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8:40
序论：在您撰写文学发展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我国现代的文学作为和传统的文学作品相比，真的是大相径庭，很大程度上都有了改变。主要表现在现代文学在经典上的匮乏性，这里的匮乏并不是指现代没有优秀的作品出现，而是指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其实在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许多的优秀作品，堪称经典。这些经典的作品之所以没有在现代的社会中流传开来是由于当今的人们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这就导致研究者不能够清晰的对这些文本的思想和美学特点进行总结和剖析，没有及时确立他们的位置，最终导致一些优秀的作品随泼逐流，由于作品的随波逐流而造成一些文学家的社会地位被忽视或是不被受到重视。就以鲁迅为例，鲁迅被尊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但是鲁迅成为经典作家的理由和贡献却往往被遮蔽在幕后，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之处。在当代一提起鲁迅大家都知道他的作品和文章写的好，但是究竟哪里好，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出来，从本质上来讲，中学教师和中学生都不愿意去学习鲁迅的文学，愿意有二，一是因为鲁迅的文章一般都不通俗易懂，二是由于教师在对鲁迅的文章进行讲授的时候由于学生不易接收所以教师在内心里对鲁迅的文章产生排斥的态度。
二、我国文学文本研究需要侧重的方面
1、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确立新文学的真正经典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显示出衰退的一面是因为没有将文本规范建立在正确的位置方面。文本规范之所以未能很好的建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和文化的研究、政治和文化标准代替侵占了文学的阵营。要想从根本上使得文学研究能够发扬光大，一定要重新认识文学的标准的是文学，并不是政治和经济，也不是文化。文学不是某一物质也不是某一产品，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产品，文学可以从内心深处为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对于文学他有着自身的韵味和内涵。为了在现代建立新文学的独立标准，建立新文学的真正经典，仅有从文学本身出发才可以对文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标准，才能够确立具有持久性的文学标准和文学经典。
2、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要求当中，很多文学评论和文学标准都是一些较为陈旧的，不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内在渊源是比较单一的苏俄文学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些文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种局限性和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人对文学的评论，也影响着文本研究的深度和准确度。所以文本研究在今天看来是需要有创新意识的，不能够永远的将自己的视野范围停留在传统的文学文本研究当中，对于一些“中心思想”“语言风格“”结构方式”等简单的结构分析要学会适当的改革和创新，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和层次上观望和考察文本艺术，并探索其理论和实践。
3、文本细读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
提起文本细读，似乎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了疏远的感觉，因为文本阅读已经被人们渐渐的遗忘，其主要原因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们对文本细读保持着冷漠的态度。面对于这种不被重视的学术研究，很少有人愿意去刊登和品位细读型论文，现代是一个对文学有着偏见的社会，好的作品未必会得到大众的欢迎，而恰恰相反，对于一些没有文化水平和内涵的作品可能会被炒作起来。有一些研究生会做一些文本细读方面的论文，但是很多情况都由于选题范围过小而被否决。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更希望细读式的文本研究可以在未来占据一席之地，我国现代面临的文学问题是一项老问题，也是一个认为造成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
三、结束语
作者：高春辉 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走在伴随着网络原创文学的发展，痞子蔡、安妮宝贝等一大批优秀网络作家逐渐走进了网民和广大公众的视野，相关作品也逐渐得到了大家的接受和认可。尤其是《第一次亲密接触》等作品的成功，以及巨大的版权收入都引起了文学界的热议，更让很多“文学人士”和“网络人士”“垂涎三尺”。从中国当时的国情来分析和判断，当时中国的网络原创文学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缺乏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网络文学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还没有真正成型，仍然属于相对自由的状态。“盛大”高调宣布投资网络原创文学市场，标志着中国网络原创产业进入了真正的“商业时代”。“盛大”的介入使得中国网络原创产业从以前的自由状态，变成了上下紧密联系，出版、版权交易等都走上了流程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同时，各种各样的营销手段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络原创文学产业链的再构对于网络原创文学产业链来说，营销的初始点应该是网络原创文学的作者。这些作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已经发表过文章并取得一定成绩的作家；另一类是还没有成名但具有发展潜力的网站签约作者。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作者，都可以通过免费空间在第三方网站上设立博客，建立读者阅读平台。同时可以借助一些网络链接功能，对其他相关领域的网站进行互利合作。网站子公司的设置类型主要包含两种方式：一种子公司主要针对版权交易进行业务；另外一种子公司则主要针对手机阅读市场进行开拓和相关的营销运作，这种营销运作虽然需要一定程度的成本投入，但可以有效地促进整个产业链的专业化，从而提高整个产业利润链条运作的效率。网站下设的这两类公司可以有效地分工和合作，同时配合一些游戏和影视剧制作团队进行相关作品的开放，这样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此外，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也要发挥其监督和管理的相关职能，对网站的运用体系进行适时的评价，对网站运用涉及的内容进行全面审查，从而确保网络环境的健康。
再构产业链的接触点营销每个环节的消费者实际上是由两个主要的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整个产业环节中全面涉及的消费者，另一部分则是针对单一产业环节的消费者。以《鬼吹灯》为例，有一些忠实的消费者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从网络小说的阅读开始的。当小说从网络走到了实体文本的时候，他们还会跟随进入，形成二次消费。随着小说实体文本的发行，相关影视和游戏产品的出品，还会有人进行第三次、第四次消费。当相关影视和游戏产品的周边产品出现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进行第五次消费等等。这就是一个“循环消费”的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整个产业链为读者培养了大批的粉丝。针对这些“粉丝”所进行的相关营销成本可能不会太高，这是因为他们对产品的忠诚度源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对于单一产业环节的消费者来说，对于消费者需求的把握就存在一定难度了，而这种难度必然会给我们的营销活动带来阻力，会增加我们的营销成本。因此，检测各个环节消费者的消费变化状态，掌握其消费习惯，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网络原创文学整个产业链中，有必要要建立一个专业的中心机构，针对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和协调，合理地利用产业中各种资源和信息，为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多余。现代科技，尤其是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以此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这说明作为后现代文化重要特征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和宜人。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中，波德里亚所说的那种只与它的有限主体联系的“稀缺、珍贵、惟一的物品”，（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即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否还会存在？它是否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直“朝着另一种论述（即商品与消费）滑去”，（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并最终在生活艺术化的符号碎片中消解成一堆泡沫？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二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产业的新面貌，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新生机，它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走到一起，并合成一体。实现这种融合的第一步是传媒汇流，即由数字技术作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为与信息相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通信和信息业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解除了传媒业、通信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革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将是对内容革命的呼唤，信息社会也因此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即实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在这方面，美国人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由此来看美国文化的信息殖民问题，大概没人再相信它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后来居上，要在信息全球化本身就含有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欧洲小国芬兰以拥有诺基亚这样的信息产品品牌而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正是在它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框架性合作计划于2000年启动。我们可以从1999年欧盟文化部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文件中看出这项合作计划的动机：“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趋势，经典艺术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认为，这场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既为经典艺术提供了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要求我们把握机遇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文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
首先，作为文化重要代表的经典艺术，将在建立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当说，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性，引起对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解乃至敌视；二是某种文明或文化试图凭借某种强权推销自己而消除异类。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这两种现象依然存在，而尤以后者更为突出。这使得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能有效实现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文化载体，正是文艺作品。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主张的二十年前，歌德曾与爱克曼谈起他读了一本中国传奇后的感受。他说，这部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很快说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当爱克曼问到这是否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之所以对中国的一部普通作品都如此重视，是因为他既从中感受到人类心灵相通的深邃与博大，也意识到与此相比，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立场显得多么可笑。因此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歌德的意思很明白，“世界文学”并不是对民族文学的否定，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交流中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在文化全球化已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至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类同化、均质化，而应是消除时空障碍之后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当年的歌德未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作品，那么在由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将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全世界都分享到这份人类精神的伟大遗产。这正是在创造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文学”过程中，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其次，应当提倡和强化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经典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去参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竞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近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席卷全球，从欧洲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尼边远城市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听任其发展，“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应当重视民族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的传承，也应当重视培养新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从当前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一、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就像歌德所反对的那样，在重视外国文学的时候，拘守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结果是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邱华栋曾尖刻但不乏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每一个‘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只有坚持创作的民族文化特色，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
二、在深度追求与世俗追求之间做片面取舍。创作应当面向大众，反映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情感；但同时也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要能同时展现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或是成为人们理解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可以想象的暗指”。这是对文艺作为一种文化的根本要求。怀特就曾指出：“人（用文化的象征含义）建设了一个可以生活的世界……一层文化的纱幕垂在人和自然之间，不透过这层纱幕，人什么也看不见……渗透的是话语的精髓：是超出感觉的意义和价值。除去感觉之外，支配人的还有这些意义和价值，而且它们常常比感觉对人的作用更重要。”（注：转引自〔英〕麦克尔·卡里瑟斯：《我们为什么有文化》，第3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如今科技的滥用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杀虫剂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却又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人类现在陷入一个怪圈，总是试图利用新的发明创造去解决现今不断显露出来的应用科技而遗留下的“祸端”。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技术存在致命的软肋，远非尽善尽美。因而生态文学家认为，技术终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切都得服从自然法则的制约。周俊儒、古京雨等儿童文学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万能的，技术制造品无法替代自然生命体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话《大红袍》里，人们用飞机喷撒灭蝗虫的化学药剂，虽然杀死了部分蝗虫，但也杀死了小鸟，杀死了原野上的许多生灵。这充分显示出科技发明的弊端，因为“鸟儿不但消灭蝗虫，还可以消灭其他许许多多的害虫”。（《大红袍》）而且长期使用药物灭蝗，也使蝗虫慢慢产生了抗体，药物越用越失灵，对环境的危害却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归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链原理用鸡来灭蝗虫。童话中的老公鸡“大红袍”将军率领灭蝗鸡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以“大叉脚”为首领的地下蝗虫大军，保证了草原的绿意葱茏，实现了鸡在自然链条上的本我价值。古京雨的小说《五月的草场》叙述的是类似的主题。锡林郭勒大草原闹起了蝗灾，一个夏天，几代蝗虫轮番争夺草场上牛羊的口粮，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场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一个角，“诺大的草场上，聪明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却胜不了小小的蝗虫。”（《五月的草场》）在小主人公的启发下，大人们改变了策略，把灭蝗虫的农药变为了一千只大黄袍鸡。最终当广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开人蝗大战的时候，来势凶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场上销声匿迹了，自然原理战胜了科技发明。其实在《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我们也能读出保冬妮对于大自然雄奇伟力的称颂和对于科技力量的质疑。六十岁的公象对波比拉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人那样为了达到像龟一样的寿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为，真是聪明反被”，“弱肉强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没有谁可以改变……”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会留下成百上千吨的象粪、犀牛粪，而浩浩荡荡的屎壳郎队伍就能把这些垃圾迅速变成小粪球，转入地下，从而让非洲的原野肥沃起来，作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原清道夫，阿鲁巴平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准确地控制屎壳郎家族的数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链即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写道：“是啊，从波比拉、坎丽鲁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天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吃掉他们。大部分的屎壳郎，来不及生儿育女，命就断送在那些贪吃的家伙们的嘴里了。正是这些敌人，控制着阿鲁巴平原上屎壳郎的数量，让他们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粪的紧张；又不至于太少，而无法打扫干净平原上的粪便。”（《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见再高妙的科技发明也难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态力量，所以曾经热切向往人类文明的波比拉最终丢弃了他视若珍宝的人类的“报纸”和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模拟“眼镜”，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壳郎。在周锐的童话《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时间网人们可以给过去任何时代的人发E-mail。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蜜枣”一双肌肉萎缩的腿却无法医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医父亲给她开张方子吃点药，很快就能治愈。尽管后来“蜜枣”收到了主人公父亲开出的药方，可她生活的时代，只能找到29种草药，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灭绝在污染严重的21世纪中期。于是，尚处于21世纪初叶的“我”发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动，最终让女孩如愿以偿得到了伶仃草。未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话《最后一只小鸟》也表现了科技的脆弱，与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无用的尴尬境地。阳阳的爸爸是一个仿生学家，专门设计、制作各种机器鸟，原因是五十年前鸟类已灭绝，人们寻遍天涯海角也没再找见一只小鸟。虽然机器鸟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鸟，拥有艳丽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们还是情绪低落，向往着曾在碧海蓝天间翩翩舞动的真鸟。那些机器鸟没有心脏在跳，没有血液流动，没有脑子思想，其实质不过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铁片。高科技产品终归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只有最后一只小鸟——鸟仙子告别世界的飞翔让孩子们终生难忘，他们惊异于挥动双翅翱翔于天际间自然生命的美丽。
网络文学也好，手机文学也罢，都只是形式的改变而已，内容上并没有创新。并不像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内容的创新和改变，没有精神内核的改变，而从古典主义以降，各种文学流派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发生激烈变革冲突的时代伴随着人们精神层面大的震动而发生的，代表的是人们精神内涵的发展和走向。显然，手机文学，网络文学还足以代表人们精神内涵的发展和走向，只不过是人们业余消遣享乐的一种。
如此一来，未来文学发展的趋势是不是将要从神坛中走下来，变成深入民间，甚至是民间世俗的一种，文学家是否也变得不再高不可攀，不再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可以将复杂的文字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呢？过去文学二字是高深的，高贵的代名词，人们提到文学是以一种崇拜的敬畏的色彩来看待它，时至今日，文学越来越多元化，甚至各种底层杂处的文字形式都被称为文学，文学变得越来越通俗，作家变得越来越通俗。在东西方的文学史上，举凡文学作品，过去指的都是以严谨的结构，精妙的语言讲述深刻含义的故事。纯故事性的文学作品一直受到主流文学的很大抨击，甚至是将其逐出文学的朝堂，如斯蒂芬金的寻宝故事就常常为许多自诩高深的作家所不屑。而现在的文学，变成了以简单的语言，讲述复杂的，逗趣的，甚至莫名其妙的故事，来取悦读者。而传统文学受到极大的排挤，即便占据了话语权，也是小众群体，纯文学范围的话语权，再也没有过去的号令天下的气概。相反，网络文学靠着庞大的读者群体，开始炫耀自己的话语权威，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看做是通俗化的，简短化的，甚至是片断化的文字组合，并不以承载文学重量为主要功能，而是将潮流性，流行性，故事性当做己任来发展。
而所谓的新的文学流派，是否就是借由着手机阅读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快速化的喜怒哀乐。因为生活节奏的快速化，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便捷化，导致人的情绪变化更快。过去所谓时间能抚平一切伤口，现在而言，似乎不必借着时间这样一个大的概念，应该说是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人的情绪变化更加频繁，起伏更加快速，人的情绪起伏如同微博体写作一样，变得越来越简短，每一场情绪都变得简短，每一场转换都变得更加迅速，过去人的精神领域较长时间的喜怒哀乐变得简短化了，精神的愉悦也好，欢欣也罢，变得更加简短，而且由于缺少厚重的传统文学的支撑，人的精神跳跃与升华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频率越来越低。如同美国超验主义般所强调的超越经验的，直接与上帝沟通的，精神大幅度跃升的状态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美国广袤大陆上是可能的，而在现今高速发展的喧嚣的时代是不可能。没人有机会抛弃现有的生活而享受长时间的安宁，也就没有办法实现只有极度的心灵安宁平和才能产生的超越性的感官状态。古人在相对平缓的社会发展时期，靠着自身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建设，能够寻求到心灵上，精神上长久的愉悦体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审视自己的精神状态，从而分清自己究竟是介于生死之间，还是已经分不清生死，也就是说，过去人们还能够关注到精神深处的波动和诉求，而现在随着高速的发展，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人们已经很难有时间，有机会，有心思去体察自己精神世界的状态。
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至少是精神上的解构，生与死的模糊重合，精神异化甚至爆发的状态。而现今看来，人们已经将精神状态隐去不谈了，也就是说精神状态被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掉了，被抹去了，被置于隐性的地位，被消解掉了。后现代主义解构精神，那最起码意味着精神还存在，而现在精神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存在了。说是某种意义，是因为精神本身是存在的，说不存在了，是指人们对它的关注度慢慢降低，甚至将来会趋近于无。所以后现代主义即便精神毁灭，毕竟它还是以存在的方式毁灭的，也既是说它还是存在的，而现在的文学趋势，将是精神不复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被高速发展的外界的科技所覆盖，变成快速生活中不被体察，不被了解，甚至是不被认知的状态。后现代主义精神毁灭，毕竟还会有废墟，有残迹，有遗留，有毁灭之后留下的疤痕或者残体，而现在的文学趋势，既然是借由着高科技将精神完全覆盖，那么就连残迹，遗留和残体都见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被深深的埋在了人类意识的最深处，很难有机会一窥全貌。这才是文学最后的死亡，这才是精神最后的死亡，而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几十年，也就是说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渐渐被覆盖，被掩埋，这个过程就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同冰山彻底沉入海底一样需要过程。而当从现在起，几十年过后，人类的交通可能更发达，在快速穿越空间的基础上或许能够穿越时间，人类的科技更加发达，而这种发达显然不是我们现在人所能够直观预测或掌握的，我们只能说，越来越发达的世界里，精神层面将越来越不被重视，当人们能够用科技改变世界的时候，就不必再去寻求精神的梦想。科技将生活覆盖，也将精神覆盖，精神以一种看似消失的方式默默的存在。
作者：李昂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1.儿童文学传播媒介比较单一
要想实现儿童文学的良好发展，不仅需要专业的创作队伍，同时还需要良好的传播媒介。但是在我国当前儿童文学发展中，其传播媒介相对单一，这不利于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需求，严重时还会阻碍该文学形式的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的传播媒介还是以传统书籍为主，而话剧演出、电影以及网络以及新兴媒体的传播技术应用相对较少，这样会影响到儿童文学的传播速度，不利于扩大儿童文学市场，也就不利于提高我国儿童文学的创新能力。而且在利用媒介进行传播时，许多商家比较重视与国外企业的合作，对于中国本土儿童文学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宣传和发展力度不足。
2.儿童文学成人本位思想严重
儿童文学作为孩子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要保证其发展的质量，这样才能够为孩子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但是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儿童文学的成人本位思想比较严重，许多文学创作都不是从孩子角度来进行创作的，而是站在一种灌输式和填鸭式的角度来对孩子的思想进行影响的，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是这样的教育方式会扼杀孩子们的天性，使他们失去童真，从而不利于孩子们今后的良好的发展。正如周作人所批评的：“许多人认为孩子什么都不懂，所以应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让他们失去自我。”这样成人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的儿童文学，不利于孩子们的健康发展，也就无法实现我国儿童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3.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滞后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它的发展将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儿童的素质，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做好相应的理论研究工作。然而，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的问题，还没有形成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势必会影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创作人员认为，儿童文学就是要以儿童为主体，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创作出适合他们阅读的作品，让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形成自身的文学素养，为今后他们的学习生活奠定良好基础。但是这样的思想在实际的应用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缺少对儿童心理的分析，没有将儿童放在主体地位，使得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只能够被动接受创作人员的思想。孩子在这样的作品中无法发挥自身的想象，不利于他们思维的开发，最终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创新能力。
二、实现儿童文学教育多元化的发展策略
1.创作要回归儿童文学精神
儿童文学要取得发展，创作人员就要从实际出发，本着创作回归儿童文学精神原则，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创作质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不仅会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享受到文学带来的魅力，同时也能够让成年人以一种儿童的心态来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在不知不觉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儿童文学要想获得更好发展，就要回归儿童文学精神，让更多人在阅读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获得儿童本真。在儿童眼中，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变得简单而生动，会让他们充满好奇，并且以一种独特形式进入到心灵深处，影响着他们的一生。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儿童文学需要回归自身的精神，用生动简单的语言来打动孩子们，而成人在阅读时也可以与其产生共鸣，荡涤他们的心灵，在宁静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比如在《皇帝的新装》中，就将皇帝与大人们自欺欺人的状态描写的淋漓尽致，他们都不敢承认自己的“愚笨”，都在夸皇帝新装的漂亮。但是这样的“新装”在孩子的眼中却不存在，当被揭穿的那一刻，成人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孩子们的本真，同时也能体会到对成人世界的批判。而孩子们在读完故事后，也会对其进行思考，这对他们今后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起到良好的作用。
2.更加注重儿童文学心灵教育
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存在较大的区别，儿童文学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需要按照孩子的心理来进行，这样才能够实现与儿童心灵的沟通，让孩子们在内心深处感受到文学作品的魅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提供良好帮助。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许多儿童在上网的过程中受到不良文学的影响，使得他们感受不到社会的温暖，再加上周围环境的变化，使得他们心理发生畸变，严重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在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时，创作人员要更加关注孩子的心灵需求，让儿童文学充分发挥温暖心灵的作用，拓宽孩子们的视野，使他们能够用批判和理性的眼光看待事物。注重儿童文学的心灵教育功能，在创作的过程中首先要秉持一种坦诚的态度，对于社会中的坏现象进行公正客观地描述，增强孩子对社会的认知能力。比如在描写死亡时，可以采用像《饲狼》中主人公平静地走向死亡的方式，这样可以让孩子们更准确地认识死亡，正确地认识自己。在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时，要有探索精神。孩子们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才能积极地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探索生活中的美，用美的目光审视自己的未来。
3.实现传统儿童文学的创新发展
要实现儿童文学的创新发展，就需要加强对传统儿童文学的发掘和创新，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满足我国儿童精神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国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质量。在对儿童文学发展创新的过程中，新生代创作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作者大部分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他们身上留有儿童时期的独特的时代烙印，因此他们能够以自身独特的眼光去看世界，从而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韩寒的《三重门》，在创作该部作品时，韩寒也是个少年，他却用自己的眼光，采用犀利讽刺的成熟语言来表达对现实生活中不良现象的批判。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不得不学习许多课程，他们逐渐失去自由，无法用心去体会儿童文学的乐趣，小小年纪就有着与大人一样的成熟心理。也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使得我国儿童文学市场越来越窄。要想转变这种局面，创作者就要及时调整创作方向，从儿童内心需求出发，创作出符合他们需要的作品，帮助他们找回渐渐远离的童年，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积极发展新媒体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的发展需要新媒体的支撑，这样培育成熟的儿童文学市场，使儿童文学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在媒介的应用上，儿童文学过于单一，这势必影响到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展。要发展新媒体儿童文学，首先就要充分利用网络。通过这样的传播媒介，可以有效打破传统儿童文学创作的瓶颈，扩大受众规模。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可以与读者进行互动，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及时调整创作方向，从而创作出更加适合当今孩子们精神所需求的作品，让作品更具魅力。其次，可以改变儿童文学传播形式。相关企业单位可以利用电影以及文艺演出等形式来丰富儿童文学形式，增加儿童文学的吸引力，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儿童文学，让他们通过这样的文学中去认识事物，树立真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