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8:10
序论：在您撰写道德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国传统文化别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首先将“德行”列于首位。道德唯上，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强调“文以载道”；做官要“为政以德”，教育以“德教为先”等等。其次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提倡“修己”“克己”。而孟子的“反身而诚”、“求其放心”、“发人善端”都是强调应该发挥人的道德理性。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倡导克己自省、立志乐道、改过迁善、知行相资等修身原则和方法，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要随时监督自己，严于律己。注重内省。这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学生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诚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程馨莹，赵永强．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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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蒙·近思录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范仲淹．岳阳楼记[A]．历代文选(下)[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
[6]彦，夏伟东．传统与选择[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道德教育
在育人工作中的现实价值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机融合，既是对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内容新的补充，也是培养品德高尚合格人才，提升人文修养的有效举措。
1.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主张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爱”原则，崇尚“仁者爱人”，尤其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因此“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的相处中，我们应当学会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伤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实现的事情，也允许和帮助别人去实现。而“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国则长期以来是百姓的生活处事哲学，今天尤其应当广泛推广。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长远目标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当今现实社会，尤显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流传久远的格言。把帮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内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乐之源，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社会公德，是富有爱心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为乐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进而养成为一种习惯，上升到精神境界，将会是他们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如有人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
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认为，礼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左传》中也曾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与谦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周期长、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质培养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伟业。要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传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宏大”走向“细节”，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老三样”：照本宣科、树典型、学英雄，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让德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识与学生生活行为融为一体，让德育教育基于学生的生活土壤，引导学生“知行统一”，知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人文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实践考核力度，从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礼节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训练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同时老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的结合，切实践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细节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规范的具体，权利的明确，首先可以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满；其次是发现别人的长处，能宽容地看待他人的缺点，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确对待名利，不居功，不争名夺利，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开阔，长此以往经过努力，营造出一种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倡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终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携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宽容礼让的和谐社会。
3.践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
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首先“义然后取”，“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被否定。这种倡导“先义后利”和否定“见利忘义”的思想，强调奉献牺牲和责任担当的传统，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当前对提高我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校园里，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朴实的与人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地和谐地与人相处，但现实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诸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及各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校园，影响着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少学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片面偏向个人一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甚而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尽量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影响的交往对象，并以之提高充实自己。古人云：“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来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进取心、自信心，爱国、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勤奋上进、勇于奉献。一个内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质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滥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堕落沉沦。欲立事，先立人。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说，想要载物必须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二、总结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迅速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人才培养要求，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熟练的实践操作技能和专业理论水平，而且也应具有很高的人文素质。然而，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局面的加剧，相当部分的高职院校在追求“高就业率”的利益驱使下，挥动教学改革的大旗，在课程开设及学时分配上，往往倾向于重视对学生谋生技能的传授，关注作为工具性人才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相关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则被边缘化，甚而流于形式。从高职大学生的入学群体分析，近年来随着高考生源滑坡，高职录取分数线的降低，加上单招学生群体的出现。我们在教学中明显感受到：由于高职录取学生的文化分数差异很大，部分学生综合素质表现令人堪忧：不仅仅体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薄弱，基本的书面表达、口头表达能力都较差，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相当肤浅，而且很多学生的行为习惯自律性较差，公德意识不强，出口成“脏”，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团队合作精神缺乏，审美情趣不高，人生理想追求淡化，精神世界相对空虚。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缺乏人文精神，仅凭知识和技能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既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难以体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掌握知识与技能，终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借助人文教育，尤其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丰富学识、完善人格，这是一个提高、体验和提升生命质量的过程，目的就是让高职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真正有修养、有智慧的人。
二、发掘传统道德文化在育人工作中的现实价值
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机融合，既是对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内容新的补充，也是培养品德高尚合格人才，提升人文修养的有效举措。
1.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主张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爱”原则，崇尚“仁者爱人”，尤其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因此“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的相处中，我们应当学会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伤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实现的事情，也允许和帮助别人去实现。而“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国则长期以来是百姓的生活处事哲学，今天尤其应当广泛推广。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长远目标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当今现实社会，尤显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流传久远的格言。把帮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内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乐之源，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社会公德，是富有爱心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为乐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进而养成为一种习惯，上升到精神境界，将会是他们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如有人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认为，礼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左传》中也曾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与谦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周期长、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质培养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伟业。要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传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宏大”走向“细节”，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老三样”：照本宣科、树典型、学英雄，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让德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识与学生生活行为融为一体，让德育教育基于学生的生活土壤，引导学生“知行统一”，知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人文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实践考核力度，从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礼节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训练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同时老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的结合，切实践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细节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规范的具体，权利的明确，首先可以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满；其次是发现别人的长处，能宽容地看待他人的缺点，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确对待名利，不居功，不争名夺利，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开阔，长此以往经过努力，营造出一种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倡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终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携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宽容礼让的和谐社会。
3.践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首先“义然后取”，“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被否定。这种倡导“先义后利”和否定“见利忘义”的思想，强调奉献牺牲和责任担当的传统，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当前对提高我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校园里，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朴实的与人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地和谐地与人相处，但现实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诸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及各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校园，影响着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少学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片面偏向个人一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甚而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尽量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影响的交往对象，并以之提高充实自己。古人云：“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来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进取心、自信心，爱国、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勤奋上进、勇于奉献。一个内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质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滥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堕落沉沦。欲立事，先立人。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说，想要载物必须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1、道德文化主流是积极的
当代中国，尽管青年的道德滑坡、素养缺失现象纷繁复杂，但所占比例不大，道德文化的主流仍然是积极的，主要呈现为以下三大特点：（1）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青少年普遍认为，“作为一个人，当然要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不仅体现在言论中，更展现在实践中。八零后、九零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以实际行动努力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进步。（2）崇尚民主、平等、自由。青少年普遍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们人格的足够尊重，希望父母给予较大的思想自由空间，希望学校给予所有学生以平等尊重的教育态度。不少青少年向往人的全面发展，向往普遍民主和充分自由平等的愿望。（3）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多元化。青少年的人生追求多种多样，除了健康、知识、理想、人品等目标外，越来越多的青年已注意到金钱财产和权力地位的影响和作用，但值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能够在利己与利他中寻得完美的平衡。
2、“道德滑坡”现象频发
典型案例：（1）郭美美案件——极端拜金主义。一个小小的微博炫富事件，一个女孩的偶发个人行为，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慈善信任风暴。郭美美炫富行为的实质无非是极端拜金主义的一种表现。我国青年当前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信仰缺失引致的价值观异化现象屡见不鲜。（2）李某某案件——极端个人主义。出生艺术世家、就读名校，擅钢琴、长书法，如此才华横溢的少年却逐渐嚣张跋扈，最终锒铛入狱，观其行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在作祟，“天下唯我独尊”的心态令他枉顾法纪、淡忘道德。当代青少年于改革中成长，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和优越的教育环境，被家庭、学校、社会宠爱，不少人以自我为中心，处事自私、为人冷漠，利己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
3、“素养缺失”前景堪忧
典型案例：（1）埃及神庙刻字案件——国民素养有待提高。南京某中学在读的初一学生，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用中文刻上“丁某某到此一游”，再次引发了国内外民众对中国游客素质的质疑。或许有人说，14岁还是个孩子，不应对其偶然的行为过分苛责。但笔者认为，这一事件的重点并不在于追责，而是在于青少年正处于形成基本道德素养标准的关键时期，应以此事件为警示，重在教育，并使民众转变有些行为“理所当然、无伤大雅”的观念。（2）复旦大学投毒案件——人文教育的缺失。骇人听闻的马加爵事件、中南大学的割喉事件，类似事件并不偶然，足以说明我国人文教育的缺失，尤其是对青少年的人文教育。过于注重文化成绩，未深刻意识到人文道德方面言传身教的重要性，这正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短板。
二、青少年思想道德文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青少年思想道德文化问题的产生绝非偶然，究其原因，可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探寻。
1、家庭教育的失败
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目标的偏颇。“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成为父母对孩子前途的首要选择，“成为具有良好品格的人”对父母来说并不重要，唯分数论英雄，衡量标准过于单一，成人后，青年功利主义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榜样的缺失。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单亲家庭数量的急剧增加，家庭的不完整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性格养成与道德的培育。有些家庭即使完整，但是父母忙于工作或耽于玩乐，未給孩子树立起道德榜样，成人后，此类青年趋于冷漠、缺少温情。
2、学校教育的失衡
一方面是知识教育与德行教育的失衡。虽然大中小学都有设一些德育课程，但是所有零星的德育课程的总和甚至还及不上英语的一门词汇课程，如此弱化德行教育，培育出的青年高分低德或是有才无德，对个人、对他人、对社会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是道德教育本身的失衡。我国长期以来的道德教育以教师传授道德知识体系为主，而德育真正的本体“人”、受众“学生”却被边缘化了。教师机械灌输道德信条，学生被动接受道德条文的填塞，学校依据德育课成绩评估德育效果。如此道德教育，德育效果微乎其微，道德问题的产生成为必然。
3、社会教育的失范
一方面是社会组织的职能缺位。某些社会组织的职能缺位和个别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导致某些非道德的行为无法受到合理判定。对本国文化传承的不重视与不确定，使得青少年缺乏道德模范与行为标杆，对文化的尊重程度降低。另一方面是网络社会的不利影响。快速便捷的网络在提供海量资讯的同时，还有一些不道德、非主流的行为受到广泛传播，个别事件被过度夸张，青少年缺乏对信息的筛选与判别能力，极易受欺骗或被鼓动，成为不良的“范本”。
三、青少年思想道德文化问题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须对症下药，在思想道德文化方面，转变家庭教育的目标与方式、发挥学校德育的重要作用、优化外部环境的示范引导都至关重要。
1、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1）美国经验：通过开设人文课程和开展课外活动、心理咨询、生活指导、道德实践等进行道德教育，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人格”，达到教育目的。重视公共环境建设，各式各样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纪念馆遍布全国，这种“实物教育”往往比直接的理论灌输更生动有效。（2）新加坡经验：道德建设法制化，将教育与严格管理、道德要求与法律结合起来，如随地吐痰者罚款200元、乱扔纸屑和烟头罚款1000元等。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努力营造良好的道德教育大环境，并采取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策略，同时，严格控制新闻机构和大众传媒，保证舆论引导的科学性。
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论文摘要] 本文认为校园道德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突显校园道德文化的时代性、增强文化信息管理的科学性、强化道德制度化建设的有序性、提升道德文化环境建设的系统性、探索知行合一实践途径的协调性和实效性这五个方面是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亟须解决的实践议题。
高校校园道德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道德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体系以及承载着道德精神的文化符号实体所构成的整体。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形态，它渗透于校园文化的方方面面，是校园文化之道德属性与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校园文化的灵魂。校园文化建设应该抓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构建校园道德文化精神，使各项校园文化建设有章可依、有理可循、有事可执，塑造出博而不浅、精而不乏、深而不玄的校园文化。
1·突显校园道德文化的时代性。
在当今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道德文化建设必然要突显其时代性内容，这是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特点决定了校园道德文化建设在导向上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时代特点决定了校园道德文化建设在内容上要具有丰富性与和谐性;校园道德文化建设要适应社会生活的时代特点决定了校园道德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要在适应中超越，在超越中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思想文化领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突显出来。大学生在校期间是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自身道德素质的黄金时期，如果缺乏科学合理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观念的引导，他们势必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和分析力，从而无法找到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归宿。因此，校园道德文化必须有主题明确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观念的指导，从而使校园道德文化能够在明确的道德价值标准的指引下健康发展。
突显校园道德文化的时代性，首先要明确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导向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的指导地位，用中国化最新成果鼓舞教育广大青年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积极向上的志向，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校园风尚。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导向性体现在道德文化建设的诸多方面，各个环节，发挥着润物无声的作用。[1]
同时，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内容上要具有丰富性与和谐性，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格和谐的时代性。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和谐无疑是对大学生素质的重要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培养既具有科学文化素质，也具有思想道德素质的人，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掌握的知识不仅要精专，还要广博;科学文化素质不仅要扎实，思想道德素质也要过硬。人格的和谐，具体地说，就是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际协调能力，同时能够很好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具有调节自己心理的能力。
突显校园道德文化的时代性，建设丰富多彩的和谐的道德文化，还要适应社会生活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应以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营造追求科学、积极向上同时又和谐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大学生能够在这种道德文化环境中，充分发挥所长，补己所短，增强自信，在适应中超越，在超越中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校园道德文化建设要在实效上下功夫，与时俱进地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道德文化活动与课堂教学紧密联系，真正发挥道德文化的育人功能。
2·增强校园道德文化信息管理的科学性。
这里所说的校园道德文化信息管理主要是指校园媒体管理。校园媒体包括纸质媒体，如校报、学报等;光电媒体，如学校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网络媒体，如学校的官方网站、网络论坛等。可以说，这三类媒体是校园中主要的信息载体，在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当加强校园文化信息管理工作，充分利用校园媒体这一平台，以健康有益的信息丰富校园道德文化生活。
一般而言，文化信息的管理活动可以从对信息内容与信息载体的管理这两个方面来把握。关于信息内容的管理，要关注:其一，校内媒体是校内舆论的主要渠道，学校需要对各类信息内容的政治方向性牢牢把关，坚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其二，高校是进步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在坚持思想的政治导向性的前提下，校内媒体应尽可能及时、全面地准确、真实的信息内容，起到普及新知识、宣传新思想、启发新思维的积极作用;其三，应当使校内媒体成为各类人群相互交流的桥梁与纽带，通过开展访谈、评论、对话、辩论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校方与学生之间人际交流的融洽与和谐。[2]
在信息载体的管理上，应当根据学校的能力尽可能完备地设置信息发散的媒介终端，不仅覆盖面要广泛，还要注重其设置的人性化，尽可能地促成校内信息的联动机制。当然，校内的媒体运作需要一定的操作与维护成本，学校应根据自身的条件与状况量体裁衣，应集中把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主要的媒体运作中，以此为基础整合校园媒体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校园网络文化呈迅猛发展之势，学校应高度重视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不仅要以窗口意识来建设好自身的官方网站，尤其还要对校内论坛进行科学的管理。网络论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是言论自由的思想公器，也可以是有形世界的隐形杀手。因此，学校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就目前国内几个较大的网络论坛(如百度贴吧、新浪论坛、搜狐社区等)的管理方式来看，校方可以采取参与式的管理方法，通过网络规约、设置议题、网络调查、网络评选等各种方式积极地参与并引导网络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总之，科学的文化信息管理，能够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思想环境，从而对校园道德文化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3·强化道德制度化建设的有序性。
一般说来，制度大致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正式制度一般指一定的文化共同体所颁布的一系列法定规则，包括正式文件、纪律规范、制度规章等。而非正式制度则一般指共同体内相互默认的隐性人际交往规则。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往往并非是完全契合的，两种制度形式的对立往往会造成双方的制度效用“递减”或“失灵”。而这种矛盾，在校园文化生活领域中反映得也较为突出。
高等院校一般都有相关的正式规范，如一些文化管理条例、大学生文明守则、文明公约、校园道德规范等。不过，这些正式制度虽然设置齐全，却往往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多数大学生置身于自己的“小群体”、“小圈子”，有各自的活动方式与舆论平台(如BBS)。小到一个宿舍，大到一个小团体(如同乡会)，人际交往的非正式规则随处可见。在现实的校园生活中，大学生往往都比较注重自身所处的小共同体内的非正式规则，而对学校的明文制度即使不抵触也不怎么关心或认同。这就使得学校的一些文化规范形同虚设。这种现象正是文化的正式制度与学生群体内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相互对立的集中体现。因此，应当找到一种合理健全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去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减少制度效用的“递减”与“失灵”，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形成合力、互相补充。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实践尝试，高校应该有序地开展道德制度化建设。
道德的制度化建设包含这样两层含义:其一，在校内调研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在校园文化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隐性规则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通过分析与判断，把握这些规则的存在条件与成因，使一些合理的、契合大学生文化生活的规则能够被总结和提炼出来，因地制宜地逐步地把这些规则上升为简约的、正式的道德规范，从而既贴近了大学生的文化生活，也深化了正式的文化规章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其二，道德的制度化建设不仅包括道德制度建设，同时，也包含制度道德建设。所谓制度道德建设，是指制度的设计、安排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要体现学校所崇尚的道德文化精神。制度道德不仅应该体现在学校明文规定的一些正式的道德规范中，同时还应该体现在学校所颁布的一系列其他的正式制度当中。道德制度化建设的这两方面应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良好的道德制度化建设应该是一套合理的、有序的校园文化规范体系，它既能够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规则，又能高于这些规则，从而使学校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校园内各种人际交往活动中自由地流淌。
4·提升道德文化环境建设的系统性。
要使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全面发挥作用，就必须以广阔的视野来看待高校校园的道德文化建设。校园道德文化应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潜移默化地习染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在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各环节、各层面、各阶段系统地发挥作用。因此，在高校道德文化建设中，必须系统地优化道德文化环境，使大学生能够在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中健康地成长。
环境可以教育人、感染人、启发人、塑造人。辩证地把握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充分认识道德文化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一方面，环境塑造着人，环境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人的改变;另一方面，人的自我改变借助于环境的改变而得到强化。如果人们所处的环境系统在精神内涵上具有相同的目标指向，环境的育人效用将得到放大。 转贴于
大学生所置身的校园道德文化环境是开放性的，具有不同的层面，一般说来，可大体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子系统。道德文化的硬环境是那些可感可触的物质性事物，如校园文化基础设施、大学生活动场馆、各类社会实践基地等。道德文化的软环境是指那些精神性的因素，如校园风气、制度、组织、队伍、心理等。整合道德文化环境建设就是要使高校校园道德文化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相互融合，彼此促进，要以环境工程的系统性视野对校园道德文化环境进行全面的规划，把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和伦理精神灌注在文化建设的各方面，不断地优化和美化校园道德文化环境。
强调道德文化建设的系统性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强高校的文化环境建设，并进行系统、合理的整体规划。把整个校园的道德文化环境视为一个大系统，使大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都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承载和体现高校特有的核心精神和价值理念，使道德文化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也就是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相互配合与融合。高校应该根据并联系自身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对各项文化环境的建设进行合理的整体规划，坚持把自身的文化精神贯彻和落实到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二是高校在注重硬环境建设的同时，要花大力气建设软环境。很多高校存在着重视硬环境建设，忽视软环境建设的偏向，缺乏建设软环境的有效机制。软环境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不像建一座大楼、一个设施那样立竿见影，但优良淳厚的学风和校风恰恰更多地体现于软环境之中。因此，强化高校道德软环境建设是整合校园道德文化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
5·探索知行合一实践途径的协调性和实效性。
道德价值或伦理精神最终必须体现在行为实践当中。要真正发挥校园道德文化的作用，必须构筑合适的道德实践平台，畅通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渠道和环节，丰富和优化德育教育的实施手段，探索出具有协调性和实效性的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实践途径。[3]
首先，校园道德文化建设应该以“生活育人”为重要的实践途径。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在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步养成的，并表现为相对稳定的人的素质和品质，为此，我们强调“生活育人”。所谓“生活育人”，是指把育人过程融入大学生真实的校园生活中，让大学生在校内这个类似于社会生活的“可能世界”中，学会以道德的方式生活，边学习知识边学习做人，在生活的实践经验中进行自我修养的升华。让大学生在现实的生活中学习、认识、提高、行动，使“知”和“行”结合起来，以“知”指导“行”和规范“行”，在“行”中深化“知”和实践“知”，把“知”内化为素质品质并融进生活实践中。
道德始终是一种人类把握世界的“实践—精神”方式，而这种方式只有在现实的生活中才可能被把握。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既类似于社会生活，又区别于社会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引入校园道德文化的“生活育人”概念，提倡以“生活育人”为基础，围绕着大学生在个体成长中可能触及的各类问题，把各项育人工作的开展定位在帮助大学生积累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为大学生以后踏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提供“经验准备”。因此，高校在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中，应当畅通这一渠道，在信息管理、制度建设、环境建设等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中融入“生活育人”的理念，把落脚点放在为大学生提供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上。
其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以德育第二课堂为重要的实践途径。德育第二课堂能够与道德知识教育相得益彰，通过各类道德文化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提供道德实践的路径。它能够使学生在一定的道德氛围当中，通过情境互动和文化感召，强化道德体认和道德践行。因此，在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中，要重视课堂教学和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要以主题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指导，全面发挥德育教育的功能，结合相关的道德文化活动，把合理的灌输式教育和科学的启发式教育有机结合，使学生能够真正地对这种道德文化在思想上认同、情感上接受、实际中践行，从而发挥校园道德文化的育人功能。
最后，校园道德文化建设应以社会实践为重要的实践途径，使大学生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来认识社会，为高校校园道德文化的建设奠定面向社会现实的实践基础。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复杂多变的。大学生总有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一天。如果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和相应的交往实践能力，大学生将有可能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因此，高校应广泛地开展社会实践，深入联系社会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帮助大学生在正确的道德观念的指导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使其能够有所准备地步入社会、面向生活。
实践途径的贫乏必然造成对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产生实效性的质疑。当前，实践途径的贫乏主要来源于缺乏对校园道德文化的系统性观照和制度化安排，同时德育教育教学实施手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贫弱也制约了校园道德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说，在某个高校校园内，知行合一已经成为大学生能够普遍遵循的实践活动，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说这个高校的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优良的、持久的。提升大学生知行合一的协调性会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工作，不仅需要理论上的研究，如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管理学等，还需要开展大量具有实效性与可操作性的实际工作。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条件，探索知行合一在协调性上的不同途径与方式。而因其途径和方式的不同，所呈现出的校园道德文化也是丰富多彩且别具一格的。
参考文献:
[1] 李威，陈娟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的大学校园[J]·沈阳大学学报，2007，(4).
关键词：木雕艺术；道德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J52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183-2引言
传统木雕艺术作为展现和传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民间艺术形式，其将忠义思想、爱国情怀、孝悌观念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都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使当下充斥在各种高科技产品中的我们依旧能够受到洗礼，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平。所以，将渗透着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统木雕艺术一直传承下去是当下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一、 传统木雕艺术
传统的木雕艺术是一种以装饰纹样以及动植物等为主要表现内容，并以木构件作为载体传达给民众道德内涵和审美思想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民间道德文化现象。我国传统木雕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木雕这种形式将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雕刻出来，促使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精神层次的意义，表达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我国传统木雕艺术具有显而易见的教化作用，绝大多数的木雕作品都渗透了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而儒家思想的渗透主要是雕刻木雕的劳动人民借鉴小说、戏曲、历史人物以及神话故事等来完成木雕作品，其不仅渗透了儒家思想和学说，更寄托人们对安定、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例如，传统木雕艺术善于运用神作为保佑人们生活幸福，“福满人间”（图一）这个木雕作品中的弥勒佛是个乐天派长耳垂肩，弯眉笑眼，面相丰润饱满寓意为幸福洒满人间；弥勒佛手执佛珠，寓意为以慈悲为怀，宽恕人们的过错，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给他们以幸福，美满的生活；弥勒佛又脚踏金元宝，象征招财纳福，金元宝更是象征财富和荣华富贵寓意招财进宝。这充分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雕刻“福满人间”将所有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寄托在弥勒佛祖的身上。可见，传统木雕艺术所传达的意义真实地展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的思想和精神。
传统木雕艺术也是歌颂历史人物的一种方式，通过雕刻古代历史人物，将他们或大义凌然、傲骨清风、坚强不屈的精神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以此来祭奠历史人物。例如“李白”（图二）木雕艺术品中李白双手背在身后，头高高地扬起，相似在深思、亦相似大义凛然，充分的体现了李白不为权贵折腰的形象。相信木雕艺人是怀着敬佩和感激的心情执起雕具将李白的淡然、从容、脱俗一点一点地雕刻出来。所以说，传统木雕艺术能够成为我国艺术瑰宝是有原因的，将我国古代历史人物所具有的高风亮节、坚强不屈、不同流合污等精神充分的展现出来，以此来无声的教导人们要学习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精神。
图一“福满人间”传统木雕艺术品（作者：郑煌章）
图二“李白”传统木雕艺术品（作者：郑煌章）
二、 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传统木雕艺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简单来说，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艺术息息相关。传统木雕艺术不仅在形式上展现中国传统道德意识，还在内涵上反映中国道德思想，这使得传统木雕艺术与传统道德文化一直紧密相连。如若要具体说明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从传统木雕艺术对爱国传统和传统美德的展现来说明，会更加的适合。更加真切，更加具有说服力。
（一） 传统木雕艺术对爱国传统的展现
“爱国”在我国古代是仁人志士一生所追求的。当然，作为战乱牺牲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爱国情怀也是非常值得人们敬佩的，他们的爱国情怀与爱国将士的表达方式不同，他们是通过木雕作品的创作来展现的。
1、 以戏曲人物为题材，展现忠义思想。
在我国古代，通过木雕来表达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热爱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在我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臣子、将士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对君主的忠义都是深入骨髓的。将士以战死沙场的决心来表示对国家的忠诚，为人臣子的学士大夫等是通过举荐对策来捍卫国家，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是通过雕刻各种戏曲中的英雄人物来表达爱国之心，像古代人民所雕刻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将自己的爱国思想通过木雕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代表作品之一。这说明传统木雕艺术能够将人们心中忠义思想表达出来，而这也正是表达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忠义思想的良好方式。
2、 以山水花鸟为题材，表达爱国思想
古人有通过诗词歌赋描写山水花鸟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当然，也有木雕艺人借山水素材来一展心中的爱国思想的行为。是的，我国古代的传统木雕艺术善用山水素材来体现爱国思想。看似简单的山水雕刻艺术其实是雕刻艺人在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表达自己爱国思想，这种借山水花鸟来抒情的雕刻方式充分的将我国道德文化中的爱国思想展现出来。
（二） 传统木雕艺术对传统美德的展现
传统木雕艺术除了表达古人的爱国情怀外，还充分地展现了我国的传统美德。运用传统木雕艺术展现传统美德的方式有雕刻吉祥图案、雕刻风俗民情等等。
1、 雕刻吉祥图案，寄托美好的愿望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处在战乱中，对于平安、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强烈。雕刻作为古代劳动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雕刻在木雕上，它因此成为人们寄托情怀的一种手段，这使得各种不同类型吉祥图案的木雕出现。传统木雕艺术中对于美好祝愿的传达是通过将各种动物、植物等雕刻在木雕上，通过动植物的谐音来构造吉祥图案，像比较常见的“鱼”的谐音为“余”，人们将其寓为年年有余之一。所以说，传统木雕艺术也是人们寄托美好愿望的一种方式。
2、 雕刻风俗民情，表达孝悌观念
“孝”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传统木雕艺术通过风俗民情来体现孝悌的观念。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尽孝是中国传统美德文化内容之一，其中包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等。在我国传统木雕艺术中以各种风俗民情为素材，将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等孝道充分地表达出来，促使人们在欣赏传统木雕艺术时能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尽孝这一美德。所以，传统木雕艺术将孝悌观念表达出来，就相当于间接地传颂我国传统道德文化。
结束语
传承至今，传统木雕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它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一直在深深地吸引人们，使人们致力于木雕事业，更加注重传统木雕艺术的传承和发扬。要说传统木雕艺术的魅力，笔者认为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分不开的，传统木雕作品的内容和内涵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比如爱国思想、传统美德。不管怎样，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渗透在传统木雕作品中，促使传统木雕艺术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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