告能够影响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电视广告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众多的消费信息，通过精心的制作为消费者传递商品信息、企业文化以及品牌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时间。从积极的意义来讲，电视广告促进了市场信息的快速传播和信息交流，推动了潜在消费市场的开发和发展，进一个人物符号，以及TiffanyKeys商品符号，揭示出TiffanyKeys的钥匙符号代表着李娜、李宇春、章子怡开辟新领域、开启人生新阶段的勇气和一种成功的人生。而广告中的文字有一个共同特点：它脱离描述产品本身，主要表达一种人生、生活、情感上的感性意义。如六神花露水“我们的本色”，多乐士彩漆“我知道你想要的是我们在一起的家”，脉动“精彩由我”，以及上述TiffanyKeys“开启无限可能”等都是脱离商品本身的一种感性意义的表达。这种意义的产生依靠上述广告场景、人物以及产品符号的组合联结，是精心策划的。从本质上说这种意义是武断的，是一种幻象。
三结语
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数据表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自1979年的387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17175元，整体上提高了44.4倍，年均增长比为14.32%。[5]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演变先后经历了由“粗放型消费”阶段向“集约型消费”阶段迈进，最后进入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舒展型消费”阶段。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越来越大，我国文化消费整体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变化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支出、文化耐用消费品支出、教育费用支出、书报杂志支出及游园、看电影等在公共娱乐场所的消费支出尤为明显。根据《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1）》的分析测算表明，在“十五”至“十一五”的近十年时间内，我国文化消费总量和城乡人均文化消费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消费已从2000年的264.07元增长至2009年的826.88元，文化消费年均增长指数达到113.52；全国乡村人均文化消费也从2000年的186.72元增长至2009年的340.56元，文化消费年均增长指数达到106.91。[6]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未来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将会实现质的飞跃与突破。尽管我国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全都呈现出增长态势，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区域文化消费极不均衡现象十分严重，城乡之间的文化消费需求差距也越来越大，同期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消费增长远远高于乡村人均文化消费增长。有数据表明，自2000—2009年近十年的时间内，全国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从1.41扩大至2.43，文化消费需求的城乡差距扩大了71.68%。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中部和西部文化消费需求的城乡差距扩大态势十分严重。有关数据表明，我国西部整体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扩大到了82.14%，而中部整体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也扩大到了76.90%。[6]其次，与发达国家文化消费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仍然存在文化消费规模偏低、文化消费总量不足、文化消费结构有欠优化等问题。据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总量约为9370亿元，其中用于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精神文化消费总量仅为4685亿元左右，而用于发展性和智能性的教育支出占到文化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7]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偏低，文化消费结构有待优化，居民文化消费市场需求仍然不足，文化市场发达程度不高。
制约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发展的原因分析
制约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发展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来说，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居民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到居民文化消费的积极性。其次，我国原有的文化管理体制导致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供求矛盾制约着文化消费的发展水平。许多文化古迹、革命遗址、旅游胜地和民间传说等文化含量十分丰富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并不高。地方性的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少年宫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步伐太慢，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特别是经济基础薄弱的山区，文化设施更加简陋；不同文化系统、产业的程度和规模有明显的差距。此外，由于创新性不足，当前我国文化产品本身与文化市场需求之间没有真正接轨，文化消费品的数量与质量与消费者之间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期待之间存在脱节，能供城镇居民消费的中高档文化产品相对较少，文化产品价格的虚高和文化市场的不规范使文化消费市场无法真正满足消费需求。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各地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各不相同，各地所能提供的文化产品也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文化消费也极不均衡。除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外，我国广大地区的音乐会、文艺演出、各种博物、科技展览、文化讲座等等，不仅数量上较少，而且在档次上也偏低。最后，相对于经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城镇居民欠缺文化消费传统，居民文化消费观念相对滞后，文化消费欲望不强。我国城镇居民宁愿将较多的财富用于交通通讯和居住方面的消费，而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比重相对较少。
[关键词]当代文化文化消费当代设计艺术
一、文化的美学特质
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有观念性和教化性之意，在西方，“文化”一词产生于拉丁语，原意是对土地的耕种。中西方的解释虽有所区别，但它们都把“文化”分作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财富。就精神形态而言，文化可分为文字性文化（文学）和视觉性的文化（艺术）。由此可见，“文化”是在人类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本身就包含着艺术，艺术自然而然孕育着“美”（即艺术的审美性）。
自从人类制造工具、发展生产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形态的创造和完善的追求。从旧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等打制石器来看，其功能与形式之间有明确的关系。到新石器时代，石器采用磨制工艺，精巧细致，但仍以功能为主（如鬲、鼎、盆、盘、壶等，有的壶还增加了盖、提梁、钮等细节）。这一时期的日常工具的功能设计比较合理，造型也较完整，从中体现了设计艺术注重功能性的理念。所以有些工具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在研究动物的活动和人的有目的的劳动之间的区别时，得出美学的重要结论：“人也是按美的规律来制造”。而到奴隶社会，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使用的工具在满足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增加了许多图腾和装饰纹样，表现了人类对审美的追求。因此，“文化”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产生就具有美学的特质。作为美的艺术形式，以最初的满足功能到功能与审美并重的设计艺术就与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二、当代文化消费观下设计艺术的转向
1.转向物质形态的消费文化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便进入后工业社会即后现代时期，文化发生了转向——由形象代替语言，这成为文化转型的标志。由于现代人对于由文字组成的经典文学名著阅兴趣的减弱；对陶器、青铜器、雕塑等人类古老艺术形式的身体直接感受力日趋下降；对传统的一些艺术形式的欣赏耐力的丧失等情况的存在，人们再如同阅读小说那样吃力的阅读青铜器时，审美趣味就发生了变异，因而各种文化形态均被简缩为视觉文化或影像文化。“形象就是商品”说明视觉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系。有人说，现代社会中只有儿童和真正的艺术家仍具有强烈的身体直接感觉，而大多数人的身体直接感觉已简化为简单的占有感。在经济冲击下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在经济搭桥、文化唱戏社会趋势下，文化成为产业，艺术成为消费品。“设计”是一个工业概念，设计在西方在15世纪以来一直被使用。从根本上说，工业设计和设计师是随着欧美的工业革命及社会的需要出现的。随工业产品的机械化批量生产，产品生产的分工不断细化，使工业设计者、制造者和销售者之间相分离，设计师开始成为工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调节人，从而在设计活动中有了“市场”的概念。设计的物质形态范畴表现为：设计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市场”而存在，设计的产品来充分满足“消费文化”的物质需求。
2.转向精神形态的艺术化倾向
从美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文化中的美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存在于设计制作器物时思想情感的感性直观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存在于以语言、文本为主体的文学和以线条、色彩、节奏、韵律为主体的艺术之中。由于物质形态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变，如广告、电影等大量的电子媒体和机械复制手段的视觉形象表现出对文字的压制——既艺术对文学的压制，已经成为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
文字性文化、视觉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文字是叙述性的，其意义的呈现需要一个领悟的阅读过程，文字的形象性和美感因素在意义理解之中，比起视觉性文化来显得次要一些。而视觉文化则是结构性和空间化的，其意义的呈现是通过色彩、线条、形式和结构的空间组织来完成，传达信息和美感是瞬间的。产品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知觉结构作用于人们的视觉世界，当这种知觉形式和结构具有某种和谐、秩序之时，他们也具有了审美形式的特征，并与设计产品的功能因素、技术因素和美感因素一起，展示其审美文化的特征。以广告为例，广告是工业产品和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的重要环节，在“市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告由最初的“广而告之”的实施告之作用，到成为商业广告整合策划的一部分；广告由传统的依靠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四大宣传途径之上又增加了网络、媒体等视觉手段，构成以视象、听觉、文字、意念为一体的视觉形象，文字少了，独白少了，从而代表精神文化的艺术转变的视觉形象在设计艺术的实践中完成了。
3.审美具有了生活化的倾向
费瑟斯在谈及后现代文化的历史中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后现代艺术的到来，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层次差异消弭、后现代主义艺术通过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否定最终否定了艺术自身。艺术形态和美感结构不再是一种远离生活和对抗生活的神圣精神世界，在视觉设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就是说艺术已经不再是高雅的、纯粹的、审美化的文化活动，越来越接近生活化、大众化——即已经进入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时代了。
随着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化生产形式的大量出现，艺术改变了他的生产形式，手工业制造逐渐瓦解。手工艺运动并不能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传统艺术的崇高地位逐渐被颠覆，一些公认的“美”的“无价”的传世之作都可以进行机械复制，能够使其具有“美”的特征，使无价变有价，成为商品。在这一时期，艺术的美学理念向工业技术的退却和妥协，反映了设计艺术和美的标准与现实生活的物质化形式的界限逐渐消失，正如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说：“美感的产生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设计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是一种将艺术的审美性完全建立在时间之上的行为，是一种将至美因素融入到物质形态产品来满足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大众需要的行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兴起的“波普艺术”把以往那种体现反抗世俗化生活的现代艺术转变成了一种拥抱生活的艺术，追求用日常生活中最为通俗的形式、色彩结构，形成一种大众化、市民化的风格，充当了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文化英雄。与此同时，它也把表现创造性风格的设计艺术转变成满足世俗化需要的生活化艺术。从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角度来看，它的文化英雄角色无疑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把一种新的美学活力注入应用到时尚领域和设计领域。
三、当代文化消费观下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
1.在发掘、掌握、运用好本土的传统民族化元素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本身文化和艺术的修养，艺术家的文化艺术修养与所在国家的民族社会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设计而言，传统艺术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的审美形式，设计的对象和主体正是人民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传统艺术形式的保护和创新、挖掘和提炼是做好设计一个重要的途径。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个虚空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存在于物化了的艺术形式之中，象国画、戏曲中的黑白、虚实，象已渗入血脉中的的对中国红的喜爱，象对祥云、龙的图腾的认可等等。因此传承民族的传统艺术是丰富我们视觉艺术语言的重要且有效的途径，是我们寻找和发现新的视觉语言、创造新的视觉文化的源头。
文化资源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土壤，要及时保护我们的文化财富，并对其挖掘、转化、提升，同时还要具有国际眼光。以三国文化为例：1991年初，日本学研出版社推出了《三国志》上下两册，以图片解释历史，仅一个半月内就销售了40万部。在漫画方面，横山光辉所绘的《三国志》，连续畅销3年，其总销售量竟达到3000万册。日本还运用现代传媒，生产各种有关三国的电子产品。如电动玩具方面，《三国志I》、《三国志II》在日、美两国就销售了76万组。它提醒我们必须要充分发掘掌握运用好我们文化财富的了。苹果公司的创始人说过，设计是人类创新最基本的灵魂，中国的设计界欠缺什么？缺少像日本的宫崎骏这样既有创新精神又有民族责任感的世界级大师。日韩创意产业的成功给我们的启发是既要模仿，又要超越，要在创作中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元素，这些均源于自信，自信是根。
2.及时沟通与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借鉴、运用好世界性的设计元素
全球化不等于全球的同化，而是更多的沟通和交流。中国需要世界各国的文化，世界也需要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市场，沟通是互通有无，是双向的，但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不要迷失自我，要始终在立足本民族文化基础上吸收和借鉴。
欧美电影海报设计的商业娱乐性很强，注意吸引人的眼球。欧美电影海报像是野兽派画家与后现代艺术的结合，用最纯粹、原始的色彩，最夸张、荒诞的意象拼贴出一件件冲击你视觉的艺术作品。如：用简单却难忘的图形元素设计表现面孔与人像的电影《艺妓回忆录》的海报；用暗色调及简洁图形——黑暗中的眼睛和脸直击心灵，引起观众的震颤的电影《惊声尖叫3》的海报；用灵动的色彩元素表现自然的美景的电影《海上钢琴师》、《碧海蓝天》的海报等。近年来中国的电影海报在借鉴国外作品同时又提炼本国传统设计的元素，再加上特色的创意，出现了一批好作品，如《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电影海报，是既有典型中国化设计元素又有世界性设计语言并把二者结合得很到位的经典性作品。
四、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吸收西方现代优秀设计成果，继承和发扬中国的设计传统，有效地调动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创建出中国的当代设计艺术体系呢？要用大爱去做最好的设计，设计是为全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做的。设计要在通往美的道路上的不断创造，未来艺术设计应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国际化语言特征，应该寻求合而不同，独联融创、共存悠存。
参考文献:
[1]（英)迈克·费瑟斯通刘精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艺术[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钱凤根:现代西方设计概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托马斯·芝勒:走向科学的美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家庭财产保险产品设计同需求
脱节从家庭财产保险的产品设计上来讲，家财险的产品种类可谓繁多，产品种类从传统型到综合型，种类较为齐全。然而，在家财险产品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家财险却发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产品种类的设计不能有效的同需求相匹配。一直以来我国保险主要依靠集体销售的模式，后来依靠银行按揭式半推半销模式，而在这些产品的开发中，并没有考虑消费者的需求。
2.家庭财产保险营销力度较弱
家庭财产保险较弱的营销力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保险公司对销售渠道的依赖。早期的保险公司主要从事单位集体投保的保险业务，后来，随着银行保险业务的开展，保险公司开始同银行开展合作，除此之外，保险公司在其他渠道建设方面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加之银行对保险业务的非专业性，不仅使得保险企业因手续费产生了额外的负担，而且业务拓展进展也较为缓慢。另一方面，由于过低的业务提成率，家财险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激励性，许多业务员不愿意将有限的精力投资于家财险的推销中去。
3.公众对于家庭财产保险的参保意识较为淡薄
由于我国民众长期受计划经济时代思维的影响，加之我国特殊的消费文化观念，使得人民群众的风险侥幸心理较为根深蒂固。在灾害发生之后，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国家和单位的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财产保险较低的业务提成率，使得许多保险公司不愿意花大力气去做该产品的营销推广工作，致使人民群众对家庭财产保险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无法刺激他们的需求。
二、有效推动我国家庭财产保险发展的有效策略
1.推动家庭财产保险产品多元化
关注与需求的匹配家庭财产保险在我国实现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解决需求的匹配问题，也就是明确消费者的核心需要和基本需求以及如何有效的满足这些需求。现阶段，多数家财险主要针对对象多为各种自然灾害。然而，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住房条件极大改善，传统形式下，针对自然灾害的家庭财产保险产品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人们的需求，因此，保险公司应当与时俱进，跟上时展的需求，尽快改变家财险保险的范围。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家财险是将地震排除在外的，而地震恰恰是我国民众参保关注的重点，因此保险公司不应固守在过去的条条框框里，应当根据时间、地点、地区的特殊性，制定灵活多变的家财险政策，以期同需求相匹配。
2.将家庭财产保险同国家政策
相结合上文讲，为了满足与需求相匹配的要求，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地区，时间等因素的不同，开发不同的家财险产品品种，如此以来就会不断放大保险的标的范围，而使得风险责任不断放大。特别是将地震加入保险的范围，更会无限地扩大风险的责任，这会造成企业的巨大负担，因此，保险公司在风险无法有效承受的情况下，应当同国家的需求和政策相结合起来。一方面，国家为了更好的应对地震风险，应当将地震风险归类为政策保险，给投保地震的消费者一定的保费支持，同时给保险公司地震险一定的补贴，另外可以通过构建地震险保险基金，为地震灾害增加牢固的保险支持。另一方面，有效将家庭财产保险同地震风险家庭财产保险相结合。当国家对地震险销售给予补助时，保险公司会获得足量的激励，会在该领域投入大量的销售精力，同时，保险公司可以借地震险的激励，将家庭财产保险结合销售出去。
3.构建重灾保险基金及再保险的债券化组合正因为重灾的巨大破坏性
使得重灾赔偿工作成为了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随着重灾事件的不断发生，尽快出台有效的灾害管理办法刻不容缓。正如前文所讲，作者认为可以将地震险作为政策险，将国家，企业，个人家庭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抵御灾害带来的创伤。但仅仅依靠上述方法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构建巨灾基金制度，把适当业务进行再保险，并在资本市场发行巨灾债券，使风险更好的在国际上分散。因为虽然直接保险与国家拨款每年预计可以集聚的资金很可观，但我们应该使风险在更大范围、更彻底的分散。建立巨灾保险基金与巨灾再保险、产品债券化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使风险更好分散，而且不至于把太多的分保费分给再保险公司。充分发挥我国家财险的作用。
三、结语
一、符号建构:广告对消费者意义追求的满足与创造
符号消费中，广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告通过符号建构和符号传播，满足特定消费群的意义追求，创造消费时尚，引导和刺激消费。英国学者费瑟斯通（MikeFeatherstone）指出：广告“把罗曼蒂克、奇珍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向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2]（P21）在费瑟斯通看来，为了满足人们的意义追求，实现销售目的，就连最普通的生活用品，也被广告赋予了意义。看看现实中无孔不入的广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说法。符号消费中包含着广告的创意活动，即所谓符号建构。广告是如何进行符号建构的？美国传播学者苏特•杰哈里早就指出：广告从各种文化素材中提取符号编码的素材，并借取了观念、视觉和语言的表现手法来呈现新的符号意义，围绕消费主题巧妙地将商品编织进了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领域。广告通过对意义的重组，使得商品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消费者得到的是被赋予新的符号意义的商品信息。商品经过广告的意义建构，体现的已经不再是实用性，而是某种生活方式、生活格调甚至社会身份的象征。[3]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波斯特也肯定了广告的的符号建构作用，他说：“广告构建了一个新的语言及传播现实。在广告中，这些流动能指的语境被重建，而他们的作用正是源自这种重建。”[4]（P154）广告所创造的商品符号通过不断的广告传播，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商品上，使消费者在潜意识中对商品符号产生条件反射，并通过对商品符号的解码，诠释符号意义，确定自我形象与产品形象的一致性①，对号入座，于是广告的符号建构成为消费者的“消费指南”。当然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建立在对社会洞悉和对消费者洞察的基础上，美国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费斯克揭示了符号价值的生产逻辑，他说“：厂商们试图识别出社会差异，然后在其产品中构造出相同的差异，于是社会差别和产品差别便相互测绘。广告便被用来赋予这些产品差异以意义，使得那些生活在广告所瞄准的社会结构中的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告知’，甚至在该产品中辨别出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5]（P11）可以说，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消费趣味和消费时尚的重要因素。
二、传统文化：广告符号建构中的资源挖掘与创新应用
商品符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浸润在文化中的广告创意者从文化世界转移过来的，“文化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去，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6]（P148）从这种意义上讲，符号消费就是文化消费。文化转移，不是简单照搬，而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阐释或再创造。文化的特性之一是传承性，所以传统文化是文化世界的主角，也是广告创意者挖掘应用商品符号的沃土。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从现在还将延续到未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丰富多彩：诸子百家及其思想观念；诗、词、曲、赋、小说等传统文学；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琴、棋、书、画四大才艺；京剧、黄梅戏等传统戏剧；中药、针灸等传统中医；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少林、武当等中华武术；剪纸、刺绣、编织等传统民间工艺；汉服、唐装、旗袍等传统服装；故宫、长城等传统建筑；茶道、美食等饮食厨艺；编钟、二胡等传统乐器；女娲、后羿等传说神话、五花八门的民俗……其中蕴藏着不可计量的象征性的符号资源、审美性的符号资源、价值性的符号资源，是我国创意性广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将传统文化资源以现代艺术手段进行符号化转换，是广告创意的法宝。在广告界对传统文化的资源挖掘与创新应用中，我们关注到以下新景象：其一，广告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从自发转为自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就推出系列贺岁广告片，在广告中不断注入中国文化元素，如风车、风筝、灯笼、阿娇阿福、吉祥如意、拜年、团圆等，目的当然是开拓中国市场，争取中国消费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拉近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洋品牌的示范效应引发国产品牌广告竞相运用中国元素。通过实践，中国广告界逐渐认识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可提供丰富的广告创意资源，全球化时代激烈的市场竞争说明，只有符合或者融合本国元素的东西，才有市场竞争力，才能走向世界。2006年，中国广告协会开始主办“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此后每年举办一届，大赛的宗旨是“：承载复兴中华文化、推动民族品牌到世界品牌发展的时代使命，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元素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同时，给国内、国际创意人与企业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平台，表彰杰出的创意英雄，打开中国创意走向世界的通道，展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被继承、颠覆、融合、释放。”[7]大赛鼓励广告作品创新运用从中国文化体系中提取的中国元素，既传达中国文化的内涵，又体现国际化的语言和手法；既有独特的中国韵味，又有商业价值。以2006年首届“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为标志，广告界从认识上已把握了创意产业、品牌推广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规律，从此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其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已从传统商品发展到现代商品。传统商品有悠久的历史，酒文化、茶文化、食品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酒广告、茶广告、食品广告借丰富的历史文化进行符号建构可以说顺理成章。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杜康酒就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广告词而深入人心“；南方黑芝麻糊——怀旧篇”以亲切的吆喝、古朴的吹奏，带给人们温暖的历史记忆。诗词、吆喝成为杜康酒、黑芝麻糊一类传统商品的特有符号，与消费者的文学趣味、历史感觉、怀旧意识等相契合。然而对一些现代商品来说，就没有那么直接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供借用，比如近十几年来汽车广告铺天盖地，但中低端汽车广告讲述的故事，多是丈夫、妻子、可爱的儿女，全家人在车里其乐融融；中高端汽车广告讲述的则是车主事业有成，仪表堂堂，且美酒加合同，喜欢独自开车旅行。广告诉求的单一性往往带给人们审美疲劳，难以满足全球化背景下消费者多层次的、个性化的追求。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符号资源成为我国汽车广告突破困境的手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