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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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管理理性；管理实践；实践理性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历经了行为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乃至现在的学习型组织。但值得深思的是，当今西方众多管理学大师如彼得·圣吉等却对东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颇为汗颜。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的本质就在于人性与实践性。”而我国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特别提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恰恰就是“实践理性”。我国传统圣哲管理思想的“内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现实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决管理本质问题的天赐之作。“怀璧外求”不如“返观自求”。
一、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在的科学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历史是对真理最好的检验，不具备科学合理内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备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我国这样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没有历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应该审慎对待的。我国封建社会结构5000年来的超稳定性，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内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证明。一种文明只有具备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稳定。明“道”和顺“道”正是我国传统管理活动的根本思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国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人文社会上，而西方的科学思想仅过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说牛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自然规律看得更为深远的话，那么无疑站在孔子、老子、释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将体会得更为清晰透彻。正是这种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管理哲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理当不分文化和种族，为人类所共享。
2．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同化力。
中华文明立足于人伦，以人为本的人类共性，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为目标，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语言和民族不同所带来的分歧和困扰，，共存共荣，以中华民族所特有宽容博大的胸怀，使得众多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人们包括最重种族纯洁的犹太民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和共谐，所谓“天下之民归心”。更为独特的是中华民族“兴灭国、继绝世”的仁爱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将人类先进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亚和南亚各国，使得“远者来，近者悦”，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未来世界统一的希望寄托我国身上，并由衷地梦想成为中国的一员，他曾写道：“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西方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法国的伏尔泰亦曾写到：“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最广博的王国!……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太不幸!人类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总之，以宽弘博爱、和谐统一为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文明为当今国际世界宗教文化冲突，地区民族矛盾，政治经济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为世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树立了的光辉典范。
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现实可行性。
当代管理实践中，不论是企业管理，国家管理，乃至军事管理中应用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儒教资本主义圈的国家经济腾飞。
当代东方“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模式已印证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称东南亚工业化地区为“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在世界商战中，日本内以“四书五经”求和，外以“孙子兵法”为战，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惟一非西方国家。而韩国则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新加坡业已迈入新兴发达国家，被人们盛誉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到：“尽管东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创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东方的人文科学、道德伦理、处世哲理，以及东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新加坡力从两方面治理入手：一是从严立法、从严执法；二是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即《论语》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创造了新加坡经济成功直至现今的奇迹。
2．百年老店长盛不衰的管理奥秘。
IBM公司的总裁托马斯·小沃森在《一个公司和他的信念》中写道：“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我坚决相信：任何组织若想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牢固的信念，这是一切经营政策和行动的前提。”“一个组织的基本哲学和原动力和公司成就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创新能力和时机。”此外，哈佛的巴纳德教授在《经理的职能》中曾指出：“总经理的职能在于“系统地阐释和确定价值目标，并特别强调总经理所倡导的价值观只有全体成员所接受方可共有。”这提示我们一个共同管理哲学思想，一是要正确合理，方可持久稳定；二是要合乎人性，方可接受可行。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这样写到：“任何员工只要认识清楚了松下电器公司的基本信念和方针。就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性。”任何员工若能真正地把握基本信念，把它溶入自己体内，行动自由反而会扩大，碰到问题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不必一一请示上司，可以溶入自己体内的基本理念为尺度，决定自己的行动。”松下一再强调：“如果你犯了诚实的错误，公司会宽恕的，把错误当作训练费用，从中学习。但是，如果你违背了公司的基本原则和信念，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这无疑是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有效管理办法。所以，戴维斯在《公司文化管理》中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强大而有凝聚力的文化。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中甚至认为：在全球的竞争时代，公司惟有发展出一种能激励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的文化，方才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把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值得深省。而观察其成功的理念无一不暗合或主动顺应东方圣哲思想。
三、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生命力的源泉是具有内在高度的科学合理性
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管理实践正日益证明其内在的科学合理性。美国伯克利大学埃里克·詹奇在《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写道：“高超的管理艺术恰恰就隐藏于同时在几个层次上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能力之中。”“在西方世界，这种进化世界观难以被领会掌握，然而它却已造就了佛教和道德精神主义洗练的纯粹过程哲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协同学》中写道：“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是人类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对社会和个人来说，这个任务所提出的问题日益复杂。……看来越急迫的是，亟待找到一些基本原理，并从哲学上予以透彻剖析”“本书的发表在东亚、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特殊的反响，事实上，协同学与东方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察颇相一致。”随着现代物理学博士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曾如此论述：《华严经》所描述的多层次缘起的宇宙模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高推“佛教徒关于渗透的概念远超于任何一种科学的靴袢理论。”
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弗洛姆、萨特、叔本华、海森伯格、马斯洛等当代大师，都在致力于从自我冲破、二元统一的东方“禅”文化的启迪中获得深刻透彻的启示。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的基础。
管理的根本在于人，只有在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合乎人性的科学管理之道。值得庆幸的是，历久不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涵了东方儒道释圣哲对人性和世界规律作出了众多深刻精辟的描述和正确阐释，并提供一系列高度可操作性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基于人伦，力求和谐。即所谓“实践理性”的精髓。
四、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应该具备一种冷静求实的科学态度：
1．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应该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和陋习，并同时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东方人文管理与西方自然科学，本标结合，吐故纳新，互辅互成，重塑民族的自尊和自知。
2．不要妄自菲薄，自毁长城。我们应把我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先进合理正确的一面，与古代统治者的恣意曲解和现代人的错误认识区分开来，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和自强的文化精神。
基于以上态度，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吸纳应该注意避免以下两种过失：
一是努力不为外在的客观物欲所动，方可排除因此而产生的盲目行动和感情好恶，如此方能使我们有暇去反省和观察自身行动的价值取向和实施行为的合理性，以使得我们的思维角度和行为方式真正建立在对宇宙、人生科学规律正确清醒地把握之上。
2．尽可能地排除内在的一切主观成见。我们应该确立既不接受一切的观念，也不拒绝一切的观念，而是建立理解一切的观念，知道它如何产生、如何适用、又如何消灭的，如此方能使我们真正认清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为人类的自由幸福建立持久稳定、正确的哲学内核。
在当今政治的多极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经济磨擦、人权发展、环境危机、道德沦丧和黄毒泛滥日益充斥着世界，古今中外东西方文明正处于一个交互跌宕，互斥互融的新的融合阶段。如何在这样一个危机与机遇同时并存的当今世界，以一种开放积极、恢弘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与现实可操作性，吸纳和运用东西方一切科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精华，重塑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固有精神，进而开创人类世界的共同文明和幸福未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刻不容缓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罗玄机．世纪末．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2．肖民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3．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当今的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中，不少企业界人士都是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由于教育等因素，他们富起来了，却成了财富的奴隶，追求利润成了某些企业经营者的终极目标，因而常有牺牲环境、社会发展为代价，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在两千多年前的《墨子》面前，不感到惭愧吗?
管理文化崛起于20世纪，随着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大企业、大公司不断涌现，管理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而管理学走向中国则是20世纪后期的事。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管理学，更不可能把西方的管理文化全盘搬进来。在20世纪初就曾用墨学来嫁接西方文明，今天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学与管理文化，必须汲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墨家的管理思想不失为一个参照。《墨子》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其中体现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基础上的，在今天不可能全盘照抄。墨家关注国计民生，其管理思想可以说是一种目标管理，希望建立一个政治清明、法纪井然、国富民众、民富国治的理想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墨家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如果能够对墨家管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诠释，不仅对今天的政府管理具有参考价值，对企业管理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Y理论认为人愿意工作并可以从工作中得到满足,实现自己的价值。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就是努力创造一个使人的才能得以发挥的环境,激励职工使其担负责任和做出成绩,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Z理论旨在建立长期雇佣制,鼓励职工参与管理,注重对职工的全面培训,使员工忠诚于企业。人本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企业内部创造一种员工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新型的人事环境,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人本管理思想体现在几方面: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本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促使人的全面发展与成长;组织不仅要关心其成员的物质需要,更要关心其自我价值的实现。
目前我国酒店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人才流失造成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的下降;员工队伍不稳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人员更换频繁,管理及培训费用增大等,要解决酒店业这些问题,尽快地与世界同行业接轨,在管理中运用人本管理模式是必然的选择。从企业管理的趋势可以看出,人本管理思想中“人”的重要性空前凸显,让顾客和员工满意成为现代饭店经营管理必须直面的关键因素,现代饭店人本策略———CS(CustomerSatisfaction,顾客满意)策略和ES(EmployeeSatisfaction,员工满意)策略正是人本管理思想从顾客与员工关系的角度考虑,在饭店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CS策略:企业以顾客为中心,提出“顾客就是上帝”,在考虑顾客需求的基础上结合本身的特点决定经营方针,并以恰当的表达和沟通与顾客达成良好的认同,使顾客满意,是一种以顾客利益为本位的行为指向。ES策略:从“只有满意的员工,才能产生满意的顾客”的角度出发,企业以员工为中心,注重感情投资,根据人本观念来理顺饭店、顾客与员工三者间的关系,其管理核心定位在如何让员工满意使员工产生最佳工作状态,并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顾客满意。饭店职业教育中应强化人本管理思想职业教育在发展初期是“适应岗位、工种需求”的教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逐渐过渡到“能力本位”的教育。
所谓“能力”,按英国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NCVQ)的界定,即指“完成一系列与作业相关的活动的能力,以及在这种职业中支持这种行为所需要的技能、知识与理解力。”饭店职业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适应饭店业发展的合格从业者。由于市场经济中的效益意识的影响,许多用人单位对人才效益的发挥有急功近利的心理,即希望上岗者能立竿见影地发挥作用。为了迎合市场的这种需求,有些学校的职业教育过分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忽视传统的人文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片面强调适应社会需求,安排课程多以“有用”为标准,如将“饭店管理”简单地细化为前厅、餐饮、客房、工程、康乐等课程;任意削减人文类课程,忽略人文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忽视人文课程教师的培养和引进;降低人文课程教师的劳动报酬等。饭店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被誉为“美国饭店大王”的斯达特拉早就说过:“饭店业就是凭借饭店出售服务的行业”。客人来住饭店,如果只购买食品和饮料,那么,这与选择食品店无异。
客人来饭店买不到“服务”,饭店就不成其为饭店了。饭店员工如果只会用基本的技能向客人提供食宿,客人仍然没有真正消费饭店。可见,服务不同于简单的技能,而服务精神背后恰恰是对人性的透彻了解。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善于交际的能力则是把握服务精髓的重要手段。人本管理思想指导下的饭店职业教育本文的第一部分已谈到能力本位论是针对“岗位、工种”需求而提出,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和人才观的更新,促使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逐步转向“人格本位”。
“人格本位”中的“人”,是教育领域中不可忽略的命题。
心理学上,个体的人格可分为三个范畴: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三个部分中最基础、最本质和心理动力的资源。本我的唯一动机是释放欲望,满足需要;自我是生活的产物,与个体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超我则是追求“完美人格”的一种努力,其标准或参照是社会接受不接受,而不是个人得失如何。从人格本位出发来理解人本管理是顺应了历本论文由<
Ahref="/">整理提供史的发展。21世纪的工业社会在向知识社会过渡,未来的地球村要求每一个村民更加充分健康地发展自己的个性,运用智慧迎接挑战。此时的职业教育向人格本位的转向,体现了时代的要求。
(一)职业教育应注重饭店从业人员基本素质的培养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饭店员工的职业道德是饭店员工在饭店服务过程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敬业精神则体现在具有爱岗敬业的酒店意识,即以饭店的发展作为个人发展的前提,主动积极、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热爱本职工作,勤于本职工作,视宾客为亲人。
服务意识所谓饭店服务意识即饭店员工只要进入工作状态,就能自然地产生一种强烈的为客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欲望,以满足客人需要作为自己的快乐。客人想到的,服务员早已想到,客人没想到的,服务员也应想到。饭店员工的礼仪礼貌素养饭店员工仪表端正、衣冠整洁,不仅体现了对工作的热爱、对客人的热情,还能增强客人对饭店的信任感。仪态优雅,既体现了一个人的学识、修养,让人产生敬重之情,又体现了饭店的形象。饭店服务人员的礼貌服务具体表现在微笑服务和敬语的使用两方面。优质服务不是简单的技能操作,而是娴熟的技术操作与独具特色的个的结合。个又依赖于服务员的灵活性、应变能力。应变能力是员工知识储备、经验积累的结果,是满足不同客人需要,在服务中化险为夷的保证。
(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提高饭店从业人员的人文素养为学生营造职业素质养成的环境与氛围旅游学校的学生有着不同的教育与成长背景,但是,从进入旅游学校学习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是未来的旅游从业人员。学校应成为他们养成良好职业素质的摇篮,有责任采取教育手段改变他们的不良习惯。职业素质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长时期的培养。旅游学校应为学生营造出文明、卫生、优美、高雅的具有旅游专业特色的学习、生活环境,培养学生热爱旅游事业、热爱学校、热爱服务工作的高尚情操,使学生在学校就如同置身于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与专业技能的培训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通过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推崇优良的道德规范和符合时代特征的伦理道德观念教育,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人文精神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仅就伦理道德素质而言,儒家的“刚健观”可以培养学生在事业上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儒家的“义利观”,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使学生在生活中能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在工作中自觉抵制物质诱惑和精神污染……饭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也会带入某些消极的物质消费观念腐蚀员工的思想。如一些员工片面追求金钱,贪图物质享受,责任感不强,这些对旅游学校的学生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学校教育应通过传统文化教育与专业技能并重发展的培养模式为学生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打好基础。
人本管理是整个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时也是饭店管理理念发展的重要趋势。
饭店职业教育作为向饭店业输送生力军的重要渠道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人本管理突出人的作用的思想引导下,职业教育必将逐步脱离呆板技能培训的轨道,采取以职业素质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真正肩负起为企业培养适用性人才的职业教育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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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过程管理；物流管理；信息技术
物流是一门应用型科学，该学科本身强调对于实物流动过程的计划和控制。如果能够将物流管理的思想融于教学管理之中，对于日常教学管理中的实验教学管理、教学资料管理和人员管理都借助现代物流管理的思想来完成，将会为物流教学过程管理开启新的思路。
一、教学资料自动化管理系统
1．教学资料管理特征分析
教学资料的管理是高等院校教学过程管理的难点，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试卷以及毕业论文等教学管理对象种类多、数量大、查询频繁，其管理一直存在很多问题。传统的教学资料管理模式下虽然可以通过分类存储并建立资料卡片进行管理，但是管理的效率比较低，查询更新都比较困难，信息的共享性也比较差；由于高校扩招等原因，原有的教学资料数量大为增加，传统的管理手段的弊端日益凸现，以试卷管理为例，不但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而且查找十分困难。因此教学资料的管理具有管理对象复杂多样、更新速度快、涉及面广的特点，增大了其管理难度。
2．现代物流管理思想的运用
从现代物流管理思想角度理解，教学资料也是一种“货物”，其管理过程可以理解成为基本的货物库存管理，在合理地分析其特征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与之对应的教学资料自动化管理系统。借助现代化的物流设备和信息管理技术，使用包括自动化立体仓库设备、条码技术等在内的现代物流管理技术，实现教学资料的查询、存取等操作的数字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管理，极大地减轻了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率，该系统总体组成包括管理信息系统、自动化仓库系统、条码识别系统、物流传输系统以及智能监控系统等五部分。
二、实验教学管理
随着现代教学观念的不断转变，实验教学目前日益受到重视，但是随着实验教学对象和实验教学内容的不断扩充，实验教学的日常管理难度也在不断增加。
1．实验教学过程管理
目前高等院校中实验教学中提高开放性、资源共享性已经称为共识，而随之而来的是实验学生数量、实验教学内容大幅增加，传统的签到考勤制度等越来越显现出不适应现代教学要求，相关的学生信息，特别是记录实验过程的动态信息的管理已经成为影响实验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以利于教师能够及时的掌握相关教学情况，并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该管理系统包括以下主要的功能模块：
（1）学生基本信息管理模块：主要负责管理学生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专业，身份代码，自动识别标识等方面。
（2）学生学习任务管理模块：主要负责管理学生学习计划的制定、、以及学生实验教学的完成情况统计，该模块同时具备学习进阶权限管理功能，能够对根据系统掌握的信息对学生的实验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判定学生的实验操作水平，并确定学生分级实验教学的具体等级，为学生制定合理的实验教学计划，实现因材施教。
（3）学生实验成绩管理模块：主要负责学生实验成绩的记录、查询。
（4）实验教学内容信息管理模块：主要用于相关人员查询实验教学的基本资料，包括实验指导书、实验报告以及实验地点、实验步骤等教学信息。
（5）学生实验教学综合评价模块；能够对学生实验进行实时监测，完成实验数据的实时记录，并具有实验过程追溯能力，防止伪造实验数据，并能够对上交的实验报告进行评判，对学生的实验操作进行成绩评定。
2．实验室设备管理分析
目前由于实验教学内容不断丰富，实验室实验教学设备不断增加，同时在有限的实验资源范围内必须多个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实验场地等资源，这就带来实验设备更换识别的问题，以我校的理化实验室为例，一个实验室需要承担不同教师的近十项教学实验，管理上千台（套）不同类型的实验设备，而且不同的实验项目之间还存在着人员和设备的重叠，给实验室设备管理带来诸多问题，而采用现代物流先进的货物管理方法，引入RFID技术，建立实验设备的动态储存位置管理；同时利用该技术可以实现学生领取设备的动态管理，这样就可以将实验室设备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减轻了实验教学人员的工作量。
3．实验教学过程的人员管理
利用RFID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过程人员的自动化智能管理，自动实现对实验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实验出勤情况的纪录，并可以实现人员实验时间安排的合理规划，防止出现实验教学时间冲突的现象，对于简单的、基本无风险类操作实验，可以实现实验教学的无人化管理，实现学生实验时间的自动调配，有效地解决学生实验时间无法整体协调，实验教学无法整齐划一完成的难题困扰。
教学过程中的信息和资料管理的管理对象种类多样，且相互作用，并具有典型的实时动态变换特性，对教学过程的合理计划和控制，符合现代物流管理的基本思想，将现代物流管理的最新理念和技术合理地应用于教学过程管理，突破以往传统的手工资料收集、整理、查询的管理模式，以智能化、信息化为依托，从系统整体管理的角度出发，符合现代物流教学要求和实际情况的管理模式，将提高高校教学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参考文献
思想政治工作的我教育使人们会认识到，一个发展的社会需要合法有效的社会管理，一个发展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思想保证，所以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优势，我们必须将这个优势继续发挥。让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其闪光点。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功能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要保障、具有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具有导向作用。现如今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思想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形成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保证人们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在坚持主流意识时，倡导形成包容、多元、互补的文化氛围，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2.发挥社会教化功能，让社会拥有良好的氛围
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各种工作高效运转。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多元给管理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代的年轻人更加追求新鲜事物的刺激与享受，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教化功能，教育引导年轻人的心态，减少人们因为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所带来麻烦摩擦，减少社会问题。
3.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社会管理的应变性
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性格特点，在社会中每个人之间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不同人的生长环境，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思想水平状态都会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而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思想教育恰恰相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相对比较柔和。思想教育是将良好的社会观念，社会观、人生观、价值的判定在无形中传播给人们，让人们自己先进行判断什么是对与错，这样无形中的传播不会让人反抗。而且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中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像是一把尺子，能很好的丈量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思想教育能提升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人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回报社会，让社会良好运转，不断发展。
4.思想政治工作能促进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
我国拥有广大的人口数量，人是社会动物，在一起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社会公平、公正是最主要的，要想社会正常发展，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人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部分体系可能还在完善当中，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普遍让人们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时候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从认知思想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提升人们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让人们拥有幸福感，不会出现消极的态度，所以必须由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5.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协调社会关系
社会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必须有长久的眼光，从全局出发，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一隅，看问题不能片面。思想政治工作会拖动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了解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民俗现状，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发展的方向及目标，让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体现。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完善到社会的机制当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事情的诉求，从而使社会高速有效地运作，让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总结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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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墨家;兼爱;管理思想;企业管理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着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着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着《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