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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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学；辨证论治；唯物主义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以上是笔者对中医发展存在问题的一点点拙见，但不意味着否定中医，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局限性，提出中医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医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只有不断的创新、发展，才能渐近完善，西医亦然，中医亦然。
在20世纪末，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疾病谱的变化，WHO提出卫生服务要求，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将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为维护人类健康需要，社会健康保障体系亟待建立一种良性运行机制，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尤为重要，因此中医全科医学发展应运而生。结合实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有关部委，适时制订了有关中医全科医学发展的纲要性、指导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在我国初步建立起充滿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形成统一規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全科医生与城乡居民基本建立比较稳定的服务关系，基本实現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及《云南省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云发改社会【2010】1871号）等文件精神。随之，组织相关专家开拓性地推出了相对完整的中医全科医学临床培训试用教材，对中医全科医学的人才教育、临床的发展具有填补空白的里程碑意义，其功巨焉!转眼，跨入21世纪已15年了，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中医全科医学教育思路、人才培养仍不容乐观，亟待修正。详细研读上世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相关部委制订的有关中医全科医学临床人才培训纲要性文件，考察相关的培训教材，不难发现：20世纪末，中医医学全科人才培训教育思路是普及最初级中医临床基本技能（如望闻问切、推拿、刮痧等），适当补充现代医学科技与社区卫生紧密结合又十分必须的实用技术（如心理咨询等），以适应刚刚成立的诸多社区卫生中心的业务需要，以及诸多转岗的初级卫生技术人员的需要。同时，在此后开展的中医全科医学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思路也是围绕这一教育思路开展，存在对全科医学硕士专业学生的培养缺乏经验，且方向不明朗，培养方案存在制定重点把握不好，水平不高，对学生在校期间、就业等前瞻性不足。尤其是课程设置（除了硕士公共课以外，要求重点在中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中医妇、儿、外科的多发病了解），显然，这就是一个中医住院医师的强化培养。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教育思路与现在中医全科医学的临床及人才培训已不再吻合。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也不再是20世纪末叶的最初阶段了，随之，中医全科医学临床预防和健康教育思路也亟待与时俱进，进行调研、论证、修改、提高、完善！
2中医全科医学学科亟待定位
中医全科医学应运而生，是因为二十世纪末，全面大力发展起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全方位服务。相关人才培训教育思路是根据少量的中医和大量的非中医专业出身的卫生技术人员转岗的现实而确定的；故而，相关的培训教材就着重于最基础的中医临床适宜技术的强化培训；随之而确定的中医全科医学专业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也是在此大格局下开展起来的。尽管在现在看来，这些相关决策和措施与眼下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状况不大吻合，但是，这是适应中医全科医学最初级发展阶段的、合适的、正确的决策和措施，毋庸置疑！然而，为什么这些决策和措施与当今中医全科医学发展不大吻合呢？或者说，为什么这些决策和措施没有得到及时修正或修订呢？我们认为其关键的因素是因为大家对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亟待重新定位，因为没有对中医全科医学学科进行定位。那么，这个中医特殊的分支学科，就没有发展方向，就没有自己人才队伍培养的特定目标。换句话讲，这个特殊的分支学科，尚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分支学科，其独具特色的学科特点尚未形成。显然，大家都是在摸索中艰难前行，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门分支学科，或者是一门专业，必须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学科或专业的特色，有自己学科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有自己独特的人才队伍、与之相关的独特的教育体系，如独自的教学方法、教材，理论体系、管理体系，网络平台……。这些诸多因素的确定或明确化的前提，必须是这一分支学科的定位。也就是说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要尽快相对完善，如果仅仅是根据临床需要，调整措施而进行的经验总结，那么，根本就上升不到理论层面，也根本形成不了学科。因此，对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理论层面亟待进入全面并且深入的研究。否则，中医全科医学发展的思路仍将停在上世纪末叶，显得有点僵化；培训教材仍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得有点老化；临床硕士生培养仍在摸索、试探，显得有点幼化；而整个中医全科医学理论研究仍在上世纪末叶，显得有点忒初级化。
3中医全科医学是中医临床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
据我们所知，在当今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及我国教育学科体系中，中医药学科是医学学科的子学科。而临床上，中医科、中医医院都是专科性质的，即使三甲中医医院，在综合评级评价中也仅仅是专科性质的三甲医院。这就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学发展，而中医药发展与西医发展之比较又如此相对困难之学科原因。换句话讲，我们中医药学原来就是不分科，本来就是全科医学或者是综合医学。而现在残酷的现实：我们中医药学是专科，这样，当今又提出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定位就显得多么不严肃而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中医全科医学遇上了极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现实是，愈来愈发展的大量的社区卫生机构又急需全面的、多面手的中医科技实用型人才，而推而广之，大量的高端的综合医院的发展，也同样急需全面的、多面手的高端的中医药学科的实用型科技人才。因此，我们认为，中医全科医学应该是中医临床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对于中医全科医学这一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即便是初级或低级阶段，也同样要求是综合性医学人才，而并非是一般的专科或单纯病种专科，如儿科、心血管科等。显然，与之相应的教育学科、教材或培训教材、教学方法都应该随之而有变。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医全科医学的初级人才培养，应该是本硕连读的不分科的中医临床研究生，而并非中医临床专业的本科生。中医本科生再考中医临床研究生，大多是分科的专业较强的专科人才的培养，而非中医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换言之，具有不分科中医本硕连读的中医临床硕士研究生，才是比较对口基层社区卫生机构中医综合科这一专科即中医全科医学的全面的、多面手的、实用型中医药人才。如果是中医本科后再考中医全科医学硕士临床研究生，要有2年的中医师临床实践，才能进入中医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推而广之，大型综合型医院的“中医科”，有的叫“中西医结合科”，这样的最高端的综合性中医专科非中医不分科的硕博连读的高端中医多面手、全面的实用人才不能胜任工作。
设想一下，一个中医本科生，考了中医肝病临床硕士研究生，又读了肝病博士生，然后，到三甲医院中医科，每天遇到的是多专科多病种的诊疗现实，他该是多么多么痛苦！这就是中医全科医学的现实！因此，提示我们：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学科分支，或作为临床的专科科室，与一般的专科是有着其独特之处和高端全面系统特性的，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然而，中医临床本科生是否就是中医全科医学之专科人才呢？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大家都知道中医院校的本科生有2个中专生之戏称，即一个西医临床中专生，一个中医临床中专生。显然，对于仅是一个西医中专生兼中医中专生水平的医生来讲，面对日益重视健康、对健康服务水平要求日益提高的广大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群体主要集中于老年病和慢性病康复人群，还有急性病、危急重病、社区的急救处理、院前处理或首诊处置，这些远非中医本科生能力所能及。这样的基本情况，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长期有临床一线工作的副主任医师才能达到的基本水平，并且，不应该是专病分科的专科医师。这就再次提示我们，中医全科医学的高端性和综合性，并非一般的专病专科专业。从中医全科医学的临床现实及人才需求，可以基本确定人才培养培训的基本目标。
随着21世纪人类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逐步建立，“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师”已成为我国今后若干年内卫生改革的重要内容。全科医学是“最经济、最适宜”的医疗服务模式，是适应我国卫生事业发展需要、满足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最理想的医疗服务形式。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与全科医学的理论基础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以整体医学为主线。中医“治未病”及“简、便、验、廉”的特点，社区居民更容易接受，更符合集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中医药院校培养中西医结合全科医学人才具有突出的优势。高等中医药院校如何培养出高素质、适应社区卫生服务需要的全科医师，关键在于如何制定科学的培养方案，确定培养目标，合理设置专业课程体系及实践教学，这样相应的教学大纲确定、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置，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值得说明的是，现在有些中医院校的本硕连读的课程设置并非是针对中医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而设。因为，不少是侧重了外语教学，也有是侧重了西医教学，其中，大多是取消中医经典的临床教学，这都不是在培养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因为我们认为，中医经典临床教学才是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在此，对于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发展定位，从不同侧面给予简单的描述或提示，远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只是希望我国中医界能立足世界中医界、卫生界的现实，对中医全科医学有一些认知。
4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是系统工程
中医学中蕴含丰富“全科”思想，集中体现在大医精诚的医德观、天人合参的整体观、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内外相因的疾病观、辨证论治的诊疗观、未病先防的预防观、形神并调的养生观、针药并用的医技观等，这些观念涵盖了现代全科医学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医学观。当今中医学的发展，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文章旨在通过对中医学中全科医学观的探源，理清中医学之"全科"与现代全科医学之“全科”的联系与区别，为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医全科医学奠定理论基础。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药学科的一个独特学科分支，或独特中医专科，其学科发展或临床科室建设是牵涉到多部门多方面长时间的复杂工作，远非单一科室单一人员一天半天能完成的。因此，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是系统工程。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临床综合性专科，牵涉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方方面面，与卫生、医药、中医药系统关系紧密。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事无巨细。这就需要教育部门各中医全科医学教学专家牵头，由中医全科医学临床专家（切记：非专病专科中医临床专家）重点参与的专家队伍共同努力，才能确定正确的教学大纲，编写合适的教材。而在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离不开人事、劳动等各方面的政策，如建议中医临床专科博士，进行2~3年的中医全科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与学习（训练），以成为一个以专病为专长的中医全科医学高端合格人才。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在社区卫生机构，在综合医院中医科或中西医结合科的待遇及配置，都需要相应的政策配套，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开展的世中联（北京）远程教育科技发展中心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实际上就是在培养中医高端的全科医学人才。此项目已开展三批，近10年了，培养近千人，旁听课者近3千余人。这些人才都是主任医师，大多临床已近30年，已具有丰富的临床一线经验，分内、外、妇、儿、针灸、推拿、口腔多科，而现在培训的重点是中医经典临床应用，并不分内外妇儿各科，要求每人至少要拜名师3人，并且本省1人，外省2人，这就要求临床上更要多看多练，对于各自专科，要求到国家重点专科学习。我们认为，这是专科特长的中医全科医学高端人才培养途径之一。
医学的目的是打破基础、临床、预防和药学等领域之间的壁垒，使它们相互沟通、密切联系，避免单一领域研究的局限性和盲目性，缩短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进程。目前，转化医学的研究主要关注：肿瘤(如乳腺癌、肺癌、大肠癌、前列腺癌及卵巢癌等)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分型和个体化治疗研究；生物标志物的鉴定与应用㈤；干细胞转化研究；动物模型开发研究；药物研发(主要分子靶向药物研究和生物大分子药物研究)，从而将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尽快转化为临床问题的解决方法，将基础研究获得的知识、成果快速应用到临床上门“。
2转化医学与医学各学科关系
2．1转化医学与基础医学近年来，尽管人类在解决健康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科研领域，常常出现投入大于产出，基础研究与临床之间脱节等问题的不对应性，而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我们需要生命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医学领域专家的通力合作与交叉研究，破解紧迫性的难题：如何将大量的数据转化为解决医疗问题的有用信息?比如，世界各国正在全基因组范围内开展的基因与疾病的关联性分析，寻找与疾病相关的易感基因和医学研究模式，从“组学”到系统生物学研究的转变等方法，在肝癌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肝癌的发生与发展相关的分子机制方面。正因为有这些方法的转变才使得我们能系统解决医学问题，做到基础研究的大量有用数据能实际应用于临床诊断与治疗。
2．2转化医学与预防医学转化医学以推动医疗改革、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战略目标，主要方法就是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及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凝聚到4P”医学中n。转化医学就目标而言，就是预防医学，它是健康促进的引擎。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患者在患病初期未加以重视，大多要进展到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时才会到医院就医，从而导致病情延误。因此，医生只注重治病是不够的，人类健康问题的解决根本应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申卫生事业模式转换，要从疾病的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变，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深入贯彻三级预防模式。最终通过精确的诊断与治疗，有效的预防和控制，降低发病率、提高治愈率、减少疾病所造成的各种损害，降低医疗的综合成本，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在我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前，老龄化将带来诸多疾病，肿瘤、糖尿病、神经精神性疾病等慢性疾病，加上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危害，使我们要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2．3转化医学与临床医学转化医学最终将产生2种结果：分子医学和个体化医学。基于分子分型的个体化治疗，其发病机制复杂、疾病异质性很大，例如各种多病因慢性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及糖尿病等)，不能仅采用单一的某种方法来进行疾病诊治。一种尺度或者一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人的医疗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要实施个体化的治疗必须基于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等一些基本特征、基础医学的分子生物学特征，选择合理治疗方法和药物，最终使患者在最佳的经济条件下产生最小的毒副作用和最高的效益。研究发现，同一种疾病在机体不同遗传、营养、免疫状态下，对同一种治疗方法或同一种药物的疗效和预后存在较大差异n。因此，临床可利用基因分型、生化指标等生物标志物预测和评估患者药物敏感性及预后，以便合理选择药物和剂量，提高疗效，改善预后。通过临床与基础的关联性分析，找出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并阐明疾病的机制，最终以循证医学的原则实施医疗工作，为疾病治疗反应和预后评估。
2．4转化医学与药学在人类生活质量提高和寿命延长以后，医学重大问题的解决将通过基础研究和药物研发及医学实践三者的紧密结合。药物研究是转化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新药研发的源动力n。在药物的研发过程中，转化医学的典型含义是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真正治疗患者的手段，主要通过明确药物靶点n，实现个体化治疗的真正目标。其有3个共同的特征n：①以“组学”为代表的系统生物学为研究手段；②以“多学科交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策略；③以“服务临床”为目的的研究方向。
3转化医学研究前景
如果眩晕的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在治疗时应考虑更积极有效的方案。否则可采用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案。第四，要了解眩晕发作的频率，频繁的眩晕发作无疑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梅尼埃病患者的眩晕发作每年1次左右，在治疗时可考虑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案。相反，如眩晕的发作每月数次，可考虑破坏前庭的治疗方案，以缓解眩晕发作。第五，还应该注意眩晕发作的诱发因素，不同的疾病眩晕的诱发因素不同。BPPV的发生同有明确关系，头左转或右转能诱发眩晕。迷路瘘管患者改变中耳压力时可诱发眩晕发作。上半规管裂综合征患者多具有强声或中耳、颅内压力变化导致的眩晕［3］。最后要了解眩晕发作时的伴随症状，即患者是否伴有听力下降、耳鸣、耳闷。前庭神经炎、BPPV患者往往仅表现为眩晕。梅尼埃病、迷路炎、外淋巴漏、上半规管裂综合征患者可同时伴有听力下降和耳鸣等［4］。认真详细的问诊加上细致的体格检查是诊断的关键。眩晕患者的相关体格检查包括患者眼震的评估，自发性眼震、摇头试验和甩头试验。怀疑BPPV患者需行Dix-Hallpike检查。Romberg检查时患者有移步或摔倒的现象为阳性，如患者闭眼时移步或摔倒更明显提示患者功能下降。如患者睁眼和闭眼时移步现象一致提示其本体感觉或小脑平衡功能下降。Fukuda踏步试验要求患者闭眼后原地踏步1min，观察患者偏离中线的角度。如偏离角度超过45°，说明患者前庭功能下降且未能代偿，偏向侧为前庭功能受损侧。中耳压力改变试验即按压耳屏或鼓气耳镜外耳道加压或捏鼻鼓气等改变中耳压力，观察是否诱发眩晕和眼震，上半规管裂综合征、迷路瘘管以及气迷路患者往往呈阳性反应。强声刺激试验即应用100dB的纯音刺激5s，观察眼震和眩晕以判断是否为外淋巴漏或上半规管裂综合征［5］。动态视敏度检查即要求患者清晰分辨视力表上最小字，然后要求患者以2Hz的速度摇头，停止后再要求患者清晰分辨视力表上最小字，比较两者之差。单侧前庭功能下降未能代偿者、双侧前庭功能下降者表现为动态视敏度下降。过度换气试验即要求患者连续20次深吸气后用力呼气，焦虑症患者往往表现为头昏，以及手和口唇麻木感。相对于听觉功能检查的成熟，前庭功能检查方面不尽完善。总体而言，冷热水试验评估水平半规管低频区(0．005～0．5Hz)功能，能区分左右侧水平半规管病变。转椅试验评估水平半规管中频区(0．5～1Hz)功能，双侧前庭功能下降者其增益下降明显，本检查对双侧前庭功能下降的诊断有意义。甩头试验评估的是半规管高频区(2～3Hz)功能，是目前最常用的床旁试验。前庭诱发肌源性电位(vestibularevokedmyogenicpotentials，VEMP)在眩晕临床诊治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VEMP按其记录部位不同，可以分为颈性VEMP(cervicalVEMP，cVEMP)和眼性VEMP(ocularVEMP，oVEMP)。前者反映球囊及其通路中前庭下神经功能，后者反映椭圆囊及其通路中前庭上神经功能。VEMP在前庭病变定位诊断中的作用明显。另外前庭诱发肌电图对半规管裂综合征的诊断作用明显，半规管裂综合征患者由于存在内耳第3窗，内耳顺应性增加，患者VEMP阈值下降，振幅加大。
2常见周围性眩晕类型
2．1BPPVBPPV是外周性眩晕最常见的病因，是60岁以上患者头晕的首要病因，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0%有BPPV经历，这主要与老年人体内钙离子代谢功能异常有关。另外BPPV的发病还与外伤、病毒感染、年龄、偏头痛有关。95%的BPPV是由于椭圆囊上的耳石进入后半规管所致，只有极少数患者是由于耳石进入水平半规管或上半规管所致。BPPV患者眩晕发作持续时间较短，一般不超过1min。眩晕的发作同头部运动有关，患者通常能分辨出患耳侧。患者眩晕发作后可能伴有头重脚轻及不稳感。行Dix-Hallpike检查时可观察到典型的垂直扭转型眼震。BPPV通常有较好的自愈倾向。Epley手法复位是治疗后半规管所致BPPV的有效手段。在手法复位前，应向患者简单介绍该病的特点及耳石复位过程中可能出现眩晕，以消除患者对眩晕的恐惧心理。同时要了解患者是否有颈部外科手术史、新近颈部外伤、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寰椎或枢椎不稳、颈脊髓或神经根病及颈动脉窦性晕厥。颈部有病变的患者行Epley手法复位时要谨慎。一般而言，一次复位症状缓解率为76%，但年复发率为15%。
2．2梅尼埃病梅尼埃病是耳科门诊中另一种常见的眩晕疾病，临床特点为反复发作眩晕、波动性听力下降、耳鸣和耳胀。其眩晕发作持续时间一般为20min～24h。早期一般为低频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并逐渐累及中高频，一般在5～10年后听力曲线最终变为平坦型的重度聋。并非所有的梅尼埃病患者均会有梅尼埃病的特征性临床表现。Kitahara等［6］研究认为，仅50%患者同时表现听力下降和眩晕等梅尼埃病的特征性临床特点，19%的患者仅出现眩晕，26%的患者仅出现听力下降。梅尼埃病的发病基础为内淋巴积水，早期一般累及耳蜗顶圈，导致患者出现低频听力下降。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内淋巴积水可累及耳蜗中圈或底圈甚至球囊，患者表现为中高频听力下降。梅尼埃病可能由于内淋巴积水，使前庭膜扩张移位而突入前庭阶，并最终导致前庭膜破裂。富含钾离子的内淋巴液同低钾离子外淋巴液混合，刺激毛细胞而引起眩晕发作。Merchant等［7］行颞骨病理检查发现，28例内淋巴积水病例中，有9例患者生前无相关临床症状。因此他们认为，内淋巴积水只是梅尼埃病的一个病理组织学特征而非引起梅尼埃病症状的直接原因。Green等［8］经过临床观察发现，梅尼埃病的自然病程为:57%患者2年内眩晕自发缓解，71%的病例8年内眩晕自发缓解。约30%患者最终会累及对侧耳，在这部分患者中，50%在2年内会出现对侧耳梅尼埃病。因此对眩晕反复发作的梅尼埃病患者，除考虑梅尼埃病复发外，还要警惕对侧耳伴发梅尼埃病。另外，梅尼埃病患者眩晕的自发缓解使人们难以对治疗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梅尼埃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病史，详细的病史采集能使90%的患者得到明确诊断。近年来影像学发展迅速，鼓室内注射钆可被内耳吸收，使外淋巴显影。当内淋巴积水时，外淋巴显影容积减少，间接反映内淋巴积水程度，从而用于诊断梅尼埃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梅尼埃病早期，积水主要局限于前庭内;随着病程的发展，累及耳蜗。内淋巴水肿程度同病程呈正相关［9-10］。内耳显影的出现，为内淋巴积水的诊断提供了客观依据(图1)。梅尼埃病的治疗主要是针对眩晕，即如何使眩晕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一般采取阶梯治疗方案。在阶梯治疗方案中，首先是内科治疗，要求患者低盐饮食，禁烟、酒、茶和咖啡，保证充足的睡眠。眩晕发作期可使用前庭抑制剂和血管扩张剂，必要时辅以脱水剂或利尿剂。前庭抑制剂的使用一般不超过1周，长时间使用前庭抑制剂不利于患者前庭功能的代偿。内科治疗效果不佳时可考虑创伤小的外科治疗，如Meniett外耳道加压或鼓室内给药(激素、庆大霉素)治疗。Meniett外耳道加压治疗或鼓室内激素注射对眩晕的控制有效性为70%左右。鼓室内给药(地塞米松或庆大霉素)在梅尼埃病眩晕控制方面有操作简单、有效率高的优点，特别是庆大霉素鼓室内注射能有效控制眩晕，其有效性为90%，不良反应为可能导致患者听力的进一步下降。维持庆大霉素对眩晕的控制率，如何减少庆大霉素对耳蜗的毒性作用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作者应用小剂量鼓室内庆大霉素注射治疗难治性梅尼埃病眩晕取得很好的效果，即鼓室内庆大霉素注射1次后观察3周，根据眩晕的控制与否决定是否需要再次注射。我们的研究［11-12］中，眩晕的控制率可达89%，同时听力下降为16%。进一步研究发现，鼓室内庆大霉素注射治疗梅尼埃病眩晕的机制为前庭I型毛细胞受损，使前庭对外周刺激敏感度降低，而不是由于损伤暗细胞改善内淋巴积水所致［13-14］。在梅尼埃病患者中，仅5%～10%通过上述方法对眩晕的控制不佳，要手术治疗。目前常用的手术为内淋巴减压术(分流术)、迷路切除和前庭神经切断术等。内淋巴减压术(分流术)尽管目前在耳科界存在较大争议，眩晕控制率为50%～75%，然而其手术风险性较小、对听力的影响小，因此深受部分耳科医师的欢迎，目前仍在一定范围中应用。前庭神经切断术被认为是治疗难治性周围性眩晕的金标准，其眩晕的控制率高达90%以上，但有颅内并发症、面瘫和耳聋的可能。
2．3前庭型偏头痛(vestubularmigraine)过去又称为偏头痛性眩晕、偏头痛相关性眩晕、偏头痛相关性前庭病。2012年国际头痛学会和Brny学会达成一致意见，建议使用前庭型偏头痛这个名词。前庭型偏头痛的诊断依赖于患者的病史，患者眩晕的发作可以为数分钟到数天，仔细询问患者多伴有头痛病史。其有效的治疗方案为改变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多数患者对氟桂利嗪治疗有效。
2．4前庭神经元炎前庭神经元炎系前庭神经元受累所致的一种突发性眩晕疾病，为末梢神经炎的一种。病变发生在前庭神经节或前庭通路的向心部分。主要包括2种类型，一种是单次发作的严重眩晕，持续时间1天至数天，不伴听力下降，该类型眩晕不会反复发作;另一种为反复发作眩晕，持续时间10～15min至数小时，不伴听力下降。前庭功能可正常也可减退。单耳或双耳可出现耳鸣及耳胀感。发病后外周前庭功能并不能完全自然恢复［15］。本病的复发率为2%～11%［16-17］。10%～15%的患者可并发典型的BPPV［18］。另一种重要的并发症为恐惧性眩晕［19］。前庭神经元炎的治疗包括眩晕、恶心、呕吐等的对症处理、病因治疗及前庭康复训练。自1990年起，人们就已发现糖皮质激素能控制前庭神经元炎的急性眩晕发作。有文献［20］报道，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甲强龙)的应用有助于患者外周前庭功能的康复，单独运用伐昔洛韦或联用甲强龙则对此无明显影响。
大部分专家对骨骼、椎间盘、神经在疼痛学中的作用清晰明了，但往往忽略肌肉，忽略肌筋膜的MTrP。对慢性疼痛的重新审视，转变对疼痛诊断的思维，是浮针疗法对疼痛医学的一个重要启示。浮针疗法借用了MTrP的概念和诊断，却没有采用西方的疗法。自从20世纪30年代，借助当时解剖、生理学的发展以及X线摄片和椎管造影等检查技术，在客观上证实了椎管内椎间盘突出物的存在，神经根受机械性压迫引起疼痛的理论引起国际上的普遍重视，并处于独尊的地位，且被写入医学教科书。于是，对于慢性疼痛，骨科医生、疼痛科医生、伤科医生唯影像学资料为尊，认为增生的骨质、变形的关节、突出的髓核等是疼痛问题的关键。在机械压迫学的理论指导下，目前治疗慢性疼痛多采取越来越精确定位的神经阻滞、各种各样的开放性手术方式和不同方式的微创介入疗法等，可是，事实上对付慢性疼痛还是力不从心。且不说术后并发症，也不说术后失败综合征，术后疼痛依旧复发已足以让我们这些唯影像学马首是瞻的学者和专家们困惑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宣蛰人“软组织无菌性炎症”学说的提出，人们开始重视肌肉、肌腱等软组织病变在疼痛中的作用。宣蛰人认为软组织无菌性炎症是疼痛的主角，并提出软组织病变遵循“疼痛－痉挛－疼痛”恶性循环的理论［5］。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了相应的治疗方法，如密集型银质针、痛点加强刺激按摩、小针刀等，另外，局部封闭也是基于无菌性炎性反应理论。虽然，以上方法均有疗效，且也是目前治疗疼痛的主要保守治疗方法，但是除考虑它们的风险因素外，其疗效也很局限，仍然回避不了复发的问题。不能说治疗方法的有效就可以断言方法所基于的理论是正确的。宣蛰人的“疼痛－痉挛－疼痛”在理论上缺少实验的支持，也违反生理学的观点：肌肉的疼痛是倾向于抑制而不是促进相同肌肉的收缩活动［6］。所以说宣蛰人的治疗方法有效，但其理论尚值得推敲。
2皮下进针扫散可疏松结缔组织
明确MTrP后，用一次性浮针，针尖对准MTrP，在MTrP周围进针（根据情况可近可远，大范围、多痛点的宜远，小范围的宜近），在皮下组织左右摆动针体，即进行扫散动作，这就是浮针最基本的操作。浮针的进针和扫散仅局限于皮下疏松结缔组织。疏松结缔组织和针体扫散运动所产生的机械力（机械负荷）的耦合（coupling），在浮针疗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7］。2001年美国Vermont大学Langevin等［8］通过对传统针灸针刺手法后各层组织形态学变化的研究，发现针刺后改变最大的不是表皮、真皮，也不是肌层，而是皮下疏松结缔组织。皮下疏松结缔组织是浮针疗法获效的特殊结构和物质基础。疏松结缔组织中的基质在生命期间处于一种胆甾相的状态［9］，胆甾相液晶体的晶体具有压电效应和反压电效应。液晶也许是唯一仅用很小的、多种物理方式的刺激即可引起它相应的物理状态改变的物质［10］。当浮针扫散运动时，机械力可导致液晶状态的疏松结缔组织的空间构型改变，由于压电效应，释放出生物电。疏松结缔组织同时具有良好的半导体导电性能，能够高效率地传导生物电。当生物电传达到病变组织时，产生反压电效应，改变细胞的离子通道，调动人体内在的抗病机制，从而迅速缓解病痛［11］。结缔组织传递机械讯号以音速传输，约等于720mph／1100kph的速度（时速1100km／h），比神经系统快3倍。因此与一般认知相反，结缔组织传导讯息的速度较神经系统更快［12］。“事实上，所有的治疗形式———针刺、对抗疗法、按摩脊柱法、整骨术、外科疗法、健身等，在治疗中都是通过结缔组织来实现”［13］。
3浮针产生的再灌注活动可改善血液循环
再灌注活动是在多年的浮针疗法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概念。在大量的浮针疗法临床实践中发现，如果单纯进行右手的扫散手法，浮针疗法虽然常常有效，但如果在右手行扫散手法的同时，用左手配合患者局部肢体的活动，可以提高浮针的疗效。这种现象的发现使得浮针发明人符仲华博士提出了“再灌注活动”这一新概念［11］。再灌注活动是根据血液再灌注的观念提出来的，指通过采用和缓、有针对性的外力或者患者自己的力量，持续地重复地舒张和收缩局部肌肉或者相关联的肌肉，使得局部肌肉或者相关关节的血液充盈，改善微循环，帮助身体缺血的组织恢复到正常状态。黄龙祥教授通过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疼痛诊疗的针灸文献的分析，将所有治疗疼痛的新兴疗法进行比较，总结出两条规律：一是皮下浅刺、多向透刺；二是患者的主动被动运动［15］。可见治疗中主动和被动运动的疗效已被大量临床实践所证实。医学英文中，与这些运动最相近的提法是牵拉（streching）。在西方MTrP的治疗中，牵拉是个重要组成部分。牵拉拉长了MTrP的收缩结节中缩短的肌小节，使肌动蛋白与肌凝蛋白之间的重叠部分逐渐地减少，并使所需消耗的能量降低。当肌小节达到完全牵拉的长度时，重叠部分达到最小，且能量消耗也大幅度地下降，从而打破了MTrP能量危机之恶性循环的主要连接部［2］。Zohn等［15］强调在MTrP注射治疗之后，如果未予牵拉，意味着治疗的失败。再灌注活动理论是在MTrP治疗中牵拉运动理论上的延伸和完善。再灌注活动不仅仅是肌肉的牵拉、重叠的肌小节的拉长，而且同时通过肌肉的舒缩，使MTrP周围的血液重新灌入本来缺血的MTrP，加速了MTrP的缓解。再灌注活动已经是浮针疗法提高疗效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对MTrP的病理、生理的进一步理解。
4重视MTrP的持续因子
浮针疗法另一特点是重视MTrP的持续因子。MTrP是人类慢性疼痛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MTrP的持续因子必须重新认识。当我们面对一顽固性慢性疼痛，用尽中西医治疗方法，不管是针灸、针刀、神经阻滞、微创介入，还是外科手术治疗，都依旧不能解决疼痛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MTrP的持续因子。MTrP的持续因子很多，通常会被忽略，对MTrP的持续因子的重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预计治疗的效果，能够客观地面对疾病和治疗方法本身。持续因子包括机械性因素（不良姿势、重复性动作）和系统性因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不足、甲状腺功能减退、贫血和糖尿病、高血尿酸、慢性感染、白细胞计数异常）。人们宁可反复检查影像学，也不愿抽血检验。当临床医生遇到失败病例时，首先怀疑的是治疗方法本身，宁愿去更换另一种方法来替代，也不会花过多的精力去查找疼痛背后的持续因子。MTrP的消除与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密切相关，所以，对疼痛的治疗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整体观。
5结论
中国古代的神农尝百草（《淮南子•修务训》）使人们认识到某些植物的汤液对疾病有治疗作用。这便是人类医学科学的开端——中药的重要起源。从中国的商代以后汤液成为中药的主要剂型。然而，草药虽然能够治病，但并不能延长人的寿命。而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希望长生不老，永远处于统治地位。因此，自战国以来，在中国历代皇帝的支持下，便产生了一个长期繁荣不衰的职业——炼丹。起源于道家学派的炼丹家相信，只有自身不腐败的药物才能使人长生不老，青春永驻。当时，人们所用的草药当然做不到这一点，惟有金石能充当这一角色。
我国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公元284～354年）所著的《抱扑子•内篇》金丹卷中就明确记载：草木之药“煮之则烂，埋之则腐”，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就是说，用中草药炼丹是不行的，因为它们容易腐烂。而朱砂加热后可变成水银和硫磺，反过来水银与硫磺在冷却的条件之下又可转变为朱砂。因此，服用朱砂炼制的丹药，人的生命就像朱砂与水银能互变那样，往返循环，生生不息。并把丹砂（HgS）称为长生不老药的极品。这是丹砂与水银、硫磺进行可逆化学反应的最早的明确记录。这一反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化学。例如：当水银温度计打碎了之后，洒落在地面的水银容易蒸发，而以蒸汽的形式被人所呼吸，从而引起汞中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水银上面撒一些硫磺，使之变为HgS，而HgS在常温下是没有挥发性的。有“药王”之称的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炼丹大师。他在炼丹过程中发现了黑火药，在其著作《伏硫磺法》中记载了黑火药的配方：两份硝石+三份碳+一分硫。这三种物质一旦发生化学反应，就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气体，从而产生爆炸。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一技术直到公元8世纪才传到阿拉伯。阿拉伯人把硝石称为“中国雪”，而波斯人（今伊朗人）则称其为“中国盐”。虽然炼丹家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梦想最终破灭，但却在炼丹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有趣的新方法和新物质，例如淮南王刘安在组织其门客炼丹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豆腐，而被称为豆腐的鼻祖，也把自己造就成了化学家。正因为如此，英国自然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根据中国古代在炼丹术等方面的成就，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医药化学源于中国”的论断，认为“整个化学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到了16世纪初，药物化学家的奠基者、瑞士科学家巴拉塞尔士首先把矿物质作为药物使用，提出化学的目的是制造药剂。他认为有病就是缺盐、水银和硫磺这三种要素之一（分别比作为肉体、灵魂、精神）。为了治病就要服用所缺的要素。而为了获得能够治疗疾病的药物，必然要进行化学实验，因此，在这些实验过程中，人们便发现了硝酸、盐酸、硫酸、氨和矾等化合物，也产生了元素、化合物、化学试剂等概念，从而推动了化学的发展。
2化学的发展对医学所做的贡献
巴拉塞尔士作为医学的改革者，极力反对伽仑及阿维森纳的学说，并引导人们注意到化学对医学及药学的莫大用处。他的这种主张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被证实。随着唯物主义哲学和化学的发展，人们坚信能够治病的这些植物中肯定存在着内在的物质基础。结果在19世纪初，化学家们从药用植物中寻找到了具有药用价值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例如：1763年，爱德华•斯通（EdwardStone）在伦敦皇家学会宣读了题为“关于柳树皮治愈寒颤病成功的报告”。1828年，法国药剂师亨利•勒鲁克斯（HenriLeroux）与意大利化学家拉斐尔•皮里亚（RaffaelePiria）利用化学手段从柳树皮中提纯出了其有效成分水杨酸，化学名是邻羟基苯甲酸。1860年，德国拜尔公司化学家赫尔曼•科尔贝（HermanKolbe）成功实现了水杨酸的人工合成。但是水杨酸对口腔、食道和胃壁的黏膜有严重的刺激作用，从而使其在医学应用中受到了严重限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化学家们首先想到的是将其改为酸性较小的钠盐（水杨酸钠），这虽然减小了其刺激性，但却具有令人不愉快的甜味，导致大多数患者不愿意服用。到了1893年，德国Bayer公司的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Hoffmann）对水杨酸进行了改造，制成了乙酰水杨酸。水杨酸与乙酰水杨酸具有相同的医学性质，但后者却没有令人不愉快的味道和对黏膜的高度刺激性，这就是“万灵药”阿司匹林。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已经可以用化学的方法去改变天然产物的结构，使之成为更为理想的药物。1928年，英国细菌学教授弗莱明发现了人类第一个抗生素药物青霉素。虽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但是青霉素培养液中所含青霉素的量太少，加上他化学底子比较薄弱，一直没法找到富集浓缩青霉素的技术，很难从中提取足够的数量供临床研究使用。因此，弗莱明只好暂时停止了对青霉素的培养和研究工作。
直到1935年，澳洲药理学家弗洛里和侨居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合作解决了青霉素的富集、浓缩这个技术问题，才使得青霉素真正成为服务于人类的良药。青霉素的大量生产挽救了千百万患有肺炎、梅毒、猩红热等疾病的患者的生命。青霉素的发现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和雷达相并列的第三个重大发明。正是因为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对改善人类健康和延长人类寿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三人共同分享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同样，我国的科学家们在推动医药学的发展和改善人类的健康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11年，我国药理学家屠呦呦教授获得了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世界级大奖——美国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LaskerDeBakeyClinicalMedicalResearchAward），以表彰她在青蒿素（Artemisinin）的发现及将其应用于治疗疟疾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青蒿作为药物使用，首次记载于《五十二病方》（公元前168年左右）中，这本书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书中详细描述了如何用青蒿来舒缓痔疮。在公元340年间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在其著作《肘后备急方》中，明确记载了青蒿能够治疗疟疾：“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教授正是根据这一段文字记载受的启发，改变了传统的提取方法，在经过190多次的失败之后，于1972年11月8日从青蒿中获得了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的单体。1973年，作为其结构研究的一部分，屠呦呦对青蒿素的结构进行修饰，得到了双氢青蒿素，其药效比青蒿素高10倍。双氢青蒿素的合成奠定了合成其他衍生药物的基础。1984年初，上海有机所周维善院士课题组实现了对青蒿素的人工全合成。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例子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亭栋教授发现As2O3可以治疗M3型白血病的原创性研究。他从民间中医中得到一个秘方：砒霜、轻粉（HgCl）和蟾蜍可用于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而张亭栋将这个配方主要用于治疗白血病的研究，并分别检测这三种药物在治疗中的作用。通过研究，他发现其有效成分为As2O3，并于1973年在《黑龙江医药》上发表了As2O3用于治疗白血病的开创性论文[4]。1979年，他们在《黑龙江医药》上再次，明确指出As2O3对M3型白血病效果最好，从而清晰地奠定了人类今天的认识：As2O3可以治疗白血病，特别是M3型白血病[5]。1998年美国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教授将张亭栋的研究结果用于临床治疗并将其治疗结果和可能的作用机制发表于世界最权威之一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从而导致了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As2O3对M3型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而且相关药品已经通过美国FDA批准正式上市。
此外，医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还有很多。例如1908年德国科学家埃尔利希课题组从合成的上千种含砷化合物中筛选出能够用于治疗梅毒的化学药物——砷凡纳明，从而开启了化学合成药物治疗的时代；1911年，波兰化学家CasmirFank在谷物中发现了维生素B1，并且发现缺乏维生素B1会患脚气病，随后新的维生素被不断地分离纯化并进行了结构的鉴定，使人们认识到维生素缺乏与疾病的关系；1932年德国生物化学家多马克发现的第一个磺胺类抗菌药——百浪多息；1963年美国化学家瓦尼（M.C.Wani）和沃尔（MonreE.Wall）从红豆杉中分离到了抗癌活性成分——紫杉醇（taxol）等等，这些重要药物的发现无不与化学的分离和确定结构的技术有关，见证了化学对医学的深远影响和重大作用。化学手段已经成为医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撑。如可以用先进的化学手段来测定基因的结构、基因的序列，还可以利用化学手段去改变基因的结构，在基因上连接一个小分子或通过基因的对接来改良基因、甚至创造出新的基因。例如我们现在所见的一些转基因的食品——大豆和玉米等都是通过基因的改变来实现的。这些成就将为人类抵抗遗传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现阶段无法治疗的疾病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生命过程是无数化学变化的综合体现。尽管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很多，但是得到现在科学实验强有力支持的就只有“化学进化学说”，即生命是化学反应的产物。1952年，美国科学家StanleyMiller在实验室中模拟原始地球的大气成分和电闪雷鸣的自然环境，将甲烷、氨气、氢气、水蒸气等置于密闭的容器中，进行持续一周的活化放电，得到了氨基酸——这一组成生命不可缺少的蛋白质原料。而且在1965年9月17日，以钮经义为首的我国科学家用无生命的简单有机化合物合成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这一成果为人类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些研究结果为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学说提供了有力的实验支持。美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哈佛大学E.J.Corry教授（199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预言：“21世纪，化学将涵盖医学与化学之间的任一事情。”这一预言很快就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科恩伯格所证实，科恩伯格于2001年首次在分子水平上展示了真核的转录过程，并因此荣获了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这里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科恩伯格是位医学教授，但他却荣获了化学奖。
3化学对医学贡献的未来展望
医学科学技术作为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医学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是同志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特别强调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伦理道德规范。
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医学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的作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医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行业,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之中,为人类的健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带来了福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科学技术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220“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医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高新医学技术在医疗工作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强调:“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3]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为人类造福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4]“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1]54防病治病,促进人们的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医学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医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操作、运用高新医学技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为病人服务的崇高品德。因此,应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从而有利于医务人员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克服医学技术主义至上的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贯彻和落实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
因此,在发展、运用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中又强调:“生物技术,尤其是对基因的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1]
三、尊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医学科技工作者是发展医学科技的主导力量,他们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人格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其成果应受到保护。
这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多次要求对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1991年10月8日,他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一些科学家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摩尔根对遗传学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在医学科技和卫生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高度赞扬。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伦理的一项内容。“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217加强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加强了国际合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与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伦理原则。由于各国基础、自然环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状况等的不同,科技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国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科技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
至于遗传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是在该原则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搞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问题。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特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工程科技的国际合作来促进解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1]227-228。
四、诚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诚信,是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保证。诚信,在科技领域,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垂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超级秘书网
[6]同样,一个人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必须“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要作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光大。”
具体来讲,“求实是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公关。”[1]60-61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科技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等不正之风,科技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1].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
[3].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