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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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商业存在;贸易壁垒
与传统中医的诊疗服务不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更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和优势，容易为东道国成员所接受，因此，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是中医药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在市场准入方面遭遇了诸多贸易壁垒。
一、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概述
（一）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模式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提供模式主要有四种：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中，其服务提供模式往往不是单一的。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商业存在日益成为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主力军，成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在海外得以长久存在的主要战略支撑。
（二）市场准入面临的非关税壁垒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是指一国允许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进入本国的条件、门槛和制度。由于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一国为保护本国的服务市场，通常会采取一些非关税壁垒措施，消除或降低对本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限制。
（三）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民众对养生保健开始越来越关注，再加上国际上“回归自然”浪潮的兴起，中医养生保健在世界范围内正备受瞩目。现阶段，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在商业存在模式下有以下特点：1．服务机构数量有限：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是传播中医保健服务的有生力量，但是目前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数量有限，能够走出国门的中国养生保健服务机构更少。规模相对较大，如瑞士莲福中医药集团，在瑞士和美国开设了21家连锁医疗中心，开展针灸，推拿服务，并创建“联中药厂”为其所属诊所提供重要保健品和养生药茶。这样的机构并不多见。2．从业人员输出规模小：近年来,世界中医学联合会和瑞士中医集团、洛桑中医诊所、欧洲中医基金会以及阿曼苏丹国开展中医医疗、保健、教育等开展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建立了一些长期合作关系的中医人才派出渠道。总体上，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从业人员输出规模较小。
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壁垒问题
服务贸易的无形性和不可储存性决定了其壁垒表现形式只能是非关税壁垒，一方面是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对从业人员资质及其跨国执业方面的法律规制。
（一）市场准入壁垒
以澳大利亚为例，目前澳大利亚有5000多家诊所，其中中医诊所比较少。中医保健、针灸等是西医从业人员的辅助治疗方式，目前有3000个西医诊所内设立针灸治疗项目。澳洲政府近年来通过语言、专业对中医、针灸师开始启动注册，限制了相关保健医师从业资格，影响了一些中医诊所的正常营业。
（二）从业人员市场准入壁垒
1．澳大利亚对中医养生从业人员市场准入限制：作为“补充医学”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受到了一定限制。据统计，澳大利亚约有4500名针灸、中医师，虽然中医针灸服务在澳洲已经被广泛认可，但是自2012年7月1日开始，澳洲通过对境内的中医、针灸师颁发许可证来限制医师的行医范围和对象，这使得近90%中医难以在澳洲独立行医。澳洲医学会对上千名会员统计，目前通过注册者仅为13%，有条件注册者为87%，其中限制注册者为25%。对中医、针灸师的法律限制将阻碍中医养生保健从业人员在当地医院、诊所的执业。2．美国对中医养生从业人员的市场准入限制：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在美国是补充和替代医学（以下简称CAM）。近年来，美国接受CAM治疗人数正逐年增加。据调查1997-2002年5年间，CAM疗法呈稳步增长趋势，最长用的有肌肉松解疗法（14.2%）和按摩疗法（7.4%）。随着中医保健在美国市场的不断升温，美国各州开始针对中医保健医师的从业资格进行一定考核。目前美国50个州中有44个州对针灸师通过按期完成继续教育学分的方式颁发针灸执照。美国成立的东方医学资格认定委员会，对相关中医保健从业人员资格进行认定管理。这些管理活动对中医养生保健从业人员构成了间接限制。
三、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壁垒在GATS框架下的分析
在GATS框架下，服务贸易的两道关卡是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者联系紧密，市场准入是适用国民待遇的前提，国民待遇又是市场准入的保证。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主要是“开业权”和服务提供者资格的问题。
（一）市场准入
在商业存在服务模式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壁垒主要表现为限制服务机构设置和限制服务提供者资格及流动等。前者主要表现为设置较高的门槛或限制开业权等。这种壁垒涉及到养生保健服务提供商在本国的存在及允许参与的程度；中医养生保健外籍雇员市场准入方面的壁垒主要为对从业人员入境手续和就业许可方面的限制等。为了减少贸易壁垒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GATS限制成员方在服务贸易中设置市场准入方面设立壁垒。市场准入在GATS并非一般性义务，而是根据承诺表承担特定的义务。具体到健康保健服务领域，一成员方在市场准入方面所做的承诺，涉及到该成员方是否允许其他成员的健康保健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服务市场及进入程度问题。合法管理与市场准入壁垒有时候难以区分，构成市场准入的主要障碍。非关税壁垒通常规定在各国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性法规之中，并且经常以合法管理的名义出现。以澳大利亚为例，对中医保健服务人员进行从业资格管理，影响到了从业人员的正常执业。看似合法的管理措施，使得近90%中医难以在澳洲独立行医。如此大比例中医保健从业人员的失业，也很难说不是澳洲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从业人员设置的贸易壁垒。
（二）国民待遇
与市场准入相同，国民待遇也不属于GATS成员国的普遍义务，而是特定义务。各成员国须在自己承诺开放的健康保健服务部门中给予外国保健服务和保健服务提供者以国民待遇。国民待遇方面的壁垒主要体现为服务主体进入一国市场后采取的限制措施。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领域，表现为对保健服务从业人员的歧视性措施。例如，征收更高的税费，以及对外籍保健从业人员要求更高级别的专业证书等。
四、减少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壁垒的对策
（一）加强国际谈判减少壁垒
推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减少贸易壁垒是关键。具体来说，一方面可以在GATS框架下，扩大各国具体承诺义务来限制健康保健领域壁垒，另一方面也可以寻求国际法方面的保护，通过国际条约保护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1．通过谈判扩大成员方具体承诺：按照GATS的规定，一个成员对市场进入的具体承诺，均需经过谈判，逐项列入“具体承诺表”中。具体承诺是成员方按不同的服务提供方式，就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及其他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在服务部门或分部门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所做的承诺。例如，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主体资格的认定方面，鉴于实践操作中承认服务提供者资格的复杂性，如涉及保健机构从业许可证、营业执照以及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等问题，GATS规定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解决或成员自行单方面宣布完成。因此，在GATS框架下，加强成员各方之间的双边或者多边谈判，有助于确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主体资格的统一标准，扩大各成员方在中医养生保健主体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义务。2．通过谈判加强国际立法：中医养生健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需要在国际法律层面予以支持和保护，可以通过签署多边国际条约、诸边国际条约或双边国际条约实现。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诸边贸易和投资条约。我国各主要相关部门有必要在国际重要谈判和条约中，有意识地通过条件互换或其他形式，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进入其他国家开辟合法通道。
（二）积极推进中医养生保健国际服务标准建设
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减少各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壁垒，需要有一个国际通行的服务标准。“明确、统一、确定、可验证”的服务标准，成为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国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三级标准体系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企业应团结一致，推动有关国际标准的出台。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中医养生保健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当积极参与中医养生保健国际标准体系的制定，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建立国际标准，消除分歧。“一带一路”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国际谈判和标准制定带来了契机。在中国与澳大利亚、匈牙利等国的双边谈判中，签订了新的中医药合作协议；通过各国谈判协商，国际标准化组织《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的国际标准。中医养生保健国家管理机构及相关部门应积极参与到各国及区域间的双边及诸边谈判中去，为确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努力。
综上所述，在商业存在模式下，解决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法律问题，需要中医药界和法律界、政府和民间、外交和经济部门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作者:杨逢柱 王 芳 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喻文迪．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现状及发展趋势探析．世界中医药．2009（2）．
[2]黄建银．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战略选择的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医药国际服务需求曲线模型．中医药管理杂志．2007，15（12）．
[3]司富春、宋雪杰、高燕．我国中医养生保健发展的现状及思考．中医研究．2013，26（7）．
[4]刘薇．WTO对法律服务贸易的规制及中国应对．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
[5]木泉．中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国际范围内的试产该营销对于我国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市场营销能够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作出科学的预测和规划，以经济效益为目的而展开的经济活动。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不断的深化，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产品营销理念、营销策略和营销平台为世界市场的贸易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言，想要丰厚的利润回报需要树立品牌意识，对市场发展方向进行细致的把握，占据广泛的市场空间，吸引大量的客户群体，产生持久深远的市场影响力，活跃国际贸易的氛围。
二、我国国际贸易环境下市场营销对策分析
国际贸易环境下，市场营销的手段更加多样化，更多的资源、技术和资金可以为市场营销带来更多的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市场营销的行动力和市场效率，创设更多的经济利润，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品牌的优势，壮大我国市场营销的发展规模，打响中国品牌的国际知名度。
1.深入市场调查，了解国际贸易发展趋势
我国的市场营销对策和市场发展状况密切联系的，对于国际环境下市场营销发展规划需要深入的了解国际市场环境。从社会发展环境来说，各国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和认知习惯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把握这种差异性能够满足市场营销的策略调整，从而确定符合各个国家贸易习惯的市场营销对策。从经济环境上来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都对市场营销的规模和利润有着深刻的营销，了解市场发展的综合性因素，了解国家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能够为市场营销策略的是定提供丰富的材料依据。
2.创设自主品牌，形成品牌竞争模式
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形成自主的品牌优势，通过创设自主品牌打入国际市场，抓住产品营销的有利时机，通过创新性的市场营销手段，提升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份额。从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出发，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以产业的发展优势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下，品牌营销的速度和效率影响着消费的走向。在市场营销的过程中，以品牌来最大程度的吸收消费群体，通过细致入微的服务来占领品牌销售的市场。积极的引进技术和人才，提升生产和销售的能力，以自主创新的竞争模式带动企业的发展能力，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
3.完善法律制度，规范市场营销秩序
完善我国的市场营销法律规范，坚决捍卫我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合法权益，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解决贸易问题，避免贸易争端和贸易纠纷的产生。对于世国际贸易局势应该有准确的把握，以高度的经济敏感洞察市场贸易的发展规律。及时的调整相应的政策法规、为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创设健康的发展环境，积极的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份额。严厉的打击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现象，积极的捍卫我国的时市场权益，提升应对风险和争端的能力，以适应市场营销激烈的竞争环境。
三、结论
随着国际上汽车市场竞争的日趋加剧，汽车销售主体由集团向个体转变，我国汽车制造商应趁此机会，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全力进军汽车服务贸易领域，抢占制高点，以免错失良机。然而我国这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又十分缺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为高等职业院校设置和发展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带来了机会。
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现状
按照2005年年底的统计，2005年我国全年汽车产销累计570.77万辆和575.82辆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56%和13.54%。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部统计，“十五”期间，中国汽车市场实现了高速增长，汽车消费量由2001年的273.1万辆，迅速提升至2005年的近592万辆，占世界汽车市场的比重已经由2001年的4.3％，提升到2005年的8.7％。2005年，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量占全球汽车市场增量的23.2％，中国在国际汽车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已经成为世界汽车市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中国汽车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十一五”期间汽车产业增长目标将为年均增长率10%左右，2010年国内汽车保有量达到5500万辆左右，汽车化水平达到40辆/千人。（目前世界平均水平是每千人120辆；美国达到每千人780多辆。加拿大达到每千人600多辆；日本达到每千人520多辆）。因此，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拥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二、我国汽车服务贸易业日趋广阔的市场和产业现状
汽车服务贸易业作为汽车工业的派生需求行业，无疑将随着汽车产销的繁荣而繁荣，同时，在汽车维修方面由于国外新的维修工艺、维修技术等的大量应用，也为我国提供了一个较为先进和高效的国际技术环境。诸如汽车电子新技术以及高新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子化检测维修设备,将在我国得到快速推广和广泛应用。目前，国际汽车服务贸易业呈现出的四大发展趋势及我国的产业现状为：
1.品牌化经营。我国过去的汽车营销，一直以产品创新为主。新产品与优势价格，仍然是主流的营销手段。但是，2005年也是汽车产业界从产品创新到品牌创新的观念转变之年，一批企业引入了品牌战役营销的概念，取得了一些成功，主流企业家已经认识到目前的营销并非真正的品牌营销。
2.售后服务从以修理为主向以维护为主转变，售后服务的立足点应是提高保质期限，推行保姆式、品牌化、连锁化，网络化服务。目前，美国汽车养护业占美国汽车保修行业的80％，而中国只有1％的汽车修理商能够提供完善的护理服务。这种情况要求我国的汽车维修与营销业转变观念，向先进管理模式看齐，跟国际接轨。
3.电子化和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汽车的电子化水平越来越高，汽车保修越来越复杂，大批高科技维修设备应用于汽车维修行业。
4.规模化、规范化经营。汽车维修与营销业的规模化经营与汽车制造业不同，不是指建立大规模的汽车修理厂或汽车保修中心，而是指拥有大量的连锁、分支机构。如美国的保标快车养护系统在美国本土就有1000家加盟店，并在全世界扩展自己的网络系统。规模化经营同规范化经营是密不可分的，规范化经营就是在同一连锁系统内，采用相同的店面设计、人员培训、管理培训，统一服务标识，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服务价格，统一管理规则，统一技术支持，统一物流配送。进行规范化经营能够减少物资储存和资金占用，降低运营成本。
三、我国汽车服务贸易业人员素质状况分析
1.大型企业的人才现状。对企业来说，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日本的维修企业，其技术工人合格率占70％以上；在美国，汽车诊断工人比例占80％，而我国维修厂一般诊断工人不超过30％。据调查，我国南方维修企业比较缺管理人才，北方企业则既缺管理人才又缺技术人才。据权威专家预测：我国现阶段汽车产业人才缺口已达80万人。业内人士指出，我国有不少大学开设了汽车工程、设计、机械制造等专业，培养了大批汽车工程技术人才，但没有培养出真正的汽车营销人才，所以大部分汽车厂家的营销人员都是半路出家，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也许是国内车市的红火，使得汽车人才一路走俏。目前汽车人才的需求正朝着复合型方向发展。因此，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业特别需要掌握汽车新技术、新装备，国际贸易知识，现代营销理论，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来从事销售、技术、生产、服务等工作。超级秘书网
1.从宣传价值角度来看从一定程度上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形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提升国际中的地位，因此，从宣传价值角度来看，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对外宣传形象，进而提升国际形象。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市场经济贸易是一件不容忽视和掉以轻心的大事，因此，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理应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在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深刻理解各项市场经济贸易的有关政策，只有自身对这些政策掌握后，才能在工作中为市场经济贸易发展构建出一个坚实的政策环境和基础。一旦经济贸易政策制度得到切实可靠的落实，市场经济在我国就会朝向健康的方向持续、稳定、健康、和谐地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才能与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相对应，并跟随经济发展而发展，最终实现各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贸易水平快速提高。总之，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是构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美好愿景的重要元素，只有各个城市的经济贸易得到较好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活力才能凸显出来，进而向世界传递正面阳光的中国形象。
2.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正如前文所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物质基础来作为支撑，因此，巩固市场经济经贸易，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就业，缓解我国紧张的就业形势，为人们带来劳动收入。同时，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的地位，还可以为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提供多种形式的消费和消遣项目，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所以说，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二、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市场经济在我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我国找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关键突破点，不断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和飞跃。然而，市场经济贸易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并不是一帆风顺和自然发展的。在当前我国市场竞价贸易的运营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逃避或抵触，而是应当客观审视，严阵以待，认真地予以处理和解决。
1.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不够完善，制约着市场经济贸易水平的提升从当前的整体经济情况来看，我国在区域经济规划方面仍然存在着规划不完善的地方，一定范围内还经常出现一些不必要和欠缺人性化考虑的问题，这都对我国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质量的提升和发展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制约影响。例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区域在规划经济时，存在规划内容重复、交叉或冲突等问题，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制定出的规划在执行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确定性的问题，最终导致规划停留在了直面，无法切实有效地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最终导致了规划停滞，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又如，有一些地区的政府在进行规划时，规划的内容过于注重政绩的实现，有时甚至背离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规划的科学性原则而进行不科学的规划，这显然使规划工作成为了实现政绩的一项“权力”手段，最终制造成了不良影响。正是由于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市场经济贸易的水平总是难以得到质的提升，运营效果也难以得到显著的改善。
2.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有待进行科学化完善当前，在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以各种名目而设立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而对于一般性的转移支付项目则设立的十分少。从本质上分析来看，当前出现这些落差和不均衡的原因在于我国许多的专项转移项目一般都具有较大的规模，因而所涉及到的资金支付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在市场经济贸易发展运营过程中，相关的针对性政策也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来，缺乏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支付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贸易布局的有效调整造成了阻碍影响。
3.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不多，给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带来阻力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作用效应是十分广泛的，作用于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也涉及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然而，这种支持作用是需要重组的资金投入来完成和体现的，虽然我国的社会公共服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从当前全国总体来看，我国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资金投入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投入资金的比例也较其他领域来说要少得多。分析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性的基层政府对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形势尚未弄清楚，对于趋于经济的走势和方向也难以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从而在公共服务领域缺乏合理的规划，相应的专项资金也难以及时到位，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往往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制约着人们各项活动的开展。一旦城市的公共服务缺乏力度，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负担，长久下去，将会对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也会造成阻力，最终影响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4.存在地方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市场经济贸易要想取得蓬勃发展，在关键在于保持其一定的市场规律和自由度，因而，在市场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最忌讳的即是地方贸易保护和过多的权力干涉。然而，在实际中，许多地区却存在着严重的地方贸易保护的情况，给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阻碍，不仅使市场经济贸易的方向与我国的实际国庆相偏离，还使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目标变得模糊不清而难以实现良性发展。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将实现经济效益作为最大的目标，甚至放在了其他一切工作的前头孤立地去开展经济工作，不仅不去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流和沟通，更不愿意开展区域合作，这使得这些地区在经常往往各搞各，难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贸易的合作和互惠的共赢局面。最终导致这些地方的经济贸易长期处于了“关门过日子”的状态，严重了阻碍了地方经济贸易发展的脚步。
三、促进市场经济贸易实现高效运营的对策思考
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一定要体现有效性和高效性，为经济贸易发展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这些办法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现状加以甄别筛选，使其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水平得到提升。
1.政府发挥好自身职能作用，大力完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是各地政府部门应当意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并对自身的权力有清醒的认知。一旦职责明确，权力运营妥当，就可以使自身的职能作用实现正常的发挥，以此来满足市场经济贸易的需求，使经济贸易在政府的正确指引下健康运营。二是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盘的考虑，而不应孤立地看待地方经济贸易问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大力完善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使发展规划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理性科学。如此，规划内容才能以市场经济贸易发展为核心内容，摒弃那些不必要的政绩内容，使政府摆正自身位置和经济贸易发展规划的位置，为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减少麻烦。
2.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现经济贸易布局有效调整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转移支付项目，这些项目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环节。因此，必须建立健全项目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支付做到有据可依，使资金支付的来龙去脉都能确保真实客观。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资金浪费，也有利于杜绝违法乱纪犯罪现象，使经济贸易的发展格局更易于调整，使经济贸易资源达到优质配置整合。
3.加大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力度，为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创造机遇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密切相关。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更是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因此，公共服务能力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流露。我国必须以社会保障的高度，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确保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社会负担会相应减少，也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贸易，为市场经济贸易的稳步运营提供机遇。
4.彻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市场经济贸易步伐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步伐。因此，若想实现经济贸易的顺畅运营，就必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确保市场经济贸易步伐迈得稳迈得远。这样，必然是以市场经济贸易运营目标的明朗化为前提，有利于客观评价地方经济的地位，实现地域经济发展中的有效协作和互惠互赢，使各个地域之间的资源实现高效共享，实现生产因素的良性流动，从而全面推动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彻底告别闭门造车的局面。
四、结束语
产权（财产权利Propertyright,也等同权利）制度是文化传统与法律制度相融合的集中体现，因而，她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绩效的本质特征。
对于产权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一件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事情，因而，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关注和振奋的事情。
一、产权制度建立的哲学基础
人类在以相互给予爱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同时，也努力谋求从社会和他人身上获得更多的属于自己能够支配的东西。事实上，这种追求本身正是人类创造“美”的源动力。人性的美、智慧的美、艺术的美，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的力量之美贯穿于这一追求的全过程。因而，属于“我的所有，他人不得干涉”的财产权利，是人格本身具有的品性和能力。
财产所有权的存在符合人类高级理性的原因，就在于所有权本身扬弃了人格中纯粹的主观性，而使人格趋于客观和完美。赋予人们以财产所有权后，能够使该财产所有者从其所能控制的财产上体现出他的意志中的规定和灵魂，从这种体现的过程和体现的结果看，这些财产已具有了人的目的性。
在人的需求体系中，对财产（或通称财富）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基于这种需要，当个人的能力不足以达到获得更多的财富或满足更高的欲望时，人们选择了婚姻这种合作方式，以使共同创造的家庭财富远远多于个人的创造。在婚姻家庭中，即使只有一个人从社会上获得收入，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妻子操持家务，孩子认真读书），也是共同谋求最大化财富的合作模式。因而，婚姻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创造了两者相加后的财富的增值，以达到各自的需求和满足，因婚姻所产生的家庭财富的性质及其维系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显露得十分充分。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也必须理解，基于爱情所产生的婚姻，因财产的争夺而解体或因解体而引起财产的争夺的客观存在。这时，因灵魂（或精神）的需求和满足而产生的爱情，已被具有实物状态的财产所征服。因而，在婚姻家庭法中，浓墨重彩地规定了夫妻离异时财产分割的原因。
对事物的分析，往往先从哲学的范畴或角度去思考，能使人怀有人性的情感，因而，也可以使人全面本制地去认识。
二、产权及产权交易的法律意义
产权（财产权）是人们对有价值的特定物具有排他性控制的权利，这种控制权充分表达和体现了财产所有者在自由的前提下任意运作的各项权利。因而，财产权就是自由权，这是法律的维度内所界定的。这就意味着，当将一组关于某些特定财产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分配给了某个人时，则同时就将该财产项下的自由权赋予给了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按着自己的意志，在不需要任何人知晓和允许的情况下，对该财产自由地行使其项下的权利。
财产权具有任何条件下的绝对所有权，笔者是难以苟同的。例如，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员，享有企业分配给他居住房屋的财产权，这时对该房屋的财产权仅包含了使用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处置权，而不涉及具有绝对性意义上的所有权。鉴于，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利，是企业分配给该职员相应劳动对价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职员放弃了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利，则他会得到例如现金收入上增多的补偿。因而，当该职员接受了房屋使用权利的时候，就放弃了其他形式的权利，而对房屋行使其权利之时，就具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的排他性和非相容性。
一个通俗的典故，能让我们形象地理解财产权的意义：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这个拦路要财者对这条路虽然不具有完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然而，他具有与其他任何人相比较而言的相对优势，这时，他就具有了他人所不具备的也无法行使的权利。
“财产权”,更诱人的意义,在于这种权利具有可替代性、可变换性和可流通性。
当财产权利者对他们的某一财产产生兴趣，而对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失去经营价值时，他就想用自己的财产换取他所感兴趣的财产，这样，财产交易就由此产生了。然而，任何仅利已而无利于对立的交易是无法实际的，因而，人们试图努力地探求可以达到交换目的和满足的交易对象及交易条件，这样，基于期待获得成功交易的“谈判”就成为欲做交易者首要思考的课题。因而，谈判理论是基于私人产权的前提下产生的，并在保护、巩固和扩大私人产权的实践范畴内，得到了完整的彻底的体现。
人们把财产拿来进行交易，目的在于期望通过这种交易，使他获得比交易前更大的需要、满足和愉快。而约束这些交易行为并使交易的收益最大化的法律制度是实际、进行和完善交易的唯一保障。
法律的奥妙在于她会设计出在交易过程中，能够使交易的成本最小，而交易的收益或交易所创造的增值最大的一套规则及方案。同时，当交易出现障碍或困难之时，法律也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这些障碍或困难，以达目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交易之中或之后若产生纷争，而交易者力图摆脱这种困扰又无可奈何时，法律又会帮助人们平衡这一纷争的利益关系，从中找到适当的切入点，以解决双方交易者的不快。
产权法律制度建立的原则，就是遵循财产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即，在赋予财产权的一组权利时，要使这种权利的使用效率和由此给社会所增加的财富均为最大化，只要该法律制度或规则的建立和履行所支付的成本小于所获得的收益，那么，这个制度或规则就是合理的、有效的。
三、世界产权贸易市场的创立与中国产权制度的进化
世界产权贸易市场（WorldTradeAssetsMarketInc.简称WTAMI）的创立，为全球寻求财产交易和增值的人士提供了最佳舞台。一方面，她促进了财产的流动性，为财产更能充分地体现其价值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性的和国家地域性的产权交易规则及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完善。
中国占有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比例。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无疑与所需求的交易数量是等同比例的。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认定，产权的法律制度不仅仅是法律体系中核心的部分，同时，是代表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绝对地难以置信，在一个没有私人产权，没有产权保护体系，没有产权交易的游戏规则的环境下，会有什么艺术家会天才般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版权的能流芳人类的大作来？又会有什么艺术家在被人掠夺而署上别人名字的危险中，能将其用灵魂创造的大作诚奉人类？又会有什么艺术家在没有产权保护的压抑环境下，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其天赋？而如果没有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又用什么载体体现出来呢？
关键词明末清初华东市场海外贸易走私贸易
国内市场，无论是初级的墟集市场还是高一级的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在明清时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发展。更具意义的突破区域范围的全国性市场，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发展起来的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成熟和商品经济生产的拓展，也在明中叶形成。［①］在全国性市场及其网络中，由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②］以运河为南北交通干线的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网络较为密集，从而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重心。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华东市场的优先发育成熟不仅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力量已经多次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海外货币资本首先对华东市场产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壮大的国内商人队伍及其资本，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开始向海外延伸，参与以海外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社会经济活动。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的这种互动力也是华东市场成熟的营养剂。这是明末清初商业发展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
一、华东市场的构成及其对外贸易的扩张力
市场的构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内容。流通量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的交通辐射情况和商埠码头的大小；流通内容则指集散商品的种类。明末清初，华东地区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串连了以北京为枢纽通向全国各地的8条干线要道中的3条：北京分别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山东；［③］而且拥有全国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传统与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小城镇。［⑤］明清两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华东，明末华东6省人口6900万，为全国15省12000万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统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国有29个，华东占24个（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工商城镇和众多的人口为市场的构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商品生产与流通关系看，市场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由专业特色明显的手工业市镇构成的专业市场。华东地区拥有一大批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城镇，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并且向更广的范围辐射，构成交易网络。例如松江棉纺闻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场；景德镇、佛山等地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专业市场。
第二类是由传统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构成的综合性市场。例如苏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丝织业中心。杭州、南京、扬州等都属于这类市场。
第三类是并无特色的手工业生产，而是以交通枢纽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构成纯然市场，如临清、济宁、淮安、宁波、泉州、厦门、月港等。这些城镇港口市场首先是因商而兴，如果有手工业，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既无特色手工业，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处闽、浙、赣交界之处，又是闽浙商人经锦江入鄱湖北上湖广江皖南下广东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甚至还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纯然的贸易市场。如果我们认为为了商品的交换而进行的长途贩运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业意义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意义的市场应是这第三类。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产地、集散地、人均消费量等方法计算，华东都是最大的市场并拥有最大的流通额，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基数决定了这一判断，而且前述三类市场使华东地区形成了层次不同的市场网络。
粗略的估计，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华东地区，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当时，国内市场是主要市场。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盐，即Ⅰ类工业品（布、盐）和Ⅱ类粮食之间的交换，注意到Ⅲ类经济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一个问题便出现了：Ⅰ类和Ⅱ类商品基本上都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Ⅲ类商品又很少流向乡村，［⑨］城市的自我生产消费必须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决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这也许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价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向农村？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买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况外国人已经用大船载着银元来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的欲望。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当时，除了武器装备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与物质条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国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国家不允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
华东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贸易的传统，至明，已形成宁波、福州、泉州、月港、厦门、广州等外贸港口。华东市场作为外贸腹地，正可借此外销商品。问题在于货利之谋与王权之稳之间的平衡。嘉靖中，原本为消极外贸之果的倭乱又成了禁海之因。隆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给明末华东市场的发展带来生机。万历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⑩］。清初为郑成功之事，海禁更严，但设法走私的商人渔船时有冒险出海。“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①①］？
华东市场的扩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华东商品经济的较发达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①②］“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晋《越镌》卷21中列举4件海商案，其中3件为商人聚资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和磁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①④］“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①⑤］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1972艘。［①⑥］又据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当时中国赴马尼拉商船总数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开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发展起来的华东市场对海外诸番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①⑦］“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度，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①⑧］至于西欧对中国茶、丝、丝织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丝绸之路阻断之后，欧洲人冒险开避通向东方商路的主要动机。据美国学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统计的1739年和1740年广州的欧洲商船情况看，两年中商船24艘，运载吨数为13905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门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运载吨数为4400吨。华东市场的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外销比内售明显高出许多，也有劣质货物，但总体上是价廉物美，外商能够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钞税银、官吏勒索及其他费用，以及万里航海之险，欧洲人也愿来中国投资贸易，因为回去后仍有大赚头。即以丝织品论，中国的要价是西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来贸易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利润是推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主要动力，商品寻找市场的扩张力通过商人的趋利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的扩张力与寻找中的市场的利润拉力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国寻求贸易的欧洲和东西洋诸国市场拥有的货币对华东市场产生了这种利润拉力。这实际上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初期竞争在中外贸易上的表现。
以英国为例，在明末清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635～1753年），“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22条远洋商船运来货物约合中国白银727669两，运来白银（主要是银元）折合中国银元7713078两，总资金达14267452两。［②⑩］英国对华贸易中悬殊极大的入超在证明中国商品的扩张力的同时，也表明那数以百千万计的白银对中国市场，首先是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同一商品的内外差价上。在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签约并完成贸易最多的先是丝和丝织品；后来由于英国国会法令禁止几种丝和丝制品在英伦零售或穿着［②①］，丝和丝织品贸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越来越感兴趣，茶叶贸易上升很快；还有糖、瓷器、铜、白铜、水银等。在“公司”大多数商船的货单上，茶叶和丝、丝织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叶为例，1701年至1736年，茶价每担，工夫茶38两或35．3两或23．1两，武夷茶27两或17．15两或14．8两，白毫38两或35．3两或24．4两，松萝19两或16．15两或22．1两，瓜片24．5两，色种49．4两，最贵的是贡熙细茶54．9两。而道光初年的茶叶国内市场价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间，［②②］当时的银钱比率是1两：1300文左右，每担约合3．7两至15两。以此来计算“公司”当时从广州买到的茶叶，至少是国内市价的三倍甚至更高。
实际上，外商已经注意到这种内外的差价。在广州，英商“自行进入城内，询问店铺的货物价钱，我们发觉比他们从来向我们索讨的价钱便宜得多”［②③］。
内外贸易中的价格差额构成的更高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华东商人。“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②④］。“董事部又命令购买南京手工织制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②⑤］。“我们与米森诺会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启官平分订约，购入最好的南京生丝400担，每担175两银，缴清各项费用，一百天内船上交货。该商人等在广州没有这样大批的生丝存货，一定要到外地搜购，逼得我们预付款的80％给他们，这是我们能够劝诱他们索取的最低数额。”［②⑥］以广州为交易市场，货源100天内搜集，应是从广州到江浙来回所需的时日。利玛窦从广东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见到了这种长途贩运以供外贸的盛况。［②⑦］当时来华外国商船不仅在广州贸易，也沿海岸线北上厦门、舟山（定海）等地商贸。有的外船在广州订到货后，还必须航往舟山、宁波口岸去装货。［②⑧］可见华东市场接受海外贸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样的。
由于各种原因，借依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与外商贸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贸的官员对外商成千上万的银元更具贪婪之心，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现象也很严重，市场交易常常出现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贸易的高利润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场以商人走私的形式进行交易。于是，华东商人走私贸易在明末清初更为盛行。“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②⑨］漳州、泉州、福清和宁波、杭州之间的市场辐射关系已发展成走私外贸的利害联系了。“原来这边中国的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③⑩］明中叶后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海外贸易、海外移民、走私冲突甚至倭寇之乱的主要原因应是华东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之间的推拉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此作了阐释：“今海贼据浯屿、南屿诸岛，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贸易可分为近海岛、港贸易和远海诸番贸易两种。第一种近海岛、港贸易。如浙江，舟山城东南百里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华东走私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的集散中心、国际贸易港，主要经营丝和丝织品。［③③］这个走私市场有多大？当时曾到过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宾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双屿港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③④］浙江沿海还有可以避风良港四五十处，都成了当时海上走私的贸易市场。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线更为曲折，岛屿众多，加上闽东南郑芝龙家族海商集团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澎相距不远，形成接应之势，沿海的走私贸易更为活跃。“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沦、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郑氏海商集团总部所在地安平港兴盛起来，到清初，成为与清廷抗衡的海上贸易大港，直到清军剿郑的战火把它毁为灰烬。福建还有下属台湾府的澎湖、大员、鸡笼淡水港。广东除了人们熟知的澳门之外，还有可以辐射闽、赣、粤三省的南澳岛，也是当时走私贸易的国际性市场。走私贸易的商品流通量与贸易额永远是一个谜，双屿港的年进出口贸易额也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但不可怀疑的是，以华东丰富的商品市场作为腹地，沿海岛、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则，不足以引起再三发生的“倭乱”，不足以形成持续16、17两个世纪的十几个私人海商集团。［③⑥］
第二种远海诸番贸易。这是沿海岛、港走私的辐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国家与地区东起日本、朝鲜，南经吕宋至南洋群岛，西及阿拉伯半岛并直至东非，而且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同葡、西、荷、英等国商船贸易：这种贸易额也是很难确计的。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远海贸易的总额估算，年平均出口约918万两，进口约738万两，利润约942万两。［③⑧］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华东市场参与海洋社会经济的海上贸易，与世界性的海上贸易存在着互动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出华东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新发展。但是这种新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在民间，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特征是民间走私，在本国政府的有限贸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国洋人中的海盗前后夹击中，华东特别是沿海商人不畏艰险依然起锚，趋利而去，干着赴汤蹈火的事业。中国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充满活力与艰难。注：
①⑧⑨关于国内市场等级的界定和明中叶始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参见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页。
②关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主要参见傅衣凌先生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条干线要道为：北京分别至河南湖广广西、至陕西四川、至贵州云南、至山西、至（辽宁）开原。见明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页、第354～512页。
④根据傅崇兰先生《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统计，明清时期比较发展的32座城市中，华东占21座；清代工商业城市，华东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⑤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页。
⑥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①①［明］王世懋：《策枢》卷一，《通货》，丛书集成初编本，第十二页。
①②［明］周玄wéi＠①：《泾林续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二十七页。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五十、五十一页。
①④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有关章节，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6册，《福建》；四部丛刊三编本。
①⑥转引自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②⑩这里的三个数字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页《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对华贸易表（1365—1753年）》的有关数据统计而来，原表多用镑和八单位里亚尔后称元为计算单位，这里根据100英镑＝416．67元、100元＝72两、100英镑＝300两换算，0．72两×416．67＝300．0024两。又：货物价值与白银相加不能等于总资金的原因是有许多船只只有总资金的记录。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编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41页。
②⑤《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谓的南京棉布应是指当时苏松地区的棉布织品，南京和苏州都有棉布市场。
②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8页。
②⑨［明］王在晋：《通番》，《越镌》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拍案惊奇》卷之一。
③②天启《舟山志》卷2，《山川》。
③③③④③⑦③⑧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219、456～465页。
[关键词]WTO；国际直接投资；以市场换技术
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引入世界先进技术进而提高我国整体技术水平即“以市场换技术”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以市场换技术”尚未有规范的界定，从字面意义上看，所谓“以市场换技术”是指通过向外国产品出让国内市场份额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策略。此处所指外国产品既可以指进口的国外产品，又可以指在国内生产的外国品牌的产品。这样，“以市场换技术”可以分为两种形式：进口商品或产品销售方式、外国直接投资(FDI)方式。在进口商品或产品销售方式下，由于进口商品中固化和隐含着国外先进技术，进口能引起对进口商品的逆向工程和仿制，产品销售能够获得外国企业在售后服务、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支持，从而使得制造该商品的技术得以在国内生成和发展起来。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下，东道国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将先进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将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独立的分包商；外国直接投资还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生产相似产品的竞争力乃至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通常所说的“以市场换技术”一般是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以市场换技术”，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对加入WT0前“以市场换技术”的简要回顾
为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我国一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许多政策优惠，例如，在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资企业可以享受15%的公司所得税(同期国内企业税率为33%)，对于投资高新技术行业，或者出口产品占全部产品70%以上的外资企业，在上述政策到期后的3年里继续享受减半征收公司所得税的优惠。另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对外资给予一定限制，而这些限制措施往往又是给予优惠待遇的前提条件。这些限制措施主要包括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汇款限制要求以及当地股份要求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在2000年底修改前就明确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再以汽车产业为例，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明确规定了产品的国产化要求，并将国产化进度作为发展第二车型的条件；严禁以SKD(散件组装)、CKD(整件装配)方式组织生产；为提高国产化率，制定了分级关税优惠税率，外国投资的整车国产化率必须至少达到40%，才能享受关税减免待遇；为了保证中方在合资企业和汽车行业中的控制力，《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比不得低于50%，外国(或地区)企业同一类整车产品不得在中国建立两家以上的合资、合作企业。对技术转让的强制要求能够直接促进跨国公司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而股权比例、当地成分、外汇平衡、贸易平衡等规定则能够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向国内合作方以及上下游配套企业的转移和扩散。
“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是与东道国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密切相关的，国内市场竞争越激烈，外资越有可能转移先进技术(王洛林等，200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注意引导外资企业形成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局面，并收到较好的成效。例如，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汽车行业的外资企业很少，国内少数几家合资汽车厂商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跨国公司利用比较落后的技术即获得可观利润。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7年以来，国外著名汽车公司几乎都进入我国，为了维持和获得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跨国公司加快了在中国技术更新的步伐，纷纷将最先进的车型向我国转移，例如，在引入上海别克、广州本田雅阁后，原一枝独秀的德国大众迅速将先进的奥迪A6引入一汽大众，将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技术水平从B2级的桑塔纳一下跃升三个等级。
此外，我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近20年来，我国人大、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了115项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其中与产业技术创新支持政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共15项，为企业的研发活动从财政拨款、税收减免、贴息贷款等方面提供支持。由于国内技术水平越高，外资越有可能转移先进技术，因此，这些研发支持措施客观上也起到促进外资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的效果。
二、加入WT0后“以市场换技术”环境的变化
l政策环境发生变化
(1)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发生变化。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东道国在对外国投资者在投资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进行了规定：凡不符合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或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投资措施，各成员国应禁止使用。这样，加入WTO前在引进外资时附加的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汇款限制要求以及当地股份要求等限制措施必须予以取消。按照WTO规则和“入世”承诺，2001年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清理，主要包括：①对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先后修订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条款、“当地含量”条款、出口业绩要求和企业生产计划备案条款等。②2002年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明显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例如，鼓励类由186条增加到262条，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放宽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限制。③出台和完善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外资企业购并内资企业和上市公司扫除了政策障碍。
(2)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发生变化。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对WTO成员国产业R&D所允许补贴的范围、强度和合法成本类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从性质、目标和数量上是否具有贸易扭曲效应出发，将政府补贴分为被禁止的补贴、可的补贴和不可的补贴三大类，又称为“红灯”、“黄灯”和“绿灯”条款。绿灯范围包括对落后地区和环境问题的资助、基础研究、资助比例小于50%的前竞争开发活动和产业研究(俞文华，2001)。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必须对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补贴的范围、方式、强度做出重大调整以符合绿灯条款要求。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要减少对自主研发活动的支持范围，从而可能削弱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竞争换技术”的效果也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2.跨国公司行为发生变化
(1)独资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独资企业新设数量和投资额所占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1997年中国新批准外资项目中独资项目数量就开始超过合资项目数量；从1998年起合同外资金额中外商独资企业一直多于合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则从2000年起独资企业超过合资企业。独资企业项目数、合同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4年的27.4%、26.5%1-升到2002年的64.9%、69.2%；实际使用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7年的35.8%上升到2002年的60.2%。2002年，独资企业项目数是合资企业项目数的2.5倍，独资企业合同金额是合资企业合同金额的3.1倍，独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是合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的2.1倍。独资企业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2)增资扩股和并购增加。《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向外商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法规的出台为外商购并内资企业亮起绿灯。2001年以后，不少跨国公司开始采用收购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份的方式把合资企业转变为独资企业。例如，宝洁公司2000年先后中止与广州浪奇、北京日化二厂的合作，将合资企业转为外商独资企业；2001年10月23日，阿尔卡特通过收购中方股份，拥有股份达到50%+1股，从而获得上海贝尔的控制权；2002年7月，东芝公司收购东芝与无锡华品合资的“无锡华芝”中方股份，并对完成收购后的公司追加4300多万美元投资，由此建立日方独资的东芝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另外，外国直接投资以前以绿地投资为主，近年来通过并购国内企业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有增加的趋势，例如，爱默生电气斥资7.5亿美元购买了华为的电气业务部门安圣电气。
(3)加大研发投资。加入WTO以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1987年外资在我国成立第一家研发机构，1987—1993年平均每年建立不到一家，1994—1997年平均每年建立5家，1998年建立了11家，而2001和2002两年间建立了19家。到2002年8月底，至少有65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82家R&D机构，其中31家公司曾入选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1998—2002年财富全球500家公司，它们在华建立了55家R&D机构。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英特尔、NEC、松下电器、SUN、安捷伦、施乐、德州仪器、富士通、北电网络、朗讯、爱立信、诺基亚、三菱电机、阿尔卡特等著名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建立了独立的研发机构。
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化、实施并购与加大研发力度是密切联系的。技术的保密性是跨国公司最关心的问题，其竞争优势特别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都与此相关。跨国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可以转让处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术，可以转让高新技术，而向合资企业和非附属企业只转让一般性技术和陈旧技术(王允贵，1998)。随着在华跨国公司对合资企业控制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他们对技术的控制更为牢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愿意向中国转让新技术或在中国研发新技术。
3.国际产业发展呈现新趋势
(1)全球分工和价值链竞争。一方面，分工越来越细化，企业越来越没有必要也越来越没有可能固守“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将其生产过程分解成具体的生产活动(如，融资、R&D、会计、培训、零部件生产和分销)或分解成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并通过业务重组将资源集中于价值链中最具竞争力的部分。产业结构呈现出“微笑曲线””化，制造环节的重要性下降，而研发、营销成为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环节。例如，在目前的汽车工业全球化分工体系中，整车制造公司大都将零部件公司从母体中分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跨越国界，将分离之后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进行配置。从总体上看，研发等“脑袋产业”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制造等“躯体产业”则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李海舰等，2002)。
(2)研发全球化。虽然研发活动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但随着海外扩展和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为了获得低成本的研发资源，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某些具有重要市场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设立地区性的研发中心，从而技术与跨国公司R&D活动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研发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在国外的R&D机构数量增加、在国外的R&D投资在其R&D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上升、雇佣越来越多的国外高科技人才以及国外研发成果所占比例的提高(邱立成，2001)。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容量、丰富的工资水平低廉的技术人员，都是吸引跨国公司设立R&D机构的有利因素。
(3)制造和设计模块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模块化成为以盯业为代表的许多产业的发展趋势。模块化之所以倍受关注，是由于今天的产品日趋复杂且速度成为影响企业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模块化恰恰能帮助我们处理更为复杂的事务、使平行操作成为可能，并有利于对付子系统的不确定性(青木昌彦等，2003)。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模块化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中，供应商几乎或根本没有参与过零部件的设计。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设计过程的模块化显得更为重要，大公司作为系统的总设计师，而将各模块的设计交给其供应商来进行。在模块战略中，模块之间的规则是确定的，而模块内部留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这就为参与模块内部设计的供应商提供了接触新技术并进行创新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模块制造也跨出国界而呈现出全球性。
(4)战略联盟发展迅速。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共同战略利益或资源互补的公司为达到共同拓展市场、共同承担风险和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形式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生产要素互相流动以及利益共享的合作联盟(肖静华，2001)。由于技术变革速度加快、技术和产品周期迅速缩短以及研发投资额日益增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战略联盟来共同承担研发费用、分散技术发展不确定性的风险，并且战略联盟还有利于跨国公司共同建立行业标准以及适应研发本地化的需要。战略联盟主要是集中于技术变化快、竞争激烈的半导体、通信、汽车、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R&D联盟。企业间的战略联盟大多数是在一些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多为强强联合，联盟各方的企业一般都具有某个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可相互利用之处。
三、利用FDI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对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行为的变化以及国际产业发展所呈现的新趋势，对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既有威胁，也是机遇。本文认为，要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不但要求政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要求国内企业在价值链的某些关键环节有所突破。
第一，突破“以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思维。外资对华技术转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技术转移到子公司和技术转移到东道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追求的是后一层面的效果。但是，技术是跨国公司最核心的垄断优势，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一般要对先进技术进行控制，技术控制主要体现在一般仅转让处于成熟阶段的技术而不转让处于创新阶段或处于优势的技术，并且往往把最新技术转移给它们的分支机构，而把较陈旧的技术转移给合资公司。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一方面中国政府难以通过一些限制性措施要求外资向中国转移技术，对国内企业的研发支持也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处于控股乃至独资地位的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更为严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突破对技术只有转移到中国企业才是转移的传统认识。首先，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的实际过程来看，技术一般是沿着“跨国公司—寸合资企业—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者其他企业”的方向流动的，即使是在加入WTO之前，我们以市场换来的技术也是先换到合资企业的。其次，只要转移到中国的技术，就会促进中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技术转移到中国，就可以认为是一定程度上成功的“换”。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仅静态地看，加入WTO后更多的先进技术将被控制在外商独资企业，但是如果动态地看，则这些技术会以种种方式转移和溢出到国内企业，最终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因此，新时期的“以市场换技术”，应当在追求外资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再追求先进技术向国内企业的转移。
第二，以优惠换技术。给予外资优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优惠措施一般可以分为财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类型。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外资要享受与内资相当的“政策待遇”，但是并未规定外资享受的优惠政策内资是否能享受。因此，对外资实施超国民待遇与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的义务是并行不悖的。当然，“超国民待遇”不应给予所有外资企业或所有行业的外资企业，而应把优惠措施给予那些我国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外资的研发部门，以此促进现有外资建立研发机构，提高在华企业的技术水平。
第三，以竞争换技术。我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提高市场竞争强度是促使跨国公司转移先进技术的有效手段。在外资企业数量少、国内企业竞争力差、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即使采用一般的技术仍然可以获得可观利润，因此，没有动力把先进技术向中国转移。反之，有了足够强的竞争环境，外资企业为保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会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从而形成有利于我国技术发展的博弈局面。因此，在引进外资时，应在每一产业领域都吸引多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形成跨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争的格局。同时要促进内资企业快速成长，形成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为此，一方面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把他们彻底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另一方面，要给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其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第四，以技术换技术。发达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的目的，会对技术转让进行控制；跨国公司一般也是首先将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技术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以加强对技术的垄断。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中国在掌握某种技术后很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跨国公司如果不及时提高在中国的技术水平则可能丧失在中国的市场地位，因此，我国技术水平提高对跨国公司是一种潜在竞争威胁。同时，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促使发达国家放松对相应技术管制。因此国内企业在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可以增强在引进先进技术时与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促使跨国公司将比较先进的技术转移到国内。例如，如果中国掌握了0.18微米的芯片技术，则跨国公司由于出口管制放松和出于竞争的考虑很可能会将0.18微米的技术和生产线向国内转移，甚至会转移0.13微米的技术。为此，应加大对符合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绿灯条款”的研究开发阶段R&D投入支持，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当然，在分工国际化和产业模块化的趋势下，没有必要追求在所有领域做到技术领先，国家可以重点资助某些关键产业和领域的技术发展，争取在重点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在局部实现技术赶超。
第五，企业层面的思考。跨国公司全球分工、联合研发、研发外包等发展趋势为我国企业提供从跨国公司获得技术的难得机遇。但是应该看到，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价值链的某个关键环节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时，跨国公司才有可能转让最先进的技术。从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大致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