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8:15
序论：在您撰写财政学理论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1.1教材同质化，教学内容选择无统一标准
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学领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种不同财政学教材也相继出版。但是这些教材并未有针对性地区分不同层次高校的需求，导致教材同质化。而各高校选择教材时往往容易忽视应该赋予学生怎样的知识结构这一问题。任课教师，尤其是没经验的年轻教师，在使用涵盖内容不同的财政学教材时，不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导致教学内容无统一标准和明确的范围。
1.2教学内容选择上不能体现不同专业特点
财政学是一门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由于财政学教学内容对专业设置的针对性不强，使得教师不能在授课时既体现各专业掌握财政学基本原理上的共性，又突出各专业的特性。例如，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多了解国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结合现实热点来分析，但教材内容只限于理论介绍，不能针对专业突出重点，缺乏理论与实践连接的点。
1.3偏重理论知识讲授，忽视实践教学环节
目前，学生对财政学这门课程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既抽象又不太实用的课程。这与任课教师在内容选择上重视理论知识，忽视了与实践相结合有关。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在授课时加强理论知识讲授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的培养。很多教师在授课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点少，加上学生很少会主动用所学知识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样的教学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不能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1.4教学内容过多与教学时间有限的矛盾
财政学教学内容是非常多的，大致包括以下7个内容：基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国债与国债制度、预算管理、财政政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问题。一般财政学课程只安排短短几十个课时讲授，很难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
1.5财政学授课与其他学科融合度不高
大多数教师在财政学授课时，仅单纯地从财政学传统理论来组织教学，不能很好地结合相关学科知识深入讲解，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展示财政学的实践发展脉络，也无从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2独立学院财政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相关建议
作为独立学院开设财政学课程，在授课时需要结合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及学生特点来进行教学内容改革。
2.1规范和明确教学内容
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首先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其次，在此基础上研究实现政府职能的财政支出内容，进而研究财政收入，最后，通过国家预算展开各项财政活动，以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调节作用。根据这样的思路，高校财政学教学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①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公共产品理论；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概念、财政职能；③财政支出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支出与政府预算；④财政收入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收入（税收、国债及政府投融资制度；⑤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多级政府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⑥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等。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较弱，任课教师应该适当侧重一些重要理论的讲解并补充相关知识。
2.2教学内容选择突出专业特色
教师应该有针对性地结合学生的专业及特点，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在体现该课程公共性的同时，将专业特性也体现出来。对于财税专业的学生，学习财政学的要求比较高。在授课中应将重点放在基本理论的讲授上，例如公共产品理论、财政收支理论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等。为了避免内容重复，可以将一些实务性、制度性的内容留到后续的专业课程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而言，授课时应该以财政政策与制度介绍和业务操作为主。不同专业侧重点也应该不一样。例如，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要侧重于财政基本理论和运行机制的讲解，并适当增加税收实务方面的内容；而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可以从管理学的角度考察财政，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等知识讲授。
2.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本着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与实践型人才的目标，财政学授课时应该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践。这便要求教师在授课时不能只就教材的内容来讲理论，应该把实践有效地融入课堂中。例如对现行的税收制度、现行的财政体制、财政政策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很好地衔接理论和实践，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同时，独立学院的学生有着综合素质较高的特点，对现实中的实践问题比较感兴趣。教师在讲解理论的同时，补充相应的实践内容，既可以提高学生积极性，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分析能力。例如，结合当前政府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专题阐述：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上学难”反映的教育问题、“看病难”反映的医疗问题等。
2.4根据教学时间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由于时间的刚性很强，处理教学内容与时间矛盾关键在于教学内容的选择。而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标准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2.5提高财政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度
教师在讲授财政学的理论内容时，应该不断融入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生在未来经济工作和社会工作方面的视野，使其看问题能更全面、更深刻。特别是针对独立学院的学生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知识贯通。教师可以尝试从以下的角度来融合：①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来分析比较公共定价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定价；用消费理论中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分析税收的经济效应；运用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BP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②将管理学中的“决策”“、计划”、“组织”、“创新”等职能应用于财政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等方面，思考如何运用管理学原理来理解财政管理的创新。③可以尝试从社会哲学角度拓展财政本质。从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沿着“信仰-权力-表达-幸福”这条哲学线索，去分析个体接受公共生存方式、以税费形式将收入转移给政府等问题。④财政的讲解不能缺失历史脉络，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财政改革史，教师可以利用财税改革的历史经验与规律来分析改革深化的财政之路。
2.6其他建议
1．案例教学的定义、特点。一般的研究将案例教学与讲授法进行对比，其特点表现为: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角度来看，案例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分析决策能力;从教学内容角度来看，切合教学内容、具有教学情境的案例是其核心，但案例不是穿插在讲授过程中引用的案例，而是需要学生参与、讨论分析的案例;从教学方式角度来看，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从教学过程角度来看，打破教师教为主的惯例，推崇师生交流、互动、讨论，但不是完全摈弃教师讲授环节;从教学评价角度来看，不能再以卷面考核定成绩，需要建立过程评价体系。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案例教学的核心是契合主题的案例分析，但需要前期基础理论的掌握，包括教师课堂讲授、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等，中期还需要学生围绕案例提问展开查询、分析、讨论、形成结论，后期仍需要教师适度点评，并不是完全放任无目的的案例讨论。案例教学通过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的教学方式，可以提升学生思考、合作、沟通等综合素质，并且能够结合各个专业课程的特点加以应用，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方式。
2．新形势下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变化要求。虽然不同的高校对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有所差异，但不论应用型、研究型、复合型还是创新型等，均以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财政学专业人才作为一个共同的核心。随着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确立，财政专业人才就业由过去的主要面向财政、税务、国有资产管理等“对口”部门，逐步转向服务各类社会中介、公检法、金融、企事业单位，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财政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结构，更强调对学生具有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等应用能力。案例教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引入到财政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来，充分发挥其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参与的特性，锻炼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推广的必要性
1．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一个大变革酝酿时期，多方面因素促使高等教育谋求改革、谋求出路。一是由上而下的高校转型顶层设计促使全国600多所高校面临转型发展;二是每年高校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与各行各业难觅合适人才的矛盾不断凸显;三是高考生源减少带来的高校竞争加剧，危机意识增加。虽然千头万绪，但高校提升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最终目标还是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核心环节就是教学的过程，反思过去传统单一的讲授型教学模式所带来的弊端，案例教学作为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教学方式就成为各高校培养各类应用型专业人才过程中广泛运用的新模式。
2．案例教学能较好地契合财政学专业课程教学的特点。财政学专业课程多数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专业性，同时涉及到的学科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和应用性，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及财政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能够对复杂的财政现象有所识别、甚而对政策后果有所预判，把握好理论知识和经济实践的逻辑关系。此外，我国财政学专业课程基础理论基本上是引进西方国家财政理论，在解释我国财政现象和发展路径上有诸多不适应。现实中的财政问题也是综合式的，不是孤立的、概念式的，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依靠教师单方面讲授传送知识的教学方式，容易导致学生只背记知识不深入分析、只了解现象不明晰实质、只坐等灌输不主动思考、只单独学习不注重沟通的问题出现。案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针对财政专业课程的特点，通过教师先期从社会经济生活中选取典型的案例，从相关知识角度出发通过整理并根据教学需要完善教学内容，使学生置身于情景中，分析、讨论，在此过程中完成各种能力的培养。
3．促进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型的需要。案例教学是一种在自主学习理念下诞生的教学方式，它不仅能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知识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的趋势，破除传统的单纯地以知识教授和掌握为主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沦为学习的被动接受者现象，而且可以将学生设置为学习的主体，围绕学习目标，主动向前追溯理论知识，向后拓展讨论、交流、分析、探索能力，充分调动自我掌控能力。在财政学专业课程中合理运用案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理解运用学习内容，梳理学习思路，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介绍和分析，提高其对专业的认知和感悟水平，加深对财政理论的理解，通过参与课堂发言、小组讨论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
4．激发教师不断丰富教学经验、拓宽教学思路的需要。案例教学不仅将学生置于学习主动者的地位，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堂上的案例教学，不是简单地由学生发言、讨论占据主位，而是需要教师在其中起到关键、适宜的引导、拔高作用。这样，不仅要求教师有相当的对专业课程整体把握的力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课题实践研究的广度、语言表达的准确度，而且对教师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现场应变能力、学生反应响应能力等外部素质也提出了新要求。换句话说，教师既要自己做编剧又要做导演，适当的时候还要当好演员。因此，在案例教学模式中，需要教师不断地学习专业技能、授课技巧，增强社会实践，丰富教学经验，拓宽教学思路。
三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应用中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1．对应用案例教学理解有所偏差的问题。据已有资料统计，案例教学在财政专业课程教学应用中有四种不同的类型:引导式、讨论式、作业式、综合式。其中，引导式、讨论式属于课堂案例教学，作业式和综合式属于课后案例教学。一般来说，引导式、讨论式、作业式要契合章节理论，综合式是在学生阶段学习完成后涉及各章理论应用的案例教学。引导式多用于教学内容导入、阐释;讨论式、作业式、综合式则多用于对教学内容的巩固和再认识。引导式多由教师展示、用于激发学生章节学习兴趣，少有涉及讨论、分析;讨论式、作业式、综合式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并且要求学生对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程度要逐个递增。受现有教学时间、教学场所、教师各自考核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较多使用的是引导式，少数情况使用讨论式，作业式尤其是综合式使用相对较少。事实上，细观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发现，后两者的案例教学模式才是其精髓，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优势。
2．案例采集不足、可用性不强的问题。案例采集不足、可用性不强，是目前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一个重要障碍。其原因是:一是没有建立案例收集团队或者案例共享平台，基本是由课程教师单独采集，独自使用，不仅案例数量难以保证，而且案例使用效果也没有交流、沟通的渠道;二是契合课程基础知识和理论的经典案例不多，案例本土性、时效性、系统性不强;三是针对案例设计的提问不能较好地引导学生有深度地分析问题。
3．教师对案例教学把握和实施问题。教师虽然不再“满堂灌”进行授课，但不是完全放手让学生自行学习，案例教学对教师各项能力和教学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对整个教材的熟悉程度、把握程度决定了教师能否根据教学难点、重点展开案例教学;其次，案例教学不仅要求教师精心准备好契合教学内容的案例，还要根据学生特点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分析和控制整个教学过程，要研究案例涉及到的每一个知识点，做到得心应手，讲解起来深刻透彻;再次，在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还应该总结相关知识，点评、提升。此外，考核方式改革等也需要教师耗费更多的精力设计，才能达到较准确考量学生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的要求。
4．课时设置、考核方式等教学制度配套问题实际工作中，由于已有的教学管理制度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配套，从而牢牢束缚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实施。其主要表现就是课时设计学时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固定、考核方式固定等，不利于案例教学在课程教学中的灵活运用。众所周知，每门课程的教学课时在学生入学前就通过教学计划安排好，大学四年必需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执行，不能充分考虑到这四年内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上课时间和场所也是按已排好的课程表严格执行，教师如若更改要经过繁复的签字审批程序，并且受到考核制度限制不得多次更改，致使教学只能局限于课堂，教学是否完成也只论课堂是否到课;同时，对学生的考核方式限定过多，在教学计划中安排的考试课一般不得变更为考查课，而考试课以识记考核为主，不能配合案例教学反映学生的分析、沟通、合作、表达等能力。此外，教学计划过分强调教学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重点和非重点章节都要讲授完毕，导致教师无法在课时较少的课程中大胆取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费时较多”的案例教学的应用。
四规范构建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模式的对策和建议
1．完善案例教学教材编写体系。首先，要组建教学团队，编写针对性强、操作性强、时事性强的课程案例。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带队，组织团队成员按课程或者相近课程组成专门小组，将用过的经典案例、正在发生的典型事件、课题案例等堆积共享，再对案例进行拣择，严格设计案例讨论题目，并且做到一定年限部分更新一次;其次，搭建案例教学的沟通交流机制。除了编写规范案例教材期间的沟通外，对同一门课程还应建立不定期交流的平台，研究案例应用效果，学生反馈情况、学生考核方式、应对措施等;最后，要积极走出去，学习校外经验，寻求合作编写案例教材的机会，探索案例教学与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有机结合的模式。
2．创新与案例教学相配套的教学制度。通过改革与创新，逐步消除束缚案例教学方法开展的教学管理制度，尝试建立与案例教学配套教学管理制度。要想实现案例教学在财政学课程教学的合理运用，建议各高校采取三个配套措施:一是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允许教师不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打破教材逻辑性、系统性的束缚，自由安排章节课时，留有足够的时间实施案例教学的讨论这一核心环节;二是将授课时间、地点交给教师灵活掌握，由现有的多层审批制改为简单的备案登记制;三是考核方式不只局限于卷面考试，应该建立课前、课中、课后考核点，建立信息获取、团队合作、交流辩论等综合能力考核体系。
3．建立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制。案例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而过程的执行者是教师，教师综合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学生能力的高低。因此，需要各高校建立教师入职后的有计划、有专业针对性的再培训机制，改变教师“自教自学”的状况，不断更新教学技能、理念，激发教师教学热情，防止教学方式、心理老化。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建立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制:一是给专业教师充足的再学习时间。这不仅需要改变目前师生比例过高的现状，周课时也不宜过多，以便教师能有足够的课余反思、学习、研究的时间。二是建立短、中、长期轮流培训机制，短期培训是几天不等的临时性学习，中期的培训是为期半年或一年的脱产挂职锻炼，长期培训是一年以上的脱产学习。一般以短期培训为主，中长期培训为辅。三是规范培训内容，可以设计为教学内容、教学技术手段研讨会议，或者是课题项目实践调研、外出挂职锻炼、课程访问学者等。
根据历史的记载可以得知，案例教学法的发源地在古希腊，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创始人是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现代案例教学法开创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创造的，随后便运用到财政学的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桥梁，通过案例教学法可以很好地将教师和学生结合起来，使其一起参与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它也是连接理论和实践的桥梁，通过案例教学法可以将书面的知识和具体的事件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达到认知的目的。随后，案例教学法便以其众多的优点被普及到全世界的课堂教学中。
二、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主要分析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并且需要通过政府的经济活动来研究其影响。财政学又叫公共部门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理论性，在众多的学科中，它是联系一般经济理论科目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桥梁，具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一般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的特点。我国传统的财政教学比较偏重于理论的学习，硬性知识较多，从而忽略了定量和实证的研究。除此之外，传统的理论施教方式比较单一，教师讲课内容枯燥无味，缺乏生动性。所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高校必须在财政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
(二)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教学中应用的重要性
1．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财政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科目中的理论知识比较多，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课堂效率低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不起兴趣，对学习的内容感觉枯燥无聊，即使记住了一些财政学的概念，但是，不久后便忘记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在学习中没有深入研究，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掌握，没有做到深入理解。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引入案例来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学生还可以针对这些案例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提高学习兴趣，进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一方面，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使讲课内容生动形象，能够使学生深入掌握财政学的概念和理论;另一方面，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来探究问题，可以提高应用分析能力和综合探究能力。
2．案例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引入的案例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能够使学生感受到案例的复杂性，从而认真地分析案例和解决问题。另外，在应用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互动，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并根据教学目标提出需要学生解决的问题，从而促使学生去探究，提高其学习效率。因此，案例教学法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表达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
三、运用案例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案例的设计
在案例教学法中，选取和设计案例尤为重要。在选取案例的时候，教师应选择典型案例，即采用有代表性的案例，最重要的是要结合课程的内容来选择案例，从而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此外，案例要贴近学生的生活，［2］还要具有综合性，要体现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案例的真实性，促进学生对案例的思考。
(二)案例的使用
教师要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案例授课，具体来说，运用案例的方式主要包括课堂讲解式、课堂讨论式、课堂辩论式和专题讲座式。不同的使用方式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要结合本课的重点知识和难点知识，让案例产生预期的效果。比如:对于时间安排较少的课程可以采用讲解式的案例，将案例和重要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使抽象的理论变为具体的事实;对于时间安排较多的课程可以进行讨论式或辩论式教学，从而提高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案例的使用效果。
三、结语
鉴于上述情况，对教材可作如下调整，将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教学移至氧化还原反应基础知识之后、第三章氧族元素之前进行。调整后优点是重点突出，难点逐步突破。当然，调整后起点高、难点集中，一部分学生“吃不消”。为此，我同时又对教学做了三个阶段进行的改革试验。
第一阶段：知识准备
1．在进行高一化学教学之前，先对初三化学进行复习。使学生对原子、分子、原子结构示意图；化合价的实质；化合价与电子得失的关系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2．在进行氯气化学性质教学时，根据原子结构，分析反应中得失电子、化合价的升降等，使学生既掌握了氯气的性质，又能判断化合价变化、电子转移数目。
第二阶段：氧化还原反应基础知识及方程式的配平教学
1．基础教学：起点和要求稍高一些，使学生理解和明确以下两点：（1）氧化还原反应的实质、氧化剂、还原剂在反应中的作用；（2）在反应过程中，电子转移或偏移的总数目应相等。
2．练习教学：（1）训练氧化还原反应的两种表示方法：双线桥法和单线桥法；（2）根据化合价的变化确定电子得失及数目。
3．过渡教学：（1）进行确定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电子得失总数目的练习教学；（2）趁热打铁，引导学生分析探索既然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得失的数目必须相等，而每摩还原剂或氧化剂所提供或接受的电子的物质的量不一定相等。那么要使得失电子的数目相等，就必须使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物质的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个比例关系便是化合价升降数目的公倍数。学生理解了这一点，实质上就明确了配平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4．配平教学：以练习为主，使学生熟练掌握用双线桥表示法分析配平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第三阶段：巩固、强化练习教学
1．强化训练：（1）在后面各章节的教学中，凡是遇到氧化还原反应，都引导学生分析并配平。（2）增大练习量。
2．跟踪检查：定期或不定期普查或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3．坚持辅导：根据学生存在的问题个别辅导和课堂辅导相结合。
一、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的广泛存在
分配活动是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相伴随的。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便出现了剩余产品的分配问题，也同时产生了财政活动以及支配财政活动的财政思想。这样，生产关系中的一部分变成了财政关系。
财政关系在出现了货币、国家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各种财政范畴、财政政策与财政理论。
西方最早对财政问题作专题研究的人当数奴隶社会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分（公元前430—354或355年）。他在《论希腊雅典联盟的收入》专论中，第一次提出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概念，详细研究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项目，并对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还有创见地提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主张。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与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对财政问题的研究也很深入。他认为国家机关、法官、军队等开支，都是靠行使国家权力从各盟邦中以缴纳和贡赋而征收来的，战争是获得财富的来源之一。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财务的概念，并对财务进行了分类研究。
由此可见，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早已广泛存在。进入封建社会后，财政活动已被国家拓展为众多的财政范畴，税收、公债、货币发行、关税等手段被广泛应用。思想家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关国家财政活动的观点和主张。如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弗拉契斯科。彼得拉尔卡（1304—1374年）、法国的波丁（1530—1596年）等人，都在税收制度、公债性质、关税作用等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成就。
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尚未达到建立专门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国家财政与王室收入没有分开，生产力落后，产业单一，商品货币关系没有扩展到主要生产和消费领域，财政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的诞生，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的事情。
二、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从奠定基础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算起，到19世纪初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产业革命为止，经历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在历史长河的这一阶段，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封建制度灭亡、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产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变革，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备了理论积累及实践积累等条件，财政学的诞生，已是水到渠成。
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探讨的是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于15世纪末最初出现在贸易量较大的意大利和英国，16—17世纪流行于欧洲大多数国家。15—16世纪的英国，在资本主义生长过程中，对积累货币和扩大市场有着强烈的要求。要满足这种要求，当时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扩大出口，以贸易顺差达到货币积累和扩大海外市场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扩大出口？国家干预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英国的斯泰福（1554—1612年）、托马斯。曼（1571—1641年）等人主张通过国家财政对出口的奖励政策来实现。这便是重商主义的代表观点——贸易差额理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这种理论和主张虽然强调了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作用，突出了财政的地位，但它考察的重点只在于流通领域。到了17世纪中叶，当工业资本的发展超过商业资本的时候，这种理论便失去了对经济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国家干预的主张不合时宜，财政的作用和地位不被人们所重视。虽然如此，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连同它在财政支出、税收原则、国家公债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一起，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作了充分的理论积累，也为国家财政实践活动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为现代财政学奠定科学基础的第一人，当是英国学者威廉。配第（1623—1687年）。威廉。配第的财政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针对当时英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提出了全局性的理财观点，认为要从国家的人口、产业、财富等基本情况出发，推算出财政收入总量，再据以确定财政支出项目和数额，主张缩减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他还对税收原则、具体的税收制度设计等多方面提出了政策主张。他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正确的分析，认为商品的自然价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认为劳动和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根源，初步建立了劳动价值理论。配第认为，不管课征到哪种所得或收入上的税收，其税负最终都要落到土地和劳动上面，这就在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剩余价值问题，找到了税收和剩余价值的本质联系，为财政的分配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继英国学者的研究之后探讨财政收入源泉的经济学派应数德国的重农学派。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魁奈（1694—1774年）等人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它们完全可以代替秘鲁的银矿。只有农业发展了，才有商业的发展，才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出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土地所有者是唯一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短缺，便只能提高地租税的税率，对土地所有者课以重税。
无论是威廉。配第，还是重农学派，他们虽然探究了财政分配的实质和财政收入的源泉，但由于他们理论自身的缺陷，更由于他们对财政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局限与矛盾，建立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客观过程并没有完成。威廉。配第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错误地把苛重的税收与不公平的税负归罪于统治者的“无知”，认为只要减轻和公平税负，国家财政状况就可以好转。重农学派对财政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不能说明工业生产、流通领域里的财政分配关系。在经济学中全面研究和阐述财政分配关系以及财政诸范畴，完成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建立过程的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他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8世纪的英国，已出现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的趋势，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代言人，亚当。斯密强烈地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他认为，政府的活动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从而，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虚费，它严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了从根本上说明国家财政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斯密研究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活动和联系，探讨了财政收支规模，阐述了国家职能，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财富的本质和成因，论证了财政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并认定了生产对分配、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斯密还指出了财政分配与国家的本质联系，把财政看成是国家或政府的活动，把财政支出看作是社会的一种消费，从而把财政确认为是一个与国家相联系的经济范畴。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亚当。斯密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提出了税收原则，规范了税收分类，讨论了税收转嫁，批判了国家公债，分析了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用途，使第五篇实际上成了财政学理论的专篇。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但完成了财政本质、财富源泉、国家、生产、经济、分配、贸易、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关系这些财政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工作，而且还完成了收入、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的确认工作。同时，斯密还通过他提出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公债政策、关税政策、支出政策等操作性主张将理论和实践统一了起来，使得财政学在事实上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至此，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万事俱备，只等一声呼唤。
三、财政学名称的独立使用
财政学这个新生儿呱呱堕地，即财政学名称的首先提出或命名，由德国学者抢了头功。德国旧历史学派学者卡尔。劳（1792—1870年）在其182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版中，明确提出了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给这门独立的经济学科新分枝冠以财政学名称。以后在其182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政策原则》一书中，卡尔。劳再次论及财政学独立的问题，他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并主张将第三部分命名为财政学。此后他身体力行，于1832年出版了书名为《财政学基本原理》的专著。在这本著作中，卡尔。劳确定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了财政学的概念，强调财政学的应用科学性，论述了财政学与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政策等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卡尔。劳的许多观点虽然偏离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论述，但他毕竟使财政学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母体，并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卡尔。劳之前，也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要把财政学独立出来的问题，如格莱弗。苏登、褚苏甫、曼斯科、肖恩等人。特别是曼斯科和肖恩，前者在1830年出版了《财政学教科书》，后者于1832年出版了《财政学原理》，但他们都没有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界的影响也远不如卡尔。劳，因此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认可。卡尔。劳的《财政学基本原理》出版以后，财政学首先在德国，随后在欧洲其它各国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经济理论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财政学的热潮。这股热潮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1883年出版了瓦格纳（1835—1917年）四卷本《财政学》巨著，1888年出版了第一本财政论文集，即列鲁阿的《财政科学论文集》。斯泰因（1815—1890年）、谢夫勒（1831—1903年）和瓦格纳被誉为19世纪后半叶创建德国财政学黄金时代的三大巨星。
为什么现代财政学的诸多理论范畴和政策实践在英法等国研究深广、发展久远，而作为独立学科体现的财政学专著却在相对落后的德国首先出现？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现代财政学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建立，商品货币关系的不断发展，要求国民收入、国家收入、生产经营单位收入以及个人收入彻底分离，并以某种规则来规范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处理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矛盾，以利于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规则的不断完善使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断发展，财政实践活动也不断丰富和拓展。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实践条件。另一个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来，几代学人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不断积累和探新，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学说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等达到了既能联系统一，又能自成体系的学术高度。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理论条件。
具备了经济实践条件和经济理论条件，并不能产生现代财政学。现代财政学的诞生，还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这第三个条件是什么？让我们再深入一步分析。
从15世纪资本原始积累到19世纪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为止的大约400年时间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直处于自由竞争的主流状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只存在了一个较短的时期。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便成为主宰。这种情况，使得国家财政的职能与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经济理论界不刻意强调财政的重要性是必然的。在“廉价政府”的背景下，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显然缺乏制度的牵引力。德国却不同。德国在17—19世纪中叶，仍处于邦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在各邦国之内，专制集权是其特征，王室财务与国家财政合二为一，具有典型的封建财政特色。德国早期学者引进英法的重商主义观点和主张，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经济落后，政治封闭割据）的官房学派经济理论，强调的是集中统一。19世纪70年代初，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标志着封建邦国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当德国刚刚跨入资本主义门槛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早已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将世界瓜分完毕。怎么办？俾斯麦政府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即集中财力来扶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挤进列强的行列。这样，从封建的集中统一转换到资本主义的集中统一，中间并没有经过欧洲其它国家经历过的自由发展时期。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使得德国的财政理论具有了独特的发展动力。无论是斯泰因的再生产财政学，还是谢夫勒的社会有机体财政学，还是瓦格纳的社会政策财政学，都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突出了财政的重要地位，强化了财政的职能。
上述分析表明，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能在要求突出财政的重要地位和加强财政职能与作用的国度里诞生。这就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第三个条件，即经济制度条件。这也同时回答了财政学专著首先在德国出现的原因。
四、现代财政学诞生的不同理论观点讨论
关于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学术界研究并不深入，但有一些不同观点需要加以讨论和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财政学内涵指什么？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资本主义财政学，只有资本主义财政的存在，才有资本主义财政学的存在。而资本主义财政是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标志的，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财政。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即1640年建立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为标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进行集中分配而形成的财政分配关系，理由也是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国家垄断时期的财政才体现现代意义。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瓦格纳的四卷本《财政学》为标志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指财政学，因为资产阶级的财政学理论都是庸俗的再生产理论，只有理论才是科学的真理。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应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标志，《哥达纲领批判》指出了初次分配之前的社会六项扣除，这是财政分配理论的科学基础。
上述三种观点和认识都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第一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和财政学的界限。不同社会形态有不同性质的财政，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性质的财政学说，这也是肯定的。但我们讨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是要回答财政学是什么时候，以什么为标志，才从政治经济学中分设独立出来，而不是讨论其性质。显然，用第一本以财政学命名的经济著作出现作为诞生标志是合适的。第二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作为诞生，只有一次，而作为发展，是有许多阶段的，可以说财政学在某个阶段的发展达到了成熟阶段，或更具现代意义，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成熟阶段代替出生日。第三种观点混淆了财政的共性和个性，以阶级性代替学术性，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第三种观点还同时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何在？有人认为，能不能只讲发展，不讲诞生，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源远流长的，很难以什么标志来划分其存在与不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多少带有一点学术虚无主义的意味。实际上，讲发展就要讲诞生，诞生本身也是一个发展阶段。诞生讲不清楚，发展也自然讲不清楚。不能因为其研究的困难性而放弃某种研究。新晨
也有人认为，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许，这种纯学术性的研究对现实经济发展没什么帮助。但我们认为，其一，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建立在其基础理论之上，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是不以现实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的。其二，财政学的诞生对于财政理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使财政理论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德国财政理论就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财政学的内容。它们最早探索了财政理论与宪法、财政业务活动与财政实质、国家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中体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税收自身的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财政结构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与社会政策、财政与经济运行机制、财政与收入的合理分配、财政活动原则、财政支出规律、财政的生产性等等众多的理论问题，开创和深化了财政理论研究领域，拓宽了财政实践活动范围。所有这些，都是在财政学独立之前所无法做到的。可以说，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财政理论发展的一次飞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王传纶：《资本主义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日）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