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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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互联网对于我们来说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互联网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著的影响着经济效率。
（一）互联网传输技术的低成本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对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作用十分明显。
（二）网络影响交易成本，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改变经营管理的模式，最终实现整个杜会的经济效率的飞速提高。
（三）互联网提供的大量的信息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为企业内部整合、调整结构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提供的动力和压力。
（四）互联网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提供了无限的信息数据库，使我们原来不敢奢望的资源共享成为可能。
（五）互联网的公开和透明，也为政府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广阔的开拓空间，提高政府管理国家的效率。
一个结论昭然若揭：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电子商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它以互联网作为依托，以网上的实物、资讯、乃至服务为交易内容，依靠其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迅速崛起，成为新的热点和增长点。
然而新的事物的产生，必然带来新的问题。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电子商务的出现，对传统的税收原则、税收概念与规范形成了冲击，给目前的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大困难，使国家税收流失的风险加大。本文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探讨我们面对电子商务，在税务、税收政策上所要应对的挑战，以及相应的可以采用的对策。
电子商务定义：
探讨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定义，对于电子商务的内涵，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义，我国经济学界也没有就此达成一致的观点。有观点认为，电子商务就是利用因特网，从寻找客户开始，一直至洽谈、订货、在线收付款、开据电子发票以及电子报关、电子纳税等通过因特网完成的商务系统。也有人认为，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是指在因特网上进行的商务活动，即利用互联网技术而形成的新的商业交易模式，其主要功能不仅包括网上电子广告、定货、付款、货物和服务递交等电子交易内容，而且包括市场调查分析、财务核算、生产调度、物资调配等电子商业内容。笔者认为上述定义都停留在表层上，没有真正揭示概念的内涵。作为一个较新的经济学范畴，电子商务至少有以下内涵：（1）它是使用互联网来做广告和出售有形产品；（2）它是使用电子媒介提供服务；（3）它是把信息转化为数据模式，并对数字产品加以传递。
如前简要说明，电子商务的具体形式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电子商务作为远程销售有形产品的方式。即互联网作为有形产品的交易场所而存在，互联网上实现的仅仅是查看商品目录、发出订单等，有形产品的配送仍通过传统的运输渠道进行。第二，电子商务作为远程提供服务的方式。即使用电子媒介从遥远的地方提供服务，包括通过电话、传真、因特网技术提供信息服务。第三，通过电子商务销售数字产品。即将图表（静态和影像的）、文本或声音转化为数字形式，对同样信息的数字版本加以传送或销售纯数字产品（如电脑程序）等。[1]
电子商务给财政税收带来的冲击
按常理，电子商务仅仅是商务交易手段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并没有脱离贸易的实质。也就是说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和交易额的急剧上升，理应大幅度的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政府的财政收入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大幅度减少。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由于很多公司、企业等开始大量转向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使得传统贸易方式的交易数量锐减，自然就波及到现行税收，造成了损失；其二，立法上的“真空”地带。我们知道，法律本身就一定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只有通过不断的调整，来弥补其滞后性。但是电子商务作为新生事物，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来势凶猛，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将我们的立法机关搞的措手不及，我们不得不承认，电子商务的发展的确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这就使得“税务部门还来不及全面研究制定相应对策，造成网络空间上的征税盲区，本来应该征收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税收大量流失。例如：美国函购公司一个公司搬迁到Internet上之后，政府就损失了约3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国内税务署署长玛格丽特??米尔纳，在1996年12月举行的国际税收第九届年会上，对无约束的电子商务可能导致的全球性政府收入的流失表示出了担心。”[2]
随着网络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大，网上税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们对网上纳税问题也逐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方案。
一是网上贸易就要交比特税，网上的消费行为、服务贸易、电子商务使许多企业和个人逃避了应尽的纳税义务。一个高税率国家的消费者只要付出很少的上网费便可从另一个低税率国家购买到比本国便宜得多的商品。Internet的电子贸易的特殊之处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数字化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交易的本质。对政府来说，本质上的交易行为都是应该纳税的。另外，Internet上聚集了大量蕴涵知识产权的知识产品，它们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法规的保护，而网上贸易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的享用几乎是无偿的，因此，政府对其征税无可非议。
二是网络暂不征税，面对网络贸易的发展，当务之急是如何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网络贸易和电子商务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在对网络贸易征税显然为时尚早。此外，目前不能对网络贸易征税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网络贸易由于缺乏明确、清晰的地理路线（而这种地理路线正是传统有形贸易的重要特征），网上交易很难确定买方、卖方和交易地点，尽管可以对通过Internet订货而最终由水路、陆路或空运完成交易的货物征税，但却很难对通过网络实现交易全过程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收税。[3]
应该说，上述两个观点也是旗帜比较鲜明主张，比较极端一些。（在**文章中，）我国财税法学领域也有作者提出比较中性的主张，认为应该坚持1.税收中性原则，2.财政收入原则，3.尽量利用既有税收规定原则，4.坚持国家税收的原则。[4]
我个人以为，从目前我国网络中电子商务的交易现状，税务部门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对网络征税，尤其是对电子商务征税。当然，因为我们立法上的不甚完善，应该以引导、规制为主，奉行一个相对中庸一点的政策。上文提到的第三种观点还是相对符合目前的国情的。管是必须的，因为如果置之不理，必然会使国家、企业的资源向电子商务大量转移，原因在前文中已做表述。造成国家税收的减少。加之“放权容易，回收权利难”，有朝一日，当政府发现电子商务已经到了严重危及政府财政收入，不治理不行的时候，会发现口子开的太大，想收时，于民心，于企业心，甚至于在国际交易中的信度都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是要管，但是可以采
用比较柔软一些的调整手段。毕竟从我国的税收实践来看，和西方发达法治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相对西方而言，在网络的安全性、网络的专业性、系统性上也还不可同日而语。
下面我将就我个人对于财税法的理解，给出一些建议。
前提是要把握好“度”，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说“国家既是人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人为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
首先，“无法则不立”要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税收管理法》，《电子签名登记管理办法》，并修改增加我国传统财税法中的相关法条。
其次，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既要有利于促进电子商务交易的健康发展，又要能确保政府实施正常的课税行为；既要学习借鉴各国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有效的做法，又要考虑到我国电子商务交易的发展现状和我国税收征管水平。
第三，针对电子商务本身交易形式的多元化，细化不同交易方式独立管理方式，应该针对其各自的特点，不一定在统一的模式下管理。
第四，强化税收的管辖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财政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客观上还存在着大量税收流失和财政收支缺口，我们绝不能放弃来源税收管辖权。
第五，借鉴国际电子税收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协作。同时应注意与国际税收体系的顺畅接轨。
第六，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传统的会计、审计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应该做重大的调整。会计：网络会计表现出实时性、多元性、集成性、简捷性、动态性、开放性、智能性技术特征。审计：应构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特有的审计理论和模式。审计要确保企业战略信息的安全性、可靠性，方便性和完整性。
「注释
[1]吕建锁，论电子商务与税制改革
[2]参考（人大全文数据库经济类2003年）李冰/王洛忠：《浅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若干税收原则》，载《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306.
[3]张楚：《电子商务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周忠海：《电子商务法导论》[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资料
[1]娄策群、王伟军：《电子商务政策法规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覃征、李顺东：《电子商务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杨坚争、高富平、方有明：《电子商务法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加快循环经济发展，正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的核心是“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减量化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Reuse）———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Recycle）———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作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1].上述三个原则在控制自然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加强产品的多次和反复使用，只有在避免产生和回收利用都无法实行时，才允许将废物进行最终的环境无害化处理。
可见，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活动规范及行为准则。它通过从“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整体社会循环，完成物质的反复循环流动的闭环运动过程，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很少产生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
1、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存在着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的态势。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又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由于生产中能源等资源利用率低，造成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循环经济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将产生重要的作用与深远影响。
2、循环经济是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
我国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程的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以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来带动经济高增长。目前我国既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废物产量的最小化甚至零排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的压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3、循环经济是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的进一步拓展
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清洁生产在企业生产过程的实施以及各企业间工业生态链上的良性循环，不仅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产中的废弃物，而且使这种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的理念扩大到消费领域。于是清洁生产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从企业内部走向企业群之间再走向社会，形成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从发展国民经济的高度和广度将环境保护引入经济运行机制。
4、循环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日益密切，环境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的重要障碍。由于我国经济整体环保水平较低，在外贸领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一些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由于在生产、包装、使用等环节的环保要求偏低，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污染产业、有害物质和外来物种入侵将对我国国家环境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因此，要增强我国的环境竞争力，实现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也要求发展循环经济。
5、循环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要实现生态文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如果继续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由于经济建设的资源环境基础的制约，物质文明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满足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三、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启动和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财税政策是比较理想的政策手段，它可以很好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包括利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效能。通过财税政策来鼓励对环境有建设意义的活动，阻止对环境有破坏性的活动，就能把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可以从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来分析。
1、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又可分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我国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由于以上公共设施建设的承建企业经济负担较重，所以政府通过投资性的支出，既可以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也可以调动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此外，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公用性事业，政府也应加大投入力度。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制定相关的采购政策来促使市场鼓励再循环利用。如1993年克林顿政府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机构采购的所有纸张到1995年必须含有20%或更多用过的废纸，2000年时又增加到25%.这一做法给再生纸提供了日益兴旺的市场，将再生纸由经济上的一种债务变成了一种资产。而在我国除纸张外，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中的钢铁，铝制饮料罐等的再循环利用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可通过政府的绿色购买行为，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以此影响消费者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3].
在转移性支出方面，主要涉及到财政补贴。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都通过财政补贴对于相关企业予以支持。如美国国家环保局从1978年开始对设置资源回收系统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根据不同的情况，补贴量为10%-90%；德国对于兴建环保设施也给予财政补贴，其补贴数额相当于投资费用的一个百分点，对建造节能设施所耗费用，按其费用的25%给予补贴；日本政府在《废弃物处理与清洁法》中规定，修建废弃物处理设施要从国库中提供部分财政补贴等[4].而目前我国对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与治污的企业财政补贴仅限于少数几项间接补贴，如利润不上缴、减免税收、先征后返等，这对相关企业的鼓励与支持效果甚微。而对于构建循环经济系统，需要经常性的直接财政补贴的支持。因此，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照顾，例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此外，我国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从而大幅度地调动企业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2、税收政策
（1）调整现行税制。首先，要改革现行的资源税。一是扩大征税范围。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税，这无论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是保护生态环境均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只对部分矿产品和盐进行征收，征税范围狭窄，这不利于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解决我国目前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以及防止生态破坏行为，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也应尽快被纳入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二是实行累进课征制。相对于其他税种而言，资源税还具有特殊性，即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进行的惩罚性税收，因此对资源税的征收应采取累进制方式。也就是将资源的使用量划分档次，不同的档次使用不同的税率，税率逐级跳跃式增加。这样，对于需要大量自然资源输入的企业，较高的资源税率将成为企业的负担，从而迫使企业上马环保工程，转产停产，提高产品价格，加大环保型产品的研发。
其次，开征一些新税种。一是征收新鲜材料税。为了减少原生材料的使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征收新鲜材料税，借鉴其经验，我国也可尝试开征新鲜材料税，从而促使人们少用原生材料。二是征收填埋和焚烧税。这种税在美国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最早征收，也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呼应。垃圾填埋具有成本低的特点，收取填埋税使这条最便宜的垃圾处理途径的成本增加，因而可以使减量和再生利用资源显示出吸引力。此外，还应分期分批的开征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垃圾填埋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对不同地区、部门及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同时加强征收管理，税款实行专项管理，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2）加大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上，应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对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项目，应给予各种税收优惠。具体来讲，近期可考虑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在进口税方面，降低高耗能产品进口关税，对相关进口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对导致高能耗的仪器、设备、技术的进口提高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二是调整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研发费用的税前扣除比例；对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法记提折旧；对购置相关设备，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税收优惠；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对生产在《资源综合利用》范围内的废弃再生资源产品的企业予以免征相关所得税。三是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税收政策。低油耗、小排量车辆作为一种节能环保产品，要经过设计———生产———销售———消费———报废的产品生命流程。对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考虑从这一产品生命流程各环节采取不同措施：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对企业与技术提供商实行税收减免或补贴，对节能生产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品生产企业降低所得税税率；对流通企业实施增值税减免；对消费者免收此类商品消费税，降低此类商品燃料税税率；对专门回收此类商品的企业，在其营业之初，减免所得税。
[参考文献]
[1]王成新，李昌峰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抉择[J]理论学刊，2003，（1）：19-22
[2]周玉梅构建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04，（2）：37-39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特别是与经济的起伏波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更受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诸多经济政策变量的直接影响。正因如此，但凡关注资本市场的人，没有不关心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和走势的。其中又尤以对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注为最。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似需着重考虑和解决如下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政策的调整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不仅具有企业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而且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有积极作用与重要影响。
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由于强调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必须占控股地位，同时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作出了禁止国有股上市流通的规定。不仅如此，在股份中还设置了法人股，其中有属于发起人的法人股和募集的法人股，也不准上市流通（只有少数法人股在CTAQ系统和NET系统流通）。此外，又设置了内部职工股（事实上是给职工的一种福利性安排），上市三年内也不许流通。这样，如果不考虑B股的情况，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是向公众募集的那一部分。根据证监会的资料，1998年全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中可流通的股份（包括A股、B股和H股）仅占34.11%。这种股份结构，特别是国有股、法人股和职工内部股的长期不流通，不仅使这几种股票与公众募集股处于同股不同价（前者按票面价或原始价，后者按市场价）的非公平状态，而且60%以上的股份不流通，也使证券市场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资源（资产）重组功能严重受损，还使国家因国有股、法人股的不上市而付出了巨大代价。
因此，无论是从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还是从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产权流动和资产重组等角度来看，配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国有股、法人股乃至职工内部股的僵化不流通局面，都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
特别是在今年8月8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准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证券二级市场的股票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不合时宜了。
二、关于财政性融资政策问题
国家的财政性、政策性融资，是一个牵延性强、牵涉面较广的大问题，许多方面都与资本市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就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解决，显得尤为突出：
──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政策有待改革和改进。就当前情况看，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他们分别承担着具体的社会目标，不实行公司化体制而实行完全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是真正的国有金融机构。然而，由于受制于国家的财政困难，财政拨付的资本金严重不足，主要依靠向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来筹措资金，筹资成本较高，故而严重影响了其政策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后腿。有鉴于此，可考虑让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以国家信用为后盾，通过市场化的渠道筹措资金。这样做，一则可降低筹资成本；二则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三则也可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可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转向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适时调整国债的发行范围和发行对象。考虑到银行较大的存贷差规模，我国近两年的国债发行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发行对象。今后似应部分地转向城乡居民。这样做，一则可加大启动社会资金的力度；再则，对于那些具有投资意愿的居民群体来说，也不会产生对其消费的“排挤效应”。
三、关于充分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积极作用问题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在具有高风险和高利润同时，并存着不确定性。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风险投资的发展如无政府的参与和积极推动是不行的。其中包括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的制定与引导，对产、学、研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匹配的组织与推动，以及政府除了在基础研究阶段给予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以外，还往往需要通过设立“孵化器”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为风险投资提供充分的选择余地。此外，市场环境、资本市场和中介组织则是风险资本运作的必要条件。可见，风险投资既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有直接关系，又与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与财税政策有着紧密关联，而且也是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领域或重要方面。
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通常是从不同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投入新兴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都以股权的方式投资到众多的高科技企业，通常是参股于企业，而不对企业实行控股，投资额一般占公司股份的15—20%，待项目成功，企业获利增加后再将投资收回。风险资本获利一般通过这样四种办法：一是低价获得公司的股票作为报偿，如果新创企业成功上市，这些股票就会大幅增值，风险投资家就能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二是目标企业未上市，通过协议的方式被另外的企业收购兼并，并从这种兼并中获利；三是风险基金本身的上市与回赎；四是对基金股份的回购。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本身就既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依托，又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扩大资本市场空间或容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这种投资方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十分盛行。风险投资帮助很多新创网络公司通过经营上的难关，并成功地发行原始股。在美国，今年第2季度，仅新创网络企业就获得38亿美元投资，而投入科技企业的风险资本高达60亿美元，占所有风险投资金额的90%。在我国，随着科技进步步伐的日渐加快，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蓬勃生长，作为高科技产业化推进器的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它对资本市场的意义，也将越来越为世人和投资者所关注与青睐。
四、关于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税制与税政问题
这方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如就其中的突出问题来看，以下两点似应首先予以重视和研究解决：
──尽快研究解决股份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所得税名义税率统一，但实际税率却杂乱无序的问题。据粗略统计，在我国当前的数百家上市公司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困难，目前正在实行的财税政策虽然在排污治污、合理运用资源和奖励优秀企业等的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政策中支持力度还是不够全面。具体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循环经济的界定政策不明确
循环经济的发展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对循环经济给予了巨大的扶持力度和优惠力度。但是，对于循环经济的界定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政策能给予区分，这就导致许多企业打着循环经济的幌子来骗取政府部门的优惠。这就会使许多不法企业谋取到高额利润，从而扩大生产力度，这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相悖的。而那些真正的循环经济企业却会因此得不到应有的扶持和奖励。此消彼长，会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循环经济这种发展模式的区分在国外已经有了大体的模式，而国内信息交流的局限也是对循环经济界定不明确的一大原因。
（二）循环经济企业税务依旧较高
发展循环经济是能够造福子孙后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必须拿出诚心，且加大力度扶持。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循环经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缴纳高额的税款，导致循环经济企业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充分利用等方面发展创新上不够全面充分，技术资金的投入就会减缺。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会变慢。而发展循环经济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国家就会大力减免循环经济企业的税收，乃至不征税。用这种方式来加大对循环经济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我国政府对资源与环境的投入过少问题由来已久，日本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已经达到了国民GDP的4%，而我国的投入仅仅占国民GDP的1.5%。从中不难看出，我国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并不是十分重视，想要达到“治大于污”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企业税务优惠针对性较差
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会衍生出许多种类的循环经济，包括水循环和其他资源循环等。这些多种形式的循环经济会有着各自的特点。但是，现行的循环经济税务优惠政策缺乏足够的循环经济种类的针对性。比如，适合水循环经济的的税务优惠政策对其他种类循环经济不尽合适。这就会导致大量的资源流失和循环经济发展缓慢。
（四）政府绿色采购不合理
虽然我国对政府的采购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次研究，也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成效。但是，至今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正在制约着经济的发展。首先，政府采购的规模较小，并且与发达国家一比就会发现，我国的政府采购支出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太低。其次，所采购的绿色产品缺乏明确的认证制度，有很多不符合绿色产品的商品鱼目混珠进入采购的范围。另外，政府的绿色采购行动没有真正的起到带动优秀企业发展的作用，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五）对循环经济的激励政策是短板
这一问题的存在方式主要是两方面，首先，对循环经济的激励方式的缺乏。目前，我们国家发展的循环经济企业都面临着制约多而激励少的窘境。另外，对循环经济仅有的激励机制力度不大。这就是政府财政投入的缺乏，对循环经济企业的优惠力度不大，导致循环经济发展缓慢。
二、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措施
（一）加大政府财政补贴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都需要来自多方面的力量的维护和扶持，循环经济的发展也一样。国外在这一点就做得很好，每年对新兴经济的发展投入就占了当年政府财政支出的8%~10%。我国的环保事业起步较其他国家晚，更应该加大财政投入。我国也应多向发达国家学习优秀之处，为推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事业的研究和发展，应加大对循环经济的专项资金投入。
（二）设立优惠贷款
国外对循环经济的企业不仅仅会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还会对许多企业提供优惠的贷款政策，不仅贷款金额多于其他企业，贷款的利息还会比其他企业少许多。用这种方式来扶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场地要求较高，对科技的要求也很高。因此，投资多，获利周期长是其一大弊病，资金就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一大因素。所以，我国应建立专项资金，为其提供优惠贷款，扶持其成长。
（三）政府采购的带头作用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采购行动势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大环境下，政府应起到带头作用。积极采购绿色产品，对不合格的“伪”绿色产品坚决抵制。同时完善绿色产品的界定机制，让好的产品受益，让不好的产品进行改进。
三、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措施
（一）改进多种资源的税收
我国资源数量丰富，但是我国的人口基数也众多，平均到每一个人头上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首先要在资源上下功夫。自然资源有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所以，政府需要调整资源税款，调高不可再生资源的税款，同时相应降低可再生资源税款。对企业的资源使用形成一种正确的导向，使其多多使用可再生资源。
（二）把企业的排污费变为排污税
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排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排污费的征收难免会有些不法企业钻空子，不按规定排污。因此，在笔者看来将排污费改为排污税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样使得企业自己产生排污的意识，可以刺激企业改进自己的排污系统和生产结构。这对一些落后企业的产业优化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定点征收垃圾税
伴随着生产水平的提升，城镇的垃圾问题日渐突出，这给循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早些年爱尔兰就开始征收垃圾税来减轻城市的负担。由此，我国也可以尝试征收垃圾税，使得居民能自觉分类处理垃圾，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结语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加快循环经济发展，正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的核心是“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减量化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Reuse）———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Recycle）———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作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1].上述三个原则在控制自然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加强产品的多次和反复使用，只有在避免产生和回收利用都无法实行时，才允许将废物进行最终的环境无害化处理。
可见，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活动规范及行为准则。它通过从“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整体社会循环，完成物质的反复循环流动的闭环运动过程，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很少产生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
1、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存在着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的态势。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又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由于生产中能源等资源利用率低，造成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循环经济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将产生重要的作用与深远影响。
2、循环经济是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
我国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程的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以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来带动经济高增长。目前我国既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废物产量的最小化甚至零排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的压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3、循环经济是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的进一步拓展
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清洁生产在企业生产过程的实施以及各企业间工业生态链上的良性循环，不仅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产中的废弃物，而且使这种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的理念扩大到消费领域。于是清洁生产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从企业内部走向企业群之间再走向社会，形成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从发展国民经济的高度和广度将环境保护引入经济运行机制。
4、循环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日益密切，环境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的重要障碍。由于我国经济整体环保水平较低，在外贸领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一些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由于在生产、包装、使用等环节的环保要求偏低，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污染产业、有害物质和外来物种入侵将对我国国家环境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因此，要增强我国的环境竞争力，实现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也要求发展循环经济。
5、循环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要实现生态文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如果继续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由于经济建设的资源环境基础的制约，物质文明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满足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启动和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财税政策是比较理想的政策手段，它可以很好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包括利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效能。通过财税政策来鼓励对环境有建设意义的活动，阻止对环境有破坏性的活动，就能把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可以从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来分析。
1、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又可分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我国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由于以上公共设施建设的承建企业经济负担较重，所以政府通过投资性的支出，既可以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也可以调动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此外，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公用性事业，政府也应加大投入力度。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制定相关的采购政策来促使市场鼓励再循环利用。如1993年克林顿政府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机构采购的所有纸张到1995年必须含有20%或更多用过的废纸，2000年时又增加到25%.这一做法给再生纸提供了日益兴旺的市场，将再生纸由经济上的一种债务变成了一种资产。而在我国除纸张外，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中的钢铁，铝制饮料罐等的再循环利用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可通过政府的绿色购买行为，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以此影响消费者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3].
在转移性支出方面，主要涉及到财政补贴。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都通过财政补贴对于相关企业予以支持。如美国国家环保局从1978年开始对设置资源回收系统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根据不同的情况，补贴量为10%-90%；德国对于兴建环保设施也给予财政补贴，其补贴数额相当于投资费用的一个百分点，对建造节能设施所耗费用，按其费用的25%给予补贴；日本政府在《废弃物处理与清洁法》中规定，修建废弃物处理设施要从国库中提供部分财政补贴等[4].而目前我国对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与治污的企业财政补贴仅限于少数几项间接补贴，如利润不上缴、减免税收、先征后返等，这对相关企业的鼓励与支持效果甚微。而对于构建循环经济系统，需要经常性的直接财政补贴的支持。因此，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照顾，例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此外，我国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从而大幅度地调动企业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2、税收政策
（1）调整现行税制。首先，要改革现行的资源税。一是扩大征税范围。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税，这无论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是保护生态环境均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只对部分矿产品和盐进行征收，征税范围狭窄，这不利于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解决我国目前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以及防止生态破坏行为，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也应尽快被纳入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二是实行累进课征制。相对于其他税种而言，资源税还具有特殊性，即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进行的惩罚性税收，因此对资源税的征收应采取累进制方式。也就是将资源的使用量划分档次，不同的档次使用不同的税率，税率逐级跳跃式增加。这样，对于需要大量自然资源输入的企业，较高的资源税率将成为企业的负担，从而迫使企业上马环保工程，转产停产，提高产品价格，加大环保型产品的研发。
其次，开征一些新税种。一是征收新鲜材料税。为了减少原生材料的使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征收新鲜材料税，借鉴其经验，我国也可尝试开征新鲜材料税，从而促使人们少用原生材料。二是征收填埋和焚烧税。这种税在美国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最早征收，也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呼应。垃圾填埋具有成本低的特点，收取填埋税使这条最便宜的垃圾处理途径的成本增加，因而可以使减量和再生利用资源显示出吸引力。此外，还应分期分批的开征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垃圾填埋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对不同地区、部门及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同时加强征收管理，税款实行专项管理，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2）加大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上，应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对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项目，应给予各种税收优惠。具体来讲，近期可考虑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在进口税方面，降低高耗能产品进口关税，对相关进口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对导致高能耗的仪器、设备、技术的进口提高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二是调整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研发费用的税前扣除比例；对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法记提折旧；对购置相关设备，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税收优惠；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对生产在《资源综合利用》范围内的废弃再生资源产品的企业予以免征相关所得税。三是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税收政策。低油耗、小排量车辆作为一种节能环保产品，要经过设计———生产———销售———消费———报废的产品生命流程。对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考虑从这一产品生命流程各环节采取不同措施：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对企业与技术提供商实行税收减免或补贴，对节能生产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品生产企业降低所得税税率；对流通企业实施增值税减免；对消费者免收此类商品消费税，降低此类商品燃料税税率；对专门回收此类商品的企业，在其营业之初，减免所得税。
[参考文献]
[1]王成新，李昌峰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抉择[J]理论学刊，2003，（1）：19-22
[2]周玉梅构建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04，（2）：37-39
摘要：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有其财税政策因素：这主要包括地区财政支出总量不足、结构欠佳，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较为薄弱；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缺乏强而有力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系与政策的支持等。要开发西部，财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是关键，如：规范中央财政对西部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纵横转移支付力度；不断改进西部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零基预算；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投资的财税优惠差距，公平投资的政策环境；着力构建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框架等。
关键词：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策；政策性投融资
一、西部地区欠发达的财税政策因素分析
1．地区财政支出总量不足、结构欠佳，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较为薄弱。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在现行分税制不完善，特别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亟待改进的情况下，西部地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制约了其地方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而低水平的地方财政支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其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据资料分析，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在近二十年中与华东地区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人均财政支出之比（华东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已由1980年的1∶1．123下滑到1997年的1∶0．82。从两大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状况对比看，西部地区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文教科卫和其它各方面支出比例明显偏低，而行政管理费及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比重则大大超过全国和东部地区。这种偏低的财政支出总量和不良的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建设、人才培养、技术进步、公共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地表明西部财政目前更多地体现为吃饭财政。这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所要求的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按照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支出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公共投资在经济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应较高，因为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需要公共部门参与投资，这些公共投资通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使其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期阶段的必要条件。
显然，由于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在总量与结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性，已使得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投资硬环境得不到起码的改善。仅从铁路密度来看，每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的铁路长度，全国平均为59．8公里，东部高达132公里，西部仅为25．2公里，西部铁路的网间距离达727公里，远远超出了公路运输的有效范围，致使许多地区处于封闭状态。
而为了解决财政支出方面的现实困难，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对企业征收非税收入来弥补财政不足，从而使得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远高于东部地区企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振兴。据调查，四川省1993－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10．74％，非税负担为21．7％，税费负担合计为32．44％；西安市百户企业调查，1993－1996年平均税收负担为12．91％，非税负担为26．39％，税费负担合计高达39．3％。而东南沿海的广东省，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7．61％，非税负担为15．22％，企业税费负担之和则为22．83％，尽管也较高，但与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明显要轻。事实上，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税负提高幅度。
2．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均衡发展的政策。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首次列出“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篇”，提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各自发展方针起，与“非均衡布局战略”相配套，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以区域优惠为侧重点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一般地区”由低到高的梯级税率（15％、24％、30％，经济特区部分企业最低为10％）。尽管在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财税优惠在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当基本的决定因素对于一项盈利性投资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东部的FDI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时，从边际角度来看，财税优惠无疑会左右投资。事实上，特别优惠的财税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使外资、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也因收益差异而逐步东移，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回波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东部地区与非优惠的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联合国有关投资地区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相关（见表1）。
3．缺乏强而有力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系与政策的支持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由于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次大战以来，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的重视。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尽管建国之初就有，并经1979年以来的不断改革，初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格局。但由于投资的重点复又从中西部地区转向沿海地区；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多元化投资主体、多种资金来源之间存在矛盾；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严重不足；各投融资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与协调；再加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政策投融资体制定位的不合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政府金融优惠形式单一等原因，政策性投融资（包括政府直接投融资和金融优惠，特别是金融优惠）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开发、先导、引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缺位，西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二、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
1．规范中央财政对西部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纵横转移支付力度。
要改善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状况，扩大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增加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全局，带动作用较大的重要项目，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转移支付形式，增强转移支付机制在均衡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功能，应是当务之急。众所周知，美国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之所以能在近几十年中迅速崛起，缩小与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除了得益于美国政府60年代初制定各种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促进后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外，联邦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功不可没。仅1975年就有308．49亿美元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南部。到1984年，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各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西部占22．6％，南部占34．5％，东北部占21．6％，中北部占21．3％。财政资金的大量倾斜大大支持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由于受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制约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方针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财力差距甚大。据资料分析，我国1996年人均财政收入（扣除债务收入）近600元，人均财政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976．6元，为贵州的14．2倍。从财力自给能力系数来看，上海为578％，北京为366％，为33％，贵州为40％。这表明我国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大，涉及范围广，具备进行纵横交叉转移支付的条件和可能。我国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近几年中虽有所修改，但在结构及其功能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确定不规范、数量不足，属于补质的转移支付种类过多，税收返还政策使得转移地区重点不突出，一般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分工和协调不够，纵向转移支付缺少横向转移支付方式的密切配合等。为确保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建议今后应运用立法手段确保转移支付机制的严肃性、一贯性和连续性，按照方向性和透明度原则及多种措施综合配套的原则，规范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展横向转移支付。在现有基础上，逐年缩减税收返还的规模，逐年扩大中央对西部一般性转移支付量，采用因素法科学核定，逐步提高西部居民可享受的基本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水平；根据各项基础设施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性、规模大小、影响范围等因素，科学确定中央财政直接负担的专项转移支付比例水平；积极探索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形式，逐步形成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为辅?
2．改进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零基预算。
综观西部地区财政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其财力供给能力较低，财力规模过小，“吃饭财政”的特征较为明显。加上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有限，且往往都是“戴帽”下达，地方财政的收支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看到，财政“越位”问题也相当严重。一些很少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后勤服务部门被划入了行政范围，部分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至今仍列入财政供给范围。于是形成与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相对应的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一胀再胀”，财政供养人员有增无减。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较低，传统的以财源建设为己任的聚财和理财方式，导致财政在市场领域的相关支出不断上升，财政的基本职能难以有效实现。要逐步改变西部地区财政入不敷出、越位与缺位并存的不合理状况，光依赖中央财政的支持是不现实的，必须同时做好地方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彻底摒弃管理基数法，逐步推行零基预算。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近年来试行了零基预算，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基础管理工作没做好等多方面的原因，效果不很明显。从目前来看，推行零基预算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较为规范的零基预算信息体系，做好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定员定额管理，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上，严格确定单位人员编制。按照财政支出项目的轻重缓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当然，零基预算只是预算编制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并不能对控制预算支出起决定性作用。要使零基预算能够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我认为，关键是要坚持按《预算法》办事，强化预算约束机制，建立健全支出监督体系；重视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管；彻底改变重收入、轻支出管理的陈旧观念；实行公共财政支出管理。
3．缩小东、西部地区投资的财税优惠差距，公平投资的政策环境。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原有的主要针对沿海地区的以地区倾斜为主、辅之以产业倾斜并交错使用减低税率、定期减免税和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手段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和发展的需要。调整地区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产业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已是大势所趋。今后，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一方面，国家应在严格控制东西部地区之间税收待遇差异扩大的基础上，按照国税发1999172号文件的指示精神，逐步把在东部沿海实施多年且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实行，甚至可考虑建设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通道或基地，辐射和带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如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广西防城港开辟西部保税区。另一方面，也可考虑逐步取消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税负政策，将内资企业的税负减到外资企业的水平，特别是对东部地区来西部投资开发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以吸引来自西部地区外的各种资本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地扩大财税优惠政策的引流效应。要借这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投资审批权下放的契机，加快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项目审批程序与方式，改串联式审批为并联式审批，努力在西部的投资软环境上做足文章。
4．着力构建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框架。
西部开发所需的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大量的前期启动资金。财政通过增加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项目的直接投资规模，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纵观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起飞历程，几乎无一例外不借助集财政性与金融性于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资。韩国在经济起飞的“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投融资贷款占政府农林水利投资的25．8％，社会公共投资的53．2％；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为振兴边远落后地区的发展，先后于1956年和1972年建立了北海道东北开发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1／3的投资补助；荷兰政府为鼓励工商业扩散到兰斯塔德（RandstadHolland）大城市区以外的地区，对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扩建的企业提供10％－30％的奖励金，而对新建企业提供15％－35％的奖励金。英国政府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为鼓励外商、国内企业和私人资本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投资设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鉴于我国现行的财政投融资还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套路，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融资体制与运行机制，积极探索新体制，运用新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着力重塑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构建所需之政策框架，无疑将极大推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为此，一方面，国家要尽快理顺财政与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关系，建立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而又完全有偿的投融资体系，通过编制集中统一的《政策性投融资计划》来协调财政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建立西部开发银行为西部地区的开发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财政投融资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各种金融优惠如政府投资补助、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和政府保险等在西部开发中的积极引导作用，同时要注意政府实施的政策性投融资与民间金融的相互配合、补充，以期达到“四两拔千斤”的引资效果。
参考文献：
1“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组．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及管理对策J．管理世界，1999，（1）．
2郭信昌．关于我国保税区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思考J．南开经济研究，2000，（1）．
3程江，符军．美国政府是如何开发欠发达地区的J．经济纵横，2000，（3）．
4张守凯．政府间转移支付方式的比较及选择J．财贸经济，1999，1．
5安体富，岳树民．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判断及其调整J．经济研究，1999，（3）．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特别是与经济的起伏波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更受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诸多经济政策变量的直接影响。正因如此，但凡关注资本市场的人，没有不关心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和走势的。其中又尤以对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注为最。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似需着重考虑和解决如下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政策的调整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不仅具有企业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而且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有积极作用与重要影响。
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由于强调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必须占控股地位，同时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作出了禁止国有股上市流通的规定。不仅如此，在股份中还设置了法人股，其中有属于发起人的法人股和募集的法人股，也不准上市流通（只有少数法人股在CTAQ系统和NET系统流通）。此外，又设置了内部职工股（事实上是给职工的一种福利性安排），上市三年内也不许流通。这样，如果不考虑B股的情况，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是向公众募集的那一部分。根据证监会的资料，1998年全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中可流通的股份（包括A股、B股和H股）仅占34.11%.这种股份结构，特别是国有股、法人股和职工内部股的长期不流通，不仅使这几种股票与公众募集股处于同股不同价（前者按票面价或原始价，后者按市场价）的非公平状态，而且60%以上的股份不流通，也使证券市场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资源（资产）重组功能严重受损，还使国家因国有股、法人股的不上市而付出了巨大代价。
因此，无论是从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还是从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产权流动和资产重组等角度来看，配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国有股、法人股乃至职工内部股的僵化不流通局面，都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
特别是在今年8月8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准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证券二级市场的股票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不合时宜了。
二、关于财政性融资政策问题
国家的财政性、政策性融资，是一个牵延性强、牵涉面较广的大问题，许多方面都与资本市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就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解决，显得尤为突出：
──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政策有待改革和改进。就当前情况看，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他们分别承担着具体的社会目标，不实行公司化体制而实行完全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是真正的国有金融机构。然而，由于受制于国家的财政困难，财政拨付的资本金严重不足，主要依靠向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来筹措资金，筹资成本较高，故而严重影响了其政策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后腿。有鉴于此，可考虑让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以国家信用为后盾，通过市场化的渠道筹措资金。这样做，一则可降低筹资成本；二则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三则也可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可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转向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适时调整国债的发行范围和发行对象。考虑到银行较大的存贷差规模，我国近两年的国债发行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发行对象。今后似应部分地转向城乡居民。这样做，一则可加大启动社会资金的力度；再则，对于那些具有投资意愿的居民群体来说，也不会产生对其消费的“排挤效应”。
三、关于充分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积极作用问题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在具有高风险和高利润同时，并存着不确定性。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风险投资的发展如无政府的参与和积极推动是不行的。其中包括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的制定与引导，对产、学、研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匹配的组织与推动，以及政府除了在基础研究阶段给予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以外，还往往需要通过设立“孵化器”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为风险投资提供充分的选择余地。此外，市场环境、资本市场和中介组织则是风险资本运作的必要条件。可见，风险投资既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有直接关系，又与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与财税政策有着紧密关联，而且也是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领域或重要方面。
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通常是从不同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投入新兴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都以股权的方式投资到众多的高科技企业，通常是参股于企业，而不对企业实行控股，投资额一般占公司股份的15—20%，待项目成功，企业获利增加后再将投资收回。风险资本获利一般通过这样四种办法：一是低价获得公司的股票作为报偿，如果新创企业成功上市，这些股票就会大幅增值，风险投资家就能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二是目标企业未上市，通过协议的方式被另外的企业收购兼并，并从这种兼并中获利；三是风险基金本身的上市与回赎；四是对基金股份的回购。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本身就既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依托，又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扩大资本市场空间或容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这种投资方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十分盛行。风险投资帮助很多新创网络公司通过经营上的难关，并成功地发行原始股。在美国，今年第2季度，仅新创网络企业就获得38亿美元投资，而投入科技企业的风险资本高达60亿美元，占所有风险投资金额的90%.在我国，随着科技进步步伐的日渐加快，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蓬勃生长，作为高科技产业化推进器的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它对资本市场的意义，也将越来越为世人和投资者所关注与青睐。
四、关于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税制与税政问题
这方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如就其中的突出问题来看，以下两点似应首先予以重视和研究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