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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者对黄职业教育理论和思想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越加广泛，在对黄炎培这一块研究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业教育目的;二是职业教育办学方针;三是职业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四是职业道德教育研究;五是对“农村教育论”的研究;六是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探讨和研究。例如，福建师范大学黄仁贤教授对黄炎培的职业指导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倡导到创办，至始至终都十分重视与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密切相关的职业指导，并且第一次把职业指导纳入职业教育教学之中，在其数十年间的职业教育理论探讨和教学教育实践中，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职业教育指导体系。武汉大学张建华教授从黄炎培的职业道德观着手，认为包括“敬业乐群”、“劳工圣神”、“完善人格和爱国主义”等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其职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黄炎培的职业道德思想对我们推动职业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叶凤刚教授认为，在21世纪2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黄炎培是最早注意到农村教育问题的教育家，其农村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经历了由“分区立系”到“划区施教”、综合改进，再到“先富后教”、“富教合一”三个阶段的演变。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庄缇缇的硕士论文《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及过程、具体内容、思想特点、及其启示做出了系统而具体的阐述，就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而言，除以上六点外，还提出了黄炎培的人性化教育制度这一内容。
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注重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把目光转向把其职业教育思想与、张謇、陶行知、杜威等教育家的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上。例如，王彪认为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继承发展的关系，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而他的学生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这也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他们在职业教育思想上有着密切联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实践上，他们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推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淑丽对黄炎培和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她认为两人在相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并具体从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三个方面来计较二者职业教育思想的异同。在杜威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方面，张晓明也进行了相关研究。马斌也对黄炎培与张謇、陶行知等教育家在职业教育的办学目的、办学方针、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三者提出了各具个性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此外，姜建、马万明对张謇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该文章主要从两者职业教育思想起源、职业教育实践形式、职业教育内容、职业教育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先于黄炎培，并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参考的范例;在职教实践形式方面，两者都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但张謇更加注重校企合作，而黄炎培更加偏重职业指导;在职教内容方面，该文在张謇“事业之所至，教育之所至”的教育理念与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理念及职业道德教育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在职业教育原则方面，作者认为两者都注重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但从具体实践上看，黄炎培职教对象更为广泛。
三、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
不仅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谊，而且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其教育思想透过课文可窥一斑。
一、教育即生活。据载，孔子很重视对弟子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教育，他亲自整理编辑了教材——六书，但是对弟子的教育又绝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局限于教材，而是积极地引导学生走进生活，走进大自然，走近泗水河畔，让一花一草含情，一树一木开口，一山一水育理。利用生活这部博大精深的教科书教育弟子，这一教育思想同今天我们提倡的大教育观的教育理念是相一致的。
二、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孔子游春》一文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谊，是读后的一大感受。例如：“绿草如茵的河畔，弟子们围在老师身边，有的蹲着，有的坐着。老师拨动琴弦，弟子们跟着唱起歌来。”当孔子听完性格不同的子路和颜回各自的志向后，“孔子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们，微微地点了点头。”当颜回弹琴唱歌时，“孔子先是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竟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等等。丝毫看不出孔子有半点“师道尊严”的架子与面孔，师生俨然是一种朋友关系。正是在这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的基础上，弟子们才能畅所欲言，师生才能共同探讨，实现“教学相长”，这也真正体现了“教学是师生平等交往的过程。”
三、启发式的教育思想。孔子积极倡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思想。本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孔子带领弟子到泗水河畔去游玩，游玩中巧借河水诱导弟子，乍一看，孔子的这次教育活动是一种偶然，实则不然。我们不妨这样思考一下：春天到了，孔子为什么选择到泗水去游玩而不是别的地方？这是因为“孔子听说泗水正涨春潮”，此时的泗水正是生机勃勃的时期。那么，孔子又为什么选择有水的地方呢？那是因为孔子“遇水必观，其中一定有道理。”（颜回语）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此之前，孔子早已有了关于“水”的宏论，这次泗水之行是孔子精心设计的一次教育活动。当孔子在全神贯注地凝视泗水时，弟子们“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老师”，并且“颜回说：‘老师遇水必观，其中一定有道理，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此时弟子们已经达到一种“愤”、“悱”的状态，孔子见时机已到，便引发了一场关于“水是真君子”的谈论。弟子们听后“无不惊讶”，都没想到“老师从这司空见惯的河水中看出如此深奥的道理！”可见，弟子们所受到的教育是多么的深刻！
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生活的年代,英国发生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正式在英国得到确立。洛克在政治上拥护由大资产阶级与贵族联合的君主立体,哲学观继承并发展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教育思想受蒙田、弥尔顿等人实利主义的影响,反对空疏的学风,要求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系统地提出了绅士教育理论。在其发表于1693年的著名教育著作《教育漫话》中,洛克总结了自己从事家庭教育的经验,为英国绅士的培养提供了详细的方案。洛克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身体强壮、品德及智力良好,具有处理实际事务的绅士、实干家。绅士要具备“德行、智慧、礼仪、学问”等品质,其实质是要求把儿童训练成具有清晰的理智和坚强的意志、掌握经营工商业的知识和技能,仪态高雅、举止适度,通晓世故人情,善于处理公私事务、勤奋勇敢的实业家和事业的开拓者,他们的能力既能满足个人幸福生活的需要,又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充分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奋发向上的开拓精神。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在广度与深度上均在不断加强,虽然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初见成效,但就我国现代化程度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应该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什么样的儿童,如何增进个人幸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从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绅士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洛克十分重视教育在个人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在《教育漫话》中写道:“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1](凡只标页码均出自此书)他还认为国家的幸福和繁荣也靠儿童具有良好的教育。因此,洛克提出了一系列将儿童训练成“绅士”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1.1健康教育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洛克是第一个提出并制定健康教育计划的教育家。洛克认为健康的体魄对于一个绅士来说是必备的条件,是个人幸福和事业的基础。《教育漫话》的开篇就谈到了绅士的健康教育问题,他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是对人世幸福的一种简短而充分的描绘。”[P1]“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在世界上做个人物,也必须有强健的体格。”[P1~2]他反对父母对孩子娇生惯养,主张通过逐渐的训练,养成孩子健康的体魄,使之能够适应各种艰苦的条件和多变的环境,成为将来有用的人才。如要求儿童衣着不要过暖,每天用冷水洗脚,多过露天生活,穿宽松的衣服使身体得到自然的发展,饮食要清淡简单,能够忍受饥饿,不喝烈性饮料,睡硬板床,少用药物,使儿童从小就能忍耐劳苦,具有坚强的意志。
1.2道德教育在洛克看来,德行是绅士所应具备的品行中占第一位。在《教育漫话》中,洛克用了多半的篇幅讨论绅士的道德教育问题,他是从实用主义、从绅士的个人幸福的角度来讨论。他写道:“权力与财富,甚至德行的本身,其所以被人看重,也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增进我们的幸福之故”。[P122]“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在今生来世就都得不到幸福。”[P114]洛克认为绅士应具有理智、礼仪、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等品德。对于理智,洛克认为人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具有高贵美善身份的“理性动物”,“要顺从理性所认为最好的指导”,去“克制自己的欲望”。[P19]培养儿童的理智感,就是在儿童精神最纤弱、最容易支配的时候,使其习惯于抑制有关财富、服饰和饮食的各种嗜欲,在享受自己的利益与幸福时考虑到别的伙伴的利益与幸福,并要儿童从小不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使他们具有乐于赠予别人的美德。培养儿童良好德行的方法是形成儿童发自内心的羞耻心和对荣誉的崇尚之情。洛克十分重视绅士良好礼仪的养成。他说:“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但是使他们生出光彩的则是良好的礼仪。”[P68]良好的礼仪主要表现为尊重别人、懂礼节、讲礼貌、有风度,“容貌、声音、言词、动作、姿势以及整个外表的举止都优雅有礼,”[P119]不要使儿童受到粗暴、轻蔑、非难、刁难等不良习气的影响,要恰如其分地表示一种礼节与尊重,而不可礼节太繁,使人疑心是谗媚、伪善或卑鄙。礼仪的形成要注意榜样和示范的作用,要多与品行高尚的人交往。礼仪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对绅士事业的成功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孩子懂得人情世故又娴于礼仪,“他凭着这一点点成就,门路就可以更宽,朋友就可以更多,在这世上的造诣就可以更高。”[P69]洛克把“智慧”解释为“使得一个人能干并有远见,能很好地处理他的事务,并对事务专心致志”,[P117]即要求绅士具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与素养。这种“智慧”与“狡猾”是相去甚远的,“狡猾的计谋只能使你占一次便宜,但是以后永远要吃亏”,“但是,坦白、公正、明智的人则人人都会为他让路,他可以直接去做他的事”。[P118]至于勇敢,洛克认为,勇气和坚韧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的品行”,[P94]绅士在事业上总是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他们必须受得住一切苦难,需要从小就训练他们克服懦弱和胆怯心理,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能镇定自若,面临艰险毫不退缩,勇敢前行去获得事业的成功。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洛克认为,为了教育儿童,首先应该了解儿童,了解儿童的性情与特点,使教育符合儿童的天性与才能;要及早施教,形成儿童的习惯;要使儿童爱好名誉知道羞耻;要奖励与惩罚相结合,奖励不要变为引诱,少用惩罚,惩罚不要养成奴性;恩威并重,既要有父母和导师的威严,又要有慈爱;以榜样和说服教育为主,导师与父母要以身作则,让儿童与有德行的人交往等。
1.3知识教育洛克认为绅士需要的是事业家的知识,从绅士获取个人利益和幸福的角度,他为绅士安排了广泛的教学内容。绅士除了要掌握读、写、算的基本知识以外,还要学习地理、算术、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等知识。法律对一个绅士来说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从一个保安官一直到总长,我知道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法律”;[P159]年代学可以帮助绅士了解历史的进程;商业算学可以帮助他保持原有的财富;跳舞“可以使一个人终身终世保持优雅的动作,而且它还能够使得儿童具有一种大丈夫气概和一种合适的自信力”;[P172]城市的绅士要学习一点金工、油漆、雕刻等手艺,乡下的绅士学习细木工、园艺等手工艺,从这些有益的体力活动中得到消遣。在教学方法上,洛克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在他看来,儿童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比掌握现成的结论要重要的多,他写道:“我觉得儿童能闲谈逗人喜欢,还不如善于推理来得使人高兴。”
105]要培养学生爱好知识,主动钻研的精神,“导师应该记住,他的工作不是要把世上可以知道的东西全都教给学生,而在使得学生爱好知识,尊重知识,在使学生采用正确的方法去求知。”[P168]要培养和鼓励儿童的好奇心,“儿童的好奇心只是一种追求知识的欲望,所以应该加以鼓励……他们可以用来除去生来的无知”。[P102]为鼓励儿童的好奇心,父母和导师对于儿童提出的问题要尽力给予善意的答复,切不可敷衍了事。此外,他还倡导实物教学,在学习中要遵循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游戏与学习交替进行,把学习变成游戏,在游戏中学习,不要让学习变成学生的任务和负担,使其乐学。
2“绅士”教育思想的启示
虽然洛克当时提出的绅士培养计划是针对上层社会子弟,以聘请家庭教师的方式进行,这在今天教育普及化和民主化潮流下是应加以否定的,但其育子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就某些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2.1健康———个人幸福国家富强的基础洛克从儿童的长远幸福和国家的富强角度考虑,认为儿童的身体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要求儿童的身体能够适应各种恶劣的外部条件,能够忍耐劳苦,能适应开拓事业的需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个人的幸福就有了物质基础,每个个人的富裕和幸福最终会聚成社会的繁荣与富强。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反对父母亲对孩子娇生惯养,要求对儿童从小就进行近乎残酷的体质训练,充分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现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家庭收入普遍提高,又加上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亲对孩子都是千依百顺,有求必应,生怕孩子饿着、冻着、累着,给孩子准备各种精细的食品,不让孩子做哪怕一丁点儿家务,甚至给自己孩子的东西少了或差了点,就觉得似乎在虐待孩子,平时整天关在家里,怕孩子在外面受到伤害;在学校里,由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于升学的压力,孩子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习,身体不仅没有得到锻炼,反而受到损伤。结果怎样呢?2001年底我国公民体质监测的大规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身体素质与1995年相比没有提高而是全面下降。据介绍,在这次调查中,青少年的速度素质、耐力素质、柔韧素质、爆发力素质、力量素质均全面下降,专家指出,这些数据表明青少年的身体机能发育水平落后于身体形态的增长水平,这为他们青春期发育结束后进入成年期留下了健康隐患,同时也会造成学生毅力、耐力、吃苦耐劳、承受挫败心理能力的降低。[2]这是铁的事实,而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大多数的孩子连身体健康都谈不上,那还有什么强健的体魄?现代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没有强健的体魄适应环境就会遇到困难,同时,健康的体魄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洛克的思想对我们是有警醒意义的。超级秘书网
2.2德育观的转向———合理利己洛克承认人是有私欲的,“但这不是我们的错处”,[P21]关键是我们要用“理智与规范”去约束我们的欲望;对人道德,于己有利,“德行愈高的人,其他一切成就的获得也就愈容易”,[P64]有良好的礼仪,“门路就可以更宽,朋友就可以更多,在这世上的造诣就可以更高”。[P69]洛克实际上在讲述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获取自己利益的权利,但前提是你必须尊重别人的利益,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自己的利益也将得不到保证。洛克的德育观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不可谓不重视德育,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专职德育工作人员队伍,德育理论研究也异常繁荣,可是一谈到实际情况,人们就开始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感叹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不高,我们的德育观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以前我们的德育理论总是强调个人对社会、对集体、对他人的服从、奉献与自我牺牲,所宣扬的典型是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大形象,似乎谁做出的牺牲越大,所遭受的损失越惨重,谁就越道德。事实上,这是一种普通人很难做到的“英雄人格”,很难内化到每个普通人的实际行动中去。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所指出的那样,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3]利己或自利,是人的本性和本能,在正常情况下,人总是趋向于做于己有利的事,而不愿去做使自己感到痛苦和不幸的事情。自利并没有错,关键是要合理合法,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否则就是不道德的。因此,在德育实践中,我们应该转变我们的德育观念,在承认并鼓励个人获取他们正当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能使儿童真实感受到道德是他们的个体需要,人格魅力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使他们明白利他更有利于自己,才能调动他们履行道德义务的积极性,我们的道德教育将会步入另一番柳暗花明的天地。
2.3知识教育———重在发展思维能力在洛克看来,“学问应该是有的,但是它应该居于第二位,只能作为辅助更重要的品质之用”,掌握知识最终是为了帮助绅士做出自己的判断,使行动更符合理智的指引,教师的作用在于使学生热爱知识、尊重知识、掌握正确的方法,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更进一步进行研究。知识与智力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虽然智力的发展离不开知识的掌握,知识的掌握又有赖于智力的发展,但是两者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智力的发展既与知识本身的智力价值高低有关,又与知识掌握过程中智力的参与程度有关。我国的教育素以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扎实为荣,这种扎实是怎样来的呢?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然后为了掌握知识,又让学生背诵记忆,反复做题,因为我们对学生的评价就是看你掌握了多少知识,至于这些知识“是死是活”则不管,连一向被认为最有智力训练价值的数学教学,都被演绎为老师在黑板上讲解题过程,学生只须依葫芦画瓢就行了。在死记硬背、机械模仿的过程中,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创造力一点点消失殆尽。难怪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杨卫平迷惑:“现在,我们一不缺钱,二不缺仪器设备,三不缺勤奋努力,为什么到头来原创性成果还是比不过别人?”[4]这种迷惑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重要的是增进心的活动能力,而不是扩大心的所有物。”[5]这是知识教育应该牢记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9.
[2]/GB/jiaoyu/1055/2075905.htm.l
[3]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无论是孔子“教会做人”的德育方法，还是陶行知的“教人求真”的德育论，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在实践中指导我们的德育工作，展现“学做人”和“做真人”的崭新风貌，致力于培养知行统一的现代德育主体，将会使我们的德育踏上更广阔的发展道路。
二、孔子讲“有教无类”，陶行知倡“平民教育”，都强调公平教育
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子弟。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这一理论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高贵、优越的思想，并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本人愿意学习，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上，他的弟子分布地区广、成分复杂，大多数出身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穷困至于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之原宪，父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在孔子私学中，弟子品类不齐，除了出生平民的，也有个别商人出身，如曾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还有少数出身于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牛等。弟子之中，各色人物都有，但他都能做到一视同仁，像他的弟子子贡是学生中最富有的，孔子并不因为他富有而特别优待他，还时常批评他夸夸其谈的毛病。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做到的“教育公平”，激励并要求着今天的教师们也必须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让我们的孩子拥有公平的学习机会，让我们的教育成为真正的全民教育。陶行知在自己的教育生涯中也极力推崇教育的公平性。他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个钥匙便是活用的文字符号和求进步的科学方法。普及教育运动之最大使命，便是把这个钥匙从少数人的手里拿出来交给大众。”在《民主教育》中又指出：“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积极方面，我们要求教育机会均等。对人说，无论男、女、老、少、富、阶级、信仰，以地方说，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陶行知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平民教育思想对我们实施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它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个人，更多的是它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素质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孔子和陶行知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他们都认识到：只有平等接受公平的教育，才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
三、孔子是“仁者爱人”，陶行知则“爱满天下”，都强调爱心教育
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是杜威教育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延伸。“教育”是“审美教育”的根，“审美教育”是“教育”的枝。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共同构筑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尽管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没有对审美教育进行直接论述，然而他关于审美经验的论述直接启迪了我们对于审美教育的思考。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和美学理论同样秉持实用主义精神，构建了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美学体系。他认为美是“涉及功利”的，日常的生活经验便是美的萌芽，人们与周围的环境不断互动，不断产生各种形式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美的源头，强调“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在教育领域，他的“儿童中心论”继承并发展了卢梭的教育观。18世纪的卢梭在阐释“儿童中心论”时指出:人性本善，儿童生来天性趋善，教育只有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才能成功。杜威在继承卢梭的“儿童中心论”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儿童的成长是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人，而社会便是许多个人的有机结合。如果从儿童身上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体的群体”［4］。强调美学的实践性和与环境的互动，这一点与他提出的“艺术即经验”几乎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这些教育学理论的诞生与杜威的美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杜威的美学思想是蕴含在他的教育思想中的，也可以说，在杜威的思想体系中，美学思想与教育思想从来都不是分开的，可以称之为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与杜威的教育理论强调“实践”“经验”一样，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同样崇尚由“完满经验的积累”而产生的艺术。由此看来杜威的审美教育思想和他的教育思想是相容并济的，“教育”是“审美”的根基，“审美”是在“教育”基础上的延伸。
二、杜威审美教育思想的特色
(一)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强调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当今世界审美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命题最早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Featherstong)提出来的。他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在这种审美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具有审美的特征，周围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品，一切都可以成为审美对象。杜威美学思想强调了日常审美的重要性。《艺术即经验》一书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杜威认为审美经验源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提炼与升华。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将艺术融入生活，由生活产生艺术，艺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诞生打破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森严壁垒。杜威说:“审美经验的仅有而独特的特征正在于没有自我与对象的区分存乎其间，说它是审美的，正是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合作构成一种经验的程度而言的。在其中，两者各自消失，完全结合在一起。”［5］他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为民间通俗艺术做了慷慨激昂的辩护，他的实用主义精神成为美国通俗艺术蓬勃发展的养分:一方面激发了美国民众参与艺术的意识，并使乡村音乐、波普艺术、拉普艺术逐渐发展为美国艺术的主流;另一方面打破了严肃的美学家把艺术作品放进音乐厅、博物馆的惯例。可以说，美国全民素质的提高与通俗艺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通俗艺术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又有着不容置疑的关联。
(二)对生活与艺术界限的突破
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杜威强调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的连续性，审美涉及功利，他突破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壁垒，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论”，强调了日常生活与艺术界限的突破与新的融合。他所论述的经验，既包括人的情感，也包括具体的客观事物，生活中的实践过程、实践对象，等等。他说:“在任何时刻，活的生物都面临来自周围环境的危险，同时在任何时刻，它又必须从周围环境中吸取某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个生命体的经历与宿命就注定是要与其周围的环境，不是以外在的，而是以内在的方式作交换。”在杜威看来，经验就是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活。而经验里又孕育了艺术的种子，这粒种子是否能萌芽，完全取决于“经验”向“一个完满的经验”的转变。最初的经验是不完整的，只有通过不同的手段，使这种经验获得完满，才能拥有“一个完满的经验”。［4］一个审美经验的获得为下一个审美经验奠定基础。不断地获得审美经验，使得人的生命不断得到完满，人们会因此而感到幸福和圆满。在杜威看来，美的体验不是要与实际目的性脱离，而是“直接而自由地对扩展与丰富生活作出贡献”［4］。用杜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任何实际活动，假如它们是完整的……都将具有审美性质”，“科学就是艺术，艺术就是实践”，艺术具有改造社会、传承人类文明、促进人性完善的审美教育功能。至此，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成功地将生活和艺术结合起来，并由此表达了杜威所倡导的人生态度———通过自身实践和积累，不断获得审美经验，使得人生充实、圆满。
三、杜威审美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审美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联
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教育部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对此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6］通过审美教育来丰富人的感性、提升人的情感，最终实现感性和理性的协调发展，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全民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全民素质最直接的方法是开展全民素质教育。笔者认为，审美教育不仅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更多的审美机会和审美享受，也为全民素质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艺术即经验》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告诉人们如何通过审美化的生活提高自身素质。杜威的审美教育希望通过引导人们对美的形式进行不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欣赏，从而净化情感，最终实现高尚、自由的人格，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二)通过日常生活审美化提高民众素质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7］各种庸俗化、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正在日渐腐蚀民众的审美。对于这些低俗的文化产品，现代社会中竟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东西，并以此为乐，认为这就是美，这就是流行。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的审美到底怎么了?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的生活与审美被迫分离开来。学生从幼儿时期便肩负各科学习的压力，忙完课内作业还要参加各种补习班，早已经没有时间去满足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更没有精力去体验学习的意义和美好。学习书本带给我们的仅仅只是考试成绩的提高，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能够在下次考试中考出一个好名次，“学习”这两个字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意味。就当今学校教育来看，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手段与目的是分离的，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说过，“审美经验丰富和发展才能使人幸福”。没有圆满的审美经验的积累，就没有素质和幸福之说。笔者认为，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在于让民众提高审美能力，获得审美经验，最终体验幸福。如今看来，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在生命中启蒙阶段失去了积累审美经验、体验幸福的重要时机，这无疑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发展。
(三)专注于审美本身，达到素质教育过程和目的的统一
提及素质教育和审美，在平时的生活中最直接的方法是开设艺术课。在国内许多中小学里，学生跟教师唱唱歌、画几笔画，就是艺术课的全部内容。这种艺术课只重视对学生艺术技能的培养，忽略了艺术教育的最终出发点———丰富的学生审美经验。如此持续下去，学生的思维被格式化，创造能力也必将日渐枯竭。“过程与目的相统一，要你做的事业是你想做、愿做的，这样产生的快乐、自由，正是艺术经验。”［4］艺术既不是高于生活的也不是生活的点缀，艺术存在于生活当中。针对当今国内素质教育过程和目的分离的现状，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让学生的活动目的和手段相统一，让学生的日常经验升华为审美经验。当然这样的审美经验不能仅仅存在于艺术场所、艺术作品之中，而应该更多地出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才能达成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四)审美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恒久性、渐进性特征
关键词：；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思想
（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冯友兰说：“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代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1]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说：”如果中国古代最大的教育家是孔子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就是，是继古代孔子之后独步于中国近现代文坛的教育巨匠”。[2]
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恢弘浩淼，不啻于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宝库，而内容丰富、深蕴哲理的科学教育思想则是整个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奇珍，光芒万丈，辉映寰宇，泽被后世；似丰碑，立足近代，秉承古代，昭启现代。
的科学教育思想，基于他本人的经历实践和探索思考，基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源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的。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乃至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的科学教育思想有其自身复杂的背景和广泛的来源。拙文就此二端稍作探析，藉以祈教于方家，冀获引玉之功。
一、时代背景：近代中国的落后及世界列强的入侵
作为封建社会的垂暮之年，清朝后期，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失落，教育废弛，社会动荡，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危机重重。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加生产、扩大市场、赚取高额利润，从而肆意将殖民侵略的贪婪触角伸向了海外，积极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物产丰饶、地广物博的东方大国，早令列强垂涎欲滴了。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踵入侵，《》、《》、《》、《》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中国进一步丧失了和领土的完整。1894年，中日爆发，中国再次惨败，《》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此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掀起了一个的狂潮，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当于1868年诞生之时，正值中国因失败而遭受资本主义列强凌侮的时候，而的失败尤使震惊，面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列强，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明显的衰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开始涉猎“新学”。“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3]1899年，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使他“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4]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只关注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那些圣人礼法和伦理纲常，科学长期遭受冷落。“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谈，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日。若仍因循故知，不图努力精进，则恐唯有受天演之淘汰而已，然此亦因限于科学、智识之幼稚也。国内发明既寥若星辰，著作尤鲜若鸿毛，欲求一可读之书，殊不可得，深进研究，更属梦想。”[5]至于今日中国之学术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可是，世界列强则为另一番图景：“近来列强提倡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国内，固然不惜用最新的设备，集中专门人才，使之致力于宇宙的秘奥，事物的创造，崭然有新的发见或发明，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名誉，而且高掌远蹠，肆力于国外，尤其眈眈于我国疆土。”[6]为中国缺乏现代科学而万分自愧，他认为，欧洲人所谓的某学某术受中国影响，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非中国当今的学术，在西洋科学发达而中国科学落后的现实形势下，今人无可引以解嘲。
近代中国的落后，引发了的深切思考，他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比较中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进行科学教育，方是振兴祖国，改变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7]20世纪初，世界科学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科学竞争日趋激烈，世界上的强国，无不是工业兴隆，对于声、光、化、电的学问研究得细致入微的，说：“今人竞言科学救国矣。夫科学何以救国？岂不以人类所以进化之秘奥，他学所不能明者，科学能之；国家所赖以生存之要素，他术所不能致者，亦为科学能之。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8]指出了科学的重要作用及科学发达与国家富强之间的正比关系。他数度出国留学，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探求西方诸国国富民强的奥秘，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后科技已经落后，要想富强发达，唯有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指出现代文明源于欧美，“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因此，我国要发展，“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9]的科学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近代中国落后及西方列强凌侮的时代背景下盟生的。
二、广泛来源：中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
就“百家争鸣”而言，赞誉如是：“我国先秦时代，诸家风流，颇具科学途径，治哲学者有道学，治道德政治之学者有儒学，治论理学者有名学，治法学者有法家，治词学者有纵横家及小说家，治农学者有农家，治理工之学者有墨家，其学说皆有独到之处，足与希腊学者抗衡。”[10]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其科学途径深深地激发了的民族自豪感。正如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所说：“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竞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1]事实上，确如所言，奇伟壮观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百家争鸣”中所反映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精神深深融入了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所呈现出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成为“兼容并包”思想的源头；“百家争鸣”中寻求变革、促进发展的学术理论，成为冲破传统、积极变革的原动力；“百家争鸣”中崇真尚实、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成为科学精神的主要来源。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成为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正向来源，从正方向上丰富了科学教育思想的内容。
2、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
认为，在我国学术史上，法家偏重群性，道家偏重个性，二者均不适合我国民族的习惯，只有儒家能兼顾个性与群性，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年而不被更替。但是他随后又对儒学展开了深切的反思：“中国墨学中绝，故以后科学不发展，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汉以来，不能出烦琐哲学之范围。”[12]虽然墨家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在我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在“儒学独尊”强势冲击下，同为显学的墨家，不得不急流勇退，归于沉寂。认为，在我国最近的一千年内，国人的思想为烦琐的哲学所束缚，因而科学极不发达，科学上的进步也特别缓慢，根本就不能与科学发达的世界各国作同一速度的演进。对我国汉以后儒家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做了一番深思：“自汉以后，学者偏重读书，如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皆为人所艳称。使人以此为学，真古人所谓专己守残者耳。”13]在古代中国，科举取士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但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央集权专制下，儒家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的内容，儒学理论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来，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学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学理论的强有力手段，这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使诸子成为被禁之列，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百家争鸣。
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这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是标准的儒家学者，但他却能对儒学思想进行深切反思，这一点尤为可贵。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成为科学教育思想的逆向来源，儒学重伦理教育、轻自然科学教育，儒学尚继承、轻创新等弊端，从反方向上给科学教育思想以重要的启示。
(二)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数度留学西洋，对国外文化也颇有研究，而这些又成为其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
1、康德哲学思想的指导
康德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哲学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第一次提出有科学价值的天体起源学说。他用自然自身具有力量的观点将太阳系描绘成一个有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无需神力的“第一推动”，从而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最初的缺口。
1907年以后，五次走出国门，其中三次留学于德国大学，留德期间，他几乎每个学期都在大学开设的康德哲学讲座上听课，其中有冯特所讲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和福尔特所讲的《康德哲学》等。听课、读书之余，他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鲍尔生根据康德哲学思想撰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留学法国期间，还草拟了《康德美学述》一文。
以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为指导，建构了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现象世界，即物质世界，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属之，它是相对的，有形的，有限的，受因果律的制约，与时间、空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可以经验的，属于政治范围；一为实体世界，即本体世界，一切精神现象均属之，它是绝对的，无形的，无限的，不受因果律的制约，无时间、空间的限制，是超越经验之外的，是超政治的。依据上述划分，认为属于物质世界（现象世界）的自然和社会永远不可能进入本体世界（实体世界），只有人的精神才能进入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只有通过人的精神才能与本体世界相通；而与本体世界愈接近，人的精神就愈趋于自由高尚，人也就愈变得纯真完美。本着这样一种对宇宙人生、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指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4]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他认为联合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津梁就是教育。教育虽然立于现象世界，不排除对现象世界幸福的追求，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他认为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其能力，养成“完全人格”，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恪尽一份责任。
在以康德哲学思想为指针而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中，将科学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康德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2、德法科学文明的激励
就科学而言，在西方文明世界中，尤为推崇德法两国，“近世言科学者，率推德法两派。法人多创见，德人好深思，两者并要，而创见尤为进化之关键也。”[15]以为德法两国的科学程度各有千秋，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我国学者应充分吸收两国特别是法国科学家的发明锐气。这种发明的锐气在看来，它的实际表现则是：在近代社会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竞相发明新的器具，德国的飞艇、法国的飞机，为人们的交通旅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能够持久作战，究其原因，认为是两国科学的发达。他如此推崇德法的科学文明，这与他在这两国的留学经历是密切相关的。1907年夏，赴德留学，学习德文；1908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历时三年六个月；1912年9月，再度赴德留学，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至1913年6月止。他在德国留学所修的课程主要有《心理学原理》、《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心理学实验方法》、《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德国古代与中世纪的文明》、《德国现代文明史：世界观与科学观》、《古典时期的德国文明》、《欧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歌德》、《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成就》等，就这个粗略的课程目录，可以看出几点：（1）在选课方面特别重视文化史、文明史方面的课程学习，他并没有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而是将教育的内容即文化道德和教育方法理论即心理学联合起来学习；（2）在研究西方文化方面，他尤其注重对科学基础的探讨，此后又将之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文化史比较研究的传统；（3）善于学习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欧洲文明怎样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这个根本问题。可以说近代化、现代化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特别注重学习一些自然科学。1913年，赴法国留学，学习法文，从事著译、考察和研究，积极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至1916年10月受命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止。此间，除了翻译康德的著作外，于1915年以德国哲学家鲍尔生与冯特所著《哲学原理》为基础写成《哲学大纲》。1920年10月至1921年9月，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去了德法等十个国家，访问了这十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拜会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又一次赴欧洲，在德法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十分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在面对技术先进的西方各国时，他毅然离开发展停滞的祖国而抵达近代化的国度，学习并且精通西方新出现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理念是：一个民族，不能不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的空气及饮食，否则就不能有所长进。
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对的影响极大，他在欧洲各国留学和考察期间，耳濡目染，深受其熏陶，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是科学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时值民族危机，抛弃了封建士大夫的头衔，踏上了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吸收西洋文明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思想，它是在立足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A].见中国研究会编：纪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8.
[2]萧超然.与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A].见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著：研究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转引自研究会编：论[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203-204.
[4]高平叔.全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96.
[9]高平叔.年谱长编：卷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35－536.
[11]、[14]高平叔.全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9；133.
[10]、[13]、高平叔.全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62.
近几年，我国新闻媒介得到有效发展，并逐渐成为当前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的角度分析，终身教育思想的源头出现在几千年前，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曾经将人的一生归纳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哲学家庄周也提出“吾生有涯，学海无涯”的著名观点。这些观点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源头。新闻媒介对终身教育思想比较重视，无论是西方国家所推崇的自由与平等，还是东方国家所坚持的矜持与传统，都在新闻媒介的发展中发挥影响。西方著名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漫长、艰苦的训练，那么便不会有所成效。”这作为终身教育发展的萌芽，为日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主张“儿童和所需要教育的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受到锻炼”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中受众地位没有得到重视，但是，在新闻媒介的发展中，各种新闻理念、新闻思想以及新闻观点、新闻媒介的出现，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一局面。现如今，在新闻的影响下，人人均可成为主角与焦点。与此同时，从新闻媒介的受众角度看待终身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的内容、形式发生本质改变。传统社会中，受众在15～30岁接受教育，但是，在新闻媒介的影响下，受众从几岁开始便可接受教育，一直到老年仍然接受终身教育，从而形成“学到老、活到老”的基本现状，进而促进终身教育思想的发展与进步。1970年，保尔•朗格朗创作的《终身教育引论》发表，标志着终身教育理论的诞生。朗格朗作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创始人，在对终身教育理论进行分析与阐述过程中，以人文理念为主，从新闻媒介受众的创新角度进行分析与实践，从而对全世界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1972年，联合国教科发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本次研究在朗格朗的理论基础上，从教育问题进行回顾性分析，从历史以及现实的角度对终身教育理念进行研究，并且从根本上明确了学习社会以及终身学习的基本目标。该报道从受众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加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重要性，认为终身教育是受众在学习、生产中的主要手段。该报道在新闻媒介的影响下，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对新闻媒介下受众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认识，将新闻媒介与其相融合，利用各种媒介产品，对终身教育思想进行总结与整理，并在新闻媒介的影响下传递给广大受众。1995年，我国新闻媒介得到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论以新闻媒介为指导，积极纳入我国教育目标之中。近几年，我国新闻媒介得到可持续发展，终身教育思想得到快速进步，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的现代化，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新闻媒介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
从本质上而言，终身教育是在适应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教育的过程是持续的，是不间断地完成的。在新闻媒介受众角度下，终身教育思想将受众、教育、新闻融合在一起，促使三者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发展关系。另外，新闻媒介受众角度下，终身教育思想延续新闻传播的基本特点，将教育扩展到朋友、家族、工作之中，将教育与新闻媒介、实际生活结合。此外，在我国新闻媒介的发展中，以受众为主要出发点的终身教育思想逐渐在学习、工作中体现出新闻媒介的基本特点以及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媒介产品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中，新闻媒介得到快速发展，人们获取终身教育的途径得到扩充，人们在积极适应以新闻、媒介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中，能够对新闻媒介自身的优势进行探究，并利用自身特点，将学习方式进行改善，从而为获取到相应的知识而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及变化。从本质上而言，传媒行业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从根本上影响了终身教育理论的传播。上世纪，由于技术落后，缺乏媒介产品，信息传播渠道狭窄，导致很多终身教育理论无法得到传播，但是如今，伴随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终身教育思想也有所理解与认可。社会发展需求有所保障朗格朗以为，现代社会中不仅需要各种、职业交往，还需要各种挑战。这些挑战，会对人们的社会、命运有所改变。其中，新的挑战主要包括了人口速度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政治方面的影响、大众传播的发展、生存模式的改变等。媒介产品的运用也导致教育机会得到提升，我国传统教育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无论在各个层次、各种转型阶段，新闻媒介都会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以及创新。
3、新闻媒介如何推广终身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