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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论文可行性分析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存款保险机构的最终保险机构仍为政府
在隐形存款担保背景下，政府对经营不善甚至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承担着无限赔偿的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由存款保险机构担当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破产管理人，尽管在表面看，无限责任转为有限，但如果发生大规模或比较严峻的问题，政府仍不会袖手旁观、坐视不管。以美国为例：1984年，美国大陆银行遭到了存款者的挤兑的情况，10天内流失了近60亿美元的存款，由于对其救助可能耗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有的资源，结果最后，美联储提供了高达45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即使建立了存款保险机构，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最终保险人仍是政府，如果金融环境脆弱，就更难保证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营，因此，存款保险机构实际操作的有效性不高。
2.存款保险制度无法规避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
政府的隐含担保会引发道德风险，但存款保险制度同样不可避免道德风险。建立存款保险机构，会降低公众对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的警惕性。一方面，存款保险机构会提高公众对银行的信任，从而忽视银行经营的风险；另一方面，存款保险会弱化金融机构的风险约束机制。由于有保险机构作保障，使金融机构在经营活动中可能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承担过度的风险，从而使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甚至引发整个银行业危机的蔓延。
3.存款保险制度会导致“坏银行驱逐好银行”现象的发生
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但如果不强制金融机构参与保险，相反实行自愿保险制度，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即“坏银行驱逐好银行”的现象。在自愿保险制度下，经营稳健、资产健全的“好银行”由于具备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不容易发生风险，因而不愿徒增成本支付保费参与保险；相反经营不善、资产不健全的“坏银行”则为吸引储户而力求加入保险。以此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导致的后果是风险大的银行积极参与，风险小的银行主动退出，最后产生存款保险机构中好银行消失、坏银行充斥的局面。另一方面，如果强制金融机构参与保险，则是以大银行的利益为代价的，会造成好银行与坏银行之间的不公平关系，为银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留下隐患。
二、在我国现阶段实行存款保险制度需特别关注的几个方面
1.我国银行业整体经营状况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
以全球范围内一级资本排名前五名的银行(花旗集团、美洲银行、汇丰控股、摩根大通、法国农业信贷集团)为参照，对比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考察商业银行风险监测分析的几项主要指标：国外5家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平均为22.34%，资产回报率平均为1.254%，我国四大国有银行资本回报率平均为4.325%，资产回报率平均为0.19%；国外5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2.126%，且均高于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要求8%，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54%、8.15%、6.91%，只有中国银行达到8%；国外5家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平均为2.51%，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为22.49%、25.69%、30.07%、15.78%。这说明四大国有银行在盈利能力、资本状况和资产质量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差距。市场化运作的运行机制为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管理人的存款保险机构留下隐患。
2.我国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过高
我国现阶段尽管没有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居民对“存款保险”一词仍较为陌生。1998年6月21日，国家关闭海南发展银行，为此曾紧急调拨34亿元抵御挤兑现象，后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由工行托管后，挤兑现象便没有继续蔓延。事实上，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众历来对银行的经营情况存有过高的信心，认为银行有国家的保障，不会破产。因此，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提高公众对银行的信任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3.存款保险制度会导致居民存款的成本发生变化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后，原来由中央银行承担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风险，将被分散转移给各家金融机构。因为参加保险支出保费，会增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而我国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仍处于垄断地位，为了提高收益，四大国有银行很有可能将成本转嫁给存款人，从而导致居民存款成本增加。这不仅违背了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初衷，还会引起存款人投资结构的改变：由于存款成本增加，存款收益减少，存款人容易改变投资方向，将资金更多的投向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波动。
4.如何协调存款保险机构与银监会、央行间的关系
国际上将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付款机”类型保险机构，是在银行倒闭之后，对所承保的存款进行补偿；另外一类是对金融机构有监管职能的存款保险机构，对金融机构有“实时校正”功能，要求金融机构提供报表，及时纠正其违规行为。“付款机”类型的保险机构仅仅被赋予其为破产银行买单的权利，如果选择“付款机”类型的保险机构，就要随时准备承担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有监管职能的存款保险机构容易在监管过程中获得信息，使其能够合理把握介入金融机构的时机，也更有动力监督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避免银行资不抵债时才进行干预的情况发生。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第二类制度。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机构兼具银行监管职能，包括处置有问题银行的职能。
以存款制度相对完善的美国为例，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接受美国会计总署的审计。FDIC的首要是存款保险职能，它为美国9900多家独立注册的银行和储蓄信贷机构的8种存款账户提供限额10万美元的保险，美国约有97％的银行存款人的存款接受FDIC的保险；其次是银行监管职能，直接监管5616家非美联储成员的州注册银行和储蓄信贷机构；最后是处置倒闭存款机构的职能，当存款机构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或其资本充足率低于2％时，该存款机构的注册管理机关将作出正式关闭决定并通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大部分，中国人民银行也有部分金融监管的职能。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后，存款保险机构在运作过程中将涉及到与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间的分工协调安排，尤其是涉及监管职能的方面将与银监会的监管职能相互重复、相互充斥，如果存款保险机构仅仅同银监会之间进行信息共享，没有掌握真正有效的银行监管权，在银行的处置方面，将会面临着被动的局面。因此如何协调存款保险机构与央行和银监会间的关系也是构建存款保险制度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鉴于以上分析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并非是万能的，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的问题，因此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初期，就应多方面考虑，同时应带有一个明确的制度目标，逐步推进。
三、逐步推进存款保险制度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应循序渐进、分步建立
循序渐进即在隐形保险制度和显性保险制度之间设立一个过渡制度阶段，国家对银行的担保不完全撤出，可以在内控机制较好的商业银行作试点，率先建立存款保险体系，然后扩大范围建立区域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最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全国范围内的存款保险制度。
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协调配合不可或缺
推进存款保险制度，需要相关机构的协调配合，首先需要和银监会、人民银行之间的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使制度更透明、高效，还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尽量避免重复检查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不必要的干扰，同时降低行政成本。
3.提供良好的法律保证
1993年金融体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担保法》、《公司法》等金融法律为主体的金融法律体系框架，为了减少存款保险制度前进中的障碍，为制度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法律保证，仍需逐步完善已有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健全的法律作支撑，引进新的理念和模式、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手段、完善治理结构，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
4.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我国金融业一直缺失优胜劣汰的商业法则，缺乏良好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历史包袱较重，不良贷款占比较大，盈利能力普遍不高，各家金融机构实力相差悬殊，在这样的背景下，存款保险机构被推向改革的前沿，面临着重重困难。因此，充分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先进做法和宝贵经验，可以为存款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在制度建设上扫除一些障碍。
综上所述，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存款保险机构作为金融机构破产管理人仍任重而道远，因此，在我国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应立足于国情，将制度建设与金融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充分借鉴先进国家、先进地区的经验，分阶段循序渐进，坚持速率与效率相一致的原则，同时逐步完善各项相关制度，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效能，保护存款人的切实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外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现阶段实行存款保险制度需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并就我国逐步推进存款保险制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可行性分析
参考文献：
[1]苏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中国金融出版社.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
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传统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单轨制保护模式，即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维护环境公益。然而，对于没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所无法改变的。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护同样受到制约。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巨大潜力，是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趋势。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讼。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为管理环境的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按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
4.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提讼当事人自己的私利。
二、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将成为鼓励公民参与环境管理，加强对破坏环境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减少因环境纠纷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主要理论依据体现在以下两点：
1.环境法中的环境权理论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拥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具体而言，就是有在良好，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权利，有在环境保护方面监督、检举、控告和诉讼的权利等。因此，公民的环境权利遭到行政行为侵犯的时候，不管是否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均有权提讼，要求相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环境权理论的兴起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2.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作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要素来说，乃全体公民的共享资源和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对其任意支配、占有和损害；国家是基于全体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权的，因而政府作为委托人有责任管理好这些财产。
当行政机关只注重本地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漠然视之，行政机关在防治污染方面不依法履行职责时，任何公民、组织或国家特定机关均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政府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履行其职责或管理环境的义务。
环境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环境法是一种社会法，从社会法理的观点而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社会法思想为底蕴，具有社会法理基础。
三、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且可行的。
(一)必要性
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环境问题的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到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环境公益问题，我国实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单轨制保护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体制紊乱和软弱、行政监督缺位与低效、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另外，政府环境管理行政部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的片面性，甚至行政权利本身对环境公益构成侵害，不能实施保护环境的行政行为。可见，这种单轨制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寻求解决这种弊端的方法就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积极吸纳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以期改变环境保护不力的状况。
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预防为主，在立法上，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时就容许公民采用诉讼等司法手段加以解决，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侵害。由于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护环境，民众必须参与环境行政行为和环境司法过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需求。
因此，基于我国单轨保护体制下，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不力以及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需求，我国有必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政府行政行为上，进行监督制约，在立法上，肯定公民参与保护和监督环境公益的程序，在渠道上，畅通环境公益诉讼，以便更好地保护我国的环境。
(二)可行性
我国已经存在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可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基础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时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些在法律上给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就体现了公民有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些规定体现了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的精神，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精神依据。由此可见，人民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程序对政府机构行为和权力形成强制性约束，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
2.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随着我国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提高。另外，社会的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将一定范围内个人的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对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政府环境行政权力具有一定的监督性。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民众基础。
3.国外经验可以借鉴
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为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例如，在美国，环境法中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称作公民诉讼，即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出诉讼。接侵害。在英国，检察长是唯一在法庭上代表公众的人，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人。私人不能直接提起组织公共性不正当行为的诉讼，只能请求检察长的同意，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德国、法国的“越权之诉”“客观之诉”实际上也是类似于美国集团诉讼的模式。
实践证明，国外的公共诉讼对于维护公民的环境权、提高环境质量、实行法治发挥了极大作用，而且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也积累了经验，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精华，并与我国的本土资源相结合，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
另外，我国已有公益诉讼的案例，这些案例从程序上、实体上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提供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奠定案例基础。
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政府单轨保护环境不力的状况以及民众要求参与环境管理与监督的社会现实，有必要尽快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而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软环境，具有可行性。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出发，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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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明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刍议[J].法学论坛，2002；(6)
[3]赵慧.国外公益诉讼制度比较与启示[J].政法论丛，2002；(5)
关键词：机关培训中心经济型酒店转型可行性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纷纷兴建了许多培训中心，即集餐饮、住宿、娱乐、休闲、培训等为一体的宾馆。随着国家发改委要求机关培训中心与原机关逐步脱钩，培训中心就失去了获取利润的途径，从而使其发展陷入了困境。而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却与之相反，市场供应相对稀缺。
一、机关培训中心现状分析
1、内部设施过于豪华，失去培训中心的原意。党政机关兴建“培训中心”，在全国是个普遍现象，而大型国有企业，甚至一些边远穷县，也在建“培训中心”。全国各地风景名胜区，能看到各种“重量级”的单位和部门建的“培训中心”，而且各培训中心互相攀比，增加设备，有很多直接按照宾馆酒店的格局建造。豪华的住宿设施和康体娱乐设施远远超过干部或员工培训的需求标准。
2、利用率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由于“培训中心”的设施重点是“对内服务”，常处于半经营状态，许多设施长年闲置，利用率不高，从而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这些培训中心造成大量非生产性国有资产滞留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既不讲使用效益，又不求保值增值，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3、政企不分或政事不分，滋生腐败导致亏损严重。培训中心大多数是事业单位，可获得所属机关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因此培训中心不会象一般的宾馆酒店那样受到有关部门的监管，成为部分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温床”。建设豪华的培训中心，不仅可以争取更多的财政经费，还可以为培训中心获取不正当利益，将公共资源转变为本机关掌控的资源。由于培训中心是由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建设经营的，是集体资产，个人不需要对此直接负责，因此有些培训中心每年主管经营部门上缴的财务报表总是亏损的，需要财政或者预算外资金补贴，成为年年亏空的“无底洞”。
4、财务管理不规范，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当前培训中心普遍存在资产帐外管理、资产出租收入难以收回、挪用财政资金、违规占地、未经审批擅自搞基本建设等问题。财务管理的不规范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一些领导在这里随意搞招待等，这不但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并且影响了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入。
5、人事管理不善，员工素质不高。培训中心经营者往往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一方面专业人员很少受过系统培训，而普通员工更是存在培训不足，服务技能差、操作不规范、服务质量低等问题。另一方面培训中心由于实行事业编制，人员流动困难，从而导致人才闲置，人才浪费情况严重。
二、经济型酒店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1、经济型酒店的定义。经济型酒店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与全服务型酒店不同，是满足一般平民旅行住宿需求的产品设施。根据其特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把经济型酒店的定义为以大众旅行者和中小商务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客房为唯一或核心产品，价格低廉（一般在300元人民币以下），服务标准，环境舒适，硬件上乘，性价比高的现代酒店业。
2、我国经济型酒店的发展现状。经济型酒店在上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以干净、舒适、方便、实惠为主要特征。国家商务部的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型酒店在我国以每年200%的速度增长。可预见,在未来几年，经济型酒店还会保持同样的速度迅速发展，成为我国酒店业的后起之秀。
三、机关培训中心转型的意义
机关培训中心向经济型酒店转型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既利于培训中心的改革，又利于我国经济型酒店实力的增强。
长期以来，事业单位是机关的附属物，是一种特殊的主体，机制陈旧，缺乏活力，难以发展。通过改革，一是盘活了国有资产存量，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在置换国有资产的同时，吸纳了大量民间投资和社会投资，使社会资本大幅度增加；三是可以释放人的潜能。对于经济型酒店而言，机关培训中心向经济型酒店转型对于壮大我国经济型酒店的规模，降低经济型酒店的成本，提高我国经济型酒店的国际竞争力有重大意义。
四、机关培训中心转型的可行性分析
1、政策支持分析。机关培训中心向经济型酒店转型是适应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需要。现有的许多的机关培训中心都是所在部门的下属单位，实行的是事业编制管理，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和财政拨款。目前正在进行的经营性事业单位改制转企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继国有企业改革后的又一次社会变革。将机关培训中心推向市场，实行政企分开，参与市场竞争，进行市场化经营或通过拍卖、置换、改造等方式进行妥善处理。按照企事分开和机构剥离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转企改制，推动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进入市场，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使国有资产逐渐淡出服务业经营。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为机关培训中心向经济型酒店转型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2、市场潜力分析。目前国内对经济型酒店的需求量很大，但有效供给相对不足，而且面临国外知名经济型酒店的挑战。机关培训中心转型为经济型酒店后，能有效增加供给，壮大力量，提高竞争力。
（1）市场需求日益增大。经济型酒店在中国是新兴产业，成长迅速。一是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经济型酒店以其价格适中，质量上乘，服务优质等特点，成为大众旅游者的首选。二是中国日益繁荣的经济刺激了商务旅游的发展，同样产生了对经济型酒店的巨大需求。一些设备豪华，装修考究，服务优良，能大幅度降低价格的新型酒店业，开始受到商务旅行者的青睐。三是随着中国入境旅游的发展，国际游客对经济型酒店的需求也逐渐上升。
（2）有效供给相对不足。我国经济型酒店市场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行业增长空间非常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以国内旅游规模、消费者住宿消费额意愿、中档住宿单位数量三个指标测算，若我国的人均出游率、人均中档客房数达到美国一半标准，我国目前经济型酒店行业的客房供应量还有近70倍增量空间。因此，机关培训中心向经济型酒店转型可以有效增加市场供给，提高国内经济型酒店竞争力。
（3）资源优势分析。机关培训中心可以为向经济型酒店转型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党政机关和企业的培训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是专门的培训与会议场所，但许多培训中心实际上是以疗养院、度假村的形式和要求建造，其设施设备作为培训中心的组成部分，具有较大的问题和弊端，但却为各类培训中心向经济型酒店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基础，可以节省不少人力物力。机关培训中心可在现有情况下，按照经济型酒店以家居精致、简洁为目标的改造要求，关停部分设施，减免部分服务功能，对培训中心的陈旧设施设备进行改造和适当装修。这样投资不大，但却达到了舒适、便利、卫生、安全的基本条件。由培训中心改建成经济型酒店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从而使经营成本也降低不少。
（4）投资收益分析。在中国，经济型酒店一般为一二千万元的投资，再加上利用培训中心原有的硬件设施，投资比较低，人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在用工数量上，星级酒店的客房数与员工数的比例通常在1∶1.2以上，而经济型酒店一般在1∶0.5以下。经济型酒店达到每年10%的回报率。中国经济型酒店的平均出租率高达85%~90%，在正常情况下，高星级酒店需要10年才能收回投资，而经济型酒店仅需5—6年即可收回投资。同时，经济型酒店是结合物业与酒店的优质项目，政策环境较宽松，审批较容易，因此进入壁垒较低。机关培训中心属于党政机关管辖，其知名度较高，人脉也较广，能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吸引投资，向经济型酒店过渡。五、转型的具体实施办法
培训中心向经济型酒店转型的具体实施有两大重点，一是国有资产的转让；二是内部人员的管理。
1、资产转让。资产转让是培训中心转型的第一步，主要有三个阶段，即资产评估阶段、专家复审阶段以及出让阶段。资产评估的重点和意义就在于明确资产出售范围，合理确定资产出售价格，方便加强资产租赁合同管理和后续管理等。专家复审的主要目的是增强资产评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培训中心的资产出让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一是进行股份制改革，国家以培训中心资产折合成股份，以物资形式参股，市场投资者以资金形式参股，成立股份制酒店。二是通过各种关系渠道由民营企业全盘收购，然后进行投资建设，或者机关培训中心与其他企业签订合同，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实现资产转让。三是举行拍卖会，通过公开拍卖将培训中心资产经营市场化，拍卖的方式更加透明化，更加符合公平公开的原则。
2、内部人员管理。经济型酒店人员配置精简，通常是一人多岗，这样既降低了经营成本，也减少了管理成本。培训中心隶属于党政机关，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将原有培训中心人员转化为经济型酒店服务人员，关键是如何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1）更新观念。按需设岗，因事择人，摒弃传统的任人唯亲的“人治”制度，量才使用，防止权利过分集中，造成人浮于事，增加管理成本。
（2）激励机制。建立完整的激励机制，针对不同职务层次设计分类考核体系，引入现代工作绩效评价方法，对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德、能、勤、绩全面进行考核；建立多样化的工资分配制度，将工资奖金与员工业绩和顾客评价挂钩；竞争上岗，在企业内部实行优化组合，双向选择，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增强从业人员的忧患意识，切实解决原单位内部的各种弊端；同时以人为本，建立有效的精神激励机制，尊重、理解、关心员工，以激发员工的上进心和积极性。
（3）管理培训。酒店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事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者的素质、所受教育和培训以及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水平。应着力加强对人力资源管理者进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理论和技能的培训，鼓励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或在职学习，提高自身的业务知识和技能，进而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六、结论
针对机关培训中心的弊端，许多专家学者早已开始了对它的改革和转制的研究。经济型酒店目前正处于黄金阶段，其市场需求量大，投资少，回报率高，而且对硬件设施的要求与培训中心现有设施相似，是值得研究的新途径。但由于长期积累的各种弊端，转型面临着资产转让、人员管理等诸多问题和难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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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绿色会计；确认计量；社会效益
一、绿色会计的产生及其理论基础
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剧增，以及自然资源的有限和稀缺，在当今经济生活中，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从而使能源日益紧张，自然灾害频仍，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出现了紧张局面。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会计界也积极投身于环保和绿色革命，深入研究和探讨会计如何参与环境保护、如何促进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深层融合与发展，并直接导致了绿色会计这一现代会计新型分支的创立与发展。
绿色会计也称为环境会计，是将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传统的会计学相互结合，以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运用一定的方法，辅之以实物计量和文字表述来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学科。绿色会计核算的目标及范围大于传统的财务会计，其成本范围和效益范围也远远大于传统财务会计。绿色会计理论认为，空气、水、土地以及臭氧层等，都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以及他们子孙后代所共有的“特定财产”。并且这些资源总是稀缺的，理应赋予一定价值并得到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既有经济性信息又有社会性信息，不仅能为企业自身服务，而且能为社会大众服务，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并有助于会计理论的发展。这些环境问题的研究，相对于会计学来讲属于一个新鲜的、边缘性的科学，是站在会计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是用会计的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对环境问题加以分析和考虑，以解决发展经济与维护生态环境关系的矛盾。
二、绿色会计的确认与计量
（一）绿色会计要素的确认
1.绿色资产的确认。绿色资产是指特定的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事项取得或加以控制，以货币计量可能带来未来效用的环境资源。其标准一是其未来效用的可能性；二是其计量的可靠性；三是环境资源的地域性。绿色会计只对会计主体内的环境资源形成的绿色资产进行确认。
2.绿色负债的确认。绿色负债是指企业发生的、符合负债确认标准的，并与环境成本相关的义务。如果企业有支付环境成本的义务，则应将其确认为负债。确认负债时，不一定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义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虽不存在法律义务而企业负有推定义务；或有在法律义务基础上的推定义务。如企业可能将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消除污染作为其既定政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确认绿色负债，企业管理部门必须作出负担有关成本的承诺。同样，不能仅仅因为企业管理部门日后不履行其承诺就不确认其为负债。若确实发生了不能履行承诺的情况，企业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其事实及原因。
3.绿色资本的确认。绿色资本是与特定环境资产资源相对应的会计要素。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会无偿或低于其实际价值使用环境资源。是环境对企业的一种投入，虽然环境不能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方，却有实际资源的流入。它可以反映企业净资产中绿色资源的数量和比例，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指标。
4.绿色收入的确认。绿色收入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绿色资产给人类带来的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的、能够用货币计量的效用。绿色收入可划分为直接绿色收入和间接绿色收入。绿色收入的确认标准：一是可计量性。作为绿色收入的效用应能够计量或合理估算，若不能计量或估算，不能确认为绿色收入。二是效用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三是一定会计期间内发生。绿色收入的产生是一个持续和缓慢的过程，需要划分各个会计期间，按权责发生制进行核算。
5.绿色费用的确认。绿色费用是指某一主体在其持续发展过程中，因进行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而付出或耗用绿色资产的转化形式。绿色费用可分为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生态资源的降级费用、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生态资源保护费用。绿色费用的确认标准有两个特性：一是未来效用的不可能性；二是计量的可靠性。如果一项支出不产生未来效用，或者未来效用不符合确认绿色资产的标准，那么该项支出应确认为绿色费用。
6.绿色利润的确认。绿色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期间内与环境有关的业务活动的最终财务成果，也就是绿色收入和绿色费用的配比相抵后的差额。绿色利润的确认同一定会计期间相联系。同传统会计利润相似，其确认是通过期末的结转、计算而得出的。
（二）绿色会计的假设和计量
绿色会计的基本假设根据其特性可以确定为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多元计量。多元计量假设是指将涉及环境资源的经济事项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在绿色会计核算中，以货币计量为主，还要兼顾到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不能单单以货币计量，而应以实物、百分数或指数计量等作为辅助计量方式，特殊情况下还可以用图表和文字附注加以说明中
三、中国实施绿色会计的必要性
1.实施绿色会计是中国环境现状的必然要求。传统会计核算模式没有将环境资源纳入核算范围内。从宏观角度，国民生产总值未扣除环保支出，不能如实反映经济发展速度。从企业本身而言，由于没有考虑其产品生产给社会造成的后果，使得企业忽视社会成本而只是关心自身的经济成本。经济效益的获得是靠损失社会和生态效益而取得的，而经济效益的增长补偿不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增长。绿色会计能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因此，为了保护环境资源，促进中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把环境资源的核算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绿色会计是企业自身发展和企业责任向社会扩展的必然结果。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绿色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元化，需要企业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关的资源环境、废弃物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进行反映和控制，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向外界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
3.实施绿色会计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面考核企业业绩的要求。绿色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维护社会资源环境。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绿色会计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和信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4.实施绿色会计是对外开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是联合国要求的发展方向。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高损耗、高污染、低利用率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它实质上损害了企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合作的逐年增加，若再不重视环保并将其纳入必要的会计核算体系内，我们牺牲的将不只是一代人的利益。同时，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他们常常将那些污染严重和破坏自然资源的生产项目搬到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实施绿色会计核算，那么将来的资源耗竭将会是更加严重的。
四、中国实施绿色会计的可行性
1.会计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为绿色会计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无论从会计环境的角度，还是站在相关法律、条例和政策的立场，都已构成了绿色会计所需的法律规范环境，这表明绿色会计在中国实施已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企业会计准则》的全面推行，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对环保观念的认同，均为中国绿色会计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政府的监督和推动作用，形成了中国推行绿色会计的政策基础。随着对环境保护所负社会责任的增大，企业要从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多个方面来考虑其经营决策和管理方法，通过加强对自然环境的核算来真正提高效益，这些都为绿色会计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2.内外部环境为实施绿色会计创造了条件。企业对绿色会计推行带来产品国际竞争优势、吸引更多的投资、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等优势的认识，以及国际上对绿色会计的不断推动，发达国家绿色会计实务的进一步发展，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理论经验和实务学习案例。中国会计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使中国逐步加入到会计国际化的行列，这为中国绿色会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及其与各国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综上所述，建立和实施绿色会计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会计理论界需要努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李永臣.企业环境会计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侯文宣.关于绿色会计的几点思考[J].经济师，2007，（3）.
[3]侯安鑫.试论绿色会计方法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J].山西能源与节能，2007，（1）.
[4]刘仲文.人力资源会计[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一、创设问题情景，实施探究式学习
创设问题情景的实质在于揭示事物的矛盾引起主体内心的冲突，从而求得问题的解决和思维的优化。教师在创设情景时应该符合学生的实际，有利于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揭示矛盾，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联想和想象。创设问题情景常用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通过多角度巧设问题创设探究情景。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思维永远是从问题开始的。因为问题能够引起学生认识上的矛盾，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其产生强烈的探究欲望，从而诱发学生积极的思维活动。因此在课前，教师应根据内容结构和人的思维规律提出有启发性的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预习，并把巧设问题情境，解决疑难问题作为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重点，使课堂教学成为“生疑—质疑—释疑—激疑”的环环相扣的过程。问题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思维的火花被点燃了，就会积极主动地自主学习、积极思维。
（二）通过故意创设错误问题创设探究情景。
西人有谚：“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铺的都是错误的鹅卵石。”因此，语文教学中有时视情况还可故意创设“搭错梯子爬错墙”的错误问题情境，如此就可在教学内容和学生求知心理之间创设一种不协调、激发学生产生弄清未知和错误、寻求真知的迫切愿望，这样，就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去动脑、动手，自己去推敲文本，去探索，去发现，直至走出错误的迷宫，这比简单地塞给他们一大包知识，灌进一肚子理论和思想更有好处。通过问题促使学生思索，探究，相互交流、争论和启发探讨，使学生始终在问题中学习，养成提问题想问题的习惯，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如此长期引导，不断实践，就使学生不仅爱提问题，敢提问题，而且善提问题、会提问题，从而不断促进学生创造思维能力和探究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通过学生有争议的问题，创设探究情景。
在语文学习中，学生对所遇到的问题产生争议是难免的，争议是学生的认知思维发生冲突的结果，是科学探究的基础，教师在语文课堂上应该通过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来进行探究教学。如在教《咬文嚼字》一文时，就可引导学生对文中朱光潜的“推敲之说”进行探究。
二、抓文中空白，引导探究
语文教材里的文章大多出自名家之手，有时作者根据文学创作的需要，在行文中有意识地留下一些空白，而捕捉这些启人深思、促人挖掘的空白点，是引导探究最好的切入点。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文本中“空白”去引导学生思索、想象和理解，沿波讨源，显其深深幽处。如选修课外国散文欣赏中的《懒惰哲学趣话》一文，文中并没有对旅游者和渔夫的是非曲直做出评判，而是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我就引导学生结合作品探究渔夫和旅游者的生活态度，并谈谈自己又愿以何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走向未来呢？于是学生通过分析推理判断，做出大胆想象，巧妙填补空白，从而引发了探究问题的欲望。
三、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学生自主合作，相互探究
奥地利教育家贝尔纳曾强调：“没有情感的教育不会成为成功的教育；没有情感的课堂不是成功的课堂。”因此，平等、和谐、信任的师生关系，自由、宽松、民主、融洽的课堂气氛是唤起学生学习兴趣并促其主动学习的基础，也是实现主体性参与教学的前提。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注意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自由的教学环境，让学生乐于思考，乐于动手，乐于讨论，乐于公开自己的成果和困惑，允许学生对老师的观点提出异议，形成师生间的多向交流。例如针对《项链》出人意料、戛然而止的结尾，我要求学生展开想象，进行续写。经过讨论，同学们选出了这样一些续写方案：有的说，玛蒂尔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因为经过十年的艰辛生活她已变得勤劳、坚定；有的说玛蒂尔德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五雷轰顶，她十年的辛苦白费了；有的说玛蒂尔德会质问她的朋友为什么当初没跟她说明白；有的说，后来无意中发现，玛蒂尔德赔偿给好朋友的项链也是假货，双方哭笑不得。最后要求学生从文中寻找依据，根据课文的情节内容、主题思想、甚至铺垫等写作技巧进行多方面思考和探究，比较上述续写方案的优劣，从而选出相对合理、新颖的设想，这样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活动，洋溢着饱满的探究热情。
四、组织学习小组，通过互帮互学，合作学习，提高探究能力
关键词:房地产证券化可行性制约因素
房地产证券化是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的房地产证券化探索始于1992年海南省三亚市推出的“地产投资券”,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中国建设银行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从而迈出我国进行大规模房地产证券化的关键性一步。
我国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一)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宏观环境日趋成熟
1.国际上房地产证券化的成功经验。自从1930年美国政府二级抵押贷款市场开拓以来,各市场经济国家均推出了多样化且富有弹性的房地产证券化产品。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对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推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土地产权和房地产产权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用地单位或居民逐步拥有了房地产产权,通过承租国有土地,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同时,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通过购买公有住房、微利房、商品房、自建、合建等方式逐步拥有了住房的所有权,为土地和房屋的抵押开辟了道路,也为房地产权益的分割提供了条件,为推广房地产证券化做了积极的准备。
3.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经济基础。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国民经济连续几年保持了7.5%以上的增长率,为房地产证券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下降,但房地产投资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总体上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快速增长特征。同时,国家针对房地产金融领域的违规操作现象,自2001年以来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房地产金融政策,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规范发展的金融市场为房地产证券化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初步具备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微观基础
1.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资金缺口。1998年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以后,城镇居民长期被抑制的住房需求逐步释放,投资性的需求在增长。但从房地产市场供给上看,现在我国大多数开发企业不具备雄厚的开发资本,银行贷款、信托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发行股票并上市、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融资方式均有一定局限性,只有推行房地产证券化,在金融市场上直接向社会大众融资,才能较好地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短缺的矛盾。房地产进入流通领域满足单位和个人的消费需要,庞大的住房消费市场的资金来源不可能依靠国家财政,也不可能完全依靠银行,住房消费的直接融资势在必行,推行房产证券化成为一种必然。
2.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基本成熟。住房抵押贷款是最容易进行证券化的优质资产之一,其原始债务人信用较高,资金流动性稳定,安全性高,各国的资产证券化无不起源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而我国随着住房货币供给体制逐步取代住房福利供给体制以来,住房抵押贷款不断上升已经初步形成规模。
3.庞大的房地产证券化投资需求群体。我国居民拥有大量储蓄。2005年3月末,我国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12.9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这样一个拥有大量结余资金的群体,将为房地产证券化及其上市创造一个必要的市场环境。首先,证券可以根据需要以一定的面额等额分割,可以用较小的数额表现,房地产证券化的实施将大大降低资金进入的“门槛”。其次,房地产证券不仅可以使投资者享受资金在房地产领域运动所产生的增值回报,在有价证券代表有关房地产产权(如持有房地产产权收益凭证)的情况下,这笔资金可以根据需要转化为房地产的实物消费。
4.走向规范的资本和证券市场。以买卖发行各种债券和股票的资本市场在我国已形成基本框架,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为房地产证券提供了市场规模,也因资本市场证券品种丰富而使房地产融资形式有多样化的选择。我国的证券市场也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众多证券公司组成的证券发行市场和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STAQ系统和NET系统为代表的证券交易市场,并且交易的容量和辐射范围不断地扩大,硬件和软件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为房地产证券的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三)政府的推动
证券化是一种市场行为,但也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在房地产证券化发展的初期,我国政府也极力推动住房抵押证券化的发展。例如,2005年3月,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设部、税务总局等十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协调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具体组织和协调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分析研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讨论有关难点问题并商议解决方案。
我国当前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制约因素
(一)体制制约
房地产证券化是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产物,其基础是私有制,房地产产权的细分出售正是私有化的集中体现。而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还不能将大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而是优先用于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短线部门,这就决定了我国所要推行的房地产证券化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况且,我国现行的房地产投资与金融体制正在进行重大改革,专业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项目业主负责制等举措正是改革的重大步骤,但是这些目标的真正实现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房地产证券化进程。
(二)法规制约
住房贷款证券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将银行债权转化为投资者有价证券持有权的过程中,涉及原始债权人、证券特设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贷款服务、证券投资者等方面的利益。然而,我国现行《证券法》的相关条款中,缺乏对资产证券化在房地产融资业务应用中的规定,这势必增加住房贷款证券化的推进难度。同时,在建立风险隔离机制所要借助的相关法律有《破产法》和《信托法》,由于这两种法规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种种困难。
(三)资本市场的制约
现阶段,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属初级阶段,市场容量和市场规模十分有限。而房地产证券化品种很多,一经推出势必会给已经“饱和”的证券市场带来巨大压力,这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很不利。房地产证券化工具多半是依赖于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房地产证券流通市场要承受证券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双重风险,这更会使其在流通中受阻。
(四)房地产金融一级市场欠发达
西方房地产证券化的规律是:房地产金融一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寻求发展二级市场,因为二级市场能解决一级市场发展中面临的流动性、资金来源、信贷集中性等主要矛盾;二级市场的出现又促进了一级市场的发展。我国长期实行的福利住房制度使房地产金融市场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决定了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以非专业性房地产金融机构的商业银行为主体。
(五)信用制约
现阶段,我国尚无完整意义上的个人信用制度,银行很难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作出准确判断,对个人信贷业务的贷前调查和对贷款风险的评价显得困难重重。由于个人流动性大、财务收支状况难以确定,银行为了减少信贷风险,只好在贷款方式上严格控制,无形中制约了个人信贷业务规模的扩展,而规模过小的住房抵押贷款初级市场对证券化的推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从国际税法的发展趋势看，各国统一实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是可行的。到1997年底，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通过国内立法、签订双边或多边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等方式，对居民税收管辖权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大体上包括：[1]一是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实际上只行使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2]如有的国家或地区全面放弃居民境外所得的征税权，不论居民还是非居民，一律仅就来源于境内的收入征税。二是从纳税主体的范围上进行限制，即对居民公司仅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对居民自然人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3]有的国家放弃居民公司境外所得的征税权，但对居民自然人仍坚持境内外所得全面征税。三是从纳税客体上加以限制。有的国家对居民境外的某些收入免税，如瑞士对居民公司在境外设立的常设机构所取得的营业利润，以及居民纳税人坐落在国外的不动产所取得的收入，均免予征税。四是从时间上进行限制。有的国家对居民境外所得采取有时限区别的特殊免税政策。如日本规定，在境内居住1年以上不满5年的居民个人，其境外所得仅就汇入部分征税。英国则规定，在英国居住6个月以上不满3年的居民个人，其境外所得仅就汇入部分征税。[4]五是采取“递延法”进行限制。有的国家对居民在境外设立的子公司，只要其在国外已构成他国的法人实体，其实现的税后所得未汇回前，免予征税。母公司一旦收到子公司的股息，均应还原为应税所得，合并母公司计税。六是从计算方法上间接地进行限制。有的国家对居民（主要是自然人）纳税人来自境外的收入课税时予以较为优惠的宽减。如美国税法规定本国居民（公民）如因在国外居留时间较长而一旦成为外国的居民纳税人时，其在国外的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佣金等）合并计税时，允许年扣除免征额7万美元和超过定额的住房费用。此外，许多国家通过缔结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对居民境外某些收入项目实行免税。[5]
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中也有一些免税的条款。如中比协定规定，比利时只对股息（除符合免税条件以外）、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保留居民的征税权并给予税收抵免，其他凡是按协定可以在中国征税的所得，比利时都给予免税。中德协定、中挪协定、中波协定等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均有类似的免税规定。据此，世界各国几乎没有纯粹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对居民纳税人的境外所得均给予了或多或少的宽减，限制征税权已达成某些共识。由此可见，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税收立法实践呈现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倡导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趋势。
二、从财政收入等角度考察
采取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不会减少各国的财政收入。如前所述，许多国家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了居民税收管辖权，有些国家甚至放弃了居民税收管辖权。这些税收立法实践表明了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不依赖于居民管辖权的行使。相反，采用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使各国从中得到比原来行使两种税收管辖权时更多的税收利益。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并不侵犯国家的。有学者认为征税权是国家的重要体现，而限制或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是对国家的侵犯。然而，虽然两种税收管辖权都是国家的引申，但如果各国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共同限制各自的行使范围，如实行税收外交豁免，就不能认为是侵犯了国家的。[6]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应阻碍税收管辖权的统一。因为从国际投资市场的现状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多处于投资国的地位，会反对取消居民税收管辖权而仅仅适用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做法，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统一的结果对发达国家也是有利的，完全符合发达国家一直提倡的资本应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宗旨。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考察，发达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助于全球经济的良性运行。就目前看来，应该说，实行收入来源地管辖权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但从长远看来，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使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消除国际重复征税，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宏观环境。[7]
总之，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能有效地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且适应了经济国际化、投资跨国化、贸易全球化的需要。目前，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率先实行了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制度，我们深信在21世纪这一制度将在全世界范围得以更广泛的推行。
「注释
[1]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369页。
[2]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以及赞比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香港、澳门等国家或地区便是采取这种做法。
[3]如法国、巴西等即采取这种做法。
[4]新加坡也有类似规定。
[5]OECD范本和UN范本的第23条一致规定：“当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所得或拥有的财产，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时，首先提及的缔约国一方应对该项所得或财产给予免税。”
