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时间：2022-08-25 22:12:32

序论：在您撰写白银投资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白银投资论文

第1篇

关键词：美元；石油；金属价格；VAR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073177）；中南大学优博扶持和论文创新基金项目（CX2010B066）；湖南省软科学重点项目（2011ZK2043）；教育部博士点新教师基金（2009016212008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0YJCZH123）。

作者简介：黄健柏（1954-），男，湖南郴州人，管理学博士，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金融工程、企业理论等研究；程慧（1985-），女，贵州都匀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郭尧琦（1982-），男，河南郑州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邵留国（1979-），男，山东济宁人，中南大学商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3-0045-05收稿日期：2011-07-27

一、相关研究及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石油、金属等大宗商品一直都是市场投资者、交易者、生产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2008年下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大幅下跌之后，金属、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进入到一个2年多的强势上行的周期。但与价格持续上涨相伴随的是，金属、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作为重要的基础原材料，有色金属价格的剧烈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态。因此，对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主导了有色金属的价格波动行为，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价格走势一直是众多相关利益者关注的问题。

Cuddington等（2003）通过方差分析以及GARCH类模型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度和灵活汇率制度下包含有色金属在内的3种商品类别的价格波动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自由汇率下实际商品价格的波动程度要比固定汇率下的大。Tully等（2007）采用多变量APGARCH模型验证了1984年~2003年期间的黄金价格波动行为中存在的杠杆效应。实证结果同样证明美元是最主要的，甚至许多情况下是唯一的影响黄金价格的宏观经济变量。Sjaastad（2008）通过构建误差模型采用1991年~2004年的马克/欧元、美元以及人民币的即期和远期汇率数据验证了主要汇率和黄金价格之间的理论和实证关系。研究表明自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解体以后，主要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成为了世界黄金市场价格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黄金市场价格由美元集团主导，美元价值的上涨和下跌对其他货币体系下的黄金价格影响更加强烈。Krichene（2008）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和一般的相对低的利率以及美元价值的实质的贬值有关。商品价格的上涨至少部分与利率和美元汇率的下降相关。Sari等（2010）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了3种贵金属（金银铂钯）的现货价格与石油价格、美元/欧元汇率之间的联动和信息传递关系。研究发现贵金属与石油和汇率之间在长期内存在着较弱的均衡关系，而在短期内现货市价格对冲击的反应是显著的（但却是暂时的）。更进一步，他们在铂金和钯金中发现了一些如汇率市场一样的市场过度反应的证据。Zhang等（2010）从价格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价格发现等三个方面探讨了石油和黄金两个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原油价格和黄金价格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样本期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295。此外，两个市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只存在从石油市场向黄金市场传导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Morales（2009）利用GARCH模型和EGARCH模型研究了1995年~2007年期间贵重金属的波动溢出以及非对称特征。结果表明，有明显证据显示贵金属收益之间存在持续的波动性。同时，几乎所有样本中存在一种以双向方式运行的明显的波动性溢出，只有黄金例外，即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其他贵金属影响黄金市场。同时，作者指出从非对称溢出效应的结果表明，负面消息比利好消息对贵金属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或定性分析价格的波动原因（夏晓辉等，2007），或是研究某一个外部冲击对金属价格的影响，如李艺等（2008）、方毅等（2007）等分别研究了国际基金、期货投资者行为对我国期铜价格的影响，而对于石油对于我国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见于吴迪（2010）。本文关注的是美元、石油价格与有色金属之间的关系，类似问题Akram（2009）、Sari（2010）等学者在其研究中探讨过，但基于我国金属价格数据的实证研究还不多。因此，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美元以及石油价格变化对我国金属价格的冲击，以及在此冲击下黄金、白银和铜金属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分析各冲击对于金属价格影响的持续性和贡献率，这将有利于揭示我国有色金属价格波动行为背后的推动作用，有效控制外部冲击对我国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避免金属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和工业发展的稳定带来冲击。

二、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采用3种金属现货价格（金、银、铜）、石油现货价格和美元指数的日度时间序列数据（5天工作制）。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USDX），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原油现货价格选取的是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单位标价为美元/桶。而3种金属价格均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的现货价格。时间序列跨度为2005年9月1日至2011年4月25日，共计1145个数据。因为对数数据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尽可能的消除波动的影响，使数据的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因此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本文所使用的计量工具是Eviews6.0。

为了对样本价格时间序列有一个直观的印象，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从变异系数可以看出，样本期间内石油和白银的价格具有较高的波动性，而黄金和铜价格的波动性则相对较低。此外，从Jarque-Bera统计值也可以看出，所有的时间序列在1%的显著性下都不是正态分布，其中，铜呈现出尖峰厚尾右偏的非正态分布，而银和石油则是尖峰厚尾的左偏非正态分布，黄金和美元指数均呈现出“矮胖”的非正态分布。

3种金属和石油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黄金和白银价格之间有着相对较高的相关系数，反映了其类似的财富效应和货币因素；而铜、白银和石油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黄金与石油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这可能是由于铜和白银在工业上的使用程度更高有关。此外，铜、黄金、白银均与美元指数存在的负向的相关关系。各金属与石油及美元之间具体的影响大小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验证。

（二）方法选择

方法上，本文将基于平稳序列（一阶对数差分）构建VAR模型。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需对变量做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即考虑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变量的。本文将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相比Sims（1980）年提出的基于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不会因为变量的输入顺序不同而不同。此外，对于每一个结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本文将通过VAR模型的方差分解进行分析，从而得出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由于滞后期的选择对于构建对于VAR模型至关重要，因此，要首先确定模型的滞后期。根据Akram研究中模型选择标准，确定本文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5阶。根据所设定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说明本文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三、实证检验与稳定性检验

本文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对美元指数、石油和3种有色金属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稳定性检验。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ADF检验结果显示，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都是非平稳的，而其1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说明文中所有变量都是1阶单整的。我们在变量ADF检验基础上构建VAR模型。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显示，对于黄金来说，美元指数和石油价格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下与黄金价格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白银来说，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以及黄金价格均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下与白银价格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铜来说，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以及白银价格则在一定程度上与铜价格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美元指数、石油以及3种金属中，有着比较强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是石油价格和白银价格。

（三）脉冲响应分析

结果显示：黄金价格对于自身突发性事件的冲击反应较为剧烈，自身事件的正向冲击短期内就会导致价格的迅速上涨，美元和石油对于我国黄金价格的冲击影响持续时间更长。这意味着相比国外来说，我国黄金价格回归均值所需要的时间更久，国内黄金市场上涨预期一旦形成，短期内将难以发生改变。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金属市场依然存在着显著的“羊群行为”，市场中理性投机者群体不能迅速修正非理性投资者的过度反应行为，市场效率相比国外市场较低，在一定意义上不正常获利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白银和铜对黄金价格的冲击影响大小均呈现出近似恒定的状态，其影响大小分别为0.005和0.003左右。这可能是因为不同金属间由于受到相同的经济变量的影响，比如宏观经济状况、美元等变量的冲击，使得金属间由于存在一定的相似的商品属性或金融属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价格的联动性。而白银对黄金的影响大小为0.005，大于铜金属对黄金的影响，这也说明了黄金和白银价格之间的相关性要大于黄金和铜价格之间的相关性。

对白银来说，无论是金属特性和金融属性上都与黄金很接近，所以其对于来自于美元指数和石油价格的冲击的反应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与黄金相比，白银受到美元指数和铜价格的冲击影响要显著大于黄金受到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比白银来说，黄金的货币属性要强于白银，黄金的保值、避险效果更加明显，其价格波动程度要低于白银的波动程度。此外，由于白银的商品属性强于黄金，其工业用途大于黄金，因此商品市场供需的不断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白银价格比黄金价格对于外来的冲击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一旦价格失去支撑，对于外来冲击就会产生更强的波动反应。

黄金对于白银价格的冲击仅小于白银自身的冲击影响大小，在第一期即达到0.009，远大于白银价格对于黄金价格冲击影响的大小，并且其冲击影响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着0.015左右大小的稳定状态，这与Lucey等（2006）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与前文分析的黄金、白银一样，铜金属同样对自身突发事件的冲击反映比较强烈。此外，黄金和白银价格的变化同样会对铜金属价格产生正向的冲击，但其冲击影响要小于美元和石油的冲击影响。

（四）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表示的是当系统的某个变量受到一个单位的冲击以后，以变量的预测误差百分比的形式反映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它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按其成分分解为与各个方程随机扰动项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以了解其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本文采用方差分解分析各个变量对不同金属价格波动的解释程度。

结果表明：一直以来，黄金价格波动有大约50%左右来自于自身的原因，其余50%的波动基本来自于白银、美元指数和石油价格，这3个指标引起黄金价格波动的比例分别占到了30%、18%和2%；而白银价格波动则分别有35%、20%和3%来自于黄金、美元和石油，这说明尽管短期内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波动会出现不一致，但总体而言，黄金和白银价格还是具有一定的价格联动性，并且其相互影响程度比较高。

而相对于石油价格来说，美元指数对于我国黄金和白银价格波动的解释程度要大于石油价格的贡献率。这可能因为黄金、白银有着很好的货币属性来抵抗通货膨胀，从而在美元贬值时，其投资的增加会进一步推动黄金和白银价格的上涨。

对于铜来说，其价格波动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原因,而石油和美元并不是我国铜金属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金属消费国，2010年我国铜消费量占世界消费量的35%，巨大的国内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我国铜金属价格的走势；另一方面，美元对于我国铜金属价格的影响更多来至于伦铜市场的信息传递以及汇率变动所导致的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石油价格则是通过市场的溢出效益和成本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我国铜价。但总体而言，美元指数、石油价格波动的冲击并不是影响我国铜金属价格的主要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石油价格和美元价值的变化对我国金属价格的冲击影响是显著的，但其冲击影响大小和对不同品种金属价格行为的解释度是不同的。其中，对黄金和白银来说，美元价值的变化形成的冲击影响要大于石油价格变化产生的冲击影响，并且其对黄金和白银价格行为的解释度要远大于石油，分别达到了18%和20%。因此，相对来讲，美元价值的变化是影响我国黄金和白银价格行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从2008年底美国首次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至今，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元持续贬值。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持续2年多的黄金和白银价格大幅上涨直接反映了由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宽松政策带来的美元持续贬值直接推动以美元定价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续贬值推动大量以保值为目的的货币进入黄金、白银市场中。此外，美元持续贬值使得热钱与投机力量涌入、购买力提高所激发的价格通胀压力远大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成本下降效用，市场通胀预期再次推高了黄金、白银等金属价格。

对于我国铜金属来说，美元、石油、黄金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都会对我国铜金属价格产生冲击，但四者均不是我国铜金属价格行为的主导因素，而应该被视为铜价格行为的辅助因素。即使美元升值，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对铜等工业金属需求的上涨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美元升值带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供给和需求以及投机行为对我国铜金属价格的影响可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各种外部冲击已经逐渐成为影响金属、石油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行为的重要因素。2009年至今，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减弱，全球经济逐步回升，尤其是我国国内显著增加的巨大的金属需求，推动全球金属价格再次持续上升，但是金属价格行为已经更加复杂，不同时期的价格行为已不仅仅取决于需求的支撑。美元走势、通胀预期、市场流动性、金属的金融化进程、各种投机行为以及国家政策等种种因素相互作用，都将促使金属价格行为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剧烈的波动状态。因此，对于我国有色金属产业的相关部门、企业而言，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简单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市场，外部冲击所具有的突发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在整体把握金属价格的长期行为的同时，更应该通过构建相关预测和预警机制，准确识别不同时期金属价格行为的内在主导推动力，有效地预测金属价格的短期波动行为，并综合运用期货市场、货币政策、储备战略等手段，从而完善我国金属期货市场，充分发挥期货市场所具有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规避金属价格波动风险，优化金属定价机制。此外，还可以通过制定合理和及时的货币及汇率政策控制市场流动性，同时通过战略储备调节市场供需，确保市场有保有提有压，从而保证金属产业链条各个环节处于更为合理和稳定的价格区间，避免在金属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时才制定应对措施以及滞后的价格调控反而加剧价格波动行为的现象。

参考文献：

方毅, 张屹山. 2007. 国内外金属期货市场“风险传染”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5):133-146.

李艺, 部慧, 汪寿阳. 2008. 基金持仓与商品期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铜期货市场为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9):10-19.

吴迪, 建敏. 2010.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波动对我国金属期货收益率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决策(8):139-141.

夏晓辉, 郑亚苏. 2007. 有色金属价格波动趋势及其原因［J］.价格天地(12):25-27.

CUDDINGTON J T, LIANG H. 2003. Commodity price volatility across exchange rate regimes［Z］. Working paper.

LUCEY B M, TULLY E. 2006.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gold and silver 1978-2002 : evidence from a dynamic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 note［J］.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Letters, (2): 47-53.

MORALES L. 2008. Volatility spillovers on precious me-tals markets: the effects of the asian crisis［Z］.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

KRICHENE N. 2008. Recent inflationary trends in world commodity markets［Z］.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AKRAM F Q. 2009. Commodity prices, interest rates and the dollar［J］. Energy Economics,(31):838-851.

SARI R, HAMMOUDEH S, SOYTAS U. 2010. Dynamics of oil price, precious metal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J］. Energy Economics,(32):351-362.

SJAASTAD L A. 2008. The price of gold and the exchange rates: once again［J］. Resources Policy,(33):118-124.

TULLY E, LUCEY B. 2007. A power GARCH examination of the gold market［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21):316-325.

ZHANG Y J, WEI Y M. 2010. The crude oil market and the gold market: evidence for cointegration, causality and price discovery［J］. Resources Policy,(35):168-177.

(编校：育川)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US Dollar, Oil and Metal Prices Based on VAR Model

HUANG Jian-bo, CHENG Hui, GUO Yao-qi，SHAO Liu-guo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第2篇

很久的时间里，如何将科技人员的成果转换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将研究与开发活动转化为经济行为，使人们在生活里的确能享用与过去不同的新产品困惑全社会。因为，科学研究总是难以实现与经济间的有效结合，长期存在着所谓的“两张皮”现象。人们大量地看到大学和研究机构从申请立项(无论何种等级)-开展研究-产生成果(著作亦或论文)-申请奖励-进入学术成果库的科技创新路线图。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大量的科技立项产生、大量的科研活动开展、巨量的科技成果积累、少量的科技成果转换。这是传统的科技创新模式。

深圳是一座高科技之城，国家发改委已批准深圳作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第一支柱产业，其发明专利、PCT专利申请量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深圳创新之所以备受推崇，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创新发展速度，其二，创新结构。发展之初，一个边睡小镇，完全不具备科技创新能力，这一点估计无人异议，况且在30年的时期里，用了1980到1995年的15年左右时间来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小渔村演变为产品加工基地，不可能超阶段地发展科技创新，也缺乏投入实力。

后15年时间，科技创新开始进入视野，以1995年前后位于南山的原“京山民间高科技工业村”更名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重要标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升为深圳主导战略，用了15年左右时间发展成为今天在国家创新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第一个国家创新型建设试点城市并被定位于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对于速度无需多言。

回到创新主体上，有人做过京、沪、深三地创新活动的比较，前两者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深圳的规模、数量、发展历史与这两大城市不在同一层次上，但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重要的首推著名的“4个90％”――9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研发机构在于企业、90％的科技人员来自企业、90％的专利申请来源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是深圳创新区别于传统的重要标识。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科技创新路线图，他们的创新终极目标不是论文、专利，而是论文、专利等成果的市场开发，形成企业新的发展能力，当政府主导的公共研究机构以成果获奖为一个课题的研究终点时，企业的创新活动则要走向市场，实现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这里看来，企业能否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科技能否与经济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条件。

怎样才能使企业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呢?强行的政府安排和指令性计划于事无补，仅凭企业家的个人兴趣也同样难度“气候”，因为要使大量的企业主都对科技感兴趣只能是理论推演过程的一个假设，或是浪漫主义者的一种情怀，毕竟，兴趣是多样化的，也是自我的。只有在一种情形可以使企业对科技创新产生兴趣，那就是研发活动过程可以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当研发活动的盈利足够大时，企业家必然介入，甚至投身，即使他们毫无兴趣。

当然，这里所述的企业必须为市场企业，很难想象通过艰辛努力，克服各种风险进行研发创新，而创新收益与自己收益毫无关联的企业家会长久地对投资科技活动津津乐道。

这里看来，深圳之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企业投入科技创新，相继培育出享有国际盛誉的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迅等企业，除了适时有效的政府引导、真金白银的政策倾斜、毗邻于香港的特别区位等诸多因素外，深圳拥有领先于全国的制度条件是根本原因。以上列举的著名企业无一例外是民营企业，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研发主体二者间因果关系的例证。

第3篇

摘要：本文阐述了电子表格在投资分析中的应用，并以某只股票价格数据为例（华夏银行600015），作为数据挖掘的对象，得出股票买卖的定价模型。并通过实证，说明电子表格在数据挖掘和财务管理方面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

关键词：电子表格；股票价格；买卖定价模型；案例分析

在现实的生产与生活中，有许多事物我们还没有掌握其规律，让我们做起来很容易失败，甚至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我们又想利用它，就必须研究其规律。例如，气象学中的天气预报，我们人类已经研究的比较准确了。但在地震、洪涝灾害等面前，人类就还远没有研究明白。也就是说，数据挖掘活动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大有用武之地，人类还需要做出大量的数据挖掘才能发现新的或更多的事物的规律性。

一、数据挖掘的作用

1.数据挖掘有助于领导者提高决策质量

决策是在两个以上方案或诸多方案中选择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案的过程。使用数据挖掘技术来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然后制定出一种符合规律的行为模式，这样取得成功的概率才比较大。在企业，领导层经常要进行各种决策。如果没有一些有利数据的支持，全凭借你“拍脑门”决策，就容易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改善决策，它能及时和更好地帮助领导者做好决策。

2.数据挖掘在市场营销的应用

数据挖掘技术在企业市场营销中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它是以市场营销学的市场细分原理为基础，其基本假定是“消费者过去的行为是其今后消费倾向的最好说明”。通过收集、加工和处理涉及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大量信息，确定特定消费群体或个体的兴趣、消费习惯、消费倾向和消费需求，进而推断出相应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以此为基础，对所识别出来的消费群体进行特定内容的定向营销，这与传统的营销手段相比，大大节省了营销成本，提高了营销效果，从而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利润。

3.数据挖掘在投资领域的应用

投资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盈利，但是有些投资者（机构、个人）却事与愿违，不但未能盈利，反倒是亏损了。股市上历来有：“七赔两平一亏”的说法。这说明，那些在投资活动的赢家肯定是有一套成功的方法，而成功的方法依然是离不开数据挖掘的结果。可以断言，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长期来看，任何成功者都是成功的数据挖掘者，都是在掌握了大量经验或有关数据，进行符合规律性的操作的结果；而违背规律的操作就必然造成投资失败。当前，在投资领域，有股票、期货、黄金、外汇、白银、比特币等。这些领域就是很值得数据挖掘。做好了，就是可以实现盈利的。所以，如果你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数据模型进行有关投资的买卖，就等于你有了一个金矿的挖掘机，从市场中可以挖掘出许多超额利润来。

二、股票数据挖掘的案例分析

1.数据挖掘的目标、思路、依据和任务

股票数据挖掘，目的是为了在炒股中盈利。在这里，我主要说明一下我利用电子表格进行股票数据挖掘的做法，并进行实证检验。

只有通过低买高卖才能赚取差价而获利。股票价格是高低波动着的。在股票价格运行在低点区域时买入，运行到高点区域时卖出就挣钱了。所以，股票价格低到什么程度买，高到什么区域卖，最重要的是需要计算股票的买卖价格系数。

任何事物都是有着自身变化规律的，股票价格的运动也必定是按照某种规律变化着的。股票价格的变动规律可以通过对大量历史价格资料进行统计观察而被发现。利用计算机电子表格进行股票数据挖掘的主要任务是：对股票价格开展对比计算、平均值计算和标准差的计算，从而得出制定股票买卖价格的重要参数，解决了人工计算的速度太慢的问题。

2.研究的过程

（1）搜集数据资料，应用电子表格对股票价格数据的处理搜集数据。从网上搜索到华夏银行股票2013 年之前的价格资料做样本，导入到电子表格，以便于快速计算。这里取2004年5月21日至2012年12月28日的共424个交易周的价格资料，限于篇幅，为说明该股票实际价格构成情况，这里只列示了首尾少数几周的数据（见表1）。

（2）买卖价格系数的计算与买卖定价公式的建立这里仅以股票的周线资料做研究对象，读者也可以类推到日线、月线和季度线等的研究。步骤如下：

①抽取某股票的n 周（n>30）历史价格资料，并利用

这样定价的道理是为了低买高卖，赚得股票价差利得。

式中，为概率度，根据概率论原理，t=1时，盈利的可靠性为68.27%左右；t=1.5时股票赢利的可靠性为0.8664；

t=2 时，盈利的可靠性为0.9545 左右；t=3 时，盈利的可靠性为0.9973左右。

②股票买卖价格的制定，即股票买卖定价模型为：

买价=上周收盘价×股票买价系数（R）

卖价=上日收盘价×股票卖价系数（S）

股票华夏银行每周的买卖定价模型和操作批量如下：

本周买价=上周收盘价×0.8974

这个盈利水平还是不错的，和一般企业的年收益率大体相近。如果再结合趋势分析来做，盈利程度将更高。从投资管理的麻烦程度来看，比企业管理要轻松得多。所以，按这种方法来炒股，是可以带来稳定收益的。

四、结论

数据挖掘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只要明确研究目的和任务，设计出合理的研究方案，就能找到事物内在的规律。本论文只是研究了一只股票的买卖定价方法，可见还是很有优势的。在证券投资领域如此，在其他各个领域也都是如此，只不过研究的内容不同罢了。上述研究方法也可以推广到炒股指期货、炒黄金、炒外汇、炒白银、炒各种贵金属、炒原油和农产品等价格波动型投资对象中的买卖价格定价模式的研究上。因为在大量数据面前，事物的规律性才能暴露出来，而基于计算机高速计算能力的现代数据挖掘技术的广泛应用，必将给研究成果的利用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参考文献：

[1]杨云生.数据挖掘技术在客户关系管理中的应用[J].价值工程，2004年03期.

[2]王峥，王彦庆.客户知识管理的数据挖掘方法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5期.

第4篇

清代前期京师是都城，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1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未挂幌者不在此数。”2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拨兑银钱，就以会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4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5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这里盛行钱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机构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7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一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8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样，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表示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9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10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11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道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二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12

收购私钱13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14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15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16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17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18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数时间里，市场的银钱比价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改变原来在税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银的情况，征收或配给一定数量的铜钱，来调整流通中的铜钱数量，起到平衡银钱比价的作用。政府规定在税收中，“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但在实际纳税时，多“随民便”。19在发放八旗兵饷和官员俸禄时，搭放制钱。20政府用平粜米粮的铜钱，减价兑换白银，调节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八旗、内务府，在京城共设米局27处，政府一方面发给各局银两作为资本，使其收买米谷，另一方面也发给各局米谷，让其平粜，收买粜卖所得铜钱，在市场上减价兑换白银。乾隆二十七年统计，户部库存平粜钱八万五千余串，五城各厂存钱一万三千余串。“京城内外有此十万余串钱文，以资流通，而每日平粜钱文，又可源源转运，岁底钱价自可不至加增。”21政府还设立官钱局，并利用钱铺、当铺等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比价，易换银两，调节市场中的制钱数量，使银钱比价接近官方的标准。

政府发放生息银两，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顺治年间，“为了解决官商周转资金的困难”，政府向“商人放贷帑银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种生息银两制度。康熙时，继承这种制度，创设了“恩赏制”、“公库制”和“广善库制”。“恩赏制是把库帑管理经营所取得的利息赏赐给有关人员，受赏者没有偿还帑银本息的义务。公库制和广善库制则是将帑本直接贷借给有关人员，”借款者要偿还本息。22雍正七年，政府“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特别拨发“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23“到乾隆初年更有所发展，公项开支在利息银中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遂使生息银两收入蜕变成为公项开支的一种固定的财政来源。”24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发放生息银两就是把放置在国库中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中。“最盛时期，户部库银总额有5000万两，而八旗公库生息本银的拨款前后几达1500万两。”25政府把占库存的30％白银，投放到市场，无论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费，地方政府的经费，还是投资或提供其他需求，无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作为中央政府发放生息银两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时期就结束了。26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间仍然使用，而且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书院、学校、救济等项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见，生息银两也是政府调控货币的一项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过增减每文铜钱的重量，也就是增减每文钱的含铜量，使铜钱增值或贬值，以达到防止私销和私铸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场上平衡银钱比价，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两县设立官牙，将钱价议平买卖。”27防止宝泉、宝源局炉头、工匠私自铸造钱币。对钱商、钱铺、当铺加强管理，防止他们贩卖、囤积制钱。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当铺，将所积制钱，“酌钱数送局”，由官钱局在市场上易白银给还。28当市场上钱票盛行时，政府企图把钱票控制在京城范围内流通。但是对私铸、私销、囤积、贩卖等各种政府认为的非法经营活动，官方的严禁则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对货币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冬伊等议得数条，试行于京师。数月以来，钱价渐减，似有微效，民间称便。”29“前因京师及各省钱价日贱，由于小钱充斥，节经降旨饬禁，并立限收缴，乃自查禁以来，已逾年余，而京城钱价，近又减落”。30台湾学者郑永昌研究指出：京师对私钱流通“管理与控制较完善”，31有一定道理。

二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订和实行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今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而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所以“各省铸炉一概停止，独令京局鼓铸。”32“如遇京城钱价高昂，发八旗米局，照市价平减，零星易换，则钱可通流，与民有益。”33“以京城钱价昂贵，复设官钱局。”34以后又因京城“钱价渐减，奸民每以在京贱买之官钱，运至近京钱贵之地，兴贩射利，议将官局停止。”35嘉庆四年，因为“自增卯以来，钱价仍未甚平，所有户、工二局，俱著全复旧卯。”36市场上钱少，则增加铸钱量，钱多则减少铸钱量，政府根据流通中货币的需求量，下达定额。在兵饷、官俸中搭放制钱，是因为“京城钱价昂贵”，“俟钱价稍平，停止。”37“近日京师钱价颇昂，兼值雨水连绵，食物甚贵。”38“此项钱文，兵丁零星使用，自然散布流通，钱价可期渐减。”39“将卖米所收制钱，令五城照市价易银交库，俟钱价稍平，即行停止。”40照这种办法，“将搭放兵饷之钱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设一局，兑换与民，照铺户之数，多换数十文，以银一两，换钱一千文为率，如此则钱价不待禁约，自然平减，于民用似有裨益。”41设立官钱局，无非也是“京师钱文昂贵，朕不得已，设立官局，以平市价”。42由此可见，市场中流通的铜钱过多，或者铜钱货币过少，就会引起物价变化，为了稳定物价，就必需调节钱价，这就是政府增减铸币数量的原因。那么，市场上铜钱数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呢？

在市场上，人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际价值超过了名义价值，也就是当制钱含铜量高，市场银钱兑换率低（比价低），私人销毁制钱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会有人大量熔化铜钱取得铜，到市场上售卖，或者制成铜器出卖。但当制钱含铜量低，市场银钱兑换率高（比价高），铸币费低廉，民间私铸铜钱比较容易的时候，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就私铸大量铜钱出卖。乾隆时，“铜价每斤直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仅买铜七斤有余。而毁钱一千，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以今日极贵之钱，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之为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浮于买铜之所得，何况钱价贱时，用银一两，所换之钱，可毁铜至十余斤者乎！”43可见，私销、私铸的出现与铜钱本身的轻重有直接关系。而政府原本为防止私销，减少制钱含铜量的措施，则给私铸造成机会；为防止私铸，增加制钱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销的猖獗。政策、法律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关键因素就是市场在其中起作用。

市场调节的作用反映在私销私铸，制钱贩卖、囤积等民间的货币经营活动中。顺治年间铜钱数量少，不能适应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开铺市钱，多以前朝废钱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为绳底，以致街市使钱，每银一钱至一百四十文以外。”44特别在“都城辇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将民间废钱作铜收买，插和制钱之内，以一废钱当一制钱，是以废钱日见其多，钱数日见其增，钱本日见其亏”。45这种情况到雍正时，仍然如故。“京师钱局，每岁鼓铸，则制钱应日加增。今虽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销毁官钱，以为私铸者。”46雍正四年，京城步军统领在“崇文门外，拿获销毁制钱之人。”47以后，因“于京城内，屡次拿获销毁制钱之奸民”，所以，京城“钱价已觉稍平。”48私铸、私销行为不仅在民间有，而且官局也有，炉头、工匠偷漏减重，假公济私，非法私铸。顺治十年，“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49乾隆时，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尚不能无轻减分两等情弊。”“不肖官员，将官钱私行减少，额外多铸小钱，希图盈余肥橐。该管上司曾不顾问，或且从中分润”。50通常，私钱流通都是在货币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而京师没有发现大量私铸、私销现象，可能是货币数量比较充足，减重制钱的收购，铜材的管理都比较严格的原因。与私钱流通同样违法的是制钱的贩运和囤积。雍正九年，有人发现：“京城内有奸民勾通经纪，预发本银于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多藏堆积，俟钱贵始行发卖，名为长短钱。”51雍正十三年规定，“傥有不法奸商，专贩私钱，运载至数十百串出京货卖，及在京铺户人等，将钱囤积在家，俟价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52但到乾隆年间，贩运、囤积之事仍不断。“京城都会之地，各省经营贸易，络绎往来，奸商将钱装载出京，于价贵处，兴贩射利。再闽广商船，由海洋直达天津，回空时，概用钱文压载，运至本地买货。又各省漕粮回空，亦多载钱文，兴贩获利。”53同时，“近京直隶所属各村庄、集镇，每多富户，将粮草货物卖钱去串，堆积一室，以防盗窃。此等乡愚，只图一己蓄积，遂致钱文不能流通。”54

从以上私钱流通和私贩囤积的现象中可以看出，银和铜两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对私钱流通、制钱贩运、囤积起到决定作用。换句话说，是市场的价值规律起到调节作用。私钱流通是“制钱不足导致市场自我调适之现象。”55一些学者肯定了私钱流通的积极作用，“尽管私铸规模很大，私铸形质低劣，但并未严重影响银钱比价，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官钱不足给商民日常贸易带来的不便。应该说，它对当时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56

市场不仅调节了私钱的流通，而且也决定了钱票的流行。钱票是一种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银铜本位货币无法适应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私经济部门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钱庄、当铺以及有实力的商号纷纷发行钱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57“钱票的发行自将增加铜钱的供给”，起到补充铜钱供给短缺的作用。58这说明钱票的产生，完全是市场需要信用工具的结果。在钱票流行的过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说明市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59

三

政府货币政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为其统治服务。各代铜钱都标有不同的年号，在这里货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当顺治年间，有人看到明代货币搀和在清代货币中流通，“禁之不止，诛之不胜诛”时，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废钱二文，当制钱一文”，由国家收购前代废钱的方法。户部大臣反驳称：“明季废钱，岂可并行？”60不同意用此办法，似乎使用明钱，有损清国。

其次是为了财政收入，保证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政府铸钱有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铸息。顺治年间，清朝还没有统一国家，战争需要大批经费。瑞士学者傅汉思指出：“政府从铸钱活动中获利是比较大的。对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钱局而言，其结果是十分令人惊异的：直到1695年，那些钱局场是获利的，利润占铸钱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钱局都没有利润，反而受到严重亏损，那时北京钱局的亏损达到铸钱成本的16—63％。只是采办比较便宜的云南铜以后，北京钱局的形势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到钱局成本的5％。随着国家对云南铜矿补贴的增长，铸钱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现铸钱总经费高于铸钱收益的情况。”61

再次是为了社会稳定。按照货币经济理论，物价与货币有着重要关系。物价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则物价下跌；反之，货币量减少，则物价上涨。如果官方兑换率和市场兑换率的差别过大，就会使物价变动，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维持官方银钱的固定比价，稳定铜钱通货，就显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很难说政府是为推动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制订货币政策的。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货币政策，也离不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的各种职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而货币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当然，也并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把政府对货币的有关措施与管理归纳起来，以期从历史事实中，客观评价政府的政策。

政府货币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因时制宜，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例如：对市场作用产生的私钱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严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的压力下，政府对私钱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展开。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62又由于政府是根据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推行货币政策的，所以，这些管理措施也是审时度势决定的。有人说，清朝货币规章多变，正反映了政府这种随时应变的能力。

发放生息银两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国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63但到后期，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回升。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说：这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郑氏，占领了台湾，再开海外贸易，从而自然地丰富了货币。”64理查德（RichardVonGlahn）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65他认为，“康熙朝的萧条与银的流向似乎并无简单的关系，中国国内物价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银出口，而物价回升也未受白银流入的刺激。”“铜钱价值下降并不能明确的与白银流入量的变化相关。”66笔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见。从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白银流入量是否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起到丰富货币，影响物价上升的作用，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起到丰富货币作用的，主要不是国际白银流入，而是国内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这就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使官兵摆脱生活困苦，而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谕称：“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着实困迫堪悯。特着用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兹念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亦应一体恩赐。”“其他各省督、抚、提督标下兵丁，亦循此例。”67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有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生活补贴。当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会想到，用这种政策可以摆脱经济停滞现象，但在客观上生息银两确实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扩大了需求，促进了消费，使康熙后期的经济开始复苏。到乾隆时，发放的生息银两本金，已经基本归还。68可见，货币滋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拉动内需的确很有成效。

关于在货币流通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问题，理查德认为，“明代主导货币事务的是市场而非政府。主控货币的是市场，而非国家。”69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T.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结论。“我关于十八世纪货币政策的研究，使我对他的结论持谨慎态度。虽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样，当时的国家对它管理通货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样，清中期官员们使用了广泛的间接方式――调整铜币的大小和含量，通过大量的技术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地区，控制银钱的相对供应量，高度选择性的反利用――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保证货币稳定，刺激了与人口同量扩张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70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时期，罗威廉的研究重点在雍乾时期，虽然他们对于整个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执行情况，都没有全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时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发放生息银两，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是市场在短时间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是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市场上铜钱数量减少时，政府可以增加铜钱的数量，反之，政府也可以减少铜钱的数量。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又受到铜材的影响，当市场上铜材短缺时，政府可以增加铜材生产，或向外国购买。由于铜钱货币流通量是随着市场上铜材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所以，货币流通量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官方按照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调节货币数量，政府的货币政策总是跟在市场调节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如果把“私”看成市场调节，把“公”看成政府调控，那么，从长时期看，正是“私”钱流通冲破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地域，起到左右整个货币流通的主导作用。

从整个清代前期来看，政府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钱票的盛行，就证明政府并没有能力决定钱票的流通，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特别是道光时期，“新旧朝钱币一起流通及洋钱可用以缴税，表示当朝所铸的钱币不是那么成为王权的象征。”72低色洋银内流，国内白银外流，在一些地区洋钱与制钱同样使用。这时，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贸易使用白银的反市场规律的政策，难于施行，就更表明货币流通越来越被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值规律所操纵。

注释

1《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

2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挡，钱法，道光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

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

5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

6“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

7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

9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

10《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

1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12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钱法；《清朝文献通考》钱币。

13私钱包括私人非法铸造的货币；官局中炉头工匠偷工减料，铸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钱；前代的货币。参阅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1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1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70。

16《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2。

17《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5。

1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考5012。

1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2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2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50。

22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自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4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5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28《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一，考7686。

31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32《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3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

34《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

3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9《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一，嘉庆十一年五月甲子。

4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4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42《清高宗实录》卷，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陈廷敬《杜制钱销毁之弊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

44顺治八年正月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7辑，第169页。

45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46《清世宗实录》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48《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50《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页958、976。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5147。

5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5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6王光越《试析乾隆时期的私铸》，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57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7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3）1985年，第292页。

58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海上发展深入影响近代中国之一事例》，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台北·南港。

59“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页。政府发行官钱票，比民间使用钱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进一步研究。

60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61（瑞士）傅汉思《清代前期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波动》，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62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63（日本）岸本美绪认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银减少，造成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康熙前期“全面物价下跌及与之相伴的滞销、收入下降等不景气的”情况。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实，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紧缩政策。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乾隆朝在清朝财政盛世的时代中，也只不是60万两。”百濑弘《清朝の異民族统治に於おける财政经济政策》，《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转引郑永昌译文《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载《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见另有原因。

64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FountainofFortune: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338pp.台北南天书局翻印本1997年。

66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8参阅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69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第5篇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Constant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of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Act），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国见闻录》（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000镑，白银320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1581—1600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两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载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第6篇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 ％，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 Constant 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表1 茶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总货值中的比例（1722-1833）

年份

总货值（两）

茶叶

占总货值%

数量

货值

1722

211850

4500

119750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1736

121152

3307

87079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1770

1413816

671128

1323849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1英镑＝3两，1两＝1.388银元（西班牙银元）

资料来源：Chaudhuri，P.538.Pritchard P.395-396.Morse，Vol.2-Vol.4.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 〕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 ）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 〕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表2 茶叶在荷兰在华输出货值中的比重(1729－1793)

年份

总货值(荷盾)

茶叶货值(荷盾)

比重(%)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03

86.7

1736

365036

201584

55.3

1740

1075001

590328

54.9

1746

1228130

875529

71.3

1750

1366760

960403

70.3

1756

2067312

1351450

64.5

1760

1803274

1614841

89.6

1766

2584402

2087036

80.8

1770

2405232

1777256

73.9

1776

2451597

1723870

70.3

1980

2471829

1738936

70.4

1786

4538034

3342391

73.7

1790

683971

367316

53.7

1793

2714789

2150192

79.2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 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 Act ），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 〕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

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建立在手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国见闻录》（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当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 of 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 000镑，白银320 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 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 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表3

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比例(单位:两)

年份

货物

白银

白银所占比例(%)

1677

2110

4778

1681

31350

37500

1682

43797

84000

1698

75000

60000

1699

16425

79833

1704

14898

139452

1707

8343

63000

1709

7905

93000

1717

9636

99000

1719

8064

96000

1721

5439

132000

1723

8664

102000

1729

12951

480000

1731

12747

657000

1733

30000

105000

1735

2568

144000

1738

3360

120000

1747

7407

105000

1749

1845

90000

1951

70476

412800

资源来源：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表4

176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白银输出

年份

两

年份

两

1760

765414

1787

1912320

1761

216000

1788

2094878

1762

322410

1789

1321920

1763

528690

1790

2106041

1764

338781

1791

172800

1765

1690479

1792

518400

1766

1930593

1796

120960

1767

620040

1797

626965

1768

521427

1798

1326830

1769

489186

1799

1623171

1770

822044

1800

421442

1771

879630

1801

7792

1772

574872

1803

1376886

1773

81452

1804

795062

1776

394016

1815

1048272

1777

230400

1816

2452511

1778

90720

1820

1898863

1783

8460

1823

659998

1876

2062082

总计　33121032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 Cheong，"Mandarins and Merchants，Jardine Mastheson & Co.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 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 —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　1758 —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 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表5

1776－1788年间荷印公司运至广州的白银

(单位:两)

year

ship

amount

year

ship

amount

1776

444000

1780

183000

1777

153000

1786

410000

1778

393000

1787

480000

1779

348000

1788

318000

按1两白银＝3.47荷盾换算

资料来源：庄国土“18世纪中荷海上茶叶贸易”。《海交史》1992年第一56页。

从表5可见，每艘到华荷船所携白银平均为82697两或286959荷盾，与公司董事会所决定的每船30万荷盾白银基本相当。175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达广州，如每船平均携银82697两，共携银11164095 两。1735—1756年，从巴城共派到广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万荷盾投资中货物与白银各占一半，则这85艘荷船共带3674380两白银到中国。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94年9艘荷船从荷兰携带702855两白银到中国，1728—1794年，荷船可能携带15541330 两白银前往中国。在1720 —1795年间，荷船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同期购买的中国商品价值33717549两，近一半中国商品的货值是以白银支付。

表6　1720-1795年荷船从中国购买商品货值及从欧洲运往

亚洲的白银数量(单位:千荷盾)

年份

中国货值

运往亚洲白银

1720-1730

300

8000

1730-1740

4800

16800

1740-1750

11500

13900

1750-1760

18300

23600

1760-1770

24800

37900

1770-1780

24400

35900

1780-1790

26300

40000

1790-1795

6600

13400

总计

117000=33717549 (两)

220146=63442651(两)

资料来源：Gaastra，p.135.147。

表7　欧洲船只所携带白银与茶叶数量比较（单位：茶：担，银：箱）

英国

法国

丹麦

瑞典

年份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茶叶　银

1776　8　41820　150　5　42893　132　3　18730 80　2　22868 70

1777　9　49962　77　 7　27332　128　2　15737 31　2　21387 65

1780　12 69445

3　17560 96　3　30817 2

1781

3　30889 90　2　30100 55

1782　13 92130　3

8　31735　195　3　24030 94　3　36592 218

1786　29 157116 716

2　15190 59

1787　29 82150　664　3　12967　238　2　19980 149 2　21682 129

1788　26 141218 728

总计 126 6338392338 23 114926 693 18 142116 599 16 82853 616

资料来源：Morse，vol，2.

其他欧洲对华贸易公司，如法国、丹麦、瑞典等公司，并未象英人、荷人那样拥有热带产品的来源地，他们的对华贸易自始自终建立在输出白银的基础上。此外，他们的对华贸易船舶比英船更大，每船携入中国的白银和运出的中国货物更多。

由上表可见，在1776—78年期间，法国船每艘平均携银90000两，运出茶叶4997担。丹麦船每艘携银100000两，运出茶叶7895担。瑞典船每艘携银约110000两，运出茶叶11428担。英国船所携白银55500两，运出茶叶5030 担。以法船所运的中国货物中茶叶数量较少。在1719-1799年间，除荷船之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国，〔42〕欧洲大陆国家船只与荷兰船吨位相当，如果我们估计，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船只所携白银数量与荷兰船只相当，即每船载82697两白银到中国，〔43〕466艘欧洲大陆国家船只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8536802两。19世纪以后，这些欧洲大陆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汇兑机构，在广州以伦敦汇票结算，基本上不再运白银到中国。

表8

美船输入中国货值与白银数量（千银元）

年份总货值白银数白银所占比例年份总货值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

例

1805 3842　 2902

1824　5301　 4464

1806 5127　 4176

1825　5570　 4523

1807 4294　 2895

1826　2567　 1653

1808 3476　 3032

1827　3864　 2525

1809 808

0.8

1828　4481　 456

1810 5715　 4723

1829　1355　 602

1811 2973　 2330

1829　1355　 602

1812 2771　 1875

1830　742

1813 1453　 616

1831　1291　 367

1815 572

1832　1261　 452

1816 4220　 1922

1833　1434　 290

1817 5703　 4545

1834　1010　 376

1818 6777　 5601

1835　1869　 1392

1819 9057　 7414

1836　1194　 414

1820 8173　 6297

1837　631

155

1821 4291　 3391

1838　1517　 729

1822 5935　 5075

1839　1534　 993

1823 4636　 3584

1840　1010　 477

总计 80395

资料来源：1805-1815年的总货值数字见：Dulles，p.210;1805-1815 年的白银数字见：Morse，vol，4，p.386:1816-1840年的数字见：Yan-Ping Hao，p.23〔44〕.

表9　西属美洲白银经欧洲流到东方的白银(单位:百万银元)

年份　西属美洲白银产量

运抵欧洲数量

经欧洲运到东方数量

1550

(2-3)

1600

11-14

4.4

1650

10-13

8-9

1700

10-12

8.5

1750

18-20

18-25

12.2

1780

18-20

14.7

1800

23-25

资料来源：Artur Attman，"America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 orld Ttrade，1600-1800"，p.33.Goteborg，1986.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 〕1581 —1600 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 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 es 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表10

1650-1829年美洲白银产量

年份

产银量(银元)

1650

10-13000000

1700

12000000

1750

18-20000000

1780

22000000

1790-99(平均每年)

23716784

1800-09

22147572

1810-19

11981312

1820-29

9683792

资料来源：Attman，P.33:W，E. Choe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p.49.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 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 两的赤字。 1786 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 onel 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 ）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 〕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 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　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 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 〕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表11 1817-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华商品总值（单位：两）

年份

毛织品

金属

棉花

总计

1717-19

1951267

110805

4527211

6589283

1720-24

2042102

134156

2958249

5134507

1825-29

1903266

202091

4307677

6413034

1830-33

1584940

109255

4097030

5791228

资料来源：Morse，vol.2-4；严仲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1800—1810年间，英人和美人运往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4016箱。在1810—1820年间，平磕晡?494箱，比上一个十年略有增长。1824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第一次超过了一万箱，达12434箱。1832年以后，每年超过2万箱，到1838年，更高达40200箱。

表12

1795-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年份

印度鸦片

土耳其鸦片

总计

1800

4570

1801

3947

3974

1802

3292

1803

2840

1804

3159

1805

3836

102

3908

1806

4126

180

4306

1807

4208

150

4359

1808

4208

1809

4191

4593

1810

4968

1811

4891

200

5091

1812

4966

100

5066

1813

4769

1814

3673

1815

4230

4310

1816

4616

488

5106

1817

3692

488

4140

1818

3552

807

4359

1819

4006

180

4186

1820

4244

1821

557

388

5959

1822

7743

1823

8875

140

9035

1824

12023

411

12434

1825

9373

1826

12175

12231

1827

11154

1828

12612

1256

13868

1829

15542

715

16257

1830

18528

1428

19956

1831

16148

402

16550

1832

21605

380

21985

1833

19523

963

20486

1834

21885

1835

30202

1836

34033

743

34776

1837

34373

1838

40200

资料来源：Mo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p.238-240

表13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出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运抵地

1807

2431000

加尔各答

1808

1342600

孟加拉

1809

1126553

孟加拉·马达拉斯

1810

926976

英国

1811

834253

英国

1818

288000

加尔各答

1830

1375874

英国

1831

845249

英国

1832

976362

欧洲

资料来源：Morse，Vol，3.p.54.100-101，131，157，331，vol.4.p.233，153，324.

表14

1817-1834年英国散商从广州输出白银数量（单位：两）

年份

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1817

2822400

1826

2939760

1818

1936080

1827

4388400

1819

619920

1828

3386160

1820

356400

1829

4792320

1821

346320

1830

3372480

1822

168480

1831

2048400

1823

1885680

1832

2761200

1824

1254960

1833

4735440

1825 3125520

1826

资料来源：Morse，Vol.3-4:Greenberg.p.218。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无耻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 H.Pritchard，"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 hinese 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 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 Thee"p.13.museum boymans-van beun ingen 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vol，1.p. 23， p28，New York 1935.

〔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n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538，Cambridge，1978.

〔7〕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32-1833"，3 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 Years"p.395-396.

〔9〕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p.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 Commerce and Diplomacy，P.5 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 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 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217，The Hage 1982.

〔13〕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215，The Hag e 1958.

〔14〕De Hullu，"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 he Companie in de dertig jaar van de 18e eeuw"，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e(BTLV)，v ol，73，P.42-43，The Hage 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　Hoekong， Kapitein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in 1740"，in BTLV，vol，74，1918.

〔16〕Leonard Blusse，"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p.137-138，Leiden 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 Rher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p.210，New York 1970，　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

〔20〕Yen-ping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 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p.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1986.

〔21〕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Ciew of the　V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ford 1816，Reprinted in 1835，New Haven，P.301.

〔22〕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18th Century"，p.30-33，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Internat 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Hong 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 and lorna H.Mui，"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a Study of the East Indies Company's Conduct its Tea 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 o 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 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 Trade"，p.5.

〔26〕Adam Smith ，"An Inqua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 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88，New York 1937。

〔27〕H.A.Crosby Forbes，John Devereux Kernan and Ruth S.W ilkin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p.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 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p. 231，New York 1968.

〔37〕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 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31.19th Congress，lst 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ccou 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 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784- 1844 ）载于 "Transla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28，New Haven 1927，Cheong 在其所著的“Mandarins and Merchants”（P.54 ）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 h Century:The Revival of Zacatecas".Latin American series，No.2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 from"The　Ame rican history 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d of Gold and Silve r in Sixteenth-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g 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 and the Stat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p.5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i n "Business 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 White Poppy:A History of Opium"，p. 5，London 1969.

〔51〕"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April， 1837，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 p.173，Shanghai 1910.

〔52〕Prichard，"Crucial 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 Allen，"Opium Trade"，p.12，reprinted in Bo ston 1973.

〔55〕Prichard，"Crucial Years，"p.217-218.

〔56〕"Chinese 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 A.Traocki，"Opium and Empire: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1990.

〔58〕Allen，"Opium Trade"，p.10.

〔59〕"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 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 1.p.238.

〔63〕Tyler 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 nth Century'，New York 1992，reprinted in 1963 p.115.

〔64〕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 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 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 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第7篇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 ％，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 Constant 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表1 茶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总货值中的比例（1722-1833）

年份

总货值（两）

茶叶

占总货值%

数量

货值

1722

211850

4500

119750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1736

121152

3307

87079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1770

1413816

671128

1323849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1英镑＝3两，1两＝1.388银元（西班牙银元）

资料来源：Chaudhuri,P.538.Pritchard P.395-396.Morse,Vol.2-Vol.4.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 〕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 ）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 〕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表2 茶叶在荷兰在华输出货值中的比重(1729－1793)

年份

总货值(荷盾)

茶叶货值(荷盾)

比重(%)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03

86.7

1736

365036

201584

55.3

1740

1075001

590328

54.9

1746

1228130

875529

71.3

1750

1366760

960403

70.3

1756

2067312

1351450

64.5

1760

1803274

1614841

89.6

1766

2584402

2087036

80.8

1770

2405232

1777256

73.9

1776

2451597

1723870

70.3

1980

2471829

1738936

70.4

1786

4538034

3342391

73.7

1790

683971

367316

53.7

1793

2714789

2150192

79.2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 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 Act ），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 〕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

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国见闻录》（The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 of 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 000镑，白银320 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 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 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表3

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比例(单位:两)

年份

货物

白银

白银所占比例(%)

1677

2110

4778

1681

31350

37500

1682

43797

84000

1698

75000

60000

1699

16425

79833

1704

14898

139452

1707

8343

63000

1709

7905

93000

1717

9636

99000

1719

8064

96000

1721

5439

132000

1723

8664

102000

1729

12951

480000

1731

12747

657000

1733

30000

105000

1735

2568

144000

1738

3360

120000

1747

7407

105000

1749

1845

90000

1951

70476

412800

资源来源：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表4

176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白银输出

年份

两

年份

两

1760

765414

1787

1912320

1761

216000

1788

2094878

1762

322410

1789

1321920

1763

528690

1790

2106041

1764

338781

1791

172800

1765

1690479

1792

518400

1766

1930593

1796

120960

1767

620040

1797

626965

1768

521427

1798

1326830

1769

489186

1799

1623171

1770

822044

1800

421442

1771

879630

1801

7792

1772

574872

1803

1376886

1773

81452

1804

795062

1776

394016

1815

1048272

1777

230400

1816

2452511

1778

90720

1820

1898863

1783

8460

1823

659998

1876

2062082

总计　33121032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 Cheong,"Mandarins and Merchants,Jardine Mastheson & Co.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 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 —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　1758 —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 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表5

1776－1788年间荷印公司运至广州的白银

(单位:两)

year

ship

amount

year

ship

amount

1776

444000

1780

183000

1777

153000

1786

410000

1778

393000

1787

480000

1779

348000

1788

318000

按1两白银＝3.47荷盾换算

资料来源：庄国土“18世纪中荷海上茶叶贸易”。《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一56页。

表6　1720-1795年荷船从中国购买商品货值及从欧洲运往

亚洲的白银数量(单位:千荷盾)

年份

中国货值

运往亚洲白银

1720-1730

300

8000

1730-1740

4800

16800

1740-1750

11500

13900

1750-1760

18300

23600

1760-1770

24800

37900

1770-1780

24400

35900

1780-1790

26300

40000

1790-1795

6600

13400

总计

117000=33717549 (两)

220146=63442651(两)

资料来源：Gaastra,p.135.147。

表7　欧洲船只所携带白银与茶叶数量比较（单位：茶：担，银：箱）

英国

法国

丹麦

瑞典

年份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茶叶　银

1776　8　41820　150　5　42893　132　3　18730 80　2　22868 70

1777　9　49962　77　 7　27332　128　2　15737 31　2　21387 65

1780　12 69445

3　17560 96　3　30817 2

1781

3　30889 90　2　30100 55

1782　13 92130　3

8　31735　195　3　24030 94　3　36592 218

1786　29 157116 716

2　15190 59

1787　29 82150　664　3　12967　238　2　19980 149 2　21682 129

1788　26 141218 728

总计 126 6338392338 23 114926 693 18 142116 599 16 82853 616

资料来源：Morse,vol,2.

表8

美船输入中国货值与白银数量（千银元）

年份总货值白银数白银所占比例年份总货值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

例

1805 3842　 2902

1824　5301　 4464

1806 5127　 4176

1825　5570　 4523

1807 4294　 2895

1826　2567　 1653

1808 3476　 3032

1827　3864　 2525

1809 808

0.8

1828　4481　 456

1810 5715　 4723

1829　1355　 602

1811 2973　 2330

1829　1355　 602

1812 2771　 1875

1830　742

1813 1453　 616

1831　1291　 367

1815 572

1832　1261　 452

1816 4220　 1922

1833　1434　 290

1817 5703　 4545

1834　1010　 376

1818 6777　 5601

1835　1869　 1392

1819 9057　 7414

1836　1194　 414

1820 8173　 6297

1837　631

155

1821 4291　 3391

1838　1517　 729

1822 5935　 5075

1839　1534　 993

1823 4636　 3584

1840　1010　 477

总计 80395

资料来源：1805-1815年的总货值数字见：Dulles,p.210;1805-1815 年的白银数字见：Morse,vol,4,p.386:1816-1840年的数字见：Yan-Ping Hao,p.23〔44〕.

表9　西属美洲白银经欧洲流到东方的白银(单位:百万银元)

年份　西属美洲白银产量

运抵欧洲数量

经欧洲运到东方数量

1550

(2-3)

1600

11-14

4.4

1650

10-13

8-9

1700

10-12

8.5

1750

18-20

18-25

12.2

1780

18-20

14.7

1800

23-25

资料来源：Artur Attman,"America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 orld Ttrade,1600-1800",p.33.Goteborg,1986.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 〕1581 —1600 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 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 es 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表10

1650-1829年美洲白银产量

年份

产银量(银元)

1650

10-13000000

1700

12000000

1750

18-20000000

1780

22000000

1790-99(平均每年)

23716784

1800-09

22147572

1810-19

11981312

1820-29

9683792

资料来源：Attman,P.33:W,E. Choe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p.49.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 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 两的赤字。 1786 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 onel 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 ）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 〕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 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　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 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 〕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表11 1817-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华商品总值（单位：两）

年份

毛织品

金属

棉花

总计

1717-19

1951267

110805

4527211

6589283

1720-24

2042102

134156

2958249

5134507

1825-29

1903266

202091

4307677

6413034

1830-33

1584940

109255

4097030

5791228

资料来源：Morse,vol.2-4；严仲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1800—1810年间，英人和美人运往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4016箱。在1810—1820年间，平?磕晡?494箱，比上一个十年略有增长。1824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第一次超过了一万箱，达12434箱。1832年以后，每年超过2万箱，到1838年，更高达40200箱。

表12

1795-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年份

印度鸦片

土耳其鸦片

总计

1800

4570

1801

3947

3974

1802

3292

1803

2840

1804

3159

1805

3836

102

3908

1806

4126

180

4306

1807

4208

150

4359

1808

4208

1809

4191

4593

1810

4968

1811

4891

200

5091

1812

4966

100

5066

1813

4769

1814

3673

1815

4230

4310

1816

4616

488

5106

1817

3692

488

4140

1818

3552

807

4359

1819

4006

180

4186

1820

4244

1821

557

388

5959

1822

7743

1823

8875

140

9035

1824

12023

411

12434

1825

9373

1826

12175

12231

1827

11154

1828

12612

1256

13868

1829

15542

715

16257

1830

18528

1428

19956

1831

16148

402

16550

1832

21605

380

21985

1833

19523

963

20486

1834

21885

1835

30202

1836

34033

743

34776

1837

34373

1838

40200

资料来源：Mor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p.238-240

表13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出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运抵地

1807

2431000

加尔各答

1808

1342600

孟加拉

1809

1126553

孟加拉·马达拉斯

1810

926976

英国

1811

834253

英国

1818

288000

加尔各答

1830

1375874

英国

1831

845249

英国

1832

976362

欧洲

资料来源：Morse,Vol,3.p.54.100-101,131,157,331,vol.4.p.233,153,324.

表14

1817-1834年英国散商从广州输出白银数量（单位：两）

年份

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1817

2822400

1826

2939760

1818

1936080

1827

4388400

1819

619920

1828

3386160

1820

356400

1829

4792320

1821

346320

1830

3372480

1822

168480

1831

2048400

1823

1885680

1832

2761200

1824

1254960

1833

4735440

1825 3125520

1826

资料来源：Morse,Vol.3-4:Greenberg.p.218。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注释：

〔1〕Earl 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 hinese 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 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 Thee"p.13.museum boymans-van beun ingen 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vol,1.p. 23, p28,New York 1935.

〔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n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538,Cambridge,1978.

〔7〕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32-1833",3 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 Years"p.395-396.

〔9〕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p.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 Commerce and Diplomacy,P.5 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 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 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217,The Hage 1982.

〔13〕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215,The Hag e 1958.

〔14〕De Hullu,"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 he Companie in de dertig jaar van de 18e eeuw",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e(BTLV),v ol,73,P.42-43,The Hage 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　Hoekong, Kapitein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in 1740",in BTLV,vol,74,1918.

〔16〕Leonard Blusse,"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p.137-138,Leiden 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 Rher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p.210,New York 1970,　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 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p.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1986.

〔21〕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Ciew of the　V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ford 1816,Reprinted in 1835,New Haven,P.301.

〔22〕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18th Century",p.30-33,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Internat 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Hong 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 and lorna H.Mui,"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a Study of the East Indies Company's Conduct its Tea 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 o 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 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 Trade",p.5.

〔26〕Adam Smith ,"An Inqua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 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88,New York 1937。

〔27〕H.A.Crosby Forbes,John Devereux Kernan and Ruth S.W ilkin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p.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 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p. 231,New York 1968.

〔37〕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 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31.19th Congress,lst 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ccou 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 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784- 1844 ）载于 "Transla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28,New Haven 1927,Cheong 在其所著的“Mandarins and Merchants”（P.54 ）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 h Century:The Revival of Zacatecas".Latin American series,No.2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 from"The　Ame rican history 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d of Gold and Silve r in Sixteenth-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g 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 and the Stat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p.5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i n "Business 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 White Poppy:A History of Opium",p. 5,London 1969.

〔51〕"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April, 1837,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 p.173,Shanghai 1910.

〔52〕Prichard,"Crucial 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 Allen,"Opium Trade",p.12,reprinted in Bo ston 1973.

〔55〕Prichard,"Crucial Years,"p.217-218.

〔56〕"Chinese 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 A.Traocki,"Opium and Empire: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1990.

〔58〕Allen,"Opium Trade",p.10.

〔59〕"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 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 1.p.238.

〔63〕Tyler 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 nth Century',New York 1992,reprinted in 1963 p.115.

〔64〕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 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 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 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