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9:36
序论：在您撰写法治与社会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纠纷是社会中主体基于利益的冲突或别的原因而产生的双边或多边的行为上的对抗。纠纷源于社会中人的利益冲突和行为碰撞，纠纷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对秩序的破坏。人类对秩序的天然需求要求有良好的解纷机制以控制社会中的纠纷，纠纷解决便应运而生。
一、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总括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概念可归纳为：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法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而共同存在，结成一种互补并满足社会主体多元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状态。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包括：一是由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多元救济体系；二是由协商、调解和仲裁及诉讼构成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三是由法律法规、行业规约、乡规民约等构成多元纠纷解决依据；四是由司法、行政、民间机构等构成多元纠纷解决系统。
二、以和谐、法治为目标
和谐、法治是构建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出发点和目标。和谐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为：和谐社会不断化解矛盾发现矛盾的多元针对不同的矛盾选择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保障社会和谐。法治与多元解纷解决机制的内在关联为：法治社会法律秩序的确立权利义务边界明确社会主体享有并熟知权利义务社会主体以权利义务为指向，根据个人利益和偏好选择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保障法治。
和谐表明利益的平衡，要求纠纷能得到平衡的解决；和谐表明柔和，要求纠纷得到柔性解决；法治表明权利义务的明确，要求按照纠纷主体的权利义务化解纠纷；法治表明秩序的稳定，要求纠纷的解决必须考虑其社会影响。把握住和谐和法治的脉搏，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才会走向正轨。
三、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结构
（一）保障司法诉讼的核心地位
司法诉讼由于其强制力保障性决定了其在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地位，当纠纷主体的利益无法通过其他纠纷机制得到保护时，司法诉讼具有最终保障功能。并且司法诉讼制度也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良好的指导作用，能避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滥用和错误，为纠纷主体提供必要的权利救济，保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合理运行。
（二）司法和解、调解与司法诉讼的有效链接
将司法和解、调解与司法诉讼有效链接能充分体现纠纷主体的意思自治。在诉讼过程中，纠纷主体通过相互的交换主张、提供证据、展开辩论，将认识到双方在本诉讼中的力量对比和可得收益大小以及败诉可能，允许诉讼中选择和解、调解能够使纠纷主体有效的趋利避害，节约诉讼成本，实现双赢。
（三）发挥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解纷功能
行政性解纷机制是以国家行政机关和准行政机关为解纷机构，合法合理效率的解决纠纷的非诉讼解纷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在对弱势群体的维护、环境的保护、市场秩序的保障以及公共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必然加大投入，行政性解纷机制凭借其快速、专业等特征能祢补司法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必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构建法律引导下的多元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
第一，在法律的指导下，建立社区和乡村民间纠纷解决组织，聘请了解本地生活习惯，知悉居民/村民的相互关系，有一定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的人员担任调解员，有效发挥社区和乡村民间纠纷解决组织的解纷功能，可以增加纠纷解决在最基层的机率，且能更及时有效的保护纠纷主体的利益。
第二，发展非营利性纠纷解决组织，如行业协会能有效的进行行业自律和内部协调，更专业的化解成员之间的纠纷以及与消费者的纠纷，产生很高的纠纷解决效益。又如公益性解纷组织能够更具有中立色彩，在解纷过程中不偏不倚，体现解纷的公正。
第三，建立非诉讼法律援助和律师调解，发挥律师的法律专业优势，向纠纷主体提供法律对某个纠纷解决的规范和可能处理结果，促使纠纷主体在了解相应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做出合法合理的和解决定，并且也不失为法治宣传的有效路径。
纠纷作为社会的常态，要求一国动用可用的所有资源去化解纠纷，在此过程中，一国的相关制度、规则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法治的进程将随着纠纷的不断化解得到完善，和谐的社会必将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更加的成熟，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无疑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加大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步伐，是稳定社会秩序，构建法治，实现和谐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范喻．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范喻．司法制度概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教育秩序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教育合作与教育竞争教育的发展主要依靠教育合作与教育竞争，在教育合作方面来看，无论是人类教育事业还是社会个体的发展都需要依靠于人类之间的合作，只有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资源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才能够最大化的推动教育的发展。但是如果社会环境中的教育秩序处于失序状态，则会产生教育活动开展混乱的情况，在这种混乱的教育中，教育活动的实施者在合作方面不能得到良好的引导，无论是教育的价值还是社会个体所具有的抱负都将难以得到实现，因此，教育合作的实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教育秩序之上;从教育竞争方面来看，合理的竞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过程以及学生学习过程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对这种竞争做出良好的制约，那么教育活动中的参与主体容易将理性的竞争发展为非理性的竞争，从而导致教育本身以及教育活动的参与者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如在高职院校中，分数是对学生进行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学生开展竞争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欠缺教育秩序的制约，那么就会产生个别学生为了获取较高成绩而进行舞弊的行为，这种行为完全不能够推动学生的发展以及教育的发展，并且会对教育活动的开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教育竞争合理性的实现同样需要建立于良好的教育秩序基础之上。综上所述，高职教育中需要与时俱进的教育秩序，只有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才能够对教育活动中的行为做出引导与制约，从而使教育活动参与者的表现达到预期。
2.教育秩序能够保障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教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职能得到发挥，教育职能的发挥则需要教育活动中的各个要素能够得到协调，而教育秩序则能够在教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发挥这种作用。在高职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教育秩序能够通过教育规章制度的形式来对教育活动参与者所具有的权利以及所承担的义务作出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做出规范和联系，因此，教育秩序是否得到良好的构建，不仅直接影响着高职教育活动中的教育成效和教育效率，而且直接决定着教育活动中学生能否得到全面的发展。另外，教育秩序在确保教育活动得以有序开展的同时，能够满足高职教师以及高职学习参与学习活动的需求。从教育需求和教育秩序的关系来看，由于教育秩序经常被当做对教育需求的制约，所以教育需求和教育秩序也经常被对立起来，但是事实上，这种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事实上，教育秩序不仅不会制约人们本身所具有的教育需求，同时能够确保人们所具有的教育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教育实践表明，在高职教育中只有具备良好的教育秩序，才能够构建科学的规章制度、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推动高职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师生教育需求的满足。因此，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院校应当将教育秩序的重建放在重要的地位并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通过校际合作、经验借鉴、教师交流与研讨来探索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路径。
二、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
1.构建具有稳定性与预见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教育秩序的稳定性决定着教育活动和教育内容的稳定性。在高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成效的凸显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重建之后的教育秩序需要具备稳定性的特点，只有如此，才能够确保高职教育的顺利实施。另外，教育秩序只有具有稳定性，才能够让高职教育的参与主体对教育制度等内容做出深入的了解。因此，高职院校在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对教育秩序所做出的重建工作，需要以社会发展特点以及高职教育发展需求为依据，从而确保教育秩序对高职教育的适应性。同时教育秩序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种前瞻性是相对于可以预见的高职教育发展趋势而言的，这种前瞻性能够避免教育秩序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变化。
2.构建具有调控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在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调控作用，这种秩序的存在是为了推动高职教育以及受教育者的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高职教育秩序在重建过程中确保教育秩序能够对高职教育中各类因素做出有效的协调。事实上，高职教育领域涉及到许多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这些教育部门与教育团体在工作任务与工作职责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使不同的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规则的制定中体现出了不同，因此，不同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需要面临着制度差异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为了实现各个教育单位之间的协作，教育秩序的重建需要对各个部门的教育资源做出调整与整合。通过这种协调作用的发挥，教育秩序可以对高职教育各个主体以及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整，从而形成具有权威性的高职教育体系，并为高职教育以及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构建具有开放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高职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工作者需要承认学生知识水平和技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且开放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所具有的不完善性能够得到有效的弥补，从而实现学生的发展。同时高职教育的主要教育目标为培养优秀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而这些人才自身专业素质的提升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社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高职院校所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优秀的专业素养，同时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因此，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有必要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即推动封闭式教育向开放式教育的转变，在此方面，高职院校需要对学生的学习环境做出优化，从而为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发展创造更好的便利条件。与开放性的教育秩序相对应的是，高职院校还需要从教育制度方面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即利用制度规章来推动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同时要重视社会企业在高职教育工作中的参与，从而使高职教育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社会企业对高职人才培养所提出的需求。
4.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重建过程中教育秩序的可操作性关系着教育秩序价值能否得到实现。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职教育秩序首先应当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发展现状相适应，并且不能仅仅将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仅仅停留于理论阶段。具体而言，教育秩序的重建不能对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同样会产生不适应性问题，从而导致难以在教育秩序引导下获得良好的高职教育成效。同时教育秩序的重建更不能止步不前。教育秩序在具备稳定性特点的同时，也要以创新和发展的眼光对细节内容做出不断的改善与优化;其次，教育秩序可以对高职教育行为进行规范，这种规范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高职教育参与主体了解相关规范的基础之上，其中教育规章制度作为教育秩序中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必须克服变更频繁以及含糊用词的问题，同时要做到严谨简明、易懂明确，从而使高职教育参与者对教育规章制度做出认知，并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和违规后果。
三、结语
一、健全机制，提供政策支持
从居民需求出发，制定培育机制。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上下合力、部门联动，社区牵头、居民参与”为工作方针，以居民需求为起点，以培育发展为重点，以登记备案为手段，紧密结合社区的特点，按照“需求的全面性调查、服务的个性化标准、资源的信息化管理”机制，精心筹划，周密安排，确保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要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做到“三个摸清”，即通过调查研究，要摸清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的数量、类型、分布等具体情况；通过召开社区居民代表、党员代表等参加的座谈会和设立征求意见箱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摸清群众的需求；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摸清影响和制约本辖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突出问题。按照“需求的全面性调查、服务的个性化标准、资源的信息化管理”的工作原则，理清工作思路，将社区内的居民急需的服务项目、可为民服务的人员、可利用的服务设施进行梳理，分类建档，为社区民间组织培育发展奠定基础。
强化功能入手，健全保障机制。要制定《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的通知》，对工作内容、工作责任、工作步骤、工作目标等提出具体要求，让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有理有据。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艰难的问题，我们在尽力扶持的同时，要把政策用好、用实、用出效果，还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一些资金运转较为困难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资金扶持，对一些社区的腰鼓队、秧歌队、健身队、老年大学，积极与相关部门及等街道办事处沟通、协调，放宽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采取“先发展、后规范，先备案、后登记，部门联动、分类指导”的办法，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民间组织，要纳入登记管理；对达不到登记条件的，可根据社区公益事业发展需要，自下而上，经社区居委会初审，街道（镇）、区民政部门逐级核准备案。还可动员驻区企业出资为社区社会组织举办各类有益活动，如举办文艺晚会和文体比赛活动等。部门、街道和企业的政策、资金扶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奠定政治和经济基础。
二、着力引导，搭建发展平台
1、积极组织引导，营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我们要本着吸引、培育、发展的理念，积极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如通过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组织参加各种广场活动，专题晚会，在宣传社会组织的同时，充分展示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价值；通过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情系灾区群众”、“为残疾人献爱心”等爱心救助系列活动，展示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可度。
2、发挥示范作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有序发展。在个别社区中，我们发展和培育一到两个社区社会组织，精心指导，让其在组织管理、活动开展上走在前列，充分发挥在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完善社会服务、缓解社会矛盾、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互动等方面的优势，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带动社区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
3、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社区民间组织在发展社区公益、提供社区服务、满足居民需求、创建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营造培育发展的良好氛围，形成社区民间组织建设与和谐社区建设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三、强化功能，彰显发展活力
一是强化服务功能，提高社会参与度。通过进行指导性培训，我们要督导社区社会组织逐步确立“老百姓需求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理念，引导社会组织积极整合社区资源，提高驻区单位和居民参与社会化服务的主动性。在慈善和公事业上，要积极从事减贫济困、救灾防害、安老抚幼、扶弱助孤、助学助医等公益活动，对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及时给予救助和帮助；在社会事业上，社区组织要主动参与兴办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如：可以建立社区老年大学，聘请有关专业人士讲授保健、花卉培植、烹饪技术，开展书法、绘画、家庭关系相处技巧讲解，丰富居民生活，提高居民知识水平、艺术品位和生活质量。这样不断强化服务职能，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
二是强化协调功能，提高社区和谐度。我们要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深入挖掘共同利益，沟通协调各方关系，广泛整合社区资源，在社区里形成“利益共分享，困难同担当，有事大家办”的浓厚氛围，使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和谐相处。同时，要做好困难群体帮扶、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等方面的工作。
1.高职教育设置专业缺乏前瞻性，与社会需求脱节目前，许多高职院校没有意识到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办学理念落后，缺乏市场的前瞻性，在设置专业时考虑市场需求不足，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结构不相适应。被重复设置的“热门专业”，就业情况并不理想，而不少区域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专业人才又十分匮乏。以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按“质量、结构、规模、效益”的评价要素来看，学校专业设置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从人才培养质量上，尚不能体现“高”；从结构上看，市重点发展的产业对应的专业还不具规模，如动漫、文化创意；与市千亿产业对应的专业仅有汽车；从总体规模上看已经具备，但存在均衡性问题；从效益上看部分专业的规模效应还未体现，学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也是省高职院校的共性问题。由“十二五”期间省高技能紧缺人才需求调研报告可知，到2015年，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与2008年相比，7年之内增加52．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5万人。2020年，高技能人才达到25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31％以上。由表1可知，面向第一产业的专业数、专业点数、在校生数较少，第一产业科技人才严重短缺；由表2、表3可知，面向“十二五”期间要大力发展的纺织、食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的专业、专业点数及在校生数偏少，面向新材料等产业的专业几乎还是空白。
2.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客观来说，高职院校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不足，一方面，他们的科技开发能力不如普通本科院校教师，专业技术攻关能力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大多数高职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其专业业务工作的实践经验相比一般企业从业人员十分匮乏，课堂讲授与企业生产实践不能很好的结合。这些问题既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又使得教师开展的社会服务与企业的要求不对接，服务效果不够理想。服务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内容和形式有待拓宽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的内容还比较单一，还只停留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为企业开展员工培训，面向社会开展职业资格培训、认定和考证工作上，缺乏针对企业的生产实际需要的科技研究与开发。
二、城市职业学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
1.明确办学理念，树立服务意识办学理念是学校的灵魂，先进的办学理念对内是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是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高职教育要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的理念，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调整专业设置，制定培养目标，紧紧跟上产业发展步伐，承担起经济发展中技能型人才保障任务。学校坚持“五个三”的办学理念：“面向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三个面向），坚持“城市导向、区域导向、市场导向”（三个导向），瞄准“新兴产业、新兴行业、新兴职业”（三个方向），实施“高技能教育、通识教育、养成教育”（三种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造就“能工巧匠、岗位专家、行业大师”（三种层次人才），实现内涵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与差异化发展。2014年，学校进一步确定了“服务经济结构调整，面向市场紧扣产业设专业；服务职业人才培养，依托行业深挖内涵建专业；服务国计民生工程，政行企校四方合作兴专业”的总体思路。专业结构布局以土建、教育类专业为特色（行业、企业背景），以机械、汽车、电子类专业为骨干（区域经济重点产业），以财经、文创、管理、服务、传媒类专业为重点（生产、生活类服务行业）。
2.以“订单培养”等形式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学校积极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与用人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订用人订单，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分别在学校和用人单位进行教学、实训，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的培养模式，实现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高度、密切的合作。如汽车技术与服务学院与长安福特公司合作，在校区内建设实训基地，校企双方联合开发课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编写教材，共同举办“长安福特订单班”。机械工程与电气自动化学院与世界500强企业“科达集团”合作，校企双方共同开发适合企业需要的教材，开设“新型墙体材料制造生产副厂长”订单班，学生毕业后将成为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订单式培养，该校机电学院焊接专业毕业生月薪超过6000元，打破了高职毕业生拿不到高薪水的成见；学前教育专业、初等教育类专业的毕业生生均6个岗位，还未毕业就被用人单位一抢而空。汽车类、建工类、机械类等专业近年来就业满意度高，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3.精心打造职教集团，积极构建区域校企交流平台学校与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紧密联系。截至目前，该校已成立和加入了五个职教集团，政、校、企合作全方位展开，与近300个世界500强企业、国家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引入行业企业标准合作开发与设计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实训教程、实训手册；聘请企业行业技术人员兼职教学；接纳学生实习、就业。企业因其成熟的文化、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善的企业管理、较强的就业岗位储备，成为学校校企合作的可靠战略伙伴。如，该校学前教育学院以学前教育职教集团为依托，通过各级专家评估并获批承担《省学前教育专业技能高考》组考资格。
4.发挥各二级学院特色专业比较优势，面向社会服务城市学校是教育部命名的“师范教育先进学校”，学前教育学院和初等教育学院发挥“师范教育”优势，为省尤其是市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基础教育人才，现市小学、幼儿教育界的名师、骨干教师80％以上都是该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学校汽车学院、机电学院及电信学院承担“市职业技能实训基地”项目，基地主要承担汽车维修工、模具设计师、数控车工、维修电工等7个工种中高级职业技能实训及鉴定基地工作。职业网球学院、外事外语学院积极服务WTA顶级赛事。赛前，网球学院承接了此次活动600多名志愿者的培训，全院师生全程参与、成功策划并实施培训方案。电信学院智能楼宇专业师生共同走进“国家级城市住宅试点优秀小区”常青花园社区，对社区高标准道路、水电和现代化的电子监控管理系统进行调研，并帮助维修社区监控系统；参与社区信息采集工作，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建立信息查询网站系统，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义务为社区开办电脑培训班，为大家讲解计算机及网络基本知识与基本操作，充分发挥技术专长为城市社区提供服务。
5.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增强教师服务行业、企业、社会能力，学校着力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每年外派120多名教师到企业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实践能力。同时邀请行业、企业的“能工巧匠”、“技术能手”走进课堂，并为行业大师成立“服务大师工作站”，请他们定时到实习基地，手把手教学生学习技能。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更好地促进了他们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提高，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服务领域。
首先，社会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政府职能创新，而政府职能的履行必须置于法律的规制之下，政府权力的运用必须由法律进行约束。因此，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治的“土壤”，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其次，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变原来单一的政府管理为多元化的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协同治理。而要实现这三者的共管格局，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需要发挥法制的作用。通过规范性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三者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合法的设定，明确三者在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从根本上理顺社会管理当中的各类关系，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社会管理效果。再次，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任何管理创新活动的实施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社会管理的对象是广大的社会公众，政府只有秉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才能不断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置于民主法治的框架之下
依据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国策，社会管理创新应当纳入法治国家建设这一更大的系统工程当中，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水平。
（一）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具体化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福祉，为党和国家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则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有学者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可看做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这是因为，法治的本质就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实现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福祉。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希冀通过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模式以便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不利于人民利益的管理弊病，畅通实现人民利益的通道，这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二）社会管理创新以社会主义法律为准绳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民普遍遵从的良法之治才是法治，这个判断其实内涵了“有法必依、遵守法律”的意思。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而守法是实现法治的基本条件。依法治国的实现既离不开每一个公民自觉地遵守法律，也离不开运用法律开展管理的政府自身也守法，政府要想创新社会管理也同样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无条件地接受法律的规制。法律作为一种正确的价值准则，既是政府行为的价值指引，也是社会管理创新内含的基本价值方向。社会管理创新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抛开法律而无规则地创新，而是应当在遵守法律或者说是遵循法律精神的前提下变革那些不合时宜、违背群众利益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只有符合法律的创新，才符合法律承载的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才不会背离创新社会管理的初衷。创新意味着要改变事物现时状态，这难免会与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做法等不相符合，必须正确对待。不能为了创新而触犯法律，急功近利；可行的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尽快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打通管理创新的法律通道，让具有正确价值取向的创新行为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
（三）社会管理创新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将在社会管理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两个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社会主义法治制度保障的形式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成果提供了规范化、强制力的支持。这有助于社会管理“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任务的完成。社会管理创新意味着对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管理理念与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和调整；意味着对社会管理格局、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网络管理等方面的加强和完善。这些都会推动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与废除。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大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将会促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自我完善和更新。这对我国法治建设无疑会起到积极地推进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进行法治建设，必定会遇到很多困难。社会管理创新通过转变社会管理理念、调整社会管理格局、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带来社会治理效应，将营造出更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民主法治视域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展开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文明水平、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强化法治观念是夯实服务社会管理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利用法治手段是增强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创新社会管理理念保障公民权利
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先行。社会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人民的管理和服务。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按照现代公共政府的理论，我国社会管理必须要创新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的管理理念：一是“维权即维稳”。不可否认，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民众上访事件持续增加，而政府也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困境。而要破解，必须从民众的利益诉求出发，切实维护民众合理、合法的权利，特别是对一些侵害民众合法权利的不法行为，要给予严厉打击，这样民众诉求得到伸张，权益得到维护，社会管理的良好效能自然就显现出来；二是“政务即服务”，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通过良好的管理措施，最终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因此，从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出发，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紧紧围绕民众的诉求和民众的满意来展开，全力解决好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增强民众的幸福指数，用民众的认同度来提升政府社会管理理念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基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急剧增大态势，这从一个侧面也要求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必须随之创新和跟进。具体来说，我国当务之急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提高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讲也是一个利益协调的过程，其中既涉及到公共利益，也涉及到个体的私人利益，这就需要政府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给予个体的私人利益以尊重，并通过政府的资源建设和能力提升，努力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二是提高正确处理矛盾的能力。这涉及到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要正确对待矛盾，不要惧怕并且要直面矛盾，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社会等手段，确保矛盾处理及时、有效；三是提高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我国政府社会管理工作指引了努力的方向，其中不仅要加强“”建设，保证与群众骨肉相连，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的自身能力建设，来更好地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让群众从心底里认同并相信政府，促进政府决策的有效贯彻落实。
（三）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构建诚信体系
诚信是立国的根本。对于社会管理创新机制来说，要以“诚信中国”为主导，从政府机关先行做起，将社会管理烙上诚信的标签，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一是从中华儒家文化出发，在政府机关中倡导“善治”理念，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二是建立起政府社会管理的诚信评价体系，将行政公开、管理沟通等有机地溶入到诚信评价指标中，并且赋予与公众密切相关的诚信指标以更大的权重，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到政府诚信体系的构建中；三是建全政府社会管理诚信监督体系，在现有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基础上，重点要加强社会监督，赋予社会媒体更多、更自由、更独立的话语权的同时，探索建立起公众直接投诉、网络举报等渠道，让监督贯穿于政府社会管理的全过程、全环节，确保监督有位、有为、有力、有效；四是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失信的处罚和赔偿机制。对于政府内部来说，要对失信的公务人员给予必要的惩戒和组织处理，而对于社会公众来说，除了让公务人员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应启动相应的行政赔偿、国家赔偿机制，用政府的公信力来切实保障公众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不法侵害时的行政救济。
（四）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推进诚信执法
对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来说，诚信执法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维度，要以“公正执法、依法办事，信守承诺、优质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切实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积极推动行政执法单位诚信建设、大力实施行政执法人员诚信建设、积极探索行政管理相对人诚信建设”等为主要任务，从教育、宣传、制度等方面探索诚信行政执法体系的建设：一是给政府社会管理公务人员建立诚信档案，把失信的公务人员向社会曝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促进当事人自我改进和完善；二是实施诚信机关“红名单”制度，对在诚信执行方面做得好的单位进行表彰，以形成对其它行政机关干部的模范带头和引领作用；三是推进行政执法的法制化建设，将诚信政府纳入法律规制当中，用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制度，来保障政府公信力建设向纵深发展。
（五）创新社会管理通道促进公民参与
1、牢固树立司法为民观念。
组织干警认真学习本院党委及上级领导下发的各项学习文件，自觉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政治高度出发，提高对加强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和调解功能的认识。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加强民事诉讼调解，一是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四是调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五是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以探索双赢的审理结果。
2、坚持自愿、合法原则，规范民事调解工作。
要正确理解和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注意防止把调解作为偏袒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手段，防止片面、机械的理解和执行调解制度，把调解工作简单化。坚决杜绝违法调解、强行调解等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况，确保司法公正。
3、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和各个不同的诉讼阶段。
在民事审判中，经办人注意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审理程序，充分把握调解时机，适时灵活运用调解方式，促进了调解率的提高。如：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收案后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即以打电话等简便灵活的方法通知当事人到庭，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在被告向法院送达答辩状时，根据原告的事实及被告的答辩意见，给被告做调解工作；如被告同意，便及时通知原告立即到庭进行调解等。
4、突出重点，加强对六类案件的调解工作。
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等六类民事案件，注意在开庭审理时认真做好先行调解工作，这将取得明显的效果。
5、找准个案特点，弄清争议背后的核心原因。
在调解过程中，注意选准调解的突破口，采取面对面与背靠背相结合的方式，找出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案制宜，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6、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经济秩序
价值是法律科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是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1]古今中外的学者通常认为法的价值包含秩序、正义、公平、效率、安全、自由等方面，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现代社会中，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经济法的价值则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2]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价值，已多有阐述。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在于“整体效益”；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社会经济福利价值和经济民主价值两方面；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工具性价值-结果公平、经济安全与体制效益，目的性价值-可持续发展。[3]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反映出经济法的某种价值属性。然而，毋庸讳言，它们却或多或少存在以下问题：沿用法哲学通用的概念，却不曾赋予其有别于一般意义法的价值的特别意义与属性；未能通过将经济法价值与邻近法律部门（尤其是民法、行政法）的价值对比并有效区别，从价值角度来突出的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独特的存在意义。只有把握经济法独立的内在价值并与其他法律部门如民法、行政法的价值相区别，才能从理性和逻辑的高度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为实现经济法律体系内在和谐统一奠定基础。[4]鉴于此，笔者倾向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并在本文中试图将经济法价值与一般意义上法的价值以及邻近法律部门，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的价值进行比较，以论证经济法独特的存在价值及意义。
一、实质正义
自从人类社会发生公正与不公正的社会问题以来，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艺术或工具。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强调，正义是法的实质和宗旨，法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和具体的内容，也只能在正义中显现其价值。但是，“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5]从法哲学的理论高度来看，思想家与法学家在许多世纪中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尽一致的“真正”的正义观，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正义意味各得其分，各得其所；正义指一种德行；正义意味着一种对等的回报；正义指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指某种“自然的”从而也是理想的关系，指法治或合法性，指一种公正的体制，等。在上述诸种正义观中，社会体制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具有决定意义，[6]是首要的正义。而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包括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社会各种资源、社会合作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方面的正义，即实质正义；其次是社会争端和冲突的解决方面的正义，即形式正义。
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的校正正义中发展出来的形式正义，其要求同等的人受到同等的对待。众所周知，在各个法律部门所确立的形式正义是以民法为典型代表的。民法的形式正义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是与法律的普遍性相联系的，其以个人主义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条件，强调机会均等，一视同仁，提倡对所有的人普遍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民法形式正义的价值取向表明，民法试图用自然法来建立永恒不变的法律与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与此同时，民法的正义价值又承认市场主体起点不平等的合理性-只要这种不平等不是市场外的因素造成的，他们之间的交易就是公平的。[7]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国家积极地参与到经济生活的管理、调控和运作之中；同时人们之间的能力、财富等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别，如果法律严守形式正义的需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也就必然导致、甚至加剧竞争结果的实质不平等。面对这些问题，以形式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民法无力解决，从而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而要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来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8]相对于民法的形式正义而言，经济法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从理论角度讲，经济法在追求和实现实质正义的过程中，其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经济法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同时随着法律调整手段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立法者和社会赋予执法者以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范来解决问题，也针对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个别案情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正义要求法及其调整所具有的能动作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实质正义的法律调整手段之多样化，更表现为经济法为了纠正社会不会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9]从实践角度讲，经济法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亦努力平衡各种市场主体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福祉。一方面，经济法从市场规制角度出发禁止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对市场交易主体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给以特殊的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经济法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通过金融、税收、产业指导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作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选择；规定企业、金融机构等权利义务，促进社会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正。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行政法法也不例外。然而行政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与经济法又有不同，其对行政程序正义更加关注。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精辟地指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现代行政法是通过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程序的规范和制约，最终达到行政法控权的目的的。一个行政机关，权力即使再大（如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其行使方式有严格的程序规范，遵守一整套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规则，其对相对人权益的威胁并不是很大；相反，即使其权力很小（如仅可对公民进行小额罚款），但如果其行使方式没有程序制约，可以任意行为，其对相对人权益亦可能造成重大威胁。[10]“行政法的基本目标是在公民受到不法行政行为损害时为他提供充分的救济。”[11]正是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在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中，行政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不体现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正确与否，而体现在防止权力在适用这种手段的过程中被滥用，并以有效的方式来监督权力的行使。显然，行政法对程序正义价值追求是有别于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的。
二、社会效益
效益（效率）作为经济学上的概念，表达的是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其基本意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
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效益作为一种法的价值目标导入法学领域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律经济学的勃兴。从法哲学角度讲，所谓法的效益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的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而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的意义。[12]法的效益价值在于利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方式，来规范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法律的有机作用促使效益结果的出现。法律不仅要以自由、正义、秩序、安全和平等为指向，而且要以效益为皈依；法律所指向的自由、正义、秩序等价值之实现性是建立在法律效益前提上的。法律效益作为现实的法律价值，总是与某种评价相关联的，包括个人效益价值和社会整体效益价值；其中法的社会效益外延十分广泛，主要表现为权力运用效率的提高、社会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13]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而市民社会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有学者认为，在民法的规制与引导之下，个人自由竞争成为规范经济活动之高度有效手段，可以将劳动与资本引导至能产生最大利益之场所，实现对资源分配及利用的低成本、高效率，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14]可见民法根源于社会分工、个人占有和个体小生产，它追求的价值目标虽然也是效益，但其却是以个人利益的基点的，它确认和保护单个经济主体依照自主意志与市场规则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效益价值追求的是个体的、微观的经济效益。一般而言，民法的个体效益价值追求在法律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法规范不应为主体行为设置人为障碍，不得使主体的交易成本无谓增加；二是民法规范应该尽量增加或保护交易的达成，而不是减损主体的交易机会。[15]基于民法对个体效益价值的追求，按照亚当？斯密之观点，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最终会促进实现社会的财富最大化。换言之，民法的价值取向是充分保证个体效益的实现，而对社会效益的维护则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调整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来实现个体与社会效益的平衡。这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自身固有的缺陷，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面对市场失灵，面对“对个体利益的无限追求反过来会扼杀个体利益”的悖论，[16]虽然传统民法亦作了一些修正，如对契约自由作出了限制，从过错责任发展出无过错责任等，但其自治性的性格及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其无力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等矛盾问题。于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应运而生。
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经济法根源于集体协作、共同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其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7]具体而言，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经济主体追求效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效益之中来认识和评价，只有符合社会效益的行为，才能得到肯定。经济法从社会效益的需要出发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即通过经济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来规制经济生活，重新确立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界定经济个体活动领域和行为方向。[18]经济法对社会效益价值的追求，要求个人经济行为与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相协调，其不是追求每个市场竞争主体的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侧重于促进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益、调控个别、微观经济效益以取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优，另一方面，经济法亦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防止“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状态的出现，为市场主体的竞争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从而为每个市场竞争主体自由竞争以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有力保障。总而言之，“经济法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法”。
行政法对“效益”的价值追求与经济法、民法有着明显区别。行政法调整的主要是行政管理关系，其并未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不能直接创造财富，而且其在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过程中都以消耗社会物质为代价。因此，行政法并不以“经济效益”为其价值追求，而是以努力提高行政效率为其价值取向。在行政法规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过程中，一方面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在作出行政决策时尽可能减少误差，做到行政管理活动的效果与管理目标之间的一致或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也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提高工作效能，加快行政行为的进程。行政法在提高行政效率价值取向的指导下，通过行政决策的准确化和工作效能的提高，不仅减少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物质消耗，而且也间接地改变再生产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同所提供的劳动成果的比率，从而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增长起到积极作用。[19]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
自由是人生而具有的属性。从哲学角度讲，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其是对血缘、宗法联系、思想禁锢和专制政经体制之解放。法律上的自由是对自由的设定和保障，是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而秩序从广义而言是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现象，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自由与秩序本身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当放任、无度之自由破坏了由一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之人与人的正常秩序之时，法律就必须发挥其强制作用，规制自由以恢复秩序。法律，甚至于社会都是在“既定之合理秩序对社会个体不时发生的自由冲动构成约束并予以匡正，而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引起新的自由要求，又对旧的秩序时时构成冲击”[20]的轮回中而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自由作为传统市民社会的基本精神，天然地贯穿于市民社会的代表法-民法之中。民法所追求的自由带有浓烈的市民社会个人主义的色彩，这突出表现在民法最基本原理-私法自治原则中（它是建立在19世纪个人自由主义观念基础之上，即依个人意思形成其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自由始终以个人权利的弘场为最终目的，其基本内涵在于：一是行为自由，即民事主体可以支配自己的经济活动方式，选择做或不做什么；二是意思自治，即要求任何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都仅依自己的个人意志决定行为的内容，排除任何形式的意志强制。[21]当然，民法对自由价值的追求并不排斥其对秩序价值的向往。在“让市场机制自主发挥作用以实现经济运行的良好的状态”的经济学观念的指引下，民法试图在无任何外力干预的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状态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主体的自由，即为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以保障和实现人们最大的经济自由。
过于理想化的东西往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19世纪末期当垄断等出现之时，民法所热切追求的经济自由与自然经济秩序的和谐状态即宣告终结。自始就将公与私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在自身对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独特的价值追求中，开始重塑市场经济的自由与秩序的和谐与统一。如前所述，经济法以实质正义和社会效益为其价值取向，在经济法对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价值追求中，实质正义与社会效益价值亦发挥了其应有作用。例如，经济法在自由价值的追求中，多数情况下它总是表现为以适当牺牲个
人自由去争取社会自由，以此实现社会效益和实质正义。社会整体的自由不仅是经济法独特自由价值取向追求的结果，更可以认为其表现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整合选择度的延拓为目标，更强调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应有广阔的空间。可见，经济法所追求的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和谐的。现代经济法更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通过为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而采取干预、限制的手段，以达到一种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实现自由与秩序之平衡。经济法对于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之统一性与和谐性的实现，在于经济法是一种将代表“公”的国家意志渗入经济关系之法律制度化的产物。[22]为实现这一目的，要求经济主体按照经济法制之规定，保证其行为之合法性，彼此间形成规范的相互关系，消除任何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对自由之不当限制或无度妄为；要求国家经济机关积极执法，严格遵守法律约束，不得利用经济权限使经济主体承担不法义务或侵害其权利，并克服政府经济管理中非理性之任意；要求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保证经济司法之合法性。
现代行政法的“控权”为其理论基础，其核心内容自然是行政职权的赋予、行使及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法律责任。因而，在自由与秩序的价值选择中，行政法往往侧重于对“秩序”的追求。行政法在立法中合理设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公平分配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行政执法既要求公民服从行政权，又掺入民主与公平的机制与因素，以保证权力的正当使用；而行政救济则是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或行政权滥用的监督和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可见行政法的“秩序”价值的追求处处表现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在权利上的动态平衡之中，而行政管理的井然有序正是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一般意义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定位差异，是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这不仅决定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异的法律精神与基本观念，从而使它们在根本价值取向或法律理论上大异其趣。由此也突显和验证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5.
[2][9][17][20][2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52，154-155，157，158.
[3]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鲁篱，苏明。经济法价值新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3）；吕忠梅，陈虹。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J].法商研究，2000（6）。
[4]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J].现代法学，2000（1）。
[5][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6]所谓社会基本结构是指一整套的主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基本结构的作用是把各种主要的社会组织一体化，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社会合作项目和利益。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03.
[7]贾海燕。经济法价值分析[J].法学论坛，2002（6）。
[8][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7.
[10]姜明安。行政法和行政诉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
[11][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序言[M].群众出版社，1986.3.
[12]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06.
[13]卢云。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18.
[14]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33.
[15][21]何平。论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定位的二元互补律[J].山东法学，1999（4）。
[16]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